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合格的领导者，不仅要有广结天下英豪的决心，更要有一双识别英豪的慧眼，成为一个相人的“伯乐”。而唐太宗李世民做到这一点，更是做的空前绝后，千古一帝。有了人才，怎样留住人才，又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俗话说，“知人知面难知心”，“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只有笼络人的心，才能彻底为己所用。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欲要征服天下，必先征服天下人心。故攻心为上。
善于发现人才的“伯乐”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作为一名合格的领导者，就要有伯乐识别“千里马”的眼力和能力，只有善于发现人才，并能使之为我所用的领导者，才是合格的领导者。21世纪最主要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只有具备伯乐的眼力，才能把更多的人才，招到自己旗下，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伯乐”之所以能知人，是因为勤于知人。要经常性地对接触过的人加以判断、评价，这样才能正确的评判身边的人和事。首先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关于伯乐的故事：
战国时期，燕昭王为了更好的智力国家，因此铸黄金台于国中，礼贤下士，招纳有才人士。一天，一个叫郭隗的人来求见燕昭王，讲了一个“千金白马骨”的故事：昔日有国君想找一匹千里马，便令伯乐带着千两黄金四处求购千里马。一年以后，伯乐回到国中，随身带回一副马骨，国王问他原因，伯乐说：“这是一匹千里马的骸骨，臣用五百两黄金将它买来了。”国王见五百两黄金只买了一副马骨头，大怒道：“朕想买的是千里马，你却买了它的骨头，有什么用?”伯乐从容地说：“外人如果听说大王为一匹千里马的骨头尚且花了五百两黄金，便会知道大王求马之切，拥有千里马的人必然会将千里马牵至我国，卖给大王。”不久，果然如伯乐所言，买到了千里马。
讲完这个故事，郭隗对燕昭王说：“如今大王欲求治世之才，臣鄙陋，不能当大王之意。但若大王以国土之礼待臣，任臣为相，和伯乐买马骨的道理一样，天下贤才就会知道大王求贤之切。他们见远不如他们的臣下尚且受到大王如此隆重的待遇，他们若来此，定会更加得到您的重用。这样的话，天下贤才自然会源源而至。”燕昭王闻言大喜，便任郭隗为相。此举果然得到了一些才能之士的倾心，纷纷来投奔燕昭王。这些投奔燕昭王的人才之中，就有战国时的一代名将乐毅。后来乐毅破齐，连下齐城七十二座，若不是由于燕王忌乐毅功高，惧其自立，下令罢兵，齐国便要因此而亡。由此可见，注意发现和引进人才，并且注意引进的方法，才能吸引到治世之才，这个故事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
李世民在慧眼识人这方面，可谓是伯乐。他以一个政治家的胸襟和气魄，不但善于发现人才而且能将各类人才拉拢到身边，使之能为自己所用。组成了一个各种杰出人士聚集的强大的人才集团。
武德四年，李世民特地建立了文学馆，延请四方贤才为“十八学士”。其中包括了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姚思廉、孔颖达、薛收等文臣谋士，俱为一时之选。李世民待十八学士礼遇甚厚，委以重任。当时的秦王府一度成为藏龙卧虎之地，聚集了在数次大战中功勋卓著、勇冠三军的武将和明于形势、善于策划的文臣，称得上是文能兴邦，武能定国的人才渊薮。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之所以妒忌李世民，原因之一是秦王府人才济济，恐怕李世民因此不安于位。
房谋杜断也是开创贞观盛世的基石之一。指的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房玄龄和杜如晦。房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李世民每与房玄龄议事，不能决断之时必请杜如晦定夺。“房谋杜断”这四个字便表露了这样的意思。但李世民对房、杜二人才干的了解过程却不太相同。
房玄龄几乎是第一次和李世民见面就被赏识，还特意被比为光武帝刘秀的得力谋臣邓禹。而对杜如晦，李世民对他的重视却经历了一段过程。
杜如晦自幼明于事理，处事果断。由于晦为人慎重，长于决断，不长于谋划，因此并未向当时的主子李渊献过什么妙计，李世民也因此并未给予以十分的注重。后来，李渊要将杜如晦调出秦王府，到别处任职，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府中幕僚，多被调走，亦不足惜。惟杜如晦聪明果决，能识大体，是王佐之才。大王若是只想占据一方，拱卫朝廷，足于藩王，可以不用他。若想一统江山，经营四方，非此人不可。”李世民深信于房玄龄的见识，对这番话仔细考虑过后，大惊失色道：“非公言，吾几失上人。”于是力向李渊请奏，留下杜如晦在自己身边，并在获准后从此引为腹心。后来李世民出征，面临军国大事之时，杜如晦的人所难及之处才渐渐显露出来，他对难决之事，剖断如流，深为众服，寻为秦王府智囊团之骨干，与房玄龄齐名。
