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消失的古国--高昌
高昌--西域佛国
高昌城始建于公元前1世纪，初称"高昌壁"，为"丝路"重镇。后历经高昌郡、高昌王国、西州、回鹘高昌、火洲等长达1300余年之变迁，于公元14世纪毁弃于战火。汉唐以来，高昌是连接中原中亚、欧洲的枢纽。经贸活动十分活跃，世界各地的宗教先后经由高昌传入内地，毫不夸张的说，它是世界古代宗教最活跃最发达的地方，也是世界宗教文化荟萃的宝地之一。鼎鼎大名的唐代佛教高僧玄奘，于公元629年，29岁时，为了提高佛教学水平，不畏杀身之祸，偷偷离开长安，出玉门，经高昌，沿丝绸中路到印度，遍游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诸国，历时17年。在高昌，玄奘诵经讲佛，与高昌王拜为兄弟，留下一段千古佳话。
荒废的古城
在吐鲁番市东45公里处火焰山南麓的木头沟河三角洲，有一座广为人知的古城遗址，这就是高昌古国都城的遗址。这座古城与另一座新疆消失了的古城楼兰齐名。那时，这座古城正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曾经见证过当年的繁华与历史风云的变幻。
站在古城的遗址上寻找遗留下来的繁盛印记，那些络绎不绝的商队，琳琅满目的货物以及来自不同国家操着不同口音的人组成的繁荣局面仿佛就在眼前。但细细品味这种繁华，想把它抓住时，却忽然发现它已经是那么的遥远，只有满目的断壁颓垣。从高昌古城的布局，可以看出这里曾经是一个规模宏大的贸易中心。整个古城遗址呈不规则的正方形，分为外城、内城、宫城3部分，与我国中原地区历代王朝都城的布局十分相似。古城的城墙虽然经历了千年的风雨，显出了破败的迹象，也早已被雨水、风刷腐蚀得失去了当年的雄壮、威武，但是仍能看出曾经的辉煌。它的外城墙有12米厚，将近12米高，长达5.4千米。这些城墙都有结实的夯土筑造而成，每层夯土厚十厘米左右。为了增强城墙的牢固性，每层夯土层之间掺杂少量的土坯。据历史记载，在高昌国的繁盛时期，这些城墙上曾经有过12重(chóng)巨大的钢铁大门，比如"玄德门"、"金福门"、"建阳门"、"武城门"等等。外城的西南方向有一座寺院的遗址，据说就是玄奘西游时讲经的地方。这座寺院规模十分宏大，内部设有庭院、讲经堂、藏经楼、大殿、僧房组成。大殿内的墙壁上还能清清楚楚的看到残存的壁画。发掘出的绿色琉璃瓦、纹饰华丽的石柱础和巨幅的奏乐图精美壁画，记录了都城昔日的繁华。
内城位于外城的正中间，西南两面城墙保存基本完好，约有3公里长。宫城的形状呈长方形，位于整个城的北部。宫城内遗存的一些三四米高的土台就是当年回鹘高昌的宫廷，还有一处高达15米左右的土坯方塔，也较为完整的保存了下来，就是通常传说中的"可汗堡，"也就是王宫室的意思。在"可汗堡"的西面有一座地上地下的双层建筑，是宫殿的遗址。
城中有着保存较为完好的房屋，这些房屋鳞次栉比的排在街道的两边，显示着当年贸易的繁盛。这些屋子有作坊、有市场、有庙宇等等，其中光僧侣就有3千人之多。
这里是古代高昌国的都城，维吾尔语称亦都护城，始建于公元前1世纪，有着悠久的历史。这里是著名的的丝路名城，最早的开发于西汉时期。汉武帝为了加强对西域诸国的统治，就派遣大将李广利带领部队在公元前1世纪到此屯田，设立了地方的管理单位，高昌壁。公元450年，北凉的残余势力灭掉了车师国后，高昌城迅速发展为吐鲁番盆地甚至西域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元460年，高昌建国，由于这里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贸易，便将这里定位都城。古城在高昌国的兴盛中达到了最**，随后也随着高昌国的衰落灭亡而消失。公元640年，唐朝的军队统一了战乱频繁的高昌地区，并设立的地方管辖官府。高昌城就这样过去了几百年，到它的再次辉煌是公元9世纪，它又一次成为了回鹘高昌国的首府，并把这种繁荣延续到了公元1275年。这一年，蒙古游牧贵族都哇带着12万骑兵发动了叛乱，向高昌城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这场战争长达半年之久，最后因回鹘高昌王巴尔术阿而忒战死而告终，回鹘高昌国也就灭亡了。从此，高昌古城就这样荒废了下来，渐渐的被历史所封存，直到我们现在看到了古城的遗址。
丝路上的明珠
高昌国名来源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因"地势高敞，人广昌盛"而得名。
十六国末期，曾经这片土地的车师国灭亡后，一支军队的首领阚爽在柔然帮助下占领了高昌地区，自任太守，宣布脱离北凉统治。公元442年，北凉的残余势力沮渠无讳率残部重占高昌，阚爽率族人逃往柔然避难。公元460年，柔然派遣大军南下攻克高昌，杀死沮渠无讳的继承人沮渠安周，帮助高昌阚(kàn)氏族人阚伯周为高昌王，此后以高昌为国号，亦称"阚氏高昌"，揭开了高昌王国的序幕。
阚伯周建立"阚氏高昌"后，对外彻底断绝了与中原王朝的官方关系，而以柔然为其保护国，并长期使用受罗部真可汗的"永康"年号。对内他发展地方经济，崇尚汉族文化传统。
凭着占据丝绸之路的重要地理位置，高昌国很快就发展强大了起来。此时，高昌又与中原建立了联系，每位高昌王均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阚氏高昌之后，又先后经历了张氏高昌、马氏高昌、曲(qū)氏高昌4个王朝。其中，曲氏王朝统治高昌的时间最长，达140年之久。经过多年的经营，这里终于成为丝绸之路上一颗耀眼的明珠，成为当时西北地区通向国外的窗口，成为西部最繁华的城市和商品贸易地。经济上的繁荣富庶使高昌一度成为我国西北地区政治、文化的中心。高昌是连接中原、中亚、欧洲的枢纽，波斯等地的商人带着苜蓿、葡萄、香料、胡椒、宝石和骏马来到高昌城，又从这里带走中原的丝绸、瓷器、茶叶和造纸、火药、印刷术。
