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了解劳动与繁殖力
劳动从社会中最低下、最为人看不起的位置一下子上升为一种人类最值得尊敬的活动，这种变化是从洛克发现劳动是一切财产的来源后开始的。当亚当·斯密断言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当马克思的“劳动体系观”囫——劳动成了一切生产力的源泉，是人性的一种表达——使劳动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时，情形更是如此。不过在三个人中，只有马克思关心劳动本身，洛克关心的只是作为社会根基的私有财产制度，而斯密则只是想解释并获得不受任何阻碍的财富无限累积的过程。
因此，洛克为了使劳动从只制造“非耐用品”这一困境中摆脱出来，不得不引进货币——一种“人们携带在身而不遭污损的耐用品”——没有了金钱，劳动者就无法生存，更谈不上生产什么具有永恒耐久性的物品，如财产，因为劳动过程需靠“耐用品”维持才可以进行。
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们摆脱不了这些区别由于洛克与斯密都不关注劳动本身，因此他们都能接受某些原则上是劳动和工作之间的差异，如果这一差异不是将劳动的真正特征说成是互不相干的东西的话。这样，斯密把一切与消费有关的活动均称作“无生产力的劳动”，好像这是一些有生产力的东西的一种可以忽略和非本质的特征似的。他以蔑视的口吻描述“充满奴性的任务和服务怎样在刚完成时便消失殆尽，不留任何痕迹和价值”，这一描述与其说是与现代社会劳动光荣有关，不如说与前现代社会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更有联系。洛克与斯密还意识到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并非所有劳动都旨在“创造出不同的价值”，国还存在着一种“对其劳动对象不产生任何价值”的劳动。当然，劳动也是自然界中人类拥有的东西，只不过自然赋予人们的“好东西”和人们在劳动成果和工作成果上增添的东西的比例恰好相反。用于消费的“好东西”总是保持着其自然性，例如面包中的谷物仍是谷物，可是被制成桌子的树木却已不再是树木了。因此，洛克（虽然他并未在意自己在“身体的劳动与双手的工作’之间所作区别）也不得不承认“非耐用品”与持久经用、人类不会损坏的永久性物品两者之间的差异。斯密与洛克面临的难题是同样的，他们的“产品”
必须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长久存在，成为“有价值”的东西，至于价值，是被洛克定义为“可以保存并可以成为财产的东西”，还是被斯密定义为“可以长久存在并与其他东西进行交换的东西”，这都是非物质性的。
这样就产生了这一问题，为什么洛克及其后的思想家如此顽固地认为劳动是财产、财富及所有价值、最终是人性的起源呢？或换言之、对摩登时代如此重要的劳动的内在涵义究竟又是什么呢？
二、劳动的内在涵义
从历史上说，自17世纪以来的政治理论家面临着一种迄今为止还未听说过的财富、财产和不断增长的过程。为了说明这种稳定的增长过程，他们自然而然地将焦点聚集到这一增长过程本身的现象上（这也是我们将在后几章节中讨论该现象的原因）。“过程”
这个概念成了新时代以及新时代推动的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用语。从一开始，这个过程（由于它没有终期）就被理解为一种“自然过程”，或更具体地说，是一种带有“生命过程特征的自然过程”。摩登时代的至高迷信——钱生钱，以及这一时代最深刻的政治洞见——权力生权力，都将其可能性建立在对人类自然繁殖力比喻的基础上。
