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国的形势及资源分配
现在要讲的是三国。大家晓得，我们一般的了解都是从《三国演义》上来的，可是今天的讨论，是从《三国志》以及其他关于三国时代的典籍得到一些资料来作为我们讨论的依据。
我说三国，并不将它当故事，主要是考察这三个国家利用自己的资源、组织、人才以及运用自己的所长和所短；在竞争中，运用什么样的策略……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讨论三国的。
首先讲的是三国的形势及资源的分布。我们大家都知道，三国是魏、蜀、吴三个单元，从《三国演义》上，我们看不出这三国资源上的差异，只看见一群人，没看见他背后所凭借的是些什么东西。魏国是曹操的力量，当时我们称它魏国，实际上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并不是魏，他还是用汉的名称，还是用汉献帝的旗号，号称是汉代的正统之所在。魏国当时地方是最大的，有十三个州，其所拥有的大概有七个半到八个州左右，继承了东汉最大的一片疆域，也是核心地区。可是中国北部，在曹操挟天子以号令天下时，北方中国已经衰败，于是北方中国的人口大量减少。当时的关中，司州、雍州这些地方，大概失去了至少百分之六十的人口。今天山西、河北干道上的地区，人口少了一半左右，这些人口流失不是在大乱的时候，在黄巾起事以前，就大量地流失了。
人口的流失归纳起来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气候变冷了。中国有一个很长期的气候变寒的时候，而最寒冷的时候，大概是在南北朝的时候，开始冷是在东汉的晚期。由于气候变冷，北方的民族不易度日，就压到中国境内来，造成了边患。战争不仅使战线上地区受很大的损害，战线外紧接着战区的地方，也有很大的损害。汉朝本来有个很好的征兵制，在那时，因为汉朝政局本身不太好，征兵制濒临破产，于是在靠近战区的地方就有许多强征当兵、强拉做役这一类的事情，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而天气一冷，也使得北方的降雨量极度减低，北方的土地本来就接近干旱，降雨量降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生产就差。所以在北方，曹操面临的局面并不是很好的局面，有三分之二的地区，不是人口逐渐减少，就是生产几乎停顿；靠近黄河北岸的以及更往北的，几乎一般性的水利系统都被破坏。人口流失，气候干旱，水利系统当然就没用处，造成了生产极度的萎缩。所以，号称七八个州，实际上它的实力并不那么厚实的。而且北方还有一大批流民，本来是难民，后来变成了农民军，就号称黄巾了。黄巾的人数很多，未必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大致上是受饥饿驱迫以致成为流民。不可否认的，宗教力量是驱使他们集合在一起的因素之一，但绝对不是唯一的因素。整体讲起来，北方的资源颇为短缺。
曹操手上的军队，来自不同的地方，很多都是本来的地方长官，带领一些地方保安部队。还有地方的豪侠、地方上的领袖，也将他们的群众往往以家族系统组织起来，参加了内战。曹操手上，人的资源非常庞杂，人数虽多，可是并不整齐，对他效忠的程度是非常低的，所以曹操能掌握的天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双方面，并不是真的居于一个压倒的多数。可是他在另一方面，占了一个正统的位置，在中原所在，“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无形、看不见的资源，是很重要的东西，他可以用天子的名义封赏、任命，这是他的敌手们无法抗衡的一个特点。
基本上北方的中国，只有几个地区保持相当富足的水平，几个口袋形的地区，分散在五六处，并没有什么很强大的市场经济，所以北方地方经济可以说退回到一种自给自足的地区性程度，并不是一个全国性的经济市场。汉朝的经济，基本上已经有相当高的水平，可是汉末出现很严重的倒退。
再讲到蜀国，蜀国的地区非常小，只有汉中盆地，加上四川的一个大盆地，这大盆地里面分成三个地区：一个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地区，它可以由此统摄到现今川边的边界；另外一个是以重庆作中心的巴东河谷，这就是长江流域跟嘉陵江流域合起来的地区；此外则是山地，人口相当少，而且里面有一大批人属于所谓先居民，不是汉人，住在山里面开始接受汉化，但并没有彻底汉化。他们有独立的组织，有独立的文化，汉人的人口就集中在汉中盆地和两个中心。
四川本来有相当大量的人口，可是在那个时期，户口的编制并不很理想，编制上的人口跟实际人口有相当大的距离，真的人口就我估计起来，大概是两百万人，但反映于户籍上面的，只不过五十万，这个数字是很小的，不足以成为当年汉代一个大郡。但这个地区，战乱比较少，长期繁荣，而且四川是天府之国，资源是相当丰富的。几项重要资源有盐、农产品，可是缺少武装作战用的马，缺少金属矿产。总的来说，四川的天然资源基本上相当局限，但四川却有另外一个本钱——崇山峻岭，防守起来，相当容易。在对日抗战期间，曾经到四川去过的人大多知道，你从哪条路进去，都要走很长的山路，一路翻过去，才翻得到刚刚讲的三个中心里的任何一个，而从一个中心到另一个中心，也是崇山峻岭，蜀道艰难。因此地形的崎岖，造成了四川很特殊的有利条件。