除了这两位得力的左膀右臂，李世民手下的一员猛将――李靖也是以为难得的人才。李靖少负志气，有文才武略，是不可多得的奇才。在李渊任太原留守，言行未露痕迹之时，他便凭着一双慧眼看出李渊野心极大，有不臣之心。后李渊不奉炀帝旨意入朝面见，李靖知他必反，便关闭城邑，去江都告密，却不期受阻于长安。李渊攻人长安，抓住李靖，恨他告密，便欲将他处死。而李世民久闻李靖之名，为李靖向父亲苦苦求情。李渊便饶过了李靖。不但如此，李世民还将他召至府中，充为幕僚，以礼待之，从而为唐王朝保全了一个开国的功臣，也为自己的政治集团拉拢了一位出将人相的治世之才。李靖从此平定萧铣、辅公柘，破突厥，征吐谷浑，为唐王朝立下盖世之功。
先前的招贤纳士，只是李世民为他宏伟大业做的一点准备，在他掌握大权之后，就有了绝对的自主权和更加雄厚的财力去从事招揽人才共治天下的举动。原东宫府属薛万彻，自得李世民赦免以后，便对他忠心耿耿。为了表示对薛万彻的宠信，李世民将女儿丹阳公主许薛万彻为妻。并说“苟利天下，朕何爱一女”的话。薛万彻是个粗鲁的武人，行事莽撞，有一次李世民无意问说了一句：“薛驸马村气。”公主觉得丢脸，便与薛万彻分居。后来李世民得知此事，特意设宴款待群臣，召薛万彻与公主同来。席间，李世民与薛万彻为“握槊”之戏，故意输之，将自己所配腰刀赐给了他。公主觉得驸马赢了父皇的腰刀，很是自豪，随薛万彻回府，从此对他敬爱有加。可见李世民拉拢人才，更注意拉拢人才的心，使之永世臣服，忠心不贰。为了使得臣子效忠于己，他甚至不惜从小处着眼，从家庭琐事人手，给臣子以周到的关怀。
贞观之时，除了上面提到的众位英才，还有一个深得李世民赏识的人，那就是马周。马周在武德年间是家乡博州州学教授，月俸微薄，有志难申。后投入常何门下，寄食于彼。常何乘机将马周推荐给太宗李世民。李世民见他仪表不俗，心下已自喜欢；又问遭遇，知他长期颠沛流离，十分同情；再问以兴邦之计，马周略一沉思之后，应答如流，语多中的。李世民大喜，当场写一条幅赐予马周，留在门下省做事。
由于马周来自民间，往往他的建议极符合民意，又符合君心，因此李世民对马周的建议极为重视，往往采纳实行，后又擢马周为中书舍人，视为股肱之臣。马周感李世民知遇之恩，宠信之隆，尽心尽力，为李世民出谋划策。所憾马周早年生活困苦，饮酒伤身，身体虚弱，以致积劳成疾。李世民对马周的病十分惦记，命赐马周以宫中饮食供奉，遣御医诊视，并按御医之方亲手为其调药。后马周四十八岁而死，李世民悲痛万分，命赐幽州都督，陪葬昭陵。
正是由于李世民对贤才的关爱有加，才使他能吸引更多的仁人志士为他效力，为他买名。所以无论是在他任秦王府时的房玄龄、杜如晦，还是贞观时期的魏徵、马周，都对他竭忠以事，这也是德之所至，才略之所至。
李世民不仅是一个政治家，更是一个外交家。他以超人的胸襟和气魄，将各类人才拉拢到身边，组成了一个由各种杰出人才组成的强大政治集团。他善于发现人才，更善于使用人才，使之能为自己所用，终以自己超人的智慧和才干走向了成功。
作为领导者，不仅要吸收大量的优秀人才，而且要建立自己决策和规划的核心“智囊团”。这一点，无论在政府决策，还是企业管理当中都得到很好的实践证明，组织一个核心的“智囊团”对于政府和企业的决策是十分必要和很有作用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办事的效率。换句话说，一个政府或企业核心“智囊团”的水平决定了这个政府办事水平及企业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量才用人 各尽其能
“用人之道，尤为未易。己之所谓贤，未必尽善：众之所谓毁。未必全恶。知能不举，则为失材；知恶不黜，则为祸始。又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绰优于大国之老，子产善为小邦之相。绛侯木讷卒安刘氏之宗，啬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舍短取长，然后为美。”这是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之治后总结用人经验说的话。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优秀的人才也有他的局限性，也不是万能的。只有做到量才用人，才能最大效率地发挥人才的作用。
“身修家齐，家齐国治”是古时候每一个读书人入学的必修课程。懂得“廉耻”二字是君子修身的基本准则之一，“治国齐家平天下更是每一个有志之人的一生追求。
但能真正做到这些的人并不多。经过“十年寒窗苦”，一旦做了官，时常会把以前那套原则忘在脑后，一心想刮些“民脂民膏”，损公肥私，营私舞弊。至于身“修”不“修”，国“治”不“治”，干卿底事?由此要真正使国家安定，百姓乐业，就必须在选才上慎重，任使得人。在对官吏行为上做出硬性规定，整饬吏治，从而使官吏真正成为百姓的地方父母，帝王才能通过官吏“明明德于天下”。