由于当时繁荣的贸易，高昌国王曲伯雅还史无前例的举办了一个类似于今天的万博会的大型集会。在这次集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都云集于此。他们穿着华美的衣服，拿着成袋的各国金币，说着不同的语言，穿梭在令人目不暇接的商品中。一个个的商队正从远方赶来，参加这空前的盛会，就连一向高傲的中原皇帝都被震动了，慕名来到这里参观，他就是隋炀帝。隋炀帝对高昌国的繁荣经济十分满意，几年之后，把自己的女儿也嫁给了曲伯雅。
高昌王国还孕育了丰富的文化，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曲氏高昌王国十任国王都是汉人，因此汉文化对高昌的影响显而易见。高昌人的服饰也十分讲究，并擅长制作美食。驰名中外的高昌古乐，更是高昌人的骄傲。它那带有浓烈的异域风情和丰富的艺术语汇的歌舞，与龟兹乐一样在中原流行，被列入唐朝十部大乐之中，成为中西融合的文化瑰宝。
国力的强盛也使后来的高昌国王渐渐的骄傲了起来。唐太宗时，高昌国王曲文泰自恃国家富强，对唐朝中央政府的管辖十分不满，经常做一些反抗的举动，甚至勾结西突厥截断丝绸之路。有一次，唐派使者到高昌，曲文泰不仅没有好好的款待使者，还洋洋自得的说道:"鹰飞于天，纵伏于嵩，猫游于堂，鼠唯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他的意思是:凭你唐朝是怎样的富国强兵，但是我只要守在这里不动，就可以凭借着自身的优势御敌于千里之外。唐太宗听到使者的回奏后，震怒了，但是由于没有出兵的借口而迟迟没有发兵。后来，高昌国开始侵占邻国焉耆的领土，焉耆向宗主国唐朝求救。唐太宗立刻就派出了大将候君集去伐高昌。曲文泰没想到，唐军在精通兵法的侯君集的率领下势如破竹，顺利的穿过了大沙漠。"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的民谣就是描述这一事件的。
曲文泰听到唐军兵临城下的消息，赶忙将王位传给他的儿子鞠智盛。之后没过多久，曲文泰就去世了。在唐军的大举进攻下，高昌国灭亡了。但是，高昌经济、文化在此并没有消失，一直延续了下来。唐朝在此置西州，下辖5县，高昌地区自此进入了繁华昌盛的最佳时期。
公元866年，回鹘族的一支夺去了唐朝统治下的高昌地区，并在这里建立了国家，就是回鹘高昌。这个国家继续发挥着丝绸之路的优势，国家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高昌国还不断加强与内地的贸易联系，与五代、北宋等许多国家都有贸易往来。高昌曾经用马匹交换内地的各种制品，最大的一次交易竟然有24000匹良马。除了商业贸易，高昌国的其他经济形式也都得到了大发展。手工业非常发达上，丝织品有兜罗、锦、纻丝、熟绫。棉、毛织品有斜褐、绣文花蕊布。高常人已经掌握了熟练的制铁技术。
回鹘高昌建国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巩固统治，并十分注重与唐朝的联系。为了增强与唐朝的联系，回鹘高昌曾与唐朝多次联姻。这些措施都使回鹘高昌站稳了脚跟，再加上本身的地域优势及良好的贸易条件，国家一步步走向强大。
回鹘高昌共立国400年，在中原政局的几经更迭之后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先后臣属于唐、宋、辽、西辽和元朝，为高昌的繁荣开创了新局面。
据文献记载，回鹘高昌最强盛时，城头旌旗凌空，城内、佛寺林立，山谷石窟排列，街市上商号、作坊鳞次栉(zhì)比，各地各民族贩客来往如梭，经济文化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宋朝时，回鹘高昌国王在上奏给宋朝的表文中自称"西州外甥"，说明回鹘高昌王国与宋朝仍旧保留着臣属关系。
元朝时，回鹘高昌国王见元朝的势力越来越强大，而西辽的势力日益削弱，便杀死西辽派驻高昌回鹘王国的国监以示和西辽断交，并归附蒙古帝国。元世祖忽必烈改回鹘高昌国为畏兀儿王国，保留对所辖地区的统治地位。
但是，畏兀儿王国并没有完全的自主权，在元朝势力的压制下，国力日衰。14世纪末期，反叛元朝的海都率领12万军队围攻兀儿王国的都城高昌城，战争持续了半年之久。回鹘高昌王巴尔术阿而忒战死，高昌城陷落。海都对高昌城进行了残忍的破坏，并放火焚烧城市。从此，回鹘高昌走向了历史的尽头，兴盛了将近千年的高昌古城也因此而衰落，并最终被废弃，一个灿烂绚丽的古代文明烟消云散。
风靡全国的佛教与玄奘西游
在德国柏林的博物馆中，陈列着两座雕刻精美的佛像。它们无论从艺术上、文化上、历史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吸引着众多的参观者前去一看究竟。这两座佛像就是我国古代高昌国中的佛像雕塑。由于战争的原因，它们流落到异国他乡。这两尊佛像雕刻的刀法娴熟、做工精美，堪称那一时期佛像雕刻的代表作品，并足以显示高昌国佛教的盛行。
汉唐以来，高昌是连接中原中亚、欧洲的枢纽。世界各地的宗教先后经由高昌传入内地。那时，高昌王国是世界古代宗教最活跃最发达的地方，也是世界宗教文化荟萃的宝地之一。
