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雍正为何被泼污水：犯的不是“民怨”是“官怒”
为什么雍正一心为天下却不能得到当时人们的认同和理解？为什么最为勤恳的皇帝在民众的眼中是个不仁不孝的人？为什么雍正做了那么多实事、好事不被民众所铭，而那些“花花新闻”却总是让人津津乐道？原来，为了国家，雍正得罪了当时那个国家的大脑和口舌——官员和文人，正是他们能够决定雍正将以什么样的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雍正的好心没有好形象，为我们昭示了一条生存法则：你的形象取决于评价者如何评价！
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祯，清圣祖康熙皇帝第四个儿子，大清王朝入关后的第三任统治者。雍正夹在功业显赫的康熙和乾隆之间，一般都认为他只是承先启后的过渡皇帝，但我个人认为其在康乾盛世中处于不可或缺的位置。历史选择了他，他也交给了历史一份满意的答卷。日本史学研究者佐伯治曾评价雍正皇帝说：“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若无雍正整饬，满清恐早衰亡。”
雍正在位十三年，对清廷机构和吏治做了一系列改革。如为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实行改土归流，耗羡银归公、建立养廉银制度等，出兵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设立军机处，创立秘密建储制等。正是他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这样一位励精图治、致力于富国强民的皇帝，应该担得上“好人”的评语。
可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却只得到一世恶名，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民间传说，最集中的是他“改诏夺位”、“骨肉相残”、“不得善终”三大恶名。从登上皇位，就传闻不断，说他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民间流传关于雍正的死因有很多，有说是被吕四娘（吕留良遗孤）谋刺死的；有说被宫女缢死的；有说服丹药中毒而死或中风而亡；更有甚者说其是被曹雪芹和竺香玉合谋毒死。众说纷纭的死因，其实正反映出雍正登基后面临的现状。
可一个公认的事实却是：雍正是封建王朝中最为勤政的皇帝之一，在位13年国库从接手时的所剩无几到卸任时的国富民强，老百姓的安居乐业（雍正在位期间没有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极力整治吏治建立了健全的领导和监督体制。以后人的眼光来看，愚以为雍正的“恶名”正是来于自己的功绩。
雍正即位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清欠，也因此得了贪财的恶名。
在康熙统治期间，解决了长达八年的吴三桂等三藩的分裂战争，收复了被郑经割据多年的台湾，驱逐了占据我国黑龙江地区的沙俄势力，又出征蒙藏平定准噶尔部蒙古贵族分裂势力的动乱，这一通仗打下来得需要多少银子？清朝经济面临着崩溃的危险：一方面叛乱此起彼伏，剿而不灭，用去大部分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朝廷内贪污成风，大小官员多以“借款”为由，私自动用国库银两竟高达上千万之巨！借了钱，又不还回来，这就造成了国库的“亏空”。国库里没有银子，就得增加赋税向老百姓要，要到后来康熙都觉得老百姓太苦了，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下旨“永不加赋”。国库只存银七八百万两，而又不能“加赋”，这就是雍正接手时的财政现状。
如果说，打江山要靠枪杆子，那么，治江山就得抓钱袋子，所以亏空不能不补。雍正为了维持大清帝国的运转，把眼睛盯在了“亏空”上，要把官员们欠国家的钱收回来。雍正决定从整顿吏制开始，钱粮亏空主要出在官吏贪污上。雍正说：“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又说，“近日道府州县亏空钱粮者正复不少”，“藩库钱粮亏空，近来或多至数十万”。于是雍正下第一个法令，就是下达全面清查积空钱粮，要求各地严格执行，并责令所有亏空三年内全部补齐，不许派于民间。康熙皇帝去世刚好一个月时，雍正便下令全面清查亏空钱粮。雍正不顾其父“尸骨未寒”，就要对康熙留下的积弊大动干戈，可见事情之紧迫。
在清欠执行上，雍正的做法很值得称道。
