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少年英豪周瑜
“他没有提出一套政治方略和纲领，或者如何处理政治问题的一些方法手段。诸葛亮有一个《隆中对》，终生在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努力，所以他是政治家，但是周瑜没有这些。这一点，也就是在政治抱负上，他还比不上历史上的鲁肃。”
新版《三国》中，周瑜一直要到第16集才出现。编剧朱苏进说，到采访他时，他还没看到周瑜出场。
这一集，袁术送吕布20万石粮饷，希望他能助自己攻打刘备，谁知吕布辕门射戟，迫使袁术和刘备罢战。袁术表面上继续对吕布拉拢施恩，内心却深深怀恨。此时另一位少年英雄，江东孙坚之子孙策来见。袁术希望以孙策取代吕布，故意说：“如得孙郎如子，虽死无恨啊。”
对于一意钻营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个太好的机会，黄盖是孙坚旧部，他劝说孙策：“多少人想攀附却苦于无门。公子既得其厚爱，为何不借此进身？”
孙策的回答显示出了他的骨气与少年意气：“他不配做我义父。”
之后，孙策在父亲坟前大哭，周瑜就是在此时出现的。周瑜母亲前几日刚刚过世，周瑜再无牵挂，于是他一把火烧尽府邸，将万贯家财全部用来召兵数千，前来和结义兄弟孙策会合，他激励孙策脱离袁术，共起大业。孙策于是用计从袁术处换来父亲昔日旧部，与周瑜共赴江东成就自己的事业去了。
这一集的故事出自《三国演义》第15回，太史慈酣斗小霸王，孙伯符大战严白虎。这一回也是周瑜亮相：“当先一人，姿质风流，仪容秀丽。”
那一年，周瑜不过15岁。
电影《赤壁》的编剧陈汗说，在为电影《赤壁》做史料准备时，他发现，关于周瑜的信史记载并不多。裴松之作注的《三国志·吴书九》中，周瑜的传记不到3000字，加上《资治通鉴》里的纪述也不过5000字。记载虽然不多，对周瑜形象的描述却非常完美。
说家世，周瑜的家世非常好：“从祖父景，景子忠，皆为汉太尉。父异，洛阳令。”
说相貌，周瑜，“长壮有姿貌”。
与孙策攻打安徽时，周瑜得到了小乔：“得乔公二女，皆国色也。”
记载中提到他精通音乐：“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
周瑜的子女处境都非常好：“瑜两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尚公主，拜骑都尉，有瑜风，早卒。”
然而他最突出的，还是他的头脑与勇气。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沈伯俊认为，周瑜最突出的优点是“胆识过人，关键时刻善于决断，勇于任事”。
历史上，周瑜的胆识体现在几次孙权与曹操的较量上。
建安七年（202），曹操乘着大败袁绍的威势，要孙权送儿子去做人质。
历史记载，面对这个要求，孙权非常犹豫，周瑜坚决反对。他说：“质一入，不得不与曹氏相首尾，与相首尾，则命召不得不往，便见制于人也。极不过一侯印，仆从十余人，车数乘，马数匹，岂与南面称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观其变。”
“这件事见于《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中注引《江表传》，这一见解，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符合孙吴集团的长远利益，孙权欣然采纳，避免了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沈伯俊说道。
“这是一个关于未来吴国去向的政治抉择。在孙权犹豫期间，周瑜帮他下了决心，掌握了主动权。”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蒋福亚对本刊分析说。
另一件事，就是著名的和刘备建立孙刘联军共同抗曹的决断。建安十三年（208），面对乘胜而来的曹操大军，张昭等大多数谋士都主张降曹，许多将士也感到惊恐不安，周瑜却坚决主张抗曹。他精辟地分析了曹操的几大不利条件：“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埸，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船楫间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从而断言，“将军擒操，宜在今日。”并且主动请缨，“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
决策当天晚上，周瑜又面见孙权，进一步分析了曹操的劣势：“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而各恐慑，不复料其虚实，便开此议（按：指降曹之议），甚无谓也。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刘）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众数虽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万，自足制之，愿将军勿虑。”
“他的话大大增强了孙权取胜的信心。果然，孙刘联军在赤壁之战中大获全胜，为三分鼎立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周瑜，孙氏政权很可能就此覆灭。”沈伯俊说。
事实上，主张孙刘联合抗曹是需要极大的胸怀和战略眼光的。
