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用其谋，勇者用其志。古人认为，君主如水，放纵他会成为洪水猛兽，约束他会成为润物甘露。落花逐水，形影不离，貌似君臣一体，实则貌合神离。落花总有意，流水却无情。运筹帷幄，智谋天下，知识分子兵不血刃，往往能功居第一。军国大事，非同儿戏，治军用人，不能不慎重。军令如山倒，执法稳如山。将兵出征，克敌致胜，虽贪犹赏；遭受败绩，虽廉犹斩。一张一弛，乃文武之道也！
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天下乎？
“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天下乎”！这是汉臣萧何向刘邦的进言。这句话也成为后来历代各开国君主的至理名言。作为新建立的唐王朝同样如此，唐王朝是在推翻隋朝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一系列的战争获得的，一大批武将立下了汗马功劳。俗话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刚刚登帝的李世民是怎样做的呢？
正如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为政府出谋划策的智囊团，唐太宗李世民也拥有自己的智囊团，为朝廷出谋划策，和他共商大计，治理国家。
李世民刚一掌权，就在弘文殿收集图书20多万卷，开设弘文馆，精选天下富有文学才华的知识分子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原有职务兼任学士，轮流在弘文馆值班，随时接受皇帝的咨询。
李世民平定天下之时，所重用的人才，都是西北地区的骁勇之士，武艺高强，而文采稍逊，如今天下安定，和平与发展成了当时社会的主题，李世民又招募天下文人。日夜与他们倾心交谈，商讨国家大事。这批文人，一般来自东南地区，文强武弱，适宜于研究学问，出谋划策。他们之中还包括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也是作为后备干部，进行重点培养，希望通过与高水平儒学大师的接触，提高他们的学识和才能。
他们的工作非常清闲，伙食标准享受五品官员的珍膳，对社会各阶层都很有吸引力。
组建智囊团是李世民由来已久的想法。武德四年，李世民就认为战争已经结束，四海一家，天下合一，自己在马上夺天下，绝不能在马上治天下。于是在宫廷西边开设文学馆，招纳四方饱学之士，探讨国家建设问题。
李世民处理公务之后，基本上都在拜会名士，讨论文籍。他还让唐朝大画家阎立本，为主要骨干绘制了肖像图画。人称“十八学士图”，士大夫如果能受到邀请，参与智囊团的军政决策，就会受到人们的礼遇，时人称为“登瀛洲”。
当时，秦王府中的幕僚大多被安排到外地去作官，李世民为此很担心。房玄龄说：“别的人才能一般，安排到京外，不足惋惜。至于杜如晦这个人，他有王佐之才，大王想要经营天下，没有杜如晦可不行啊。”
李世民惊喜地说：“要不是房爱卿提示我，可真要丧失一个人才了。”于是，马上在秦王府给他安排职位，参谋军国大事。
可以说，李世民是凭借智囊团的作用，夺取了天下，同时又依靠智囊团的作用，夺取了王位，开创了“贞观之治”。李世民的许多作法，与其说是李世民的智慧，倒不如说是手下幕僚的智慧，没有手下那么多人给李世民出谋划策，李世民也像“粪土当年万户侯”一样，绝不会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
反观我们现在的情况，但凡是个企业公司，在机构设置上，从幼儿园、小学校，到饭店、娱乐中心、体育中心、派出所，几乎是应有尽有，但又有几家设立过战略发展研究所或智谋策划中心？真可谓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倒一应俱全！