雍正从中央直属机关内选派钦差大臣，同时又从各地抽调一大批候补州县随行。这个人选搭配很有意思。首先钦差大臣与地方的联系不是特别密切，而且就在皇帝身边，肯定对雍正清欠的决心和信心十分了解，即便是有些孝敬及往来，在这事关自己脑袋的问题上，他不会冒那么大的风险给别人担事。而同时又有一批候选官员随行，对钦差大臣本身就是一种监督。要知道雍正给出的政策是：查出一个贪官污吏，立即就地免职，从调查团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这些候补们，眼睛都望穿了，好不容易盼到这么一个出头的机会，因此眼睛现在都泛着蓝光，死盯着钦差大臣和受查官员，谁“和稀泥”谁就是动了他的“顶戴”，这样就避免了官官相护。同时，在古代官场有一个循环：上一任亏空，继任者填补，离任的时候再亏空给下一任，所以亏空总是补不上。可这回继任者就是来查账的，还不趁机把前任的亏空账抹平？再者，如果他查不出亏空也就没有自己的继任。因此，从哪方面讲，去查账的人都会“光膀子卖力气”地彻查到底。
雍正这一出手，动静可真不小，雍正用两计“杀威棒”彻底粉碎了下面官员“走过场”的希望。首先查处主管财政的户部有亏空，而且亏空达二百五十万两，雍正责令户部历任尚书、侍郎、郎中、主事等官吏共同赔偿。另外雍正自己的十二弟履郡王曾做过内务府主管，结果内务府也有亏空。当时全国上下都看着这件事情，如果这笔钱追不回来，那清欠将就此不了了之。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雍正向这位十二弟下了手，最后为了还钱履郡王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虽然履郡王此举有给雍正难堪的意思，但不管怎么说你还是要把钱还了，皇上至亲尚且如此，还有哪个官员能够赖账。但雍正也因此落了个刻薄的恶名。
从履郡王的事件中，雍正看到了一个问题：官员亏空国库不是一时亏空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债一时还清有困难。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采纳了通政司官员钱以垲的建议：抄家。亏空官员一经查出，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赃官们的罪一经核实，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雍正下令：“丝毫看不得往日情面、众从请托，务必严加议处。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此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声，雍正也得了个“抄家皇帝”的封号，甚至连牌桌上都有了一种新打法：抄家和。
雍正四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亏空案而畏罪自杀。想一死了之？没那么容易！雍正指出：“官职家财既不能保，不若以一死抵赖，留赀财产子孙之计。”跑了和尚跑不了庙，雍正下令，找他们的子弟、家人算账！与此相同，广东巡抚杨文干、闽浙总督高其倬、福建巡抚毛文铨等，雍正都对犯官“嫡亲子弟并家人等”严加审讯，最终“所有赃款着落追赔”。个中详情，《红楼梦》背景中的江宁织造曹家就是其中著名的例子，这才有后来雍正被曹雪芹和竺香玉合谋毒死之说。在一场暴风骤雨般的专项整治中，亏空没了，国库也殷实了，但雍正也因此落了个好杀的恶名。
在解决了“眼前这点事”的同时，雍正于1723年成立了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会考府”，这为后来的整治吏治、反腐惩奸做好了准备。同时暗中安插密探，四处巡访，即使是巷尾街头的民间琐事，他都能马上知道。满朝文武官员都担心祸及自身，为人处事都格外小心谨慎。另外雍正还建立密折专奏制度，奏折由一种专用的特制皮匣传递。皮匣的钥匙备有两份，一把交给奏折人，一把由皇帝亲自掌握，任何人都不得开启，也不敢开启，具有高度的私密性，故称“密折”。这一下官员之间互相监督，并可直达圣听，官员们更是如履薄冰。吏治由此得以清明，但雍正因此落下个怀疑诛忠的恶名，甚至民间流传出雍正亲自设计的杀人工具--血滴子的传说。
在这之后雍正又实行了摊丁入亩、耗羡归公等政策。所谓摊丁入亩，就是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官绅地主。耗羡归公，更是把以前各级官员的以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为由，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的“小金库”收归中央财政。动了这些官员的钱袋。
