重奖之下，必有勇夫。奖歪了、奖斜了、奖错了，就会鼓励歪风邪气，打击正气，伤了人心。帝王送礼也是赏。一盒胡饼，胜过千匹绢帛；一部《汉记》，胜过千金珠玉。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奖故且重要，罚同样要严厉。只有做到公平公正，才能让人心服口服。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论是谁，只要触犯了法纪，就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
小功不赏，则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则大怨积起。
晋文公说过：“功是一回事，过又是一会事，赏罚必须分明，才能使军士服从命令。” 无论是国法或家规，重要的是必须赏罚分明。一个军队赏罚分明，可以提升军中的士气； 一个公司赏罚分明，可以提升公司的业绩。唐太宗正是做到了赏罚分明，才使众贤才甘于为他效犬马之力，最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
赏罚制度自古有之，赏的目的在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罚的目的在于告诫人们不该作什么，有赏有罚工作才能顺利进行。
薛万均率军平定吐谷浑，在录功时将自己败阵的责任推到契苾何力身上，又歪曲事实，将契苾何力的胜果说成自己的功劳。契苾何力大怒，忍无可忍，拔刀冲向薛万均，欲杀之泄忿。这是一次典型的汉胡将领发生冲突的事件。
李世民听取何力的申诉后，作了公平处理：便欲撤去薛万均的官职，授予何力。契苾何力却叩头谢绝，道：“以臣而解万均官，恐四夷闻者，谓陛下重夷轻汉。”李世民当然不可能有什么“重夷轻汉”的思想，然而他不分汉夷，秉公赏罚，使何力这个爽直的铁勒将领由衷地感动，誓死效忠李世民。
李世民没有“蛮夷之分”的思想，对于有才能的夷族将领，能够量才而用，给予重任。他的一些任贤事例有口皆碑，堪为佳话，更难得的是李世民对少数民族中的杰出人才也能倾心信用。他依据少数民族将领的功勋与智勇，任以显职。
如突厥族的阿史那社尔，因智勇过人，深得李世民的信任与重用。贞观二十一年出征龟兹，李世民以他为行军统帅，一些汉族名将尚要受其节度指挥。阿史那忠则因清廉勤谨，被擢为正三品右骁卫大将军，“宿卫四十八年，无纤隙”，时人将之比为“金日碑”。执失思力，原是颉利重臣，早在武德末贞观初，就因与李世民因国事往来经常见面而为李世民所了解，李世民赞赏执失思力能进忠言，有过人的见识，倚之为心腹，并将公主许配给他，拜为驸马都尉，封安国公。
又如突厥将领阿史那思摩因立军功，李世民赐姓李氏，仍名思摩，授职右卫大将军。贞观十九年，李思摩随李世民出征高丽，在进攻白岩城的战斗中身中流矢仍奋战不已。由于战况激烈，没有及时进行治疗，以致瘀血滞积，伤处脓肿。李世民感激李思摩之忠勇，爱将心切，亲自以口为之吮吸脓血，消息传至军中，将士们无不感动。思摩也因此对太宗更加忠心耿耿。
这些都说明了李世民对夷族将领和汉族人才一样，公平地量才录用，即不故意冷落，使人怀才不遇；也不刻意加恩，使人力不胜任。
西突厥人史大奈英勇骁悍，早在晋阳起兵时，就追随李渊转战秦、晋之间，多立战功。贞观初年，李世民封史大奈为右武卫大将军、窦国公，食邑三百户。棘褐族李谨行通冠三军，李世民亦拜为右卫将军。
对内附的少数民族首领及将领们，李世民给予了种种的优待及诚爱，使一些归降后的异族将领对唐朝逐渐形成深厚的感情，并开始把大唐当做自己的祖国，以大唐子民自命，使本来曾一度水火不容的胡汉之间关系出现了紧密团结的新气象，为唐朝的民族大融合做了最好的铺垫。
小功不赏，则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则大怨积起。李世民正是做到了对所有有才能的人，不分尊卑、不分贵贱、不分民族，只要有才能就委以重任，他的大业才能如日中天。
制度是企业发展的必备手段
唐太宗认为：“赏罚是国家的大事，假若受奖赏的人是有功之臣，无功之人就会悄然隐退，消声匿迹。假若犯罪的人及时受到法律的应有惩罚，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就会悬崖勒马、悔过自新。”所以，李世民非常重视法治建设，强调把法制作为施政纲领，用奖赏和惩罚两种手段进行国家治理。
在管理国家方面，唐太宗主持制定了《贞观律》， 明确了赏罚制度，加强了法制建设。长孙无忌又和其他人为其作注，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唐律疏议》，成为封建社会成就最高的法典，而且一直保存下来。
李世民治国非常注重法治，然而，他的子女从小娇生惯养，很不给他面子。太子承乾爱赶时髦，经常带一帮狐朋狗友，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祸害百姓。
