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威严不能服众，法纪不严，国家更不能政通人和。最为最高统治者更应该洁身自律，其身正不令而行，起到上行下效的作用。但是，作为一国之君，更应该有一颗仁慈的心，一颗爱民的心。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况一国之君乎！
法正则国安 威严则众服
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什么最重要呢？答案当然是权威。权威是领导
之所以成为领导的重要标志。失去了权威的领导，就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领导了。怎样树立自己的权威和领导形象呢，唐太宗的做法很值得今天的管理者们学习！
中华泱泱大国，文明历史源远流长，国人好礼重仪，中华民族因而有“礼义之邦”之美誉。那么在重礼义的国度里，“温文尔雅”的礼制与“冷面无情”的刑律，二者能否融合在一起，又如何融合在一起共同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服务呢迹？鉴于此，唐太宗继承与发展汉以来援礼入律的传统，提出“以礼制律，刑礼相辅而行”。唐初礼学与律学之间互相渗透，以刑外礼内的形式加强了儒家礼学对律学的影响。
礼仪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标志。封建礼仪，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所必须的。 唐太宗重视礼学，如同任何封建帝王一样，首先在于维护君权的威严。所谓“礼者，敬之本；敬者，礼之舆。故《礼运》云：‘礼者，君之柄，所以别嫌明微。”’唐太宗即位后，对隋礼有所损益革新。贞观二年，中书令房玄龄兼任礼部尚书，唐太宗请他召集一批“礼官学士”修改旧礼。次年，魏征任秘书监，也参与修订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至贞观七年“始令颁示。”这是《贞观新礼》的初次修订稿，篇目大体上和《隋礼》相同。
初次修订难免有不完善之处。特别是贞观七年以后，围绕着“封禅”大典争论激烈，意见纷纭，所以就有重新修订《五礼》的必要。唐太宗命房玄龄、魏征、王琏等大臣主持参加，同时邀请一批著名学者如颜师古、孔颖达、．令狐德棻，李百药等参加。孔颖达起了重要作用，他与朝贤修定《五礼》，所有疑滞，咸谘决之。贞观十一年三月，《贞观新礼》修成，共计一百三十八篇，比初稿增加了八篇。唐太宗诏颁天下，说：“广命贤才，旁求遗逸，探六经之奥旨，采三代之英华，古典之废于今者，成择善而修复，新声之乱于雅者，并随违而矫正。”可见，《贞观新礼》第二次修订稿较为完备，可谓集古今礼学之大成。
贞观十一年十月，即《贞观新礼》颁发后半年，唐太宗在洛阳宫积翠池宴请群臣，就《尚书》赋诗一首：“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接着，魏征就西汉史事作诗道：“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太宗一听，甚为高兴，说：“魏征每言，必约我以礼也。”可见，贞观君臣，以礼相约，具有维护封建皇帝尊严的作用。
同时，封建统治秩序的特征是论等级、讲尊卑、别贵贱，这样礼对于封建等级制度来说，就是须臾不可少的东西。为了进一步显现等级的观念，在礼仪上设立繁琐而严格的规定，包括第宅、车马、婚嫁、丧葬、祭祠等都不准僭越。例如，贞观四年八月，唐太宗诏以“常服未有差等，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服青；妇人从其夫色。”又如唐太宗有一爱女名叫长乐公主，是长孙皇后所生，平日十分宠爱。当公主出嫁时，特意“敕有司装赍视长公主而倍之。”长公主是高祖之女，长乐公主之姑。按婚礼规定，嫁妆多少应随辈份高低而定。唐太宗将爱女嫁妆加倍的做法，显然是违背礼制的。魏征便以礼经“制有等差，渠可越也”，要求改变偏爱越礼的做法。长孙皇后闻知此事，督促唐太宗应以礼办事，从而维护了封建等级制度。
礼学是唐太宗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的工具，唐太宗也尽量的维护礼学，以刑惩礼之失。贞观十一年，他下诏说：“失礼之禁，著在刑书。”针对当时逾越丧礼而竞相厚葬的风气，提出严厉的批评：“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贫者破资产而不逮，徒伤教义，无益泉壤，为害既深，宜为惩革。其王公以下，爱及黎庶，自今以后，送葬之具有不依令式者，仰州府县官明加检察，随状科罪。”这是对“失礼”者绳之以法的例子．
