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营者要有和古董商一样的鉴赏眼光，他必须对任何事物作出明确的价值判断。要不断地进取，才能够对事物作出正确的判断。宋太祖朱元璋打天下时喊的口号是：“广积粮，高筑墙”。在唐太宗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不仅“广积粮，高筑墙”，更是做到了韬光隐晦。在大肆招兵买马的同时，还注重招揽天下各路英豪，真正做到了“天下英才，尽收吾舍中矣”！
招揽人才 成就伟业
纵观古今中外历史，凡成就一翻伟业者，无不把自己工作的重重之重放在吸引人才上。如今，社会上也仍有许多“慷慨”之人，用金钱结交一些能对自己的事业有帮助的人，结果事业真的就一帆风顺，为后来成就非凡的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作为一名封建政治家，李世民的慷慨当然是一种有目的的慷慨，虽然未必是他的本性，但这种以慷慨来结交人才的做法，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
李世民在协助李渊打天下的时候就很注意广纳贤才，想尽了各种办法将各色人才招揽在自己身边，对李氏的逐步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唐初名臣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中有这样的记载：为扩大自己的势力，李渊十分注意网罗人才。他指示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建成、世民 “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手高僧博徒，监门斯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
当时，一些有政治眼光的地主阶级，认识到了隋朝的灭亡的必然之势，因此纷纷寻找自己的依托和靠山。李渊父子则是最佳人选。
如右勋卫长顺德，右勋侍刘弘基。“皆避辽东之役，亡命在晋阳依渊，与世民善。”左亲卫窦琮，“亦亡命在太原”，他与世民原有矛盾，而世民对他却“加意待之”。又如刘文静又见世民“而异之，深自结讷”，并对裴寂说：“此非常人，豁达类汉高，神武同魏祖，年虽少，命世才也。”又如晋阳长姜蓍，他评价李渊说：“隋祚将亡，必有命世才”，“唐公有霸王之度，以吾观之，必为拨乱之主。”于是，“深自结纳”，投靠了李渊。
相对于当时有勇有才，颇具影响力的人纷纷都投靠了李氏父子。于是，在他们父子周围便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成为晋阳起兵的基本队伍。
还有一点至关重要的就是李渊虽然身为太原留守，握有重兵，但要密谋起兵，手中还必须有一支私自指挥的军队，才能在发动兵变后牢固地控制住太原及其西北地区。于是，扩充兵力就成为当务之急。然而，公开招募军队目标太大，弄不好会带来杀身之祸。
为此，李渊派李世民去和刘文静共商大计。经过策划，刘文静假造诏令：“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人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为兵，期以岁暮集涿郡，将伐辽东。”结果消息传出后，“人情大扰，思乱者益众”。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鼓动人心，激起人们的反隋情绪，并达到结集队伍的目的，这事发生在大业十三年之初。
二月，马邑、刘武周起兵，杀太守王仁恭，据郡反隋，自称天子，国号“定扬”，并引突厥率兵南攻楼烦，进占汾阳宫，还将进逼太原。这时，李世民对其父说：“大人为留守，而盗贼窃据离宫，不早建大计，祸今至矣!”
于是，李渊便以讨伐刘武周为辞，召集将佐商议。并说：“朝廷用兵，动止皆禀节度。今贼在数百里内，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险要，复有他贼据之，以婴城臌柱之兵，当巨猾豕突之势，必不全矣。进退维谷，何为而可?”面对如此情况，王威等人则说：“公地兼亲贤，同国休戚，若俟奏报，岂及事机；要在平贼，专之可也。”
在这种情况下，李渊提出了“先当集兵”的要求。于是李渊就命李世民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各募兵，“远近赴集，旬日近万人”。
李渊接着又调整了军队的部署，各种大权，均由李渊和李世民亲自掌握。这支队伍便成为由李渊、李世民父子私自控制和直接指挥的军队，并成了晋阳起兵的主力军。之后，李渊派遣使者到河东和长安，令建成、元吉以及女婿柴绍等急赴太原。万事具备，只欠东风。经过李氏父子多年苦心积虑地精心策划和准备，他们周围人才济济，当自身力量已够强大时，所谓的“最后一搏”，其胜负自在意料之中。
在一个企业中，最重要的就是挖掘人才，利用人才。一个人的才干再高，也是有限的，而且大多还是某一方面的偏才。而将众才为我所用，将许多偏才融合为一体，就能组成无所不能的全才，发挥出无限巨大的力量。
