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道理和用人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三国枭雄曹操，就是因为老是对自己身边的人疑心太重，错杀许多贤能之士，使其在三国争霸之中，屡屡受挫，更是杀害了一代神医华佗，留下了千古骂名。而唐太宗李世民在用人方面，则显得十分大气，真正做到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诚信是用人最基本的原则
诚实守信是每个人最基本的做人原则和行为规范。诚信是赢得他人尊重的最重要的条件，一个诚信的人，是一个幸运的人，他会时时刻刻感到幸运之神降临到自己头上。同样，一个讲究诚信的企业，其生命力也是十分强大的。李世民真实做到了这一点。
“人活一世，所有皆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人的一生就像是人世间的一个过客，但“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如果你活一世。给人们留下了不朽的功勋，那你的英名将永垂不朽。所以人生贵在有所作为。而唐太宗李世民的一生，正是“有所作为”的一生。而他的有所作为，皆源于他的诚心用人。
李世民登上帝位之初,首要的任务就是巩固自己刚刚得到的政权。在处理君臣关系上力求做到办事公正、待人以信,反对以亲疏关系来用人择官。因而在贞观前期，君臣之间的关系比较宽松、和谐。
唐太宗不仅提倡诚信之风气，而且在实际行动中也能认真地实施。贞观二年，有人密告长孙无忌权势过重，太宗把长孙无忌召来，拿出密表给他看，并说：“我与卿坦诚无疑，如果各自都把知道的事隐瞒起来不讲，君臣之间必将难以互相沟通。”他还在朝堂之上公然对群臣说：“我的诸子还都幼小，我对待无忌如同爱子，并非别人所能离间得了的。”
有一次，太宗外出洛阳，命房玄龄留守京师，授予便宜行事之权，不必事事奏请。有人诬告房玄龄有密谋，房玄龄认为所告对象是自己，本人不便自行处理，就把告状人送到太宗的行宫。太宗得知京师留守送来告密者，大怒，命左右持长刀侍候，然后召见告密者，当听到所告的是房玄龄后，不问所告何事，就下令将告密者腰斩，还下书给房玄龄，责备他不能自信，命他以后如再有类似的事发生，可以自行裁决。
太宗立斩告密者，起到了打击这种歪风邪气的作用，杜绝那些企图通过离间这种卑鄙手段而获得政治上好处的人混入朝廷，对于扶持正气，维护君臣之间的坦诚关系，都有积极的作用。
贞观时期，对君臣关系唐太宗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贞观元年，他对侍臣说：“贤明君主如果误用了邪臣，不能使天下大治；有才干的贤臣倘若在昏庸的君主下任职，同样也不能治理好国家。惟有君臣同心同德，关系如同鱼和水般融洽，才能使海内安宁，国家大治。”
当然唐太宗在这里并非强调君臣平等关系，君为臣纲，君尊臣卑这些旧教条，唐太宗是不可能违背的。但是，他把君臣之间看成鱼水关系，强调君主离不开大臣的辅佐和匡正，确是一种开明的见解。基于这种认识，他进一步强调，君臣和谐，自古以来就为有识之士所重视，“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也就是说君臣的利害关系是共同的，国家的兴亡，社稷的安危，君与臣都共同负有责任。
贞观六年，功臣张公谨死了，太宗得知后，非常悲痛，要出外哭祭。根据《阴阳书》的记载，上奏说辰日不能哭泣，否则不吉利。太宗说：“君臣之义，同于父子，情发于中，安避辰日?”在这里，君臣关系又被解释为父子关系。既是父子关系当然应该亲密无间。如唐太宗征伐高丽时。右卫大将军李思摩为箭所射中，太宗亲自用口为他吸出伤口残血，将士们无不感动。
在这种重视君臣关系的思想影响下，贞观时期的许多大臣大都非常注重协调好君臣关系，如魏征就多次强调，“凡欲致化，必在上下相亲，朝廷辑睦”，“圣哲施化，上下同心”。这些观点都得到了太宗的赞同与肯定。贞观君臣重视上下关系的协调与融洽，目的是共同治理好国家，开创一种共商国事的开明政局。因为唐太宗认为君臣共理天下，要比个人“独断”好得多，只有共理才能够集思广益，较少失误，使得政令措施能够针对时弊。如果君臣彼此相疑，君主闭目塞听，那就大治无望，覆亡有日了。