佛教约在公元前1世纪传人高昌地区。当时高昌著名的高僧有道普、法盛、法朗、僧遵、法绪、智林、慧嵩等。他们或在本地修行佛道，或到内地传法译经，推动了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据《名僧传抄》记载，齐时高昌僧人法惠曾去龟兹出家，返回高昌后，住仙窟寺，宣教民众。高昌故城可汗堡的东南角出土了一块北凉的佛教的造寺功德碑，证明那时此处为北凉流亡政权的王家寺院。吐峪沟百窟曾发现第七代王曲乾固抄写的《佛说仁王般若波罗密经》残卷。这些都说明，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高昌地区已有很大的发展。但是，这一时期佛教还只是起步阶段，并没有达到空前繁荣的程度。
隋唐时期，佛教在高昌出现了日渐昌盛的趋势。据《续高僧传》记载，隋朝时，佛教的发祥地天竺有僧人来到高昌宣传佛法，并在这里的许多寺庙中游历讲经。那时的僧侣大部分都开始学习汉族的语言。隋炀帝就曾派遣汉族僧人道乘到高昌国，特意为高昌国王讲《金光明经》。
到唐朝中期，佛教已经在高昌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程度，种狂热的宗教信仰一直持续了几百年。公元9世纪，回鹘西迁到高昌，在当地原有居民的影响下，也逐渐接受了佛教，并对佛教采取扶植的态度，从而促使佛教在王国内有了新的发展，并成为王国居统治地位的宗教。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高昌回鹘王国在援助于阗王抵抗喀喇(kālǎ)汗王朝的斗争中加强了与吐蕃接触，因而在宗教信仰上增进了解并相互影响，藏传佛教也开始在高昌王国流传发展。
佛教在高昌古国的大发展也使这一时期的经文、经书空前丰富起来。现在已发掘的佛经残卷有《金光明最胜王经》、《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金刚经》、《七星经》等等几十种不同的经文。此外，还出现了大量的与佛教禅宗内容有关的佛书和其他的多种文学作品形式，比如颂诗、史诗、小说、剧本等，均是以佛教为内容的优秀作品。不幸的是，这些正规的佛经资料在清末民国时期大部分为德国、俄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列强的探险人物窃取。
佛教的盛行必然使佛教雕塑盛行。著名的伯孜克里克石窟，位于吐鲁番城东北约50千米处的木头沟西岸断崖上，现存64窟。一些石窟采取了开凿石崖与土坯砌建并用的建筑形式，以横顶直洞为主，亦有中柱式洞、方形双套洞和圆顶方形洞，是高昌石窟寺中保存最好内容最丰富的石窟寺群。壁画题材以立佛为中心的供养图、横幅连环画式传经故事画和经变图等为主。壁画的绘制以线描为主，轮廓线以墨线勾出，面部和肢体加以渲染，色调以红为主，画面鲜艳。这座石窟始凿于隋唐时期，主要开凿于高昌回鹘时期，是回鹊佛教艺术的代表。但是，这些石窟中佛像的精品绝大部分也已经在战争中流失到国外。除了前面介绍的那两尊佛像外，还有两尊珍贵的佛像收藏于柏林。这两尊佛雕呈檀瑞像站姿，佛陀背靠椭圆形或者马蹄形光环站立着，光环的边饰有珍珠其右手施无畏印，僧伽被穿成罩式衣服。由于雕刻技巧的精湛，我们可以通过坚硬的身体感觉到健美的身躯。此外，在高昌国曾经的领土内，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佛像石窟不计其数，比如高昌石窟包括伯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石窟、雅尔湖百窟、胜金口石窟、以及七康湖石窟、科锡哈石窟、大桃儿沟石窟和小桃儿沟石窟等。在这些石窟中还绘制了众多佛教题材的精美壁画。
在佛教雕刻盛行的同时，另一种佛教艺术形式--绘画也进入了繁盛的阶段。高昌佛教绘画作品，主要集中在石窟壁画中。有的是描绘的通肩式大衣的千佛以及西方净土，也有的是描绘的地狱中的场景，还有穿草鞋踏莲花的立佛像。这些佛像的下面都绘制着精美的佛教故事，此外还有头着幞头长飘带的星宿图和佛涅像等。高昌佛教绘画中既保留了原有的佛教艺术，又吸收了来自中原、龟兹地区及摩尼教绘画的特点，加上后来回鹘的传统文化，构成了高昌佛教文化的主要来源。
在这一时期，佛教的空前繁荣还使佛教的传播出现了回流的现象。由于汉唐时代汉族已经具备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础，对这一外来宗教艺术也有自己的理解和发挥。这种理解和发挥也在不断地向西域地区回流。十六国时期，高昌僧鸠摩罗跋提向占据北方的前秦苻坚进献梵文《大品经》，晋太元十五年法显西行至高昌传授经文。
高昌国佛教的盛行，与唐朝时著名的佛教高僧玄奘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公元629年，也就是唐太宗时期，玄奘怀着到西方佛教的发源地去求取佛经、弘扬佛法的心愿踏上了漫漫的西游之路。经过了将近十年的长途跋涉，玄奘于公元638年到了高昌国境内。此时，正是高昌国王曲文泰的统治时期，国家十分强盛，佛教已经流行开来。但是，在高昌国王和他的臣民们研习佛法时，经常会遇到一些复杂的文字和不懂的经文。而中原的唐朝却早已对佛经有了充分的知识与理解。从唐朝不远万里来了一个精于佛法的高僧，曲文泰很是高兴。
他为风尘仆仆的玄奘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交谈中，曲文泰被玄奘的学识所折服，拜他为国师，并沐浴更衣，亲自为玄奘执香炉，率领王妃、文武大臣听他讲经说法。在听了玄奘的讲解后，曲文泰马上弄懂了许多以前苦思冥想也没有结果的问题，对玄奘更加佩服了。就这样，他们在友好的气氛中度过了几天的时光。