但是对于西方的大企业、大公司，他们对企业发展战略和营销策略的研究，不仅起点高、投入大，而且对智囊团的合理化建议非常尊重，简直是言听计从。即使像比尔·盖茨那样的技术专家，也会面对飞速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坦言自己在专业知识方面的不足，虚心听取技术权威的建议。
而中国的企业家、厂长、经理又怎么样呢？他们取得一点成功就当飘飘然了，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由此独断专行，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对专家的建议，总是嗤之以鼻，不当一回事儿。似乎天下最傻的就是博士，最聪明的人就是商人，有钱就能代表一切。 中国的富商大贾、土豪劣绅，他们舍得花钱购买一切，就是不舍得花钱买建议、买信息、买计谋。中国最廉价的东西是劳动力。最不受人们重视的就是合理化建议。许多厂长经理，不仅不采纳职工的合理化建议，有时还会上纲上线，反诬别人是诽谤、是压低别人抬高自己，真让人哭笑不得。
所以，从事企业策划的智囊专家，进行企业诊断难度很大，再加上个别江湖骗子混迹于策划行业，使这个光彩照人的行业，步履维艰，从业困难，社会信誉也存在一些缺失。再加上保密制度、管理体制、领导习惯等诸种因素的影响，企业诊断在中国的推行还任重道远。
审时度势，先知先觉，当然不只适用于某一领域，许多行当都是如此的。经营者要有这样的先见之明，才不会被时代和社会甩下。
纲纪面前 人人平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何其难啊!更何况对一个集千权于一身的封建君主！但李世民却做到了，他知道徒法不足以自行，他知道法律更需要严格的执行和遵从，他也不例外。纪律是个单位或企业生存的最根本规则，一个没有纪律的单位或企业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同样，对于领导者来说，制定严格和合理的管理纪律对于管理用人方面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
贞观十四年，陈仓折冲都尉鲁宁，因犯了法，被抓进监狱。鲁宁自恃是军队高级干部，不服从监狱管理规定，对监狱管理人员恶语相加，破口大骂，弄得当地官员束手无策。陈仓县县尉刘仁轨鲁宁违法乱纪，影响恶劣，本想找机会对他进行适当的管教，没想到他今天自投罗网，在自己的监狱里撒野。
刘仁轨怒不可遏，立即下令打死鲁宁。而他手下人对鲁宁早就恨之入骨，只是找不到报复的机会，一听县尉有令，举起军棍就打将起来。这军棍是举得高，打很狠，多如雨点，疾如利箭，嗖嗖乱响，可怜鲁宁没有多骂几声，就死在乱棍之下。
李世民听到这个消息，勃然大怒，立即下诏，判处刘仁轨死刑。下达完死刑命令，李世民依然余怒未消，嘴里还骂道：“这县尉是什么东西，竟敢处死我的折冲都尉，传令办案人员，将本案主犯押到长安来，我要亲自审问此人。”
刘仁轨被带到朝廷，面不改色，谈笑自若，对李世民的提问，有问必答，侃侃而谈。他说道：“鲁宁身为朝廷重臣，欺压我的百姓，侮辱我的人格，士可杀而不可辱，我一怒之下，杖杀了鲁宁，事情的起因在于鲁宁，而不在于卑臣。”
老魏征对事情的前因后果，听得详详细细、真真切切。他对李世民说；“陛下知道隋朝灭亡的原因吗?”
李世说：“我不知道，你说是什么?”
魏征答道：“就是因为老百姓太厉害，以下欺上，犯上作乱，凌辱官吏，才导致隋朝的灭亡。鲁宁虽然是高级官员，却属陈仓县尉管辖，级别虽高，也是一名普通百姓。他怎么能违法乱纪，高人一等，不服从地方官员的管教呢?”
李世民被说得哑口无言，不仅当廷释放了刘仁轨，还提拔他为长安郊县栎阳县的县丞，职位相当于副县长一级，后深受李世民的青睐。
还有一次，李世民到同州去打猎，刘仁轨又上书劝谏：“今年秋天农业获得丰产，但是秋收只完成十分之一二。陛下去同州打猎，势必要兴师动众，干扰秋收。当地官员也会征发民工，修路架桥，为陛下及随行人员提供服务。这样一来，即使农业丰产，也没有一个好收成。陛下不如推迟十几天再去同州打猎，到那时，秋收也完了，老百姓闲暇无事，正好帮陛下做事，公私俱济，岂非好事?”