一个企业想要发展，就要靠全体员工团结起来共同努力，而唯有领导和员工之间诚心相待才能凝聚最大的战斗力，把企业推向未来。
相信自己 相信他人
信任是一种很强大而又神秘的力量，是人与人之间最有效的法宝。只有相互信任，两个陌生的人才能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只有相互信任，两颗不同的心才会彼此相连结。对他人的信任，就是对自己判断力的自信。相信自己的眼力，相信他人的能力。
尉迟敬德曾是刘武周手下的一名大将，柏壁之战时，与寻相一起降唐，跟随李世民东征。 出关后，寻相仍勾结刘武周旧部起兵叛唐，因此牵连到尉迟敬德。一些唐将怀疑他也将叛变，把他抓了起来，囚在军中。行台左仆射屈突通、尚书殷开山对李世民说：“尉迟敬德初归国家，情志未附，此人勇健非常，絷之又久，既被猜贰，怨望必生。留之恐贻后悔，请即杀之。”
李世民说：“寡人所见，有异于此。尉迟敬德若怀翻背之计，岂在寻相之后耶?”李世民不仅不准杀他，而且当即下令释放，召尉迟敬德进入自己的卧室之内，赠给他金银，对他说：“丈夫以意气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终不听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必应欲去，今以此物相资，表一时共事之情也。”
武德三年七月壬午，李世民率唐军到达新安，此地离洛阳西七十里。面对来势凶猛的强大唐军，王世充一面亲率步骑三万向西迎战，一面部署加强洛阳的防卫工事。一天，李世民在榆窠打猎，遇王世充领步骑数万来战，王世充骁将单雄信直逼李世民，情势十分危急，幸好尉迟敬德跃马大呼，横刺单雄信落马，郑军才稍退。尉迟敬德保护秦王世民冲出重围，随后掉头再率骑兵与王世充交战，几个回合，大败郑军，并擒获王世充将领陈智略，获排攒兵六千人。
回营后，李世民感慨地对尉迟敬德说：“比众人证公必叛，天诱我意，独保明之，福善有征，何相报之速也。”此番话令尉迟敬德感激涕零。
因为李世民爱才与信任，施之以恩德，使尉迟敬德极为感动。自此以后，尉迟敬德对李世民忠心耿耿，成为李世民的心腹大将。
除此之外还有被唐太宗破格提拔的马周，因得重用，大显身手而“尽其才”。魏征“亦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对此，唐太宗赞扬道：“朕能任公，公能称所任，则其功岂独在朕乎!”这虽是称誉魏征的话，扩而大之，也是对所有大臣“尽其才”的礼赞。
有人曾以马周的发迹为例说：“迹夫帝锐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时，以明佐圣，故君宰间不胶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贞观十一年，唐太宗面刘隆盛的功业，缅怀过去，无限感慨地说：“于兹十有余年，斯盖股肱罄帷幄之谋，爪牙竭熊罴之力，协德同心，以致于此。”由于贞观能臣具有与太宗一致的政治抱负，所以才会“负志业则成尽其才”。总之，唐初拨乱反正的实现，是君臣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相信自己的眼力，也相信别人的能力，不要总抱着怀疑的态度看人，这样，你才能获得人才。给别人一次机会，也是给自己一份外在的力量。这种力量日积月累总有一日会助你一臂之力，直至成功。
信任有时比奖赏更有用
君臣互信，是封建社会中政权得以巩固的基本条件。封建大厦就是以人才为砖石，用信任粘砌起来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句话也是老生常谈，然而假如从深处理解，也许就会有独特而新颖的发现。
李世民深知君臣互信在用人方面的重大意义。因而，他一改历史上的“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贤才名将的悲剧，主张在一定时候和一定条件下，“君臣推诚，用人不疑”，使贤臣才士各安其位，竭忠尽虑，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
贞观六年(公元632)，李世民将任命光禄大夫陈叔达为礼部尚书。此时，李世民又屡施驭臣之法，点出任命陈叔达的原因就在于他曾对自己有恩，曾效忠过自己，以暗示群臣只要对他死心踏地的拥护，他绝对不会亏待他们。这样不露声色的暗示可谓是李世民驭臣的一绝。