常言道：人多智慧广。惟有利用众人的智慧，始能发挥这种人类的伟大力量。毕竟人类是不能单独生存下去的，而一个人独居无友，也不会有什么发展进步。所以，只有汇集众人的智慧和力量，全体才能进步发展，人人也才能过着富庶安乐的生活。企业也是一样，充分利用公司里的众智，才得以发展，使全体员工把所有的智慧，集中在经营上，才能汇集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才能使企业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合理用人 吸引人才
善于发现和引进人才是领导者用人的重要前提，只有把大量的有用人才吸引到自己身边来，为自己所用，才能在需要用人的时候得心应手。注意发现和引进人才，特别是引进的方法，才能吸引到治世之才。李世民正是做到了这一点，而他的所作所为也成为后来影响中国历史一千多年选拔人才的开始。
中国的科举制度起源于汉代。至汉武帝时，又制定了辟举制度，高级官员可将自己的僚属向朝廷推荐。至三国时，魏文帝曹丕创立九品中正制，推选各郡有声望的人出征“中正”，中正根据才德将郡内人才分为九等，以供朝廷选用，以后这个制度一直被沿用下来。
到了隋文帝杨坚，才改行为科举制；后炀帝杨广，又设置进士科，以试策取士，应试者先由州郡考试及格，而后贡之于朝，称为“乡贡”。乡贡之士再由朝廷统一考试，选拔优秀者为“进士”；至武德四年，李渊下诏命诸州儒士至所在县初试，取优等至州参加复试，由各州长官评判，取优秀人才随贡物一起人京，唐代的科举制度至此拉开帷幕。但真正使科举制度趋于完备是在李世民即位以后的贞观年间。
即位之初，李世民任用了一批中央政府的行政官员，这些人大都是在统一战争和玄武门之变中立过功勋的人。但是，当政治走上正轨以后，这些人已不能满足唐王朝笼络地主知识分子，加强对广大人民思想麻醉的需要。而建立一个稳固的唐王朝，就需要具有各方面才能和各个地区，比如山东地主阶级的广泛人才来辅佐帝王，治理百姓，于是李世民进一步扩大并完善了科举制。
唐代科举考试科目可分为常科和制科。常科常见的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六科。贞观年间开设了前四科。秀才，此科为最高科目，并且也最难考，录用的人数最少，整个隋代不过录取了十人，武德、贞观时人数有所增加。秀才科考试的内容是“试方略策五道”。对于这一科，李世民也较为重视。
进士科是唐代科举考试最受重视的科目，始于大业年间，盛于贞观年间。由于时风使然，在贞观朝，拥有进士资格体现着学问的高低。因而即使是做了宰相的人，若不是进士出身，也要引为终生遗憾。进士科举考试的内容是试时务策五道，贴一大经。时务策就是策问，由考试部门出题，问以治国、安边等政治问题，这是应试者能否合格的关键。这种考试内容是到贞观八年被完全确定下来。
明经科难度则比进士科要小。从录取人数上看，明经科每年约取一百余人，进士科却只取几人至几十人不等。由于进士科考试难度大，录取人数少，因此进士及第要比明经出身备受重视，在仕途上的际遇也因此会比明经要好得多。进士出身的人，十之六七都能位列显官，十之二三可以进位卿相。进士科考试还是较公平的，特别是在李世民执政的贞观年间，主正臣良，完全以才干取士，为唐王朝挖掘到很多栋梁之才。
当时的人并不如何重视明经和明法两科。这两科考试内容的侧重点在贴文上，贴文通过以后，再进行策问，问题也比较简单。明经科有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史科等名目。先考试贴经，考察考生对经义的记诵，然后口试经典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条，按成绩列甲乙丙丁四等。明法则考试应试者关于法律方面的知识。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制科，由皇帝下诏并亲自主持考试。通常在御前进行，所以又叫殿试。制科始于贞观元年，科目不一定，唐代制科达六十余个，但最重要的科目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和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制举允许布衣和官吏一起应试，没有限制，考在优等者可以获得品级较高的官职，次者可以授予出身。制举是朝廷网络人才的一种办法。不过这种考试并不定期，录取人数也较少，贞观年间仅举行过四次。
贞观时期，由于李世民的改革，科举制度更为完备和制度化，对于唐代人才的选拔与使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贞观时期所开创的科举制度成为整个唐代科举制度的基础，并成为后世的楷模。科举制度扩大了唐朝的统治基础，巩固和加强了封建专制中央集权。
科举取士为唐王朝培养了一大批有才干的官吏，从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唐代及第进士共六千余人。由于他们出身民间，所以对于民情国情有深刻的了解和一定的同情心。这就使统治者在某种形式上与下层人民贴近了一些，对唐朝的政治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制定合理的制度，吸纳优秀的人才，唐朝由此取得了空前的繁荣。
就企业而论领导者，有没有先见之明是影响全局的关键。领导者要是没有展望未来的眼光，他必须认清时代的方向，预知环境的变迁，并想好相应的对策。他对未来的判断正确与否，牵涉到很多人的幸福与不幸，为了使国泰民安、事业有所发展，超越时代是领导者必备的条件。
招贤纳士 树立口碑
