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为官择人，不可造次。“贤臣用，则国兴：小人用，则国将忘矣”！作为一国之君，身边大臣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治理国家方略的好坏与否。历史证明，当贤臣掌朝的时候，就会出现政通人和，繁荣盛世的局面，反之，如果奸臣当道，国家将很快走上衰败的末路。
任人唯贤 上行下效
中国有句古训：“亲贤臣，远小人”，它告诫人们要亲近贤良之人，亲贤则自贤；要疏远小人，不然亲佞则自佞。这与唐太宗所说的“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与不肖各得其所”，可谓异曲同工。做为领导者应该谨记这句话，多亲近贤良、忠心的属下，远离那些挑拨离间、中饱私囊的小人，这样事业才能蒸蒸日上。
“贞观之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任贤致治。
贞观二十年秋，宋公萧弭当时已任特同中书门下三品，由于性格狷介，而且越来越怪僻，与同僚们多有不合的地步。他曾经在皇上面前说：“房玄龄与中书省、门下省的众臣有朋党关系，不忠于国，执权胶固，而陛下并不详知，只是还没有谋反而已。”太宗皇帝当即回答道：“爱卿所言太过甚其辞了吧!人君选贤才以为股肱心膂，那么就应当推心置腹地去任用他们。对任何人都不可以求全责备，因为每个人都有其不足的一面，人无完人嘛!所以必须舍弃他之所短，去发挥他之所长。朕虽然不能做到耳聪目明，但还不至于顿求藏否，一至于此?”
同年十二月，因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房玄龄被太宗皇帝轰回宅第去赋闲了。褚遂良看不过去，便上疏说：“玄龄从举义旗开始，一直翼赞圣功。在武德末年，又冒死为陛下决策。到了贞观初年，在遴选贤良人才，协助立政等方面，要是与其他众臣相比，玄龄又是出力最勤的。除非他真的罪不容赦，否则不应该轻弃他的。陛下要是认为他衰老了，也只应当讽谕于他，让他提出致仕退养，要有礼节地让他退养。可不能因偶尔一点点小错误，就把几十年的功勋旧臣给辞退了啊!”太宗皇帝读完疏奏，马上也就悟到了处置之欠妥，立即派人去召房玄龄出朝，官得原职。而房玄龄此人一向谦让，出来上朝了几天，又找了个借口避位而回家了。
之后有一次皇上说要去行幸芙蓉园，房玄龄闻讯，马上命儿子兄弟辈去洒扫宅门庭院等，并且对他们说：“皇上的乘舆就要来了。”果然不出房玄龄之所料，不一会儿，太宗皇帝真的已来到房玄龄宅第，并用皇帝的乘舆把他接回了宫里。
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日，太宗皇帝御临翠微殿，问左右侍臣：“自古以来的帝王，虽也有平定中原华夏的，但不能臣服戎狄四夷。朕要论才干还远远比不上古人，而成就的业绩却已超过了古人。朕自己说不清其中缘故，请诸公随意说说。把真情都告诉朕。”群臣都说：“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都不能如实作答。
李世民于是说：“不对。朕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一、一般为人主者都不好正直，阴谋诛杀与公开杀戮，哪个朝代没有呢?而自朕践祚以来，正直之辈比比皆是，林立于朝上，从未有一人遭到黜贬与谴责。
二、人的品行与能力不可能兼备，而朕能弃其所短而取其所长。
三、大多帝王都嫉妒超过自己的人，而朕见到人家的优点与长处，却好像是自己拥有的一般。
四、自古以来，一向是贵中华而践夷狄，而只有朕爱之如一。所以各族各部落都愿来依附于朕，像子女亲近父母一般。朕之所以成功，仅在此五点而已。”
五、作为人主，往往引进贤才时恨不得置之于自己的怀里，辞退不称职时又恨不得一把将他推到沟壑之中，而朕则见到贤达就敬重，见到不肖就怜悯他们，让贤者与不肖者能各得其所。
历数这五点之后，太宗皇帝便对站在他左右的楮遂良说：“我公曾任过史官之职，像朕刚才所说的是实情吧?”褚遂良回答说：“陛下之盛德不可胜载，而能做到这五点，乃是陛下谦而又谦之志向的表露啊!”此肺腑之言正表明了实事。
唐太宗对贤达敬重有加，见其之善，若己有之，如对房玄龄等贞观重臣就是如此；而对于不尚则怜悯他们，最典型的就是对待萧璃的态度。唐太宗对待贤达与不肖的态度如此泾渭分明，本身就说明了唐太宗本人也一定是一位“贤达”之君。正是在他这种圣明的作为之下，贤士盈廷，而不肖之徒望风遁形，唐朝终于走向了繁荣富强。
懂得舍短取长
知人难，用人更难。人才能否得以施展才能，关键在于选用者的识拔能力。世称唐太宗明于知人，善于用人，征诸史实，殆非虚语。唐太宗不仅能发现人才，更懂得怎么样去使用人才，他善于舍短取长，不计较贤才的短处，而是集众人之优势为自己所用，最终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应。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领导者更值得思考和借鉴。
贞观晚年，唐太宗总结了自己的用人经验，指出：用人之道，尤为未易。己之所谓贤，未必尽善：众之所谓毁。未必全恶。知能不举，则为失材；知恶不黜，则为祸始。又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绰优于大国之老，子产善为小邦之相。绛侯木讷卒安刘氏之宗，啬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舍短取长，然后为美。
知人难，难在不易尽知。“己之所谓贤，未心尽善；众之所谓毁，未必全恶”，指出了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之间的矛盾。作为罗致人才的君主也要全面分析，唐太宗正是如此。他对辅佐大臣的才干得失，总是区分优劣、全面衡量的。如他评价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对敏速，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品评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既不改节，为宫亦无朋党；所少者骨鲠规谏耳。” 唐太宗明辨长短、兼知优劣，这些品议无不恰到、中肯。
在唐太宗看来，知人的一个方面是兼明优劣；另一方面则是“知能不举，则为失材；知恶不黜，则为祸始。”人有才能，就得举用；举用之后，发现劣迹，不得姑息，必须斥退，可见，唐太宗的知人之明是包括了解人才两个阶段的全过程的，而且两者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即在了解的前提下使用，在使用的过程中还应该通过考察加深了解。
为什么说了解人才的第二阶段是使用人才呢?正如唐太宗所说：“公等既不知贤，朕又不可偏识”的认识限度所致。还因被举之士“厚貌饰词，不可知悉”，以伪装惑人，制造贤才的假象，遂造成了知人之难。所以，使用过程中的考察，实为补救主观上了解人才难免片面的举措。