由此，李世民制定了一整套铨选和考核官吏的制度，以肃清政风，使官吏始终如一，戒贪戒酷，以贯彻“才行兼俱”的任贤标准。
在人才任用这方面，李世民坚持“用人如器”、“量才授官”、“择人以四才，校功以三实” 的原则。其中的“四才”，取其“体貌丰伟”。在这一点上，古人相信相由心生，人有善行，必形之于貌，人有恶行，亦形之于色，因此对人的形貌要求严格。可以说唐朝君臣都一样，不单是政治家，还是相面先生。二则取其“言辞辩证”。言为心声，言辞有条理者，心中有泾渭；言辞应答如流者，心中早有成竹。对言辞的要求是有较强科学性的，但并不全面，因此还要“楷法道美”。三取其书法，书法能体现一个人的精神风貌。四取其“文理优长”。文章是衡量人学识的试金石。“文理优长”言之有物的作者，自然必须有博古通今的学问，也要有审时格物的见识才行。
“四才”属于理论上的品评。而“三实”，考其德行、才用、劳效，就是从他以往的实绩为依据，在实践上评定才干和品格。“德增多以才，才均以劳，劳必考其实而进退之”，通过这“三实”的考评，综合“四才”的评定，对人才品级作出高下之分，“较之优劣，而定其留放，所以正权衡，明与夺，抑贪冒，进贤能，然后据其官资，量其注拟”。
这种比较严格的选才制度确保了人才的质量，其中的合理性仍值得今天的我们借鉴。但这种制度在实施之处并不能最终确保选用者都是干才。为此，贞观决策集团又制定了考课制度，以规定条款去衡量官吏的实际行为，以评定优劣，加以陟罚臧否，优胜劣汰。为此，中央机关专门设立了考功司，并制定了明确的考核标准，对各级官吏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考核，并以考核结果作为主要依据，黜滥陟贤。
贞观三年，李世民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近来朕见吏部选官择人，只取言行刀笔，不注重考察品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那时虽对有恶迹的官吏加以刑戮，可百姓毕竟已久受其害。到底如何，可获善人?”杜如晦道：“西汉时选才都是先将德行著称于乡里的人荐上，由州郡贡之朝廷，故当时号为多士。今我们每年选才，候选者数千，齐集才一时，加以有人善言词伪饰，所以急切间无法悉知德行，选司也只能配给品阶官位而已。铨简之理，实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李世民便欲依汉时法，令本州群召。适值朝廷事务繁多，此事遂罢。而究其实，杜如晦这里所献之策，确为泥古之法。举贡制度和九品中正制的失败经验已经说明了这一问题。
贞观六年，李世民对魏徵说：“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朕如今行一事，则天下万民齐观之；出一言，则四海百姓共昕之。用得其人，为善者皆得激励鼓舞；误用恶人，不善者俱得争相钻营。赏与其劳，无功之人自然惭退；罚当其恶，为恶者自然戒惧。朕因此知道赏罚不可轻易施行，用人择官更需谨慎选择。”魏徵说：“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所以才需要考核大臣的业绩来决定黜陟，考察人品来决定取舍。今欲求贤才，必须审访品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如果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尚不足为大害。如果误用恶人，即使他的能力强干，可他的为人却必然为害极多。乱世之时，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如今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作用。”
相对于择人问题上的铨选制度和科举制度。在考核上，李世民则推出了考课制度和刑罚贪鄙的法令。考功司是设于吏部之下专门负责对官员进行考核的二级机构，设考功郎中，考功员外郎各一人，掌管对内外文武官吏的考课。考课的内容包括我们在前面篇章中提到的“四善”、“二十七最”。
与此同时，李世民又提出了黜陟使制度，不定期地派出朝廷大员到各地考察地方官的政绩和行为。然后根据考察报告，对地方官进行黜陟。贞观二十年，李世民派遣大理寺卿孙伏伽等二十二人巡察四方，考察“六条”。所谓“六条”，第一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第二条，二千石违公下比，依附豪强，通行贷赂，割损正令。第三条，强宗豪古，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第四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守典制，背公向私，谤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第五条，二千石署选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第六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犯此“六条”者，根据情形及恶劣程度加以贬黜刑罚。这原本是汉代监察地方官吏的准则。孙伏伽等人以之为标准，纠察官吏，将犯六条者“多所贬黜举奏”。李世民命褚遂良分类具录，具状以闻，自己则亲自根据其恶劣程度加以断决：“进擢者二十人，罪死者七人，流罪以下及免黜者数百人。”