李世民为什么可以取得成功？为什么能够在唐初统一战争中作出那么重大的贡献呢?其实，任何英雄人物，都不能离开赖以发挥其才能的历史舞台。没有历史的必然性，本领再大的英雄人物，也无法演出壮丽威武的历史活剧。俗话说，一个篱笆十个桩，一个好汉十个帮。只有树立招贤纳士的口碑，才能吸引到更多优秀的人才。对于个人而讲，口碑就是人缘，就是运气，是一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帮手”。对于个人或企业来说，良好的口碑有时比金钱利益更重要，对于领导者来讲，口碑就是在下属心目中的威望和威信，有时它比权力还起作用。
时势造英雄。李世民之所以能成为英雄人物，首先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隋末，群雄竞起，人民无不向往和谐安定的生活，这种民意呼声，可谓比比皆是。在北方，以窦建德为首的河北起义军，曾经在推翻隋王朝的斗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开始的时候，农民群众奋起抗击，出生入死，英勇战斗。但是，随着国内统一战争的进展，绝大多数人希望结束无休止的战乱，过上安定的生活。
武德四年五月，范愿、高雅贤等拥戴刘黑闼起兵前，曾建议窦建德故将刘雅起兵。刘雅直言谢绝，说：“天下已平，乐在丘园为农夫耳。起兵之事，非所愿也。”这朴实而爽朗的语言，深刻地反映了农民群众关心小农经济的物质利益，盼望改变长期的离乱生活。
在江淮地区，以杜伏威为首的江淮起义军，威振南方，“薄赋敛，除殉葬法”，打击贪官污吏，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然而，随着唐初全国的逐渐统一，大多数民众也同样希望社会安宁，不愿意再有战事了。
由此可见，经历隋末战乱后，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大多数人的共同意向就是“厌乱”思定。摧毁旧王朝的反动统治，农民义军无疑是最根本的力量。而就“天下”重新统一来说，情况就很复杂了。
李渊、李世民父子，刘武周，王世充，薛举、薛仁果父子，等都想图谋帝业。即使是农民军领袖窦建德也不断地封建化，企图联合王世充，参与了争夺帝业的活动。但谁才是最后的胜利者呢？
刘武周行吗?不行。他的起兵比薛举父子，李渊父子都早，依附突厥，军锋尤盛，他还会用人，如部将宋金刚、尉迟敬德等都是擅长骑兵战术的。他率军“南向以争天下”，占据了粮仓富裕的晋阳和河东地区，威逼关中。然而，如李世民所分析：“武周据太原，倚金剐为捍蔽。军无蓄积，以虏掠为资”；“金刚虽众，内实空虚，虏掠为资，意在速战。”所谓“虏掠为资”，确实是刘武周的致命弱点。因为刘武周在并、汾一带得不到地主阶级的拥护，就“以虏掠为资”；而推行这种政策的结果，又使他更加不得人心。所以，等待着刘武周和宋金刚的决不是胜利的桂冠。
薛举父子呢?不行。他们的根据地陇右地区原是隋朝牧监场所，拥有众多的精骑骁将。起兵不久，号称三十万，“将图京师”，兵锋甚锐。强大的军事力量，显然超过了李渊父子。但是，陇右经济上落后，供养远不及晋阳、河东和关中那样富足。薛举不过是隋金城府校尉，在关中的社会影响微乎其微。起兵后非但不注意安抚人心，反而“每破阵，所获士卒皆杀之，。由是人心不附”。儿子仁杲更加残暴。嗣位后，因与诸将帅矛盾，“众咸猜惧”，内部很不团结，“自此兵势日衰”。《旧唐书》史臣评论说：“薛举父子勇悍绝伦，性皆好杀，仁果尤甚，无恩众叛，虽猛何为?”失道寡助，失败是必然的了。
王世充呢？更加不行了。他“僭即皇帝位”，固守东都。建元名日“开明”，其实政治上腐败无能。“世充见众心日离，乃严刑峻制，家一人逃者，无少长皆坐为戮，世充屯兵不散，仓粟日尽，城中人相食。或握土置瓮中，用水淘汰，沙石沉下，取其上浮泥，投以米屑，作饼饵而食之，人皆体肿而脚弱，枕倚于道路”。请看，弄到如此地步，其失败自不待言。
一个个枭雄都失败了，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自然地落到李渊父子身上，特别是李世民身上。从各种势力或集团的力量对比来看，李渊、李世民父子无疑地具有优越性。因关陇集团的广泛的社会联系，使他们得到了各地士庶地主的拥护。唐的统治区人力、物力与财力都较充沛，后方稳固，社会安定。就军事力量而言，李渊重视骑兵的建置。讨伐薛举时，从突厥颉利可汗那里得到一批精骑，充实了李世民统率的军队。
李世民父子的取胜之道，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争取人心和“英雄景附”。唐初在解决各种敌对势力的斗争中，十分注意收罗将才，尤其是骁勇的骑兵将领，并使之在新的战斗中发挥作用。例如，尉迟敬德，他原是刘武周的将领，勇猛善战，曾多次袭破唐军。投降后，李世民特别高兴，赐以曲宴，引为右一府统军。秦府“诸将疑敬德必叛，囚于军中”。李世民则命令立即释放，并亲自接见，说：“丈夫以意气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终不听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敬德感恩不尽，竭忠效劳。
但是，李世民的统一事业决不是一帆风顺的。战国累累伴随的却是血与火。另一方面，在第三次大战役结束后，唐王朝对王世充和窦建德的处置明显不同，一个赦免徙蜀，一个则惨遭杀害。这充分地表现了李渊父子的封建统治者立场是何等鲜明。
