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冢虎”司马懿
清人王鸣盛在谈及司马懿时，说“（司马懿）少壮则为魏画篡汉策，及老又为子孙定篡魏策，兴亡若置棋，亦可叹矣”。与“卧龙”、“凤雏”等飘逸雅致的绰号不同，司马懿的外号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冢虎”。从宋元时代开始的民间叙事中，司马懿就作为一个可敬而可怖的智者与政治阴谋家的形象出现，司马氏在夺取曹魏政权中使用的诸多血腥手段，不但使他成为《三国演义》中最大的反派人物，也使得两晋成为很少为史家与儒家士大夫赞同的朝代。
隐忍持重
按照中国传统哲学关于著名历史人物不寻常的身高、容貌与超凡德行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的说法，司马懿拥有令人胆寒的“狼顾相”——当曹操从身后招呼时，司马懿整个脸都转向了后面，而身体却保持前行的状态，宛如觅食中的郊狼——在民间叙事中，这是拥有者具备异常狡诈阴险的证明。很快，民间叙事中关于不可逾越的先验存在“天命”，就依照惯例用异相和梦境向曹操发出了警告：在《三国演义》第78回“治风疾神医身死，传遗命奸雄数终”里，病卧在床的曹操梦见“三马同槽而食”，由于“槽”与“曹”的谐音，由此预示了司马懿、司马昭、司马师父子日后的谋篡。
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三国演义》中如此刻薄寡恩、手段狠辣的司马懿却出身于河内温县儒学世家，高祖官至征西将军，曾祖以下三世为太守，《晋书本纪》称他“少有奇节，聪朗多大略”。虽然司马氏与曹操集团的兴起颇有关系，其父司马防在出任尚书右丞时，便于熹平三年（174）举荐身为孝廉的曹操出任洛阳北部尉，其兄司马朗自建安年间就为曹操效力。但无论是出身门第还是家学渊源，曹氏在当时并不入司马懿法眼，所以一开始，司马懿“知汉运方微”，却“不欲屈节曹氏”，为此不惜假装身患“风痹之症”，但最终不得不在曹操威压下“惧而就职”。入仕后，并未受重用，仅是丞相府内的掌管文学典籍的文学掾，后逐渐升任黄门侍郎，丞相府东曹掾等职位。
根据《晋书》记载，猜忌而多权变的曹操，对于才大志高的司马懿，本来就有提防之心。被封为魏王后，他曾几次警告曹丕：司马懿“非人臣”，“必预汝家事”。但曹丕本不具领袖才能，自然对这个“每有大谋，辄有奇策”的中庶子非常依赖。当然，司马懿的大谋，首先就是韬光养晦，曹丕之所以依赖他，是因为他的奇策凡事好用。《晋书》上说他“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完全一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派头。
于是，在曹丕时期，司马懿荣宠有加。黄初五年、六年曹丕两次南征孙吴，司马懿都受命镇守许昌，录尚书事。到了黄初七年，曹丕去世前，下遗诏命司马懿与曹真、陈群共同辅政，并告之太子：“有间此三公者，慎勿疑之。”
魏明帝时期，司马懿才被正式委以重任，从而能充分发挥他的军政才干：太和二年（228）袭破新城太守、蜀汉降将孟达。其后由于曹休、曹真等宿将相继去世，他得以专擅曹魏对蜀汉之战事。由于荆州已失，诸葛亮北伐，只有出秦川，即以汉中为基地，经陈仓小道或斜谷道攻击关中平原，别无他途。不仅如此，粮食供应不足始终是蜀军的软肋，司马懿一针见血地分析出诸葛亮“每以粮少为限，归必积谷，以吾料之，非三捻不能动矣”。为了防止自己陷入类似困境，司马懿于太和四年建立了上郢军屯基地，先保证了关中魏军的后勤供给，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面对诸葛亮这个对手，司马懿采取了持重保守的作战方针：诸葛亮四次北伐后，他就预料蜀军将再出祁山，攻陈仓，野战在陇右。果然，青龙二年二月，诸葛亮率10万大军出斜谷口，进驻五丈原，与司马懿20万大军对峙于渭水南。然而，力求稳扎稳打的诸葛亮拒绝了魏延等将领提出的，从武功（陕西周至县西）一线直取长安的冒险性作战计划，而是西上五丈原，从而正中司马懿下怀，后者坚守不出，相持超过百日。诸葛亮为求一战，突破魏军防线，以巾帼之服相赠司马懿，示之如妇人，激起魏将士愤怒。司马懿为了借明帝之权威震慑众将，装模作样地上表请战。对此，诸葛亮看得很清楚，他说：“彼本无战心，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耶？”司马懿坐等抱病远征的诸葛亮殁于五丈原军中，蜀汉自此再无力向曹魏发动战略进攻了。
魏明帝临终前对司马氏父子的忠诚是起疑的，因此诸葛亮死后，司马懿仍长期滞留西北，未被召回朝主政。明帝曾问陈矫：“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得到的回答是：“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以“忠直”著称的散骑常侍高堂隆在病危之际上书，也曾提醒明帝“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所以，景初三年(239)正月，当齐王曹芳继位，司马懿与曹爽按照明帝遗命开始辅政时，司马懿的职权是以太尉“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与爽各统兵三千人，共执朝政”，而曹爽则是“拜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明显为首辅。而在一个月后，高升司马懿为“太傅”的丁丑诏书中，权力分配已发生了变化——“其以太尉为太傅，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省去了原“录尚书事”，这个细微变化剥夺了司马懿的行政权。魏晋时期的太傅，理论上有兵权；司马懿的巨大威望，也很难被立刻架空。此时，司马懿的领袖潜质充分体现：在面对明升暗降后，他并未消极对待，也未贸然反击，而是秉承一贯的韬光养晦，在为曹魏政权征讨时，一方面加深自己在军中的控制力，一方面从表面上麻痹曹爽集团。正始二年(241)，他率军南征，解樊城之围；正始三年，要求在淮北军屯，大修水利，次年又率军南下，击败诸葛恪，主持淮南军屯，建立了日后伐吴战争的根据地。
诡谲机变