清欠一事可以讲“事关根本”，成功与否决定了清朝能否安定、安全，也正是因为如此雍正才大动干戈。但是由于他近乎“不近人情”的高压政策，深深得罪了各级官员。应该讲这件事情是影响到雍正整体评价的关键因素，他犯的非“民怨”而是“官怒”。
雍正不仅仅得罪了当官的，更得罪了天下的读书人。文字狱在雍正朝尤其严重，他因此落了个好谀任佞的恶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曾静案。雍正六年，儒生曾静因受到明朝遗臣吕留良诗文的影响，锐意反清。让他的徒弟张熙去找时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劝岳反清，结果被岳钟琪给举报了，曾静因此入狱。
这种谋反的罪名，在当时凌迟或者灭九族都是有可能的。但雍正只是下令将审讯曾静的记录整理成册，在其中对民间不利于自己的谣言进行驳斥，起名为《大义觉迷录》。杀一个曾静对雍正来讲是没有意义的，雍正要借这个机会重塑自己的形象。而曾静也很配合，不仅自愿到各地宣讲雍正皇帝的“圣德”，而且还写了一篇《归仁说》，表达自己诚心忏悔之意。
曾静案实际上仍然是在给雍正泼脏水，在查抄出来的物品中，大部分都是宣传雍正争夺皇位的内容，说他如何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以及贪财、好杀、**色等。可见，此次不是真的要谋反，而是针对雍正个人。而且从曾静选择的策反对象来看，他根本就没期望会策反成功，岳钟琪击败准噶尔兵、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当时圣眷正隆，试想，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跟着曾静造反？曾静为什么偏偏就闭着眼找上了他？愚下认为，曾静就希望此事败露，造成轰动效应，以使得他的那些资料能够更广泛地宣传。虽然曾静策反没能成功，但他已经成功了，他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一笔，而且更让雍正着实加了一条罪状，也使雍正得罪了天下读书人。这是一个倒枪刺，扎进去见红，出来时还得多加个血槽子。
雍正得罪的这两批人，官员和文人，实际上是老百姓的眼睛和舌头，他们“看到的”和“所说的”，很快就被老百姓复制、传播。因此，当有“政治目的”的人散播谣言的时候，这些做官的不会加以制止，甚至希望这些谣言传得越广越好，把雍正赶下台最好，甚至有些人还会主动地去编造谣言。很多事情，不是坏在最上面，也不是坏在最下面，而是坏在中间。雍正的丑恶形象在这些官员的“口诛笔伐”中，进入了老百姓的意识中。
老百姓最津津乐道的就是：雍正即位的合法性。民间流传着雍正将康熙遗诏由原来的“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且不说遗诏至少有满汉两种文字，改了汉文改不了满文，无论传给谁总要写个人的名字，例如，传位于四子爱新觉罗·胤祯，“十字”能改，那名字怎么改？还有的说雍正是其母亲和年羹尧私生的，改“康熙遗诏”之事是年羹尧干的。这事情就更搞笑了，年羹尧是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中的进士进而走上仕途，而这年胤祯已经二十一岁了。与合法性相关的还有很多传说，例如，雍正逼康熙传位给自己，说雍正逼死了自己的母亲，残害自己的亲兄弟抚远大将军老十四爱新觉罗·胤禵。可以看出，雍正就是一个靶子，所有的脏水都在往他身上泼。
说实话，我并不关心雍正是否具有合法性，作为历史来看，我只关心他对历史有什么贡献。这件事情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封建社会，老百姓居然如此关心政治吗？封建中国江山易主不是什么新鲜事，老百姓管他谁当皇帝，谁当皇帝都是一样过日子。那么，为什么当时传闻这么多呢？
很显然，当时虽然雍正已经做了皇帝，但自己的位置并不稳当，尤其争夺皇位的人都还没有死心。仔细分析这些传闻都是有政治目的的。修改遗诏，只是为了宣传雍正不具有“合法性”；“谋父、逼母、弑兄、屠弟”只是为了宣传雍正“非君子”，这样的人不配当皇帝。而且这些宫廷秘闻，老百姓就是想编都不可能说得跟真事似的，这只能说明这些事情不是始于民间。如果老百姓是听来的，而且是听雍正的政敌说来的，这事情可信吗？
雍正在位期间，自诩“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仅以朱批奏折而言，雍正朝现存汉文奏折35000余件、满文奏折6600余件，共有41600余件，平均每天批阅奏折约10件。而且批复都以红砂朱批，这说明不是找人代笔，有的奏折上的批语竟有1000多字。著名作家二月河曾如此评价雍正：“康熙、唐太宗，还有秦始皇这些勤政君主，没一个比得上他的。”可这样一个“一心为公以天下计”的皇帝，无论是在位的时候，还是身后都留下了恶名。