李世民觉得他的话言之有理，便亲手题字，盖上玉玺，以示对刘仁轨的奖励，不久又提拔刘仁轨去新安县当县令，级别正六品。
在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古代中国，军队被抬高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特殊地位，特权思想根深蒂固，影响极坏。尤其是那些官大职高的赳赳武夫，法纪观念淡薄，妄自尊大，目中无人，从来不把自己当成是一位普通公民。历朝历代的地方政府官员，对他们基本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纵有余，规制不足，这无疑加重了他们的优越感和特权思想。他们依据手中的军权，横行霸道，飞扬跋扈，形同土匪，故自古就有兵匪一家之说。
李世民作为一国之君，不袒护特权军人，对于违法乱纪，侮辱地方官吏的高级军官，将他和平民百姓一视同仁，维护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使依法治国的观念深入人心，提高了社会的法制化水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李世民作为一国之君尚能在纲纪面前人人平等，作为企业的经营者应该有所反思，有所觉悟。俗话说徒法不足以自行，要想让自己的企业公司有一个新的面貌，一个新的发展，不仅需要完备的规章制度，更需要“规章面前人人平等”的严格执行。
选拔将才不拘一格
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李世民注重个人的真才实学，不再按“家谱”和“门第”进行选拔。他认为，只要有真才实学，不论是现职官员，还是士入，不论是士族子弟，还是寒门庶族子弟，都可以申请贡举。贞观年间，来中央考试中进士及门第出身的，尤以寒士为多，李世民曾登临端门，见新进士络绎不绝，曾兴奋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在现代企业管理中，选拔人才也是一件很灵活的学问，关键时刻敢于不拘一格的选拔人才，是体现领导者水平的重要准绳。
李世民认为只要有真才实学，不论是现职官员，还是士入，不论是士族子弟，还是寒门庶族子弟，都可以申请贡举。他注重的是个人真才实学，而不是 “家谱”和“门第”。因此他改造了旧制州郡中正官掌人选的办法，只要贡举考试合格，都可以到中央参加考试，这样就扩大了官员的来源，使寒士们有了进身之阶和出头之望。
在贞观年间，一代由进士出身的贤相名将不胜枚举。著名的宰相房玄龄就是一例。
房玄龄早年在隋朝为官，曾任隰城县尉，后因事被革职，迁居上郡。当年，李世民率领军队到渭北巡行，房玄龄拄着拐杖到军门参拜。李世民一见房玄龄就觉得有一种相知相融的预感，宛如故友重逢一样投机。于是让房玄龄临时担任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房玄龄既然喜遇伯乐，便尽心竭力地为太宗效力。
按常例每平定一地贼寇，众将领都争相搜罗珍宝古玩，惟独房玄龄首先想到的是招募人才，并送这些人到幕府任职，在他看来，人才是重于珍玩的最宝贵的财富，是得天下之必具。因此，他一一加以甄别和举荐，如遇谋臣猛将，就悄悄和他们约定共同为李世民效力。因功绩卓著，房玄龄被多次提升深得李世民器重。
玄武门事变平息后，太宗入春宫做了太子，便拜房玄龄为太子左庶子。贞观元年，又将其提升为中书令。贞观三年，又拜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监管修撰国史。后来又封他为梁国公，赏赐食邑一千三百户。
房玄龄不仅有真才实学，而且有着崇高的德操。在做了宰相总管百官后，房玄龄更加兢兢业业，尽心竭力，不使一件事处理失当。一个人的德操体现在——看到别人取得成绩，就像自己取得成绩一样高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易的，而房玄龄做到了，做得很轻松，做得发自内心。其实这并不是谁想做就能做到的，这是一种不需要去特意“做”的自然之德，是一种境界使然。
由于有真才实学，房玄龄谙熟公文，文辞修饰十分隽美恰当；审查制定法律条令，词语注意宽缓平和；用人从不求全责备，不拿自己的长处去衡量别人，总是按照才能的高低和功绩的大小进行录用或奖赏，并且从不轻视出身低微的人。缘于此，贞观十三年，房玄龄又被封为太子少师，担当起培养太子的重任，可见李世民对他的信赖程度。
房玄龄做了十五年的宰相。曾多次上奏请求辞去宰相之职，但都未获准。到了贞观十六年，又加官为司空，同时仍总理朝政，监修国史。不久，房玄龄以年迈请求辞职，李世民便让使臣转告他：“国家长期任您为相，一旦缺少了您这样的良相，就好像一个人失去了双臂。您如果精力不衰，就不要辞谢此职。如果实在感到力不从心，再奏明也不迟。”李世民语意恳切，一无虚词，足可见君臣间的相互信任和融洽程度。经李世民再三相挽，为了国家政务，房玄龄便不再坚持。