光靠“隐忍”，显然无法解释司马懿为何能迅速地进入曹魏政权的核心。建安二十四年（219）对于司马懿来说，发生了两件通过机变谋算，最终改变自己在曹操心目中地位的大事。当曹操将孙权劝其称帝的书信出示给身边的侍臣们看，说“此儿欲踞吾著炉炭上邪”时，当初自比汉朝忠臣的司马懿却回答：“汉运垂终，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权之称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谦让者，畏天知命也。”这种态度，无疑使曹氏对司马懿的忠诚才有了基本的肯定。
同年，刘备继取汉中后，又派孟达、刘封攻占了汉中郡东部的房陵、上庸等地，收获不小。同年七月，孙权出兵攻打合肥。守荆州的前将军关羽，留下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自己则率主力全力攻取荆襄，围曹仁，降于禁，斩庞德，一路势如破竹，无人能敌。当时，魏在樊城的守军仅数千人，城墙也因水淹多处崩塌，主将曹仁无计可施，曾考虑放弃，幸被辅助他的汝南太守满宠劝止。曹操为避关羽锋芒，一度准备迁都河北，司马懿和曹椽、蒋济及时劝阻了曹操，并献计说：“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守之所失，于国家大计未有所损，而便迁都，既示敌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孙权、刘备，外亲内疏，羽之得意，权所不愿也。可喻权所，令掎其后，则樊围自解。”主张利用蜀汉与孙吴之矛盾，兵不血刃，坐收渔利。果然，孙权派吕蒙带兵袭取江陵，擒杀了关羽，司马懿的计策不仅解了樊城之围，而且也使诸葛亮原定的一路向宛洛、一路出秦川的两面钳击中原计划永远无法实现。同时最大限度地破坏了孙、刘联盟，改变了当时的战略格局，更奠定了自己在曹魏政权中的首席谋臣地位。
野心膨胀的司马懿，与曹魏宗族集团斗争的第一回合，即是明帝临终前的托孤之变。景初二年十二月，曹叡突然病重，开始着手身后事的安排：“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司马懿被排除在辅政顾命大臣的行列之外。在曹宇、夏侯献的进言下，在病榻上的曹叡甚至不许从辽东凯旋的司马懿进入洛阳，而是改道河内郡西渡黄河回长安，企图使之远离曹魏政治中心。然而，此时司马懿的死党、长期安插在朝廷内部的中书令刘放和中书监孙资终于发挥了作用，在其劝说下，明帝开始对排斥司马氏的决定产生动摇——曹宇顾命集团只存在了4天，即从十二月辛巳日至丁丑日。个中原因，《晋书》与《三国演义》皆称曹宇自认力有不逮，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依据《汉晋春秋》的记载，声称此变关键乃在甲申日，孙、刘二人乘曹宇辅政集团不在宫中，来到明帝床前，提出四项质疑，包括如此安排，有悖曹魏建朝伊始不得用藩王辅政的遗训，但最重要的一点，即是“外有壅隔，社稷危殆”，暗示操纵军政大权的司马懿和诸多北方士人组成的朝臣对此安排有不满之情，很可能导致“倾覆社稷之危”。最终，召回司马懿的遗诏是孙、刘两人“执帝手强作之”，为了安抚明帝和曹魏宗室，顾命大臣班子中只保留了才情性格平庸的曹爽。根据《三国志》卷十四刘放传的记载，曹叡“一日三改诏”，从而使得行军至白屋的司马懿遭遇了“三日之内，诏书五至”的局面。为了早日抵达京师控制局面，司马懿乘追锋车昼夜兼行400里返回，赶到时，曹叡已经处于弥留之际。罗贯中为了凸显司马懿日后欺凌曹氏孤儿寡母，背信弃义，特地让曹叡以刘备白帝城托孤为典范，要求司马氏尽心辅弼太子曹芳，后者“抱懿颈不放”，虽说此情景很可能为野史笔记杜撰，至今读来，亦不免使人心折。
对于司马氏在外不断建功立业、声名直上的态势，曹爽集团唯一的策略就是加紧蚕食司马懿手中的权力：正始六年秋八月，曹爽将中垒、中坚营的兵权归其弟中领军曹羲。正始八年，曹爽将郭太后迁往永宁宫，使司马懿与曹爽集团的关系急剧恶化，成为司马懿对曹魏王朝政治态度的转折点。
郭太后是魏明帝曹叡之妻，对未成年的养子曹芳，有名正言顺的监护权，故对小皇帝的决策会产生直接影响。将郭太后迁永宁宫与皇帝分居，可将曹芳完全置于曹爽控制之下。司马懿与郭太后的关系虽无明确记载，但此事使矛盾激化，可见司马懿对郭后能施加影响。曹爽集团迁太后于永宁宫，意味着司马懿对皇帝的间接影响会从此中断，失去皇帝身边的保护伞，在皇权至上时代，司马懿的处境就变得十分危险。如果曹爽欲诛司马懿，很可能借助一道皇帝诏书，在一夜间完成。司马懿当然明白这一点，他又一次放弃了正面抗争，再次祭出了自己的法宝“称疾不上朝”，转入了实际的政变阴谋活动。《三国志集解》卷9引清人王懋的话可谓一针见血：“八年五月懿谢病，盖已定诛爽之计，特以稔其恶而毙之耳。”
稔其恶，意即让曹爽集团充分暴露其缺点并激发朝野众怒，在这一点上司马懿的赌博可谓步步成功：曹爽集团的骨干是何晏、夏侯玄、毕轨、丁谧等为首的正始名士，这是一个有自己政治主张和玄学流派双重性质的群体，曹爽上台，给了他们进入政治决策核心的机会。于是，他们一方面发起了旨在超越汉儒魏法的玄学清谈，史称“正始之音”；另一方面出台了实施其政治学说的政治改革活动，史称“正始改制”。这一系列与传统儒家名教观念截然相悖的举动严重触犯了司马懿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利益，导致许多对这场政治斗争持观望态度、甚至曹魏阵营内部的士大夫投向司马氏阵营。更致命的是，这些举动造就了司马懿日后发动政变的口实——在“高平陵事变”后司马懿给曹芳的奏章中，曹爽的主要罪状就是改制：“背弃顾命，败乱国典。”
曹爽集团企图扳倒司马懿的另一个举动，即是尝试在对蜀战争方面打开局面。正始五年(244)初，曹爽以夏侯玄为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玄辟李胜为长史，准备伐蜀。三月，曹爽亲至长安，“大发卒六七万，挺兵汉中”，结果无功而返，彻底暴露了自己的虚弱本质和孤立地位。当时朝中钟毓等士大夫强烈反对进兵，而长期在司马氏麾下作战的郭淮等诸将不听调度，暗中接受司马懿指令，以保存实力为先，消极破坏征蜀。当不谙军事的夏侯玄情急之下，竟然向司马懿讨教方略时，司马懿在信中以“今兴平路势至险，蜀已先据；若进不获战，退见徼绝，覆军必矣。将何以任其责！”之类的言语恫吓，彻底摧毁了夏侯玄和曹爽仅存的信心，迫使其仓皇退兵，加速了政变成熟时机的到来。