蜀汉本来还另外有一个地区可以归它所有，就是今天的汉水流域，也就是小说上所谓的荆州。可是，自从关羽被东吴突袭以后，荆州本部就失去了，只剩有荆州的边缘，以及非常崎岖的山地，就是今天的湖北和四川边界。我小时候在那边走过，可说是穷山恶水，可是它有战略上的价值。蜀汉的前半段，力量很单薄，可是蜀汉的后半段，得到了南征一大片新基地，后来所谓云南、贵州以及部分的广西等地区，就是诸葛亮南征获得的一大块地区，是中国最难走的山地。这里的资源，有在四川没有的东西：铜矿、锡矿、铁矿、盐池……还有滇马。滇马体形虽小却仍可用于作战。大家很难想像，崇山峻岭中能产马。中国西南纵走的山谷，从云南往北一直连到甘肃、青海，这条山谷地带，是南北走向。自古以来，从草原要向南走的话，就得进那条纵谷。草原里，游牧民族可以去，天然的动物像马、驴子，也可以顺着这条路下去，所以云南就出产滇马，能作战，很耐久，尤其是走山地，可当作载重和长程很好的运输工具，所以蜀汉的地方虽小，人口跟北方比也少很多，可是有这几个特殊的优点。再加上刘备刚巧姓刘，和东汉王室真正的关系虽然淡得很，他仍可以理直气壮地号称汉室正统。
再讲到东南，东南当时包括孙吴的基地，在早期的时候相当局限。它是长江三角洲加上沿长江下游的谷地，和一些湖沼附近的谷地；再一个部分是长江以北的地方，这是东吴最基本的基地，人口却相当多，因为东汉人口的南移，是一个很长久的过程。大概到了公元五六十年之后开始，就有大量人口向南移了。除了汉人南移以外，南方本来的一些少数民族，也因为跟汉人接触，逐渐汉化，采取了汉人的农业，也采取了汉人的习惯，使加入南方的人口变成一个混合体。这样，南方人口不仅数量相当大，而且基本上占据的地区，在当时都是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北方在寒冷的时候，南方并未面临此困局，所以虽然地区很小，等于只有长江三角洲和沿江的谷地，以及鄱阳湖附近的谷地，但人口当比蜀汉人口多一倍多，而农业地带的富源更远比曹操手上要多。
商业方面，因为南方正在开发扩张，有一个相当庞大的地区经济，超越每一个小地区之外，可以说南方经济体系已有相当强大的市场功能。南方矿产品如锡矿、铜矿、铁矿都有，盐要靠沿海的海盐，几乎没有马，可是有很多牛。通水运的航道，是南方一个有利的经济因素，靠河川湖泊的水运，可以有大量的货物来去，甚至可以说，人口移动都是沿着水道进行的，这是北方所短缺的有利因素。可是在精神上，南方一无依据，既没有一个天子可以挟在手上号令，又不姓刘，它姓孙，所以南方的号召力因此就很弱。
以上是我讲的形势和资源的分配。基本上看起来，虽然三家的力量，在纯粹的地区上面比，从地图上看来，非常不均匀，但就我刚刚讲的资源分布，截长补短总合起来，就相当匀称，三家可以作三角对峙的对抗。也因此，三家都要争那个交接的地方——荆州，也就是长江中游的地区。曹操要发兵袭取荆州，但刘家还没进四川，就必须与东吴孙家联合兵力来保这个荆州，而等到曹操退回北方了，孙、刘二家之中，刘备取得了四川，东吴跟蜀汉之间，又必须争这块地方，这中间的筹码，谁若取得，就可增加一倍半的力量。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在那儿互相争战，这是一般的情势。
以上我讲的不是故事，而是真正考据出来的材料。为什么讲这些事？因为任何企业都要衡量自己手上有多少资源。资源内部的性质，并不完全是有形财产，资源里面可以包括很多看不见的财产：人力的资源、人才的资源、机会的资源、实际的资源，这些都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而资源总和是许多看得见、看不见资源的综合体。拿这三个国家来代表三个企业团体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三个资源的情况，基本上是势均力敌。
大家手上都有资源，孰胜孰败，就看如何运用资源，一个人是不能单独运用资源的，要有一大群人共同运用。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善用资源的条件，领导人要能善用人力资源，有了人力资源，才能运用物产和其他资源，如财产、知识……也就是说，能不能真正动员资源，全看手上有没有人力资源。应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下面讨论的两个问题：一个企业有多少人力资源，以及用什么方法动员和团结人力资源。
二、东吴的内部结构