在人类所有活动中，只有劳动（不是行动，也不是工作）才是永恒的，随着生命的进步自发地向前发展，不受任何人为决定或人为目标的影响。
就马克思而言，劳动就是“劳动者自身生命的再生产”，这种劳动保证了个人的生存，而生育则是“另一生命”的生产，它保证了“整个人类的生存”。这种观点始终成为马克思理论的起源，然后，他通过用“生命有机体的劳动力”取代“抽象劳动”，通过把“劳动力剩余”看作在生产出满足劳动者本人再生产过程后还剩余的劳动力的那一部分，对这一理论作了详细阐述。马克思以此道出了一种其前人——否则他要将所有重要的灵感归功于他们——和其后来者从未达到过的深刻的体验。
人类与自然新陈代谢的繁殖力（它来自于劳动力的自然剩余）至今仍在分享着我们在自然界中到处可见的物质。劳动之所以有快乐，或成为一件人生乐事，在于人们以其独特方式感到自己活着的巨大幸福，就同所有生物一样。人们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在由大自然规定的生理循环过程中生存下来，自由地发展，劳作一休息，劳动一消费，就普通得像白天一黑夜、出生一死亡的交替，充满合乎自然的规律性。大自然的繁殖力使人类的劳动劳有所得，尽管付出辛苦、烦劳，劳动者心里仍然明白他正在繁衍后代，与他的后代们成为永恒世界的一部分《日约全书》和其他经典著作不同，认为生命是神圣的，因此无论是死亡还是劳动都不是一种罪恶——至少不是一种反生命的理由，在关于一些主教的传说故事中表明了他们为何不像关心生命那样关心死亡，他们如何既不需要个人在尘俗世界中的不朽，也不需要灵魂的永恒，以及死亡如何以一种人们熟知的黑夜的形状降临他们，并静静地永远地沉寂在“往日美好的岁月中”。
劳动固有的人类生命的幸福在工作中却永远找不到，木能错误地把这种幸福当作任务完成后的一股如释重负之感和愉悦的情绪。劳动的幸福在于辛劳后的满足，满足后的继续辛劳，十分类似于维持生计和生产一消费更迭的过程，因此劳动过程能带来快乐，就像健康的身体功能带来愉悦一样。“绝大多数人的幸福”（我们把它概括为凡人具有的福气，并将其庸俗化）概括了一种劳动社会基本现实的“理想”。追求这种幸福是每个人不容剥夺的权利，就像每个人都有权追求更好的生活一样，可以说追求幸福的权利就是追求生活的权利。但幸福不同于幸运，幸运并不常见，且瞬间即逝，人类无法追求，这是因为幸运取决于运气和机遇；尽管大多数“追求幸福”的人追求好运，但当好运真的降临到他们身上时，他们又觉得木幸福，因为他们想永远保持和享受这种幸福，好像这种“好东西”是无穷无尽似的。但他们并不知道，大自然规定人类必须辛苦劳作，然后快乐地再生产；想要超越这个循环过程是不可能得到持久的幸福的。不管什么，只要使这一循环失衡（无论是由灾难而非再生导致的贫困和悲惨，还是最终产生令人厌烦的、极度的富裕和无所事事的生活——在这一生活中，生活必需品、消费品和消化这一生理过程无情地压榨人类软弱无能的躯体，直至其死亡）便破坏了来自生命的基本幸福。
生命的力量是繁殖力，生物有机体在维持本身再生产过程时不会消耗殆尽，其“剩余”在其潜在的繁殖力中。马克思始终如一的自然观发现了人类生命力一种具体形式的“劳动力”，这一劳动力像自然一样能创造出一种“剩余”。从生物的生命观点来看，所有活动其实都可以在劳动中寻得共同的地方，它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提供生命过程所需物质数量的差别。当所有东西都成为一种消费对象时，劳动力剩余不会改变物体“非耐用性”这一事实便失去了其重要性。
（这些区别本质上与工作和劳动之间更为深刻的区别相同），其原因不在于他们缺少“科学”，而在于他们论述的前提是私有财产，或至少是国有财产的个人占有。但仅仅有很多财产还不足以建立起所有权，劳动产品并不会因其丰富而变得耐用，并不会因囤积和储存而成为一个人财富的一部分。相反，如果劳动产品在自然衰败前还未被人类消耗，那么这些产品则很可能在人类占有财产的过程中消失，最终“无疾而终”，成为没有任何使用价值的废物。