唐太宗不仅具有知人的两个互相联系的阶段的辩证认识，而且还认真付之实现。即位初，他就指示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举荐贤才，几月没见动静。他掩饰不住求贤的急切心情，斥责封德彝失职，封德彝辩解：“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唐太宗驳道： “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他认为人才不会没有，关键在于物色，如果不去发掘人才，也就不能发现人才，必不知人。
唐太宗还十分重视在使用的过程中考察官员的才行，以加强了解。他曾对魏征说过：“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竟进。”贤才能起表率作用，不肖则败坏吏治，故他对“在官如有善事”的良吏，具列姓名于屏风之上，对“百姓已受其弊”的“恶迹始彰”的官员，则决不宽贷，必加“刑戮”。
知人固难，而用人更难，难在善任。如果说知人是善任的前提，那么善任则是知人的结果。要使任人各得其所，必须理解“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的道理。对此，唐太宗深有认识。知人难，难在未易尽知；用人难，难在才非所用。但将用人难与尽其才之难相比，前者难度自然要小。
唐太宗不仅知人善任，而且能“尽其才”。“尽其才”或者说“才斯奋”的前提是“谋斯从，言斯听”，对贤才们的优谋、嘉言能够言听计从，也就是事臣以礼之意，这对贤巨施展才能将是最大的鞭策和保证。正如魏征所说的：“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指出了唐太宗的“谋斯从，言斯听”是促使他“才斯奋”即“尽其才”的保证。贞观元年，他驳斥封德彝“于今未有奇才”时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贞观二十一年，他再次重申：“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几乎与此同时，又在《金镜》里总结了“舍短取长，然后为美”的用人经验。唐太宗解释用人必须“舍短取长”时，作了“用人如器”的比喻，是十分贴切的。正如器物不能兼具各种用途一样，人也不可能兼备全才。
所谓人才，自然会有自己的短处与毛病，如果用求全责备的目光看人，就会有眼不识人才。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正是如此。唐太宗在用人过程中，遵循“舍短取长”的方针是十分成功的，他任用房玄龄、杜如晦、戴胄等人，就是舍短取长的范例。
唐太宗知人善任与言听计从．这就充分调动了大臣“尽其才”的积极性。贞观能臣无不竭其智、尽其能、毕其力。例如，房玄龄“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甚至病危之际，还卧床作表谏止远征，唐太宗深受感动，对其儿媳合浦公主说：“此人危慑如此，尚能忧我国家。”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自谦“滥荷宠荣”的岑文本，被唐太宗任为中书令后，“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筹、笔不去手，精神耗竭”，直到最后“遇暴疾而薨”。
正是由于唐太宗懂得人无完人的道理，故能充分发挥各人所长，出现了贞观一代“茂绩殊勋，冠冕列辟”的盛况。有的“材推栋梁，谋猷经远，绸缪帷帐，经纶霸图”；有的“学综经籍，德范光茂，隐犯同致，忠谠日闻”；有的“竭力义旗，委质藩邸，一心表节，百战标奇”。各种各样的人才，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效力唐室，这正是唐太宗“用人如器”，“舍短取长”的方针所收到的实效。
对于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周遭环境越来越复杂，人际关系越来越难以改进。如何发现使用于自己的人才，如何去使用他们，显得尤为困难。唐太宗的这种舍断取长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舍弃别人不足之处，集众人优势为自己服务，必能有所作为。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唐太宗正是明白这个道理，才爱才若渴，对贤明圣得的人备爱有加。环境对于一个人，甚至一个企业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思想决定行动，行动形成习惯，习惯造就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作为一个好的领导者，就要明察秋毫，及时发现企业出现的错误和不正之风，并加以有效的制止。这样才能使企业获得长远发展。
自古以来，帝王的形象都是不可侵犯的。他们的身份地位至高无上，在如何树立权威这一点上，几乎不必花什么心思。但其中的也有区别，那就是昏昧与圣明。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指出：“亲贤臣，远小人。”说的就是作为一个圣明君主的行为规范。李世民当政时的作为，基本上遵循了这两句话，完成了一个圣明之主的形象，为后世所称道。
做一个帝王其实有很大压力，不仅要担心别人篡权，天天提心吊胆；还要担心军国大事，日日寤寐不安；要主执朝政，观察贤愚；还要审阅奏折，批阅重要文件，决定国家政策走向；凡是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事，他们都要考虑。
所以，历代封建皇帝也很想让自己终日紧绷着的神经能有机会放松一下。他们也喜欢能有一些亲信近臣说一些歌功颂德的话，以肯定自己所操过的那些心；他们也高兴能有几个懂得自己爱好的人，能在适当的时机提供一些新鲜的娱乐项目；只不过他们对这些事的钟情程度、克制能力有所不同罢了。
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古时有那么多帝王身为一国之君，却总是过于轻信小人，宠爱佞臣，甚至许多曾立过不世功业的皇帝、王侯也晚节不保，亲近一些不学无术的人，纵情声色犬马，结果酿成大祸。
同样的道理，在宋、齐、梁、陈、魏、周、隋等短命王朝之后欲开创大唐“万代基业”，李世民所承担的压力尤其重大，他私心里也应该有放纵轻松一下的愿望，也希望能有几个陪自己解闷的心腹弄臣。但他与以往和后世昏君不同之处在于，能掌握一定的度。他的圣明之处就在于喜爱游乐而不耽于游乐，不信任谗邪佞人。
贞观初年，李世民曾说过一篇精到的话：“朕综观前代谗佞之徒皆国之贼也。他们或巧言令色，迷惑国君；或结党营私，贻祸朝野。若国君昏庸无能，必然被他们蛊惑，使忠臣孝子泣血含冤。好比大片兰花竞相开放时，却被秋风所摧折；君王想要明察事理时，却被小人所蒙蔽。如此之事记载于史籍上的，已不胜枚举。像北齐、隋朝时小人谗言惑主的事，朕捡一些亲见亲闻说给你们听一听：斛律明月，是北齐良将，他的声威令敌国闻之丧胆。北周每年冬天凿开汾河上的冰封，就是担心斛律明月会率兵从坚冰上过来攻打他们。等到后来斛律明月遭到祖孝征散布谣言诬陷，被问罪诛杀以后，北周才开始有进攻北齐的打算。还有隋太子杨勇，统率全国军队，代理隋朝朝政。前后二十年，居功厥伟，并早有储君的名分。可宰相杨素却欺君枉上，陷害忠良，对文帝极言太子杨勇不才，以致文帝废杨勇立杨广。杨素欺骗文帝，残害良善，使父子伦常一朝失位，叛逆祸乱之源，也因此而生。隋文帝废嫡立庶，终被杨广和杨素合谋害死，祸及自身。杨广即位，荒**无道，大兴土木，致使隋亡国。前代史书说：‘猛兽处山林，藜藿为之不采；直臣立朝廷，奸邪为之寝谋。’这正是朕对诸位提出的希望和要求。”