再讲东吴，东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东吴人的资源都是地方豪强，是早期移民在当地成了大户，掌握一群人口。一家大户就变成一个军事集团加上经济集团，种田也是他们，作战也是他们，所以大户世袭拥有私兵占有自己的地区。这种情势与北方曹操手上情势是相当像的，不过，东吴大户的数目更多。东吴拥有私兵的将领，大概上百，重要的也有五六十个，而每一个私兵将领，其私人军队的总人数不算多，大概五六百，最多不会超出一千。这跟曹操在北方动不动几万家的情形完全不一样，所以东吴面临的是：怎样将私人的部队有效地集合在一个团体里。孙权没有可以号召的名位与家世，因此只好以同盟的方法结合这些武装部队。每支武装部队都具有两个名号，一个是将军的名号，一个是地方长官的名号。孙权基本上是不能动他们的，也不能调他们离开自己的基地。孙权靠的是跟他们利害一致：抗曹，抗北方。此同仇敌忾之心，是能维系这力量的主要因素。
到后来，他也有一批北方跑来的文人，数目远比到四川的少，可是也有人才，譬如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就跑到孙吴去了，这些人加上南方很少数的一些，像鲁肃、张昭、张布这些人，变成他参谋业务的主要人物。因为他们人数少，不能构成荆襄集团那样一个可运用的资源，只够充任孙权中央朝廷的重要官员，可是，全靠这些人帮他筹划第二阶段的政策。第二阶段政策就是使这些私人的武装部队，譬如说程普、陈武……这些人每一家他都给以扩张的特权，使之合法地向腹地开拓，由此取得的土地与户口，包括早期移民的后代，或者没有编入户口的少数民族，都变成了这些私人军队的新的成员。换句话说，因为合法扩张，经由协调与分配，使得每一家的扩张，不至于惹动别家。后果就是疆域也扩大了，人口也增加了，而所有参加他集团的单位，每一家都感觉到参加这集团有好处。因此他们共同拥护孙权。身为领袖，孙吴的办法是以恩义相交结，用个人的感情。所以三国之中，孙吴没有用法家，也没有用儒家，完全用私人感情。孙策、孙权两个人与周瑜的关系，完全是私人的恩义，与张昭、张布几个大的知识分子关系也是私人的恩义。孙氏也利用婚姻，结成一个很复杂的婚姻网，使大家都是亲戚。
我们上面讲的魏、蜀、吴三家，可以代表三种公司形态：曹操是总公司加分公司；诸葛亮办的是三合店，三家力量，三合公司，一个管生产，一个管扩张，一个管贸易；孙吴的公司则是加盟店，或者靠行。所以这三种形态，在政治上，我们以其反应与转化，可以推衍，在企业经营方面，一样可以有这些形态出现。要说它长处、短处、好处、坏处、该做不该做，我没有意见。曹操在小说里被写得那么坏，其实也不是那么坏。要讲刘备对人，其实也没那么好，有的是小说写出来的。诸葛亮我对他有点偏心，我不愿意讲他的坏话，但要说诸葛亮真正完全没有过错，怕也不见得，他只是尽量做到公平就是了。他在开山路时，去过四川的人知道有种路叫“栈道”，要在岩石上砍出小路来，路不够宽，只有三尺，再用木头撑出去一个架子，叫作五尺道。开这种山路很难的。诸葛亮在开路工程里，儿子、侄子，统统下去做，公平得很，不因为是自己的儿子、侄子而有特权。他有一个非常宠信的荆襄集团知识分子——马谡，马谡失守街亭，回来不仅被斩首，诸葛亮也向朝廷请求将自己的丞相官职革掉，贬职为中郎将代丞相，不再居丞相的位置，还罚减自己的薪水。这样子，大家才觉得这个人是公平的。他曾处罚了两个地方领袖，一个是李严，贬了父亲，却起用了李严的儿子；另外一人是廖立，诸葛亮去世，廖立大哭，说：“诸葛丞相在，我还可能回朝，从此我再也不能回朝了。”罚了他，他还心甘情愿，就因为诸葛亮公平。
孙权这一家，因为以恩义相结交，所以不讲法律讲人情，相对地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遗症。到了后来南朝时，南方大族始终在这上面吃大亏。虽然东吴被西晋灭掉后，北方大乱时，南方建立了南朝，但长期马马虎虎讲人情的传统，使得南方始终没办法真正建立起一个法制组织。因此在五胡乱华以后，虽屡有机会可光复整个中华，南方诸朝却终于不能统一中国，南方的力量始终是被局限的。不过东吴在当时却有相当大的功效，因为加盟店的办法，自由来、自由去，我跟你是朋友、弟兄、亲戚，虽不能有长期的制度，却可收一时之效。
三、士族：控制三国兴旺的命脉
孙权与士族、名士的矛盾冲突。这其实也是曹操、刘备、诸葛亮他们遇到的共同问题。曹操杀边让、杀孔融、杀崔琰、杀杨修，刘备杀张裕，诸葛亮杀彭羕、废来敏、废廖立，都是这一矛盾冲突的表现。那么，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为什么都与士族或者名士有矛盾、有冲突呢？
要说清这个问题，就得先说清楚什么是士族。
士族，就是世代做官的家族。一个家族，怎么可能代代都做官呢？因为那时做官不容易。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说，在汉代，一个人要想通过正规途径做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士人；第二，必须通晓经学；第三，必须被举为孝廉。孝廉就是孝子廉士，这是德的要求。通晓经学也叫明经，这是才的要求。必须是士人，则是身份的要求。士在周代，原本是最低一级的贵族。到了汉代，则变成了最高一级的平民。平民又分四种，即士农工商。士，就是士民；农，就是农民；工，就是工民；商，就是商民。农民务农，工民做工，商民经商，士民读书。士以读书为业，其实也就是从事脑力劳动。换句话说，士，就是“脑力劳动者”，即“劳心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所以士农工商，士的地位最高，商的地位最低，他们甚至无权做官。