李世民常常曾作一篇《威风赋》自喻，追思创业的艰难和房玄龄辅佐自己建功立业的功劳，并把这篇文章赐给房玄龄。由此可见其对房玄龄的赞赏和信任程度。李世民曾称赞房玄龄等人说：“皆国家与之存亡，安危治乱者也。”
君臣之谊如此，确是封建专制社会史中罕有的事，可见李世民在用人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足以表明这些人才对国家长治久安的巨大作用。
有道是：“伴君如伴虎。”统治者为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很容易将有意无意触犯自己的下臣拿来治罪，作为一名封建君王，有时也难以自制。因而以此来看李世民与房玄龄等人的君臣之谊，弥觉珍贵。然而一个封建君王与某一个、两个下臣交好并不难，难的是与朝中绝大多数下臣长期交好。李世民的可贵尤在这里。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仅仅是清代诗人龚自珍的心声，在21世纪的今天，在一个个现代化的公司、企业里，也肯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潜在的人才与贤人。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如何让这些潜在的资源转化为现实的资本，如何让这些人才脱颖而出为我所用？李世民，这位1000多年前的明君已经作出了榜样，那就是：任人唯贤，任人唯才，不拘一格。
任才用贤 上行下效
二十一世纪，最贵的是什么？是人才。这是《天下无贼》里的经典台词，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真实写照。如何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平庸之辈相形见绌？这是作为企业经营者面临的现实问题。让我们看看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是如何做的？看完之后，想必会如醍醐灌顶！
知人难，推举贤才尤难。因为有贤才的人，在其未成才之时并不为人所知，或知之者少，知者无名无权也推荐不了。如果有贤才者锋芒毕露，才华超人，则会被嫉贤妒才者所忌，不仅不肯推荐，甚至加以诽谤。凡此种种，都是荐贤的难题。然而在贞观一朝，不但李世民求贤若渴，而且在他的奖励和带动下，手下的群臣也纷纷举荐治国贤才，使大唐人才济济。
高士廉是李世民的丈叔。十三岁的少年卢庄道被父亲带到高士廉家中拜访。这时，刚好有人进献书籍给高士廉，庄道偷偷看了这些书。之后，庄道告诉高士廉说其中一篇文章是自己所作，高士廉非常惊奇，他不相信地说：“一个年轻书生怎么可以这样轻浮!”卢庄道见状，要求自己背诵那篇文章，果然流利通畅。又请求倒着背诵，仍然流利通畅。高士廉更加惊奇，就与庄道交谈了很长时间，庄道最后感激地说：“这篇文章实际不是庄道所作，只是刚才偷着记下来罢了。”高士廉又取来其他文章检查庄道，庄道看一遍就能背，并且呈上自己写的文章。高士廉把这些都讲给李世民听。
李世民于是召见卢庄道，让他参加策试，中了第十六名，因卢庄道年纪小，李世民任命他为河地县尉。任满之后，卢庄道又参加了李世民命题的科举考试，中一等。李世民召见了卢庄道，让他当长安尉。
有一次，李世民组织官员审察记录囚犯的罪状，有关部门认为卢庄道很小，便想不推卢庄道而用其他县尉替他，卢庄道不答应。处在少年期的卢庄道虽然喜欢玩，但为了前途，他不愿错失这个机会。第二天李世民召见囚犯、，只见卢庄道引领慢慢前行的囚犯进入大厅，为李世民评议每个囚犯罪行的轻重和关押时间的长短。李世民问什么，卢庄道就答什么，清楚得让人吃惊。李世民惊讶极了，当天就提升他为监察御史。
由卢庄道的任用，不难看出李世民手下诸臣忠于职责，不妒奇才为政之风，还可看出李世民本人任人惟才、不拘一格的用人方式。以举荐卢庄道的贞观重臣高士廉为例，就不仅有知人之明，还有荐贤之量，有为国家荐贤的至公之心。李世民对臣子所推之才不迷信，必定经过层层考试来确定他的才学，从而保证了官员人人皆贤才而非庸才的用人标准，这样的用人之法，自然能使大唐得到无数人才。
贞观时期人才济济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作为一名封建帝王，李世民任才能够真正不拘一格。他不论人外表长相，不论年老年少，皆取其才而用之。
李义府是高宗李治时期的宰相。当初，安抚史李大亮、侍中刘洎等联名举荐他，李世民在内殿召见，考查李义府，让他以乌鸦为题做诗，李义府很快就做了出来：“日里迎朝彩，琴中半夜啼。上林许多树，不借一枝栖。”
上林是种植花草树木、供养禽兽以让皇帝打猎娱乐的苑圃。李义府在这里以此为喻，说明自己想入朝为官而不能的愿望。李世民听了之后非常赞赏地说：“朕把整株树都给你用，岂止一枝。”于是破格提拔李义府为监察御史。
贞观初年，李世民听说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很有才能，便亲自召见，并询问他治理国家的方法。