李世民清醒地认识到历史上一些权奸误国的例子在于君王耳根太软，过于宠信小人，疏远贤臣，并因此严格要求自己以及大臣们都能够远谗佞小人，防微杜渐。在这方面，有这么一个例子，足以说明李世民对待弄臣的态度。
贞观七年，工部尚书段纶上奏，说征得巧工杨思齐一人，献与朝廷。李世民命先试杨思齐技艺，段纶便令杨思齐造演戏用的傀儡，进与李世民。李世民说：“傀儡制造确实精巧绝伦，杨思齐可谓当代巧匠。征得如此巧匠，理应令他制造一些有利于国家工业的器具，可你却令他先造戏具，这岂是当初戒饰百工不为奇技**巧的本意?”于是贬了段纶的官阶。段纶虽有些冤枉，但想一想他那希图取媚于上的本心，也确实有导皇上以狎邪之嫌，这就触犯了李世民“远小人应防微杜渐”的心理，终至贬官。
贞观十六年，李世民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是掌管记录朕言行举止的起居舍人，近来记录朕所作所为是好是坏?”褚遂良说：“设置史官的目的就是如实记录，做的好事固然一定要记录，有过失也不应予以隐讳。”李世民说：“朕现在正努力去做的事有三件，目的也是为了史官不至于在记录朕言行时过失太多。第一件事是审察研究前代君王治理国家成败事例，作为殷鉴；第二件事是提拔任用贤才，把国家治理好；第三件事是废弃、疏远那些妄进谗言、品行恶劣的小人，不听信他们。这三件事朕要坚持做好，始终不改。”
至于谗言，李世民也能慎重对待。权万纪与李仁发是贞观朝的两大小人，他们经常刺探朝中大员隐私，如有反逆之状，便告之于李世民。无形之中这两个人成了李世民的眼线，因此在刚开始时很宠信他们。由于李世民的宠信，这两人便恃势自骄，开始肆无忌惮起来，经常向李世民进谗言，捕风捉影地罗织那些与自己有过节的官员罪状，向李世民告状。朝中大臣有很多因此而被李世民谴责过。魏徵为此直言道：“万纪等，小人也，根本不识大体，以告密表示自己的忠诚。陛下也不是不知道他们的不堪任用，只不过是取他们的无所避忌，用来警策群臣罢了。可万纪等人却因此挟恩仗势，逞其奸谋，屡进谗言。如今凡是他们所弹劾的人都没什么罪过，只不过和他们有些私怨罢了。陛下即使不能任用良才以革新风气，也不应该亲近奸人而自损圣明。”李世民闻言恍然大悟，赏魏徵绢五百匹，以嘉其言。从这以后，权万纪等人进言诬告大臣，李世民都不再相信，对他们采取了疏远的态度。
远小人是李世民的“圣明”之处，他更加圣明之处则是能亲贤臣。李世民常将魏徵引入内寝，两人相对席地而坐，由魏徵逐条讲论举凡国家政事的治理以及帝王言行的得失，李世民认真听取。唐时礼法尚不像宋朝那样严格，一般年高德劭的大臣在进见皇帝时都有坐处。李世民曾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徵吾镜也。”李世民和魏徵的关系，既是君臣又如师如友，从而使这二人分别成为后世明君和贤臣相得的典范。而对于魏徵所提出的好建议，李世民也能虚心听取，并立刻在行动上予以响应，可以说，李世民对魏徵的亲近信任，使其为君的品行更加完善，使其为政的过失大大减少。
历史上并没有太多的帝王能真正做到远小人，亲贤臣，李世民则是这为数不多的几个帝王之一。他对贤臣尊敬信任，但不及与私；他对弄臣则完全抱着疏远的态度，让他们提供娱乐项目，却不委以官职或不委以权力和信任。从而，李世民一代圣明贤主的形象便高高地树立在贞观盛世，也树立于封建历史之中。这使李世民所统治的贞观朝成为中国名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琏、李靖、褚遂良、马周等)最多的一代。
在贞观政治舞台上，许多贤良有才之士都能大胆而自如地将才华尽情施展，从而开创了贞观盛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同时，也使贞观朝成为中国古代佞臣小人最少的一代，几乎没有出现过能长期得势的佞臣和能参政议政的小人，从而使贞观朝成为官清吏正的一个朝代。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亲近君子，则你的事业将如日中天，亲近小人，则你的事业恐怕不久矣。这是千百年来历代人证实过的真理，坚持它，相信对你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帮助。
贤臣用，则国兴；小人用，则国将亡矣！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曾这样谆谆告诫后主：“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由此我们可以见用贤臣与用小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贤臣用，则国兴；小人用，则国将亡矣。这样的原则在今天仍然适用，特别是随于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在用人问题上这点是不得不考虑的。用对人则企业兴，用错人则企业衰。
一次，李世民在翠微殿与大臣们商讨国事，谈到尽兴时，他忽然对大臣们说：“自古以来，虽然有不少英雄豪杰平定天下，建立帝王之业。但是就是不能征服夷狄，巩固边防。我的才能和智慧，远远没有古人强，而所取得的业绩却远远超过他们。我实在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请诸位爱卿直率地给我指明一下。”
众大臣明知其中的奥妙，就是没人敢于直说，只是阿谀奉迎地说：“陛下的功德，辽阔如大地，高远似苍天，根本无法用语言来说明。”
李世民说：“没有这样的事啊!我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显赫的成绩，只是由于五件事情做得比较好。自古以来，做帝王的人一般嫉妒才能超过他自己的人，而我看见别人有优点，就好像是自己的优点，真心为别人感到高兴；人的才能和品行不可能样样兼备，我却经常能抛弃别人的缺点，采用别人的优点；君主选贤任能时，常常想把有才能的人，拉到自己的怀抱，变为自己的心腹；把没有才能的人，推入悬崖沟壑，置其于死地。而我看见有才能的人，就会去尊敬他；看见没有才能的人，就会去怜悯他，让有才能的人和无才能的人，各得其所，都有一个好的归宿；君主一般讨厌心直口快、公正无私的正直人，表面上很喜欢他们，暗地里却恨之入骨，大肆杀戮。这种阳奉阳违、口是心非的人，历朝历代，比比皆是。自从我继承帝位以来，所重用的正直之人，充斥朝廷，比肩而立，从来没有因为他们心直口快，指出了我的过错，而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罢官免职；自古以来，每个朝代的帝王都是贵中华，轻夷狄，惟独我把汉人和胡人、中国人和外国人平等对待，一视同仁。所以那些夷狄部落，都把我视为他们的亲生父母，言听计从，衷心爱戴。”
李世民接着说“以上这些，就是我取得今天成就的基本原因。褚遂良，你过去当过史官，对我的所作所为十分熟悉，朕说的这五件事，是不是客观事实呢?”