李世民就任命一事曾对陈叔达说：“武德年间，你曾经直言上书太上皇，如实地阐明朕安定国家的功劳，不能把我贬斥降职等。朕生性刚直、暴烈，如果遇到困难和挫折，心中恐怕承受不了，因此而带来的忧郁愤懑，甚至会引发疾病，乃致死亡。今天因你的忠诚正直，朕奖赏你，予你一次升迁任命。”叔达回答道：“臣看到隋朝父子自相诛戮，以致灭亡，岂容目睹覆车而不改前辙啊!因此，我将竭忠尽诚地进谏。”李世民说：“我知道你心中想的是国运兴衰，不光是为我个人的前途利益”。
在一次为大臣举行的宴会上，李世民对房玄龄说起过去的一段事：“武德六年的一段时间，太上皇曾有私许朕为太子之心，但朕在那时，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得不到赏识之惧。萧璃则未被以厚利所诱之，未被以刑戮所惧之，真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于是朕赐给萧璃一首诗，诗日：‘疾风知劲草，坦**识忠臣。’萧璃拜谢道：‘我特别幸运地得到陛下的教训指导，给我忠贞诚信的评价，真是我此生中最大的荣幸，能得到陛下如此看重，我死而无憾了。’此后不久，他便被任命为太子的太保。”李世民说这段的用意可想而知。
李世民对臣下推心置腹，从来不猜忌，君臣关系犹如鱼水。他曾说：“隋炀帝多猜忌，临朝对群臣多不语。朕则不然，与群臣亲事一体耳。”他还说：“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此外他还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自古帝国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不善，若已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阼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
他还指出：“腾历选前王，但有君疑于臣，则上下不能达，欲求尽忠极虑，何可得哉?而无识之人，务行谗毁，交乱君臣，殊非益国。自今以后，有书讦人小恶者，当以谗人之罪之。”他把用人和开启朝中君臣相融的良好风气联系起来，要求下臣不可“书讦人小恶”，不行“谗毁”之事，不说“谗毁”之言，以开创一朝朗朗朝风。他不仅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贞观初年，有人上书奏请李世民，要求他罢免朝廷大臣中的邪佞小人，李世民以不庸置疑的口气，坚定地对他说：“我所任命的朝中大臣，都是人所公认的贤士，你知道其中谁是邪佞的小入吗?”这名上书人回答说：“我在民间的荒野之地，不能确切知道谁是邪佞小人。但我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若能在陛下盛怒之下，没有畏惧，谏以直言的，就是正直的大臣；在陛下盛怒时迎合陛下心意，顺从喜怒的就是邪佞的小人。”
李世民闻言对大臣封德彝说：“溪中水流的清浊，是由其源头的水质决定的。国家君王是国家政令的发出者，就像河流的源头，广大老百姓像流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犹如源浊而望水清也，这种道理岂能成立。朕常认为魏武帝诡计多端，而后人多鄙视他的人品。就像这人说的这样去做，用欺骗的方法试探群臣，那以后我如何对群臣施行教化呢?”李世民对上书的人说：“朕的理想是在全国实行最广泛的信义，不想拿欺诈的方法教导社会风俗。你所说的方法虽然好，但朕不能采纳。”这一点充分说明李世民用人不疑，相信臣下。君臣之间，以诚相待。
魏征时为秘书监，有人告他谋反，李世民说：“魏征以前是我的仇人，只是因为做事忠诚，于是任用他，怎么能随便地说他谋反?”竟不问魏征，就以诬告罪处死了诬告人。房玄龄担任宰辅重职期间，萧璃、权万纪等人也多有劾奏。李世民非但不加追究，反而对房玄龄更加悉心保护、倍加信任。
由于李世民用人不疑，君臣推诚，有不少少数民族的将领也甘为其用。契必何力原是突厥一个可汗的孙子，贞观六年同母亲归属唐朝，李世民把他们安置在甘、凉二州一带，贞观九年他同大将李大亮等攻打吐谷浑，建立了功勋。薛万彻歪曲事实真相，对契必何力多有微词，然而李世民终不轻信，及至契必何力回朝后说明情况，李世民对其更加信任，还把自己的女儿临兆公主许配给他。李世民如此信任契必何力以致李世民临危之际，契必何力要杀身想随。
