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间秘密宗教
民间秘密宗教是指在民间秘密流行而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禁止和镇压的宗教。严格说来，东汉以来已存在秘密宗教。但这里所说的是特指宋元，特别是明清的秘密宗教。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农民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打着宗教的旗帜、或以宗教作为组织形式的农民起义时有发生。农民利用的宗教，一般就是秘密宗教。由于时代潮流的影响，这些宗教都具有三教合一的特点，并且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影响较大的有白莲教、摩尼教、罗教、黄天教、红阳教、闻香教、八卦教等。
白莲教原为佛教净土宗的一支，称白莲宗，为南宋初茅子元所创立。他先学天台宗，后慕东晋慧远建白莲社遗风， “劝人皈依三宝，受持五戒”，编成《莲宗晨朝忏仪》，代众生礼佛忏悔，祈愿众生往生净土，在平山淀山湖(今上海青浦县西)建立“莲宗忏堂”，自称“白莲导师”。他主张禅、净一致，即使“不断烦恼，不舍家缘，不修禅定”，也可往生净土。官府以“事魔”之罪把他流放到江州(今江西九江)，以后被赦，应诏为孝宗说教义，受赐“劝修净业莲宗导师慈照宗主，”著有《圆融四土图》等。 (《莲宗宝鉴》卷四)该宗教徒“谨葱乳，不杀，不饮酒，号白莲菜。”(《佛祖统纪》卷四十七)元代以后，此宗吸收弥勒信仰，认为弥勒菩萨将从兜率天宫下生人间成佛，在龙华树下三度说法度众，信徒到处成立白莲社。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反复遭禁i在流传中又吸收摩尼教的二宗(光明、黑暗)三际(初、中：后)教义及其明王信仰，认为光明(善的方面)终将战胜黑暗(恶的方面)，出现光明的王国。元末韩山童领导的红巾军起义曾利用白莲教，称“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 (《明史·韩林儿传》)。明正德(1506—1521年)以后，受罗教影响，吸取“真空家乡，无生老母”观念，说无生老母派弥勒佛等神佛下凡，拯救众生回“真空家乡”。白莲教的教派很多，明代有闻香教、大乘教清茶门等教门；清代有清水教、八卦教、天理教等。利用这些教门起义的农民很多，著名的有明天启二年(1622年)山东徐鸿儒起义，清嘉庆年间川、鄂、陕的白莲教大起义等。
摩尼教公元三世纪，由古伊朗的摩尼所创立。此教在祆教二元论的基础上吸收基督教、佛教、诺斯替教(希腊一罗马古代秘传宗教之一)等教义而形成自己的信仰理论，以二宗(光明、黑暗)、三际(初际、中际、后际)为根本教义，认为“先知”摩尼作为明王的使者，将通过传教教化，最终战胜黑暗，出现光明王国。唐初传人中国，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年)，波斯国拂多诞持《二宗经》来华传教；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敕“末尼是邪见，妄称佛教，既为西胡师法，其徒自行，不须科罚”(《佛祖统纪》卷五十四)。此后在两京及荆扬诸州都建有为波斯人及回纥人使用的摩尼教寺，其徒白衣白冠。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灭佛，摩尼寺也被毁，教徒被迫还俗，此后便成为秘密宗教。五代梁贞明六年(920年)，陈州母乙曾利用摩尼教发动起义。《佛祖统纪》卷五十四记载： “其徒以不茹荤饮酒……画魔王踞坐，佛为洗足，云佛大乘，我乃上上乘。”统治者蔑称此教为“食菜事魔”教。北宋方腊起义(1120年)曾利用摩尼教；南宋初年，信州，严州、宣州、赣州的农民起义也曾利用此教。
罗教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由山东即墨人罗清(又名罗梦鸿，后被教徒尊为罗祖)创立于直隶密云(今北京市密云县)。罗清著有《苦功悟道卷》。其教与禅宗南宗相近，主张不立文字，否定佛像寺庙；以“真空”(此取自佛教般若学)为宇宙本原，创“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真诀，劝人修证来世。该教的基本群众是漕运水手，以运河两岸为活动中心，在各地设有庵堂，内供奉罗祖像，并有五部文册经卷。曾对青帮的形成有较大影响。罗教后来分为无为教、大乘教，江南则有老官斋教。