贞观十七年，前太子承乾叛乱，洋州刺史赵节共同参与了谋划，根据当时例律，两人当处斩。但因为赵节是李世民之姐长广公主之子，李世民之甥。当时，主审者长孙无忌等暗中为赵节开脱罪责。李世民知道后，对长孙无忌等加以谴责，责令诸大臣按实依律，治赵节之罪。长广公主泣拜于李世民之前，“以首击地”，为儿子求情。李世民还拜，亦为泪下，道：“赏不能避仇嫌，罚不可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因此，朕不得不有负姐姐所托。”
李世民坚持自己的原则，大义灭亲。宁可得罪自己的姐姐，也不违背公道，有所偏私，毅然将赵节依律处死。与赵节同时处死的，尚有李世民异母弟弟汉王李元昌、名相杜如晦之子驸马都尉杜荷、贞观初年功臣侯君集等。处死侯君集时，李世民问群臣道：“君集有功于国家，欲免死罪，可乎?”群臣以为不可。李世民即对侯君集道：“与君长诀矣。”侯君集临刑，对监刑官道：“君集蹉跌失足，竟至于是。然而君集曾事陛下于藩邸，击取二国。代我乞请陛下念臣有微功，保留一脉以奉祭祀。”李世民赦免侯君集妻子儿女，徙至岭南。
李世民作为一名封建君王，对官吏操守的严格要求，对整饬吏治的重视，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而对人才制定的一种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这些法规举措，有效地保证了贞观时期贤臣才士能慎终如始，兢兢业业，不敢苟私，以求令终。从而使整个贞观政治集团能较长时期地保持政治活力，使贞观臣子能精益求精，始终迈着前进的步伐，将中国历史在二十年间推上一个**，成为大唐盛世的良好开端。
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
孟子曾经说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敢于接受批评和自我批评，得道才能多助。李世民当上皇帝以后，深知这方面的道理。因此，他认真总结了历史教训，尤其是隋亡之训，反对隋文帝不信任臣下，自己劳神苦形的做法，而主张推心任贤，致力于君臣协力，共治天下。
“一个人的精力和智慧有限，而天下事务无穷，贵在选贤任能，各有专责；不贵在殚精竭虑，亲理一切。”李世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李世民曾严肃的评议隋文帝杨坚的做法并说：“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朕方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委任则成，各尽其用，庶几理矣。”这实际上是指出了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要诀。而且他尤为反对隋炀帝“赐愎猜忌，予智目雄，不闻其过，遂至灭亡”，结果“国亡身弑”的可悲结局。李世民还借鉴历史上秦二世偏信赵高、梁武帝偏信朱异，至临危不得而知的历史教训，由史观照现实，由切身经验感知到兼听纳下、下情上通的重要性。
李世民曾不止一次的对自己的臣民说：“古人云：‘看到国家有危险、社稷有劫难而不扶救，怎么能用这种丞相辅佐朝政呢?’君臣之间情义重，怎能不尽心尽力帮助国君匡扶朝政呢?朕曾在读书时，每每读到桀杀害直言劝谏的忠臣关龙逄、汉景帝杀害冒死上谏的忠臣晁错，总禁不住放下书本掩面叹息。”“正缘于此，你们只要义正词严地直言上谏，有益于政教，朕决不会因为你们犯颜违旨而随便怪罪你们。近来朕在处理事情时，也有一些不符合国家法令的，你们认为这是些无关大局的小事，就不愿提出意见来警示朕。要知道大事都是由小事引起的，小事如果处理不好，那么由小事酿成的大事就不可收拾。国家社稷的危亡，莫不是由此产生的。”
从上面的话可以看出李世民君臣协力、共治天下的思想。在李世民看来，做皇帝的应时常提醒和告诫臣下，让他们及时指出自己在某些方面的缺点和不足，以便修正自己，减少在工作中的失误。他能够认识到受谏诤只能增进人的聪明，并认为这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条件，这是非常正确的，也是非常睿智的。
早在贞观三年时，李世民下诏宣布关中免除二年租税，全国免除一年徭役、租税。不久又有文书说：已经抽调服役的仍遣派服役，已经缴纳租税的仍要完成税赋的任务，明年再合计作为依所准予折算。