唐太宗提倡的“以礼制刑，刑礼相辅而行”思想观点，使封建社会的礼仪制度和法制无疑得到了更深一步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将礼、刑有机地结合起来，客观上对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们当今社会，虽然礼仪所起的作用与封建王朝大相径庭，但是，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以礼相待，才能让别人以礼相还。这一点在企业与企业交往中尤为重要。
德治和法治相结合
无论是以德治国，还是依法治国，都是一件不完整的方法和手段。只有把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结合起来，才能收到实效，达到最终目的。
贞观时期可以称得上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治世”。政治清明，百事升平。李世民的声名也穿越了时空，至今依然令人起敬，说其震古烁今，也许是当之无愧的。其实，李世民之所以让国家出现这种大治，是与他施行礼刑相结合的法治思想分不开的。
李世民对儒家极为尊崇，因而主张以宽简为法，指出：“为国之道，必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他还多次提出要少刑罚、少收赋租，反对苛政严刑。他还把立国与儒家思想的关系比作鸟与翼，鱼和水的关系，并把儒家思想的重要性提高到决定政权存亡的高度来认识。他曾明确地说：“朕之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可以看出他崇拜儒学到如此之深的程度。
即位后，他便下令让群臣讨论政治与立法思想的依据和原则，以“意在宽平”为原则，重新修订《武德律》。贞观二年(公元628)，李世民问大臣王硅：“历代君臣治理国家往往不如古代，为什么呢?”王硅回答说：“古代帝王为政，都崇尚清静无为，以德治教，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近代的帝王只顾满足自己的贪欲，不管老百姓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所任用的官员，再也不是那些懂得经学儒术之人。”王硅由此说开去，宣扬儒学，指出：“汉朝的宰相，至少精通一门儒家经典，这样朝廷如果遇到了什么不好解决的问题，都能引经据典地加以解决。由于那时的人懂得礼仪教化，国家治理得十分太平。而近代重视武力轻视儒学，或者只依靠法令刑律。由此，儒家提倡的以德治国的规范既然受到损伤，淳朴敦厚的民风必然受到破坏。”李世民感觉王硅的话很有道理，更坚定了他以礼法相合的思想治国。
十年之后，《贞观律》终于修成，成为唐朝重要的执法标准。这部法典完全体现了儒家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思想，儒家思想不仅在《贞观律》的内容形成方面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并在其刑罚的执行上也深有濡染。
有一次上朝，李世民和群臣曾讨论如何防止盗贼出现的问题。有人说要用重法来惩罚盗贼，而李世民却以为不妥，他从另一角度说：人民之所以去偷东西，是因为“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举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从这一点不难看出，李世民，不但思想上寓德于法中，而且将这种思想切切实实地贯彻实施。
人君要“以德治理天下，谨慎使用刑罚，惟刑堪忧”。李世民深深的懂得这个道理。他不仅提倡礼刑结合，而且是礼主刑辅，礼法结合。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贞观之治的出现，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李世民实行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结果。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公司有公司的规章制度，需要提的是，无论是国法，家规，还是公司制度，都应改以人为本，寓德于发中。这样，才能得到长治久安