八卦教康熙年间(1662—1722年)由山东单县人刘佐臣创立，以八卦作为组织形式，形成“内安九宫，外立八卦”的宗教体系。此教也称五荤道、收元教、清水教、天理教、九宫教等。实际是从元明白莲教演变而来。清中叶，山东的清水教起义和直、鲁、豫的天理教起义，清末的义和团运动，都曾利用此教。
四、伊斯兰教
伊斯兰是阿拉伯语Islām的音译，意为“顺从”。伊斯兰教在中国也称“回教”、“清真教”、“天方教”等。七世纪初由阿拉伯半岛麦加人穆罕默德(约570—632年)创立。主要教义是：信仰安拉(Allāh，中国也译为“真主”)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唯一的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以《古兰经》为根本经典，认为它来自安拉的“启示”。信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安拉的“前定”，并信仰“死后复活”、“末日审判”等。规定教徒应做到“五功”：念“清真言” (“除了安拉，再没有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礼拜、斋戒、纳天课(宗教课税)、朝觐(教徒如有可能，一生应去麦加朝觐一次)。穆罕默德创教后，在麦地那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随着阿拉伯半岛的统一，发展为全半岛的统治宗教，八世纪初发展为跨欧、亚、非三洲的世界性宗教。七世纪随着大食(阿拉伯)与中国的经济往来，传人中国。现史学界一般以唐永徽二年(651年)大食朝贡使进献作为伊斯兰教传人中国的开始。唐时称伊斯兰教为“大食法”，杜环《经行记》最早记述了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和仪规(见杜佑《通典》卷193、194)。但整个唐宋时期，信仰伊斯兰教的主要是来华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等。元代，随着西域等地被蒙古军征服，大量所谓“色目人” (包括畏吾儿、回回等十几个民族)来到内地，他们大部分已信奉伊斯兰教。此时大食人来华的也比前代多。因此，元代伊斯兰教得到较大发展。在《元史》和《元典章》中，一般把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称为“回回”，其礼拜堂为“回回寺”。从元代政策来看，对伊斯兰教是歧视的。明清时期，伊斯兰教虽仍受到统治阶级的歧视和压迫，但取得比较深入的传播，教徒以中国人为主体，不仅信奉此教的汉人是中国人，就连过去来自阿拉伯、波斯等地的信徒，也成为中国人了。伊斯兰教深入到内地农村，各地建了很多礼拜寺。伊斯兰教在宗教教育、学术研究方面，也有较大发展。伊斯兰教的寺院教育，其首倡者是明代的胡登洲(1522—1597年)。到清末，以礼拜寺为中心的宗教教育相当普遍，主要课程包括学习阿拉伯文、教授教法和宗教哲学。明清时期，中国出了一批伊斯兰教学者，他们著述译书，对传教和伊斯兰教教育的普及，起了推动作用。其中明末清初的王岱舆所著《清真大学》、 《正教真诠》，张中的《归真总义》，伍遵契所译《归真要道》，马注的《清真指南》，清代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圣礼择要解》、 《天方至圣实录》，马德新所译《四典要会》、所著《性命宗旨》等，都比较有名。马德新的《宝命真经直解》和清末马联元的《孩听》，可说是《古兰经》的最早汉文译本。伊斯兰教至今仍在回、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吉克、塔塔尔、柯尔克孜、撒拉、东乡、保安等十个少数民族中流行，在历史上对这些民族的生活习俗、道德观念和文化艺术等有过深刻的影响。
五、宗教典籍