这天，曲文泰到玄奘的住处去拜访，却听到了一个令他十分意外的消息。原来，玄奘向他辞行，准备收拾行囊继续向西天的路前行。曲文泰本来是专门来请玄奘长期住在高昌国的，协助他管理国家的，却听到了这个与之完全相反的消息。无论玄奘怎么劝说，他都不予放行。但是，玄奘是一个有着坚毅的信念的高僧，誓死也不会改变去西天的志向。曲文泰见玄奘执意不从，不愿意破坏了他们之间的感情，无奈之下只得放他西去，但是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要与玄奘结拜为兄弟;另外就是请玄奘留下来讲一个月的佛法。
玄奘见国王松了口，况且他提出的条件也不过分，而且还可以宣扬佛法，也算是好事，便答应了下来。就这样，玄奘与曲文泰举行了隆重的结拜典礼并认真的将自己的佛法知识全部倾囊相授。之后，曲文泰带着浩浩****的队伍把玄奘亲自送到了百里之外，才恋恋不舍的回去。
玄奘在高昌国宣讲佛法时，在寺庙内遇到了长期居住在这里的3名汉族僧人。其中有一位年纪最老的已经鬓发皆白了，听说来自唐朝的玄奘法师到了，衣服都来不及穿好、光着脚就跑去相见。他一见到玄奘就痛哭了起来，说已经多年没有见到过来自家乡的人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唐朝时就有内地的僧人到高昌宣讲佛法。这件事也说明了高昌国由于佛教的盛行，吸引了大量的内地僧人，有力地说明了高昌国佛教传播的回流现象。
高昌吉利，探索高昌国的窗口
一枚小小的钱币，却映射出高昌国的历史。
1928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哈密吐鲁番发现一枚"高昌吉利"古钱。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唐代古钱收藏者的窖藏中也有一枚"高昌吉利"古钱。1973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贞观十六年墓志及"高昌吉利"钱一枚。
这种钱币是隋、唐之间新疆高昌王国的钱币，迄今只发现了很少的几枚，为圆形方孔铜钱，系浇铸而成。该钱正面为旋读汉文隶书"高昌吉利"四字，背面无文。钱体大而厚重，文字古朴，制作精良。钱径约25.5毫米，穿约7.5毫米，重约14.3克。
对于钱币上的"吉利"二字，有人直观的认为是"大吉"、"大利"，具有祈福、吉祥的意思。但是，这种推断是与高昌国当时的历史文化状况不符的。据专家研究，"高昌吉利"钱币中的"吉利"两字，应为突厥语ihk或ihg的汉语音译，意思为"王"，我国古代文献上一般译做"颉利发"或"颉利"。因此"高昌吉利"应该是"高昌王"的意思。
在高昌建国的公元460年到马氏高昌灭亡的499年，由于政坛比较混乱，是不大可能铸造钱币的。因此，"高昌吉利"应为统治时间较长且政坛稳定的曲氏高昌王国统治时期所铸的。而这一时期的诸位高昌国王中，最有可能铸造钱币的就是曲文泰国王。他在位时，进行了"延寿改制"，国家进一步强大起来，这就为铸造钱币提供了现实可能。此外，铸造钱币也是他加强王权的需要，是其在王国内彰显王权的最好方式。
曲文泰铸造钱币还有另外的一个目的。高昌国是唐朝统治之下的附属国，在许多事情上都要听从唐朝的调遣。因此，在这一点上，高昌国王在心理是不服气的，但又不能表现出来。于是，曲文泰便想到了用铸造钱币的方法来显示自己的独立地位。"高昌王"这一称呼只是他们自己对自己的称呼，并不是中原王朝的正式册封。在《魏书;高昌传》中就记载了"私署王如故"。这里"私署"指的就是高昌王，同时表明中原政府对高昌国王的地位是不予承认的。在历代的高昌国王中，也只有曲坚一人被正式册封为郡王。其他人连这样的头衔也没有得到过。为了表达这种不满，曲文泰就铸造了一批代表着自己的权力与地位的钱币，来向天下显示自己的威望。
"高昌吉利"钱币，发现数量稀少，且绝大多数没有流通磨损痕迹，制作又极为精整，因此"高昌吉利"钱币在当时并不是在市场上流通的用来交换贸易的货币，而是类似于今天的纪念币性质的货币，用于赏赐或馈赠。
"高昌吉利"钱币是农耕的汉文化与游牧的突厥等文化相互间交汇、融合的结果。同时也向现代人反映出了高昌社会当时以汉胡交融为特色。透过一枚钱币，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民族、地域、文化、政治、语言、婚俗、丧俗、服饰等众多方面的特色。
"高昌吉利"，是用汉字拼写的古突厥语，这是高昌地区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原地区农耕的汉文化与西域地区游牧的突厥等文化交融的产物。这与高昌地区特有的民族构成及其地理位置有关。高昌居民主要是来自河西及中原地区的汉族移民，这些移民主要由屯田戍卒及避乱难民构成。据《魏书•高昌传》记载，最早是李广利征大宛时留下的"疲卒"，随后是汉魏的屯田兵卒。十六国时，为避战乱，难民或自发或被裹胁而流入高昌。仅北魏太平真君三年沮渠无讳一次就将敦煌一万余户强行迁至高昌。"彼之氓庶，是汉魏遗黎，自晋世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魏书•高昌传》)直至隋末，仍有内地民众逃入高昌。统一高昌后，唐太宗曾言"高昌之地，虽居塞表，编户之氓，咸出中国"。这都已被高昌出土的墓表、墓志所证明。
