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领导，心里应该非常清楚，管理下属并非只是让下属为你工作，而是你也要参与其中，与他们一起工作，和他们一起搞好协调关系。
我们要善待和尊重我们周围的人，不以貌取人，不以印象排斥人。特别是在对待基层员工时，要诚心实意为他们办事，不推诿、不拖拉，不讲空话、大话，不做表面文章，切实为他们排忧解难，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在下属中树立威信，让下属口服心服。我们看看李世民是怎样做到的。
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
常言道：“得人心者得天下。”不能为人民着想的君王，迟早有走向灭亡的那一天，俗话说：“水可载舟，也可覆舟。”就是这个道理。一个处处存着一片恻隐之心，常常对臣民和下层阶级抱着同情和善态度的帝王，欲获得民心，江山就越做越稳。
李世民有一颗仁慈的心，然而，或许由于他青少年时习练武艺，驰骋疆场，加之天生相貌威严，有一种令人不敢仰视的气质，使人觉得他不可亲近。实际则不然，经常是一副悲天悯人、富于同情心的菩萨心肠，甚至为了黎民百姓而“忘身忘我”，对待部下也非常体恤，这就树立了一个心地慈善，有恩有义的“圣王”形象。
贞观二年关中大旱，又闹蝗灾，百姓无衣无食，甚至卖儿为奴，卖女为婢，以求一饱。李世民见此心中凄楚，马上派御史大夫杜淹去关中巡查灾情，把皇家库府中钱粮拿出来，赈济饥民，并赎回那些惨遭贩卖的灾民子女，还给他们的父母。然后又诏告天下：“因去岁霖雨不息，年谷不熟，今年旱、蝗相继，亦将歉收，拟免天下百姓一年钱粮。，’又下诏自誓道：“如能使年谷丰稔，天下安定，请皇天移灾于朕身，以存万国之民，这是朕的心愿，绝无悔吝。％晗好于诏书颁下不久，天公凑趣，普降甘霖，百姓因而对李世民更加悦服，以为他发下宏愿，皇天佑之，洵以李世民为民之父母。
一天，李世民进入御苑，见到蝗虫，亲自捕捉了几只，捧在手心里，对他们祷告道：“百姓以谷物为性命，但汝辈却专吃谷物，这不是要老百姓的命吗?不如来吃朕的肚肠吧。”举起蝗虫，意欲吞下。左右侍臣慌了，慌忙谏止李世民说：“陛下不要吞，这等恶物吞下去，或许会有害陛下之贵体，导致疾病。”李世民说：“朕之民受灾，还怕什么疾病。”不听侍臣的劝告，竟然将蝗虫吞了下去。此举虽属意气用事，无益于事，蝗灾依旧肆虐，但他对蝗灾忧心如焚，甚至以身试蝗的种种行为却打动了臣民们的心。从此全国上下都在李世民的号召下与自然灾害相抗，官府开仓，富户纳粮，终于熬了过去。
史书上记载李世民吞蝗后，蝗灾即息，自然是对李世民的一种神化。事实上，李世民吞蝗之事实有，而蝗灾的消除则是自然而然的，这二者之间并无关联，主要还在于李世民带头对抗蝗灾，并动用国库钱粮赈济百姓，使这灾害深重的一年不至于饿殍遍野，赤地千里。李世民一系列对抗灾害的行为是难能可贵的，他在这一年中树立起来的仁慈圣主形象极大地鼓舞了臣民们和灾害相对抗的斗志，也极大地加强了臣民对这个新即位才两年的皇帝的信心。
李世民即位之初，可以说天时不利。由于霖雨形成涝灾，关内大饥，贞观元年一斗米竟然值绢一匹；贞观二年，天下蝗灾；贞观三年，很多地区又有洪水为患，饥民遍及天下。李世民开国库，输钱粮，百姓都感恩戴德，虽然为想吃顿饱饭而东奔西走，甚至走到别的州县去，但未尝口吐怨言。直到贞观四年不再闹自然灾害，在官府的帮助下，百姓于这一年获得大丰收，流落外地的灾民也都回到了家乡。这一年的米，一斗不过三四钱；这一年东至于海，南到五岭，都外户不闭，行旅之人不带干粮，饥食供给，于道路上就可买到。这都是贞观君臣上下齐心协力，团结一致赈济灾区，勤抚百姓的结果，也是勤劳善良的百姓们对朝廷增强了信心，对前途充满希望，辛勤劳作的结果。可以说，作为一名封建帝王，李世民在这三年中所树立的体恤百姓、唯愿灾移自身的仁主形象，在这三年中是一直辉映在臣民心中的。
李世民不但自己体恤百姓，而且经常教导太子和大臣要爱惜百姓。太子承乾深居东宫，嬉戏无度，颇亏礼义，不爱学习，李世民深以为忧。他在贞观七年对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杜正伦说：“朕十八岁时尚在民间，深知百姓之疾苦。如今身居大位，处理政事治理百姓，仍不能没有过失。太子生长于深宫之中，从未到民间体察过民情，百姓的艰难困苦不曾耳闻目睹，将来一旦让他治理天下，能体恤民情吗?能不骄矜而贪图逸乐吗?卿等常在太子左右，负责辅佐太子，正其言行，不能不极谏，使他多留意民生之多艰，使他懂得守成之不易。”
贞观十七年，李世勋得暴疾，大夫诊视之后，说用人须灰做药引。李世民当即剪下自己一绺胡须，命用它来为李世勋和药。李世勋痛哭流涕，顿首出血以谢之。李世民说：“朕是为了社稷救朕重臣，并不单单为卿一人，何谢之有。”李世劫曾经侍宴，李世民对他说：“朕遍观群臣，可以托孤者，没有一个人比卿更值得信托。卿从前不负李密，今日也必不负朕。”听了这番话，李世勋心情激动，流下泪来。由于心情激**，李世勋不觉失态，饮酒沉醉，睡卧于座中，李世民亲自解下衣服给他披在身上。