公私分明 刚柔并济
在唐太宗的倡导下，唐初循良辈出，执法公平，形成了“法平政成”的局面。“人知耻格”是遵法守法的思想前提，“俗尚贞修”则是官风淳朴的事实反映。
贞观三年，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河南道濮州刺史庞相寿，是个劣迹昭彰的贪官，远近颇有臭名。后来受到退赔撤职的处分。他通过书面形式向唐太宗求情，陈述自己原来是秦王府的故旧，希望得到谅宥宽恕。唐太宗深表同情，派人转告说： “今取他物，只应为贫，赐尔绢百匹，即还向任，更莫作罪过。” 魏征知道后，立即进谏，指出：“以故旧私情”而枉法是不对的。对于贪污分子原谅赐物，还允许继续当官，无助于他弃旧图新，翻恶为善。况且，昔日的秦王幕府，旧人众多，倘若个个都“恃恩私足”，这怎能不叫“善者”惧怕呢?唐太宗听了，“欣然纳之”，就把庞相寿找来谈话，说：如今“天子”为四海作主，“不可偏于一府恩泽”，如果重新任用你，别人有意见，“必使为善者皆不用心。” 那个贪官只得“默然流涕而去。”
执法而徇私情，法律就会失去自身的严肃性与权威性。魏征说得好：如果“徇私情”、“背公道”，“将求至理，不可得也。”显然，唐初吏治廉平，是跟执法不徇私情分不开的。
贞观四年，唐太宗告诫，不要干出既损百姓又损自己的徇私贪污坏事。为了严肃法纪，对重大的贪污犯均处死刑，并在行刑时，诏令各地来京朝见的官员观刑，以惩后任。用如此“重法”严惩贪浊犯赃者，其结果则是“官吏多自清谨”。惩办贪官，不徇私情。吏治要清平，还必须惩办贪官，执法严格。
在唐太宗的告诫和倡导下，唐初涌现一批“弹治不避权贵”的司法官，其中薛仁方就是佼佼者。
时贞观七年，他当时任刑部下属官吏“都官郎中”，按司法权限，可以审理争夺奴婢之类案件。唐太宗的儿子蜀王恪有个妃子，妃子的父亲名叫杨誉。此人在京城里，依仗**威，争夺官婢，触犯国法。某天，他依法把杨誉拘留审问。谁知杨誉的儿子身为“千牛”，即唐太宗的侍卫官，就在殿廷上诉苦：五品以上的大官如果不是犯反叛罪，就不得拘留。甚至反咬一口，说“以国戚之故，横生枝节”。唐太宗一听，勃然大怒，立即下令要打仁方一百记屁股，并给以撤职处分。魏征获悉后，挺身而出，进行辩护，说：“仁方既是职司，能为国家守法，岂可枉加刑罚，以成外戚之私乎!”同时，愤怒地谴责那些“旧号难治”的世家贵戚，简直是一伙危害社稷的“城狐社鼠”。若不严加防范，无异“自毁陡防”。魏征晓以利弊得失，唐太宗深感“响者不思”，承认自己考虑欠周，取消了撤职的原议。唐太宗虽是一代明君，但终究也是凡人，难以做的公私分明。难得的是他能广听明鉴，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从而做到公正执法。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又颁行的《唐律》，根据他的“按举不法，震肃杖豪”的意志，制订了一些约束权豪恣意横行的刑律。其中如：“因官人之威，挟持形势，及乡间首望豪右之人，乞索财物者，累倍所乞之财，坐赃论减一等”就是显例。由于严以执法，才出现了“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的政治局面。
制定了法律和规章制度，就要依法办事，照章办理。否则，法和章起不到他应有的效果。一个企业无论多大，都要有健全的制度，并且按制度办事，不徇私情，这样才能管理好，否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乱成一团，又和谈发展。
以民为本 心存百姓
唐太宗的抚民以静的治国方略，是跟一定的政治思想与经济思想相联系的。贞观二年，他对大臣们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这段话简要地揭示了他的民为邦本与静为农本的思想内容。
得失成败，乃至国之兴亡，在此一大一小放握之间。李世民深知这一点，他提出以民为本，静为大的治国纲略，并切实地加以推行，可谓是仁君爱人的充分体现，更是智君治国的现实素质。