褚遂良说：“陛下的盛德，根本不可能全部详细记载，仅仅用这五件事来概括陛下的丰功伟绩，似乎有些太谦虚了。”
这其实就是一个用人问题，它的核心主要是与人为善，选贤任能。不妒贤嫉能，不陷害忠良，不欺侮智能低下的弱势人群。发现别人有能力，有优点，就好像是自己有能力、有优点一样，从心里深处替别人高兴。既不推行大汉族主义，也不支持狭隘的民族主义；既不崇洋媚外，全面胡化，也不盲目排外，固步自封，妄自尊大。所以，李世民能够创造别人无法实现的丰功伟绩，受到中外各族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仅仅重用能人、贤人，只是解决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只能赢得一部分人的支持和拥护。
如今大多企业倡导精英管理，能人治厂，把一部分人的收入、待遇和福利，提得很高。与人为善的原则，还表现在企业的管理宗旨上。
例如日本松下电器公司，在1932年以前，它只不过是一个街巷企业，并没有脱离一般商业的经营方法和习惯。1932年5月5日，松下公司向全体职工和社会公开承诺，公司的真正使命是：“生产广泛需要的贵重生活物资，要像管道中的流水一样，源源供应于世。消除贫困，带来繁荣。”要在明确自己义务的基础上进行工作，为满足一般大众的要求服务。服务在松下电器公司的发展历程中，成为企业克敌致胜，超常发展的法宝。
松下幸之助说：“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的工作仍然是制造和销售电气器具。但是，再多少深思一下看，可以说我们是通过制造和销售电气器具来为社会服务。为社会服务就是为大众服务，我想这是一切职业的基本原则。农民生产大米为社会服务，我们生产电气器具为大众服务，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么?而且这种互相服务的水平越高，社会就繁荣。同时，这种服效率越高的人。越能换取他人的服务。就是说它是反映在收入上、名誉上，有时也表现在幸福的状态之中。概括地说，为他人服务，才能换取他人为自己服务。”
“这一条规律形成得十分美妙，如果这样想：为他人服务难道不吃亏么?这样一来，就要出现忧虑，产生迷惑。事情决不是这样的，为他人服务得多的人，他人会为自己服务得更多。这样一想，产品就能够更多地生产出来了。这一条规律形成得非常合理。即使从经营获利的观点来看，也是为他人服务决不会吃亏。这可是件奇怪的事情啊!这不是老天爷为我们担保吗?”
“所以，松下电器公司如果彻底贯彻实施我们所宣布的为社会服务的信念，使自己的事业力求上进，那么我们的劳动成果不久就遍布于全世界。我想整个世界也将会为我们服务的。” 随着企业的蒸蒸日上、飞速发展，他们的劳动成果竟奇迹般地出现在世界各地。松下幸之助的设想，不久就变成了现实。
综上，李世民征服了天下人心，松下幸之助则征服了世界电器市场。李世民把别人的优点当成自己的优点，松下幸之助用为他人服务的方式来换取别人为自己的服务；与人为善，选贤任能，关心他人，抛弃别人的缺点，吸收别人的优点，即使才不及他人，也能取得超过他人的业绩。爱护别人其实就是爱护自己，服务他人其实也是服务自己。
一个优秀的领导者能够选贤任能，并将那些对自己发展有利的人和事哪来为自己所用，积极吸取别人的优点和长处用以谋求发展。亲贤臣，远小人，这必是他们成功的关键所在。
用人要选德才兼备之人
回顾历史，作为封建统治者在用人标准上提倡和坚持“德才兼备”，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但明确提出有才无德者不可用的，却为数不多。而唐太宗李世民则是这“为数不多”的封建统治者中最有识人之能的一位，他所说的“无识之人，务行谗毁，交乱君臣，殊非益国”，可谓一语中的。时至今日，这句话仍有深远的意义。
“无识之人，务行谗毁，交乱君臣，殊非益国。”是李世民的一句名言。他对“有才无德者不可用”，不仅在理论上多有阐述，在实践中也基本上严守这一用人标准。
隋朝有名的重臣苏威，隋亡后曾先后当过字文化及的光禄大夫，越王杨侗的上柱国，王世充郑政权的太师，“所经之处，皆与时消息，从求容免。”世民平王世充后，苏威请求谒见，却遭到这样的斥责：“公隋朝宰辅，政乱不能匡救，遂令品物涂炭，君弑国亡。见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无劳相见也。”对于这种缺乏政治品德的人，李世民绝对不会任用的。
他认为，君子、小人应当加以区别，不如此就不能正确的进退百官，但正如魏征所说，“君子、小人，貌同心异”，识别起来并不是那么简单。李世民也知道：“用人之道，尤为未易。已之所谓贤，未必尽善；众人所谓毁，未必全恶。”所以他又说：“朕比读书，所见善事，并即行之，都无所疑。至于用人，则善恶难别，故知人极为不易。”作为封建皇帝，由于地位特殊，就更容易为臣下所欺骗，世民对此有相当清醒的估计：
“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辏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
这样深刻的认识使他特别强调“则哲为难，良可慎也”。确实是“知人则哲”，一个封建皇帝是否英明，能不能明辨贤佞是重要标志之一。李世民在知人方面，也是有一些经验和原则的，他认为辨别一个臣下是否奸邪，要从一下几点入手：