由此可见，要使贤臣才士安其位，竭其忠，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关键在于统治者要推诚相见，任之以专、信之以坚，不为谗言所惑，只有这样，君臣才能通力上下，国家才会长治久安。
作为用人者，一旦看中人才，就要相信他，不但要相信他的才干，还要相信他的人品。一个品格高尚的人，怀疑他就是侮辱他的人格，因而，企业中的领导人，一定要信任自己的员工，这也是一个企业团结向上的前提。
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
要做到用人不疑，就必须对人才推诚相见、防毁杜谗、任之以专、信之以坚，从而使人才安于其位，竭忠尽虑，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对一个事业成功的领袖人物来说，在他的用人智慧之中，一定会将对下属的信任摆在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
封建帝王往往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才会招贤纳士。然而，一旦将相才德超人，功勋盖世，权力过大时，帝王们就会感到他们对自己构成莫大威胁，也就是所谓的“功高震主”，这时马上撕下伪善面具，将这些曾为自己建功立业的臣子找个借口除掉，这就是所谓的“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然而，李世民一向主张“君臣一体”、“君臣推诚”、“用人不疑”。他曾说过，自古帝王大多忌讳别人超过自己，但他则不然，见到大臣们的优点心中欢喜，就像自己的优点一样。人主大多讨厌耿直的人，阴诛显戮，无代无之，但他即位以来，耿直正派之士比肩于朝，从未曾黜夷一人。
武德二年三月，李世民率军正与宋金刚军对峙，宋金刚军粮尽败走，李世民追击宋金刚至介休，最终将宋金刚击溃，宋金刚部下骁将尉迟敬德与寻相举介休降唐。李世民素爱尉迟敬德骁勇过人，得之甚喜，以尉迟敬德为右府统军，命其率领降唐旧部八千人为一营，与诸营相参。老将屈突通以为尉迟敬德乃敌军降将，其心不可测，恐怕日后谋叛，劝谏李世民慎重对待尉迟敬德。李世民却认为自己待尉迟敬德以一片热诚，推心置腹，只要对他加以重用，他必然不会背叛，所以并不把屈突通的话放在心上。反而对这位有万夫不当之勇的骁将，李世民既宠又信，常与他一起出入万马军中，以为“吾执弓矢，公执槊相随，虽百万众若我何?”可见他对这位骁将如此这般信赖。
受到李世民如此厚爱的大将非尉迟敬德一人，还有程知节、秦叔宝。他们原来都是瓦岗军勇将，与单雄信、王伯当等数人俱以骁勇闻名。李密败于王世充后，程、秦二人降王世充，王世充待二人甚厚。但他为人奸诈多疑，二人心中因此而不自安。程知节对秦叔宝说：“王公气量狭小，又经常听信谗言，对我们诸多猜疑，不如投降唐。”秦叔宝以为然。
到武德二年二月，王世充与唐军战于九曲，程、秦二人皆统兵在前阵，与亲信数十人，向西驰百余步，离开王世充阵，下马遥拜，向王世充道：“我们受王公厚爱，深思报效；但是公性猜忌，喜信谗言，不是我们托身之所，今天不能一块做事，就此辞别。”说罢，翻身上马，到唐阵投降，王世充虽怒却无可奈何，不敢引军妄进。李渊将程、秦二人拨归李世民部下，李世民素闻二人之名，喜出望外，并不以二人一降再降为忤，优礼待之，以秦叔宝为马军总管，程知节为左三统军。后李世民每次出征都以程、秦二人为左右统军。程、秦二人受到李世民的信任和重用，在唐王朝统一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终为开国功臣，形象被李世民命画师图之于凌烟阁上。
李世民的用人不疑还体现在用人以专、信人以坚。他心中对所任用之人早有定评，因而并不以一些谗言谣传而轻易动摇对一个人的信任。
李世民与房玄龄相处多年，可说相互了解颇深，只有房玄龄知李世民真实性格刚烈易怒，所以每当李世民对他有所责备时，他都心中惶然，汗出如浆；而李世民也知房玄龄为人书生气颇浓厚，没有野心和私心。对于房玄龄的所作所为，李世民可以说已达到了“他人之意，予忖度之”的地步，对他毫无怀疑猜忌。然而萧踽因妒忌房玄龄得到了重用，便多次劾奏他。并授意权万纪等趋炎附势的大臣弹劾房玄龄，指责他办事不力，以私害公。对于萧踽等人的弹劾，李世民不但没有相信，反而意识到房玄龄遭忌很深，对他更加信任。