或许在李世民大力提倡蛮汉一样的思想的影响下，唐代社会十分流行突厥服饰、饮食，李承乾就派人去偷盗老百姓的牛羊，宰杀之后，制作涮羊肉或烧烤食品。每次宰牛杀羊，太子都要亲自动手，做熟之后，和他宠爱的侍僮、侍女一起享用，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吃饱之后又让人穿上突厥族的衣服，以五个人为一个部落，用布毡搭成帐篷，拿着枪，列着阵，打着五狼头旗，进行打仗游戏。有时候还命令手下的人．在帐篷中煮羊羔，用刀割着吃。然后说：“我已经做上突厥的可汗了，比如今天死了，你们可以为我举行葬礼了。”说到这里，突然倒地，僵卧不动。侍僮侍女一齐痛哭，骑马绕着太子行走，脸上装着悲伤的样子。由于实在看不下去，太子的老师张玄素就向他李世民告状。李世民不分青红皂白，不是骂，就是打。太子回去之后，就打算报复张玄素。有一天，张玄素路过东宫门口，忽有一个短衣便帽打扮的人走到他身边，突然抽出一条大马鞭。向张玄素脑门打下，把老头打得头破血流，晕倒在地，躺了好长时间，才渐渐好了起来。张玄素自知是由劝谏招来的灾祸，但又无处喊冤，只能忍气吞声。
没受到应有的惩罚，太子胆子越来越大。他的叔叔李元昌，是李世民的族弟，流氓成性，违法乱纪，多次受到唐太宗的谴责。二人伙到一起，臭味相投，狼狈为奸，更是无恶不做。
李承乾曾经对李元昌说：“如果我今天做了皇帝，明天就在花园设置万人大营，与叔叔分别统领一队人马，大战一场，岂不是件快活事?”李元昌说：“太子做了皇帝，恐怕一有过失，别人就提意见，你还能快活?”李承乾说：“这有什么难的?来一人提意见，就杀一人，来十个，杀十人，杀他几百人，哪个还敢多嘴多舌?”
没多久，李承乾因为坏事干的太多，被人告状，李世民就把太子叫去臭骂一通，还想改立李泰作太子。李承乾就有了谋逆之心，准备用武力处死李泰。李元昌却说：“这事好办，但办成之后，太子要答应我一件事。”太子问是什么事，李元昌说：“上次我进宫拜见皇上，看见皇上身边有个弹琵琶的美人，长得漂亮极了。你如果当了皇帝，应当把她赏给我，千万别太自私!”“这算什么?大事能成，我与叔父同享富贵，还在乎一个美人儿?”李承乾笑着说道，当下就割破手腕，把血沾进酒碗，发誓同生死。因而，有了后来的太子为跟李泰争夺皇位的血肉之间的斗争。
令李世民头疼的不只李承乾一个儿子，他的第七个儿子李祜右也不成器，他生性轻狂、急躁，爱好游猎。长史权万纪多次规劝，李祜都视为耳旁风。权万纪害怕因教育不力受到李世民的责怪，就把李祜的过失向唐太宗作了汇报。唐太宗写手令痛责李祜，李祜异常愤恨，并且变得更加暴戾。权万纪严加管教，不许他出门游逛，把打猎的鹰犬全都放了，还弹劾了李祜的随从几十人。李世民十分重视，当即派刑部尚书刘德威调查核实，并把李祜带回朝廷。李祜便与狐朋狗友商定谋反，射死了权万纪，并把尸体剁成肉酱以泄私愤。
李世民马上让李勋前去征讨，李祜、李承乾一同被抓了起来。李祜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李承乾因大臣求情，被废为平民，幽禁在右领军府中。李元昌被判死刑，下令自杀。同时受到严惩的还有杜如晦的儿子杜荷等一批官宦子弟，以示警戒。
李世民由于亲眼看到了隋朝的灭亡，深知皇亲国戚对国家政权的破坏作用。所以能做到执法如山，大义灭亲，办起案来，毫不留情。
例如李世民的儿子李恪，因外出打猎，践踏农民庄稼，被御史柳范弹劾，因此失去王位，削减封邑300户。李世民的叔父李道宗，过去打江山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是他犯罪以后，同样被逮捕下狱，并免去官职，削去封邑。他的另一个叔父李道彦，由于无端挑起汉人与党项族的民族冲突，被减免死刑，流放边疆。还有李世民的老部下、岷州都督高甑生等，犯罪以后，照样以法处置。有人在唐太宗面前说情，李世民却说：“从太原起兵以来，功臣很多，现在如果不处罚高甑生，将来国家法令就无法推行了。凡是给朝廷立过功的人，我是不会忘记，但是如果犯法，无论什么人都要以法制裁。”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实际上就建立在以法治国的基础之上，没有法制作保障，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家社会安定，民族团结与融合，都只能是一句空话。治理国家要依法行事，治理企业、治理家庭也要依法办事。俗话说得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法律法规，一切靠想当然办事，肯定问题百出。
法制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维护其根基的必备手段，只有健全法制的群体才能长治久安，和平稳定。努力构建法制国家也正是我们现在所倡导，且必须的。
精神奖励是比加官进爵更好的激励