这样一说谁都明白，当时能够达到这三个标准的人还真不多。别的不说，光是通晓经学就很难，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书读，都读得起。如果还要求什么都不做，专门只读书，那就更难。因此，只有那些有书读，读得起，读得进，读得好，而且并无其他职业（农工商）的读书人，才可能做官。做官必须读书，读书为了做官，读书与做官就变成了一件事，变成了职业。一个家族，如果以读书做官为职业，就叫“士族”。如果世代读书做官，就叫“世族”。但是，以读书为业的，差不多也都世代为官。所以，“士族”即“世族”。
由此可见，所谓“士族”，就是由于世代读书做官，而从平民阶级中分化、产生出来的特殊阶层。他们的特殊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垄断仕途，控制舆论，变成豪强。士族为什么能垄断仕途呢？因为一个人既然是有条件读书的，又做了官，他们的子孙后代自然也比别人更有条件读书，更有条件做官。即便读书人多起来了，祖辈、父辈做过官的人，同别的读书人竞争，总要容易些。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做官的人，世世代代都做官，甚至都做高官，比如“四世三公”的袁家就是。这样一来，做官的名额就有可能被若干家族垄断，或者垄断某些官职。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一个人做了官，就有了推荐权，可以推荐别人做官。推荐什么人呢？两种人。一种是自己人，还有一种是社会地位较低的读书人。这些人做官机会较少，一旦被推荐，一般都会感恩报恩，甚至与推荐人在政治上发生从属关系，情感上发生父子关系，成为他们的“非血缘关系家族成员”。一个人，官越大，推荐权就越大；做官的时间越长，使用推荐权的机会也就越多；如果世代做大官，就会形成“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局面。这些“门生故吏”也可以推荐别人做官。但他们既然是某某家族的“门生故吏”，那么，他们在行使推荐权的时候，当然要看这些家族的眼色，或者贡献若干名额作为报恩。因此，一个家族的“门生故吏”越多，他们掌握的推荐权也就越多。时间长了，也就垄断了做官权。
第三，享有推荐权的人还可以互相推荐，也就是我推荐你的人，你推荐我的人。这种“投桃报李”的做法也是官场的“潜规则”，人人心知肚明，往往不用讨价还价便能默契地进行。最后是推荐权和做官权都被大大小小的士族瓜分。
那么，士族为什么能够控制舆论呢？因为他们原本就是由于读书才做官，由于做官才成其为士族的，当然最有学问最有文化。因此，作为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领袖，士族便不难团结一大批文化人，这就是名士和太学生。太学生就是太学（国家干部学院）里的生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后备干部”。名士就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社会贤达”。名士不一定出身士族，有的名士还兼有其他身份，比如窦武是外戚兼名士，刘表是宗室兼名士。但不论何种身份，都与士族关系密切，大体上是名士依傍士族，士族借重名士，太学生则成为他们的拥趸。上一集我们说过，所谓“名士”，就是现代的“意见领袖”或者“公众人物”。这些人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发表意见，褒贬人物，议论时政。这种意见，当时就叫做“清议”。清议的影响力很大，杀伤力也很强。一个人，如果被清议所褒扬，就身价百倍；如果为清议所不齿，就臭不可闻。清议的力量这样大，发表清议的名士又和士族站在一边，还有太学生作为呼应，士族当然就控制了舆论。
士族掌握了做官权，就控制了仕途；掌握了发言权，就控制了舆论。有了这两个条件，他们就不难成为豪强。成为豪强也并不奇怪，因为东汉原本就是由豪强（主要是南阳豪强）建立的政权。主宰这个王朝的，也一直是豪强，比如外戚、宦官、大商人。他们也都是大地主。士人出身中小地主，原本不是豪强。但是，士人变成士族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由偶然做官变成了世代做官。做官，地位就高，就有名。做官，权力就大，就有利。既有名又有利，他们的家族，就可以利用自己占有的政治资源和政治优势，不断发展壮大，从中小地主变成大地主，成为雄视天下称霸一方的豪强。这样的大姓豪族，就叫“世家大族”，也叫“衣冠望族”，还叫“名门望族”，也简称世族、士族、望族、势族。世家，就是世代做官；衣冠，就是诗书传家。诗书传家，自然有声望，所以叫“望族”，也叫“名门”。世代做官，自然有权势，所以叫“势族”，也叫“世族”。既没有权势又没有声望的庶民之家，就叫“寒门”，也叫“庶族”或“寒族”。