民为邦本，原是儒家经典的政治思想，也是历来所谓“治国大义”，不少帝王在口头上或者官样文书上叫喊过，但象唐太宗李世民那样落实力行，却是寥寥无几。他把“存百姓”当作“为君之道”的先决条件，同时又把“存百姓”跟帝王“正其身”相联系。他的思想逻辑可归结为：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是取决于百姓的能否生存，而百姓的存亡又取决于君主自身能否克己寡欲。他把国治、民存、君贤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反复强调民存取决于君贤。他承认君主的安危、王朝的兴亡取决于百姓的生活状况，这可以说是开明的君道观了。他的一句名言云：“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就是君主的安危还受到人民力量制约的思想流露。
不仅如此，李世民还以“抚民以静为大”的治国方略，往前大大地发展了一步。从民为邦本的政治思想出发，必然要引申出农本论的经济思想。正所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即人离不开衣食，因而就要搞农业。重视农业是唐太宗施政的一条基本原则。诚然，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物质基础，重视农业的思想应是封建社会普遍的历史现象。然而，隋末统治却践踏了农本思想；而唐太宗则维护了农本思想。虽然他没有上升到上层建筑要以物质为基础的理论高度，但他清醒地知道，要想在政治上“大治”，就必须以经济上不夺农时；如果不留意农业这个根本问题，新王朝的统治就会有得而复失的危险。因而对于农业和珠宝相比，他更重视农业。
当然，唐太宗的农本并非抽象的概念，它的表现形式就是静为农本的观点。具体地说，一方面要让农民休养生息，另一方面统治者征役要不违农时。两者比较而言，与民休息是静为农本的核心内容，而不夺农时则是休养生息的必要条件。
贞观二年，唐太宗在慰劳刺史陈君宾时说：“是以日昃忘食，未明求衣，晓夜孜孜，惟以安养为虑。”贞观三年四月，在《赐孝义高年粟帛诏》中说：“自登九五，不许横役一人，唯冀遐休息，得相存养。”
唐太宗及其臣僚还多次用养病来比喻以强调休养生息的作用时，。贞观五年十二月，他说：“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的确，对于经历隋末丧乱而创建的国家，犹如久病初愈的人，只有悉心护养，才能兴盛起来。贞观六年正月，魏征也生动地讲过：“今有人十年长患，疗治且愈，此人应皮骨仅存，便欲负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乱，非止十年，陛下为之良医，除其疾苦，虽已又安，未甚充实。”上述比喻把休养生息提高到治国方略的高度，足见静为农本在唐太宗经济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贞观八年，又指出：“朕有天下以来，存心抚养，无有所科差，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即朕有所赐。”诸如此类，尽管有溢美之辞，仍然可以窥见唐太宗是注意贯彻静为农本思想的。在社会经济萧条的境况下，要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惟以安养为虑”，与民休息，不违农时，舍此别无其他办法。
唐太宗不愧是一位穿越古今的名君，他登高望远，提出以民为本的思想，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但却不能否认地造福了百姓，发展了农业，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可以说，从古到今，发展离不开人的因素。在以人为本思想尤为重要的今天，更要时时处处为人着想，这样才能不断地为企业创造活力。
有一颗宽容的心
宽容是一种精神境界，是一种人生修养。对他人的宽容就是给自己留下了一条后路。在现代管理中，纪律固然至关重要，但对于领导者来说，又一颗宽容的心，是十分必要的，在人事管理中，宽容一种不可缺少的品质。