贞观二十一年正月，高士廉病危，李世民亲赴其家探视，见高士廉沉疴不起，已无生望，君臣二人洒泪诀别。几天以后，高士廉去世，李世民欲至高士廉灵柩前哭奠，但因为征高丽过于劳顿，大病新愈，房玄龄怕他哀毁过甚，便谏阻他不要去。李世民道：“高公与我，不仅仅是君臣，而且还是故旧姻戚，哪能闻其丧而不往一哭奠之。请不要再阻止了。”领着左右侍臣出兴安门，往高士廉府第而来。
李世民这种体恤下情的举动，也多次体现在他对待臣子的态度上。
当时长孙无忌正在高士廉丧所，听到李世民要至灵堂哭奠，便迎上去，在马前谏止说：“陛下现在病体初愈，尚在吃药调养，最忌临丧哀痛，怎能不保重身体，不为宗庙苍生自重?且臣舅(高士廉)临终遗言说过，不能让陛下屈驾至灵寝，以致伤损陛下身体。”李世民仍不听劝告，直欲人府。长孙无忌五体投地，伏卧道中，流泪固谏，不肯让路，李世民只得返回。回宫后入东苑，望高府方向痛哭。到了灵柩经过渭水横桥时，又登上长安故城的城楼，远望高士廉灵柩哭奠。
李世民哭高士廉，表现了曾与部下在创业及守成之时同甘共苦的君臣深情厚谊，也足以说明为什么在当初受到弟兄排挤、父亲疑忌，在长安几乎无法立足时，他的部下府属能够不念图富贵功名，始终对他忠心耿耿。
李世民重情义，他能体恤和爱心身边的每一个臣民。也正是因为他重情义的缘故。他和众臣才能更好的和睦相处，这也成为后世帝王学习的典范，更留下了千古传送的佳话。
“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复舟，所宜深慎”。魏征是在提醒皇帝要注意民心，争取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朴素的民本思想。作为领导者，一定要执政为民，心为民所想，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我们的事业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求真务实，不图虚名
名和利，古往今来，很难让人看透。大凡所有的人都难讨过名和利的**。古诗中曾这样描述：“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见，“名”对人的影响非常巨大，古今如此。但李世民却是一个不求虚名的帝王，他给臣下树立了一个务实的榜样，知道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
不图虚名,不务虚功,不定脱离实际的超高指标,不喊哗众取宠的空洞口号,不搞只顾眼前的虚假繁荣,不求劳民伤财的虚假政绩,办实事,重实效,务实绩。 对这些古代的帝王来说，没有几人能做到，然而，李世民是个例外，他好“名”，却不好“虚名”。
有一次，康国请求归附唐王朝，以为附庸，李世民说：“前代帝王，喜好招来绝域穷荒的小国以为附属，借此炫耀自己威加海内并仁义服远，事实上对国家并无什么用处，反要劳民伤财去费心思镇守。康国请求归附，如答应了他们，后日他国中有难，我国义不容辞，必然要去救援，师行万里，岂不疲劳。劳顿百姓以取虚名的事，朕是不做的。”因而下诏，拒绝了康国的请求。
由此可见，李世民对于虚名，并不如历代帝王那样热心，他一心想着的是如何安定天下，巩固李氏江山，在世人心目中立起了一座不朽丰碑，这比一时的虚名当然要实际得多。
可以说，李世民是个真正懂得务“名”的人，他尤其好“名”，却不好“虚名”。他为了立名，千方百计注重行止。但正如他说的那样，“名者，实之宾也”，名实不副，其实可羞，李世民深明此理。他不求虚名却因而得实名，说明李世民的明智和清醒，他不自我膨胀，不自我神化，而虚心务实，这在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帝王之中，实属凤毛麟角，难能可贵。
李世民常说：“自知者明，信为难矣”，提出“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过”的观点，贞观盛世的构建是贞观君臣共治天下的成果。唐代诗人元稹为此指出：“房、杜、王、魏之徒，议可否于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于外，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岂父皇独运聪明于上哉?盖亦群下各尽其言，以宣扬发畅于天下也。”
李世民很有自知之明，他从不自居功劳，也不妄自尊大。诚然，纵然李世民天纵英才，但人的智慧有时而尽，以他一人独断而治理天下万机，不可能造成贞观盛世。他评论隋文帝每件事都要亲自决断，虽然辛勤不懈但处理事务却无法尽合情理的行为时说：以一个人的智慧，怎能一日万机，事事亲决。每日决断十件事，恐怕就要有一半都处理不当。处理得当的当然好，可那些处理不当的适必贻毒朝野，日积月累，这样的错误多了，国家岂能不亡?