对于这种做法，魏征觉得不太妥当，因此规劝李世民说：“我看到八月九日发出的诏书说全国都免除赋税徭役一年，老少百姓听后都载歌载舞竞相欢庆。现在陛下又下诏说，已经派出服役的成年男子，就令他们服股期满后再折算租税，其余物资也要按时全部上缴，等到明年合计起来作为依据准予折算。他们日常所用尚且不足，都认为国家有失前言，反复无常。我听说，上天将要辅佐的是仁德之人，百姓所要帮助的是守信之人。今天陛下刚登帝位，亿万百姓都在注视着帝王的仁德。一开始发出文诏，就前后有变，使全国各地每一角落的百姓产生怀疑，认为陛下像春夏秋冬失去秩序那样不守信义。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纵然国家有倒悬之急，也不能这样做，何况现在国家如泰山一般安定，怎么能这样仓促行事呢!为陛下想出此办法的人，在财利上有一些-好处，却在德义上有损于陛下。我实在是知识浅薄，但暗地里为陛下担心。但愿陛下对我的奏章稍加以浏览，仔细权衡利弊。冒犯之罪，我甘心承受。”
读完魏征这封发自山东的奏折，李世民觉得甚有道理，当然不会批评什么。知道魏征是一心为了山东、河北地区的百姓，为了唐朝的长治久安，完全是一片好意。于是从善如流，依旧按前诏行事。
李世民不仅把规谏视为必不可少，而且还非常注重防微杜渐与亡羊补牢的道理。
贞观十八年，李世民对长孙无忌等大臣们说：“臣下对于帝王，总是顺承旨意，对帝王说好听话，来博取帝王的欢心。朕今欲闻己过，卿等皆可直言。”长孙无忌、唐俭等都说：“陛下以圣道治世，便天下太平，在我们看来，没有什么过失。”黄门侍郎刘洎接着说：“陛下平乱创业，实在功高盖世，这一点的确像长孙无忌等人所说的那样。然而，前不久面对上书奏事的，言辞道理有不中您的心意的，有时当面诘问，使上书之人无不惭愧退去。这恐怕不是鼓励献进忠言的人的做法。”李世民听了这话也有些难为情，但他很快便承认说：“你的话很对，这样做朕也很后悔，现在我就听取你的意见，一定改正这些缺点。”
为鼓励身边侍臣们能及时地指出自己在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李世民时常对那些规谏自己的侍臣一定的奖励。
贞观八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奏事，惹怒了李世民，他认为皇甫德参有诽谤之意。侍中魏征又进言说：“过去贾谊给汉武帝上书中说：‘有为君王痛哭的，有为君王叹息的。’自古以来，上书奏事，大多言词激烈迫切。如果不激烈迫切，就不能打动君王。言词激烈迫切看起来就像诽谤，希望陛下仔细考察我说的话对与否。”李世民说：“除你之外是没有谁能说出这番道理的。”
知错能改，首先就要先学会纳谏。既然要做明君，这一条少不了。纳谏要有胸怀和耐心，更要有修养和从善如流的精神，这是许多封建皇帝做不了或做不全的，所以在历史记载上，很少有人赶上李世民。
“正心”是“意诚”的前提
“正心才能诚意”，对于一个单位或企业来说，要想让下属或员工，死心塌地工作，以及树立为单位或企业的牺牲精神，对他们进行“正心”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员工的奉献和牺牲精神。怎样对员工进行“正心“教育呢，唐太宗李世民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朋友为贵，千金为轻。”李世民的这种豪爽气概，无疑大大地提高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因此赢得了众多肝胆相照的朋友。他之所以能平定天下，垂纶而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一群文武为他两肋插刀，赴汤蹈火。他这个人不但平易近人，英勇善战，气宇不凡，而且慷慨重文，谈吐豪迈，挥金如土，经常施恩施惠，收买人心。因此为李世民敢拼一死的人很是不少，最终帮助李世民成就了帝业。
《资治通鉴》上这样评论李世民：“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李世民带兵打仗，战胜后所得金帛都分给手下将士，特别是在攻打洛阳王世充时，他就预先向部下承诺，入洛阳任凭诸将士取王世充宫中财帛据为己有，攻占洛阳后，命令萧踽等封府库，收其金帛，颁赐将士。李世民靠着慷慨散财，而发展起了私人势力，他所招罗的文臣武将，都只听他一人指挥，肯为他尽力。甚至于有时将皇上李渊的旨意都可以视若等闲，而秦王李世民的教命却能够迅速干净利落地贯彻实施。难怪李渊曾在裴寂面前不满地说：“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
作为一名封建政治家，也许李世民的慷慨未必是他的本性，而是有某种目的在里面。但这种以慷慨来结交人才的做法，直到今天，也仍值得我们借鉴参考。为人慷慨可以说是笼络人心，结交朋党的一种重要手段。在今天，我们的社会上也仍有许多“慷慨”之人，挥金如土，结交一些能对自己的事业有帮助的人，使得事业一帆风顺。
李世民的另一种特性就是谈吐雄健，豪迈，气魄迥异常人。这使他往往能结交到一些有胆有识的人才，这些人为他的气宇所折服，尽力辅佐他，使他如虎添翼，得以应付裕如地发挥军事才干和政治才能。