由于李世民的用人不疑，推诚以任，从而使臣属们感恩图报，竭尽心力地辅佐李世民；由于他的信人以专、任人以坚，从而使受任者得以自专，能够充分发挥才能，恪尽其职。无论是在创业过程和守成过程中，他的这种用人思想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创业中，他的光辉压倒了太子李建成；在守成时，他的功业也盖过了其父李渊。
一个不信任下属的人，是不可能充分发挥下属的积极作用，因而在对一些关乎大事的处理上，他往往只会孤身作战，四顾无援；而一个能对人才予以很大程度信任的人，不但不必事必亲躬，而且还会使人才在相当大的自主权影响下，产生主人翁意识，极力想要作出最好的表现，从而激发出他们内在的潜力。这样的用人方式，才会使事业真正地攀登上一个又一个高峰，不断进步发展，永无止境。否则可能兴旺一时，却不可能无往不利。
领导要懂得激励
一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治国仅靠个人是不行的。别小看这个初级学童可知的道理，真正明白这一点并不容易。历史上一些专制独裁皇帝之所以垮得快，原因与他的自以为是，自我中心有关。与一些自以为是的昏庸皇帝不同，李世民是一个颇有自知之明的君王，他广求贤臣，依重贤臣，自觉地保护贤臣，对一些小人嫉妒明君之举非常厌恶。并且奖罚分明，让群臣死心踏地的为他效命。
君臣信任不疑，才能共同执政，否则势必一团糟、窝里斗。这正是贞观时期政治的最突出的特点。
李世民曾对房玄龄和杜如晦说了自己对妒嫉良臣的小人的看法，他说：“朕看自古以来，那些能顺合天意达到天下太平的君主，莫不是因为有大臣们的得力辅佐。近来，朕广开言路听取各级官吏对治国的建议。然而，那些上书启奏密事的人，都是在诬告各个地方的官员，没有一点可以采纳的。朕历数前王，若有君疑于臣，则下不能上述，欲求尽忠之臣，何可得哉?而无识之人，专行进谗诋毁之能事，破坏君臣关系，确实有损国家利益。自今天起，如果还有谁上书密奏，攻击别的官吏小的过失，就应该依谗言诬陷罪处罚他。”可见他对大臣们的信任如此之深。
李世民不止一次对臣子们说大唐的治理和开创，并不是他一人的功劳，而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贞观五年(公元631)，他对侍臣说：“治国与养病道理相同。病人觉得病情有好转时，要更加小心护理。倘若再触发犯病，一定会有生命危险。治国也是这样。天下刚刚安定，尤须小心谨慎。如果因此骄奢**逸，必然招致丧败。现在天下的安危，全维系在朕的身上。所以朕日慎一日，虽然有休息享乐的条件，也不敢这么做。朕的耳目股肱(喻为辅佐帝王的得力大臣)都寄托在你们身上。既然君臣之义把我们联成一体，就应当协办同心。事有不妥当之处，要直言无忌，不可隐瞒。倘若君臣相疑，不能肝胆相照，实为治国之大祸。”
李世民曾向来自隋廷的本朝大臣萧璃询问隋文帝是一位怎样的君主，萧璃回答说：“隋文帝能够克制自己，符合礼仪，勤勤恳恳地治理朝政，每次坐朝，甚至到太阳西斜时还不下朝。五品以上的官员，他都赐坐与他们一起谈论国事。由于坐朝时间很长，担任宿卫的武士，只好在岗位上站着吃饭。虽然文帝的品性算不上仁慈明智，却也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君主了。”
李世民想了想，说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这个人，性格过于苛细而不明理。不明事理，就难免有疏漏；心眼过细，就容易过虑多疑。他因欺孤儿寡母而得天下，所以担忧群臣内心不服，不敢放心依靠文武百官。每遇事总是一个人决断，亲自处理，虽然劳累得精疲力尽，形容憔悴而无怨言，但也没能把事情办得合情合理。朝臣们既知个中原因，自然不敢直言。宰相以下的官员，只好顺承其旨，不敢稍有异议。”’
他接着又道：“朕的看法与他截然相反，以天下之广，海内之众，事情千头万绪，必须变通处理，不能千篇一律。凡事应该全部交给各部门的官员商议，再由宰相统一筹划，直到稳当后，方可呈奏施行。一日万机的繁忙事务，怎能都让君主一人专虑独断呢?”