高昌地处"丝绸之路"交通要道。一方面，它是中原通西域的必经之地。往东经伊吾即哈密与河西相通，往西北沿天山北侧可直达伊犁，向西南沿天山南麓可直达轮台、阿克苏。另外，往南穿过沙漠可到楼兰，与丝绸之路"南道"相通直达和田、疏勒即喀什。另一方面，它又处在天山北部游牧的行国通往塔里木盆地诸国交通的必经之地。这一地理位置决定了高昌始终是中原王朝与草原游牧民族政权争夺西域的焦点地区。自魏晋以来，中原陷于内乱，无暇顾及西域时，高昌便被其北部以柔然、高车、铁勒、突厥等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民族政权所控制。高昌国内部，以中原地区移民带来的汉文化为主，而环绕王国四周的则是以柔然、高车、铁勒、突厥等为代表的草原民族游牧文化。魏晋以来，高昌又被迫依附于外部的游牧民族政权。在多种完全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下，形成了以汉胡交融为特色的高昌文化。
高昌执政者既接受突厥等游牧民族授予的"颉利发"等官衔及称号，同时也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接受册封。如《宁朔将军曲斌造寺碑》所记高昌王曲宝茂的头衔便是北魏封号、突厥封号和自署三种官衔的混合体。高昌王国虽然在政治上接受了突厥授予的官衔及称号，以示臣服，但在语言上却始终使用汉字，未使用过突厥文字，而是用汉字拼写突厥语。高昌对突厥语音的译名与中原文献上所见到的译名用字不尽相同，如突厥语ilik或ilig，中原音译为"颉利发"，而高昌却音译为"吉利"，这是因为高昌地区的移民主要来自河西，其汉文化是以河西地区的凉州文化为主，即所谓"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所致。
葬俗上，坟墓的样式、出土的墓志铭和文书，都显示了其与中原地区的汉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但也保留有草原游牧民族特有的葬俗。例如，死者的名字和官号都是用汉文记述的，但许多人脸上却盖有覆面，眼睛上盖着被称为"眼罩"的金属制品。类似的东西，亦曾在欧亚草原上的墓葬中被发现过。这显然是草原游牧民族特有的一种葬俗。
从高昌吉利出土陵墓的壁画上看出，依从突厥"被发左衽"，这是游牧民族的服饰习俗。农耕定居的汉族因日常的生活方式及生产环境与"随畜逐水草"、"穹庐毡帐"的游牧民族不同，服饰上原本是不一样的。但移民高昌后，因受周边游牧民族的影响，也逐渐有所改变。《魏书高昌传》记载高昌男子"辫发垂之于背。著长身小袖袍，缦裤裆"，这显然不是汉族装束。而女子的"头发辫而不垂，著锦颉(jié)缨珞环钏"则明显是汉族妇女的打扮。这与《周书高昌传》中"服饰，丈夫从胡法，妇人略同华夏"以及《隋书高昌传》中"男子胡服，妇人裙襦(rú)，头上作髻"的记载亦相一致。
"高昌吉利"钱币向世人展示的这些，都是当初的铸币者未曾想到的。
高昌大事记
公元460年，柔然派遣大军南下，帮助高昌阚氏族人阚伯周为高昌王，高昌国正式建立。
公元7世纪，高昌国在曲氏的统治下发展到了顶峰。
公元640年，高昌国王曲文泰不满唐朝的统治，引起唐太宗的震怒，派兵讨伐高昌，曲氏高昌灭亡。
公元866年，回鹘族的一支夺去了唐朝统治下的高昌地区，建立了回鹘高昌国。
元朝时，回鹘高昌国王见元朝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便归附蒙古帝国。元世祖忽必烈改回鹘高昌国为畏兀儿王国，保留对所辖地区的统治地位，回鹘高昌国势日益衰落。
公元14世纪末期，反叛元朝的海都率领12万军队围攻兀儿王国的都城高昌城，回鹘高昌王巴尔术阿而忒战死，高昌国灭亡。
玄奘与高昌
高昌故城始建于公元前1世纪，称"高昌壁"，最早见于《汉书》，在《北史 西域传》中记载:"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南北朝时期的麹氏高昌王国、回鹘人建立的回鹘高昌国均在此建都。唐朝打败高昌后，曾经在此设西州治所。蒙古帝国时将此地划入察合台汗的封国，改设火州。13世纪末，高昌王城被蒙古铁骑围困半年之久，高昌王英勇战死，据说，高昌城因此毁于战火。从此，这座使用了一千四百多年的古城只留下了断壁残垣供后人凭吊。
但是一直以来，高昌是如何富裕起来的，唐玄奘在高昌留下了哪些故事，高昌又是如何消失的，高昌人是如何创造佛教文明的，却不为人们所知。
唐玄奘与高昌王的不解之缘
唐僧(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家喻户晓。但是，《西游记》给人们的印象是唐僧是一个好坏不分、顽固不化的庸僧。那么，历史上的唐玄奘是这样的吗?这就需要从高昌说起。
唐玄奘西天取经的第一站是高昌国。虽然没有证据证明高昌国源于何时，但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高昌政权由曲(注音)氏父子主掌，不少人之所以知道历史上还有曲氏父子的存在，正是因为他们全力支持和帮助过唐玄奘西天取经。可曲氏父子为什么要帮助唐玄奘去西天取经呢，他们又是怎样帮助唐玄奘去西天取经的，以及高昌在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一直以来，知道这一切的人少之又少。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公元629年的一个夜晚，谜底自然会随之慢慢解开。
据说那天夜里，唐玄奘历经千辛万苦，在踏过漫漫沙漠之后，终于从高昌的东门走进城里。与东门相连接的是一条直通伊吾(当时是高昌的属国)的大道，迈上这条大道，就等于踏上了高昌的国土。高昌王曲文泰得知玄奘到达伊吾的消息后，非常希望见到这位唐朝高僧，于是命令使臣立即前往迎接，并要求使臣接到玄奘后连夜赶回，而他本人也深夜不眠等着唐玄奘的到来。