首先君主看他是否对皇帝阿谀奉承。世民还明确地指出，“谗佞之徒”的重要特征就是“以其谄谀之姿，恶忠贤之在己上”，以及“巧言令色，以亲于上；先意承旨，以悦于君”。几千年的私有制的阶级社会，在人们的性格中往往形成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譬如不对别人阿谀奉承比较容易做到，拒绝别人对自己的阿谀奉承则行之为难，有的人即令自己不屑于对别人阿谀奉承，但对来自别人的阿谀奉承却仍受之欣然。能够象世民这样，居帝位之尊而能自觉抵制对自己的“先意承旨”，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要防止左右陪伴君王的人蒙蔽皇帝，否则国君就难以洞悉幽隐。有一次宦官出使还朝，“妄有所奏”，世民大怒，魏征借机进奏：“阉竖虽微，狎近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潜，为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无所虑；为子孙教，不可不杜其源。”世民笑着说：“非公，朕安得闻此言?”唐玄宗以后不少唐朝的皇帝为宦官所蒙蔽，不辨忠奸，就生动她证明了此点。只可惜世民抑斥阉宦的做法没有为后代所继承，致使朝政日非，民不聊生。
最后，要看一个臣下怎样向他反映别人的善恶，然后据以识别奸臣。魏征曾说：“君子不能无小恶，恶不积无妨于正道；小八或时有小善，善不积不足以立忠。”确实是，每一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如何向上反映一个人的善恶呢?魏征认为。“君子掩人之恶，扬人之善”。小人则专事告讦，而“告讦者进，遏恶者不齿，君子苟免，小人遂志”。世民本人也发现，“告讦之言，案验多谬”。这种人“告讦百官”时，“务行谗毁，交乱君臣，殊非益国”，因而世民下令，以后“有上书讦人小恶者，当以谗人之罪罪之”。
太宗还认为用人是一种赏罚的手段。魏征明确地提醒世民，要做到“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用则思无因怒而滥刑”。尤其要注意防止“憎者唯见其恶，爱者唯见其善。爱憎之间宜详审。若爱而知恶，憎而知善，去邪勿疑，任贤勿贰，可以兴化矣”。但世民进行赏罚也出现过一些缺点和过失，但就总的方面说，错赏滥罚的事还是为数不多。他自己也说即位以后，“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虽不免有夸大之处，但基本上是实事。
一个人就象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一样，有功也有过，这是不可避免的。如何根据一个人身上并存的功过进行赏罚呢?对此，李世民的主要做法是抓住主流，舍其支流。
房玄龄、杜如晦和温彦博是当时的重臣，功绩卓著，但御史大夫萧瑟却因数人“尝有微过”而“劾之”，世民对此事置而不问。后来有一次批评萧璃说：“卿之守道耿介，古人无以过也；然而善恶太明，亦有时而失。”恐怕所指的就是弹劾房、杜的那件事。此外，对薛万彻也曾有“录功弃过”的事。因有大功而放纵臣下贪残不问，自然不免失之过宽；但世民不以细过而忘大功，则抓住了事物的主流，因而赢得大臣的赤胆忠诚。
李世民一贯“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对于那些罪大于功的黩职贪官，素以行“仁政”著称的世民则从来不肯因小功而舍大罪，毫不宽容，坚决打击。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世民遣孙伏伽等二十二人巡察天下，一次就有“罪死者七人，流罪以下及免黜者数百人”。
唐政权能够对贪官污吏进行有力的打击，正是它具有生命力的生动表现。当然世民并不是单纯进行打击的唯惩罚论者，他深知“不教而诛”是错误的，因此对百官经常谆谆教导，讲明利害，告诫他们不要因贪纵而自陷刑网。世民实际是把赏罚与教育结合起来的双管齐下，因而曾经借评论古人而大发议论：“夫贤之立身，以功名为本；士之居世，以富贵为先，然则荣利，人之所贪；祸辱，人之所恶。故居安保名，则君子处焉；冒险履贵，则哲士去焉。”这样做是收到了一定效果的。
唐太宗其难能可贵之处和识人、用人之能，无须再用更多的言语来表述，居帝位之尊而能自觉抵制对自己的“先意承旨”，并有自己独到的识别奸邪之法，从而将无德之小人挡在了朝门之外，其英明显而易见。
治理官员腐败的决心——杀无赦
腐败作为一种“政治牛皮癣”，几乎出现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贪官污吏身上。腐败无论在政府部门，还是企业单位里都不断滋生着。怎样把这种不正之风压制下去，从而肃清单位的风气，是每个领导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唐太宗李世民的做法也许对我们很有启发。
贞观年间，腐败问题造成了歪风邪气上升，收贿行贿泛滥，也困扰着李世民的政治统治。为此，李世民煞费苦心，专门派官员乔装打扮，提着金银珠宝去试探衙门中的权要，检验他们的廉洁程度。无奈，送上的礼品，权贵们几乎都是来者不拒，热情笑纳。御史们东捕西抓，弄得囹圄人满为患。李世民就决定大开杀戒，横扫一切腐败分子。
虽然李世民的这种做法有一定的效果，但司法部门的主管人员认为李世民的做法，是假戏真做，诱人犯罪，不分青红皂白，统统拉出去腰斩、杀头，有一些滥杀无辜的嫌疑，坚决不同意这样做。李世民只好改变策略，派钦差大臣到全国各地去巡察，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以打击腐败风气。
李世民刚开始对于自己的老朋友、老部下，还想手下留情，网开一面，但经过魏征等人的劝说，也基本做到不徇私情，执法如山，很快形成“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滑之伍，皆畏威敛迹，无敢侵侮佃人”的执法严肃、令行天下的风气，让世人钦佩。
庞相寿时任濮州刺史，因贪污脏款被罢免官职。由于他是李世民的老部下，君臣关系不错，通过活动，又恢复了他的官职。魏征得知之后，立即找到李世民说明利害。魏征说：“秦王府的老部下现在当官的很多，如果犯法了都碍于情面，不加处理，别人就处理不下去了。”李世民只好找到庞相寿，对他解释说：“我现在是一国之君，不能因为你是我的老部下，就徇私枉法，你的事情我也无能为力了，请你好自为之。”