显然，士族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阶层。他们不是贵族（皇亲国戚），也不是庶族（普通平民）。属于平民阶级，却比平民高贵；不能世袭官职，却能垄断仕途。就性质而言，他们是“半世袭的准贵族”；就地位而言，是接近贵族的“高级平民”。他们与名士的关系最为密切，有联系也有区别。区别在于：士族是族群，名士是个人；士族必须做官，名士则不一定。但在多数情况下，名士与士族的阶级立场、道德观念、政治理想是一致的。因此士族往往充当名士的后台老板，名士则往往充当士族的代言人。
士族的政治理想是什么？当然是建立一个由本阶级掌握的政权。至少，也要在这个政权中处于掌控地位。这就难免与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发生矛盾冲突。因为三国之主均非士族，也没打算让士族成为统治阶级。不过，魏、蜀、吴的情况又各不相同，我们只能分开来说，看看士族阶级如何同他们进行斗争，最后又如何将他们归于一统。
先说曹魏。
曹魏的建国之路，我称之为“非和平演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曹魏的天下其实是用武力打下来的，因此不是“和平演变”。但是，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却又来自“禅让”，以及此前汉献帝的一系列册封，包括加九锡、封魏公，晋魏王，又有“和平演变”的意味。无以名之，只好叫“非和平演变”，或者“非宫廷政变”。
曹操集团选择这条道路，事先有没有策划？我看没有。曹操的路，是他一步一步慢慢摸索出来的。他的野心，也是一点一点大起来的。至少，我们可以肯定，关东联军成立那会儿，他可没有什么建立政权的想法。《三国志·武帝纪》怎么说？“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推绍为盟主，太祖行奋武将军。”这就很清楚，关东联军这个“集团公司”里面，并没有曹操的“股份”。他不是“老板”，不是“股东”，只是“马仔”，哪能有什么想法？
曹操有了想法，大约是在什么时候？我想应该是在官渡之战以后，赤壁之战以前。如果把政权这个“上层建筑”比做房子，把建立新政权比做“盖房子”，那么，这时能够在中原大地上“盖新房子”的“开发商”兼“建筑师”，就只剩下曹操一家。他迎奉了天子，好比征得了土地；他战胜了袁绍，则好比取得了资质。一个原本就有这方面能耐的人，获得了这样两个条件还不想干一番，那才是怪事！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六月，曹操恢复废除已久的丞相制度，并自任丞相，就是他准备动手的信号。
那么，曹操的“新房子”有图纸吗？没有。曹操这个人的特点，是有理想无蓝图。他的理想，就是要建立一个“非士族政权”。这个政权用陈寅恪先生《崔浩与寇谦之》一文的话说，就叫做“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权”。看看曹操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就知道，他的不信天命，厉行法治，抑制兼并，破格用人，提倡节俭，不慕虚名，哪一条不是冲着士族来的？尤其是他那个“唯才是举”，简直就是挖士族的祖坟！如果用人制度当真照此改革，士族还能垄断做官的权利吗？甚至就连曹操父子喜欢文学，也和士族不对劲。因为士族重视的是修身治国的“经义”，而不是雕虫小技的“文辞”。
因此，曹操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士族的抵制，也受尽了名士的讥讽。曹操对此并非没有思想准备。他很清楚自己会得罪士族，也很清楚名士多半会和士族同声相应。他的办法是有选择地杀人。他曾经想杀杨彪，但没有杀成，杀成了的是孔融。杨家（杨彪）和袁家（袁绍）一样，也是士族中顶尖级的望族，而且比袁绍还牛，五世三公。孔融则是名士中顶尖级的名士，孔子二十世孙。曹操想杀杨彪，敢杀孔融，说明他对士族和名士，是很在意（否则不必杀），却不在乎（否则不敢杀）。士族的抵制，名士的反对，不是他最大的困难。
曹操的困难就是他的资本。曹操的资本是什么呢？奉天子以令不臣。靠着这一资本，他才征得了土地。但是这样一来，他就必须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不能把这块土地上的老房子拆了，另外盖一栋新的。相反，他还必须装出一副很维护这旧房子的样子，就像一个尽心尽职的老管家，而不是强行拆迁的开发商。显然，曹操的房子并不好盖。
好在曹操是一个有理想无蓝图的人，他可以边干边摸索。曹操也是一个有办法的人，他的办法就是“搞装修”。或者说，用“搞装修”的办法，一点一点进行改造，最后再把别人的房子变成自己的。这种办法好是好，却有一个前提，就是“老房子”不能倒。哪怕里面烂透了，框架还得留着。东汉王朝这个“老房子”的框架是什么样的呢？三根支柱，一个屋顶。支柱就是外戚、宦官、士族，屋顶就是大汉天子。曹操迎奉天子到许，屋顶就有了，但那支柱却三根倒了两根。外戚和宦官在董卓入京之前，就已经自相残杀，两败俱伤，再也扶不起来。如果剩下的一根（士族）也不要，房子就会塌下来。