“当年孙策起兵后，周瑜迅速拿下江东六郡，为东吴奠定了政权基础。孙策、孙权的政治设计是：先据有江东六郡，而后夺取荆州，拿到荆州后，再图四川地区，与曹操划江而治，吴国占据江南半壁天下。这是孙策起兵的时候就定下的方案，鲁肃之所以能得到孙权的重视，是因为他在前面就谈出了这个方案。周瑜是支持这个方案的。在这个方案设计下，荆州是孙权的敌对势力，刘表死后，孙权就想夺下荆州，就派鲁肃去荆州探听形势，还没等动手，曹操就来了。刘备也想要荆州，周瑜劝说孙权在大敌当前权衡利弊，先放下跟刘备之间的矛盾，联刘抗曹，对东吴更有利，这也是周瑜的一个重大的政治抉择。体现了他的政治头脑。”蒋福亚说。
然而，最能体现出周瑜的过人之处的，或许还是他出发的起点，选择跟从孙策。蒋福亚说，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是个相当不容易的抉择。
“为什么说这是个不容易的抉择？孙氏兄弟的家庭背景和周瑜是完全不能相比的。”蒋福亚说，“周瑜家是皖北的名门望族，周瑜的祖父，曾祖父是谁，官职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孙策、孙权的出身无论在《三国志》和《太平御览》里都非常模糊，孙坚的父亲，祖父是谁？谁都讲不出来，只有过去有一本小说《用兵录》中写到民间流传，孙坚的父亲和祖父都是以种瓜为业，孙坚成人以后，只不过是一个县的小县吏。”
但是回到当年15岁的周瑜，也许这抉择并非出于慎重分析后的眼光和头脑，而不过是出于友情。
《三国志》中，记述了少年时周瑜与孙策的交往：“初，孙坚兴义兵讨董卓，徙家于舒。坚子策与瑜同年，独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无通共。”裴松之所引注的《江表传》中还记录了一个有趣的小细节，取得乔公二女后：“策从容戏瑜曰：乔公二女虽流离，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
孙策曾说：“周公瑾英俊异才，与孤有总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杨，发众及船粮以济大事，论德酬功，此未足以报者也。”
“发众及船粮以济大事”，讲的是当年孙策起兵，周瑜对他的支持。“周瑜一得到信息，立刻就带兵带钱带了好几船的粮食去支援孙策。”蒋福亚说，“那时候粮食很珍贵的，到处都是混战，农业生产根本没法进行，全国人吃人的现象非常普遍，很多军阀不是被打散的，而是被饿散的。刘备到广陵（今天扬州一带）的时候，那里已经惨到大官吃小官，小官吃士兵的地步，袁术的军队吃的是人肉干，把死人的肉晒干了收起来代替军粮。”
所以孙策说：“论德酬功，此未足以报者也。”
因此传记里说，周瑜：“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周瑜唯与程普不睦。《江表传》曰：“普颇以年长，数陵侮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
这和《三国演义》中周瑜性情狭隘，被气破金疮而死的形象并不完全相同。沈伯俊认为，周瑜形象的变化，与宋元之后的社会思潮有着极大的关系。
“三国故事在长期的流传中，形成了赞刘，贬曹，抑孙的基本倾向，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沈伯俊说。沈伯俊举例说：“历史上其实是孙坚温酒斩华雄，但元杂剧就改成了关羽温酒斩华雄。而《三国志》评话里还没有美人计，到了《三国演义》里就有了。周瑜的形象继承的是元代杂剧的形象。”
“写周瑜，就离不开他和两个人的关系，他和诸葛亮的关系，他和孙权的关系。”朱苏进说。
“罗贯中出于‘尊刘’的创作倾向，在《三国演义》中竭力突出诸葛亮的智慧，渲染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把诸葛亮塑造为用兵如神的谋略大师。在塑造周瑜形象时，他也不忘突出诸葛亮，以周瑜之智来衬托诸葛亮之智。
但是“三气周瑜”，则基本上出于虚构。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鲁肃传》、《蜀书·先主传》等资料，赤壁之战后，周瑜立即进兵南郡，经过一年左右的反复较量，终于打败了曹仁，于建安十四年（209）夺得南郡。在战斗中，周瑜曾被流箭射中右胁，伤势颇重，但这里并无诸葛亮派赵云趁机袭夺南郡事。直到周瑜死后，刘备向孙权“借”荆州，南郡才归属刘备。由此可见，“一气周瑜”纯属虚构。周瑜夺取南郡后，孙权将妹妹嫁给刘备，是因为看到刘备实力增强，心存畏惧，所以“进妹固好”，这并非周瑜的主意，更不是什么“美人计”。在此以后，刘备到京城（《三国演义》作“南徐”）见孙权，周瑜倒确实是给孙权上过书，建议将刘备留在东吴，让其沉溺于声色中，并分开关羽、张飞，使其为东吴所用。但孙权考虑到要对抗强大的曹操，必须广揽英雄，与刘备联合，没有采纳周瑜的建议。可见“二气周瑜”也基本上出于虚构。至于周瑜欲取益州，意在为东吴扩大地盘，进而攻取汉中，以图北方，并非用诈，孙权还曾派人去见刘备，希望共同取蜀；刘备为了今后独占益州，以“新据诸郡，未可兴动”为理由以拒绝；周瑜在准备进兵时病死于巴丘，遂使这一计划搁浅。由此可见，“三气周瑜”同样是虚构的。沈伯俊分析。
吴宇森版本的《赤壁》中，诸葛亮和周瑜彼此将对方认为自己难得的知音。对此，陈汗说道：“重拍历史题材的时候，首先要想的，就是从今天的角度，怎么去看待这些历史人物。周瑜在三国里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对我来说，最关键的创作点，是这个人物的性格。我认为，周瑜是个英雄。孙刘联军的军队大概有5万人，盟军领导不可能是非常狭隘的，不可特别自以为是。赤壁大战的时候，周瑜不过30多岁，他的胸怀和情怀不是普通人能有的。赤壁一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势，他是一个对天下形势有清醒认识和理想的人。”