俗话说：“重奖之下，必有勇夫。”强烈的物质刺激，可以让将士忘却死亡，奋勇献身。而高尚的精神奖励，也具有异曲同功之妙。精神奖励是比加官进爵更好的奖励，但如果能做到把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则实际效果就会更好。李世民就十分重视这方面的工作。
春花初绽，是它一生中最充满生机、充满活力的时刻。然而，使春花保持它含苞初放的娇美，需时时培育。同样，政治家初出茅庐，是他们一生中最热情、最积极的时刻。要使人永远热情积极，进取不息，就需时时激励。
封建社会里，“学而优则仕”与“货与帝王家”的思想约束着知识分子们的认识，因而，激励不可能来自人民群众，只可能来自于封建专制帝王。李世民相当聪明地意识到，要使大臣们勤勉为政，就需要自己的勤加慰抚，去去肯定他们，赞许他们。
肯定大臣，赞许大臣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口头上的表扬。李世民在表扬臣子的时候，态度诚恳，使被表扬的人既感到获得了肯定，又感到无比荣宠。但李世民能够很好的把握表扬的尺度，并不滔滔不绝地进行表扬，使被表扬的大臣不致于自满而骄、得意洋洋。
贞观时期，受李世民表扬最多的莫过于魏征。李世民不止一次地赞许魏征忧心国事、直言敢谏的作风。他曾赞许道：“魏征往者实朕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然征犯颜切谏，每不许朕为非，朕所以重之也。”“贞观之后，尽心于朕，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朕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魏征死后，李世民对群臣泣下，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同时经常得到李世民称许的还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王硅、李靖等重臣。而对于犯有过失的臣子，李世民则立即加以批评。不过，李世民的批评并不粗暴，他能掌握分寸，说出臣子的过失所在，以职守责之，使臣子惭于失误。
实践证明，在领导艺术中，过分的批评只会打消一个人的锐气，甚至助长怨愤，破罐子破摔；得当的批评，则使臣属醒悟自己的错误，改正行为，这也是一种激励。 贞观二年，封德彝任右仆射，李世民命他举荐贤才，可封德彝并未举荐一人，并对李世民说当代没有奇才。李世民的心头气恼，批评他道：“前代明王，使人如器耶，皆取士于当时。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这番话指出：认为当代没有奇才的看法不但错误，而且近于搪塞，以此批评封德彝没有尽心去发现人才。封德彝自然理亏，满面羞惭。
关怀也是对臣子的一种激励。得到关心和爱护是人的一种需要，而在专制体制下，对于大臣来说，得到皇帝的关爱则不单单是得到了莫大的恩宠，同时也得到了工作的**和动力。
李世民是善于并倍加爱护大臣的，他对李世勋的爱护堪为典型。李世勋卧病需须灰作药引，李世民自剪胡须，为其和药；李世勋醉卧，李世民自解外衣为他披上。一些重要大臣卧病，李世民经常亲自去探视，并关心医药、休养等方面，甚至亲自为大臣安排。
作为一个封建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李世民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又能从小事入手，关心大臣的生活，动之以情，与大臣们达成心灵上的沟通。这样就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力量，赢得大臣们的忠贞之心，甚至不惜为李世民去赴汤蹈火。为了表示忠于李世民，契苾何力决不投降，曾经当着真珠可汗割耳自誓，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李世民之所以有这样大的精神力量，一方面固然因为他是大臣们信任的封建英主，另一方面大臣们也得到了这位英主的信任，同时，李世民对他们的关爱，也是他们效命的原因之一。
李世民不仅从精神上鼓励大臣，还给予大臣物质奖励。每当大臣们上书言事，有可称者，便赐绢赐帛以表彰他们的行为，以资鼓励他们再接再厉，类似例子史不绝书。李世民奖励臣下，是为了激励他们勤于政事，鼓励他们有言必谏。最典型的就是贞观初年，元律师获罪，李世民意欲处死，孙伏伽认为法不当死，直言切谏。李世民很赞赏孙伏伽的清忠公正，为了鼓励大臣们都像孙伏伽那样敢于进谏，公平处事，赐兰陵公主园给孙伏伽，价值百万。有人认为这一赏赐过于丰厚，李世民却道：“朕即位以来，未有谏者，故赏之。”
人是需要激励的，需要成就感和价值感来肯定自己．如何给他们一种成就感，一种价值感，使他们觉得自己的一生不曾虚度，努力不曾落空，因而更加精神百倍地去投入新的工作，追求一个更高的人生境界，奋进不已。这需要领导真心的投入，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艺术。