雍正曾在年羹尧的奏折上批了一段流传后世的君臣说：“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实际上这对雍正又何尝不是呢？他一心想造福于民，却层层受阻，虽然取得了不少功绩，却免不了为当世和后世所恶。套用他自己的话讲，正所谓“做事易、成事难；成事易、守事难；得名易、保名难；保名易、全名难”。
雍正在位仅十三年，个人认为却是对整个大清王朝作出贡献最大的一位皇帝。但这样一个兢兢业业，一个一心为公的好皇帝，在位时以及身后若干年之内却备受争议，实在令人惋惜。但历史是公正的，近年随着关于其相关史料的逐步公开，大众逐渐开始接受了这位好皇帝，甚至开始为其“平反”，这很值得欣慰。
雍正的成功，首先在于他摒弃了人情的束缚。在封建官场，所谓的处世哲学，其实就是一部人情学。这类学问虽然让一部分人在复杂的斗争之中得以明哲保身，却让很多人失去了在历史上留下自己名字的机会。以结果看行为，雍正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整个国家社稷，为了黎民百姓。虽然在世时已经背负骂名，虽然他知道自己无力将自己的形象在百姓的口中和文人的笔下更改，但他依然努力地工作着，依然奋力地为了天下而不断得罪那些不得不得罪的人。可喜的是，近些年对雍正的评价正在发生改变，人们正逐步开始转变对他的认识，甚至有很多人已经喜欢上他，例如我自己。雍正在后世所得到的认同向我们昭示了一条生存法则：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你！
为什么雍正一心为天下却不能得到当时人们的认同和理解？为什么最为勤恳的皇帝在民众的眼中是个不仁不孝的人？为什么雍正做了那么多实事、好事不被民众所铭，而那些“花花新闻”却总是让人津津乐道？原来，为了国家，雍正得罪了当时那个国家的大脑和口舌——官员和文人，正是他们能够决定雍正将以什么样的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雍正的好心没有好形象，为我们昭示了一条生存法则：你的形象取决于评价者如何评价！
二、听不懂官话不许考科举：雍正的“普通话”推广
1728年，清世宗雍正设立“正音书馆”，在全国推行北京官话。他谕令福建、广东两省推行汉民族共同语（旧称“官话”）。并规定“举人生员巩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意思是，读书人若听不懂官话，不会说官话，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1728年，清世宗雍正设立“正音书馆”，在全国推行北京官话。他谕令福建、广东两省推行汉民族共同语（旧称“官话”）。并规定“举人生员巩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意思是，读书人若听不懂官话，不会说官话，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一个把满语视为国语和民族标志的满族皇帝，此时却破天荒地下了一道推行汉语普通话的上谕，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上谕颁布后，闽粤二省的各个郡县普遍建立了正音书院，教授官话，凡是走读书、考试、当官之路的读书人都要懂得官话。甚至一度规定，不会讲说官话的童生，不得考取秀才。
雍正帝的“推普”上谕不可谓没有远见，“推普”措施似乎不可谓不力，然而收效甚微。据记载：“初时甚为认真，无如地方官悉视为不急之务，日久皆就颓废，至嘉庆、道光时，福建仅存邵武郡城一所，然亦改科制，广东则更无闻矣。”
“推普”上谕尽管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但还是有一些积极作用和影响。作为“推普”的首倡者，雍正帝为后来的张之洞等提出“官音统一天下语言”的思想和举措奠定了基础。
1902年，张之洞、张百熙等为清廷制定《学务纲要》指出：“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扞格，兹拟官音统一天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于官话一门。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以用《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
显然，张之洞等人的“推普”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雍正帝“推普”上谕的精髓，并加以发展。1909年，清政府资政院开会，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