对于周瑜和诸葛亮之间的关系，陈汗提出了“环境证据”这个说法：“证据之一是诸葛亮去劝说孙权的时候，周瑜的言论和诸葛亮非常相似。两个思维方式相近、观点相近的人一定有他们的相似之处，会有惺惺相惜的感觉。第二是孙刘联合抗曹，周瑜完全有办法左右孙权不采纳诸葛亮的建议，但是他其实是帮助孙权认可了诸葛亮的看法。前提自然是利益一致，但这也说明他们之间存在友情是可能的。”
朱苏进在编剧中，并没有排斥原作中“斗智”的故事：“我认为他对诸葛亮的情感很复杂，他们之间是丝丝相通，惺惺相惜的，但他对诸葛亮也不乏猜忌，这是出于‘各为其主’的心理。他喜爱诸葛亮的才华，但是又怕诸葛亮不能为自己所用。”
至于周瑜和少主孙权之间的关系，陈汗说：“电影里没有时间来细讲他们之间的渊源，我着重的是这几点：他爱江南的土地；他对孙策建立江山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对孙策的弟弟孙权当皇帝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对江东非常忠诚。”
而朱苏进则认为，孙权对周瑜未必不存在猜忌，毕竟主少将壮。他给《三国演义》故事中周瑜后期形象找到的心理根据是：在孙权的猜忌和诸葛亮“各为其主”的斗智下，他在赤壁之战后的处境极为艰难，因此性情变得狭隘。
蒋福亚并不认为周瑜是个政治家：“周瑜是一个很有思想和政治头脑的军事家，也是一个非常有政治眼光的一流军事统帅。我不说他是政治家，因为和他同时代的政治人物比较，比如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相比稍逊一筹，他没有提出一套政治方略和纲领，或者如何处理政治问题的一些方法手段。”
而朱苏进在编剧时所着眼的则是：“周瑜和诸葛亮是三国中两个悲剧性人物。周瑜的悲剧在于他的天不假年，没有时间来实现他的战略理想和政治抱负。三国中最重要的地理问题是关于荆州的收复问题。周瑜是一直推动东吴收复荆州，但他病逝了，东吴的衰落正是从周瑜死去开始的。”
周瑜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政治抱负，史书上并无记载。当年孙策病逝，周瑜并没有拥兵自重，取而代之，而是力主孙权继位。孙权那时不过18岁，因此后来孙权说：“孤非周公瑾，不帝矣。”
“历史上的赤壁大战中，最主要的英雄本来是周瑜；诸葛亮除了出使江东，智激孙权联刘抗曹外，究竟还有哪些作为，史书上并无明确的记载。然而，在罗贯中的笔下，诸葛亮却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最关键的人物。罗贯中一再告诉人们：曹操之智不及周瑜，周瑜之智又不及诸葛亮，因此，诸葛亮才是大智大勇的头号英雄。这些情节，在总体框架基本符合史实的前提下，带有大量虚构成分，有的甚至纯属虚构，虽然波澜起伏，脍炙人口，却无形中降低了周瑜的历史作用。而且把原本‘性度恢廓’的周瑜写得胸襟狭隘，对人物性格也有所改变。”对于《三国演义》对周瑜的改变，沈伯俊这样评论。
二、被误读的三国女人
“女人啊，你的名字叫弱者。”这句出自莎翁的名句在中国也能得到应验，在男人残酷的政治和战争漩涡中，女人作为弱者往往成为被历史忽视的人群。
一部出场人物达一千多人的《三国演义》，女人的形象除了貂蝉、蔡夫人、孙夫人之外，几乎都是一笔带过。罗贯中对这些女人进行了有意的误读，而这种误读在热播的电视剧《三国》中得到了延续，可见传统之于现实的影响有多深。
貂蝉——美女的祸水之名
三国里的美女不少，貂蝉是最突出的一个，她在男人的策划之下，成为王允美人计中最关键的角色。这个人们熟知的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貂蝉，实际上只是一个虚构的历史人物。
据《三国志·魏书·吕布传》记载，董卓喜怒无常，曾因小事不满而“拔戟掷布”，吕布心怀怨恨，后因与董卓的侍婢私通一事，“恐事发觉，心不自安”，于是萌生杀机。王允不失时机地拉拢吕布，合谋杀死了董卓。《后汉书》对此事的记载也大致相同。在真实的刺杀事件中，王允的确运用了一些计谋，但根本不是人们熟知的美人计，也许只有“布与卓侍婢私通”一事能与美女沾上边。
“力斩乱臣凭吕布，舌诛逆贼是貂蝉”，北宋理学家邵雍的这两句诗最早出现了貂蝉的名字。后来，貂蝉又成为《刺董卓》、《貂蝉女》等金代和宋元戏曲的主角。
元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让貂蝉的形象变得更加具体。在剧中她是忻州木耳村人氏，任昂之女，小字红昌，曾被汉灵帝选入宫中，成为一名宫女，因掌貂蝉冠来，故名貂蝉。后来灵帝将其赐予丁建阳，丁建阳又将她配与养子吕布为妻。黄巾起义时，夫妻二人失散。她之所以接受王允的连环计，就是为了能与远在长安的丈夫吕布团圆。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捕风捉影地对貂蝉的故事进行了有意的误读，她的身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由吕布之妻变为王府歌伎，把原本被动接受美人计的貂蝉塑造成一位“年方二八，色伎俱佳”，深明大义，为报王允教养之恩而甘愿献身的女性。但是，这个被罗贯中称赞的智勇双全、舍身救汉的奇女子，看似女中豪杰，实为男人手心的尤物而已。在男权社会下，年轻貌美的貂蝉被剥夺了爱与被爱的权利，身不由己地踏入虎狼之穴，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身体，完成了男人所谓的“义举”，但即便舍生取义，也难免被扣上“红颜祸水”的帽子，貂蝉何其不幸！