重奖之下 必有勇夫
俗话说：“鱼儿不上钩，是鱼饵味不香；猴子不上杆。是锣鼓声不响。”只有在鱼饵中放人香油、鸡肠、蚯蚓等有滋有味的配料，才能诱鱼上钩。只有把锣鼓敲得震耳欲聋，表演节目的猴子才会心血**，尽兴表演爬竿绝技。同样，重奖之下，才能激发将士的斗志，上刀山、下火海，永往直前。
重赏的精髓就在于激发人们表现出潜意识里最具战斗力的一面。获得精神或物质上的奖励是对一个人的肯定，而获得肯定是人的本性，因而，在激发人的潜在能力方面，赏赐就起了很大作用。李世民也就是抓住了这一点，并好好地利用了一把，因此得到了如此之多为他誓死效忠的勇士。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和李世勋率大军远征高丽，在攻取白岩城的战斗中，遇到高丽军民的顽强抵抗，唐军将士伤亡惨重。无奈之下，李世民亲自督战，连续发动冲击，守城的高丽将士眼看顶不住了，就来个缓兵之计，打出白旗，假装要放下武器，向唐军投诚。李世民当即下令停战，等候高丽人归降。等高丽一方缓过劲来，又马上投入守城战斗，让唐军猝无提防，损失惨重。李世民看在眼里、恨在心里，马上下令，一旦攻破白岩城，所缴获的珠玉宝贝、男女老少，全部赏给攻城将士。女的给你当老婆，男的给你当奴隶，完全由将士决定怎么处置。
听到唐太宗的决定，李世勋马上传令部下，全军出动，昼夜猛攻。兴奋的将士，冒着矢石，奋勇杀敌，很快占领了城池制高点。白岩城危在旦夕，只好投降。李世民一看高丽将士又要投降，心里虽不高兴，还是勉强接受了敌方的请求。然而李世勋却沉不住气了。他带着几十位甲士，质问皇上：“唐军将士之所以把死亡置之度外，拼命攻城，就是因为陛下说，攻下城池，所获珠宝男女，全部奖给攻城将士。现在白岩城马上就要攻克，你却接受高丽人的投降，你让我怎样向全军将士解释呢?这不是伤将士的心吗?”
李世民听后马上下马，向所有将士道歉：“李将军说的很有道理。但是，纵兵杀人，**妇女，我又实在不忍心。将军手下攻城有功的战士，我会从国库中划拨经费，进行重奖。希望李将军以宽厚为本，饶恕城中百姓的性命。”
随后，李世民下令安抚高丽百姓，一万多口男女在江边搭棚建屋，赐给饮食。对80岁以上的老人，另外赏赐绢帛若干。其他城市来帮助防守白岩城的将士，全都发给粮食和兵杖，遣送回家。有一个原先在辽东城当长史的官员，被部下杀害，他的妻子和亲兵逃到了白岩城。李世民认为他不和唐兵交战，深明大义，赐给家人绢帛五匹，把长史的尸体装入棺材，运回平壤安葬。在白岩城设立岩州，由孙代音担任刺史。
李世民虽然有言在先，城破之后，就把物品和俘虏奖给将士，但这不合人伦，有纵容将士烧杀**之嫌。对于这种奖励方式，李世民实在有点于心不忍。只好打开国库，另行奖赏。同时把仁义之举，作为精神奖励，施加于自己的将士和高丽百姓，乃是“一石三鸟、一箭双雕”的复合式奖励，受益的人们更多，激励效果自然与众不同。看来，这还是明知之举。
俗话说：“重奖之下，必有勇夫。”强烈的物质刺激，可以让将士忘却死亡，奋勇献身。而高尚的精神奖励，也具有异曲同功之妙。如果把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则实际效果就会更加显明。
处事公正 不怒自威
仲弓曾经说过：“立身庄重而行动简约，以此来管理百姓，不也可以吗？” 意思是说，管理者的庄重可以增加威信。的确，很多情况下，威信的树立也不是通过发怒来完成的。残暴就像烈火，瞬间即发，让人猝不及方；德仁就像水，细水长流，让人身心坦然；只有处事公平，有功则赏，有罪必罚，才会令人畏服。李世民在大臣心中的崇高威信靠的就是这一点。
李世民一向做事赏罚分明，刚正不阿，这使得大臣都很敬畏他。每当他坐在朝廷上，大臣见他，相貌堂堂，威仪赫赫，心里都很惶然，不敢随便讲话。有事启奏时，如果心中不打好腹稿也不敢进言。由此足以看出李世民在大臣心目中的威信有多高。
贞观二年，李世民对房玄龄等人说：“隋朝旧臣屡次称赞高顾颢是一位有才德的贤相，朕认为高颢之贤，在于他正直公平，善于治理国家。隋室安危，系其去留。隋炀帝荒**无道，昏昧不明，使这位贤相无罪被诛，令人掩卷叹息。汉魏以来，有贤名者莫如诸葛亮。而诸葛亮治国，也不外乎是公平正直，他曾上表奏请皇帝，把廖立、李严削职为民，贬至蜀南，廖立闻诸葛亮死耗，哭道：‘吾其左衽矣。’李严则哀伤过度，竞忧郁而死。陈寿撰《三国志》，赞诸葛道：‘亮之为政，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卿等怎可以不将诸葛亮作为楷模呢?朕今总是想学习前代有道明君，卿等也应该学习前代有德贤相。如能如此，荣名高位，自能长守。”
房玄龄应声回答：“臣闻治国的关键，在于为人公平，为官正直，因而《尚书》云：‘无偏无党，王道****，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孔子则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圣上如今应多考虑如何操政教之源，究至公之要，包罗天下，教化治理百姓。”李世民说：“这正是朕心中所想，岂有对你们说过而又不实行之理。”