这就是曹操的难题，也是士族的难题。曹操的难处在于，他不能拆房子，因此这根柱子不能倒；他要搞装修，而且说白了就是要偷梁换柱，这根柱子又不能不动。士族的难处则在于，柱子是用来支撑屋顶的，它也只能跟着屋顶走。现在屋顶跑到曹操那里去了，柱子要不要也去？如果也去，等于变成了曹操的柱子。如果不去，则等于没有了屋顶。屋顶没了，要柱子干什么？这真是难死人了。
说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曹操实行的是“法家寒族之路线”，他那里出身士族或追随士族的名士还是比别人多。为什么呢？因为曹操很清楚，没有这些人，他连“装修”都搞不成。士族和名士也很清楚，即便去了许都，也不等于投靠曹操；即便投靠曹操，也不等于死心塌地；即便死心塌地，也不等于跟着曹操一条道走到黑。也就是说，曹操、士族、名士都在打同一个算盘：利用对方实现自己的目的。
这样一来，曹操与士族、名士，就处于一种相互利用又相互警惕的关系之中。因此，他身边的名士比其他人都多，被他杀掉的也比别人多。因为他不能不小心防范，甚至神经过敏，疑神疑鬼，滥杀无辜。比方说，逼死荀彧，杀崔琰，杀杨修。这几个案子常常让人费解，觉得曹操是没事找事小题大做。但只要想到那些人都是大族名士，也就不难明白其中奥秘。
曹操的滥杀必须批判，曹操的怀疑却不无道理。事实上，另有想法的各类名士很是不少，其中至少有三种人值得一说。第一种是只认大屋顶，不认装修工，也不让他搞装修，孔融就是。第二种是认屋顶也认装修工，还帮一些忙，但希望他装修成原样，再还给屋主，荀彧就是。第三种是你搞装修我也搞装修。表面上帮你搞，实际上自己搞。等到事情做得差不多了，再告诉你房子其实应该像我说的那样盖，陈群就是。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病逝于洛阳，曹丕继位成为魏王。没过多久，陈群就“及时”地提出了他制定的“九品官人之法”（九品中正制）。所谓“九品官人法”，说穿了，就是由士族垄断做官权，然后在士族内部按照声望的高低、门阀的上下、势力的大小来分配官位官职。曹丕接受了陈群的建议，下令实施。又没过多久，曹丕在中原士族的拥戴下当了皇帝，帝国这栋房子（这时只有大半栋）从姓刘的手上正式“过户”给了姓曹的。
这是曹丕的胜利，也是曹操的失败；是曹丕的喜剧，也是曹操的悲剧。要知道，为了建立一个非士族的政权，曹操不知吃了多少苦，挨了多少骂，杀了多少人，最后逼得他只能用“搞装修”的办法来“换房子”。但是，等他把房子装修好，就要办“产权证”时，却发现他要换的“柱子”变成了“地基”，甚至变成了房子的主体结构。你说，曹孟德地下有知，是该笑呢，还是该哭呢？
曹丕接受陈群的建议，是因为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想通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范文澜先生所说：“士族障碍着曹操代汉做皇帝，与其说是为了拥汉，毋宁说是向曹操交换做官特权。”然而，曹魏毕竟是一个“非士族”的“法家寒族政权”。一旦改变性质，变成士族地主阶级的，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呢？所以，曹丕的魏朝已不是曹操的魏国。曹丕成功代汉之日，也就是曹魏行将灭亡之时。以司马家族为首的士族推翻非士族建立的曹魏，不过是为士族的政权再次加冕。这就是曹魏的道路，也是它终于灭亡的根本原因。
那么，孙吴和蜀汉又如何？
孙吴和蜀汉原本没有资格建国。孙权的父兄靠着武力抢了一块地盘，但那在理论上只是帝国大厦里面的一套公寓，孙权自己没有房产证的。刘备就更可怜，不要说房子，连房间都没有，只能借别人的住。他们能够自己盖房子，还得感谢曹操开了一个头，也得感谢曹操为他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曹操提供的正面经验是：士族并不可怕，非士族也能夺取天下。曹操提供的反面教训是：士族的势力极大，只能利用，不能对抗。
因此，孙权和刘备采取了与曹操不同的建国路线和战略方针。如果说，曹操是逆流而上，那么，孙权和刘备，则一个是顺势而为，一个是绕道而行。顺势而为的是孙权。这就是“江东化”，亦即“本土化”。前面讲过，东吴政权的主体，原本是以周瑜为代表的淮泗将领，和以张昭为代表的流亡北士。这些人都是外来力量，党羽不多，势力不大，根基不牢，可以放心使用。但也正因为如此，孙权不能单靠他们来建国。单单依靠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东吴就永远是一个飘忽的政权。因此，孙权只能“江东化”，也必须“江东化”。于是，他毅然将一部分政权和一部分兵权，分别交给了顾雍和陆逊。在孙权那里做官的吴郡“四大家族”（顾陆朱张）子弟，更是数以千计。这样一来，江东士族就和孙吴政权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孙吴政权的利益，就是江东士族的利益。即便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江东士族也要捍卫孙吴政权。这正是孙吴在三国当中治理得最差，持续时间却又最长的原因之一。