其中，雍正的筚路蓝缕之功是必须得到肯定的。
三、雍正统治寡恩刻薄清欠钱粮得罪地主与贵族
雍正是清朝入关后第三位皇帝，他于1722年继承皇位，到1735年去世，在位仅12年8个月，但他所做出的改革，比他父亲康熙担任61年皇帝所做出的改革还要多。他勤于政事，每天都工作到深夜，睡眠时间不足4个小时。一年之中只有生日那天他才会休息。仅仅在数万件奏折中他所写下的批语，就多达1000多万字。雍正皇帝的勤政精神、理财成效、治国业绩，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堪称楷模。
由于康熙在位太久，雍正即皇帝位时已是45岁的中年人了。凭藉自身的丰富经历，雍正一登上皇位就具备了驾轻就熟，大展鸿图的能力。在不到13年的时间里，他以财政经济为中心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是实行“耗羡归公”，建立“养廉银”制度；二是“摊丁入亩，地丁合一”，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三是清理国家财政钱粮亏空，以铁的手腕把侵吞的库银收回来；四是建立“会考府”，审核钱粮奏销；五是开放洋禁，发展海外贸易；六是“改土归流”，进行民族区域的地方行政改革；七是废除贱籍、酷刑，实行社会改革；八是创立军机处，加快改革步伐。
雍正元年（1723年），他接受山西巡抚诺岷的建议，施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的措施，以此限制、减少官员的贪赃舞弊和横征暴敛。因为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要增加损耗，这种附加称为“火耗”或“耗羡”。由于“火耗”无法统一确定征收额，州县地方官便通过超额征收，以补充地方政府办公经费的不足及官吏们的工资外收入。最多的州县在一两正税上附加五六钱火耗，百姓负担十分沉重。
明清时代正一品大员的年俸不过180两银子，七品知县仅仅45两。这点俸银，在当时的物价水平下养家糊口都成问题，更不要说打点上司，迎来送往和礼聘幕僚了。尽管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贪污额度超过60两银子的官员一律剥皮实草，仍然遏制不住当年如潮般的贪赃枉法。
雍正实行收支两条线的“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既减轻了老百姓负担，又改变了明代以来中国官员名义收入低，灰色收入高的不正常状态，保证了朝廷廉政建设的有效推行。
雍正皇帝勤于政务，勇于改革，大力清除康熙统治后期的各种积弊，取得了卓著成效，但由于他统治严酷，刻薄寡恩，清欠钱粮，地丁合一等经济政策又得罪了贵族和地主，也难免带来了历史上的一些争议。
四、揭秘历史上唯一一本皇帝编撰的大爆“家丑”的书
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雍正皇帝因曾静反清案件而刊行了《大义觉迷录》一书。全书共四卷，由雍正皇帝钦定编纂，内收有雍正皇帝本人的十道上谕、审讯词和曾静口供四十七篇、张熙等口供两篇，后附曾静《归仁说》一篇，目的是为了“教育”有反清复明思想的汉族知识分子。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部至尊皇帝与平民囚犯进行大辩论的书，也是史上泄漏宫廷内幕、隐秘最多的一部御制国书。
《大义觉迷录》的刊行，缘于湖南的曾静投书案
曾静其人，性迂阔，喜谈道学，有反清思想，是清代很有名的书生“革命家”。他生于1679年，卒于1741年，湖南永兴鲤鱼塘镇人。幼年丧父，母亲把他拉扯大，家境十分贫寒，他曾醉心于功名但屡试不第，于是断了科举入仕之念，在乡村闭门授徒，经常向学生们散布反清言论。
雍正五年，曾静在省城读到了清初杰出思想家、诗人和时政评论家吕留良的文章，对“其中虽有数十年，天荒地塌非人间”的诗句，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吕留良有皇帝之才，无皇帝之命。
出于仰慕之情，曾静派得意门生张熙去浙江拜谒吕留良，但当时吕留良已去世四十余年了。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交给张熙其父的一批著作，有日记纂一本，诗集一本，日记草本四束，抄本文集四本，散诗稿一束等。不虚此行的张熙把这些著作带回后，曾静如获至宝大喜过望。静下心来仔细研究了“革命导师”吕留良的这些文集后，曾静更加坚定了自己反清的政治主张，他先后写了《知新录》《知几录》两本书。在《知新录》里，他大胆放言：“如今八十余年没有君，不得不遍历城中，寻出个聪明睿智人出来做主……”“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翻复”“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又称：“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子做；明季皇帝，该吕留良做，如今却被豪强所寿。”他还集中列举出雍正皇帝的“十大罪行”，即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色、诛忠和任控等，说雍正皇帝是历史上少见的暴君。