由于实行高压政策，又惹起了刘黑闼的第二次起兵。李渊大怒，“命太子建成取山东男子十五以上悉坑之，驱其小弱妇女以实关中。太宗切谏，以为不可，遂已。”此事可靠与否，不得而知，透露了这样的事实：李世民，李建成包括李渊已经意识到“杀不能止乱”，而必须改变对河北地区的杀伤政策。
随着全国统一局面的形成，农民群众也都想过安定的生活。 所以，李建成到达河北地区后，魏征建议“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可坐视离散!”果然是个好办法。 “建成至，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当时刘黑闼部众犹盛，但在安抚政策的感召下，“众乃散，或缚其渠长降，遂擒黑闼。”这样，河北社会秩序终于安定下来了。
时势造英雄，每一个历史人物的诞生，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的存在。成就一番事业需要天时、地利与人和，其中人心所向是至关重要的。招贤纳士，并为自己树立良好的口碑，无疑已为成功打下了必备的根基！
以情动人 以礼服人
作为领导者要有卓越的眼光，宽大的胸怀，冷静的头脑，理智的思维，有时候也要学会“感情用事”。情义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最稳固也是最神圣的东西，善于用感情笼络人心的领导，是聪明，也是很高明的。礼，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情感纽带，是约束人的行为的内化的东西，以礼服人，以礼用人，是每个领导者需要学会和探索的学问。
李世民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天下人安则君安的道理。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他的明智之处在于他明白：君依于国，国依于民；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他的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清净无为”给百姓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二是：减租减息，减少开支，为民所用为百姓营造一个乐业的环境。
这种“清静无为”的政策，概括起来又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偃武修文；二是戒奢从简；三是轻徭薄赋，恢复经济。
偃武修文，就是及时结束战事，实行文治，使当政者的注意力及时从军事斗争转移到治理国家上面来。战争本身必须用军事手段解决，战争的创伤则不能靠军事手段来医治了。李世民之所以得天下，主要凭借赫赫武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因此这个转变对于他来说就更为重要了。
李世民分析唐以前建立新王朝的经验教训，深感自己的经验不够。为了弥补这一缺陷，除了向大臣请教以外，每天罢朝归来，安排一些时间读书。他读书的劲头很足，常常是通宵达旦，手不释卷。纵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既承百王末，战兢隋岁转。”他读的主要是史书，认为是“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因而特别重视历代兴亡盛衰历史。他曾下令房玄龄、魏征等主持修纂《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和《隋书》。当这些史书修纂完成时，唐太宗十分高兴地说：朕观前代史书，彰善祛恶，足为后世鉴戒。要以前王之得失，为后身之龟镜。
与此同时，唐太宗还十分重视发挥熟悉经史的官员的作用。北魏以未，开国君主多为武将出身，朝廷内武官地位也较高。李世民以军事起家，贞观初年也是武官多而文官少，王硅针对当时的情况向太宗进言道：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而近代重武轻儒，朝廷所任用大臣，极少经术之士，儒行既亏，风气也就越来越坏。唐太宗“深然其言”，颇为重视他的意见。自此之后，便积极提拔“学业优长，兼识政体”的官员，引置左右，“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鉴前代成败事”，成为唐太宗终身奉行的三件事之一，也成为贞观时期大臣的一种良好风气。
偃武修文的思想，在太宗头脑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有一次太宗大宴群臣，席间奏起《秦王破阵乐》。这是李世民破刘武周时，军中流行的一首军乐。太宗听了虽很自得，但还是觉得这军乐“非文德之雍容。”封德彝在一旁奉承道：“陛下以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太宗当即回答：“平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能武，斯言过矣。”封德彝讨了个没趣，十分难堪。这说明太宗已对“偃武修文”的政策有所清醒的认识。
另一方面，唐太宗尽量的“戒奢从简”， 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从而减轻人民的负担。同时，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