唐玄奘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魅力，竟然能够使一国国王对他如此期待?有人说，这是因为唐玄奘在当时就已经是举世闻名的僧人，高昌国王希望见到他是出于"名人效应"。这样的说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另一种说法却更加有说服力，那就是高昌国王如此看重唐玄奘是因为被他的执著精神所感动。
据说，玄奘祖上家世显赫，但是自从玄奘出生之后，家族开始走下坡路了。玄奘出生没有多少时间，惨剧更是一件接着一件。他五岁时母亲去世，六岁时父亲从江陵县令辞官回故里隐居，十岁时父亲又亡故了。
唐玄奘的身世和曹雪芹和鲁迅都非常相似，他们原本都有一个富裕的家庭，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富二代"，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开奔驰车随意撞人，而是在历经生活变故后被逼走上"成才之路"。曹雪芹的曾祖曹玺曾任江宁织造，织造就是专门负责管理织布业的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厅长;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帝玄烨的保姆;祖父曹寅做过康熙皇帝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任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使，极受康熙宠信。康熙六下江南，其中四次由曹寅负责接驾，并住在曹家。曹寅病故，其子曹颙、曹頫先后继任江宁织造。他们祖孙三代四人担任此职达60年之久。曹雪芹自幼就是在这"秦淮风月"之地的"繁华"生活中长大的。可是，天有不测风云，雍正初年，由于受到清朝内部政治斗争的牵连，曹家遭受一系列打击。曹頫以"行为不端"、"骚扰驿站"和"亏空"罪名革职，家产抄没。曹家从此一蹶不振，日渐衰微。经历了生活中的重大转折，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对封建社会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他蔑视权贵，远离官场，过着贫困如洗的艰难日子。晚年，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这时的他生活更加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可是，正是生活的瞬息聚变激发了曹雪芹的创作**，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一心一意地开始了《红楼梦》的创作。试想，如果没有曹家的衰落，历史上的中国就只会又多一个毫无建树的富家子弟，而不会有巨著《红楼梦》的问世。这样看来，变故对一个人的成长与成才关系重大，它不仅能够摧毁一个名门旺族，更能够成就一代伟人。
玄奘出家之后，正好赶上隋末农民大起义，霸主割据，群雄角逐，天无宁日。就在这烽火漫天、狼烟遍地的岁月里，玄奘在净土之寺苦读经卷，研究佛理。直到李渊在长安称帝，定国号为唐，天下安定之后，玄奘才来到唐都长安。可是由于唐朝刚刚建立，唐高祖忙于铲除异己，长安的佛教事业一时瘫痪，于是唐玄奘又来到了成都。在成都，他通读佛学经典，很快就崭露头角，并为当地人所熟知。几年过后，长安逐渐安定下来，玄奘便又来到长安求教。由于在佛法的问题上玄奘观点新颖，说服力强，无人能及，于是，有人赞叹玄奘是佛门"千里驹"。
出名后的玄奘深深感觉到，中国的佛学太过肤浅，要想求得真经，就必须到西方去。可是，令玄奘无比苦恼的是，唐朝没有批准他的出国申请。这是因为当时唐朝的根基尚浅，西北边的突厥不断骚扰大唐，所以大唐对出国的管制很严。见正路行不通，玄奘于是又想到了"偷渡"。有限制出境就会有偷渡，这是定律。唐玄奘宁肯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渡"，本身就证明他对西天取经的无比执著。
毕竟当年的边检没有现在这样严格，只要肯冒被虎狼生吞的危险，"偷渡"并不是件难事，玄奘不怕被虎狼生吞，所以他就"偷渡"成功了。当时，高昌是紧邻中原的西域国家之一，位于吐鲁番盆地，在今天的吐番市以东45公里处，因此，过了当时象征国家的玉门关，也就进入了西域高昌国的领地。
对于如此执著于佛教的唐朝僧人玄奘，同样执著于佛教的高昌王曲文泰自然不会怠慢，因为在曲文泰看来，怠慢唐玄奘就是怠慢佛教，这是大不敬。所以，就在唐玄奘进入高昌的当晚，高昌王亲率家人与重臣将他接到王宫后院的重阁宝帐之中，百般殷勤。高昌王一家刚走，王妃与数十侍女又来礼拜。第二天，玄奘还没有起床，高昌王又率领王妃与贵戚前来问安。
由玄奘享受的待遇不难得到一点启示，拥有一技之长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玄奘因为有佛经这一技之长，就博得了高昌王的如此器重，享受到了如此高规格的款待。现代社会更是如此，一技之长代表的是人的做人尊严、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和职位升迁，有没有一技之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前途是否光明。国家也是如此，韩国因为有电子产品这一技之长，使这个国土面积只相当于中国一个省的国家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日本更是因为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使这个资源非常贫乏的国家长期在竞争力上领先。即便是朝鲜等国家，因为有核武器这一技之长，使得美国等国家不敢对它轻举妄动。