贞观二十年(646年)，李世民抓住一批典型案例，重点打击，重点审查，其中判处死刑者7人，流放岭南地区的数百人。例如沧州刺史常辩，由于罪行严重，贪污数额巨大，唐太宗将其押解进京，在各道驻京代表面前当众杖杀，以警告各级官员严以律己，不要再随便贪污，自取灭亡。
牛皮癣虽然属于顽固性皮肤病，只要治理得法，内治外治相配合，总是还有治愈的时候。政治牛皮癣的腐败，其治病原理也大同小异，并非是不可治愈的顽疾，关键还要看医术如何，措施如何，能否不让它愈后不再复发。
从发病地区看，它又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不发达地区。法制不健全、制度不健全、人们的法制观念淡薄则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尽管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腐败问题，都有自己治疗腐败的灵丹妙药。但是，绝不能病急乱投医，治表不治里，甚至是搞到了灵丹妙药，却不肯吃药，或着是让贪官主持反腐败工作。
腐败从发病的原因看，它多与专制、权力等联系密切，是权钱交易、权力失控、独断专行的产物。它的发病人群多集中在政府官员身上，是特殊人群最容易患的疑难杂症，穷疯了的官员容易患腐败症，富得流油的官员也容易得，一旦患上之后，便胃口大开，狮子大张口，让人觉得他们贪得无厌、欲壑难填，简直就是无底洞。
古代不固定让某个人在一个地方作官，实行干部交换制，对于限制官吏贪脏枉法、内外勾结很有益处。现在许多民营企业实行干部定期轮换制，也很有效果。其具体做法是：
对干部每两年进行一次聘任，即使业绩很佳的干部，再次聘任依然榜上有名，也不能再从事原来的领导工作。这样做的好处有以下几点：一可以防止灯下黑，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灯下有黑影，是因为灯无法移动，一旦移动了，原来有黑影的地方就不再黑了。二可以防止陈陈相依，新矛盾掩盖老问题。干部腐败都有个角色进入问题，时间太短进不去。三是可以防止领导拉帮结派，成立小集团，造成胳膊比腿粗，尾大不掉的弊端。
如果一个人能长期占据某个位置，就容易会拆东墙补西墙，用新矛盾掩盖历史问题，侥幸逃脱而不被人发现。如果在其未站稳脚跟之时，就进行干部轮换，既可以发现老问题，又可以解决新予盾。同时使干部一专多能，熟悉不同工作，胜任不同工作岗位，一举两得。
腐败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一个集团致命的弱点，任何忽视这一点的人或企业必将走向灭亡。惩治腐败是每一个领导者关心的大事，要做就要做狠，对那些害群之马一定要杀无涉！
身边要常有几个敢于说“不”的谏臣
一般说来，人都喜欢听华丽的言词，对于批评，是不容易接受的，所以下属为了讨好上司，往往只讲好话，因此领导者就很难听到下属真正的意见了。一个经营者若不明了自己在什么地方有过错、什么地方需要改进时，就应该多多鼓励下属提出批评，并听取下属的意见，虚心接受，这才是一位领导者所应具备的条件。唐太宗正是做到了这一点。
感激的心情能使你去珍惜一块铁片。尤其是经营者，必须时时保持感激之心。德川家康常说：“一位好的部属给予君主诚恳的谏言，比上战场冲锋陷阵还有价值。”在古时，武士们在沙场建功，虽然是最高的荣誉，但是对领导者诚挚的谏言，则更是难能可贵。
王硅本是隋末落魄之士，早年丧父，家里很穷，他性淡泊却有志气。李渊入关后，王硅跟随太子李建成做事，后来李建成与李世民矛盾日深，李渊责其教导太子无方而流放外地。李世民即位后，早就听说王硅的才气，便召回将其任命为谏议大夫。
王硅为官敢于直言谏诤，还善于评论贤愚，曾多次上书向李世民直谏。李世民对其十分赞赏。譬如，李世民曾对他说：“您对朕所指出的，都正切中朕的要害。自古国君没有不希望国家长治久安的，然而很少有人能做到，原因就在于听不到别人指正自己的过失，或者即使听到也不加改正。现在朕有过失，您能直言劝谏，朕闻过能改，何愁国家不长久安定呢?”他还对王硅说：“您若常任朕的谏官，那朕一定不会有过失。”从此，李世民更加厚待王硅。
某天，李世民与王硅在席间交谈，此时有一妃嫔在身边侍候。这个女子本是庐江王李瑗的爱姬。李瑗兵败后，被李世民留在了宫中。在谈话间，李世民指着这个女子对王硅说：“庐江王不行仁道，杀了这个美人的丈夫又把她占为己有。如此暴虐，哪有不亡国的道理!”
哪知王硅听了，却离开座位站起来说：‘陛下认为庐江王强行夺取这个美人是对是错呢?”李世民回答：“哪有杀了人家还霸占人家妻子的!你还问朕是对是错，为什么?”
王硅答道：“臣听说《管子》上说：齐桓公到郭国，问郭国的百姓：‘郭因何灭亡?’郭国百姓说：‘因为国君喜善厌恶。’桓公说：‘按你们说来，那他就是贤君了，又何至灭亡呢?’百姓说：‘不是这样，郭国的国君喜善但却不任用，厌恶却不摒弃，所以导致国家灭亡。’以臣现在所见，这个妇人还留在陛下的身边，臣以为陛下心里是赞同庐江王的做法的。陛下如果认为庐江王这种做法不对，那么明知庐江王的邪恶而自己为什么不加摒弃呢?”
王硅说的道理令人折服，他逐步地诱导李世民，让他自己心服口服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这种规谏方法确实高明。李世民听了此话，深为自己有这样直言不讳的臣子感到高兴，他马上把这个女子放走了。
王硅确实性情耿直，往抚逆鳞，直言不讳，而李世民也胸怀大度，颇能理解臣子的一片忠心。再如贞观元年，李世民提升王硅为黄门侍郎，参预朝政，兼任太子右庶子。贞观二年又升他为侍中，当时，房玄龄、魏征、李靖、温彦博、戴胄等人与王硅同朝为官。李世民在一次宴请重臣时对王硅说：“你精于鉴别人才，尤善于评论。不妨从房玄龄等人起，品评一下他们的优缺点，同时和他们互相比较一下，你在哪些方面比他们优秀?”