中国拥有丰富的宗教典籍，其中佛、道二教的典籍最多，影响也最广泛。它们不仅是宗教典籍，实际也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其中虽然具有大量神秘主义和封建迷信的内容，但也包含不少有价值的以至科学的成分。
自佛教传人中国以后，中外僧人翻译了不少佛典，我国僧人也写出了大量佛教著作。从东晋道安开始，不少人对佛教典籍进行分类整理，撰写目录和提要。现存经录中，著名的有南朝梁僧祜《出三藏记集》、隋代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唐代道宣《大唐内典录》、唐代智升《开元释教录》、唐代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等。随着印刷术的进步，佛经从手写转为雕版印刷。我国第一部雕版《大藏经》是在北宋初的开宝四年(971年)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由朝廷主持雕印的，所收范围以《开元释教录》为准，简称《开宝藏》。以后民间也多次组织雕印佛经，其中至今保存完备的有宋末元初由江苏碛砂延圣院雕印的《大藏经》，简称《碛砂藏》，现在流行的是上海1935年的影印本。辽、金、元、明、清各朝统治者也都组织雕印《大藏经》。中国的《大藏经》也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现存十三世纪由朝鲜高丽王朝雕印的《高丽藏》，主要依据的是《开宝藏》和《契丹藏》。现国内常用的有本世纪初由上海频伽精舍出版的《频伽校印大藏经(《频伽藏》，此原据日本《缩刷藏经》排印)，以及日本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经》(《大正藏》)。目前我国正在据《金藏》(《赵城藏》本)和其它经藏编印《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西藏文《大藏经》由称做“甘珠尔”(经律)和“丹珠尔” (论)的两大部分组成，现存的主要有十八世纪的北京版、德格版、纳塘版三种。这些《大藏经》是研究古代印、中、日等国佛教史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这些国家古代社会和文化的重要资料。
道教创立后，从《太平经》开始，以后各种道书大量出世。南北朝宋时，道士陆修静首编道书目录，名为《三洞经书目录》，书中称行世经典1090卷。“三洞”者，指洞真、洞玄、洞神，谓分别传授自天宝、灵宝、神宝三清系统的经典，即用作道书的分类法。唐开元年间(713—741年)，首次将道书编辑成“藏”，天宝七年(748年)诏令传写传布。宋时编《宝文统录》，以后又加以增编。按三洞、四辅(太清、太平、太玄、正一)分类，采千字文编号，称《大宋天宫宝藏》，奠定了后世《道藏》编纂体制。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又重加较补，称《崇宁重校道藏》。政和年间(1111—1118年)又增修，称《政和万寿道藏》，并予以雕印。此后金、元均以此藏为底本重行刊印。但以上道藏因兵火和元代佛道之争，几经焚毁，早已散失。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由邵以正督校，编为《正统道藏》雕印；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又雕印《万历续道藏》。此二藏至今保存，为研究道教提供了基本资料。此外，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彭定求收集道书200多种，辑成《道藏辑要》，以二十八宿编号，分为28集，200余册。虽为《道藏》的节本，其中也包括明版《道藏》之外晚出的道书。现流行的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重刊本《道藏辑要》。《道藏》内容十分庞杂，除道书外，还有诸子论著及注释，以及有关医学、化学、生物、体育、保健等著作。佛、道教经典部帙庞大，例如，《大正藏》全一百卷(册)，收佛书3360部13520卷，现正编纂的《中华大藏经》拟出220册，正续二编拟收佛书4200种，23000卷。道教书籍，正续《道藏》收道书5485卷。与此相比，修于清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七年(1772—1782年)的《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以卷数与之相比，佛书相当它的四分之一左右，道书相当它的百分之七左右。由此也可以看出佛、道教典籍在中国文化典籍中的份量。 (杨曾文)