三、财的私有
一种最终消灭一切财产的理论竟然从理论上建立私有财产作为其出发点，乍一看，一定非常奇怪。但是，如果我们还记得摩登时代有关财产（这些财产的权利被明确断言不属公共领域和国家）的尖锐争论的话，那么，上述观点就不足为怪了。由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前的任何政治理论从未提出建立一个消灭一切财产的社会，由于20世纪前的任何一个政府也从未表现过想要没收其国民的私有财产的倾向，因此，不可能因需要保护财产权以防政府可能的侵犯而产生一种新的理论。问题在于，与当前的产权理论都是防卫性的不同，经济学家一点都不是防卫性的。相巨，他们对整个政府领域抱有公开的敌意，这一领域最好被认为是一种“必要的恶”，一种“人性的反映”，最差则被认为是一种寄生于健康的社会生活中的“寄生虫”。囤摩登时代全力防卫的不是财产本身，而是毫无顾忌地对更多财产的追求或将财产据为己有；与所有容忍公有世界“死水一潭”
的永恒性的组织不同，摩登时代以生命的名义、以社会生活的名义而战斗。
毫无疑问，正如生命的自然生理过程在人体中一样，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劳动与生命更有关的活动了。洛克既不赞同传统劳动理论对劳动的解释，那些理论认为劳动是贫困必然的结果，而不是消灭贫困的手段；也不赞同对财产起源的传统解释，这一解释认为财产是通过夺取、征服或公有世界最初的分裂产生的。的事实上，他真正关心的是占用，他想寻找的是一种世界性的占用活动，而这种活动的私有性同时又必须是无可争议的。
可以肯定的是，包括生殖力在内的生命过程的生理功能是最具私有性的。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少数几个“社会化的人”尊重和推行严格的私有的例子也恰恰与生命过程本身实施的这种“活动”有关。当然，劳动由于它是一种活动，而不仅仅是一种功能，可以说是最不具私有性的，是一种我们感到无需加以隐藏的活动。然而，在使赞成私人占有的观点（与赞成私人财产的观点相反）可行方面，劳动非常接近生命过程。洛克发现人所拥有的最私下的东西或说私人财产，就是“人本身”，即他的身体。“身体的劳动和双手的工作”是一回事，因为无论是身体还是双手都是用来“占有”“上帝……给予大众的东西”的“工具”。身体、双手、嘴巴这些工具都是自然的占有者，因为它们不属于整个人类，而只是给每个人作私人之用。
正如马克思必须引入一种自然的力量，即身体的“劳动力”来说明劳动者的生产力和一种财富的增长过程一样，洛克（尽管不那么明显）为了使稳定的、世俗的边界（它将每人“从公有领域中’，私下拥有的一份世界“圈了起来”。开放，囫不得不将财产看作是一种占有的天然起源。马克思与洛克相同的地方在于他希望财富不断积聚的过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一过程自动地追随自身的规律，不受随心所欲的决定或目的的影响。如果有任何人类活动打算牵涉在这种积聚过程中的话，那么这种人类活动只能是一种身体的“活动”，其天然功能不受任何制约，即便想这么做的话。制约这些“活动”
就是摧毁自然。就整个摩登时代而言，无论它坚决要求实施财产私有制，还是认为财产私有制妨碍了财产的增长，制约和控制了财富的增长过程，都无异于试图破坏整个社会生活。