张玄素不卑不亢地说：“臣看自古以来，没有像隋朝死丧祸乱那样厉害的。难道不是它的君主暴虐，它的法律无比混乱的原因吗?假使君主在上虚心接受意见，臣子在下矫正过失，何至于如此呢?况且万乘之君，要使想自己独断所有国家事务，一天决断十件事，就会有五条出偏差，何况万事呢?日以继月，以至成年，错误就会很多，凭什么不灭亡呢?陛下如果借鉴隋亡，一天比一天谨慎，尧舜治世之道，就近在眼前了。”李世民对此话深感赞赏，便提拔张玄素当了侍御史。
李世民曾任温彦博为吏部侍郎，主管官员的考试，当时有个考生没有考上，他叫裴略，揭榜后，落第的裴略对温彦博说：“我愿意为你做几篇赞，算是自我解嘲吧。”
温彦博便让他嘲讽厅前的一丛竹子，裴略说：“竹，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热，肚里不能容国士，皮外何劳生枝节?”温彦博又让他以屏风为嘲，裴略说：“高下八九尺，东西六七步，突兀当厅坐，几许遮贤路。”
裴略所做诗的意思即是：竹子冬天不愿意凋谢，夏天也不怕热，肚量狭小，容不下天下的贤士，外表长点枝叉又有什么用呢?屏风高八九尺，长六七步，高高地在厅室上坐着，挡着多少贤士的路啊!温颜博听完说：“这好像是在中伤我啊!”裴略却说：“我既然这样说，何止是伤你。”温彦博惭愧之余，又觉得裴略才思敏捷，于是上报李世民让他做了官。
在整个贞观一朝中，李世民时时关心、处处留意人才的出现。而对于天下才子来说，他们碰到李世民，也无疑碰到了一个善于识别优劣真伪的伯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平庸之辈相形见绌。
二十一世纪，最贵的是人才，这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真实写照。如何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平庸之辈相形见绌？这是作为企业经营者面临的现实问题。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为当代企业的管理者提供了一个最好的答案：在任才用贤的问题上，惟有上行下效！
治军之道 严肃活泼
军队的生存之本在于钢铁一般的纪律。但是，任何纪律过于严肃，都不利于人员的发挥和发展，最终反而不利于整个企业的发展。怎样在严肃和活泼之间找出很好的平衡点，是每个管理者所必须解决的问题。看了下面的故事，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贞观十一年，李世民到军营视察工作，一时兴起，便披甲上阵，亲自指挥其士兵来。由于皇上驾到，士兵情绪激动，东张西望，走起路来，反倒队列不整，松松跨跨。
对于这样现象，李世民非常生气，当即把大将军张士贵叫到面前，厉声训斥了一顿，并命令张士贵用军棍把中郎将各打数十大棍。张士贵心想：每人各打几十大棍，不打个半死，也得打个皮开肉绽。只好手下留情，高举轻打。
李世民一看，心里的火气更大了，当即要撤职查办张士贵。站在一旁的魏征终于忍不住说话了。他说：“将军的职能，本是充当国家的卫士，保家卫国，带兵打仗。而陛下却让他手持军棍，惩罚将士，这种作法本来已经违犯军法，不成体统，现在又以他打人打得不够狠，要以军法查办大将军，这种作法能让人心悦诚服吗?”李世民一看魏征有点急，马上收回了命令赦免各位将士。
出身于军人世家，李世民少年之时就率兵打仗，东征西讨，立下赫赫战功。应该说，富有领兵打仗的经验，精通队列训练的技巧，没想到在众人面前出丑，惹出笑话，就想在别人身上撒气，这既不通情理，又不合法理，魏征当然是不依不饶，据理力争。而李世民此时也显示出他胸怀坦**、知错就改的君子风度，收回了成命，化解了矛盾，同时提高了他的军事威望。
军法如山，执法必严，如果过于苛求，也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李世民管理军队，一向要求严格，不徇私情。一旦情绪失控，做事出格，他又会知错就改，虚心接受别人的规劝，及时弥补自己的过失。把坏事变成好事。宽严相济，严中有宽，宽中有严，宽严有度，不偏不倚，灵活动用，常常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企业管理、商业管理需要铁的纪律和严格的管理手段，但这决不意味着企业管理的非人性化和无情化。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时代，人被看成是会说话的工具、自动化的肉体机器。
到了20世纪初，劳动者又被看成是“经济人”，唯利是图，追逐金钱、金钱万能被说成是人的本性，人们为金钱而生活、而工作、而奋斗，金钱充斥了人的大脑，复杂多元的人际关系，被简化成一元的、单纯的金钱关系。发明货币的人们，如今却成为金钱的奴隶。