但是，一切策略都是双刃剑。“江东化”虽然夯实了孙吴政权的基础，却也改变了孙吴政权的性质。前者是孙权希望的，后者则是孙权害怕的。这就使得孙权内心分裂，心理变态，作风刚愎，作为乖张，对江东士族更是疑神疑鬼。上一集讲的几个案子那样令人费解，恐怕就有这方面的原因。事实上，孙权临终时指定的顾命大臣，一个大将军诸葛恪，一个会稽太守滕胤，都是“流亡北士”的后代。孙权是至死都不真正相信江东士族的。因此，孙权**威独擅，用刑严峻；东吴言路不通，离心离德。吴国成为内部最不稳定的国家。更何况，江东士族也斗不过北方士族，因此孙吴终于亡于晋。
如果说曹魏是“非和平演变”，孙吴是“本土化生存”，那么，蜀汉就是“计划外单列”。按理说，刘备原本是没有资格建国的。他虽然有皇族、宗室的身份，左将军、豫州牧的头衔，但那都是“空头支票”，并不管用。他也有自己的小集团，但“武士强谋士弱”（范文澜语），成不了气候。所以，群雄逐鹿的时候，没什么人把他看作竞争对手。鲁肃的“东吴版《隆中对》”，也只说与曹操、刘表三分天下。蜀汉，实在是“计划外”冒出来的政权。
刘备居然成功，一半归于他自己的努力，另一半则要算他运气好。运气好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他得到了诸葛亮、庞统、法正的辅佐，“武士强谋士弱”变成了武士谋士都强；二是他的两个同族——刘表和刘璋，武士、谋士、自己都弱，或武士、谋士虽强而不能用，结果被刘备夺了地盘。当然，刘备能够得到诸葛亮、庞统、法正的辅佐，也有他自己的努力，那就是思贤如渴。但一个人再思贤如渴，也得有贤人让他思、让他想才行，所以仍然有运气的成分。至于刘表、刘璋的弱，就完全是刘备的运气了。
蜀汉政权既然是这样建立起来的，那么，对于这个政权的性质，刘备心里恐怕并没有底。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他其实是一个“不具有明确战略思想的随波逐流的人”。好在刘备聪明。他一直盯着曹操，然后反着来（刘备曾经对庞统说“每与操反，事乃可成”）。曹操既然逆流而上，刘备就来个绕道而行，尽量避免与士族发生正面冲突。《三国志·先主传》曾高度评价刘备入蜀以后的人事安排，说董和、黄权、李严是刘璋的旧部，吴壹、费观是刘璋的姻亲，彭羕曾受刘璋的排斥，刘巴则为自己所忌恨，却都安排在显要的位置上（皆处之显任），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尽其器能），结果是“有志之士，无不竞功”。
诸葛亮治国，就更多可圈可点之处。我们在《情天恨海》和《无力回天》两集讲过，诸葛亮执政后，实行依法治国，依法用人，结果政府里面没有贪官污吏（吏不容奸），每个人都勤奋向上（人怀自厉）。他又非常注意选拔使用本土人才，结果益州人士都很佩服（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人之器用也）。这也是有证据的。比如张裔，是蜀郡成都人，就对诸葛亮赞不绝口。据《三国志·张裔传》，张裔经常对人说，亮公颁发奖赏不会漏掉疏远的人（赏不遗远），执行惩罚不会偏袒亲近的人（罚不阿近）；没有功劳就得不到爵位（爵不可以无功取），虽有权势也免不掉惩罚（刑不可以贵势免）。这就是我们蜀国无论什么人都会忘我工作的原因（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可见，诸葛亮确实做到了公开、公正、公平，所以他的政府最像政府。在他的领导下，蜀汉也成为三国当中治理得最好的国家。
那么，三国当中，蜀汉为什么又最先灭亡？
也有三个原因。第一，诸葛亮的政治理想和治国理念，是依法治国。依法，就不能“依人”；法治，就不是“人治”。这就和士族阶级的理想、理念相悖。士族是要“依人”，是要搞“人治”的。岂止是“依人”，而且是依家族之声望、门第，完全“无法无天”。所以，蜀汉表面上是绕道而行，实际上也是逆流而上。但以曹魏之强大，尚且不能不放弃努力；以蜀汉之弱小，又怎么抗争得了呢？
第二，蜀汉不但是一个“非士族政权”，而且是一个“外来政权”。这就不可能不与本土士族（益州士族）发生矛盾。如果蜀汉也像东吴那样“本土化”，事情也许会不一样。但是，刘备和诸葛亮却都坚持“荆州集团第一、东州集团第二、益州集团第三”的组织路线。诸葛亮的接班人蒋琬、费祎、姜维，也都不是益州人士。非但如此，蜀汉政权还想方设法从益州豪强、士族身上榨取钱财，以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又针对所谓“蜀土人士，专权自恣”的情况，制定许多有针对性的法律，来*他们的反抗。由此可见，益州士族实际上被底层化和边缘化。他们政治上受排挤，经济上受盘剥，法律上受制裁，仕途上看不到希望，与蜀汉政权不但不是“同路人”，反倒可能是“对立面”。益州士族的利益既然与蜀汉政权的利益并不一致，甚至矛盾冲突，也就不可能像江东士族那样保家卫国，只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袖手旁观，冷嘲热讽，甚至幸灾乐祸，里应外合。这个时候，蜀汉政权的领导人再优秀，再鞠躬尽瘁，再以身作则，都是没有用的。利益，决定了益州士族的整体取向。