对于这个难题王硅却从容作答。他说：“处理国事，孜孜不倦，知无不为，臣比不上房玄龄；深恐自己的国君比不上尧、舜而常忠心上谏的，臣比不上魏征；文武双全，出则可以为将，入则可以为相，臣不如李靖；陈奏事情，详尽明了，下传圣旨，上禀民情，公正真实，臣不如温彦博；处理繁琐事务，办事井井有条，臣不如戴胄；至于激浊扬清，嫉恶扬善，臣跟他们比起来稍稍有些优势。”
李世民和诸大臣对于王硅的话都深为钦佩，他的评论恰如其分，正好说出了每个大臣的特有之处，不夸张，也不贬低，这也表现出了他正直无私的品格。 房玄龄说：“自古以来，惟主明臣正，方能致治；君臣同德，海内方安。明主用邪臣不能致治，正臣事邪主也不能致治。陛下可谓明主，王硅也是正臣，这是可喜之事。”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李世民任命礼部尚书王硅兼任魏王李泰的老师。李世民对房玄龄说：“古来帝王之子，生长在深宫之中。到他长大成人之后，没有不骄横**逸的，因此相继败亡，很少能够自强自立。朕今天要对子弟严加教育，想使他们都能安身立命。王硅一向是朕信任的人，朕深知他性情刚直，为人忠孝。所以选他做朕儿子的师傅。卿可对李泰打个招呼，就说每见王琏就如同见到朕一样要表示尊敬，不得怠慢。”
李世民对王硅的信任和敬重之深由此可见。王琏做了李泰的老师后，更是处处为人师表，深受当时朝臣们的称赞。一次，魏王李泰向王硅问忠孝之事，王硅对李泰说：“陛下是你的君主，做事你要想到尽忠；陛下又是你的父亲，做事你要想到尽孝。忠孝可以立身，也可以助你功成名就。”他还对李泰说：“汉代平王苍称‘为善最乐’，愿你有此志。”李世民听说了王硅这些事情，为自己儿子有这样优秀的老师而高兴，他说：“我的儿子可以没有过失了。”这自然也是在称赞王硅育人有方。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王硅患病，李世民派公主去看望他，还派民部尚书唐俭为他增减药膳。王硅去世时，李世民还穿着白色的衣服为他哀悼。而魏王李泰则率百官亲自哭孝。如此可见唐太宗对谏臣的感恩和爱戴之情。
在贞观时期，魏征，对李世民前后上谏３００多次，李世民非常尊重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终于成为一代名君，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繁荣局面。除此之外，李世民和宰相王硅之间的君臣关系也是值得一提的，对王硅的任用，可以说是李世民爱才之心的又一次体现。人为国之本，得到贤人，更是国家的大事，对这一点，李世民从不轻视。
一次李世民问身边大臣说：“正直之君如用邪恶之臣，国家就无法太平；正直之臣若事邪恶之君，国家也无法太平。只有君臣同时忠诚正直，如同鱼水，那天下才能平安。朕虽然并不聪明，但有幸得到各位公卿的匡扶指正，希望凭借你们正直的谏议帮助朕把天下治理太平。”
此时身为谏议大夫的王硅听了李世民的话，马上对答道：“臣听说木材经过墨绳的测量规划，才能锯得正直；国君听从采纳臣子的规谏，才会变得圣明。所以，古代的圣君，必有直言强谏的诤臣七人(注：《孝经》日：“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若谏言不被采用，则宁肯相继谏诤而死。今陛下广开圣明之恩，采纳农夫野老之议，臣处于这个无需忌讳的开明朝代，实愿随时将臣的愚见讲出来。”
这一番诚恳而直率的话，反映出李世民对臣子逆鳞之言毫不避讳，臣子自然就会倾己能而出现和谐的君臣关系。正是这关系才使得李世民执政二十余年，出现清明的政治。
多留几个敢于直言不讳，敢于吐露心声的人在身边，就像身边多了几面镜子，可以让你时刻看清自己，少走弯路，少犯错误。一位领导人如果能时时保持感激的心，更加信任那些敢于直言的人，会促使整个工作环境，无论在物质条件或精神条件上，都有丰硕的收获和提升。
用准人才 受益无穷
人是群居的动物，没有一个人能离开人群而独自生活，人需要群策群力，才能开发出其应有的潜力。一个领导者应该认识到，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一个人如果做能力以上的工作，就容易遭到失败。为了避免能力发挥上的缺点，就应该群体合作，这才是提高工作效率最科学的方法。作为领导者的唐太宗就认识到了这些。
贞观时朝，由众多贤德仁士组成了一个宏大的人才群体，紧密围绕着一个封建核心——最高统治者唐太宗。李世民很注意发挥这个群体的力量，共佐君王，力保大唐，使每个人都能施展其才华。
崔仁师是执掌管财物的度支郎中记忆力特别强，是一位别具一格的才子。向李世民面奏财物支出的情况，洋洋数千言，竟不用稿本。李世民让黄门侍郎杜正伦拿来簿账，崔仁师背着向李世民禀报，一无差错，令李世民大为惊异。
贞观年初，崔仁师还当过殿中侍御史，当时青州发生了叛逆之事，州县大肆追捕，狱中人满，李世民令崔仁师前去查按此事。崔仁师到青州后，统统给犯人去掉枷锁，只留首犯十余人，剩下的全部释放。大理少卿孙伏伽以为案情重大，处理过宽，担心地对崔仁师说：“此犯徒侣极众，而足下雪免者多，人皆好生，谁肯让死?今既临命，恐未甘心，深为足下忧也。”崔仁师解释说：“尝闻理狱之体，必务仁恕，故称杀人刖足，亦皆有礼。岂有求身之安，知枉不为申理。若以一介暗短，但易得十囚之命，亦所愿也。”意在惜民之命，纵是自己被冤屈而死，也是值得的。
闻听此言，孙伏伽自愧在境界上不如崔仁师。到了朝廷派到青州的刺史抽查审讯在押犯时，各囚犯都说：“崔公仁恕，事无枉滥，请伏罪。”足见崔仁师以仁、恕为基本方针来审理狱案的做法。已经取得实效。
贞观朝的人才群体中除了执掌国事，协助李世民治国安邦的宰相以外，还有许多各具才能的人才。如著名的书法家褚遂良，也是其中之一。褚遂良是著名的贞观名士，他是隋散骑常褚亮之子，大业末年随父到陇右。薛举反隋割据后，褚遂良被任为通事舍人。薛举失败后，褚遂良归降了唐朝，被授予秦州都督府铠曹参军。