摩登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兴起（在那里，劳动——这个人类活动中最私有的活动——已带有公共性，并被允许建立自己的公共领域）使作为一种私有空间的财产权的存在能否经受住财富增长这一无情的过程变得令人可疑。然而，这一点千真万确——与“公共的东西”风马牛不相及的个人东西的私有性，因将财产转变成占有或因“对公共领域的封闭”的解释（这一解释把它看作是身体活动的一个结果、一种“产品”）而得到了最好的保障。在这方面，人类的身体的确成了所有财产的“精髓”，因为身体是唯——一种不能与别人分享的东西，即使想分享也不行。事实上，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让身体范围所涉及的一切（它的快乐和痛苦、劳动与消费）更缺少公共性和感染性，因而能更有效地抵挡公共领域的招摇和醒目了。同理，没有什么能比全神贯注于人体生命（迫使人受奴役和遭受无法忍受的痛苦）更激烈的方式将人逐出这一世界了。任何希望不管以何种理由，都使人类的存在纯属“私有”，与世界无涉，并使人类只知自身存在的人，必须将他的观点建立在这些经验上。由于奴隶劳动的无情的苦役是人为而非“自然”的，与动物化劳动者的天然繁殖力不同，（当他们再生产他们生命时，他们的力气并未用尽，时间并未消耗完），因此，构成斯多葛派的禁欲主义式和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式的脱离世界的“自然”经历不是劳动，或奴役，而是痛苦。从与世隔绝和个人自身体验中获得的快乐就是一种著名的“无痛苦”，这是一种形形色色的感觉论都必须首肯的定义。认为“只有身体的感觉才是真实”的享乐主义是一种最激进的彻底私人性的生活方式，与政治毫无瓜葛，真正体现了伊壁鸠鲁所说的“隐居与世无涉”的境界。
通常来说，“无痛苦”只是一种体验世界的身体上的感觉。只有当我们不怒不躁，或在怒躁之后恢复平静，我们身体的感觉才会正常接受外界事物。而无痛苦一般只能在痛苦和不痛苦之间短暂的一刹那间被感觉到，与感觉论者的快乐概念相应的感觉是从痛苦而不是从无痛苦中释放出来的。这种感觉之强烈是毫无疑问的。只有痛苦的感觉才能与之匹敌。一些哲学出于各种理由，希望将人类从这一世界中“解放”出来，这些哲学所需的智力上的努力一直是一种想像，这一想像经历的只是无痛苦以及将这一无痛苦转变成一种从中释放的情感。
在任何情况下，痛苦以及相伴的从痛苦中解脱的感觉是一种远离这个世界以致于感受不到尘世俗物的感觉。被剑刺痛，或被一根羽毛搔得痒痒的感觉，并不能感受到剑或羽毛的性质，甚至不能感受到剑或羽毛的存在。只有这种对人类体验这个世界的感觉能力的不可遏止的怀疑（这一怀疑产生各种各样的现代哲学），才能解释人类这一奇怪或荒唐的选择——把一些现象，如显然会阻碍人体感官正常体验的痛、痒，作为所有感官体验的例子，才能从中产生主观的“首要性”和“次要性”。如果我们只有身体感官的感觉，那么我们不仅不会去怀疑外部世界的现实性，我们甚至根本形成不了世界这一概念。
唯—一种与尘世的经历，或确切地说，与在痛苦中发生的世界的迷失完全相应的活动是劳动，因为在劳动时，人类的身体尽管要动作，但它还是关注于自身的存活，受制于大自然规定的新陈代谢生理需要，无法超越或摆脱自身功能运转这个永不停止的循环过程。上文中提到过与生命过程密切相关的痛苦的双重性，用《圣经》上的话来说，这种双重的痛苦是同时强加给人类的那一种自身再生产过程与神的再生产过程中包含的痛苦经历。如果财产真的起源于人类这种生活和繁衍的痛苦，那么财产的私有将像拥有躯体和经历痛苦这种不相称的私有一样，不应是这世上的一部分。
然而，这种以私人占有为主要形式的私有绝不是洛克讲的“财产私有”，因为洛克的观点主要反映了前现代社会传统的观点。无论财产的起源是什么，对洛克而言，财产依旧是“公共领域之外的私人领地”，即一块能隐藏私有东西并防止公共领域对其侵害的领地。这样，它保持着与公共领域的联系，即便当财富和占有的增长威胁到公共领域的生存时也如此。财富由于其自身的世俗保障性，它不是减弱而是加强了与劳动过程之间的联系。同样的道理，劳动过程的特点——生命过程的需要使之永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也可以通过财产的获得来加以证实。在一个有别于劳动者、工薪劳动社会的财产所有者世界中，人们关注及忧虑的中心是由财产所有者组成的世界，而不是自然的充裕性，也不是纯粹的生命需要。