从李世民对房玄龄等人的告诫中，我们可以看到李世民公正不阿的个性。这是这种个性使然，李世民注重是功罪分明，赏罚得当，对该处罚的人，哪怕是皇亲贵族也决不姑息。
贞观九年，由于行军总管高甑生过期不至，李靖对他施以处罚。高甑生怀恨在心，诬告李靖谋反，朝廷按察，并无实迹。李世民令法司定高甑生诬告重臣之罪，结果被判流放。有人进言说：“甑生是秦府旧臣，为陛下立过功劳，陛下看在昔日情分上，就免了他的罪吧。”李世民说：“甑生违犯军法，又诬李靖造反，这样的罪如果可以宽免，那法律还能令人信服吗?国家自起晋阳，功臣多矣，如果甑生可以获得宽免，这些功臣也可以恃功犯法。朕对于昔日有功之臣，未尝忘其功勋，但也正为此，不敢轻赦。”高甑生最终还是被流放了。
还有一次，长孙无忌受李世民的召见，带佩刀进入东上阁门，忘了解下。觐见完后出门时，监门校尉才发觉此事。因此，封德彝认为监门校尉有失职守，犯了死罪；长孙无忌带佩刀入宫，虽是无心之失，但触犯法律，应判刑三年，罚铜二十斤。
李世民听从了这个处罚意见。这时戴胄奏道：“监门校尉失察，无忌带刀入宫，同属无心之过。臣子之于皇帝，不得以无心来塞责，律法规定，供给皇帝的汤药、饮食、舟船有失误不合法者，都要处死，也就是说长孙无忌也是死罪。陛下念无忌之功，这就不是大理寺所能决，陛下如果要依照法律，法律却说明这种因人而异的处罚不合理。”李世民说：“法律是天下人的法律，不能我一人说了算，怎能因无忌是国戚，便有碍法律实施呢?”下令给二人重新定罪。封德彝坚持自己的意见，李世民打算听从，戴胄又说：“监门校尉的过失是无忌引发，依律应从轻处置。论他们的罪过情节相同，可处罚的悬殊却太大，陛下恕臣斗胆再三奏请。”李世民于是免了监门校尉的死罪。
李世民像这样公正处事的例子可谓举不胜举。要树立起贤明之主的形象，就必须要能尽量做到处事公正合理，令人信服。李世民经常以诸葛亮的话：“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来告诫自己，也是以这句话作为行动准则，去努力树立自己的英明形象，始终严格自律。
在封建社会里，大多数大臣都是本着“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原则。跟皇帝站在一起，保护自己的家族利益，因而，有功必赏就成为帝王布信于天下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为了调动臣子的工作积极性，便一定要量功行赏，不断促发他们继续进取的积极性，使自己的封建统治更加牢不可破。
李世民在政事、军事、礼仪、诉讼等各方面都秉公论断，公正处事，使其合情或合人心，或使其合法或合礼，因此才能令人畏服敬仰。大臣之所以见了李世民战战兢兢，并不单单是为了帝王身份至高无上，是因为李世民公正贤明的帝王形象至高无上，因而，领导要明白一个道理，易怒并不能解决问题，秉公办事，实事求是才是处事之道。
一个管理者的威信是在工作的一点一滴中树立起来的。一旦你树立了威信，那么你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将会大大提高。就象一种产品，开始人们不了解它的品质，等慢慢被人们认识以后，人们就会喜欢它，这种产品的品牌也就树立起来了，有了品牌效应，这种产品的效益就会大大提高。威信对于人的作用也如同品牌对于商品的作用一样，它将大大提高这个人的魅力，更加提高和巩固了领导能力。
端正自守 不贪逸乐
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从历史来看，大多说王朝的衰败都是因为帝王的一味贪图逸乐、不理政事。因此，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帝王首先自己要端正自守，不贪图享乐。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李世民正是做到了这些，才使唐朝盛极一时。
俗话说：“水可载舟，也可覆舟”。一朝君臣都贪图逸乐，苦的自然是老百姓，老百姓苦，那么帝王的江山还能坐久么？
要树立一个英明领导的形象，就要注意自身作为。事实上，领导者所负有的责任更像一面旗帜，指引方向，激扬士气，团聚力量，而不是事必亲躬。但如果这面旗子无精打采，毫不起劲，飘一阵儿是一阵儿，那就只会起到反作用。如何使自己的形象像面旗帜一样永远在下属们心中猎猎飘扬，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
李世民即位以后，面对的是成堆的难题。这期间的李世民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处理矛盾，缓解局势，十分勤勉。正如史书记载：“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置弘文馆于殿策，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值，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励精求治，数引魏徵人卧内，访以政事”。