贞观十年(公元636)，褚遂良自秘书郎迁升起居郎。由于此人“博涉文史，尤工隶书”，当时虞世南死后，李世民因愁无人可论书，”魏征荐举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李世民当天就召令褚遂良陪他谈论书法。李世民曾以重金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相把一些搜集罗列的古旧书法墨迹，当成王羲之书迹献到朝廷，当时没有人能辨别出真伪，但褚遂良鉴定真伪，无一差错，可见其书法修养根底之深。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时任谏议大夫的褚遂良因为每日供给魏王李泰的物品超过皇太子，上书进谏说：“从前圣人制定礼法，尊贵嫡子(注：原配妻生子日嫡子)，卑抑庶子(注妾生子曰庶子)。皇太子称之为储君(意是君王之副，即君位的继承人)，德位仅次于君主，极为高贵尊崇，所用物品用不着限制，钱财货物可与君主共同享用。庶子地位较低，不得以此为例，与皇太子互作比照。这样自然可以杜绝嫌疑，清除祸源。”
褚遂良在奏章中说：“先王一定是根据人情来制定礼法的，懂得国家要安定有序，必须先分清嫡、庶之别。这样，庶子虽被宠爱，也不得超过嫡子。嫡子的主导地位必须得到尊崇。如果不能明确也确立他们名分，而使应当亲近的反而疏远，应当尊崇的反而卑下，就会导致那些佞巧奸邪之徒乘机活动，因私宠损害国家制度，迷乱人心，扰乱国家。”
褚遂良说：“臣曾见《左传》上说：‘爱护子女，就要教育他们懂得道理规矩。’忠、孝、恭、俭就是道理规矩。以前汉朝的窦太后、汉景帝就不懂得这个道理，于是放纵骄惯梁孝王，封赐给他四十余城，苑囿方圆二百里。梁孝王大建宫室，修建复道，到处可见，积蓄的钱财数以万计，出入的清道仪式都如同帝王，后来稍有不如意之事，就发病死了。
褚遂良又说：“汉宣帝对淮阳王也是放纵骄惯，几乎到了败亡的地步。幸亏有忠良的大臣辅佐，才使他免于一死。现在魏王出藩封地，臣希望陛下要常用礼义教训他，为他选择好的师傅，经常用国家成败的事例来教育他，以勤俭节约来要求他，以文章学问来劝勉他，用忠孝之义来引导他，用道德礼义来约束他，这样才能使他成为国之良材。这就是所谓循循善诱的圣人之教。”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时，李世民对侍臣说：“当今国家什么事情最为急迫?请各位发表意见。”众大臣没有谙中皇上所想之事。其实，这时李世民已经是在众臣中寻觅托后之臣了，他问此事正是想以此为据来考验臣子对国事的关注程度。结果当时只有褚遂良站出来回答说：“当今天下都仰慕陛下的圣德，都不敢为非作歹，但太子和诸位王子必须明确他们的身份。陛下应为子孙后代立下规矩，此事是当务之急。”
当时，李世民年幼的皇子授以都督、刺史之职。褚遂良上书规谏说：“从前两汉是以‘郡国制度’管理百姓。除了州郡之外，还分封诸子，割土分疆，建立诸侯国。这是杂用周朝的分封制度。我大唐的郡县制度，大致是沿袭秦朝的法规。皇子尚年幼，就封他们做刺史，陛下岂不是在运用自己的骨肉，来镇慑四方?陛下这样做，虽说比前人要高明些，但依臣之愚见，此举尚有不够完善之处。”
褚遂良是很懂得政治的，此言一出，足以震动四座。褚遂良揭示了积弊，接下来又揭示形成积弊的原因，他说：“为什么不够完善呢?这在于刺史与都督，是百姓安定的依托，得一善人为都督，所属部下就平安无事，得一不善之人为刺史，全州的百姓都要受到骚扰折腾。所以，人君爱护百姓，总是选派贤人做都督或刺史。历史上有的刺史被赞誉为‘河润九里，京师蒙福’；有的刺史为百姓所传颂，生前就为他立祠纪念。汉宣帝曾说：‘与朕共治天下的，只有贤良的太守啊!’依臣之愚见，陛下诸子中，年龄太小而不能临民治政的，就请暂且留在京师，请人教他们学习典籍。一则使他们惧天子尊威，不敢违法乱纪；二则平时可观见朝政仪礼，自然而然就懂得如何为政。这样天长日久，就学会如何为人处世。陛下经过审查，认为他们可以胜任为刺史，然后再派他们上任。”
李世民采纳了褚遂良的意见。不仅认真听取和采纳他的谏言，还很佩服他的学识，曾说：“立身之道，不可无学，遂良博识，深可重也。”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九月，褚遂良拜黄门侍郎，参与朝政，成为贞观年间众多的宰相之一。贞观二十二年，他又为中书令。第二年五月，太宗李世民病危，召褚遂良和司徒长孙无忌，对他们说：“朕把所有的后事都交给你们了。”又对太子李治说：“他们二人在，你就不要担心天下。”并让褚遂良拟遗诏。
李世民去世后，李治想废原配皇后，改立武则天为皇后时，褚遂良极力反对，对李治说：“皇后各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说：‘朕传八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迁，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
闻褚遂良之言，李治无言以对。次日，李治再次谈及此事，褚遂良说：“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具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万代之后，谓陛下为如何?愿留三恩!臣今忤陛下罪当死。”于是置笏于殿阶，解巾叩头，血流满面，说：“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
李治闻言大怒，下令将褚遂良拉出殿外。武则天在帘中观望，脱口骂道：“何不捕杀此獠!”长孙无忌见势不妙：奏道：“遂良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总算使褚遂良免遭杀身之祸。从这里也可看出李世民任人的准确，更可想见褚遂良为李唐大业奉献的赤胆忠心。
正是因为李世民对褚遂良的极端信任，才使褚遂良在死后仍为保大唐江山长久拼死努力。用准了一个人，其潜能则能无限量的发挥，其功用自可想而知。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地方，再由这样的人组成一直强大的群体，那么这样的组合必将创造惊天动地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