如果人们最关心的不再是财产，而是财富的增长和积累的过程，那么整个情况都会为之一变。这种过程将会变得跟人类生命过程一样永恒，而这一永恒受到了这一令人烦恼的事实的挑战和干扰——单个的人不会永生，因而也不会永恒。只有当这种财富积累的过程的主体是整个人类社会，而非哪一个具体的个体，这种过程才会毫无障碍和飞速进行，不受个体预期寿命以及个人所有财产的限制。只有当人们不再作为个人行动，不再只关心自己的生存，而作为“人类的一分子”，只有当个体生命的再生产融入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命过程中去，一种“社会化的人”的集体生命过程才会按照自身的“必需”
卿生命再繁衍和物质日益丰盈双重意义上的自动的繁殖过程）正常进行。
马克思的劳动哲学与19世纪进化与发展理论（个体生命过程从有机体生命的最低形式向最高级动物形式——人类的出现进化）的不谋而合令人瞩目。恩格斯一开始就发现了这一点，他称马克思为“历史学上的达尔文”。所有这些理论在各种科学（如经济学、历史学、生物学、地理学）中都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过程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在现代社会以前人们对它还一无所知。由于自然科学对过程的发现与哲学反思中的发现不谋而合，因而在人类身体内部的生理过程最终应该成为新概念的模式，这一点是很自然的。
在反思的体验中，我们除了知道自己身体中的新陈代谢过程之外，对其他的过程一无所知，唯一能解释这种新陈代谢过程并与之相应的活动便是劳动。因此，摩登时代的劳动哲学中，劳动生产力与繁殖力的等同本来应该被建立在同一等同基础上的各种生命哲学所取代，这或许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园早先的劳动理论与后来的生命哲学的不同，主要在于生命哲学看不到一种对维持生命过程必需的活动。而这种忽视似乎与历史的事实发展相一致——历史的发展使人们的劳动比以前更加无效，也使劳动与生命过程的自发运动更相近。如果在世纪之初，即尼采和柏格森的年代，生命而不是劳动被视作“一切价值的创造者”的话，那么物力论对这一生命过程的极度赞扬就会把人类在出于生理需要进行的活动（劳动、繁衍后代）中体现出来的最低限度的主动性也排除在外了。
然而，繁衍力的急剧增长和过程的社会化（即这一过程的主体不再是单个个体，而是整个人类社会或人类的集合体）都无法取消来自身体过程（生产在这一过程中展示自己）经历或来自劳动活动经历的私有的、严格的，甚至是残忍的特点。物质的极大丰富和实际花在劳动上的时间的缩短，都不可能建立一个公共世界；而受到剥夺的动物化劳动者因被剥夺了可以用来藏身以免受到公共领域侵犯的私人领域，因此再也不具有私有性了。马克思（尽管以一种无法证实的欢欣）正确地预言了公共领域在社会生产力巨大地不受任何阻力地发展的条件下的“消亡”，此外，当他预见到“社会化”的人将从劳动中解脱出来，把时间花在纯属私人的、本质上是我们今天称之为“消遣”这种出世的活动时，他同样是对的，即与他的作为动物化劳动者的人的概念相一致。
四、工作的工具与劳动分工