中国古老神秘文化——傩戏和傩戏面具
中国的傩祭和傩戏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古代的诸多历史文献中就有了关于远古以来的傩祭、傩戏的许多记载。 《古今事类全书》说： “昔颛顼氏有三子，亡而为疫鬼。——于是以岁十二月，命祀官时傩，以索室中而驱疫鬼焉。”该文献载明了原始社会末期——颛顼之时就有了傩祭的活动， 《事物纪原》说： “周官岁终命方相氏率百隶索室驱疫以逐之，则驱傩之始也。”实际指出从周代开始有驱傩活动，虽然二书关于傩祭之始在时间上相差上千年，但无论如何，傩祭在上古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到了孔子生活的时代，傩祭已经非常盛行，所以《论语·乡党》说，孔子有一次遇到乡人行傩，就穿着朝服恭敬地站在庙之阼阶观看。随着历史的演变和社会的发展，发生了从人的神化到神的人化、从娱神到娱人、从艺术的宗教化到宗教的艺术化的转变，傩戏应运而生了。从傩嬗变到傩戏，大约是宋代的事情。宋代成书的《东京梦华录》载：至除日，禁中呈大傩仪，并用皇城亲事官。诸班直戴假面。绣画色衣，执金枪龙旗。
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伟，贯全副金镀铜甲，装将军。用镇殿将军二人，亦介胃，装门神。教坊南河炭丑恶魁肥，装判官，又装钟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共千余人。自禁中驱祟出南熏门外，转龙湾，谓之“埋祟”而罢。这段文字具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带有明显的戏剧特征。释道隆《大觉禅师语录》有一首诗日： “戏出一棚川杂剧，神头鬼面几多般；夜深灯火阑珊甚，应是无人笑倚栏。”这首诗讲的是南宋时期四川涪陵一带流行着戴假面表演的傩戏。 ’
古代，傩祭、傩戏的流行面很广，西南地区、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嫩江流域都有流行。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演进，傩祭、傩戏在嫩江流域、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一带则日趋衰亡。然而偏僻的西南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以来交通闭塞、科学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形成的封闭性社会环境和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个性，以及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的惨透，为傩祭和傩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以贵州为中心的广阔地带，包括贵州全省、云南东都、四川南部、重庆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和西南部、广西北部，时至今日仍为傩祭和傩戏流行的地区，而且保存的傩戏最多、品种最全、特色最为显著。这一地区丰富多彩的傩戏群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即地戏、傩堂戏、变人戏。