李世民正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处理事情。他经常把唐朝的贞观盛事归结为大臣们同他一体同心，协力治理国家的结果。他实事求是地对诸大臣诚恳而言：“当今四方夷狄之国俱都顺服我国，民间也百谷丰盛，盗贼渐少，朝廷内外，祸乱不作，这些成绩岂是朕一人之力可以办到?其实是诸位共同匡辅的原因。”他明智地认识到，自己在政治决策上是远胜于隋朝数代帝王的，但他并不因此妄自尊大，中肯地道出了天下太平的根源，即：既有自己的功劳也有臣子的贡献，是大家集体智慧的结晶。
李世民不热衷于虚名，踏实务实，是个实事求是的封建君王他不但能对政治时局保持清醒，对自身价值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同时在大臣们的心目中，他的形象也就因而更加崇高。无心插柳柳成荫，李世民不求明，但却以实际行动为自己赢得了名誉和地位。这种处事方式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有道是“王法条条不容情”，“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在今天适用，在贞观时期依然适用。唐太宗正是本着这一点，从不掩饰自己的过错，公开承认自己的过错，且知错便改，给众大臣和子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值得人称颂。
《贞观律》是李世民时期的巨作。它总结了秦、汉、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各种立法和司法经验，吸取了魏晋以来的立法精华，可以说是一部相当系统、完备的封建法典。然而，法制的建立，不仅在于它的严密性和成熟性，还在于严格地遵守和执行法律，否则，法律将是一纸空文。在贞观时期，有幸的是君臣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要求普通老百姓守法的同时，也督促着皇帝自觉地奉公守法。
作为一朝别开生面的封建君主，李世民经常和臣下讨论上下守法的问题，他对大臣们说：“隋炀帝并不在意身边大臣是否违法，而只考虑他们其中是不是有反叛的人。而朕和他不一样，朕总担心你们不遵守法律，而导致冤情发生。”
事实上，一个国家能否实现法治的关键是官吏是否守法，尤其是身居要位的官吏是否守法。李世民强调臣下守法，是颇有政治远见的。由于封建社会“法自上出”是根深蒂固的事实，并不因一纸法律而有根本的改变，但李世民行的是“王道”，这就绝不同于其他皇帝了，他不但自觉守法，还根据臣下的诤谏来时时提醒自己要以法为重，以天子为轻。
有一次，魏征对李世民说：“使用赏罚的根本目的，是在于勉励做好事的人，惩罚作恶的人。帝王赏罚之所以要掌握天下一致，就是为了不以亲疏贵贱而有所轻重。今之刑赏，未必尽然。或屈伸在于好恶，或轻重由于喜怒。遇到高兴的时候，罪不可赦的也认为情有可原；遇到生气的时候，就到案件之外去寻找罪行。所好则钻开皮肉寻找羽毛；所恶则洗净污垢寻找疤痕。疤痕可以寻找，那么惩罚就过度了；毛羽能够钻出来，那么赏赐就荒谬了。滥用刑罚，小人的行为就会增加；赏赐荒谬，君子的行为就会减少。不惩罚胡作非为的小人，不勉励有正确主张的君子，却希望国家安守，刑罚止息，下臣还没有听说过呢。”
李世民听后，深为自己的一些行为感到惭愧。
自从一怒之下杀了大臣张蕴古后，李世民一直后悔，同时，他也明白一些官吏为了猎取政绩，“核理一狱，务求深刻”，“杀人利已，以钓身价”。张蕴古一案是由权万纪揭发的，而权万纪对此事自然十分得意。这件事激起了魏征的反感，他上奏对李世民说：“权万经等人是小人，不识大体，以潜毁大臣为正确，以告讦官员为正直，凡所弹劾，皆非有罪……”李世民听了马上赏魏征五百匹绢，他毕竟是天子，不好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只好以此来委婉地表示一点姿态。
还有一次，李世民问大理寺卿刘德威说：“近日刑网稍密是何缘故?”