正如李世民自己所说，“朕恐怀骄矜，恒自抑折，日旰而食，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他认识到：“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人，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仇既作，流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
李世民一生的爱好，唯“名马、弓刀、美人”，但他严于律己，在贞观初期，尽量克制自己的游乐欲望，把精力都放在处理朝政上。古时纵欲逸乐的帝王，大多将精力花费在酒宴、女色、游猎、歌舞等事上，而李世民也不是不嗜好这些，他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对这些事有正确的态度去面对。
李世民即位初期，因为奏九部乐，不合国体，于是下令祖孝孙开始修定雅乐。祖孝孙“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大唐雅乐》，历时二年半，修订完毕。贞观六年，李世民又令褚亮、虞世南、魏徵等作新乐乐章，将南北胡汉音乐熔为一炉。贞观“新乐”是以隋时九部乐为基础，分为燕乐、清乐、西凉乐、扶南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勤乐、康国乐共九种。贞观十四年，唐军平定高昌，得其乐工，于是又增添了高昌乐，与原有九部乐合为十部。
后来，李世民还亲自主持创作了《秦王破阵乐》和《功成庆善乐》两种歌舞。贞观二年，李世民与群臣论“乐”的作用，李世民说：“礼乐者，盖圣人缘情以设教耳，治之隆替，岂由于此?”表明了他对礼乐歌舞的态度和认识，他认为歌舞出自于人情，反过来又可以陶冶人的情操。
除此之外，李世民还特别喜欢游猎。即便如此，他对于游猎常加以克制，只偶一为之，并不到远郊游猎，以免骚扰百姓。及至贞观后期，当国运方兴，四方平定，各种历史遗留问题都已解决，李世民稍有松懈，游猎渐频，行程渐远。但他即使如此，也能听从臣子谏阻，每当臣子指出他热爱游猎已近于无度时，他都能欣然听取臣子的意见。
贞观十四年，李世民驾临同州沙苑游猎，亲斗猛兽，常早出晚归。魏徵深以李世民的行为为忧，上奏道：“臣闻《书》美文王不敢盘天游田，《传》述《虞箴》称夷羿以为诫。昔汉文临峻坂欲驰下，袁盎揽辔日：‘圣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聘六飞，驰不测之山，如有马惊车覆，陛下纵欲自轻，奈高庙何?’孝武好格猛兽，相如进谏：‘力称乌获，捷言庆忌，人诚有之，兽亦宜然。猝遇逸材之兽，伎本非天子所宜。’臣窃思此数帝，心岂木石，独不好驰骋之乐?而割情屈己从臣下之言者，志存为国，不为身也。臣伏闻车驾近出，亲格猛兽，晨去夜还，以万乘之尊，暗行荒野，践深林，涉半草，甚非万全之计。愿陛下割私情之欲，罢格兽之乐，上为宗庙社稷，下慰群僚兆庶。”
李世民闻言甚愧，说：“昨天的事是朕一时糊涂之举，并非向来如此，从现在起，朕当牢记卿言，以为警诫。”十月，李世民将至栎阳游猎，县丞刘仁轨以秋收未毕，非君主顺动之时，特地赶到李世民驾前，上表谏阻，李世民遂罢猎，擢升刘仁轨为新安令。
贞观十六年，李世民向魏徵说：“朕观古今帝王，有传位十代以上，有传位一代两代就亡国，也有一身得之旋又失之。朕因此常怀忧惧，或担忧抚养生民不得其所；或恐惧心生骄逸，喜怒过度。然而又不能自知，卿可为朕言之，当以为楷则。”
魏徵说：“嗜欲喜怒之情，无论贤愚，靡所不同。贤者能加以节制，不使过度；愚者尽情放纵，多至失所。陛下圣德玄远，居安思危，伏愿陛下常能自我节制，以保全慎终的美名，则万代永赖。”
对于这些大臣的谏言，李世民都欣然接受了。正是由于端正自守，善于自律，还能欣然接受别人的意见和建议，李世民才一直得以受人尊敬和厚爱。君臣一心，因此，才能带领唐朝走向了繁荣。
作为一名领导者，能够时刻严格要求自己，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也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敬重，也能为别人做好表率。人人端正自律，万众一心，必能众志成城！
千里送鹅毛 礼轻情意重
俗话说：“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有时候上级很小的一件礼物，就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李世民则反其道而行之，对自己的部下倒拍马屁，常常把臣下感动得声泪俱下，忠诚不已，拼着老命也要为李家王朝出谋划策，献计献力。