“假若一日裁断十事，而有五件事处理不当，裁断正确的当然很好，但是裁断错了的事该怎么办呢?如此日积月累，以至数年，错误越积越多，国家焉能不亡!不如广泛选任贤良之士，分层负责，而国君高居上位，远虑深谋，法令严肃，谁还敢胡作非为呢?”“诏令各个官署，若朝廷诏令颁布下来，发现有不稳当的，必须据理上奏，不可阿顺旨意施行，一定要尽到做臣子的责任。”
李世民以自己的真诚表明他对臣下是完全信任的，从而也向大臣提出要求，要尽臣之义，以同样的诚信对待君主。作为一个封建帝王，李世民不可能事事都做得很好，但他的智慧体现在他非常注意调整君主关系，并以种种形式来激励臣子们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为李唐王朝竭尽忠心。
李世民看重人才，也能留住人才，对归附自己的“降将”推心置腹，不妄加猜忌，以诚相待，使这些人为其意气感动，而对他忠心不移、出生入死。今人所谓“人心换人心”，即是此理。
李世民既能“至诚”对待忠直之士，不仅信任不移，又能关怀僚属，奖励功臣。这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做法正相反。朱元璋因怕部将征战在外叛敌，或自立为王，便把他们妻儿全押在京师，反而促发了下臣的叛心。而李世民却使得文臣武将各个效忠于国，
为表彰功臣，李世民在长安大内北的三清殿东侧建有一座殿阁，名凌烟阁，阁内悬挂着二十四位大臣的画像，每张画像旁都有赞语数言，简要地概括了画中人物的阅历和功绩。画像为工笔写真，形象生动，皆出于本朝著名画师阎立本之手，赞语的文字下笔遒劲，妍逸多姿，又全为深得王羲之神妙的著名书法家楮遂良所书。这一做法，对于贞观正直、进取的社会风气有重大影响，整个官场为之一清。李世民不疑属下，又充分给属下以荣耀，这也是他赢得天下的基础之一。
当今企业中也设有奖金制度，其道理也在于此，用人不疑是前提，而给予激励是动力。
要扬长避短用人如器
常言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因此，对人才的要求不应求全责备，而应用其所长，舍其所短，这是用人者的一个重要原则。从道理上看这一点再简单不过，但真正做到并不简单。李世民比谁都更清楚这一点，他努力地做到了。
李世民明于识人，选拔了一批德才兼备的文武干练之才。但如何使用这些人才，使其发挥才智，这也成了一个问题。除了从历朝历代的史实和自己的实践中摸索到的信任人才、爱护人才，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量才授职，各取所长”。
他曾说过：“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李世民在这里道出了用人的真谛，将贤者与不屑区分得如此分明，处理得如此妥切，能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在于他能较全面、准确地看一个人，了解一个人。尤其是对他下面的文臣武将更是如此。
在交往中李世民发现，房玄龄、杜如晦的长处是多谋善断，短处是不善于理狱和处理杂务琐事。因此，李世民就让他们专门掌管典章制度、台阁规模，一些细小事务，都委之于别人。二人也竭尽所能，“房谋杜断”，共掌朝政，成为历史上有名的良相。李世民还发现，戴胄的长处是性情忠直，秉公办事，但有不通经史的不足。于是，李世民便扬长避短，任戴胄为大理少卿，使之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法官。
李世民意识到“用人如器，各尽所长”，为了充分发挥大臣的作用，并且对重要臣子的长短优缺都有较深程度的了解。他经常与大臣讨论他们各自的长短。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八月，李世民向司徒长孙无忌等人征求意见，要他们指出他身上存在的缺点，说：“人不知其过，卿可对朕明言之。”长孙无忌却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李世民真诚地加以批驳，说：“朕问公之己过，公等乃曲相谀悦，朕欲面举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众臣僚们皆表拜谢。
李世民接着说道：“长孙无忌善嫌疑，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坚信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辩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