在傩祭中，面具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傩祭之风盛行的商周时期，为了在傩祭中获得强烈的祭祖效果，主持傩祭的方相氏佩戴着“黄金四目”面具。《周礼·夏官》说：“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末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摊，以索室驱疫。”方相氏成了驱鬼逐疫、消灾纳吉的神化形象，那模样神秘可畏。在傩戏表演中，面具则成了傩戏造型艺术的重要手段，也是傩戏最为重要、最为典型的道具。演员佩戴面具是傩戏区别于其他戏剧的重要特征。
伴随傩祭而产生和发展的傩面具，源远流长，丰富多彩。除了《周礼》等等诸多历代文献对傩面具作了较为生动和形象的描述外，多年来一些地方已出土和发现了不少属于远古、上古、中古、近古的傩面具实物和面具图像，发现近代以来的傩面具的实物则更为丰富。例如四川巫山大溪出土的双面石雕人面、山东邑县岗上村出土的玉雕人面、甘肃永昌鸳鸯池出土的石雕人面、辽宁牛梁河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泥塑女神头像等等就是远古时期很有代表性的傩面具。河南安阳和浚县、北京房山和平谷、陕西西安和城固等地出土的青铜面具则是商周时期(上古)傩面具的典型代表。广西西林出土的西汉青铜面具、江苏徐州出土的西汉玉质面具、湖南溆浦出土的汉代滑石吞口等等正是中古时期的典型傩面具。近古和近代以来遗存的傩面具，全国算起来，可谓成千上万，其中一部分是通过考古发掘得到的，更大一部分直至现在仍在民间流传或为傩戏艺人收藏。
无论是傩祭活动还是傩戏演出，面具都被赋予了神秘的宗教与民俗含义。在傩文化圈子里的人们的意识中，面具是神灵的象征和载体，如何对待面具，往往要遵守约定俗成的各种清规戒律。例如制作面具时要先举行“开光”仪式，取用面具要事先举行“开箱”仪式，存放面具要举行“封箱”仪式。又如不让女人触摸面具，不让女人佩戴面具，面具的制作、使用、存放都是男人的事情。男人戴上面具即表示神灵已经附体，不得随意说话和行动。尽管傩面具被赋予了复杂而神秘的种种宗教和民俗的含义，但它本身却不失为艺术百花园的珍品。它本身就是一种造型艺术，遵循着它自身的艺术规律与原则。其造型，往往因角色的不同而有差异。其表现手法主要以五官的变化和装饰来完成人物的骠悍、凶猛、狰狞、威武、严厉、稳重、深沉、冷静、英气、狂傲、奸诈、滑稽、忠诚、正直、刚烈、反常、和蔼、温柔、妍丽、慈祥等等性格的形象塑造。从戏剧角度讲，面具具有艺术代言体的功能，什么角色一般佩戴什么面具都有讲究。同时，各种千姿百态的面具造型一经展示，便让人获得无穷的艺术美感。骠悍之美、凶猛之美、狰狞之美、刚烈之美、英气之美……无不显示其中。
傩面具的各种艺术造型、质料选择、色彩运用、功利目的、民俗意象等等，都因地域、民族、文化、审美等方面的不同而有差异。也正因为如此，傩面具于是更加表现得千变万化、多姿多彩。下面对地戏、傩堂戏、变人戏这么三种典型傩戏及其面具分别作一概略介绍并略加论述。
中国文化中的神仙都是怎么诞生的
(一)黄金时代
巫师是古老的职业，古老到什么程度呢?远古时曾经有过“家为巫史”的情况，就是说，人人都会玩两手巫术。然而，那时人们运用巫术就像我们现在吃饭、握手一样平常，不是谋生的手段，因此在严格意义上还不能叫职业。
家常菜人人会做，却有好坏之分。巫术也是这样，用得多了，就有高下之分。比如，巫师甲预测一天后下雨，巫师乙预测三天后下雨，结果一个月后下雨了，因为乙的预测最接近，大家就说乙的巫术最灵(这种思维方式在当时很正常，有人管它叫原逻辑)。那时候，巫师都是由高层领导担任的。酋长和高层贵族组成了部落的最高统帅部，实际上也可称宗教事务部，因为那时候的大事也就是巫术和打仗两样，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如果哪位巫术玩得纯熟，而且打仗勇猛，众人肯定会推举他做酋长，绝对依照“专家治国”的原则。正因为巫师都是当时的精英分子，所以后人追忆巫师的光辉形象时，说他们“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意思就是说巫师们都是智商极高的，而且有千里眼、顺风耳，能准确地预测未来的吉凶。
所以，最早的职业巫师其实就是咱们那些最早的有名有姓的老祖宗。黄帝、蚩尤，都是把巫术练到顶级的巫师。在黄帝蚩尤大战中，蚩尤作法请神下雨，黄帝则驱动旱神天女止雨。蚩尤斗法失败，于是被杀。这是典型的巫师斗法!倒真惊天地，泣鬼神。更重要的是，这一仗决定了我们把自己称为“炎黄子孙”而不是“蚩尤子孙”。 ，