新《三国》的故事延续了罗贯中对美女的误读，故事基本上还是那个故事，但貂蝉的情感更加丰富，与吕布之间也不再是逢场作戏，她爱上了吕布，甚至痴情地告诉王允，吕布绝不是助纣为虐之徒，而是一个真英雄，上演了一出缠绵悱恻、撕心裂肺的爱情大戏。遗憾的是，终于尝到爱情滋味的貂蝉，依然是男人手中的一颗棋子，董卓和吕布的悲惨结局使她难逃指责，这是她的悲哀，在罗贯中笔下，没有爱情容身的世界。
孙夫人——“和亲”怎能换来幸福
在《三国演义》等作品中，孙权采周瑜计，以妹子为政治筹码，招刘备入东吴成亲，用美色使其乐不思归，想趁机取得荆州。不料最后竟假戏真做，孙夫人胳膊肘往外拐，帮着夫君逃回荆州，背叛了自己的亲兄弟。
这位与刘备同甘共苦的孙夫人在历史上姓名不详，孙尚香这个名字因吴宇森导演的电影《赤壁》而为人们熟知，其实这个名字最早是出现在戏剧《甘露寺》中的。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将孙夫人的名字误记为孙仁，又用各种编辑手段，重新组装出来了一个“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美人计。
据史料记载，赤壁之战的第二年，孙权出于孙刘联盟的考虑，主动将其妹嫁与刘备。《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称，孙权“进妹固好”，将其妹送至公安，刘备到江边迎亲，也就是说，他们二人成婚的地点并非是东吴的驻地京口，所以《三国演义》中刘备入东吴成亲，后在孙夫人的协助之下逃回荆州的事也就不太可能发生了。至于那个人们所熟知的吴国太甘露寺看女婿的故事更是没影儿的事儿，因为吴国太早在建安七年（202年）就已经去世了。
孙夫人和刘备在《三国演义》中被描写成了非常完美的一对，他们的婚姻固然是一桩政治婚姻，但夫妻感情却相当不错，孙夫人不仅帮着刘备从东吴逃回荆州，而且在听到刘备虢亭之败后，遵从了当时社会女性的道德标准，祭夫而死。新《三国》里，他们的感情生活更是被放大，以此来表现孙夫人对命运的抗争。在逃回荆州的路上，孙夫人安慰刘备道，“我兄长不念亲情，我何必为他考虑？夫君莫要惊惶，你我夫妻一体，同生共死”。此夫妻同心的宣言在三国时期难能可贵，但她所嫁之人却是把女人视作敝履的刘备，况且，在为政治而进行的联姻中，孙夫人真的很幸福？
《三国志》记载，孙夫人身为孙权之妹，骄纵蛮横自不必说，她不爱红装爱武装，“极甚刚勇，侍婢数百，居常带刀，房中军器摆列遍满，虽男子不及也”，显然是一个古代版的野蛮女友。
她的卧房内“侍婢百余人，皆执刀侍立，备每入，心常凛凛。”孙夫人对婚姻的抗拒、对刘备的跋扈由此便能看出端倪。
《三国志·法正传》记有诸葛亮对孙夫人在荆州骄横的感叹，“主公之灾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看来，孙夫人给刘备带来的威胁，已经可与曹操、孙权相提并论了，足见他们夫妻之间关系的紧张程度。为以防万一，刘备还特命赵云随侍左右，保护自己。
孙夫人与刘备的婚姻其实并没有持续太久，据《三国志·赵云传》注引《云别传》记载，建安十六年的十二月，“孙权闻备西上，遣舟船迎妹”，而孙夫人原打算把阿斗带回娘家，行至半路却被赵云和张飞横舟夺了回去。如果孙夫人和刘备真的是一对恩爱夫妻，孙夫人怎会轻易离开，又怎会出现抢夺阿斗的紧张一幕？从此，《三国志》中就再也没有孙夫人的音信，传说中祭夫而死的结局只是人们美好的想象吧。
麋夫人——烈女子是男人“忠义”理想的寄托
“子龙，你把阿斗带上，务必交给主公！”她含泪望了一眼阿斗，便翻身投入井中。长坂舍身救阿斗的悲壮一幕，让我们记住了一个伟大贞烈的女人——麋夫人。
但麋夫人的光辉形象只是罗贯中对历史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根据《三国志·先主甘皇后传》记载，“随先主于荆州，产后主。值曹公军至，追及先主于当阳长阪，于时困逼，弃后及后主，赖赵云保护，得免于难。”从这段史料来看，在当阳长坂与阿斗一起被刘备抛下、陷入险境的并非麋夫人，而是阿斗的生母甘夫人，他们母子二人在赵云的保护之下幸免于难，绝没有自杀一事。
罗贯中的艺术升华造就出来的烈女麋夫人，倒真的是刘备的一位夫人，《三国志》仅在《蜀书·麋竺传》中交代了一句：“建安元年。先主转军广陵海西，（麋）竺于是进妹于先主为夫人”，而对她后来的死因就再也没有记载了。
在《三国演义》中，像麋夫人这样以自杀方式结束性命的贞烈女子还有几位，如悬梁劝子的徐庶老母、自缴身亡的马邈之妻李氏、与夫同殉节的刘湛妻崔氏。
在三国诸侯割据的战乱年代，中国传统的“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的道德理想常常受到严峻的挑战，当时虽不乏以死相谏的忠臣直士，但一些文人门客也常易主而事。罗贯中把几个女人改写成烈女子，将其树立为女人道德的楷模，与当时视作天经地义的“三纲五常”思想是分不开的。
大乔小乔——历史中的一粒尘埃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杜牧的这两句诗带给后人无限遐想，人们纷纷猜测，她们到底有多美。罗贯中更是在《三国演义》里，把二乔与孙权、周瑜的爱情故事渲染了一番，铜雀台被说成是专为二乔所建，赤壁之战成了为争夺女人而发动起来的“特洛伊战争”。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巧妙地将曹植《铜雀台赋》中的两句“连二桥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中的“二桥”改为“二乔”，让周瑜相信，曹操下江南的目的就是为了他和孙权的妻子，于是立即同意了诸葛亮联合抗曹的请求。
二乔的故事广为流传，在吴宇森的《赤壁》中，诸葛亮的戏言成为现实，曹操迷恋于小乔的国色天香，发动了赤壁之战。小乔是中国版的海伦？答案是否定的。