或许过河拆桥是大多数帝王的通病，一旦登上帝王的宝座，就对开过功臣大打出手。汉高祖刘邦在当皇帝之后，将立下战功的大将韩信、彭越等一一诛杀，以此来巩固皇权；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这两位都是过河拆桥，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的帝王，可以说他们政权的巩固是牺牲别人来完成的。而李世民称帝后，并不像他们一样，让有功之臣都放弃了手中的权力。他拥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统御术，这一统御术是与他独特的个人魅力、个人气质、个人处事哲学分不开的。作为一名英明的帝王，他巧妙地处理了自己与功臣们的关系，不但没有杀他们，而是信赖他们，将他们团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正是李世民的高明之处。
李世民继位后，面临着三个政治集团，一个是李渊集团，另一个是李建成集团，再一个就是自己的集团。处理与这帮人的关系时，李世民尊重他们，时刻将他们放在前面，给足他们所希望得到的面子。
李渊集团的主要成员是晋阳起兵策划者和追随者，如裴寂等人。有的则是隋朝的旧臣如萧璃等人。晋阳起兵的策划者和追随者们往往自恃其对唐王朝有功、资格老，而傲视一切。隋朝的旧臣，在李渊王朝时已做上了高官，并且早已做惯了高官，对官场的一套懂得多，等待着新皇帝向他们请教、等待着尊崇。如果处理不好与这帮人的关系，他们就会用已有的关系网向李世民施加压力，甚至阻碍新政策的推行。 李世民将李渊的心腹、晋阳起兵的策划者，李渊集团的代表人物裴寂列在第一位，这样裴寂因受到尊重，非常高兴。在组织新政府时，李世民任命李渊集团的萧璃为左仆射，宇文士及为中书令。萧璃这个人很有来头，有一次宫廷举行酒宴，李世民说：“自认为是席中最尊重的人，先斟酒。”当时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都相互观望，未说话，这二人为李世民夺权立功最大，然而萧璃却当仁不让，伸手取杯，李世民问道：“你的理由是什么，请讲一讲。?”萧璃说：“臣是梁朝天子儿，隋皇皇后弟，尚书左仆射，天子(指李渊)亲家翁。”李世民听罢，见他说得确也不错，于是爽快地拍案大笑，予以认可。经过一番安排，李渊集团的人安定下来，心悦诚服地积极支持李世民。
对于李建成集团的魏征、王硅、杜淹等人，李世民化敌为友，把仇人收为自己的部属，这些人感恩戴德，自然愿死为李世民效力。除了这部分之外，李世民还十分注意对自己原来部属的任用。他即位后，封他的心腹秦叔宝为左武节大将军，程知节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为右武侯大将军，房玄龄为中书令，杜如晦为兵部尚书，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
这样，李世民的朝臣中既有李渊的旧部，又有李建成和自己的旧部。一方民可以通过李渊集团和李建成集团的人对自己原来的部属加以牵制，防止自己的部属因功而放肆，更可防止其势力过大。另一方面，以和平的方式消灭了自己的政敌，一箭双雕。这也正是李世民的高明之处。
贞观六年(公元632)，李世民的统治已经巩固，大臣都各就其位，各有所得，然而由于背景不一样，也难免产生矛盾。在一次宴会上，尉迟敬德因太上皇宠妃的哥哥宇文士及坐在他上面，就大骂：“你有屁功，敢在我的上座!”王爷李道宗出面劝阻，尉迟敬德又将李道宗的眼睛打肿，李世民见状宣布罢宴，他对尉迟敬德说：“朕见汉高祖诛杀功臣，认为是汉高祖的过错，所以总希望与你共享富贵，子孙不绝，然而你做官总是不断犯法，才深感韩信、彭越被剁成肉酱，不是高祖的过错。国家的纲纪惟赏与罚，非分的恩典不能常有。你要特别留神，否则后悔不及。”尉迟敬德是一员猛将，在作战时，冲杀在前，战功赫赫。在玄武门事变中，他射杀了齐王李元吉，立功最大，对这样一个心腹爱将，李世民丝毫不迁就，有了过错，仍然严厉斥责，这无疑是给那些居功自傲的官员敲了警钟。
李世民就是这样，既给予大臣，又掌握住分寸。宽容宠信之中不忘给大臣敲钟，让他们时刻注意自己得言行应该在其得范围之内。
得饶人处且绕人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则容其改之，还可为社稷效力。作为一代英明君主，李世民真可谓气度超绝，包容万象，他经常告诫臣下，小事若处理不好，将酿成大祸，因此在一些小的过错面前切不可小题大作，打打杀杀的，应以宽恕教训为怀，如果逢错就杀、就罚，那还会有几个人敢作敢为，谁又敢为我大唐的前进划桨推轮?
作为一代英明君主，李世民真可谓气度超绝，包容万象，他经常告诫臣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则容其改之，还可为社稷效力。因而在一些小的过错面前切不可小题大作，打打杀杀的，应以宽恕教训为怀，如果逢错就杀、就罚，那还会有几个人敢作敢为，谁又敢为大唐的前进划桨推轮?