正始九年冬，正当司马懿父子剑拔弩张，伺机发难时，曹爽派即将出任荆州刺史的李胜前往司马懿府第，假借探病，窥其虚实。关于这段趣闻，无论是正史《晋书》还是《三国演义》，记载都相差无多，堪称司马懿为深不可测的政治谋略的典范——他由两名婢女扶持而出，佯装耳背，将“荆州”称为“并州”，饮粥时“粥皆流出沾胸”，又恳请李胜在自己百年后照顾两子，临别时“流涕哽咽”，从而彻底松弛了曹爽最后一丝戒意，为一月后的高平陵事变埋下了伏笔。
狠辣凌厉
无论是隐忍稳健的作风，还是机巧百出的谋略，如果没有雷厉风行的执行力，最终仍然不能完全发挥其效果。通观《三国演义》，司马懿的执行力无人能出其右。与军事部署细致绵密，力求万无一失的诸葛亮相反，司马懿在遭遇谋算水平低于自己的对手时，用兵给人以侵略如火、赶尽杀绝的风格。在《三国演义》第九十四、一百零六回中，罗贯中使用了“司马懿克日擒孟达”来突显其行军速度——实际上，正是因为司马懿抱着“先斩后奏”的态度果断出兵，以“一日行两日路”的速度，在8日内行军千里，从宛城抵达上庸，才能迅速消灭这个可能与蜀汉呼应、威胁洛阳腹地的后方隐患。而在景初二年（238）讨伐公孙渊时，司马懿也大胆地向魏主曹叡担保，自己只用马步官军四万即可，并允诺“四千里之地，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休息六十日，大约一年足矣”。与“兴仁义之师，匡扶汉室”的诸葛亮形成鲜明对比，司马懿残忍地诛杀了意欲请降的公孙渊父子以及部将属官70余人，并坑杀了7000降卒。
司马懿的狠辣，在同样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表现得更突出。《晋书》卷三景怀夏侯皇后传就记载，青龙二年，司马师鸩杀了自己的正室夫人夏侯徽，因为这位母亲为曹真之姊妹，身为夏侯尚之女的景怀皇后本来聪颖无比，司马师“每有作为”，她“必预筹画”，但是魏明帝一去世，就发现司马师“非魏之纯臣”，所以司马师对这位夫人“深忌之”，由此可见，司马懿父子平日的种种筹划，必是暗中对于曹魏皇权不利，所以不得不出此杀人灭口的下策。
正始十年正月初六，曹爽诸人带小皇帝曹芳去洛阳城外90里的高平陵祭扫明帝墓，司马懿父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其计划有条不紊而招招致命：首先动员暗中豢养的三千死士和手中掌握的部分军队占领武库和各处要害，然后早先受排挤的王观、高柔、蒋济等军政元老纷纷出动，联合司马懿进宫谒见郭太后，使后者下旨罢黜曹爽兄弟。并任命高柔“假节行大将军事”，占据曹爽军营，王观“行中领军”，占据曹爽之弟曹羲军营，使得曹爽集团京中的军事力量化为乌有。随后，司马懿和蒋济派军占据了高平陵至洛阳的要害，洛水上的浮桥，并送奏章给曹芳历数曹爽之罪。这时，曹爽优柔寡断的性格弱点完全暴露——从城中飞奔报信的大司农桓范建议他立刻护送皇帝前往曹魏经营多年的政治中心许昌，召集各地兵马勤王，并令天子下诏讨伐司马懿——从今天的观点看，这个建议完全可行，因为文帝曹丕曾下令，太后不得干政，所以司马懿借太后下的矫诏无法与皇帝曹芳诏书的威力相比。许昌与洛阳距离不远，且府库充足，足以支持长时间的内战。然而曹爽的意志已经被完全摧垮，踌躇四顾，完全落入了司马懿所设的心理陷阱：司马懿摸准了曹爽贪生怕死的心理，先后派侍中许允、尚书陈泰，以及曾为曹爽心腹的殿中校尉尹大目前来游说，劝说曹爽放弃兵权，并假惺惺地“指洛水为誓”保证对其不予加害。这一夜，曹爽“意不能决，乃拔剑在手，嗟叹寻思；自黄昏直流泪到晓，终是狐疑不定”。最终，“情愿弃官，但为富家翁足矣”的曹爽于次日自解印绶，请皇帝下诏罢免自己职务，前往洛水向控制了京城的司马氏投降。根据《资治通鉴》计算，三日后的初十（戊戌日），司马懿就下令将曹爽等夷三族，丙午（十八日）进行大赦，仅仅用了13天，权倾一时的曹爽集团就灰飞烟灭，足显司马氏手段之谲辣老到，冷酷无情。随着最具威胁政敌的消灭，司马懿的太傅府成为政权实际的控制中心，“政由己出，网罗英俊，以备天官”，其取曹魏而代之，就是时间问题了。
二、诸葛亮如何修炼成“卧龙”的
生活在这样一个动**的时期，诸葛亮是不幸的。但从另一角度看，诸葛亮又是幸运的。因为这又是一个政治舞台风云际会的时代，一个为实现国家统一、人民生活安定，从而出现的龙争虎斗各显英雄本色的时代，一个呼唤英雄、需要英才的时代。如果说，诸葛亮家乡丰厚的文化土壤是他成长的地利，家庭的良好教育和影响是人和，那么这个时代就是他成长的天时。
东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在鲁南阳都县(治今山东沂南南)一个家学传承的官宦之家，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了。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卧龙的诸葛亮。
史书对诸葛亮降生的记载非常平淡。没有霭霭祥云，没有雷鸣电闪，没有紫气升腾，没有赤光照室，世上除了多一个生命之外，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
在古代文献记载中，只有真龙天子的降生才伴有一系列祥瑞之象。诸葛亮不是真龙天子，“卧龙”，不过是后来人们送他的一个雅号。
然而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诸葛亮的降生却是一件大事。
诸葛亮的父亲名叫诸葛珪，在泰山郡任郡丞。据说，他们的祖上原先并不住在阳都县，而是住在诸县(治今山东诸城西南)。他们的祖先是秦末农民起义首领陈胜手下的将领葛婴，后来被陈胜杀害。汉文帝时，为了追录葛婴反秦之功，便将他的孙子封为诸县侯。从此，葛婴的后代便世代居住于此，并把地名和姓氏合在一起，以诸葛为姓。
诸葛氏是齐鲁地区的显赫大族，在西汉时曾出过大名鼎鼎的司隶校尉诸葛丰。到东汉初期，这支诸葛家族才从诸县迁到阳都，到了诸葛珪这一辈，已经在阳都定居近一个世纪了。
诸葛珪所生活的年代，正是东汉政治日益腐败、黑暗的时期。他给大儿子取名诸葛瑾，希望他像美玉一样洁白，也希望朝廷政治能像玉一样洁净。如今，继一男二女之后，诸葛亮又来到这个世上。诸葛亮的名字也是诸葛珪起的，意在让这个孩子发扬家族光明正直的家风，也希望黑暗的朝政变得光明起来。
诸葛珪也知道，自己的希望一半可行，另一半却可能会落空。诸葛珪相信有自己严格的教育，有世代家风的熏陶，孩子们的成长不会使自己失望。但是，对于朝廷政治他就不敢说了，诸葛瑾的名字已经叫了七年了，朝政并没变得像玉一样洁净，现在，黑暗的朝政能变得清明吗?望着诸葛亮襁褓中那甜甜的笑脸，诸葛珪心中不禁感慨道：这个孩子生不逢时啊!