二乔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她们姓桥而不姓乔。《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记载，建安三年，孙策欲取荆州，以周瑜为中护军、领江夏太守，合军西进占领了皖城，“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在《江表传》中，“策从容戏瑜曰：‘桥公儿女虽流离，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她们的故事在史料中也就只有这寥寥的数笔，并没有后世传说中那样精彩。
关于曹操为二乔修建铜雀台，并发动赤壁之战的故事，就更不足为信了。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是建安十三年（208年），而铜雀台始建于建安十五年（210年），诸葛亮劝说周瑜联合抗曹时，怎么会预先知道曹操会打造一个铜雀台？再说，如果铜雀台真与二乔有关，曹植哪来的胆量敢将父亲的风流韵事写进《铜雀台赋》？
在真实的历史上，大乔、小乔姐妹并没有后世臆想的那样重要，她们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女人一样，只是男人故事里的小小符号而已。建安二十五年（220年），重病卧床的曹操担心妻妾们今后的生活，特意在遗令中说：“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让妻妾仍住在铜雀台不至被赶走。他还担心她们以后日子艰难，劝她们学会做鞋子，卖了作为生活费。曹操的良苦悲悯用心令人感慨，也从侧面反应了那个时代女人在失去丈夫后流离失所的命运。更有甚者，东吴大将吕蒙去世后，孙权痛苦之余，还令吕蒙的两个爱妾殉葬，可见那时殉葬制十分普遍。曹操没让妻妾陪葬，也算是她们运气不错。她们从属于男人，轻得就像风中的尘埃。
不论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还是陈寿的《三国志》，女人的地位永远是男人的附庸，这种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盛行了几千年。
在近几年的影视剧中，爱情总是不可缺少的情节，女人的地位也在发生着改变。新《三国》中，女人不再是简单的绿叶，几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戏成了该剧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电影《赤壁》中，我们也看到了如孙尚香、小乔这样个性鲜明、特立独行的女性形象。在爱情戏里，这些倾国倾城的佳人不再只是男人的尤物、政治的筹码，而是被赋予了现代女性的意识，敢爱敢恨，敢作敢为。“义父此举与禽兽何异？”貂蝉的这句质问强烈地表达着她对命运的抗争。女人的地位不再是男权社会的从属，这体现了现代社会对女性个体生命价值的尊敬。
三、诸葛亮并非军事奇才
新《三国》导演高希希说，在新《三国》中“诸葛亮的定位是似神似仙，而（其扮演者）陆毅身上有种飘逸的气质，我觉得他能塑造出一个既漂亮又睿智的诸葛亮。”在电视剧中，诸葛亮既是一位变法立宪的政治家，又是一位成绩卓著的科技专家和具有高超指挥才能的军事家。
而作为小说的《三国演义》，精彩之处也大半与诸葛亮的形象有关。自“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至“五丈原大星陨落”，近三十年间的历史完全围绕着诸葛亮展开。鲁迅曾说，《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而在民间传说中，诸葛亮更是呼风唤雨，神机妙算。
然而事实上，诸葛亮那些在军事上的传奇功绩大半出于作者虚构，有的甚至掠他人之美。例如小说中著名的赤壁大战，除了“草船借箭”是转嫁孙权的故事之外，“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苦肉计”、“借东风”等精彩情节，皆为作者虚构。历史上的诸葛亮是个卓有建树的政治家，但在军事上可圈可点处并不多，远非《三国演义》所渲染的那样用兵如神。
“火烧博望坡”刘备是主角
《三国演义》中，曹操派大将夏侯惇进攻新野。诸葛亮在新野设下埋伏，令赵云去诱敌深入，然后火攻。夏侯惇中计，大败而归。诸葛孔明打响出山后的第一炮，也令关、张等人折服。然而，历史上此事发生在建安七年（202年），火烧博望坡这场战斗进行之时，诸葛亮尚在南阳躬耕，直到建安十二年他才出山，这场漂亮的胜仗实为刘备亲自指挥，与诸葛亮毫无关系。
据《三国志·先主传》，刘备投奔荆州刘表后，刘表派刘备屯兵新野，以拒夏侯惇、于禁、李典等所领曹兵于博望。两军相持了很长时间。最后，刘备伏兵于路旁，自烧屯营伪遁。夏侯惇不知有诈，率兵追之，为伏兵所破。刘备虽获胜，但曹兵损失并不多。而且，《三国志》的《武帝纪》、《夏侯惇传》、《于禁传》及《资治通鉴》等均未记载这次战斗，说明博望坡之战的规模并不算大，却被《三国演义》大肆渲染。历史上的刘备素以宽厚仁义示人，博望坡之战表明他还颇有军事才能。
“既生瑜，何生亮”的历史冤案
电视剧《三国演义》的导演王扶林对诸葛亮角色曾经提出自己的看法，旧版三国“人物形象上我们有一点没能突破，就是诸葛亮和周瑜的年龄问题。”戏剧舞台上周瑜是小生，而诸葛是老生扮相，但历史上的诸葛亮比周瑜小六岁。而诸葛亮与周瑜之间的历史真相远非年龄错位这么简单。
《三国演义》把周瑜描写成嫉贤妒能、心胸狭窄的典型，他对才智超过自己的诸葛亮，千方百计加以谋害，必欲除之而后快，结果自己反中了诸葛亮的谋算，直到临死时他仍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仰天长叹。小说对瑜、亮二人在赤壁之战前后一连串的斗智、斗法写得丝丝入扣，极为生动，并把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智绝”的地位发挥到极致。