其他能在史书上留一笔的上古贤君贤臣，多半也都有巫术绝活。据说大禹在治水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步伐，这套“凌波微步”被后来的道士们奉为“万术之根源，玄机之要旨”，比之少林寺的《易筋经》亦未遑多让。商汤为了求雨，要点火自焚，有人说这是装样子，但如果不是大家公认他是全国最好的巫师，他即便想作秀也没机会。
“传说时代”是巫师的黄金时代，到了有实物、文字证据的时代，巫师就不太灵光了。商代家大业大，国王要高瞻远瞩，政治活动越来越重要，宗教事务就分别交给手下人去打理，分工也越来越细。于是就有了专门整理巫术档案的“史”，有了专门负责祷告的“祝”，有了专门负责整治王八的“卜”；真正原始意义上的巫师，只负责跳舞求雨。更惨的是，当时盛行“暴巫”——天旱时把巫师放在烈日下曝晒来感天动地求得雨水。做巫师做到这个份上，真是失败中的失败。
当然也有混得好的，比如巫贤，在商王太戊时，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过，总的看起来，宗教事务部已经降格为宗教事务局了。不仅如此，兴致高时商王还经常越级指挥，亲自参与占卜活动，一会说这块龟甲的洞烧得不好，一会说我来看看明天下不下雨，而且还要收版税，所以在甲骨文里经常见到“王占日”的字样。顺便说一句，那时的王八可能真的很大，以至于几百年后春秋的郑灵公收到一只王八，就敢把满朝文武都请来开“王八宴”。
(二)蓝领工人
周代出了个周公，喜欢“以德治国”。巫师们文化程度不高，日子就更难过了，根据《周礼》记载，卜、祝、史的爵位都是下大：夫，而司巫及男巫、女巫的爵位只是中士，已有沦为官府小厮的趋势。
国营的日子难过，但集体和私人小企业却异常兴旺。民间巫师在春秋时期非常活跃， 《左传》中提到的卫巫、巫、梗阳之巫、桑田巫等，在本国都是不出十大杰出人物之列的。预测人的生死寿天、国家的战争胜败，简直是一碟小菜，有时准确程度甚至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
公元前555年，晋国的苟偃想讨伐齐国，一时不知成算如何。有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和晋厉公打官司，当庭败诉，被晋厉公用戈把脑袋砍了下来。过了几天，苟偃在路上碰到了梗阳的巫师皋，于是把梦的内容告诉巫皋，请他给自己搞个精神分析。巫皋说： “看来您今年是死定了。不过如果跟齐国开战，倒是必胜无疑。”
果然，晋国率领一帮同盟军把齐国打得落花流水，而荀偃当真在回师途中病死了。
这还不算最神的。早些时候的公元前581年，晋景公梦见有个大鬼闯到宫里来追杀自己，还说是奉了天帝的命令。醒来后他请桑田巫预测吉凶，桑田巫说： “您恐怕吃不到今年的新麦子了。”
晋平公当场就病倒了，派人到秦国去请专家来会诊，结果专家说已经病入膏肓，没治了。得，安心等死吧!没想到，六月初六这天，新麦子送来了。晋景公登时神清气爽，叫人把麦子煮好，然后把桑田巫抓来杀掉，死前还让他最后再亲眼看看新麦子。杀了人之后，晋景公正准备安心享用宫廷煮麦子，突然肚子痛要方便，也真邪门，他就在方便的时候掉进宫廷厕所里淹死了，还是没吃到新麦子。桑田巫虽然死了，但是他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预测巫术。
巫师虽然有本事，可时代总在进步。有点智慧的人都不大瞧得起巫师，往往拿巫师作为反面教材。孔子就曾经说： “南人有言日： ‘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
意思是说，一个人要是没有恒心，连巫师和医生也做不好。
荀子也说： “今世俗之为说者，以桀纣为有天下，而臣汤武，岂不过甚矣哉。譬之是犹伛巫跛匡大自以为有知也。”
意思是如今有些信口开河的人，说什么商汤和文王曾经分别给桀和纣打工，这些自以为是的家伙都跟巫师一个德性。当然，话语中还可以看出荀子有点歧视残疾人的倾向，这是很不礼貌的。
有需求就能产生效益。经营方式机动灵活的民间巫师，虽然不被思想家们瞧在眼里，但在民间还是很有影响力的，日子也因此过得比较滋润。西门豹治邺，治的就是民间的巫师。那位主张为河伯娶媳妇的七十多岁的老巫婆，竞然把持了邺城所有的巫术产业。官方的巫师早不知到哪里去了。要是没有政府撑腰，李逵还真斗不过李鬼。