刘德威本想把原因推向别处，但他又一时找不到借口，干脆照直说了：“此在主上，不在群臣。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律文所载：执法者量刑不当，宽了获轻罪，严了获重罪。可是，现在轻罪重判，执法者无罪，而轻罪未判，执法者获大罪。所以官吏为求自免，判案总是深文周纳，惟恐判刑不重。并非有人订了新法，法官畏惧而已。如果陛下按法律断案，此风当立变。”
李世民听了这些话马上明白近来官吏执法过严，都是因为自己而起，于是下诏要求官员不可再轻罪重判。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李世民对大理寺卿孙伏伽说：“作铠甲者欲其坚，恐人之伤；作箭者欲其锐，恐人不伤。为什么呢?因为各有各的职责，各为有利于胜任本职的缘故。朕询问法官刑法是轻是重，往往说比过去的朝代宽大。朕仍担心主管刑狱的官员，以杀人为有功，危害他人而显示自己，以此沽名钓誉，今之所忧，正在此耳!应严加禁止，用刑务必宽大公平。”
对轻罪进行重判，李世民已知过而改，然而假如他又因侧隐之心而对罪犯重罪轻判时，怎么处理呢?
贞观初期，广州都督党仁弘勾结豪强，受贿金银，以没入官中的蛮人为奴婢，又擅自征税，按律当斩。李世民念他追随父亲李渊起兵，是功勋卓著的旧臣，并且很有才略，不愿让他白发受戮，想将他从宽发落，贬为庶人，免去死罪。
李世民召集群臣说：“昨见大理寺五复奏诛党仁弘，朕哀其白头就戮，刚要吃饭，遂为之罢饭。有没有一个使他救生的办法，请公等发表意见。”过了好久也没有人说话。大臣们不同意宽宥党仁弘，又不敢反驳，不说话当然就是最好的反驳。
李世民执意要宽恕党仁弘，最后为了让自己不承担不守法的过错又可以让臣下认可，他想了一个办法，对大臣说：“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因私而失信。今朕欲赦党仁弘，是弃法欺天。朕欲露宿于郊外三日，每天只吃一餐，以此向苍天谢罪。”说完就要动身。
下臣们见李世民一定要去郊外谢罪，一齐跪下叩请李世民只在庭院中谢罪。从清早一直坚持到午后，李世民才降了一道罪己诏：“朕有三罪：一知人不明，二以私乱法，三知恶而不诛，知善而不赏。”最终，贬黜党仁弘为庶人，流放钦州。李世民知道自己这样做虽明摆着弄法欺天，但他心里也实感不安并向天谢罪，比起那些无法无天的昏君来说还是高明之至的。
古人常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就是告诫我们错误并不可怕，怕的是没有敢于承认错误的勇气。作为一个领导者，你的一举一动都在众多目光的关切之下，也许就是因为你一次逃避错误的行为，结果将会产生百倍的负面影响，这真是得不偿失。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是多给自己一次机会，也是给别人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德威兼备，宽严得宜
公平的赏罚，才是真正的威严；恩威并用，宽严得宜，才会事半功倍。而所谓“宽严得宜，恩威并用”的意义，并不是恩、威各占一半，而是说依事情的情况而定，恩威配合，以身作则地教导部属，如此，部属一定会乐意完成交给他的任务。 实际上，一个领导者对部属的一言一行，都应该以宽大的态度去包容，在遇到该严格的时候，也要使部属心服口服，才不愧是一位成功的领导者。
古人曾说过：“一位当政者，要想统治好一个国家，必须要德威兼备，宽严得宜。如果只施以小惠，而没有威严，国民就会象一群在溺爱中成长的孩子不听教诲，将来更不可能成为有用的人。相反的，如果对任何事都采取严厉的态度，或许在表面上能使人遵从，但绝不能使人心服，事情也就很难顺利进行了。所以一定要有公平的赏罚，施恩于人，如此才是真正的威严。没有恩，只有威是没有用的；而没有威，只有恩也不会发生效力。但最重要的还是要了解百姓的想法，如果无法做到，即使恩威并施，也不会发挥真正的效用。” 这真是至理名言。威是严格、责备，恩是温和、奖励。身为一个领导者，对于恩、威要能配合运用。
贞观年间，李世民对宰相岑文本说：“南北朝时期，梁国、陈国中，能获得有名大臣称号的有哪几位?他们是否有子孙可以召见、引用?”岑文本道：“隋国军队攻人陈国时，陈国各部官吏都分别逃往他国，没有一个人留下来，只有陈国尚书省仆射官袁宪，单身一人陪伴在他主公的身旁。王世充想取代隋朝皇帝，自称为王，隋朝众大臣纷纷上书支持他称帝为王，袁宪的儿子袁承家，当时任隋朝的国子司业，借口有病，独不在支持王世充的文书中签名。像这样的父子二人，可以称得上是有忠烈品行的有名大臣了。袁承家的弟弟袁承序，现在是建昌县令，为官清廉，品行雅正，充分继承了先人高洁的作风。”
李世民这样问其实是他招揽人心的一种办法——他想通过大臣对正直忠义之人的推荐来加强自己的实力。李世民为表现自己对忠烈之人的向往，还曾做过这样一件事。
贞观十一年间，李世民在外出巡查途中，行至汉朝太尉杨震的安葬之处，李世民哀伤他因为忠诚而死于非命，于是就杀自写了一篇文章，祭吊杨震。房玄龄因见李世民过于哀伤，就进言道：“杨震虽然有天大的冤枉，但在数百年后的今天却遇到圣明的君主，在其墓前停车祭吊，亲动神思撰写祭吊他的文章，可谓虽死犹生，虽没而不朽。我不禁为他在九泉之下因幸遇圣恩而欢欣雀跃。恭恭敬敬地拜读完了太宗的祭文，既觉得悲戚又觉得慰藉。天下的仁人贤士诸君，怎么能不自我勉励，善行操守，知道做好事必会得到好的回报呢!”