事实上，历史上的周瑜不仅容貌出众，风流儒雅，讲求生活品味，还是一位胸怀韬略、英勇善战、屡建奇功的杰出将领。孙权赞他“有王佐之资”，称帝时还念念不忘，“孤非周公瑾，不帝矣”。史家也称其“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
至于其气量，简直可以用宽容大度来形容，《江表传》记载：“（老将程普）颇以年长，数凌辱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较。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时人以其谦让服人如此。”又据裴松之注《三国志·周瑜传》记载，刘备一次与孙权谈及周瑜，也说他“气量广大”。所谓“三气周瑜”，只不过是小说家的杜撰罢了，却成为周郎身后数百年来的最大冤案。
周郎诸葛两人在正史上并无过节，也无正面交锋，从赤壁之战结束到周瑜病逝的两年间，诸葛亮在零陵一带搞后勤工作，根本没有和周瑜见过面。而周瑜病逝后，蜀国来吊唁的是庞统，也不是诸葛亮。
真假难辨的“空城计”
历史上著名的“空城计”，在《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中出现：第一次北伐时，诸葛亮得知街亭失守，立即作好大军撤退安排，并亲引五千军到西城搬运粮草。忽然飞报司马懿15万大军杀奔西城而来。当时，诸葛亮身边无一员大将，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军队，已分一半运粮草而去，城中仅剩二千五百军士，战、撤均不可能。诸葛亮镇静自若，乃命偃旗息鼓，大开城门，每一门仅用军士20人，扮作百姓，洒扫街道。诸葛亮本人则披鹤氅、戴纶巾，到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身边仅有二小童，一捧宝剑，一执麈尾。魏军来到城下，皆不敢进。司马懿怀疑其有埋伏，下令退军。诸葛亮军化险为夷。故事之离奇令人匪夷所思。
空城计在史书上的记载始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郭冲三事”，叙述大致与演义相似。裴松之却对这一记载提出了驳斥。他认为，考察史实，诸葛亮从来没有在阳平关拒守魏军，司马懿也没有到阳平关与诸葛亮交过战。诸葛亮初屯阳平关在蜀建兴五年(227年)，那时司马懿正以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而屯于宛城，两人相距一千多里以外，当无可能进行交兵。司马懿后来对诸葛亮用兵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蜀建兴八年（230年）与曹真等三路伐蜀，但双方并未接触；另两次是诸葛亮最后二次北伐时，他在魏境的祁山与渭南相拒，足迹亦未至阳平关。
从情理分析，司马懿既举兵15万，又知诸葛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再者《魏延传》明说：“延每随亮出，辄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也。”一向谨慎的诸葛亮尚不许魏延为“万人别统”，阳平关又是他伐魏的重要基地，岂可能“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仅以轻弱自守。”所以，裴松之断定：“此书举引皆虚。”但他还是将这条资料选辑于《三国志》注中，让后人有了真假难辨的疑惑。
“木牛流马”假亦真
《三国演义》第一百零二回中，有诸葛亮制造木牛、流马的描述，说这种运输工具“搬运粮米，甚是便利，牛马皆不水食，可以昼夜（转运）不绝”。司马懿闻报，派人去抢了数匹。谁知诸葛亮派人以魏军打扮混入运输队，暗中将木牛、流马口中舌头扭转，牛马便不能行动。这么神奇的运输工具，在现在也算是巧思绝作了，由于《三国演义》描绘得太奇妙，以至于不少人认为，所谓木牛、流马纯系小说家的杜撰。
然而查考史书，诸葛亮确实制造过木牛、流马。《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建兴）九年（231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上述记载没有《三国演义》描绘得那么神奇，但从中可见诸葛亮以木牛、流马运粮的历史事实。
《诸葛亮集》中的一段文字，应是可靠的资料：“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人领中，舌著于腹。载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这段记载，虽对木牛形象作了描绘，但因没有任何实物与图形存留后世，多年来，人们对此作过许多猜测。
一种意见认为，木牛、流马是经诸葛亮改进的普通独轮推车。这种说法，源自《宋史》、《后山丛谈》、《稗史类编》等史籍，意谓木制独轮小车在汉代称为鹿车，诸葛亮加以改进后称为木牛、流马，北宋才出现独轮车之称。
另一种意见认为，木牛、流马是新颖的自动机械。《南齐书·祖冲之传》记载说，祖冲之在木牛流马的基础上，造出更胜一筹的自动机械。以此推论，为后世所推崇的木牛流马是一种运用齿轮原理制作的自动机械。但木牛实为何种模样，并无定论。
史家质疑的“七擒孟获”