(三)死水微澜
从战国后期开始，巫师曾经迎来过短暂复苏的黄金时代，顾颉刚说：“在日益高涨的神仙思想尤其是统治阶层好仙风尚的刺激下，这些原本流落并活跃于下层民间的巫、医之流便纷纷而起，自觉地以神仙说为宗旨，并重新有意地综合巫、医之长，同时又进一步吸取了道家、阴阳家的理论养料，终于形成了一个以长生不死为旗帜的具有较高文化素养与技术专长的有学有术的特殊阶层——神仙方士集团。”
巫师们在民间大搞迷信，弄点小钱补贴家用，但在政治上却没有什么前途。一批有理想的巫师念念不忘远古时代的荣光，力图再为帝王师，重铸帝王魂。这一次，他们的目标很明确，要跳过所有的中间人，直指最高统治者。
巫师们先夸说自己如何机缘巧合，得到了不死药，如何健康长寿。在社会上掀起追求长生不老的风潮后，再去游说帝王。比起前辈来，这些巫师在知识结构上有很大的进步，一方面在理论上更加过硬，什么阴阳五行八卦气功之类的学说一齐上阵；另一方面不再局限于小地方活动，他们四处云游，一会出海，一会上山，既开阔了眼界，又广交了朋友。于是在战国中后期，方士集团逐渐形成。一时间，整个东海岸都有方士们出没，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纷纷派遣方士们出海寻找住着仙人的海岛。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最热衷的就是寻找神仙和不死药。在秦始皇的感召下，神仙学成为全国最热门的专业。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山东、河北一带沿海的农民兄弟，一放下锄头就自发地研究神仙、方术。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咸阳献宝，在阿房宫出入的方士，有名有姓的就有十多个，其中就包括率领几千童男童女出海的徐福。秦始皇当然也没闲着，他三番五次地出巡，访求不死药。
秦国灭亡后，汉武帝再接再厉，高举起求仙的大旗。汉武帝时的国力更加强盛，方士人数更多，文化水平也更高，据不完全统计，向汉武帝上书兜售成仙秘方的就有上万人。汉武帝上当归上当，求仙的热情依然不减，一直到死都没有放弃。
巫师(方士)在西汉风光无限，可从本质上说，不过是皇帝的小厮，除了请神仙、找不死药这些技术活儿，他们什么用场也派不上。东汉后期，神仙方术被道教吸收，不少方士就转行做了道士。
巫师的黄金时代到底远去了。
儒家的文人们一说起圣人，尤其是先秦的那些著名圣人，总是啧啧有声地赞叹。即使说来说去总不过是些仁义礼智信之类的套话，也仍然乐此不疲。赞美的话儿讲了一箩筐，圣人的长相却很少有人提起。推想起来，能做圣人的，就算不是英俊神武，相貌也应该在中人之上吧。
不过，有人并不这么看。在荀子眼里，没有一个圣人模样周正：孔子脸上像蒙了张驱鬼的面具；周公身体像一棵折断的枯树；皋陶的脸色永远像削了皮的瓜一样泛出青绿色；大禹腿是瘸的，走路一跳一跳；商汤半身不遂；最不可思议的是舜，眼睛里有两个瞳仁。这些形象岂止是不周正，简直就是些歪瓜裂枣。幸好荀子在古代并不受重视，要是也像孔孟那样受尊崇，真不晓得道学先生们该怎样为圣人涂脂抹粉了。
荀子的说法并不是无稽之谈。我们曾经介绍过，古代的圣人们大抵都做过巫师，而巫师对脸蛋的要求的确不怎么高，有时甚至专挑其丑无比的人。古人有自己的道理，他们认为长得奇形怪状的人往往天赋异禀，感受上天的气也比旁人多些，更容易与上天交流。丑，因此成了资本与财富。
不过根本的原因并不在此，毕竟天生丑陋的人并不多，丑陋而又热爱巫师职业的人更少，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热爱巫师职业又能从事这一行当的更是少之又少。
巫师的丑，主要是因为他们戴了面具。
面具又是怎么产生的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巫师作法，通神的法器必不可少，法器的种类也很多，比如鼓、羽毛、酒等等。动物也是巫师的重要助手。在古人看来，不少动物具有与神交流的能力，所以找个动物做助手是很有必要的。