李世民这样做未免有点做戏的味道，但他能做出这样哭忠勇之戏，也难为了他的一片苦心。俗话说上之所好，下之所行，他这样重视忠诚的臣子，那么，他自己的臣子当然为讨他的欢心，一个比一个地更效忠于他了。
贞观十一年，李世民还曾对他身边的臣子们说：“狄人杀了卫懿公，尽食其肉，独留其肝。卫懿公的一位大臣弘演闻知此事，呼天喊地，嚎啕大哭。持刀破腹取出自己的肝脏，把卫懿公的肝脏装入腹腔中。现在像这样忠勇仁义之人怕是很难找到了吧!”
魏征回答说：“从前智伯有个家臣叫豫让，打算刺杀赵襄子，为主公智伯报仇。赵襄子的卫兵抓获了他。侍卫把豫让带到赵襄子面前，襄子问道：‘你从前侍奉过范氏、中行氏吧?智伯把他们都灭了(智伯、魏氏、赵氏、韩氏于周贞定王十一年讨伐范氏、中行氏，共诛而灭，并瓜分了他俩的封地)，于是你投靠了智伯，并没有因你主公被智伯所杀，而加害于智伯；现在你却来替智伯报仇，原因何在?’豫让回答：‘我从前在范氏、中行氏手下为官，范氏、中行氏给我的是普通人的待遇，因此我和众人一样去侍奉他；而智伯给我的是比普通人高得多的待遇，所以我就像国士一样去回报他。’由此可见，朝上有无忠臣，取决于陛下对待臣下的态度，怎能怪罪自己的臣属中没有忠臣?”
李世民用历史来向群臣讨教，其目的何在，这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他不仅一次次地用这样的话对群臣旁敲侧击，还对一些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人做出表彰，这样还有谁不愿意替他操心持国呢!
在李世民亲征辽东，攻打辽东安市城时，高丽族的守城官兵和。群众都拼死迎战，顽强抵抗。李世民下诏，让高丽的高延寿、惠真等将士投降，而城中的军民却坚强守城备战，不为规劝而动心。看到高丽军的旗帜就在城头上对唐军擂鼓示威，李世民心里又气又急，命令江夏王李宗道在城墙下面堆起一个小土山，让军队从小土山上往城内进攻，但最后还是没有攻下城池。
此时，李世民却不攻城了，因为高丽安市城的顽强抵抗使他想到了一个更好的教育军中将士忠于职守的办法，不仅不攻城了，还拔寨回师非常欣赏守城将士坚守忠义的节操，为此还赏赐给那些守城将士三百匹绢，用来表达自己对这种誓不变节，为忠于国君行为的奖励和赞赏。
身为一个领导者，不仅要明了部属的想法，对于世间的一切事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也应有更深入的了解。宽严务求得宜，才可以带动自己的部属。实际上，一个领导者对部属的一言一行，都应该以宽大的态度去包容，在遇到该严格的时候，也要使部属心服口服，才不愧是一位成功的领导者。
放下威严 知错就改
唐太宗倡导臣下积极谏诤，自己虚心纳谏，如果只是做给别人看，并不打算认真实施，也无承认和改正错误的勇气，那么就会使谏诤流于形式。从唐太宗即位以来的情况看，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只要发现自己做错的事，都能当着臣下的面勇于公开检点过错，从不文过饰非，作为一个帝王来说，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知错能改不是每一人都能做到的，对于位居九五之尊的帝王来说更是难上加难。然而，李世民就做到了，他敢于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改之，这对于他成就贞观盛事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美德。
唐太宗比较讲求实际，从不文过饰非，知错必改。有一次，太宗与王硅闲坐交谈，旁边有一位美人侍立伺候。这位美人本是庐江王李瑗的姬妾，李瑗因谋反被诛，这位姬妾被官府籍没送入宫中充作美人。太宗指着这位美人对王硅说：“庐江王不道，杀掉了这个人的丈夫而夺人之妻，哪有不败亡的道理!”王硅反问太宗：“陛下以为庐江王杀人夺妻子是对还是不对?”太宗说：“哪有杀人而娶其妻的道理，公这么问是什么意思?”于是王硅就对太宗讲了一段历史，春秋时齐国国君桓公到了郭国，问当地父老郭国因何故而亡?父老回答说：“郭君因喜善而恨恶，导致灭亡”。桓公说：“若以你们的说法，郭君应是一位贤君，何至于灭亡呢?”父老说：“郭君喜善而不能用，恨恶而不能铲除，所以才灭亡。”接着王硅话锋一转，对太宗说：“现在这个妇人仍在陛下宫中，我以为陛下口头上说庐江王杀人夺妻子不对，而心中却认为对，如果陛下真的认为不对，那就和郭君一样明知恶而不能改正。”太宗听到这里才知道王硅是在批评自己，他认为，王硅的话很有道理，十分高兴地将这位美人送出宫去，交给了她的亲属。
由于他知错能改，使得大臣敢于指出他的错误。贞观时期，大臣不但敢于直谏，而且勇于纠正太宗的错误。