蜀汉建兴三年（225年），刘备死后，蛮王孟获联结南方各郡的大姓起兵造反，他们攻城略地，蜀汉边境地区扰攘不宁，人心大乱。为巩固蜀汉大后方，以便全力与曹魏抗衡，诸葛亮亲率川军南征。他坚持“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孟获屡擒屡纵，共达七次之多，终于征服了孟获。这个桀傲难驯的蛮王带领妻子兄弟和死党，心悦诚服地拜倒在诸葛亮的面前指天发誓：“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也！”“七擒孟获”乃是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上大书特书的篇章，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诸葛亮的南征确是史实，连“七擒孟获”也是见诸于史料记载的。《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记道，诸葛亮到南中之后，连战连捷。他得知孟获在当地深得人心，便设计活捉了他，但孟获并不心服。诸葛亮便放了他，让他再来一战。结果盂获一连被俘虏了七次，才真正心悦诚服了。东晋史学家常璩在他的《华阳国志》中，也留下了“七擒孟获”的记载。
此事虽见于史书，但并不等于就是确凿的史实。因为即使以常理推论，所谓“七擒孟获”也很难经得起推敲，《续云南通志》认为，诸葛亮于后主建兴三年（225年）春三月从成都出兵，当年秋天到达滇池(今云南昆明)，并彻底平息了这场大规模的叛乱。诸葛亮渡泸至滇池，仅用了五六个月时间，岂容如此耽搁时日。
从四川盆地到云南中部，路程达一千多公里，且全是崎岖难行的“蜀道”。在交通条件十分落后的古代，南征大军光是花费在路上的时间就需要三个月以上。剩下的三四个月，蜀汉军队还分别平定了其它几个地方的叛乱。这样一来，用于平定益州地区叛乱的时间最多只有两三个月，无论是诸葛亮还是孟获，都不可能组织起多达七次的战役。
其次，严峻的形势也不容许诸葛亮从容不迫地搞什么“七擒七纵”。诸葛亮南征的时候、正是蜀汉政权的“危急存亡之秋”。刘备东征，被陆逊火烧连营，国家精锐损失殆尽，元气大伤。北方有强大的曹魏虎视耽耽，东方好不容易才同东吴恢复了睦邻友好关系，而大后方又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
清代撰修的《通鉴辑览》指出，对于诸葛亮来说，当务之急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平定南方叛乱，然后立即挥师北上，对付蜀汉的头号敌人——曹魏。所以，即使诸葛亮有充分的把握对盂获屡纵屡擒，一生以谨慎著称的他也不会这么干。
正如《通鉴辑览》所说，“七擒孟获”的故事虽然为后世津津乐道，而实际上却是“无识已甚”。
陈寿所撰《三国志》乃是记载三国史实的最权威的史籍，此书中不但没有“七擒”的记载，连孟获其人也没有，作为一位严谨的史学家，他不采用这个传说，是有其充分道理的。
诸葛亮如何被神化
诗人杜甫有“诸葛大名垂宇宙”的诗句，可见这位一代名相在世人心中很早就有了至上的地位。诸葛亮可能是中国政治史中少有的为不同政治地位、不同政治立场、不同政治风格的人们所共同称道而享有美誉的政治家，在民间，他又成为智慧的象征。诸葛亮自陈心志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成为一种献身精神的典范。
陈寿写《三国志》是在西晋，距离曹魏时间比较近。出于陈寿的立场，他在《三国志》中，将魏晋作为正统，孙吴和刘蜀都是分裂天下的角色，所以对诸葛亮的生平记事秉承了较为客观的态度，他认为诸葛亮是长于内政而短于军略的。
一直到南宋以后，诸葛亮被朱熹大大推崇，文学著作开始树立诸葛亮这个“光复汉室”的典型。诸葛亮被神化的大量举动也在此后出现。
我们在讨论诸葛亮顶上何以形成辉煌的光环时，还有必要认识与此相关的“鱼水君臣”神话的生成和影响。
刘备三顾茅庐得诸葛亮，一句“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被后世传为君臣关系至契的佳话。武则天诗作中所谓“君臣德合，鱼水斯同”，是一种政治宣传。而李白诗中“刘葛鱼水本无二”，以及“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岑参“感通君臣分，义激鱼水契”等等，都在“鱼水”二字中暗含某种个人政治理想。
古代士人的“鱼水君臣”幻想，是专制制度下特有的文化现象。诸葛亮形象得以神化，也有历代文人借以寄托功名抱负，透露政治期望的因素。
四、关羽的真实面目
世人皆知关羽，从“温酒斩华雄”的英迈到“千里走单骑”的忠义，从遍布世界的关帝庙到香港影视剧里警察局供奉的香案，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把关羽当成神去看待。关羽的尊号一封再封，从关公、关二爷到关帝，直至清朝取代岳飞成为与孔子并列的“武圣”，他终于走上神坛，名垂千古。
一介武夫
因《三国志》作者陈寿“尊曹抑刘”的倾向，关羽的传记不足千字，可以确定的是，关羽是一员勇猛非凡的虎将，但也不过一介有勇无谋的武夫。关羽的身世一直不详，到清代康熙年间才出土了他家族的墓碑，他其实出自一个经学世家，至少在他父辈时还以学问为业。（《关侯祖墓碑记》：“（羽祖关审）冲穆好道，常以《易》、《春秋》训其子。”）但没有更多证据显示关羽本人饱读诗书，后世广为流传关羽“夜读《春秋》”的形象，恐怕还是受罗贯中的影响。
关羽确实武艺高强，颜良就是被他“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的。（《三国志·关羽传》：策马刺（颜）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不过接下来的“诛文丑”则又属《三国演义》的发挥。“诛文丑”出现在《三国演义》第二十六回“关云长挂印封金”，为制造气氛铺垫关羽出场，作者先交代了曹操帐下名将张辽、徐晃等都拿文丑莫奈何，等关羽出马，三两下就把文丑搞定。文丑是袁绍手下名将，本事也着实了得，他就这般“冤死”了。按史载，文丑命丧于著名的官渡之战，而且很可能死在乱军之中（《三国志·袁绍传》：绍渡河，壁延津南，使刘备、文丑挑战。太祖击破之，斩丑。），和关羽搭不上干系。