其实，岂止是诸葛亮生不逢时，诸葛珪也生活在东汉政治最糟糕的时期。从诸葛珪记事时起，他就常听大人讲宫中宦官和外戚轮流秉政的故事。
自从汉章帝刘炟(76—88年在位)以后，东汉朝中继位的皇帝都很幼小：和帝(89—105年在位)十岁继位，殇帝(106年在位)“诞育百余日”继位，安帝(107—125年在位)十三岁继位，顺帝(126—144年在位)十一岁继位，冲帝(145年在位)两岁继位，质帝(146年在位)8岁继位，桓帝(147—167年在位)十五岁继位。“襁褓皇帝”和“童年天子”虽然有最高首脑的名分和地位，但却不可能有成熟的政治统治经验，因而不可能真正独立行使最高首脑的权力。真正的权力由皇帝的母后及娘舅家族掌握。这就出现了外戚秉政的现象。
然而，当小皇帝一天天长大以后，他们就希望从外戚的控制下摆脱出来，于是他们就依靠宫中与外戚不同的另一群人：他们虽出身卑微，却有着长期生长在宫禁中的经历；他们虽没有声望，却有着皇帝贴身的“殊荣”；他们虽没有社会地位，却在宫中有着盘根错节的势力和难以计数的耳目；他们虽没有官位，却有专擅朝政的权力。这批人就是宦官，成长起来的皇帝就是靠着他们的力量把外戚扳倒。
诸葛珪所生活的时代，正赶上新一轮外戚反对宦官的斗争。这次斗争的一个新特点，就是有士大夫集团的参加。
早在桓帝时期，郭泰、贾彪便被太学中万余名学生推为领袖，他们和李膺、陈蕃、王畅等互相赞誉褒扬，以致太学中盛传：“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当时被这种方式赞誉的除了李膺、陈蕃、王畅外，还有范滂、岑晊等人。他们痛恨宦官专擅朝政，以诛除宦官澄清政治为己任，因此也遭到宦官的报复。宦官们找了个借口，把士大夫集团的领袖人物诬为“党人”，将他们罢官、逮捕、通缉，制造了第一次“党锢之祸”。
桓帝死后，灵帝继位。灵帝继位时只有十二岁，是由外戚窦武和他的女儿窦太后策立的。窦武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通过小皇帝控制朝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撤消了党锢禁令，联合党人，企图把宦官势力打下去。不料，宦官们却事先知道了消息，他们抢在党人前面，又一次制造了“党锢之祸”，这一次对党人的镇压更加严厉，领袖人物入狱身亡，其他人则在全国范围内遭到搜捕通缉。被捕的百余名党人全部死于狱中，再加上在此之前已故者、被逼逃亡者、被流徙者，总共约有六七百人被牵连进来。此外，朝廷还下了一条严厉的禁令：党人永远不许为官。这条禁令是灵帝建宁二年(169)发出的，到诸葛亮出生这年，党人仍在被禁锢之中。
诸葛珪虽不是党人，但他的政治立场却是站在党人一边的。他痛恨宦官专权、误国、殃民，他不愿意与朝中恶势力同流合污。诸葛家族累世家学，社会地位很高。诸葛家族与朝中累世公卿的袁氏关系密切，按照其社会地位、政治关系，诸葛珪可以在朝中为官。但他觉得，在宦官把持下的朝中做官是不会有所作为的，因此，他只在泰山郡任郡丞，是郡一级行政长官郡守的副手。
诸葛亮的叔叔诸葛玄更是洒脱，他干脆断绝仕宦的念头，什么官也不做，却仍和被朝廷通缉的党人领袖刘表等人秘密往来。
尽管诸葛珪认为孩子们生不逢时，政治前途渺茫，但作为家学的传承者，他并未放松对孩子们的教育。他教孩子们学习《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及《管子》、《商君书》、《六韬》等诸子学说，更以自己的正直品格影响着孩子们。
比起同时代人，诸葛亮是个不幸中的幸运儿。
诸葛亮出生在具有丰厚文化土壤的齐鲁大地。
这里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早在西周初期，太公及其后代便在齐地实施“仁政”，周公的后代在鲁地实施“礼教”，从而为完整的儒家理论体系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儒学先圣孔子、孟子在这里产生并不是偶然的。
这里有博大精深的齐鲁文化。墨家、兵家、法家、名家、阴阳家、道家诸家学说曾在这里与儒家竞相争辉，产生过墨翟、孙武、慎到、田巴、邹衍、尹文等代表人物。
这里有推崇学术的优秀传统。许多大家族世代传承家学，累世通经、累世为官的不止一家。
这里有注重教育的优良风气。私学与官学并驾齐驱，孔子的私人办学和齐国的稷下之学是这两类教育形式的典型代表。
这里深厚的文化土壤为诸葛亮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诸葛亮日后对儒法思想的融汇贯通，对传统政治军事思想的发展创新，都与齐鲁文化的熏陶有关。
诸葛亮出生在一个具有优秀家风的家族。
这是一个嫉恶如仇、正气凛然的家族。诸葛亮的祖先诸葛丰，不畏强暴，惩治外戚许章的事迹被史家记入史册，诸葛亮每读《汉书》，都能从祖先那里感受到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骨气。诸葛亮的父亲、叔叔同情党人，不与宦官为伍的充满正气的行为，更是深深地影响了诸葛亮。叔叔诸葛玄，给他讲了许多党人的事迹。如党人领袖陈蕃，十五岁时曾独居一室。他父亲的朋友一次来到他家，见院内屋里脏乱不堪，便问：“你为什么不将屋子打扫干净来迎接客人呢?”陈蕃回答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再比如，党人领袖李膺任司隶校尉时，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任野王(治今河南沁阳)县令。他在任贪残无道，甚至无故杀害孕妇。当他听说李膺准备惩治他时，便藏进张让家中。李膺知道后，便率领将吏将张朔从张让家中搜出，审讯后立即正法。这件事以后，“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又比如，党锢事件发生后，朝廷下令逮捕党人。党人领袖范滂听说县中正在为拘捕自己而为难时，便到县衙投案。县令郭揖表示宁可弃官不作，也要放范滂逃生。范滂却说：“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他从容地诀别家人，然后慷慨就死。党人这些忧国忧时、心怀济世、嫉恶如仇、不畏强暴、舍生殉道、敢做敢当的品质，深深地震撼着诸葛亮那幼小的心灵。他从叔叔那里明白了一个道理，那些污蔑别人钩党不轨的人正是祸国殃民的国贼，而那些身背图谋大逆罪名的党人却是国家的忠良之臣。任何事情都不要听别人怎么说，而是要看他们怎么做。