按照以往的习惯，新王朝的君主都要大兴土木，另建新的宫殿，至少也要将旧宫殿修复崇饰一番。唐太宗目睹隋亡的事实，每一想起，使“不敢纵逸”，在贞观初年一直不许修作。他患有“气疾”，所住宫殿“卑湿”，夏暑秋凉，易引起旧病复发。
贞观二年，有人奏请“营一阁以居之”。唐太宗说：朕有气疾，确不宜居潮湿之宫。可要是破土兴工新建，必然靡费良多。为了减省宫费，唐太宗还下令放还宫女三千人。贞观四年，社会经济稍有好转，唐太宗打算东巡洛阳，便下令修复乾元殿，以供‘行幸”之用。张玄素竭力谏阻，言词激切，他提出当经济凋残尚未完全复元，如急于修饰乾元殿，“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其做法比隋炀帝还要残暴。
开始，唐太宗听到这些话颇不舒服，但一提到隋亡的教训，也就极力克制自己，下令“所有作役，宜即停之。”在群臣的谏阻下，贞观初年，唐太宗基本上没有大事兴修土木工程。不仅如此，当洛阳遭大水，百姓房屋被冲毁时，唐太宗还下令拆掉洛阳的一些宫殿，将木材分给居民供修房之用，而洛阳宫被大水冲坏的，只令“少加修缮”，并“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给遭水者”。
除了竭力去奢崇俭节省开支外，李世民还积极地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农民得以逐步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因而出现了大唐盛事贞观之治。
武德九年八月，他宣布免除关内及蒲、芮、虞、秦、陕、鼎六州两年租调，全国其他地区给复一年。贞观二年三月，出宫中金宝，赎回因饥荒而卖掉的儿童。此外，太宗还多次派特使，往各灾区赈济灾民，妥善安排饥民到丰区就食，减轻灾情的压力。由于百姓生活或多或少得到了救济，赋役负担大为减轻，因此贞观初年虽然灾害频繁，但百姓很少怨言，局势相当稳定。
为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进一步增强抗灾能力，唐初统治者积极兴修水利。还在高祖武德年问，同州治中云得臣在韩城(今属陕西省)自龙门引黄河水，溉田六千余顷；晋州临汾有高梁堰，武德中引高梁水溉田入百金泊。太宗时，水利兴修的规模更加扩大。如贞观七年在夏州朔方(今陕西横山县)开延化渠，引乌水入库狄泽，溉田二百顷等，给当时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民为邦之本，本固则国可安宁；君有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真乃千古明训也。李世民还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可以在此留作总结，他说，“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贪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这真是启迪后人的千古明训啊!
以情动人，以礼服人。这是一种定理，也是一门艺术，需要领导者不断尝试，不断探索。
因贤任命 各有所用
如何用人是每个领导者所必须考虑的事情，如何最大限度发挥人才的潜能和优势，也是每个领导者最关心的事情。用人应该合理安排岗位，因贤任命，最大限度发挥人才的优势和主观能动性，从而创造最大的效益。英雄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无用武之地，同样一个单位或企业最大的失败在于不能很好地发挥内部人才的优势和潜能为本单位或企业所用。一个合格、优秀的领导者，就是善于发挥和激励下属潜能的人，一个能为下属创造“表演舞台”的人。从唐太宗李世民身上，我们不难看到这一点。
李世民和李建成为了争夺皇位，各自都推行招贤纳士的方针。由于李建成开始的早，所以开始的时候相对占有优势。河北和山东地区是隋末唐初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点，也是隋末农民起义风暴的策源地。在平定刘黑闼第二次起兵时，根据魏征的建议，“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对比一下李世民平定刘黑闼第一次起兵时的残酷镇压，人们开始对李建成有所好感。
借助在河北地区的威望，李建成积极地在各地培植地方势力。所以李建成与李元吉被杀的消息传来，“河北州县素事隐、巢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乱。”幽州都督李瑗叛乱，即其一例。在山东豪杰中，试图趁唐廷内讧，兴兵作乱，大有人在。还有一些分裂势力进行谋叛活动，如贞观元年九月幽州都督王君廓叛乱。再加上太子党羽逃至关东，倘若互相勾结，势必构成严重的隐患。
对于李世民来说，招贤纳士虽然出师不利，但还是有一些收获。洛阳就是一个重要据点。玄武门之变后几天，就派有相当影响的大将屈突通为陕东道行台左仆射，“驰镇洛阳”。这显然是估计到关东地区的形势而作出的紧急部署，以防止可能发生的叛乱。然而，山东、河北局势毕竟是很棘手的，仅仅依靠洛阳重镇，远远不能解决问题。如果不慎重处理，势必引起社会的动**。
鉴于这样的情况，李世民及时地选派魏征宣慰山东。魏征本来是山东人，周静帝大象二年生于襄国郡巨鹿县。家境孤贫，通晓书术。“隋乱，诡为道士。”汹涌澎湃的农民起义怒涛，把这位属意纵横之士卷了进去。