李世民亲身经历了农民战争深深诫惧，认真总结隋亡的经验教训，隋朝的灭亡根源在于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陡然地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农民起义。其中，统治者严重破坏成文法，对人民滥用刑罚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而提出了“宽仁”的主张。
登基后，力图完善《武德律》，指示群臣讨论政治与立法的原则。当时有劝以威刑肃天下者，魏征以为不可。因为上言王政本于仁恩，所以爱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纳之，遂以宽仁治天下，并采取慎刑宽法作为制法依据。以所谓“王政”来代替隋末暴政，进一步发展了李渊的宽仁思想。反映在立法思想上的变化是“仁本、刑末”的主张，形成了宽仁立法的思想依据。用魏征的话来说，叫做：“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专尚仁义，当慎刑恤典”；贞观三年，唐太宗在诏令中说：“泣辜慎罚，前王所重”，就是指此而言。
贞观年间，某些政治家与思想家对隋二世酷法而亡作了探讨。魏征在其主编的《隋书》中，总结了隋炀帝“宪章遐弃，贿赂公行，穷人无告，聚为盗贼”的教训。傅奕也有类似的看法：“有隋之季，违天害民，专峻刑法，杀戮贤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他还联系秦律的繁酷弊病，作为《唐律》制律的借鉴，指出“此失于烦，不可不监”。唐太宗在与大臣论治过程中，也以秦二世酷法亡国引以为诫：“秦乃恣其奢**，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而秦二世而亡与隋二世而亡十分相似。贞观君臣关于酷法亡国的立论，虽不免失于偏颇，但从中可以窥见他们对秦、隋二世而亡的惊惧心理，“而于刑法尤慎”，就是他们惊惧二世而亡的心理的真实写照。
宽恕、教训是李世民的一剂安抚社会的良药，这样，小病也就变成了无恙，他的帝国自然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心存一颗感恩的心
感恩报德是中华传统美德之一，历代圣贤都以此为座右铭，告戒自己，勉励别人。当然，唐太宗李世民也不例外 。心存一颗感恩的心，我们的生活会更精彩，我们的人生到处充满阳光。心存一颗感恩的心，在管理中会更得心应手。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有情有义，就能知礼遇之恩，报大恩大德。感恩报德也是中华传统美德之一，历代圣贤都以此为座右铭，告戒自己，勉励别人。李世民更是如此。
李世民遵从儒教，儒教从头到尾都充满了伦理说教，更是对感恩报德大加颂扬。它谆谆告戒人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要推恩于民，给人民带来实际好处，这样做就会使民感恩于君，亲上忠君，君臣共保，天下大治。李世民深受这一思想影响，知恩图报的对待每一个人。
贞观十七年，山东德州人高季辅上书给李世民，对朝政得失进行了广泛讨论，要求唐太宗改进不足，发扬成绩，减少失误。李世民读完之后，特意赐给高季辅一包钟乳粉。钟乳粉是唐人的高级营养品，食之可以使人通气生津，延年益寿，价格十分昂贵。李世民对高季辅说：“卿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意思是说，高爱卿对我说的话，像具有药用价值的石钟乳一样，能给人治病。我报达你的好意，就用具有药疗作用的钟乳粉吧!可以看出李世民是一个知恩图报得人。
从李世民的身上我们看到，作为领导者要有一颗知恩图报的心。新时代的企业中，无论领导者还是员工，感恩报德不能不说。