这是一个看重知识学问、讲求博学广闻的家族。诸葛家族累世经学，从诸葛亮的父亲、叔叔与汉末名士刘表、朝中公卿袁氏的密切关系中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名士之流。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自幼刻苦好学，年纪不大时便到京师游学，学习《诗经》、《尚书》、《左传》等儒家经典。在这种家庭环境中，诸葛亮也从小就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
大约在诸葛亮六岁的时候，他的母亲章氏因病去世了。章氏是个知书达理、聪明贤惠的母亲，她不但支持长子诸葛瑾到京师洛阳去游学深造，学习儒家经典，还教诸葛亮认字，对他进行启蒙教育。母亲的去世，使诸葛亮感到失去了一位世界上最亲爱最慈祥的启蒙老师。哥哥诸葛瑾也中断了游学生涯回乡为母亲守孝。失去母爱是不幸的，但诸葛亮感到比自己更不幸的是弟弟诸葛均。他那幼小的年纪，正是需要母亲爱抚的时候啊!诸葛亮顿时觉得自己长大了许多，他觉得应该以自己的兄长之爱，去减轻弟弟失去母爱的苦痛。不久以后，为了照顾家庭，抚育孤弱，诸葛珪又续弦娶妻，把孩子们的继母领进了家门。
新来的继母很爱孩子，诸葛亮兄弟们对继母也很尊敬。母亲的去世，虽使诸葛亮失去了启蒙老师，但诸葛瑾的还乡，又使诸葛亮有了可以请教学问的兄长。孝敬、友悌、切磋、求知，一个经过震**的家庭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和谐。
然而，好景不长。
诸葛亮八岁那年，父亲诸葛珪又因病去世。清人张澍引《诸葛氏谱》说：“玄死时，瑾年十三，亮年八岁。”此说错误颇多，疑为“珪死时，瑾年十五，亮年八岁”。封建时代，父亲是一家之长，家中的顶梁柱。顶梁柱的崩折，给这个家带来了很大的变化。长子诸葛瑾已经十五岁，承担起奉养继母的义务，八岁的诸葛亮、年幼的弟弟诸葛均以及尚未出嫁的两个姐姐全部由叔父诸葛玄抚养。
家庭的变化是巨大的，而社会的变化更是惊人。
早在诸葛亮四岁的时候，全国就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虽然黄巾军主力很快遭到镇压，但黄巾军余部坚持斗争二十余年，给东汉朝廷以沉重打击。
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东汉朝廷解除了党锢。党锢的解除，给了士大夫集团在政治上发展的机会，他们关心政治、匡时济世、舍生殉道的精神对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汉灵帝为了加强地方政权的力量，平定各地区的反抗，采纳了太常刘焉的建议，设立州一级的行政长官州牧，一改郡县两级的行政体制。出任州牧者，多为朝廷重臣，掌握州中财、政、军大权，“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东汉朝廷本想通过镇压黄巾起义，以加强中央的统治，但当黄巾起义的风暴过后，统治者惊奇地发现，欲恢复原来的秩序已根本不可能了。各地方豪强势力拥兵自重，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武装军阀集团。在中央朝廷，士大夫集团的势力不断壮大，成为地方豪强在中央的政治代表。中平六年(189)四月，汉灵帝死，少帝即位。在此期间，外戚何进企图在士大夫集团的支持下除掉宦官，结果反被宦官所杀。士大夫集团中的实力派袁绍又将宦官斩尽杀绝。随后地方军阀董卓进入京城，掌握朝政。关东的实力派又以讨伐国贼董卓的名义扩展自己势力。至汉献帝(189—220年在位)初年，全国各地先后形成了几个大的武装割据集团：
公孙度占据了辽东(今辽宁西部)。
公孙瓒占据了幽州(今河北北部)。
袁绍占据了冀、青、并三州(今河北中南部、山东东北部和山西)。
袁术占据了江淮地区。
曹操占据了兖州(今山东西南、河南中东部)。
刘表占据了荆州(今湖北、湖南)。
陶谦占据了徐州(今山东东南及江苏北部)。
孙策占据了江东地区(今长江下游以南地区)。
刘璋占据了益州(今四川及贵州、云南、甘肃部分地区)。
张鲁占据了汉中(今陕西南部)。
马腾、韩遂占据了关陇地区(今陕西西部、甘肃、宁夏及青海北部)。
以上的格局表明，由中央朝廷统一号令全国的大一统局面已经不复存在。
这是一个中央集权土崩瓦解的时期，一个地方实力派争夺地盘的时期，一个分裂割据的时期，一个只能谋求局部统一，然后再进一步实现全国统一的时期。
生活在这样一个动**的时期，诸葛亮是不幸的。
但从另一角度看，诸葛亮又是幸运的。因为这又是一个政治舞台风云际会的时代，一个为实现国家统一、人民生活安定，从而出现的龙争虎斗各显英雄本色的时代，一个呼唤英雄、需要英才的时代。
如果说，诸葛亮家乡丰厚的文化土壤是他成长的地利，家庭的良好教育和影响是人和，那么这个时代就是他成长的天时。
天时、地利、人和，终于使诸葛亮成为三国时期人才群星中最灿烂、最耀眼的一颗。
三、“三分天下”并非诸葛亮原创
东汉末年，群雄逐鹿中原。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年），无尺寸之功、亦无可托之地的刘备三访诸葛亮于襄阳，后者纵论天下大势，提出先取荆州为家，再取益州成鼎足之势，继而图谋中原，复兴“汉室”，统一天下的战略方针。它就是被广为称颂的《隆中对》。这一对策，开启了诸葛亮“鞠躬尽瘁”的辅政生涯，更开启了三分天下的割据时代。