武德九年七月，唐太宗封魏征为谏议大夫。当魏征到达磁州时，恰好遇着州县官把前东宫、齐府官属李志安、李思行“锢送诣京师”。原来，建成与元吉的亲信已经逃往河北了。魏征跟副使商量说：“东宫、齐府左右，皆令赦原不问。今复送思行，此外谁不自疑?徒遣使往，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今若释遣思行，不问其罪，则信义所感，无远不臻”。接着．就自行把恩行等释放了。
这样的处事方法，不仅是体现了唐太宗的宽大政策，有利于消除逃亡者的疑虑，更重要的是使唐太宗在河北地区树立起“信义”来，以争取山东豪杰的广泛支持。所以，唐太宗知道后，十分高兴，对魏征更是信任有加。
同年八月，唐太宗诏免关东赋税一年。“老幼相欢，或歌且舞。”不久又变卦，重新颁布敕令，说“已役已纳，并遣输纳，明年总为准折。”关东地区百姓们大失所望。
这时，正在宣慰山东的魏征立即上书，强调指出：“今陛下初膺大宝，亿兆观德，始发大号．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时之大信。纵国家有倒悬之急，犹必不可。况以泰山之安，而辄行此事!为陛下为此计者，于财利小益，于德义大损。臣诚智识浅短，窃为陛下惜之。”由于魏征慷慨激昂的“宣慰”，妥善地处理了各种问题。山东、河北局势逐渐地平静下来。
就在这一年，青州发生“谋反”事件，唐太宗派殿中侍御史崔仁师前往处理。仁师采取“宽慰”的办法，很快地平息了动乱。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此后再也没有发生类似的“谋反”事件了。可见，经过唐王朝君臣们的一系列努力，基本上巩固了对山东，河北地区的统治。
贞观元年，“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殿中侍御史张行成跪奏说：“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眶”。这话深深地打动了太宗的心弦。张行成是定州义丰人，少师事著名经学家刘炫，后在王世充那里当过度支尚书，与山东各种势力联系广泛。唐太宗说过； “观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举之，无先容也”。为什么如此器重，让他预议大政呢?原因就在于张行成的意见反映了山东豪杰的愿望。
由于出于关陇地主集团，李唐皇室要实现全国范围的统治，不能不任用山东人士。广大的山东地区既是人才荟萃之地，又是当时财政命脉所在。武德六年初，秦王李世民敏锐地注意到：“山东人物之所，河北蚕绵之乡，而天府委输，待以成绩。”可见，山东、河北地位是何等的重要。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一直留心物色山东人，用来稳定山东局势，魏征与崔仁师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然而，唐太宗有时囿于地域的偏见，未能公平地对待关中与山东人土。魏征宣慰山东前夕，曾向太宗指出：“不示至公，祸不可解”。也就是说，如果失之“至公”，山东人就会产生怨恨，甚至结群思乱，天下就难以太平。对此，唐太宗是心领神会的，因此立即请魏征安抚河北。
“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李世民对山东地区的诸多安抚政策，无不体现出其“仁政”思想和求真务实的作风，因而得到了山东等地人民的普遍拥戴和推崇。由此而及其它，可见李世民在即位初期的表现，不愧有道明君之称。
对于有才能的人，给他一片可以自由翱翔的天空，对于他无疑于如虎添翼。为你的爱将构巢挖穴，是让他可以更好的为你倾才，这对你成就一番伟业帮助自然而知。
千金易得 一将难求
俗话说的好，“千金易得，一将难求”。这足以说明人才的难得性。一个优秀人才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金钱有价，人才无价！尤其在关键时候，优秀人才的作用更能表现的十分明显。时势造英雄，时势更呼唤英雄。怎样在关键时刻，发现自己所需要的英雄，是领导者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此时，也更能体现一个领导者的真正能力。
李世民曾经以：“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来强调人才的重要性。即位以后，他深知人才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意义，曾颇有远见的指出：“治国之本惟在得人。”“为国之要，在于进贤退不肖。”因此他经常感到求贤是迫不及待的事情。“世上不是没有千里马，而常是缺少发现千里马的伯乐。”
针对武德晚期的时弊和因玄武门之变带来的隐患，李世民立即着手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革新。他没有沉迷于初登皇位的喜悦和享乐，而是求真务实，少说多做，用政绩来表现其明君之风。用事实说话，更能让人信服。
贞观二年(公元628)，李世民对右仆射封德彝说：“要想使国家从根本上达到安定，惟有得到贤才。最近我命你举荐贤才，却没见你推荐一个人。治理天下，政务繁重，你应当分担我的忧虑和辛劳，你不推荐人才，我将托付给谁呢?”