贞观四年，为了预备巡幸之所，唐太宗下诏征召民工修建洛阳乾元殿。张玄素上疏切谏，措辞尖刻，慷慨激昂，认为，太宗不如隋炀帝，太宗反问张玄素：“卿认为我不如隋炀帝，那么，比桀、纣何如?”张玄素理直气壮的回答：“如此殿建成，将与桀、纣一样同归于乱!”太宗叹息说：“我不思量，遂至于此。”下令罢役，并对房玄龄说：“以卑犯尊，自古就不易做到，如果不是玄素忠直，如何能如此激烈地谏诤?”遂命赐绢二百匹，连魏征都感慨地说：“张公遂有回天之力，可谓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贞观十一年，马周上疏指出：近年以来徭役增多，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返数千里以服劳役。虽然陛下每有减免徭役的诏令颁下，但是营建工程却未停止，官吏为了完成营建，仍然需要动用民夫，致使诏书等于一纸空文。当前京师与益州(营造供奉器物及诸王、妃嫔、公主的服饰，议者皆认为这是不节俭的表现。贞观初年，生产荒废，一匹绢才换一斗米，然天下安宁，人无怨言；近几年来，连年丰收，一匹绢可换十余石粟，而百姓颇有怨嗟之言；根本原因就是营建渐多，劳役渐重。而且目前所营造的都是不急之物，这样下去如果有人乘机挑唆煽动，将会有不测之事发生。太宗看了奏疏后说：“近来下令造一些小的随身器物，没有想到会引起百姓的怨嗟不满，这是朕的过失。”遂下诏停止营造，罢去劳役。
贞观十一年，太宗东巡洛阳，途中居于显仁宫，因守宫官及当地官员供奉之物及献食不精，大为震怒，对官吏大大责罚。魏征进谏说：“往昔隋炀帝因郡县官吏献食不精责罚，致使各地官员竭尽民力而贡奉，故海内叛乱接踵而起。这是陛下亲眼所见，为何此次还仿效他呢?”太宗大惊，说：“非公不能听到这样的忠告”。回过头来又对长孙无忌说：“朕往昔也经过这里，当时是买饭而食，租房而宿，也没有感到不舒服。现在如此供奉，如何再能嫌不足呢?”太宗当场表态，以后再也不会有此类事发生。
唐太宗知错能改，成为千古美谈。为了使自己少犯或不犯错误，他希望大臣们积极谏诤；为了保证政事不至于存在弊端，他规定重要的军国大事，都要先交百司讨论；他还十分重视谏官的作用，规定宰相入阁议事，谏官一定要参预，以便随时谏正。
唐太宗虚心纳谏，鼓励谏诤，又经常自我检点，知错能改，从而形成了贞观时期良好的社会风貌，并由此推动了大唐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节俭克己 不尚奢华
贪图享受，或许是人的一种潜意识，是一种本性。应该说，物欲应该是最难控制的。对于位居高职或者富有家财的人，更是如此。往往会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享受而穷奢极侈。然而，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李世民却是一个能够控制自己的物欲的人，对于一个几乎能呼风唤雨的帝王来说，这一点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在封建社会里，统治者把劳动人民的血汗榨取为己有，任意挥霍，以满足自己的物欲，因而引起劳动人民的愤慨和不平。正是由于封建统治者毫无节制地榨取民脂民膏，又毫无吝惜地饕餮浪费，促使了劳动人民的反抗。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节俭克己的封建领袖人物是很容易得到尚对“明主”寄予极大希望的劳动人民的信任和爱戴。李世民很注意节俭，无论在治国还是生活方面，他都勤俭自律，因此也赢得了尊重。
唐高祖李渊建唐以后，天下初定，然而霜旱多灾，涝蝗竞至，米谷踊贵，百姓饥疲，突厥侵扰，州县骚然。“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一直到贞观六年，原来经济繁荣的关东地区仍是一片残破景象。而这些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早已是一片繁华，乃魏、赵、韩、齐、鲁之地，当时便已有邯郸的繁华、大梁的形胜，经过隋末的动乱，这些自古以来经济较好的地区遭到毁灭性的破坏。面对这样严峻的经济形势，贞观君臣旰衣宵食，克勤克俭，以期百姓能够衣食丰足，不再为乱，国家得治，社稷得安。在这种形势下，贞观君臣提出“与民休息”的方针，指出“隋民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穷而安宁，静之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
集思广义，李世民实行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所谓“静”，就是要求减轻人民负担，给农民提供一个安定的环境，使之能够专一地从事农业生产，以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增强国力。因欲求“静”，李世民从而有了“戒奢从俭”的思想，并从自身做起，节制自己的享乐欲望，一切从俭。