鲜为人知的是，罗贯中是山西太原人（另有山西祁县、清源人说），他在小说中把老乡山西解县人关羽当作儒家学说“仁义礼智信”的典型代表，大书特书关羽的丰功伟绩。和诛文丑一样，华雄本为孙坚所杀，蔡阳实为刘备所斩，罗贯中把别人的战绩，硬塞到关羽的“功劳薄”上。历史上确有其事而夸大其词的更是多见，如为护刘备家眷“千里走单骑”属实，但中途添加“过五关斩六将”则是子虚乌有；还有“水淹七军”的神机妙算，实际上是天降暴雨所致，关羽捡老天爷的功劳而已。为突出关羽“高大全”式的形象，罗贯中把这些骄人战绩，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全部转到关羽名下，以彰显其骁勇机智。
细读《关羽传》更可发现，历史上的关羽极度缺少政治头脑。他不懂得联吴抗曹的重要性，拒绝孙权的联姻，态度很不友好，辱骂求婚的使者：“犬子怎能配上虎女？”得罪了东吴。这之后的故事人们都熟悉了，孙权谋取荆州后，将关羽父子斩杀于临沮，孙刘联盟也彻底破裂。
刚愎自负
如果说缺少政治头脑葬送了蜀汉的前程，那么“颇自负，好凌人”就是关羽个人最大的性格缺陷。
建安十九年（214年）马超来降，关羽致信诸葛亮探问虚实，亏得诸葛亮知道他的那点“小算盘”，说马超虽与张飞棋逢对手，却难与关羽为敌，因为有孔明的表态，关羽才放下心来，并沾沾自喜。（《关羽传》：（诸葛亮）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陈寿的《三国志》记载这个事情本很简单，但到了《三国演义》那里，因为罗贯中把关羽的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也当成是优点（至少是特点）来写，甚至出现了关羽不顾驻守荆州的军职，一心要入川与马超决斗的情节。
关羽对马超尚且如此，年迈的黄忠就更不放在眼里了。《三国志》里记载有关羽对黄忠的态度。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黄忠在汉中归降，刘备、诸葛亮有意将他和其他几人封为“五虎将”，却担心关羽耻与黄忠同列。（《三国志·黄忠传》：诸葛亮说先主曰：“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原来马超、张飞都在战场上见识过黄忠的实力，对这个提议肯定没问题，他们就怕到关羽那儿有意见，说明关羽自负的性格是尽人皆知的。事情果然按刘、诸预想发展。《三国志·费诗传》记载，刘备称汉中王后，派费诗去封关羽为前将军，关羽听说黄忠被封为后将军，十分生气，说：“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态度极其嚣张、不可一世，费诗好说歹说才劝服关羽接受封职。
刘备、诸葛亮等人这样的迁就，进一步加剧了关羽唯我独尊的病态心理。等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他更是居功自恃起来，看不起麋芳、傅士仁等搞后勤的军官。后来，眼看关羽出军乏粮被困，掌握着粮草用度的糜、傅二人以牙还牙，不准备出手相援，关羽哪里受过这等气，扬言“还当治之”，准备回来治他俩的罪，逼得二人反叛。最终，关羽败走麦城，再也没有机会治他人罪了。
好色之徒
其实，关羽也算有点好色。据《关羽传》注引《蜀记》记载，建安三年（198年），刘备与曹操合力攻打吕布时，关羽向曹操要求说等攻下城后，想要得到士人秦宜禄的妻子杜氏。但是下邳城破以后，曹操命令捉了杜氏先送来让他自己瞧瞧，结果好色的曹操忘了对关羽的承诺，把这妇人给自己留下了。自此之后关羽和曹操就有了间隙。
说关羽和曹操为了争女人翻脸，以至于最后“身在曹营心在汉”，这显然有一些言过其实。而因史籍所载有限，我们不清楚关羽讨要杜氏真正动机何在。而杜氏的儿子由曹操抚养长大，就是后来的魏国骁骑将军秦朗，一度是魏国最炙手可热的人物。由于关羽死得比曹操还早，史书没留下他与秦朗的蛛丝马迹，所以关羽和杜氏到底有过什么瓜葛就成了一个谜。
千百年后，关羽不再是那个凡人的关羽，他的一切性情、弱点被人们羽化、升华，逐渐变成了一个完人。隋朝佛教天台宗的创始人智者大师授关羽亡灵“菩萨戒”，他被封为伽蓝菩萨。唐高宗拉关羽入武庙，与姜子牙并驾齐驱。道教天师编造了“关公大战蚩尤”的弥天大谎，关羽又成为道教的头号尊神。历代帝王更是对他屡加封号，宋徽宗封他为忠惠公，明神宗封他为关圣帝，清道光皇帝封他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他的名号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比孔子的“大成至圣文宣王”还高出一筹。他在洛阳的墓地仅次于皇帝的陵墓，称为“关林”，他的庙宇，与孔庙一样，遍布中国。
解释这一现象是费力的。统治者给他封爵加号，看中的是他的忠义，借以巩固统治。于是乎，这位生前并无丰功伟绩可资夸耀的凡夫俗子，死后却被神化为超越历史的战神甚至财神，最终脱胎换骨，成了三教九流都顶礼膜拜的道德楷模，人间神祗。
关羽为何成为财神？
关羽死后，成为儒、释、道三教都供奉的神灵，享受历代统治者的一路崇封，都还“情有可原”，但关羽为何成为了财神，需费一番思量。
原来，中国古代的商帮最讲究的就是一个“义”，他们知道经商必须同心志合，恨不得像桃园三结义那样的一心一意。而关羽是个义神，商人们就把这个“义”字投射到关羽身上去了。尤其到了晚明，晋商开创了很多重要的商业制度，其中之一就是打出一个口号——“以义取利，诚信天下”，他们集体包装出来的代言人，就是关羽。
因此中国才出现一种“上关下财”的财神。上边是关公，下边是一般的财神。关羽在财神里面代表道德，是道德神，也就是说他代表了中国传统商人向往的美好商业制度：义在上，利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