晋阳起兵之前，刘文静因为与李密暗中勾结，正在坐牢，李世民去狱中探望。刘文静说：“天下大乱，非刘邦刘秀之才不能平定。”李世民说：“安知没有，只不过人们不识罢了。我来看你，不是为了儿女之情，正是要和你商量这件大事。”于是二人倾心而谈。刘文静向李世民献计起兵。这次会谈的内容成了李渊起兵以后的战略指导思想。当时李渊早已有起兵之心，只不过是怕“画虎不成反类犬”而一直犹豫不决。敢说这个“反”字的，当时也仅仅是李世民和刘文静二人而已。这固然有李世民“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因素，不如李渊考虑周到。但也恰恰表明李世民雄才大略，有魄力。而李世民说的“安知无人”这句话，更是豪迈非常，相对于李渊的稍嫌保守来说，李世民的少年进取，更能为人所赞赏。难怪刘文静称许李世民为汉高魏武。显然，这时的刘文静就已经暗暗地被李世民的气魄所倾倒，决心跟着李世民一起去闯名堂了。
经过一系列的战争，李世民先后收服了各路敌军的降将如屈突通、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初名程咬金)、罗士信等人，并且都推心置腹，委以重任，用而不疑。这样的举动不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所能做得出、做得到的，这也充分地体现了李世民气魄的宏大。因此这些降将都对李世民极为忠心，成为唐王朝的开国功臣。
李世民不但是这样一个豪爽、有气度的人，而且还颇具侠士风范。从下面这件事上我们不难看出。
刘文静和李世民不但亲密助手，同时也是知心好友，李世民对刘文静更是爱护有加。刘文静由于先是遭到不公正待遇，后又遭谗蒙冤莫白、人头落地，李世民为之不平。未做皇帝以前，李世民已有“有朝一日为刘文静雪冤”之言。贞观三年，李世民追复刘文静的官爵，虽说“子不言父之过”，但这已经是尽在不言中地说明刘文静之死是冤枉的。李世民继位以后就剥夺了裴寂参与朝政的实权——恰好在为刘文静平反的同一年里，发生了“沙门法雅事件”——据兵部尚书杜如晦推断，这一案件牵连到裴寂，于是裴寂被免官，“削食邑之半放归本邑”。裴寂请求李世民容许自己住在京师，李世民训斥他道：“按你的功劳而论，本来做不了宰相，你只不过是蒙先帝恩宠，才位列第一罢了。”还是把裴寂赶出了京师。李世民言外之意：按功劳来说，应该位列第一的理应是刘文静，只不过没有明说罢了。
裴寂回家乡不久，就有妖人谗言说：“裴公有天下之分。”裴寂不敢奏明李世民，派人把妄言者杀了灭口。李世民知道这件事后大怒，对大臣宣布了裴寂的死罪共四条：第一，“位为三公而与妖人法雅亲密”；第二，“事发之后，乃免气愤怒，称国家有天下，是我所谋”；第三，“妖人言其有天分，匿而不奏”；第四，“阴行杀戮以灭口”。根据这四条罪状，李世民说：“我杀之非无辞矣。”
事实上李世民早已有杀裴寂之心了。因为裴寂是太子李建成的人，可以说是李世民当初的政敌。但如王硅、魏徵等政敌，李世民却不但不杀反而予以重用，却独独不想放过裴寂呢?主要是因为刘文静之死，主因就是裴寂所致。刘文静与裴寂最初谊属至交，但太原起兵之后，文静因为“倜傥多权略”，遭到裴寂的妒忌。刘文静也因为裴寂才干在自己之下，功劳亦在自己之下，权位却在自己之上，意甚不平，所以朝政时每不同意裴寂的见解和主张。后来刘文静和弟弟酣饮，醉后拔刀击柱说：“必当斩裴寂耳。”结果怨望之言被人出首到朝廷，李渊派裴寂、萧踽审问。后判刘文静死罪。萧踽等人多为刘文静求情，裴寂却主张杀了他，刘文静因此就冤死了。李世民想杀裴寂，主因之一就是为刘文静报仇，只不过不好直说而已。不过李世民并没有做得太过分、太明显，后来对裴寂给予了宽大处理，免去死罪，流放到静州，显示了他毕竟不是嗜杀之君。
虽说流放裴寂，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李世民和裴寂政见不同，但若非刘文静的因素，大概也不致如此。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一举一动都牵涉到人望，能为死去的刘文静做到这一步，已是极为难能可贵。所以说，李世民是一个有侠士之风的皇帝。
对于今天，虽然不是封建统治的唐朝，但一代名帝李世民重情重意而又豪迈的品质却值得每一个想要成功的人学习，要成功，重要的是人和，李世民就做到了。人们常说好人有好报，其实好心也会有好报。
做光明正大之人
历史学家司马光说过：“君明臣直”。作为一单位或企业的领导者，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因为自己的一言一行，会对下属有直接的影响。所以作为领导者，一定要做事情光明磊落，行的断坐的正。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下面的事例便能很好证明这一点。
李世民是个光明磊落的人，所以他也喜欢光明磊落的人。为了培养大臣的忠诚和正直，李世民一方面要大臣养成说话办事直言快语的习惯，另一方面又不断警告大臣的过错，防微杜渐，把错误消灭在萌芽状态，不至于臣下一错再错，铸成死罪，谁也无法挽救。
有一次，李世民问尉迟敬德：“有人说你想造反，为什么?”尉迟敬德一听，就犯上了牛脾气。他撕开衣服，指着伤疤说：“我造反是事实。我跟着陛下，远征四方。身经百战，留下满身刀伤箭痕。现在天下安定了，你却怀疑我造反!”说着把衣服扔在地上，让李世民看他身上的伤痕。李世民流着眼泪说：“你把衣服穿上，我不怀疑你了。”
接着，李世民又说：“我把我女儿嫁给你，当你的小老婆，怎么样?”