贞观年间，西域回纥国是大唐的藩国，为了表示对大唐的友好，便派使者缅伯高带了一批珍奇异宝去拜见唐王。在这批贡物中，最珍贵的要数一只罕见的珍禽――白天鹅。
缅伯高最担心的也是这只白天鹅，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向唐王交待呢？所以，一路上，他亲自喂水喂食，一刻也不敢怠慢。 这天，缅伯高来到沔阳河边，只见白天鹅伸长脖子，张着嘴巴，吃力地喘息着，缅伯高心中不忍，便打开笼子，把白天鹅带到水边让它喝了个痛快。谁知白天鹅喝足了水，合颈一扇翅膀，"扑喇喇"一声飞上了天！缅伯高向前一扑，只拔下几根羽毛，却没能抓住白天鹅，眼睁睁看着它飞得无影无踪，一时间，缅伯高捧着几根雪白的鹅毛，直愣愣地发呆，脑子里来来回回地想着一个问题："怎么办？进贡吗？拿什么去见唐太宗呢？回去吗？又怎敢去见回纥国王呢！思前想后，缅伯高决定继续东行，他拿出一块洁白的绸子，不心翼翼地把鹅毛包好，又在绸子上题了一首诗："天鹅贡唐朝，山重路更遥。沔阳河失宝，回纥情难抛。上奉唐天子，请罪缅伯高，物轻人意重，千里送鹅毛！”
缅伯高带着珠宝和鹅毛，披星戴月，不辞劳苦，不久就到了长安。唐太宗接见了缅伯高，缅伯高献上鹅毛。唐太宗看了那首诗，又听了缅伯高的诉说，非但没有怪罪他，反而觉得缅伯高忠诚老实，不辱使命，就重重地赏赐了他。
从此，"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的故事广为流传开来。
又有一次，有人送甜瓜给李世民，李世民一吃，觉得十分爽口，味道甜美，马上给房玄龄等人送去。如此受宠让房玄龄觉得自己上刀山、下火海，也报答不了唐太宗的大德大恩。“世民每破军克城，诸将佐争取宝货，玄龄独收揽人物，致之幕府。又将佐有勇略者，玄龄必与之深相结，使为世民尽死力。”以致于房玄龄死后，李世民一吃甜瓜就哭泣，别人问他哭泣原因，他说触景生情，又想起房玄龄，可见君臣情深如此。
一位大臣在朝廷会宴时，李世民赐给他一串葡萄，此人把葡萄放进怀里，一粒也舍不得吃。李世民问他怎么不吃葡萄。他回答说：“我老母生病在家，口干舌燥，想吃葡萄却吃不上，我想把葡萄带回去给老娘吃。”李世民听后，非常感动，当即赐钱，让此人为老娘买好吃的。
还有大将李勋有病，想用人的胡须配药，李世民便马上剪下胡须，给李勋送去了。把李勋感激得痛哭流涕，拼着老命为他奔忙。今天征突厥，明天伐吐谷浑，戎马一生，至死不悔。
如今企业讲求以人为本，领导干部应关心群众疾苦，多为平民百姓办实事。如果在企业工人遇到特殊困难之时，如果平民百姓贫病交加时，领导干部的一包食品、一盒药品，就能春风化雨，滋润百姓的心田，让老百姓言昕计从，甘心情愿为你效劳。
在西方的企业里，老板在工人生日、婚庆之时，都会亲自或派人送去礼品，以表示对工人的祝贺。在日本的企业里，老板会在下级苦闷时，主动邀请工人到小酒馆里，开怀畅饮，倾诉苦水，以此来联络情感，增进了解，促进生产。
人心至重，价贵干金。如果用倒拍马的方式去笼络人心，即使输出一点点心血，也能得到很大的回报。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人间应有真情在，社会需要的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和淳朴而和谐的人际关系，而这些，正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前提。
人命关天有错必纠
知错就改，并不为耻；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人非圣贤，谁都有头脑发昏，阴差阳错的时候，关键还是要严格要求自己，力争使自己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李世民认为“人死不可复生”，对于人命关天的死刑，向来是慎之又慎。这样谨慎的行为，不仅考虑周全，更能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的确令人称颂。
关系到人命的事自然不是小事，因而，李世民在这方面一向谨小慎微。为了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他允许被告人可以当庭与法官进行辩解。法官如果拒不接受，有意阻挠被告人申辩，法官就有可能被剥夺审判权，遭受50～100大板的处罚。同时设立诬告罪，严防坏人无中生有，栽脏陷害他人。《唐律》规定：“诸诬告人者，各反坐。”也就是说，以其诬告别人罪状的刑罚，反过来处理诬告人。诬告别人什么罪，自己就会受到什么罪的处罚。像高甑生就是因为诬陷大将李靖，受到反坐处罚，撤销职务，流放边疆。
李世民自己更能严格要求自己，一旦发现办案有误，便立即纠正。贞观元年，县令裴仁轨让门夫为他干私活，被唐太宗发现，为杀鸡给猴看，李世民决定处死裴仁轨。殿中侍御史李承祜进谏说：“法律是陛下和天下人共同所有的。裴仁轨犯了轻罪，你却要处死他，这样一来，刑法就乱套了。别人还将怎样办案呢?”