如今，劳动者被看成了社会人，金钱只是他们追逐幸福、追求美好生活、缔造高尚人伦的一种手段。安全的需要、生理的需要、自尊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把单纯的经济人改变成有声有色、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社会人，再用无情无义、呆板教条的法律法规去约束人，管理人，就更需要宽严相济、灵活管理的办案技巧，这正是所谓的“法律无情人有情，宽严相济总适宜。”
伴随着新伦理主义的兴起，干巴巴、冷冰冰的法律也开始人性化。过去对犯人不讲人权，现在对所有人都讲人权；过去对死刑犯不讲人道，现在对死刑犯也要讲人道。一方面要减少死刑，废除死刑，另一方面要对死刑犯进行人道的呵护，要减少他们的痛苦．改进执行死刑的方法。注射死刑在中国开始进行实验，肖像权保护范围的扩大，无罪推理及沉默权的实施，使许多中国人感受到做人的权利，他们从来没有这样扬眉吐气过。
由“罪犯”到“犯罪嫌疑人”，由“抗拒从严，坦白从宽”到“你有权保持沉默”，这是法律形式上的进步，也是现代文明的结果。
军中无戏言，法律非儿戏。但是，宽严相济，灵活运用，却是对人们提出的更高要求。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创新性结合，则是管理用人的发展趋势。
成就大业 教育为本
作为封建政治家中一代英杰，李世民对于问题的的认识宏阔和高远，使其同类自难以身相比。李世民以其长远的战略目光，看到了教育对于其封建统治的巨大作用。
李世民曾后悔过年少时没有多读书，更以其远大的目光看到了读书育人对一个人发展的重大作用。
贞观二年(公元628)，李世民对房玄龄说：“做人非常需要学问。朕过去因为群雄未平，天下未定，东征西讨，要亲自率兵打仗，没有时间读书。近来四海安宁，身居殿堂，处理政务，自己不能拿着书读，就让人念给我听。君臣之道、父子之道、政治教化之道等，都在书中。古人说：‘不学习，就如面壁而站，遇到大事就无所适从。’这不是空话，回想起幼小时做的事，感觉很不对。”
早在武德时期，李渊就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当时天下还未平定，李渊就着手兴办教育，足以说明李唐政权的远见卓识。然而由于李渊执政时期条件的种种限制，真正能够大力兴办学校，使官办学校达到自汉开办官学以来的高峰时期，还是在李世民执政时期实现的。
在贞观时期，李世民始终求士若渴，但他也明白优秀的士子与国家教育密不可分，于是又兴办教育，舍得投资，舍得在教育问题上花心力。在选才任官上，李世民基本上遵循了三个步骤来走，即学校、科举和铨选。所以在唐代，科举考试对国家人才选用极为重要，它对学校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的影响也极为深刻。
贞观时期国学之盛，前所未有，官学在国子监的管理之下分设“六学”，唐代学校教育在贞观中期即达到了封建历史上空前的程度。李世民重视学校教育，不是一时兴起，而完全全是出于加强其政治统治需要的自觉行为，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曾说：“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因而可知，李世民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统领万民，达到天下太平。
在学校制度方面，李世民要求臣下制定各种制度，如教师和学生的名额、招生对象、教育内容、考试方法、学校纪律等。这样完备的制度无疑对发展教育水平有极大的促进。
在学校教育内容和教学计划的安排上，李世民让臣子制定了周密的规定。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教学内容都是按科举取士的内容要求安排的，在学校内主要学经学。当时经学分为大经、中经、小经三类。《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此外《孝经》、《论语》也是必读课程。经学的学制分别为：《孝经》、《论语》一年，小经一年半，中经二年，大经三年。
在国学中上学的学生，等级门弟限制很严，一般按学生的出身、父辈官品的高低等来规定所上的学校和所学的内容。另外，学校所收的学生也有人数的限制，如律学学生规定为五十人，算学学生为三十人等。
当时，政府对教师的要求很高，博士、助教不仅要精通九经，还需兼通《孝经》、《论语》，并能依照章节讲解清晰。国学中教师也有严格的规定，在校教师分为博士、助教、直讲等名称，他们都有明确的职责。除此之外，对教师的德行、仪形、文辞都有具体的要求。
学校规定每旬给一天假期，每年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学校对那些打架骂人、酗酒懒散等学生一律退归。学生旬有旬考、年有年考，这些制度规定都很周密详尽，以便为提供大量品学兼优的学生进入国家行政机构打下坚实的后备基础。由这些规定和制度，足可以看出李世民对教育的热衷程度有多深。