第三，诸葛亮过高地估计了他政治理想的号召力。他不知道（也许真不知道，也许装作不知道），此刻的曹魏已非当年的曹魏，“兴复汉室”也早就成为过时的口号。因为对于士族地主阶级来说，实行了“九品官人法”的曹魏比东汉还好，他们为什么还要“兴复汉室”？反倒是坚持汉代制度的蜀汉，完全没有了吸引力。因此，益州士族不会真正支持诸葛亮的政治理想和建国方略。他们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等待曹魏来“解放”他们，以便实现他们的理想。我们知道，那就是“蜀人治蜀”加“九品官人”。
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结了。魏、蜀、吴，在本质上都是“非士族政权”。因此，他们与士族阶级都有矛盾，有冲突，有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曹魏放弃，孙吴妥协，蜀汉坚持。正因为坚持，所以蜀汉先亡。正因为放弃，所以曹魏也亡。正因为妥协，所以孙吴尚能苟延残喘，却也不得不亡。因为只有晋，才是完全彻底的士族地主阶级政权。
公元263年，魏灭蜀；公元265年，晋灭魏；公元280年，晋灭吴。中国历史从此在全国范围进入士族地主阶级的时代，三国的历史也就结束。至于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段历史，那将是另外一个话题。
四、三国与人际谋略
建安十三年（208）初，曹操北破乌桓，初步完成了统一北方的战争，他怀着胜利的喜悦回到了邺城。但随即传来了孙权剿灭黄祖的消息，东吴军队屯兵夏口，剑指荆州。此时，刘备在荆州的势力已经逐渐坐大，孙权谋取荆州的计划也已进入实施阶段。这都令曹操寝食难安，他不待休整立即开始挥师南下，与孙、刘展开夺取荆州的赛跑。
于是那场家喻户晓的赤壁之战拉开了序幕。
事实上，赤壁之战只是整个荆州争夺战的一部分，在此后十余年间，曹、刘、孙三方在此进进出出，战和不定。直至221年的夷陵之战，孙权将刘备的势力彻底赶出荆州。
在这十余年间，围绕着三方的荆州争战夺，留下了大量真实、虚构抑或过度演绎的权谋故事。如蒋干盗书、周瑜打黄盖、刘备摔孩子、“借荆州”、孙权嫁妹、水淹七军、白衣渡江等等，在某种意义上，荆州的故事就是整个三国权谋较量的集中缩影，体现着三国权谋术的最高水平。
无论诸葛亮的“隆中战略”还是鲁肃的“荆州战略”，荆州都是**。前者要以荆州为根据地，西取益州，然后两路出击夺取天下。后者则要占据长江上游，“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称帝图谋天下。对曹操来说，荆州则是南下的突破口，可以彻底打垮刘备，合围孙权，一举统一中国。
于是，三方以荆州为核心，展开了一系列的阳谋与阴谋的角逐。曹操“奉辞伐罪”，孙权嫁妹结盟，刘备借而不还，孙权又背盟翻脸，甚至斩杀关羽。荆州的权谋故事之所以精彩莫测，就在于赤壁之战所奠定的三足鼎立格局。
从本质上说，曹、刘、孙三大集团是零和博弈的关系。即一方所得，既是另一方所失，不存在多方共赢的局面。所以各自的出发点，均在于权衡三方关系，进而考虑自己的利益所在。在这样一个三角结构中，对任何一方来说，其他两方都是自己的敌人或潜在的敌人，根本不存在永恒的朋友或敌人。联合谁、对抗谁，基本出发点都是要于己有利。
朋友还是敌人？真实还是谎言？联合还是斗争？
这些明暗之间的较量，由于三方格局的形成，呈现出诡谲莫测的面貌。然后又经过历史学家、小说家、说书人、导演和演员的千百年演绎，产生了一个个鲜活形象。曹操被画上了白脸，关公被置于案头供奉，诸葛亮则智似半妖，集中了知识分子的所有优点。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问题是，谁能够始终对复杂的格局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而回避人性的弱点？曹操以奸诈多疑而著称，却也因狂妄自大而中了周瑜的苦肉计；诸葛亮足不出户便知天下大势，却避不开“关二哥”的性格弱点；孙权少年英豪，老年则为权力斗争所困，利令智昏。所谓老不看三国，那个时代的生存法则穿越了历史，仍具有现实意义。
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三国”。那些近2000年前的故事，仍旧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究其原因，真正鲜活的其实并非“扬刘抑曹”的道德观，而是每一张脸谱背后的权谋之术。本刊由此而借新旧两部三国电视剧对阵，三国人物热议重新升温之时，对相关人事也做些探访探究，为民间之“三国学”添些作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