当年的玄奘当然不可能总结出一技之长理论，所以，唐玄奘对高昌王的礼遇感激不尽。玄奘到达高昌之前，是靠施舍维持生存的，到高昌以后，他简直成了富翁。高昌为他准备了"四个沙弥以充给侍。制法服三十具。因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袜等各数事。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给马三十，手力二十五人"。
为了表达对高昌王的感激之情，唐玄奘主动提出在高昌设坛讲经。为此，高昌王又专门为玄奘设坛。并且，每到开讲的时候，高昌王都亲自手持香炉前来导引。在玄奘上台开讲的时候，高昌王甚至还双膝跪下，让玄奘从自己的大腿上登踏而上，坐到讲坛上。高昌王对玄奘的礼仪可以说已经到顶了。
一段时间过后，唐玄奘觉得自己该讲的经都已经讲完了，并且他此行的目的是前往印度求经，于是提出继续西行。可是，高昌王却不乐意了，他诚恳地对唐玄奘说:高昌虽是小国，但僧侣也总有几千人，大师不如留下来当高昌国的国师。
但是，玄奘婉言谢绝了高昌王的邀请。高昌王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为了达到拘留住唐玄奘的目的，高昌王又对唐玄奘说: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请求，我就送你回唐朝。高昌王和唐玄奘都知道，如果玄奘回了唐朝，就再也出不来了，也就是说，玄奘再也不能去西天取经了。
按理说，这一招应该很管用，因为唐玄奘太害怕回到唐朝后再也出不来了。可是，他仍然不为所动，离开高昌继续西行的意图非常坚决，这大抵是因为，唐玄奘已经作好了最坏的打算，与其一辈子留在异域他乡，还不如回到家乡。玄奘的执着让高昌王无计可施。这时，有大臣出了一个挽留玄奘的主意:把公主嫁给玄奘，让他成为国王的女婿。
高昌王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我们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猪八戒更是会觉得这个主意不错。玄奘是个男人，而且正当壮年，我们相信，只要是人，就会有七情六欲，僧人也不会例外，更何况玄奘身在高昌，他在异乡娶不娶媳妇，娶几个媳妇，中原人根本不可能知道，所以，哪怕玄奘在高昌娶几房媳妇，生一屋娃娃，他也照样可以回中原做他的和尚。我们这些俗人这么想，可玄奘却不这么想，当高昌五把这个想法告诉玄奘时，玄奘却再次委婉地拒绝了高昌王。
"不识抬举"的玄奘终于惹恼了高昌王。
高昌王身为一国之君，他的女儿不知有多少人等着求亲都没有机会，甚至连瞅一眼的机会都没有，而唐玄奘却不知好歹，连送上门来的公主都不要。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君主眼里，这自然就是冒犯。
玄奘看来是在劫难逃了。高昌王警告玄奘说:我对法师是仁至义尽，可法师却屡屡不领情。现在，法师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留下，要么回国，请法师三思。
玄奘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既然决心离开大唐，就没有想过空着手回去，即使大王执意要我留下，但大王留下的只能是贫僧的尸骨，绝对留不住贫僧的心。玄奘的意思非常明确，高昌王可以把他留下，但他的心却是时时牵挂着西天取经的。
按照高昌王的说法，如果玄奘不肯留下，他就应该把玄奘送回唐朝，但是，高昌王怎么舍得送玄奘走呢?因此，高昌王其实只给了唐玄奘唯一的路，那就是除了留下还是留下。
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唐玄奘比高昌王的招数更绝--绝食。据说，当绝食到第四天的时候，玄奘已极度虚弱，气息奄奄了。当时，摆在唐玄奘面前的路有两条:第一，继续绝食，走向死亡;第二，放弃绝食，留在高昌。摆在高昌王面前的路也只有两条:第一，选择让玄奘继续绝食，眼睁睁地看着他在饥饿中死去;第二，选择妥协，答应唐玄奘的要求。
站在唐玄奘的角度来看，他既然选择了绝食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对抗高昌王的威胁，就不大可能放弃绝食，再说玄奘是个僧人，意志力会比一般人要强很多。然而站在高昌王的角度来看，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忍心让唐玄奘饿死的，这和让他亲手杀死唐玄奘没什么两样，都是罪大恶极。所以，高昌王最终选择了让步，他请求玄奘进食，等恢复身体后继续西行。同时，高昌王也提出了自己的交换条件:一是玄奘和自己结为兄弟;二是玄奘继续留在高昌讲经一个月;三是玄奘学成归来要在高昌讲经三年。
高昌王的交换条件名为条件，实际上是对玄奘的莫大支持，所以，唐玄奘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高昌王的要求。说到这里，我们很自然就联想到《西游记》中记载的唐玄奘西天取经所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唐玄奘真的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吗?