后世对《隆中对》评价很高，因为它成功预测了天下三分，并成就了刘备以一个政治基础极弱的割据政权，最终实现与曹魏、孙吴分庭抗礼的建国神话。滚滚历史长河之中不乏以数言定天下，影响时代走向的政治家，《隆中对》也由此成为诸葛亮智慧的代名词。但若以三分天下的故事都出自于诸葛亮的“奇策泉诵，智谋纵横”，这显然只是小说家的思路。事实上，《隆中对》所论诸方略，远近都有所本，谈不上诸葛亮的“原创”。
据蜀早有先鉴——萧何、韩信版“隆中对”
早在秦末乱时，萧何、韩信就向刘邦建言过“隆中对”。项羽与刘邦鸿门相会后，分封诸侯，立刘邦为汉王。刘邦没有当上关中王，十分恼怒，欲与项羽一决胜负。周勃、灌婴、樊哙一般武将也极力赞成刘邦起兵与项羽决战。具有政治远见和战略眼光的萧何，清楚地了解楚汉力量相差甚为悬殊，所以极力反对立即决战，主张刘邦先经营巴蜀，待力量强大之后，再夺回关中，进而与项羽争夺天下。（《汉书·萧何传》：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
再看《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也曾向刘邦指出：项羽所封的三秦王章邯、董翳、司马欣率几十万秦子弟兵降楚，大部被杀亡，此三人反而封王关中，关中百姓对之早已恨之入骨，秦人不会再拥护他们。而汉王入武关，进关中，秋毫无犯，约法三章，深得百姓敬仰。关中父老无不以刘邦未封关中王而义愤，早已翘首而望汉军再至关中。因此，只要汉军举兵东进，三秦可“传檄而定”。这之后，刘邦完全采纳了萧、韩的意见，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最后让项羽饮恨乌江，建立汉朝。
《隆中对》中言“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而诸葛亮以后制定的伐魏策略，也几乎拷贝刘邦出川的路线。但三国时期的中原和楚汉争霸的中原已经完全不同。东汉以来一直以洛阳作为都城，而曹操挟天子以许昌为都城近半个世纪后，诸葛亮才出祁山。诸葛亮制定《隆中对》时，许昌作为曹操的都城已经一段时间了，加上刘备还要夺荆州、益州、汉中三地，到北伐时中原的政治中心早就转移到许昌。这样即使蜀汉出汉中攻下长安，对曹魏也不会有致命的打击。这些恐怕是后来诸葛亮数出祁山，有心无力、无功而返的原因所在。
诚然，诸葛亮一意北伐的理论前提，在《隆中对》也有所申明，那就是“跨有荆益”，百余年前公孙述据益出荆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这一决策的参照。
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至十二年（25-36年），公孙述在成都建号立国，史称其时“蜀土清宴”，当时与诸葛亮身份类似的谋士李熊，就曾给公孙述提出“跨有荆益”以期进一步图谋的设想。（《后汉书？公孙述传》：李熊曰：蜀地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扞关之口。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扬。）李熊所设想的割据境界，含荆州西境，与《隆中对》立论大体相当。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对此也有所记述，可知公孙述后来接受了这一战略方针。（《华阳国志·公孙述志》：不东出荆门，北陵关陇，与之进取，则王业不全，子孙不久安也。乃出军荆门、陈仓，欲震**秦、楚。）
刘邦以汉王定鼎天下的历史早就流传，而公孙述和刘备两者的割据形式极其相似，则更可能是诸葛亮《隆中对》的重要认识来源。公孙述北上秦川之议以及所谓不进取则“王业不全”之语，《隆中对》与之高度雷同，以后诸葛亮连年北伐之事也与之符合，说明二者有着某种思想认识上的关联。
诸葛亮无法走出时代的局限，也无法改变蜀汉政权在他死后无力回天的现实，更不用说创造比肩汉高祖的伟业。在诸葛亮去世28年后，蜀主刘禅自缚请降，比之公孙述宁死不降刘秀，刘禅在史书上留下笑柄，这更是诸葛亮无法预见和不能接受的了。
英雄所见略同——鲁肃、甘宁版“隆中对”
在汉末动乱纷纭的年代，除了诸葛亮以外，其他有识之士也在观察时局，探寻出路。在《隆中对》之前，东吴的鲁肃已对时局作过类似的分析，向孙权提出过相似的策略建议。
鲁肃在早于“三顾茅庐”的建安五年（200年）初见孙权时，就曾密谓孙权类似“隆中对”的策略。他认为现在曹操已经掌握了先机，因汉室天子在他之手，且曹氏在北方的势力又已得到巩固，而孙权的发展余地只能是南方，从而建议孙权分步以图进取。第一步，鼎足江东，稳固根本；第二步，据扬取荆，窥探上游；第三步，并益州而尽长江所极，形成南北对峙；第四步，徐图天下以成帝业。（《三国志·鲁肃传》：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以鲁肃之议与《隆中对》比较，虽有差别，基本构思却是相同。此外，曹军南下前夕，东吴名将甘宁也曾劝孙权取江夏黄祖，进图刘表、刘璋，他也认为须先灭江夏黄祖，再向西占据楚关，并逐渐并吞巴蜀。（《三国志·甘宁传》：今日汉祚日微，曹操弥憍，终为篡盗。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鲁肃和甘宁、诸葛亮三人的见解都比较准确地认清了形势，具有十分高明的战略眼光，但由于后世给诸葛亮抹上了过重的油彩，《隆中对》成了他一个人的灵光乍现。