唐太宗听了这番话，不但没生气，还很高兴，撤销了自己的错误判决，而且还提升了李承祜的官职。
并州行军大总管刘世让戍守边疆，与突厥贵族矛盾很深。突厥贵族痛恨刘世让，就用反问计诬陷刘世让，说他与突厥可汗内外勾结，准备合谋叛国。李渊信以为真，不加细察，便处死了刘世让。李世民上台之后，突厥贵族投降唐朝，说明了刘世让案件的实情，李世民才知道中了人家的反问计。于是下令重新审查刘业让案件，证明刘世让确实无罪，立即给他平反昭雪。还有裴寂～手制造的“刘文静冤案”，也是在李世民手中平反的，而且“追复官爵”。
李世民以法治国，其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重视证据和犯罪事实，反对刑讯逼供。在唐律的中规定，法官审理案件时，必须根据具体情节审查罪状，反复查证，确信无疑，才能定罪。如果证据不足，而罪犯又拒不交待等问题，必须对其进行拷问时，不许单人进人私下进行，必须和所属长官一同立案拷讯。凡违犯以上规定的人，要打60大板。
另一方面，假如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确凿，具有可靠的人证物证，即使被告自己拒不认罪，也可以根据罪证来判决。不仅如此，唐律还规定，政府除了了解犯罪的行为因素和后果之外，还要了解罪犯的动机是否出于有意，把犯罪的情况作出全面分析之后，再量刑定罪。如果是精神病患者，甚至可以免于刑事处罚。
例如长安令杨纂，在处理“杨氏妖逆”案件时，在审查后找不到可靠证据，犯罪嫌疑人只好无罪释放。当刑部尚书张亮揭发侯君集约他共同谋反时，唐太宗却说：“这件事如果叫大理寺审理，侯君集一定会矢口否认，如果他以‘两人相证，事未可知’以理由进行反驳，我们就毫无办法了。”所以，当时并没有处理侯君集。后来，侯君集谋反罪行暴露，证据确凿，李世民才判处他死刑，枭首示众。
知错就改，并不为耻；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即使错杀了人，无可挽回，为人家平反昭雪，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最其码能显示你有知错就改，勇于直责的决心和勇气。李世民认为“人死不可复生”，对于人命关天的死刑，向来是慎之又慎。还特意规定，死刑犯必须三堂会审，确定无疑之后方可执行。同时允许别人申辨，法官不得干涉。否则以犯罪论处，大棍伺候。这些措施不仅富有新意，而且能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的确令人称颂。
如今，在司法工作的实践过程中，如果我们也能采取一些更合法理、更合情理的作法，杜绝刑讯逼供，限制法官滥用特权，这对于我们国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也必然大有益处。
在现代商业运作当中，如果我们以人为本，把人命关天的大事放在心上，采取有效措施，限制人身伤害事件的频繁发生，企业的经济效益会随安全方面的投入增加而不断增加。
例如日本雪凝乳制品的“牛奶中毒事件”，其所产生的危害。美国碳化物公司在印度的毒气泄露事件，曾使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生命财产的损失，甚至超过了冷战时期的战争。假如以上公司的安全维护人员，本着人命关天、有错必纠、一丝不苟的原则，及时消除管理中的人为失误，那种可怕的结果或许就不会发生了。
法律能剥夺人的生命，企业也能剥夺人的生命。它的设备可以，它的产品可以，它的领导失误也可以。明知故犯，专门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就不用说了。生产把关不严。产品质量不过关，也会杀人害人，让人丧命。
所以，不管对于普通人，还是作为领导者，时刻都应该把生命的可贵放在第一位，时刻为别人着想，毕竟人命关天啊！只有注重别人，才能更好的被别人尊重，你的事业才能因此获得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