曾静以“华夷之分”理论入手排满，并四处宣传，鼓励群众团结起来反抗满族统治，光复汉业，俨然一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启蒙思想家。
雍正六年，曾静听说川陕总督岳钟琪两次要求进京觐见，却被皇帝拒绝，认为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而岳飞是因女真犯宋而被冤杀的，所以岳家与满族有世仇。曾静便派学生张熙带着他的书信到西安去找岳钟琪，策动起兵反清。曾静的书信中对雍正帝极尽责骂之词；又以岳飞抗金的事迹激励为作为岳飞后裔的岳钟琪，劝他掉转枪头指向金人的后裔满洲人，为宋、明二朝复仇。
岳钟琪是岳飞的二十一世孙，出生于武将世家，祖父岳镇邦曾任左都督、绍兴总兵，岳钟琪本人也在康熙末年平定西藏之乱时立下战功而升为四川提督，随后又在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率军随同年羹尧大将军入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的叛乱，由于战功卓著，加之年大将军因为飞扬跋扈被雍正整肃，结果岳钟琪接任了年羹尧的川陕总督位置，一时间可谓是圣眷正浓，春风得意。
但是，川陕总督这个位置一向为满族权贵子弟所垄断，岳钟琪虽说是汉军八旗出身，但依旧被人嫉妒中伤，一些人躲在暗处给雍正偷打小报告，说岳钟琪存有反心。据雍正后来说的，足足有一箩筐之多。这些猜疑和诽谤，并非都是空穴来风。就在前一年（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有个叫卢汉民的人突然在成都街上大喊大叫：“岳公爷带川陕兵造反了，西城门外开有黑店，要杀人！”弄得当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当然，这个卢汉民后来很快被抓住，经严格鉴定，此人是精神病患者，有关部门最后将之从速处死了事。
“卢汉民事件”发生后，岳钟琪慌忙向朝廷引咎辞职，但雍正对此颇不以为然，他不但没有责怪岳钟琪，反让岳钟琪继续“鼓励精神，协赞朕躬，造无穷之福，以遗子孙！”
圣上如此宽厚待己，岳钟琪自然是感激涕零，对清廷忠心不二，根本无意造反，反而一直想寻找机会报答皇上。这次张熙来劝岳钟琪谋反，给岳钟琪一个向皇帝效忠尽力的好机会，由于事情重大，岳钟琪派人将此信以最快的速度密报雍正，请求如何处理。密旨很快就到了，雍正在谕旨中不无恼怒地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的手段，严加审讯。雍正还主动建议说，不要采用原先那种简单粗暴的刑讯逼供，而要想个引蛇出洞的法子进行诱供，定要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
于是，岳钟琪按照雍正的密旨，开始秘密审问张熙。张熙倒还有点骨气，打死我也不说。岳钟琪使了个诡计，假称前面是试探他，还和他歃血为盟，岳钟琪见张熙已经落入自己的圈套，便顺势说自己也早想造反，但苦于自己身边没有诸葛亮、刘伯温这样的谋士，一时也无从动手。张熙听后，就上当了，便说自己的老师曾静英明睿智，必定能担此重任。不仅如此，张熙还得意地告诉岳钟琪，他们在湖广、江西、两广、云贵六省都已发动了群众，“一呼可定”，反清事业定然成功。
此时，岳钟琪方知曾静是幕后指使人。岳钟琪获得真实情况，马上向雍正作了奏报。由于张熙已说出内部情节，曾静也无法隐瞒实情，交代了他们与浙江吕毅中、吕留良弟子严鸿逵等人的联系。之后，雍正立即派出刑部侍郎杭栾禄、副都统党罗海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联合拘讯曾静.
雍正得知曾静的荒唐之举是受吕留良的影响后，便对早已去世多年的吕留良恨之入骨。吕留良向以操守自重，不仕清，而是招徒讲学，很有名气。顺治时，他参加过考试，后来归隐山林。地方官几次以“山林隐逸”要他出来做官，他都辞谢。吕留良招徒讲学，号召人们要坚持汉民族立场，不要为夷狄政权服务。在他的语言和文字中，从未承认清政府是合法的政权。康熙时期，有人推荐吕留良做“博学宏词”的考选，他也不参加。最后，他终于削发当了和尚，直到康熙二十二年病逝。尽管吕留良隐居山林之中，从事着书立论，但他的排清念明思想和骨气，以及学识渊博，存留在大江南北，影响了大批后人，雍正帝将曾静与死去的吕留良严格划分：“曾静只讥及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尤较曾静为倍甚者也。”