贞观二年，有人奏请“营一阁以居之”。李世民说：“朕有气血虚弱的毛病，确实不应该居住在现在这地势较低，湿气较重的殿里。不过如果要营造殿阁，又糜费人力物力。当年汉文帝将起造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不如汉文之贤，但所费如过于汉文，岂是为人君父之道?”虽然臣下再三固请，李世民仍然没起造什么殿阁。
李世民说：“隋氏末年，在民间采女不已，以至于离宫别馆，本非行幸之所，也聚满了宫人。这是竭人财力之举，朕所不取，且洒扫之余，更何所用。今将捡宫女无用者出之，使其自求匹配，不但节省宫费，而且平息妇人怨望之心，各得遂其情性。”为了减少宫中不必要的开支，下召从后宫庭前庭后放出宫女三千多人，发还民间。李世民还下令拆掉了洛阳的一些宫殿，将拆下来的木料供给居民修房之用。而洛阳宫被大水冲坏，只令“少加修缮”而已，并且将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中的玄圃院腾出，给受到水灾袭击无处居住的百姓居住贞。
李世民一切从节俭出发，颁布了一些禁止奢侈浪费的法令，以尽快地恢复经济。他下令严禁自隋以来的厚葬陋习，要求州县府地方官“明以检察，随状科罪”，并命“在京五品以上者及勋戚家，仍录奏闻。”他对自己的陵寝也预先作了安排，并亲自规定一切从俭，“因山为陵，容棺而已”，以免自己百年之后，子孙过于劳费，奢侈地安葬自己．他还下令：“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超越制定者都一律禁止，制止贵族们过度奢侈。他还下令禁止地方官进贡珍奇宝物，以防扰害百姓。
贞观时期，良好的节俭风气在李世民的倡导之下沛然而兴。这使封建政权下由于阶级矛盾所形成的贪官当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现象在贞观时期限制在历史最低水平，对休养民力、安定百姓、建立大唐的基业国本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也使李世民的贤明形象进一步在臣民心目中提高和加强。
长孙皇后出身贵族，从小受到良好的家教，性尚俭素，训导诸子，尝以谦俭为先。太子乳母遂安夫人曾经报告长孙皇后说东宫器用少，请求添置。长孙皇后不许，说：“身为太子，应该忧虑德不立，名不扬，怎么能以无器用为忧患。”长孙皇后病危，临终时对李世民道：“妾生时无益于时人，不可以死害人。妾愿陛下勿以丘垄劳费天下，只须因山为坟，器物不用金银，只用瓦木即可。”遗言请李世民薄葬。
李世民为之作铭文刻于碑上道：“皇后节俭，遗言薄葬，以为‘盗之心，止求珍货，既无珍货，复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复如此。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山为陵，凿石之工才百余人，数日而毕。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好盗息心，存没无累。当使百世子孙奉以为法。”
在李世民的正确引导下，出现一片节俭的新气象。也正是这种节俭的风气，使得唐朝经济很快恢复，出现贞观盛世。司马光曾评价说：“忠臣专欲归美于太宗。”
戒奢侈，戒纵欲，戒奢以俭是积官德的一个重要内容。“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常思贪欲之耻，骄奢之祸。坚持防微杜渐，从点滴做起，“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息嬉止奢，革除不良嗜好，做到工作上高标准，生活上低要求，以清廉俭朴树威信，以人格魅力赢民心。
身先士卒 做好表率
古人云：“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领导在战斗中直接影响着战士的斗志，对战斗的胜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这样最能鼓舞士气。在商场和职场，也是同样的道理。李世民就是这样一位身先士卒的皇帝，由此给臣民做了一个最好的表率。
在战场上，军队的士气至关重要，而如何激励属下的士气也是衡量一个将领的重要标准。李世民很懂得身先士卒在战争中的激励作用，陇右既破，接下来又是克代北，平定刘武周，这是统一战争中李世民指挥的又一重大战役。在此次战役中，李世民先是“坚壁挫锐”，后又身先士卒，表现了他机动灵活善抓战机的谋略。