据说，唐玄奘从高昌出发前，高昌王专门写了24封国书，分别送往西域的24个国家，告诉这些国家的君主们说，唐玄奘是他的兄弟，打算到波罗门国去取经，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波罗门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印度。
高昌地处在丝绸之路的东边门户，与西域诸国往来频繁，因此享有特殊的地位。现在，高昌王派出特使，发出国书，请沿途各国照顾玄奘一行，沿途各国一般不会不给高昌王这个面子。于是我们看到，除了焉耆因与高昌有过战争而没有照顾唐玄奘外，其余各国都以大礼相待。毕竟，当时的玄奘还远没有扬名天下，在西域诸国的心目中，唐玄奘的地位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比高昌国王的国书更高。
在到达印度之前，唐玄奘一直享受特使护送的待遇。除了高昌国的特使，还有西突厥的特使--这些特使，就是《西游记》中唐僧那几个徒弟的生活原型。西行路上，西域各国对玄奘的尊敬，实际上是玄奘背后所代表的国家高昌。在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突厥，有人认为突厥最先是生活在咸海边的塞种，全盛时期的突厥疆域东至大兴安岭，西抵咸海，北越贝加尔湖，南接阿姆河南，建立了官制，有立法，有文字。公元583年，隋将长孙晟用离间之计，使突厥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后在屡次与隋朝的战争中战败而走向衰落。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与薛延陀攻灭东突厥，唐高宗显庆四年(658年)唐又灭西突厥，余部西迁中亚。
可是，就在唐玄奘到达印度后不久，高昌王曲文泰去世。史书虽然没有记载曲文泰去世的原因，但我们能够大胆地猜测，曲文泰在临死的时候一定还对与唐玄奘的三年之约念念不忘，他到死都还在期待能够再见到唐玄奘一面。
可是，当时的通讯实在太落后了，在曲文泰去世后许多年，玄奘都不知道曲文泰去世的消息，他还把高昌王的恩情一直记在心中，尤其念念不忘与高昌王的三年之约。因此十多年以后，当有人问玄奘归国是走海路还是陆路时，玄奘明确回答他，自己从大唐来，如果不是因为高昌国王的关照，恐怕是不可能到达印度求经的，他永远都不能忘怀高昌王的恩情。他最期盼的，就是学成后返回大唐的时候能够在高昌国与高昌王再叙旧谊。
可是，令唐玄奘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决定赴和高昌王曲文泰的三年之约的时候，一个消息传来:西域的形势发生很大变化，西突厥的强盛已是昨夜星辰，当年阻止他西行的唐王朝已经成为西域的真正主人，他日夜想念的高昌王曲文泰已在几年前离开了人世。
玄奘感到了深深的遗憾和伤感。他没有再进高昌，他害怕睹物思人，于是决定直接返回中原。在他的请求被批准以后，玄奘经长安赴洛阳与唐太宗会面。随后，他便开始了又一项伟大的工程，那就是着手翻译从印度带回来的佛经。玄奘的成就无疑是伟大的，可他的一切成就的基础就是西域问学求法，而这个基础离不开高昌的帮助。
或许，吴承恩是受了唐玄奘和高昌王曲文泰三年之约的启发，并为之所动，才灵感顿发，勾勒出了以唐玄奘西天取经为背景的神话小说《西游记》。在《西游记》里，唐玄奘一路历经数都数不清的艰难险阻，最终得以修成正果，表面上看是在歌颂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而实际上，吴承恩想要告诉人们的或许是，如果没有高昌王曲文泰的竭力相助，唐玄奘的西行之路恐怕真的要遇到那么多的"妖魔鬼怪"，他们都一心要吃唐僧肉。或许，唐僧肉只是其表，它暗含的是高昌王对玄奘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寄托着吴承恩对高昌王曲文泰的无限钦佩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