于是，龙颜大怒的雍正帝下了严旨：“将大逆吕留良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刻刷印及钞录者，于文到日出示遍谕，勒限一年，尽行焚毁。”
清朝官员一边在湖南逮捕曾静、张熙，一边在浙江迫害吕留良的家人。吕毅中和沈在宽（严鸿逵学生）被诛杀，连去世多年的吕葆中（吕留良之子）也遭到掘墓戮尸的处分。还将吕、严两家直系家族凡16岁以上的男丁全部处斩，15岁以下的母妻姐妹不是奸杀，就是发配功臣家为奴，真是惨绝人寰。连刊刻吕留良之“逆书”的车鼎丰、车鼎贲，都是秋后执行斩首，孔用克、周敬舆私藏禁书，也被“斩监候”。
雍正为让曾静、张熙作为活口人证，对之耐心“开导”、软化，使软骨头的曾静从反清转而竭力谴责吕留良，吹捧清王朝，并写出《归仁说》，从理论上陈述清朝统治的合法性，要世民“归仁”于清。曾静同时为自己误信了吕留良的邪说表示痛心忏悔，说什么“该死该剐的罪，尽是吕留良之说所陷”，误解了英明君主。同时，又对雍正大肆歌功颂德，什么“皇上渊衷至仁，天性至孝，发虑至诚，修己至敬，而道德之纯熟，学问之深渊，历练之缜密，处事之精详，则又一理之浑然”，赞美曰：“我皇上又如此道全德备，超越千古”，是“数千年而始生一大圣人”也。
后来，雍正给曾静以特别优待，不仅没有责罚，而且还玉食锦衣地将其供养起来。他命令地方官员安排曾静到湖南观风整俗使任职，又命奕禄带他到江宁、杭州、苏州等各省学府去现身说法，当众认错，并为雍正辟谣，宣扬雍正至仁至孝和勤政爱民的各种功德，以消弭全国文人的反清情绪。
通过审讯曾静，雍正得知他弟弟允祀、允禟等人的忠实随从，在各地宣扬他用非法手段篡夺皇位的内幕，针对曾静、吕留良及弟子严鸿逵的反清观点，写出关于清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的辩论，并与曾静的供词及《归仁说》，汇编成《大义觉迷录》四卷颁发天下。这本书的书首为雍正的一篇万言长谕，其后是讯问曾静等人在狱中受审的供词，最后附上曾静的《归仁说》一文。
四卷本《大义觉迷录》是曾静的文字狱的历史记录，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雍正在曾静投书案结束后，亲自编纂，刊刻成书。
《大义觉迷录》刊印后，雍正下令颁发全国所有学堂，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不学习者治罪。1730年4月4日，《大义觉迷录》的第一套刻版完成。第一批印刷了500册，分发给在京的文武大臣，第二批印成后发送给各省高级官员，各省督抚还收到一套作为其所在省的印书馆的范本，以便刻制新的木刻印板，分发给本省的大量的低级官员，后者继续传递给县镇内的读书人。
疆域辽阔的大清国中，大多数人并不识字。雍正皇帝选取了才学与道德都值得他信赖的文人，派遣到西北宣讲《大义觉迷录》的宗旨。这些长期埋首于儒学经典与权力斗争中的京城官员，穿越还算繁华的市镇，走到人烟稀少的乡村。在所到之处，他们建立起一座座临时“龙亭”，焚烧香料，在努力营造的庄严气氛中，大声宣讲《大义觉迷录》。据记载，当时在兰州的一场讲授中，宣讲者是郑禅宝，大约有一万名士兵和百姓聚集在一起，虔诚地听讲，在理应人烟稀少的酒泉，则有两万人加入了听众的队伍。全国的其他各地，也是书声琅琅，对《大义觉迷录》的宣讲不绝于耳。
雍正十年，轰动一时的曾静投书案以严惩允祀的追随者及吕留良后人，宽释曾静、张熙而告终。雍正说：“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并下令说：“曾静系朕特赦之人。”释放曾静时，雍正皇帝还说：“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的继承者乾隆却和雍正对此事的看法不一样，甚至是背道而驰。雍正死后，新君乾隆登基仅仅43天，就将曾静、张熙处以磔刑，并严令收缴和销毁《大义觉迷录》，列为禁品。若是民间有人私藏或阅读此书者，一律处死。从此《大义觉迷录》成为绝世罕见的一部皇帝撰写的御制国书，湮没二百多年不见天日，这一切更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大义觉迷录》今存雍正年间内府原刻本及外省翻刻本，另有光绪末年香港仁社书局铅印本，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有排印本。
五、赐死守灵入狱幽禁雍正继位后如何清除弟兄
雍正帝的皇位，是正取还是逆取？从胤禛登极至今280余年以来，既是学术界激烈争议的问题，也是演艺界火爆炒作的题目。历史是胜利者的记录，正史不会、也不可能对雍正帝逆取皇位作出记载。康熙帝生前未立皇位继承的遗诏，也不会留下一鳞半爪暗示皇位继承的文献。但是，自康熙帝宾天，雍正帝继统起，便有皇位出自篡夺的传闻异说。