封德彝回答说：“臣虽然愚昧，但是怎敢不尽心去办这件皇上交给的事呢。只是至今所见，确实还没有发现有什么特殊才能的人。”
李世民说：“前代圣明君王，使用人才就像使用器物一样，不惜才于异代，皆取才于当时。难道我们能等着去梦见傅说、吕尚这样的贤才，然后再去治理国家不成?况且，哪一个朝代没有贤才，恐怕只是我们遗漏而不知道罢了。”
由此，我们不难感知：李世民在人才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发现当代人才，尤其是在现实生活、寻常人群中发现人才方面，有着非常正确的认识。相形之下，封德彝就难以认识到这一点。其实封德彝所有的缺陷是常人所有的，这就是不善于从身边、从现实生活中去发现，只把人才与历史的名哲圣贤相比，因此犯了按图索骥的错误。
房谋杜断，是开创贞观盛世的基石之一，指的是李世民政治集团内的最重要人物，他的左膀右臂房玄龄和杜如晦。李世民每与房玄龄议事，不能决断之时必请杜如晦定夺，人们由此而说房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但李世民对房、杜二人才干的了解过程却不太相同。
房玄龄几乎是在一见李世民之后，就为他所赏识。而对杜如晦，李世民开始的时候并未予以相应的重视。后来，李渊要将杜如晦调出秦王府，到别处任职。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府中幕僚，惟杜如晦聪明果决，能识大体，是王佐之才。大王若是只想占据一方，拱卫朝廷，足于藩王，可以不用他。若想一统江山，经营四方，非此人不可。”李世民深信于房玄龄的见识，对这番话仔细考虑过后，力向李渊请奏，留下杜如晦在自己身边，并在获准后从此引为腹心。
由于思贤求治心切，李世民因而时时关心，处处留意，不遗余力地亲自选用适用于刺史等地方官员的人才，为发现那些出类拔萃的、可以为他所用的人才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日常政务中，李世民时常责令宰辅大臣“广开耳目，求访贤哲”，不要只知道埋头于政事。这足以看出李世民当时对举贤荐能的迫切心情。
贞观五年(公元631)，李世民发动官员议论朝政。他发现下臣常何上奏纳谏的二十多条国家应办的事情，很合自己的心意。而他对常何的才能表示怀疑，便问常何。常何说：“这些提议并非出自我之手，是我家的客人马周建议的。”李世民闻言，当日召见马周。由于马周一时未到，他竟一连四次派人去催。及至终于同马周交谈，他十分心悦，下令把马周安置在门下省任监察御史，后提拔为中书舍人。
李世民曾向身边的大臣称赞说：“马周观察事物敏锐，做事果断，品性忠诚正直，品评他人，都能秉公而论。我任用他所推荐的人，多能合我意。他尽忠尽节，又亲近归附我，确实可以借助于他，使我更好地治理国家啊!”