在唐代，国子监是国家最高学府，下设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接纳三、五、七品以上的官僚子弟入学，律学、书学、算学则接纳八品以下官吏和一般地主阶级入学。因此国子监是封建贵族垄断的教育部门，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算是什么大学。但在当时，它却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封建王权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后备人才，并使这些人才为封建专制服务，以利国家的安定。
早在还是秦王时，李世民就曾广招天下名士，揽为秦王府“十八学士”，已经露出了他尊崇儒学的端倪。可以说，那时的李世民就已经意识到以武功创业以文治守成这样一种杰出的封建政治思想，进而有了尊师重教，通过尊重师长、办好教育以长治久安的想法。当时的文学之士，儒学名流，便已经有很多都来拜谒李世民，接受聘请，担任幕僚。及至即位以后，李世民通过改革国子监教育制度，令天下地方官劝学，兴办地方学校等一系列举措，使他重视儒学的形象固定了下来，令天下有才之士渐渐又有了将才学“卖与帝王家”的念头。不仅如此，当时还有许多海外学子，诸如日本、高丽、新罗等地的读书人，敬仰中国文化，在儒风大行的贞观盛世来到大唐，进入国子监及一些名士门下学习。对这些闻风而来的海外留学生，李世民也欣然接纳，授以中国汉文化，为中国和世界的早期文化交流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官学的影响和带动下，贞观时期的私学也很发达。庶族和士族地位已趋于平等，并且还有上升的趋势。而庶族子弟要想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也只有走科举这条路。于是在官学之外，私学也日趋发达。当时也有很多名儒大师聚徒讲学，传授经学。
总之，贞观时期官学与私学的繁荣极大地推动了唐代科学文化的发达和昌盛，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吸引了世界各国学子前来学习唐朝先进的文化艺术，使唐朝长安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成为封建文化的渊薮。这自然与李世民大力倡导密不可分。
人们往往会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而不能用远大的眼光去观察各种事物有些人宁肯贪图一时的便宜，而不计较未来的得失；有些人却宁肯眼前吃亏，也要保证将来能得到实利。这两种不同的决择，只有靠眼光是否远大以及思考是否周密来决定。最为领导者只有远大的目光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精兵良将 精益求精
人无完人。再优秀的人才都有其不足之处，只有保持一颗永不满足的心，一颗向上进取的心，才能不断进步，更好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作为企业的管理者，怎样让自己的员工不断追求进步，不断完善，精益求精，是一门值得研究的学问。看了下面的故事，您是否有所启发呢！
李世民特别重视军队建设的质量，在选拔军事人才上，更是精益求精，小心谨慎。为了改善唐朝军队的装备，他多次派人去少数民族地区采购优良马种，在河西地区**繁殖，提高骑兵的装备水平。他每次与少数民族首领和亲，都要索取大量马匹。正如历史学家陈寅恪所说的那样：战马对于古代军队的作用，就如同坦克对于现代军队的作用。它的优劣，常常决定战争的结局。有优良的战马，健壮的将士，再加上计谋多端的将士，就使唐朝军队无敌于天下。
隋炀帝微服出巡时，差一点被突厥骑兵虏获，于是就模仿秦始皇，在北方边疆修起了长城，劳民伤财，却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因此，李世民认为隋炀帝修长城防突厥，是愚蠢至极。几十万雄兵，不如他自己的一个李世勋。李世勋几千精骑，就能把数万突厥精兵打得落花流水，哪里还需要兴师动众，修建长城呢?
贞观十八年，李世民听说沼州刺史程名振很能带兵打仗，就想对他进行考察，提拔重用。唐太宗首先和程名振研讨治军方略，对方应答如流，滴水不漏，思维敏捷，深得李世民的喜爱。李世民先把程名振夸奖了一番，然后对他说道；“朕正要挑选高级将领，而你很有将相之才，将来一定能成为国家的栋梁。”
听完唐太宗的话中之话，程名振并没有马上跪地拜谢，很有些失礼。李世民发觉之后，马上假装生气，想察看程名振的表情。
李世民厉声说到：“程名振!你不过是山东的一位卑贱的农夫，当上了刺史，就觉得富贵至极，口出狂言，举止无礼，敢在天子身边耍花招。朕夸你几句，你也不表示谢意，成何体统?”