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到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褚遂良学稍长，性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他在这里对在座诸臣加以品评，对每个人的长短优缺说得如此中肯，足以可见李世民对臣下的了解。由此不难想见，作为一名封建君王对他们委之以政，自然是各得其所，如此可以充分调动他们的优势，而尽量减少他们的自身劣势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达到了君臣谐和的效果。
李世民的这些说法虽然片面，却基本都说中了他们的优缺点。李世民对手下的文臣武将有一个深刻了解，明了其才智为人，掌握其长处短处，所以用人得当，充分地发挥了他们的长处，使相比前朝前代廷臣人数成倍成几倍减少的贞观政治集团，威力却成倍成几倍地增长，发挥了贞观政治的人才优势。而这优势是用人的优势，并非人力的优势。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世间并无全才，即使天才绝世，也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在某个领域是不可多得的奇才，而在其他领域则有可能才资平平，抑或一知半解，抑或一窍不通。善于用人的人，使人才居于适合他的位置，一展所长；不善用人的人，使人才居于陌生领域，一筹莫展。企业的领导人应明白这个道理能够恰当地在用人上量才适用，使人才各尽其长，各得其所。
切勿“卸磨杀驴”
古人云：“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这首三言诗出自《汉书·韩信传》。韩信是辅佐刘邦击败西楚霸王项羽的功臣之一，为人善于权变，智谋过人，胸有大志，刘邦夺得天下后，疑他造反，就胡乱定个罪名将他杀了，韩信临刑，惨然作此诗。这首诗遂成为封建士大夫劝人急流勇退，以免功高震主，致成杀身之祸的名言，被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过河拆桥，这一招对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的大部分帝王来说，更是用的得心应手。为了防止功高盖主。他们往往弑杀功臣。古代的大臣鉴于前车之覆，因此难免有功成身死之忧。这就使一些有功劳有才干的大臣行事多所顾忌，唯恐招致帝王忌惮，因此不能誓死报国。
上下同心则国治，上下相疑则国乱，这也是被历史证明了的一条真理。李世民当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可以说贞观之治所以被传为佳话，和李世民与上下群臣能够同心戮力、打消猜忌是分不开的。
魏徵曾上疏李世民，指出：“任之虽重，信之本笃，则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则心怀苟且。心怀苟且，则节义不立。节义不立，名教不兴。名教不兴，则可与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说：“待之不尽诚信，何以责其忠恕哉!”“上下相疑，则不可以言至治矣。”
而在贞观元年，魏徵被人告营私之罪。李世民命御史大夫温彦博按察，没有发现可疑之迹。温彦博奏道：“魏徵言行不慎，不能远避嫌疑，致使空穴来风。心虽无私，行止上也有错失。”李世民便命温彦博“让徵，且日：‘自今宜存吟迹。”’后来，魏徵入见李世民，奏道：“臣闻君臣同体，应该竭诚相待，若上下言行俱存形迹，行事多所顾忌，于政事只能无益，国之兴衰则不可知，臣因此不敢奉诏。”李世民感慨道：“朕已经感到自己说的不对了。”魏徵再拜说：“臣有幸而能为陛下所用，但愿陛下能使臣为世之良臣，不为陛下之忠臣。”李世民问：“忠臣，良臣，有什么不同?”魏徵答道：“后稷、契、皋陶和尧、舜、禹，君臣一心，治理天下，上下一体，同享尊荣，此所谓良臣也。关龙逄、比干，面折廷争，被桀纣所杀，夏商亦亡，此所谓忠臣。”李世民闻言心悦，赐绢五百匹。
李世民在其后的诸多行为中已经很好地把这个问题解答了。魏徵提这个问题的私心，也是怕李世民对自己有所猜忌，将自己一腔美意当成恶念，以致身家不保。贤如魏徵，尚希望李世民能当面表示信任，作一点保证，其他的大臣在这一点上更是不能心无顾虑。因而，李世民在贞观时期的言行上，从很多方面都不断向臣子们表示了自己的用人不疑，以使臣子们放下顾虑，宽心做事。
“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 李世民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李世民对大臣能够推诚任之，以诚相待，不胡乱猜疑，从而建立了君臣之间的诚信关系。这种相互信任的关系非一蹴可就，而是需要一个过程才能建立起来。
在当今企业中，领导要善于在日常工作中与员工建立良好的合作或朋友关系。善于与员工推心置腹的领导，才能让员工安心为公司做事。聪明的人会交往人，不用费心思就能让人把事情办好，愚笨的人只会颐指气使，最后落个孤军奋战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