对于领导者来说，有的企业员工，祖祖辈辈为企业奉献，献了老命献子孙，他们对企业的大恩大德，谁曾想过，简单地一脚踢出厂门，生死任凭天命，这种毫无人情味的作法，无论什么时代，都是行不通的，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相反，如果企业的领导，能压抑自己的私欲，设身处地地为职工着想，切实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像住房、医疗、子女、生活等实际问题，他们能不拥护这样的领导，他们会举起菜刀，杀死这些令人尊敬的企业家吗?恐怕是感恩报德都来不及。
玄武门之变后，秦王府诸将要求乘势将建成、元吉部下百余人全部诛杀，抄没家产。尉迟敬德不同意，争论说罪在建成、元吉二人，元凶既诛，滥杀支党，会使人心不安，社会不稳。李世民认为有道理，于是以高祖的名义下诏，大赦天下，除建成、元吉等元凶外，其余党一概不问。这一政策的推出，对于很快稳定政变后的局势，起了较大的作用。
建成部下将领冯立、谢叔方得知大赦诏令后，自动投案。薛万彻逃人南山，隐藏起来，经李世民屡次派人劝谕，也到长安投案。李世民认为，他们都能忠于所事之人，皆是义士，释而未问，并授予军职。太子洗马魏征，曾劝李建成早日除去秦王，这次被获，李世民斥责他说：“你为什么要离问我们兄弟关系?”魏征镇定自若地回答：“先太子早听我的话，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平日就敬重魏征之才，遂任命他为詹事府主簿。对于流放在外的王硅、韦挺等人，也都召回长安，任命为谏议大夫。
虽然有赦诏书颁下，但散在民间的东宫集团余党仍不自安，有些人专门以告发别人而获赏。谏议大夫王硅把这种情况反映给李世民，遂又再次下令，凡是六月四日以前与建成、元吉有牵连者，六月十七日前与李瑗(见前述)有牵连的人，都不准互相告发，违反者治罪。采取这一政策对消除混乱，安定人心，争取多数，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李世民对于原东宫、齐王府人员的这种争取、分化的策略，是他政治经验日益成熟的表现。当然，在他即位初期，由于对这些人尚不很了解，虽然给以出路，任以官职，但并非是掌实权的要害部门。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地对他们的才干、人品有所了解，对其中一些人还给予了重用，最典型的就是魏征、王硅、薛万彻等人，都是贞观时期的重要人物。比如他曾对魏征说：“魏征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对于那些至死不悔者，则予以坚决镇压，如李瑗、李艺等人，先后发动叛乱，不予以武力镇压则不利于国家的安宁与社会稳定。
人生一世，所占不过一躯之地，所食不过一嘴一腹，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所积累的财富，除了积善行德，恐怕不会有再大的作用。最明智的作法就是，去回报人民的恩德，再让人民回报你的恩德，相互之间感恩报德，就能升华人的境界，提高人的素质，增加人生成功的机率。
多听盛世危言，有助社稷昌繁
如果一国之君不能节制自己的奢侈之心，手下的臣民就会上行下效，生出**逸之志。所以，李世民认为只有先端正自身的行为，厉行节约，这样，不用发号施令，臣民就会自觉效法，而古朴敦厚的民风也自然会得到流传和延续。李世民对众臣说：“如果想使天下太平，必须首先正己严身。世上没有身子正而影子斜、上边治理得井然有序而下边反而混乱不堪的事。”
李世民曾这样来谈自己的感想：“朕常想，损伤自身的不在于外物，而都是自身的贪嗜、奢欲所造成的祸患。如果过于纵情吃喝、沉缅声色，欲望越多，所受的损失就越大，既妨碍国政又骚扰百姓。如果再讲出一些非理之言，就会导致民心离散；怨恨既已产生，众叛亲离的事自然也就会发生。每想到这些，朕就不敢放纵自己去追求安逸享受。”因而，他常居安思危，不断地提醒自己，勤俭节约，防止恣意骄奢。
初平定京师之时，李世民亲眼目睹在隋宫中，没有哪个庭院不是满满****的美女和珍玩，隋炀帝仍感到不满足，征敛索求无休无止。再加上东征西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其苦，终于导致隋朝的灭亡。因此他日以继夜，孜孜不倦，不敢懈怠，只希望清静无为，使天下太平无事。决定不再大兴徭役，又加以年年五谷丰收，百姓都能安居乐业。他认为治国就像是栽树，树根栽得牢固，枝叶才能繁茂。国君若能清静无为，老百姓怎会不安居乐业呢?”