尉迟敬德叩头拜谢说：“我老婆虽然又老又丑，但和我相依为命，同甘共苦。我虽然没有学问，是个大老粗，但也知道古人说过，‘富贵不换妻’这句话，这句话就是我的心愿。”几句铁心的话就消去了李世民的疑虑。
不久，侯君集说李靖造反。李世民听说了，又同样直言警示：“李靖，有人说你想造反，这是怎么回事?”李靖问李世民：“谁说我想造反?”“侯君集，他说朕让你教他兵法，你只教一些浅显的，不教精华部分，由此可知你想造反。” 李世民把告密人也全盘托出。
李靖说：“现在是和平时期，我教他的的兵法，足以制服四夷，而侯君集却还想学更深奥的兵法，他这不是想造反是想干什么?”
后来，江夏王李道宗又说：“侯君集这个人，志气大，智谋少，立点小功就觉得了不起，不愿在房玄龄、李靖手下做事。当了个吏部尚书，还不满意。以我的观点看，他必将会反叛陛下。”
李世民也说过：“侯君集的才能干什么也还算行，我也不是舍不得官职，而是他的资格还达不到。他怎么能胡思乱想，妄加猜疑?”
侯君集叛乱之后，李世民对他亲自审问，并说：“为了不让那些刀笔之吏侮辱你，我要亲自审讯你的案件。”后来，李世民摆事实，讲道理，终于让侯君集心悦诚服。
从以上的这些点滴我们不难看出，李世民和众大臣的君臣关系十分自然融洽，光明正大。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很难进行幕后交易，作奸犯科的阴谋诡计也不容易得逞。所以，同样一个人，在隋朝是奸佞小人，在唐朝是正直君子；在隋朝是酒囊饭袋，在唐朝是谋事贤臣。这种巨大的反差、喜人的变化，正是李世民君臣关系变化的结果。
同样在一个企业、科研所里，一个人在A单位和B单位的能力、水平和表现出现了巨大的反差，若是要找出产生这种反差的原因，首先要在单位领导身上找原因，因为领导是上下级关系的主要方面，他的权力决定了这种关系的性质。千万不要认为小职员是事物变化的内因，老从小职员的本质上找原因。结果是，领导出错，群众挨罚；上级犯病，下级吃药，总是解决不了现实矛盾。
由此看来，企业的干部管理，一定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任用、选拔、提升、降职最好要有透明度，千万不要藏着掩着、遮着盖着，什么事生怕职工知道了，什么事也不敢向外公布。其实，纸包不住火炭，欲盖弥彰，反倒让自己下不了台。
将心比心 真情互报
将心比心，真情才能回报。在现代管理学中，情感管理被认为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运用得好的话，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换句话说，只有真情才是联系人与人之间最坚实的纽带。李世民正是做到了这一点，才使众大臣敢于当面直言，真正做到了从谏如流。
李世民恩威并用，以德服人，用真心换真心。他真心实意善待少数民族，严格执行民族平等政策，用信义安抚少数民族，赢得西域各族人民的爱戴。少数民族也赤胆忠心，为国分忧，不遗余力，报答君恩。于是出现了四夷归附，万民同乐的景象。难怪李世民兴奋地说：“汉武帝穷兵黩武三十多年，搞得国空民穷，一无所获。怎么比得上我大唐以德服人，反而使远方各族同来归附呢?” ’
一次，深受李世民器重的契苾何力被薛延陀人抓去之后，就曾经被人怀疑说：“夷狄之性，如同禽兽，反复无常，难保没有变节的可能。”
但是李世民却坚信：“别人会不会变节，我不知道。契苾何力绝对不会背叛我。”
大臣们又说：“契苾何力的母亲姑臧夫人和弟弟，都投降了薛延陀，他不投降也没办法。”
李世民依然固执地说：“契苾何力心如铁石，你们不相信他，我却坚信他不会投降。”
不久。从凉州传来契芯何力的消息，说他去劝说自己的部落投诚唐朝，部落人们却说：“你母亲和弟弟都投降了薛延陀，我们不去，也没地方去啊!”
契苾何力说：“对父母要尽孝，对国家要尽忠，我们可不能辜负大唐帝国的皇恩。”
契苾部落的兵士，就把契菇何力捆绑起来，强行带到了薛延陀部落。在真珠可汗的大帐中，契苾何力仰天长叹：“我作为大唐的壮士，怎么能背信弃义，反叛大唐呢?就是死了，也不能在这里忍受屈辱!天地日月，你可要证明我的忠诚!”说完，他举起刚松绑的手，拔出腰刀，割下自己的耳朵，扔向薛延陀的真珠可汗。气得真珠可汗勃然大怒，拔刀就要杀死契芯何力。幸亏真珠可汗的贤惠妻子，见契菇何力非常忠城，极力劝阻，这才饶他不死。
不久，薛延陀真珠可汗的叔父沙钵罗泥熟前去唐朝纳贡求和，希望双方罢战和亲。李世民说：“你们的可汗如果真想悔改，我又何必舍不得一个女儿呢?但是，和亲的前提，是必须保证契苾何力安全回到大唐。”
不久，通过和亲形式，终于换回了契苾何力。唐太宗看着契苾何力的耳伤，不禁流下热泪。契苾何力却说：“我受皇上厚恩，死都不怕，还怕失去一只耳朵?”