马周也的确极有辩才，善于奏事，对事物洞察深刻，每次上奏都切中要害。作为意外所得，李世民将马周视若至宝，以致于私下曾对人说：“我一日不见马周，就十分想念他。”贞观十八年(公元644)，经多次提升后，马周受任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虽然兼任两宫官职，他处理事情十分公正，深得当时人们的赞誉。后来他又代理吏部尚书。马周不辜负李世民对他的厚望，为唐代的兴旺出了不少力，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布衣宰相”。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听说洛州刺史程名振很会用兵，就亲自召见他，加以称赞和慰问。但程名振并不磕头拜谢，李世民做出生气的样子，想以此来观察他的反应，不想程名振竟“举止自若，应对愈明辩”，李世民见状，知道程名振属于那种善用兵而不知附炎趋势的人，也即才德有其定向，定在用兵打仗上，于是颇为欣赏，以为“奇士”，当天就提拔他当右骁卫将军。
所有这些，都足以表明李世民是多么善于发现人才并重用人才!因为他深知人才的难能与可贵，深知“千金易得，人才难求”。
对于现在的企业来说，这样的原则同样适用。21世纪最重要的是人才，拥有了人才你就拥有了胜利的可能，拥有了人才你就有了成功的希望。
纳才是前提 育才是关键
现代社会，人才的可持续发展和终生教育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一个单位或企业来说，是不是把人才吸引过来就一切OK，万事大吉了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在这样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的更新日新月异，如果不坚持学习，不坚持人才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最终将被时代所淘汰，所谓的人才也将成为庸才。李世民对教育制度也十分重视，并进行了一系列有进步意义的改革。对于培养建设和管理国家的人才，具有重大的意义。
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自古的传承美德。”儒家说：人有五尊长，天地君亲师，谓之五伦。在中国古代伦理道德观念看来，一个不懂得尊师重教的人，就是有悖伦常、行为乖张的佞人。
李世民非常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实行了很多措施，提高人才的素质。一他方面实行偃武修文政策，对文学之士、儒家人才思之若渴；另一方面，对从事教育的人礼敬有加，十分重视。因而树立起他尊师重教的形象，使天下才人趋之若鹜，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
由于受封建思想的影响，皇族都是高高在上的。所以，尊师重教的美德在皇宫，有时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宋朝时，太子及诸王的老师在教导他们时，都是一边恭谨侍立，一边娓娓而言，而皇帝的儿子则正襟危坐，听好几位老师围着他讲课。大臣韩维上奏，说三师也应坐下来对太子诸王讲课，以明尊师之大义，却遭到了另一位大臣刘邠的反对，认为皇族的权威不可侵犯。尊师重教在皇族权威面前便不足道了。
相比之下，李世民却极为重视老师地位。他甚至规定了太子对待三师礼仪的一些细节问题，并使之成文，传于后代。
贞观十七年， 李世民对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说：“三师是以德行教导太子的人，如果师傅的身份卑微，太子就没有学习的榜样，于是下诏令撰写太子接待三师的礼节：太子出殿门迎接三师，先以师徒之礼拜三师，然后三师以君臣之礼礼拜太子时，太子须答礼；每逢出入殿门，三师先请，太子从其后；三师坐下以后，太子方能就坐；太子给三师写信，前必称“惶恐”，后必称“惶恐再拜”。这一套成文的礼节不但在礼仪上突出了尊师重教的特点，使皇族威严居于儒道大伦之下，也在实际上使太子及诸王对老师有敬重之心。
贞观三年，太子少师李纲患脚病，不敢穿鞋走路，李世民赐步舆人东宫，诏令皇太子搀扶他上殿亲拜。李纲给太子讲述君臣父子之道，以及问寝视膳之方，理顺辞直，闻者忘倦。太子曾向李纲讨教自古以来君臣必须遵循的原则，以及尽忠尽节等事。李纲说：“受命辅佐幼君，代理国家政事，古人认为困难，臣下认为容易。”每逢发表言论，辞气慷慨，有志不可夺之势，太子也肃然起敬。
贞观六年，李世民下诏说：“朕近来遍寻经典史籍，得知圣明天子，莫不有师。先前所上奏的关于官职设置的报告，始终未见设立三师的职位，朕觉得不对。前代圣王若不逢明师，功业就不会著称于天下，名誉就不会载于史册。何况朕承接于历代之后，智慧不及圣王，若没有明师，如何了解圣王之道，管理亿万人民?《诗经》云：‘不衍不忘，率由旧章。”李世民能意识到帝王也不可无师，不可不敬师，却极为明智。通过尊敬师长，李世民树立起了自己虚心好学、仰慕圣王之道和重视封建传统道德的形象，使臣民心悦诚服。
李世民对教育制度也十分重视，并进行了一系列有进步意义的改革。作为一名封建君王，李世民对于教育的热心，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此外，李世民还曾下令编定统一的教材。他认为古书师说多门，号称百家，章句繁杂，不利于人尽快地学习掌握，因而择书而读就显得十分必要。他命孔颖达率领当代名儒撰定在朝廷颁行的《五经定本》基础上，编撰《五经正义》，作为国子监的试用教材，让学生们学习。并鼓励学生讲论儒家经典，规定凡能明一大经以上者，都可以补官。
通过尊师重教，李世民树立起了一个颇具儒风的尚礼义、重文学的帝王形象，四海之内都闻之欣悦。时至今日，一些历史学家在批评历代封建帝王及其统治下的封建制度时，也多公允地赞许李世民的偃武修文治世思想。正因为他的这一系列思想，开辟了“诗必盛唐”的一代文风。
纵观历史，任何一个治世求安的领导，在树立领导形象以利实施治国政策方面，都将尊师重教的形象摆在一个较重要的位置。纳才是前提，育才才是关键。只有人才是不够的，培养好人才为自己所用，这样才能发挥其最大的效用。
确信人类的本质是愈磨愈亮，就会尽力地去培育人才。也由于有这样的信念，才能彻底去锻炼员工，才能使员工不断进步，从而推动企业的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