雍正帝为此亲撰上谕驳斥，编纂《大义觉迷录》一书，就“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色”、“好谀”、“任佞”等十项大罪，进行自辩，颁行天下。然而，事与愿违，弄巧成拙，欲盖弥彰，愈描愈黑，留下生动而曲折的历史故事。
雍正帝继承皇位之日，就面临着兄弟们的不满和挑战。当时有条件同胤禛竞争储位年满20岁的兄弟共有13人：即雍正帝的大哥允禔、二哥允礽、三哥允祉、五弟允祺、七弟允佑、八弟允禩、九弟允禟、十弟允礻我、十二弟允祹、十三弟允祥、十四弟允禵、十五弟允禑和十七弟允礼。此外，六弟允祚、十一弟允禌已死，十六弟允禄出继。雍正帝对这些兄弟常怀有一种恐惧和仇恨，他不惜以非常的手段来堵住他们的嘴。
大阿哥允禔在太子废立中得罪皇父，被夺爵，幽于第。康熙帝派贝勒延寿等轮番监守，并严谕：疏忽者，当族诛。允禔已成为一只不再见天日的死老虎。雍正十二年(1734年)死，以贝子礼殡葬。
废太子允礽被禁锢在咸安宫，但雍正帝仍不放心。他一方面封其为理郡王；另一方面又命在山西祁县郑家庄盖房驻兵，将允礽移居幽禁。雍正二年(1724年)，允礽死去。
三阿哥允祉本不太热心皇储，一门心思编书，但也受到牵连。雍正帝即位后，以“允祉与太子素亲睦”，命“允祉守护景陵”，发配到遵化为康熙帝守陵。允祉心里不高兴，免不了私下发些牢骚。雍正帝知道后，干脆将允祉夺爵，幽禁于景山永安亭。雍正十年(1732年)死，以郡王礼殡葬。
五弟允祺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曾领正黄旗大营，后被封为恒亲王，其子恒升为世子。允祺没有结党，也没有争储，只想做个平安皇子。但是，雍正帝即位后，借故削恒升世子爵。雍正十年(1732年)，允祺死亡。
七弟允佑雍正八年(1730年)死。
八弟允禩是雍正帝兄弟中最为优秀、最有才能的一位。但是，“皇太子之废也，允禩谋继立，世宗深憾之”。允禩为谋继位，同大阿哥允禔、九阿哥允禟、十阿哥允、十四阿哥允等结党。所以，雍正帝继位后，视允禩及其党羽为眼中钉、肉中刺。允禩心里也明白，常怏怏不乐。雍正帝继位，耍了个两面派手法：先封允禩为亲王——其福晋对来祝贺者说：“何贺为？虑不免首领耳！”这话传到雍正帝那里，后命将福晋赶回娘家。不久，借故命允禩在太庙前跪一昼夜。后命削允禩王爵，圈禁于高墙，改其名为“阿其那”。“阿其那”一词，学者解释有所不同，过去多认为是“猪”的意思，近来有学者解释为“不要脸”。允禩被幽禁，受尽折磨，终被害死。后来乾隆帝给他的这位叔父平反：“未有显然悖逆之迹”，恢复原名，收入《玉牒》。
九弟允禟因同允禩结党，也为雍正帝所不容。允禟心里明白，私下表示：“我行将出家离世！”雍正帝哪能容许允禟出家！他借故命将允禟革去黄带子、削宗籍，逮捕囚禁。改允禟名为“塞思黑”。“塞思黑”一词，过去多认为是“狗”的意思，近来有学者亦解释为“不要脸”。不久给允禟定28条罪状，送往保定，加以械锁，命直隶总督李绂幽禁。允禟在保定狱所备受折磨，以“腹疾卒于幽所”，传说是被毒死的。后乾隆帝给其九叔允禟“复原名，还宗籍”。
十弟允因党附允禩，为雍正帝所恨。雍正元年(1723年)，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来京病故，送灵龛还喀尔喀(今蒙古共和国)，命允赍印册赐奠。允称有病不能前行，命居住在张家口。同年借故将其夺爵，逮回京师拘禁。直到乾隆二年(1737年)才开释，后死。
十二弟允祹康熙末年任镶黄旗满洲都统，很受重用，也很有权，但没有结党谋位。雍正帝刚即位，封允祹为履郡王。不久，借故将其降为“在固山贝子上行走”，就是从郡王降为比贝勒爵位还低的贝子，且不给实爵，仅享受贝子待遇。不久，又将其降为镇国公。乾隆即位后被进封为履亲王。这位允祹较其他兄弟气量大，一直活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享年79岁。
十四弟允禵虽与雍正帝一母同胞，但因他党同允禩，又传闻康熙帝临终前命传位“允祯”而雍亲王党篡改为“允禛”，所以二人成了不共戴天的冤家兄弟。雍正帝即位，先是不许抚远大将军进城吊丧，又命其在遵化看守皇父的景陵，再将其父子禁锢于景山寿皇殿左右。乾隆帝继位后，将其十四叔开释。
十五弟允禑康熙帝死后，雍正帝命其守景陵。
此外，尚有两人受到雍正帝的优待——就是其十三弟允祥和十七弟允礼。允祥，曾被康熙帝幽禁，原因不详。雍正帝继位，即封允祥为怡亲王，格外信用。允礼，雍正帝继位封为果郡王，再晋为亲王，先掌管理藩院事，继任宗人府宗令、管户部。允祥和允礼显然早加入“胤禛党”，只是康熙帝在世时，十分隐秘，未曾暴露。
应当说，雍正帝兄弟之间、君臣之间，彼此猜忌，相互残杀，既是家族斗争，也说明雍正帝的继位是一次激烈的宫廷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