程名振不急不慢，跪身下地，很有礼貌地说：“粗欲之臣，从来没侍奉过圣上。我刚才正在思考问题，想着如何回答陛下的提问，因此忘记了拜谢，请皇上息怒。”举止自若，明辨事理，应对如流，让李世民心服口服。
李世民感叹道：“房玄龄在我身边呆了20多年，每次见我谴责别人，脸都吓得变色了，六神无主，十分狼狈。程名振从来没见过我，我突然对他发难，出言不逊，而他却能处乱不惊，辞理不失，真是一位少见的奇才啊!”当天，程名振就被授予右骁卫大将军。
千金易得，一将难求。得一奇才，国家的安危，民族的荣辱，全都有所寄托了。所以，李世民对将帅的选拔，要求十分严格，几乎是事必躬亲，精益求精，从不造次，有了人才作保障，唐朝的军队建设就能百尺竿头，不断进取。
知人善任 消除弊端
能者上，庸者下；知人善任，因人制宜。十四个字，说起来简单，但如果一个企业真正能做到这几点，该企业就不会出现积重难返的情况了。学一学唐太宗李世民，看他是如何考察官员，任免官员呢？看他是如何知人善任，消除积弊呢？
在广开才路，发现并重用人才的同时，李世民还注意从已有官员的表现中考察官员，根据实际能力降职使用或提拔、根据能力加以任免，既不允许能力低下者长期混岗，也不容许大才小用，浪费人才的现象存在。
贞观八年，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书犯颜，直谏李世民修建洛阳宫，李世民认为他忠直可嘉，加以优赐，特地拜他为监察御使。这可以说是从实践中发现下属的才德，根据才德将其提拔的一个实例。
贞观二十年二月，刑部侍郎缺人担任，李世民要执政大臣“妙择其人”，执政大臣们提了几个都不能使其满意，于是他想起李道裕是一个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人——在处死张亮的问题上。李道裕力排众议，仗义执言，说：“亮反形未具，罪不当死。”这种不惧嫌疑的作为，证明了李道裕为人的原则性，于是甚有感触，委任李道裕为刑部侍郎。
贞观二十年六月，李世民欲赴灵州招抚敕勒诸部，要太子随行，少詹事张行成上疏说：“皇太子从幸灵州，不若使之监国，接对百僚，明习庶政，为京师重镇，且示四方盛德，宜割私爱，俯从公道。”李世民甚觉妥贴，感“以其忠”，提拔张行成担任了较高的职务。
贞观十一年，治书侍御史刘洎认为，尚书省左右丞两位人选应该特别注意精心选择，于是上疏李世民，发表意见说：尚书省是个日理万机的机构，它们是处理国家事务的关键部门，因此，寻求尚书省众官员的人选，授予官职，确实是件有难度的事情。作为文昌官的众星的左右仆射、六部长官，作为“管辖”的左、右二丞，乃至各曹郎，都与天上的列宿相对应，此比喻是说尚书省的官员任用得合适与否，关系重大。这些职位如果被不称职的人占据了，那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这位名叫刘洎的治书侍御史说，近来尚书省的诏敕总是拖延滞留，不能及时得到处理，公文也已经堆满在案桌上了。作为一个才资平庸的人，下臣还是请求陛下允许我叙述其根源。
刘洎指出：贞观初年，国家还没有设尚书令、左右仆射等官职时，尚书省的事务非常繁杂，比现在多出一倍以上。当时任左右丞的戴胄、魏征二人都很通晓官吏事务，他们本身胸怀坦**，品性刚直。大凡遇到应该弹劾检举之事，无所回避，陛下又施予他们恩赐。百官懂得自我约束，朝中弥漫着一种庄重严肃的气氛，这都是因为用人得当的原故。到杜正伦任右丞的时候，也比较能勉励下属。
说到这里，刘洎将话锋一转，切入时弊，指出：而到了近来，国家的一些重要法纪已不能正常执行了，这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功臣国戚占据着要位，才不符职，而且彼此又依仗着功劳或权势相互倾轧。在职的官员，大都不遵循国家的法律准则，虽然有的也想奋发努力，但是一遇到谗毁讥谤就害怕得不行。
刘洎同时指出：正是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事情多由郎中定夺，只有遇到重要事件时才请求上级；而尚书又优柔寡断，不敢作出决定。有的弹劾一经上奏，故意给予拖延，案件的事理本来已经一目了然，但仍然向下级盘问。调查案件没有时限，即使迟延了也不受上级责备。公文一经出手，一般就得历经一年半载。有的办案官员把案子办完了，就不再去追究结论的是非。官员之间相互宽容，出了什么事相互庇护，如此等等。
刘洎认为，选拔众多的优秀人才并授予官职，必须非才莫举，君王代天行事，怎可妄委庸才以任？
刘洎总结说：长期堵塞贤路，实在是不应该的。为消除积弊，就应该精心选任尚书省的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果这些重要职务的官员选任真正做到了才职相称，国家的法纪就会得以完善地实施。同时，还应当矫正小人争权夺利的风气。如果都这样做的话，那就不只是改变诏敕拖延停留现状那样简单的问题了!
由刘洎的奏章不难看出贞观政治的清明，以至于他的奏章显得单纯静洁，不像其他朝代奏章中那样有种大厦将倾的沉重感。然而在贞观年间，这已经是很深很重的话题了，而且也显示出了刘洎的耿介之气。于是，李世民闻过则喜，奏章上奏不久，他就任命刘洎为尚书省左丞，全力地支持他，让他在那里放手工作，清理积弊。
李世民的用人风格，由此可见一斑。他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善于发现弊端的人就是消除弊端的医生，派他去消除积弊，是能够找到最有效的办法的，因而将其作为责任人选一般来说也是最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