刘备入蜀虽然是诸葛亮《隆中对》的重要应验，但入蜀本身却不是诸葛亮的功绩。历史地分析这个问题，“入蜀”本是刘备在困境中求生存的唯一出路，赤壁战后，刘备对入蜀仍犹豫不决，主要在于他没有必胜的把握，倒不是《三国演义》中念及刘璋为同宗的顾虑。这也说明至少在此时，刘备似乎仍未将《隆中对》作为立国战略。此后，他在法正、庞统等人的劝说或策应下（《三国志·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可权借以定大事。），方才建立起巴蜀的偏霸之业。在这个决策过程中，诸葛亮本人没有起任何作用，因此，可视法、庞等人和诸葛亮“英雄所见略同”。
历史只给了诸葛亮一个小国寡民的政治舞台。他的《隆中对》虽可称睿智非凡，但也只是历史和时局的产物。不论个人的素质与才能如何，诸葛亮能起的作用必然要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荆州失守后，两路北伐之梦破灭，诸葛亮只有兵发秦川一策，已然无法完成统一大业了。
《隆中对》原文
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三国志·诸葛亮传』
四、还原历史上真实的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是冷兵器时代一场脍炙人口的战争。因为它几乎包涵了所有戏剧性的元素，比如强弱对比鲜明的军队，意志力坚强的统帅，反败为胜的曲折历程，还有气贯长虹的英雄故事。这场被后人认定为意义重大的战争，是否真如人们传统认识的那样传奇多姿？是否算得上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历史上的赤壁之战究竟是怎样的？
双方兵力悬殊不大
赤壁之战，曹操究竟有多少兵力？没有现成的数据，只能根据史料推敲分析。曹操自己说八十万，那是虚数。古今史学界无一认同此数。
曹操南征荆州时，从十五六万北方军人中抽调出步兵八万人、骑兵一万余人，但调集来南征的军队没有全部都参战。旱路运输限制了出战的兵力。在一条线上，上限兵力只能是五六万，超过此数，后勤无法保障。不仅道路拥塞，夫役本身也要消耗粮食及其他物资，牲畜也要消耗粮草。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于禁、张辽、张郃、朱灵、李典、路招、冯楷七将所统大约三万五千兵力没有从征至赤壁。南进到达江汉间的北兵数量应当是不满六万人。
至于荆州兵，总数或许可达七八万，但长沙、桂阳、零陵、武陵等南四郡仅仅被抚定，曹军从来没到过那里，所能动用的就是集结在襄阳等地的二万余人。这样，江汉间的曹操水、步、骑诸军，包括北兵和新附的荆州兵在内，共约八万人。
随后，曹操又留徐晃驻扎樊城，令曹仁镇守江陵。襄、樊新附，留徐晃驻此是绝对必要的。江陵南连长沙等郡，西与刘璋为邻，派曹仁坐镇是不可或缺的部署。如此算来，东征进抵赤壁的曹军总兵力约七万人。由于长江水运仰仗舟楫之便，更兼江陵军需储备丰富，后勤没问题，所以曹军东进兵力不受限制。
对于孙权方面，基本一致按照《三国志》的明确记载，是孙权给了周瑜三万人马参战，这个没有争议。而对于刘备方面，则多数以诸葛亮自己说刘备一万加刘琦一万合计二万为准。大致上均认为是孙刘联军五万人参战。
以五万抵抗七万兵力，人们普遍认为赤壁之战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战例属实，但双方兵力对比并不十分悬殊。
赤壁之战应为“赤壁—乌林之战”
曹操的兵，大部分是从北方带来的陆军；小部分才是刘表次子刘琮送来的水军（极小部分，是曹操在许县凿了人工湖训练出来的水军）。曹操的水军分为两路，沿江两边顺流而下，陆军也分成两路，沿着长江两岸，在陆地上行进，逼近赤壁。
建安十三年（208年）十一月的一天，沿着长江南岸行进的曹军，与周瑜指挥的前锋部队刚一接触，便受到挫折。这个接触地，叫做“赤壁”，不叫“乌林”。乌林在长江北岸，赤壁则在南岸，两地隔水相对。
南路的曹军，在赤壁吃了亏。曹操立即下令，南岸的陆军全部上船，驶向北岸，与原来沿着北岸而行的船靠在一起，上岸扎营。
曹军退过长江后，全军龟缩在北岸，固守陆口上游斜对岸的乌林，安顿伤病员。从赤壁到乌林，单就战场形势而言，曹操由进攻转为防御，周瑜由防御转为进攻。因此可以这样认为，第一仗比第二仗更具决定意义。
这个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赤壁之战”，应该称为“赤壁—乌林之战”。在赤壁的两军相遇，只是一个序战；在乌林的大烧大杀，才是决战。曹军的船与军营是在北岸，黄盖的大火烧的是长江北岸的乌林，不是长江南岸的赤壁。
后世的说书家未加深考，把赤壁的“赤”字与“火烧”两字联想在一起，以为赤壁之所以赤，由于火烧，其实，赤壁由于土质的关系，本来就是赤的。
“草船借箭”是借来的故事
诸葛亮不曾有过“草船借箭”的事，倘若孙刘联军连箭都很缺乏，还谈什么抗曹？“草船借箭”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线索可查。据《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有关记载，建安十八年(213年)，即赤壁之战五年后，曹操平定关中，率大军南下进攻孙吴。孙权领兵迎战，两军战于长江水入巢湖的濡须口。曹操受挫，坚守营垒以待战机。一天，孙权借江面有薄雾，乘轻便战船从濡须口闯入曹军前沿，观察曹营部署。曹操生性多疑，见江面水雾缭绕，孙军整肃威严，恐怕有诈不敢出战，下令弓弩齐发，箭射吴船。孙权的船很快便落满了箭，船因一面受箭偏重，渐渐倾斜即将翻沉。孙权命令掉转船头，让另一面受箭，等受重平均，船身平稳后，孙权指挥战船列队，缓缓离去，曹操才明白上了当。这只是发生在孙权身上的一个故事，起初他没料到船身会中这么多箭，使得船要倾覆，仅仅是急中生智之举罢了。他并没有计划“借箭”，史书中也没说是草船。
自从有了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后，人们就以它作为衡量、品评三国人物的标准，多数人只知道有《三国演义》，是故“草船借箭”的主角便成了诸葛亮。