因而，针对贞观初年一段时间内，国家经济还没有恢复，人民生活还很艰苦，李世民从爱惜民力出发，克制住自己的欲望不去沉醉于浮靡奢侈的感官享受之中。注意社会上奢靡的倾向，并及时地加以更正过来。李世民当时还对身边的大臣说：“为政之要，在于必须禁止那些非当务之急的手工制作。史书上说：圣人制法，莫不崇尚节俭，革除奢侈。”
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君臣上下励精图治，贞观中期经济有了大的起色，然而随着国库的充盈，李世民也渐渐地有了享受安逸之心，国中时风也渐有奢侈之象。幸得一些忠良臣子时时提醒李世民，使得他能时刻警惕奢靡之风。
前面曾述及，贞观八年(公元634)，左仆射房玄龄和右仆射高士廉，在路上遇到了少府监(注：少府，唐初专管工程修建的官署。)窦德素，问他北门宫近来又在建造什么工程。窦德素便将两位大臣问事之举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就有些儿不悦，于是召来房玄龄，有些动气地说：“你只管南衙的事就行了，朕在北门宫建造一些房屋与你何干?房玄龄等人听了，只好伏首谢罪，然而，魏征站出来指责李世民的做法无理。他进言道：“房玄龄等既为国家大臣，就是陛下的臂膀和耳目，纵使北门有所营造，为什么就不容许他们知道?臣对此有所不解。修造房屋是有利还是有害，用的人工是多还是少，陛下做得对，做大臣的则应当协助陛下把事情办好，若陛下做得不对，就是已开始营造，做大臣的也有责任奏请陛下停工。这是‘君使臣、臣事君’的根本之道。房玄龄等询问此事固属无罪，而陛下却责备他们，这是臣所不明白的；房玄龄等不知道自己所应管的职守，而只知道向陛下磕头谢罪，这也是臣所不解的。”听了魏征的话，李世民不但没有动怒，还在闻言之后深以为愧。
北门宫的土木之工完成以后不久，魏征看到奢靡倾向越来越严重的各种政令又频频发布起来，他更加担心李世民难以保持俭约之美德了，于是在贞观十一年，向李世民上奏了名垂青史的“治国三策”。
魏征在“治国三策”中写道：“以臣所见，自古以来，凡是承无受命开创帝业，或继承帝位的人，他们驾驭英才，面南而治，都想德配天地，名齐日月，让子孙百代将帝位永远传下去。然而善始善终者少，倾败衰亡者多。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循治国之道。隋朝统一天下三十余年，兵强马壮，声威远播万里一旦覆亡，尽为他人所有。是因为隋炀帝犯了仗恃其国家富强，收刮天下财物供自己享受，搜选天下美女，宫苑装饰得豪华壮丽，徭役无穷无尽，用兵无休无止。外表威严庄重，内心猜忌险恶。佞臣上下互相欺蒙，君臣离心离德，老百姓不堪忍受，国家分崩离析。于是像隋炀帝这样的堂堂一国之君，竟死于匹夫之手，连其子孙也被斩尽杀绝，成为天下人的笑柄，能不令人痛心吗?”
魏征还指出：“圣祖顺承机运，拯万民于水火之中，使支撑天的八根天柱(倾而复正，使维系地的四条地维。不超过一年的时间，便使远近人民安居乐业，使天下太平。由此看来，废弃刑罚不用的境界，也无须百年，便可达到。如果能经常借鉴隋朝所以亡国的历史教训，常想我朝得天下的成功经验，一天比一天谨慎，虽有功德而不以功德自恃，烧掉鹿台宝衣之类的奢侈品，毁弃阿房宫之类的宽广宫殿；每当居住在崇殿峻宇时，心里便会产生危亡之惧，而居住陋室低屋时，却感到心安理得。这样就能以自身的模范作用，给人以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达到无为而治，这是治国的上策。”
魏征的“治国之策”，让李世民内心十分感动，他亲自写诏书回答魏征，诏书中说：“你所呈献的至诚之言，使朕明白了自己的过失。朕当置之案几上，就像西门豹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佩弦以自急一样，时刻提醒自己。朕必定能在晚年把国家治理好，使‘康哉、良哉’的盛世颂歌，不只出现在虞舜时代。如今，我们君臣之间，就如同鱼水一样亲融无间，对于你的佳谋良策，迟至今日才做答复，希望你仍能犯颜直谏，无所顾忌。朕将虚怀静心，恭候你的善言。”
勇于从谏，克制己欲，使君臣无猜而人人愿意为国分忧，这即是天下大治的秘诀。从我们当今企业的角度来看，领导者应该本着兴不骄，败不馁的原则，做到居安思危，做好一切准备，才能带领企业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