在大业十三年二月，马邑校尉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起兵叛隋，依附突厥。三月，突厥立刘武周为定扬可汗，刘武周便自称皇帝。四月，大将宋金刚又劝说刘武周“入图晋阳，南向以争天下”。刘武周派宋金刚统兵二万侵并州。由于齐王李元吉抵挡不住，太原处于危机当中。五月，宋金刚攻陷石州，后又攻陷平遥，对太原形成了战略包围。九月，裴寂和宋金刚战于度索原，结果裴寂几乎全军覆没，只身逃回晋州。来势凶猛的刘武周进逼并州，齐王李元吉带着妻妾，夜间弃太原奔还长安，致使太原陷落。十月间宋金刚又先后攻陷晋州与浍州，怯懦的裴寂因缺乏将帅之略，因而驱赶虞、泰二州居民入城，并焚烧百姓的积聚，“民惊陇愁怨，皆思为盗”，结果激起了农民的反抗，纷纷响应刘武周。形势由此大变。
在这种情况下，李渊却作出了极其错误的决定，他主张说：“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大河以东，仅守关西而已。”李世民坚决不同意，便上表说：“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富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臣精兵，必冀平殄武周，克复汾、晋。”于是李渊允准李世民再次统领大军，挂帅出征。
十一月，李世民带领大军到了龙门，乘坚冰渡过黄河，屯兵于柏壁，与宋金刚对峙。当时河东州县为刘武周军掳掠无余，人情忧惧，都逃入城堡，生产荒废，已无积谷，唐军无从征敛，军中乏食。李世民“发教渝民”恢复生产。百姓听说名震遐迩的秦王李世民率兵而来，远近归附，回到家乡的人越来越多，唐军才得以征收粮食。在军事战略上，李世民休兵秣马，养精蓄锐，只令偏将乘间抄掠敌人，大军则坚壁不战。
有一次，李世民和年仅十七岁的堂弟李道宗观察敌情时，问：“贼恃其众未邀我战，汝谓如何?”李道宗回答说：“群贼锋不可当，易以计屈，难与力竞。今深壁高垒以挫其锋，乌合之徒莫能持久，粮运致竭，自当离散，可不战而擒。”李世民高兴地说：“英雄所见略同，你我的意见可谓不谋而合。”
由此可见，这种“坚壁挫锐”的战略战术为李世民军中不少将领们所熟悉。到了十二月，得到生息休整的李世民遣兵部尚书殷开山、总管秦叔宝主动进攻，袭击刘武周的骁将尉迟敬德、寻相二人于美良川，大破之。
接着李世民又亲率步骑三千从小道夜袭安邑，又一次、将尉迟敬德、寻相击败。尔后又率军“复归柏壁”。唐军的两次小胜，振奋了军士之气。于是诸将军屡屡请战。李世民则分析说：“金刚(指刘武周部将宋金刚)悬军深入，精兵猛将，咸集于是，武周据太原，倚金刚为扦蔽。军无蓄积，以掳掠为资，利在速战。我闭营养锐以挫其锋，分兵汾、湿，冲其心腹，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当待此机。未宜速战。”
取得胜利之后，李世民仍然思路明确，依然采取坚壁不战、等待时机而后发制人的正确的战略战术。
武德三年正月，唐将秦武通攻破蒲州，当时宋金刚仍围攻并州未下，其军势因而越发被动。四月，又乘胜逐北，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经战数十回合。当追至高壁岭时，由于连续作战，李世民和将士们都已十分饥饿疲劳了，总管刘弘基执辔谏道：“大王破贼，逐北至此，功亦足矣，深入不已，不爱身乎!且士卒饥疲，宜留壁于此，俟兵粮毕集，然后复进，未晚也。”李世民则说：“金刚计穷而走，众心离沮，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若便淹留，使之计立备成，不得复攻矣。”遂策马而进，将士也不敢再言饥。追金刚于雀鼠谷，一日八战，俘斩敌军万人。当晚，唐军露宿于雀鼠谷西原。李世民已两日不食，三日未曾解甲。军中只有一羊，便与将士分而食之。与将士同甘共苦、身先士卒的作风，是李世民保障军队战斗力，从而取得胜利的策略之一。
李世民率兵追至介休城，遭到宋金刚的负隅顽抗。李世民派大将徐世勋出战稍有失利，宋金刚便乘机反扑。这时，李世民亲率三千精骑从宋金刚阵后杀出，大败其军。刘武周见大势不保，只得与宋金刚带了百余骑，弃太原北走亡奔突厥。后两人均被突厥所杀。刘武周所控的州县，全部归唐政所有。李世民进兵晋阳，留李仲文镇并州，自己率军凯旋回到长安。经过此役，李世民收复了李元吉失陷的太原、晋州等大河以东地区，仅用了四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消灭了刘武周，扫除了唐政权侧翼的威胁，使秦、晋连成一片，为唐朝统一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世民在战斗中起到了一个领导者应起的先锋带头作用，这就给战士以很大信心和**，将军和战士团结一心，还有不胜之理？
顾名思义，“领”就是带领，就是走在前边，干在前边，身先士卒，“导”就是引导、教导。 只有“领”好了，“导”才能起作用。因此，作为领导者，只有身先士卒，做好表率，才能更好的带动大家一起，为企业的振兴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