“周瑜打黄盖”子虚乌有
人们通常认为，曹军将战船用铁链相连，使得黄盖的火攻奏效，实际上，曹军的战船之间并没有用铁链相连，只是首尾相连、衔接紧密，看上去好像连成一串。实际上，曹军的船舰是用木板两两钉在一起，这样船身晃动幅度大大减小，北方兵在船上可保持战斗力。同时，两大船一体，可以即时进行接舷战的步兵数量增多，特别令江东军头疼。江东水军历来以接舷战制胜，如今接舷战的难度变大，就不得不为此发愁了。
据《三国志？周瑜传》记载，武锋校尉黄盖向周瑜建议：“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在孙刘联军无计可施的情况下，黄盖提出的火攻的确是上佳的方案。
三国历史上并没有黄盖使用苦肉计，但诈降确有其事。黄盖为保证无武装的火船不被截击而能够顺利地接近曹军水寨，便向曹操投书诈降。《江表传》记载了黄盖的诈降书，他在诈降书里认为以江东地区六个郡的兵力，不能够抵挡中原的一百多万兵力，但是孙权、周瑜执迷不悟，妄想抵抗，所以，他为了避免与孙权、周瑜一起被消灭，情愿向曹操投降。
曹操告诉黄盖的代表，接受他的投降，叫他于指定的日期带自己的部队与兵器粮草，乘船由南岸到北岸来。
在《三国演义》中，周瑜为了使得曹操深信黄盖不是诈降，而是真降，特地行了一番“苦肉计”，先叫黄盖在举行军事会议的时候，公然冒犯周瑜。于是周瑜大怒，叫左右把黄盖拖下去斩首，众将领纷纷求情，黄盖才幸免一死，改打了五十下“脊杖”，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
事实是，黄盖不曾吃这个苦，也不需要吃这个苦。曹操很容易相信黄盖的投降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一，他的兵力比孙刘联军的兵力多。黄盖这样的人之所以不愿与周瑜同归于尽，是很合乎常理的。第二，曹操所能知道的关于黄盖的情形是：黄盖曾经做过孙坚的部下，资格比周瑜老，屈居在周瑜之下，很可能心有未甘。第三，十几年来各方的将领背弃原主而投降曹操的太多。曹操受降成习惯，因此对于黄盖之降，没有存太多怀疑之心。再说，黄盖降了之后，落入自己的手心，想处置随时即可，因此，曹操接受黄盖投降。
没有东风，火攻依然可实施
一直以来人们均认定，黄盖要火攻曹军沿江停靠的船队，必须借助东南风。如果没有东南风，则黄盖火攻绝不能成功，得出这个结论是很片面的。
黄盖在建议长途火攻突袭时，并没有提及风向问题，而只提到曹军船只首尾相连，就可以进行火攻。根据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理事席龙飞的《中国造船史》一书分析，中国风帆技术出现在战国时期，而到汉代则已经很成熟了。其中以三国东吴万震所撰写的《南州异物志》中对帆船技术的记载最为宝贵（《太平御览？卷七七一》），这里面就详细记载了可利用侧向风力的用卢头木叶制成的帆，这种帆可以“其四帆不正前向”。因此，当时东吴水军战船装备有可利用侧风的帆是可以确定的。所以，黄盖的火攻船，并不是必须正好沿风向开进，而可以利用侧向风。加之周瑜、黄盖多次在长江流域进行水战，周瑜方面已经确认这个季节的风向均可以进行火攻。
退一步说，没有风力的作用，火攻的计划依然可以实施。黄盖完全可以把装满了干草的船，由南岸的上游之处，斜对着北岸的下游之处行驶，倚仗水力，而不是风力。
蔡瑁、张允没有卷入“反间计”
历史中的蒋干确系周瑜的同郡，也确实被曹操派去说服周瑜。但并非在赤壁之战中，裴松之注《三国志》时把它记在赤壁之战后，并且只有蒋干劝降，没有中周瑜的反间计。
蒋干“有仪容，以才辩见称”，纵然是这样灵巧的辩士却无法撼动周瑜的意志，归来见曹操时蒋干还赞誉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间”。这一段情节旨在为周瑜“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的胸怀作佐证，但却成为小说家为赤壁之战添油加醋的作料。在《三国演义》中，周瑜利用蒋干传递了伪造的降书，使得曹操对水军都督蔡瑁、张允产生了怀疑，并最终处死了二人，从而为周瑜去掉了一个大隐患，成为赤壁之战周瑜取胜的关键。
事实上，史书上的蔡瑁、张允并没有被卷入“反间计”之中，他们甚至压根就不是曹操的水军都督。《三国志？董二袁刘传》谈及蔡瑁、张允的时候，只论及二人是刘表的次子刘琮的党羽，在刘表临终时阻止刘表长子刘琦进见，而极力扶持刘琮上台。随即曹操南征大军将至，第一个跳出来劝刘琮投降的却不是蔡、张二人，而是蒯越、傅巽、韩嵩等一班刘表旧臣。这几个人共同的特征都是躲避战乱、客居荆州的中原人士，相比起蔡瑁、张允等荆州本土人来说，荆州的利益对于他们毫无意义，他们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更有好感，更愿意纳土归降以求得一官半爵。因此曹操在得荆州后也大施恩惠，给蒯越等十五人封了侯。但点名的名单里并未出现蔡瑁、张允，可见二人虽然也位列归降众臣中，也得到了封赏，却实属才智平平，未能得到重用。
至于曹操的水军都督是谁？史书上没有记载，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以曹操用人的习惯而言，不可能用外人指挥这支庞大的水师。而曹操早在年初就在邺城掘玄武湖操练水师，相信都督水师的人选在那时就已经选定。后来的文学作品出于塑造周瑜角色的需要，虚构了蔡瑁、张允统领水师又被冤杀的情节，也使曹操水军一击即溃在理论上趋于合理化。
从读史的角度看，有关赤壁之战的诸多细节与人们的传统认识大有不同。当今学者对1800多年前战争真相的探寻能有多大程度的相合，已经无从考证，就算是更为客观纪实的《三国志》所谈及的赤壁之战，可能也与真实战役过程大相径庭。今天留在人们印象中的赤壁之战，更多的只是扬刘贬曹后一个失真的历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