比如从商朝开始，人们就用龟甲占卜，在他们看来，龟甲上烧灼的裂纹能够反映天意。到了周朝，大概乌龟王八比商朝时少了很多，因此更多地是用蓍草来占卜。但遇到非常困难的问题时，还是要用龟甲来占卜，而且龟甲占卜的结果具有优先权。各诸侯国都把龟甲作为镇国之宝，碰到水火之灾，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保护好龟甲。士大夫们在政治斗争中失利、被迫流亡国外时，也经常把本国的龟甲偷偷带走。
一些虚拟的动物也具备通神的能力，龙就是最重要的一种。张光直说：“两龙在《山海经》里是不少神与巫的标准配备。”
在商周时期的一些图案中，还出现过人把头伸进老虎、狮子等猛兽的嘴巴里的形象，这并不是猛兽要吃人，也不是驯兽杂技表演，而是动物张开大口，嘘气成风，是帮助巫师进人神灵的世界的一种方法。
《左传》上说，舜在给尧当差的时候，天下有四大恶人：浑敦、穷奇、杌、饕餮。舜把它们抓住后，发配边疆，用来抵御魑魅。魑魅是山林异气所生出的怪物，人面兽身，专门危害人类。很显然，舜这是把四大恶人当驱鬼怪的工具使唤了。其实，在神话中，这四位恶人都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怪兽：浑敦样子像个气囊，六条腿，两对翅膀，还懂点歌舞。饕餮长得羊身人面，眼睛在腋下，老虎牙齿，叫声像婴儿。杌样子像老虎，毛长两尺，人面虎足猪牙，尾巴长一丈八尺，打起架来特别不要命。穷奇长得也像老虎，有翅膀，吃人喜欢从脑袋开始。派这四位凶神恶煞去对付妖魔鬼怪，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动物虽然有通神的能力，毕竟不好侍弄，巫师们带着狮子、老虎什么的出去作法，一来不方便，二来也不安全，万一被自己的助手咬死，岂不太失面子?所以必须寻找替代的工具。把动物的形象铸造在器具上，不失为一举多得的妙法。
商周的青铜礼器，是用来通天的工具，也就是巫师的法器，当然，能用青铜器玩巫术的，都是高级巫师。青铜器上的动物纹饰，并不是简单的装饰，也能起到帮助巫师通天的作用。春秋的时候，楚庄王到周朝的首都耀武扬威，还想问问鼎的大小、轻重，言外之意是掂量周王朝的分量。幸好周朝有不少能人，比如王孙满，他对楚庄王说： “鼎的大小轻重可不是随便能问的，得看德行。当年夏朝的时候，各地进贡了青铜，铸成九鼎。上面刻画了各种动物，让大家知道什么动物是能够帮助人的，这样，外出的时候就不怕鬼怪。这鼎可是通天的，您能随便打听吗?”
这话意思很清楚了，能帮助巫师通神的动物，就刻在青铜器上。拥有了青铜器，也就拥有了神权，拥有了统治人世的权力。所以一些学者认为，商代经常迁都，主要原因就是找铜矿。
青铜器上的动物纹饰，大多是按照面具的形式铸造的。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动物纹饰，往往以脸部的形象为主体，而身子只是脸部的陪衬。
这就是面具的来历。
在面具上刻上动物的形象，如牛、羊、虎以及饕餮、龙等之后，巫师只要带上面具，就意味着与动物合而为一，具备了动物通神的能力，具备了向鬼怪挑战的能力。这时候的面具，不再是政治权力的象征，而是神力的化身。要驱逐鬼怪，首先要吓唬它们，所以面具造得总是特别恐怖。李泽厚说： “各式各样的饕餮纹样以及以它为主体的整个青铜器其他纹饰和造型、特征都在突出这种指向一种无限深渊的原始力量，突出在这种神秘威吓面前的畏怖、恐惧、残酷和凶狠。”
面具的应用首先是驱鬼，比如皇家驱鬼师傅方相氏，在工作的时候就戴着这种面具。他用的面具是黄金做的，有四个眼睛。在作法的时候，身上披上熊皮袄，也真有点熊人合一的感觉。
国家控股的巫术当然用得起昂贵的道具，但是民间巫师就不可能这么“牛”了。好在只要面具的形象到位了，质地倒不是最重要的，人们经常用皮制的或木制的面具，价钱便宜，样子也摆得过去。民间巫师们要靠捉鬼混饭吃，每到年关，就挨家挨户地上门驱鬼，以弄点零花钱，或者讨杯酒喝。’为了让出钱的主儿开心，不仅捉鬼捉得特别卖力，还往往会有些娱兴的曲艺节目。
时间一长，这种仪式逐渐演变成联欢晚会，驱鬼反而是次要的目的了。驱鬼活动的仪式色彩越来越浓厚，虽然大家都知道是驱鬼怪的，但是利用这个机会乐一乐也无伤大雅。像汉朝流行的大型惊险娱乐杂技节目蚩尤戏，就是表演者戴上牛头面具，进行摔跤比赛。演得好的，还有机会到首都长安进行汇报演出。这种文明健康安全的娱乐活动，比起古罗马凶残的角斗士“表演”，不知高雅多少!
鬼怪固然要赶，但生活也仍然要继续，也许这就是古人对待宗教信仰的基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