李靖征东突厥，“拓境至于大漠”，立了大功，御史大夫温彦博弹劾他“军无纪纲，突厥宝货，乱兵所分”。世民对这件事同样是“舍而不问”，并亲自对李靖说“隋将史万岁破突厥，有功不赏，以罪致戮。朕则不然，当舍公之罪，录公之勋也。”侯君集平定高昌后曾擅自“配没无罪人”，“私取宝货”，不禁将士“竟来盗窃”，并因此被劾下狱。岑文本认为，如果以此治罪，就会被天下人看作“唯录其过，似遗其功”，并且指出：“古之人君出师命将，克敌则获重赏，不克则受严刑。是以当其有功也，虽有贪残**纵，必蒙青紫之宠；当其有罪也，虽勤躬洁己，不免敛钺之诛。”李世民接受文本的意见，最后“乃释”君集。
一次，李世民命令祖孝孙教官人们学习《大唐雅乐》，他编乐没问题，而不大擅长教宫人习乐。于是，李世民对他大发脾气，这时刚好遇上王硅和温彦博进殿。
温彦博对李世民劝谏说：“祖孝孙妙解音律，非不用心，只是为人木讷谦和，骤然让他去教女乐，既不相宜，也是大才小用，陛下又要怪罪他，恐怕不妥。”王硅这时也说：“祖孝孙持身严正，乃学者雅士，陛下让他去教女乐，又一再责备，天下人会误以为陛下有轻视士子之意。”
李世民余怒未消，又听了这样的话，难免火气更大。他说：“你等皆为朕心腹，应当尽忠献直，为何附下欺上，反为祖孝孙开脱?”
见龙颜大怒，温彦博急忙磕头认罪，而王硅却不跪，反而说：“臣本来侍奉隐太子罪已当诛，陛下恕宥性命，又不以臣不肖，引为枢密门下，置之重位，陛下责臣以忠直，臣理应尽忠，今臣听言，岂是出于私心?想不到陛下会认为臣欺君罔上。陛下常说，不要因为朕临时发怒便屈从了朕的意见，造成朕的过错。今日臣责直言，反受到陛下的责备，不是臣负陛下，是陛下负臣。”李世民听罢王硅的一阵议论，沉默了良久，宣布罢朝。
第二天，李世民对房玄龄谈起王硅，说：“昨天为祖孝孙一事，责备王硅，朕甚后悔，纳谏之事，自古皆难，公等不要因此而不进直言。
“欲将取之，必先予之。”只有你付出了真情，才能得到真情的回报。不要不舍的给，给是取的前提，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几天，你更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一视同仁，不搞“华夷之辨”
作为优秀的领导者，对待下属一定要一视同仁，不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因为每个人的优点和特长是由差异的，所以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所有的人。作为一个多民族帝国的唐王朝，怎样处理中央与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关系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情，在当时“华夷之辨”的封建思想及其严重的情况下，唐太宗李世民是怎样做的呢？下面的故事，只得后人学习！
“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继栋梁，短者以为拱桷。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这犹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者，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君元弃士。”这是李世民的用人原则。因而在他的统治集团内，不仅有大量的文人、武人、亲人、仇人，而且提拔了不少外国人和少数民族，雄辩地证明了李世民用人惟才，，一视同仁。
李世民出身于一个鲜卑族和汉族结合的家庭，长于西北边地，因此对少数民族有相当深厚的感情。他掌握大权以后，极力倡导胡汉一家，华夷无别的民族平等政策，对待史大奈、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契苾何力等少数民族人才，唐太宗也委以要职，使他们在适合自己的岗位上，为国效力。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西北边陲，食肉饮乳，骑马游猎，身体健壮，高大威猛，非常适合带兵打仗。另一方面，一些少数民族将领由于文化水平太低，不悉兵法，有勇元谋，无法担任主帅。唐太宗就让胡族将领与汉人将领搭配起来，取长补短，组合任用，很快就收到良好的效果。李世民自己对侍臣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原，有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则过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又派文成公主入藏，把唐朝的优秀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了西藏，和松赞干布同心协力发展吐蕃的经济和文化。当时藏族没有文字，记事用绳子打结或以木刻划记号来表示。在文成公主的主张下，松赞干布派人进行专门研究，创造了30个藏文字母和拼音造句文法，结束了藏人无文字的历史，从此汉文书籍可以译成藏文，对藏族文化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这次联姻对加强汉族和藏族的往来，发展藏族的经济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大大增加了大唐的威信。
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封建皇帝都是“贵中华，轻夷狄”，而李世民却要大力倡导“华夷无别”“胡汉一家”，不遗余力地提拔重用少数民族中的杰出人才，大力促进各民族间的团结和统一，使我国的民族关系出现了空前少有的友好局面，这对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强盛，的确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所以说，一个高明的企业家，脑袋瓜中必须时常绷紧民族关系这根弦，念好民族问题这本经。如果民族关系处理好了，人们不仅会在商业经营中取得丰厚利润，也会把许多灾难和民族冲突消灭在萌芽之中。作为商人，千万不要踏民族关系、民族信仰这些“雷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