很不幸，人类劳动力的繁殖力唯一可能的好处在于其木止为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能力，这看来是生命条件的关注，正如这一本性赋予人一样。劳动产品，即人类与自然新陈代谢过程的产品，不会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很久并成为这一世界的一部分。而劳动本身除了生命过程和维持生计外，什么也不关心，它甚至忘了还有一个物质世界的存在，以致到了出世的地步。动物化劳动者受其身体生理需要的驱动，不能像技艺者使用双手、使用其原始工具那样自由地使用自己的身体，所以柏拉图认为劳动者和奴隶不仅受制于生活必需品，无法自由，而且木能控制其自身上的“动物”部分。一个劳动大众社会是炙?篻????????禋?綘觀?羫??腫豿飡???芚?嚵??唲?????脃à?阀?鈤觔????????????????????陈?鰓杩獅雉?ｑ???珵迌?蘑ㄕè蠥斆?????偑???烫歵霮??????翝珷?坄??缱眩?煋驴??浶?妟硈??づ?猟?ゆ袠艅???镚???????唇缀???惲聠韼???騦???镚妰???????悒U頃彦????胣?馝?洄?溃δ傔????喳??煁锝????賌?≠?????廾?????挦??箼燦?塴???財??樐??驂??嵒?&の?梚芓尬?同笮?罆?麆′????遫?綝????牏?箃???撸鐤??桄???鱱?锎?陒鞎????盇??揓?????賧??歮?鴷延?煲???椉噘???笰?贚?軲???姓肬??鬲枈??匚齙飿酆⑦????褟???婝??段????蜓?槥???驃??狤?六??祃妏?溴柌??骓??悒聭?嵦苩戳?谋??靽???澀\??歩诊??嶚????質鋏犊嬳晶?鉔??杔珎?窒??寃?鹱颙????????娖?築???雘馋??臖??南料????匨?俚銜醈昒咤????濍禹????鶭嶶?婴???????饫齞鴌?芍????騜????丶晷?墴??而肢韣??彴?????蠞?嘱??侇??????????斞狀??????冩?斶?剂竴?稧敊Ⅸ弼錣凟刕??郚??戔????塘廒??鎤?躊???犸?諈帵?悒??孢樳????覥????′?該?酻麃￡?橇?蒶?íШá???＿抱蘭?膝???牀???锖???腓??靡劅侠????埘??亾?睩墥鮈灥????怜礗???椚滫?媏?瀶??镭?袵???ⅵ?鰜???鯢??譝???琫????恣睈?椓?钳夠??伀?????????潋?唀?????稓运?玜??????????阹澞??椶颋刾隷??蚪????椗???????蠒摥鈑???麬????????绽?嵥ù???悒肟?奞?橋跛??醡??鶨????逆吘薛癌?訧?鴊跴釿???寯?嚰?骾????鶅慈咠???鬙槥嫹?滓??獢?頯挕秖?阚???哃構醷????镑??????菉???該?贒?豨???邿落?阾??斣?????淂奄嵔??︽???驘??喁???鋷徾荙嘳?????啬???????兆???矖?猒厙?矹騅页氮?絀??????澑??送??铀?????迻鷺纤??洳畐??迉??醖咎??鈤???轉???癌筻???鮛?悒肭?奏?橃?浫??馩????熴氉盶??‰盺育???慜ピ枡???婞??厜?叆?????袄?偰?萸??摅辧????踊?????詜??杻钣暨??郬撔蒝霭????燡鷜?????翯??旵?桨??針??罰鑺僤????榔????纟??鄛??偮???碣??怙???豏?靦隷?顐??????醷ゲ?舶爰鴽?渎?紴?????灖???????瀄??牑??霿櫚?????尟亪鷭榮脖鐥??杠???垰?行悘?玷???????悒?嬄?橋?嶻??疥??骨??銈牛??????贍滖??曎?碓??髻????撤袨?????焮銖濒褶??思壯???婇堺瓒?愥?????????盽??隂???欜??缵罟??????覯??逜???譋??翯??????叏??????钸??質??緓??蓜?隮娞??????插谿?????：壍?Ｎ齫梖?????????娸??灏???軵盧饫???ǘ蒍?????冮?嬃阜а?????鑋???????塣?聀鋨鉛???悒?奝?桻挤????象购龠涌??礠??????霩?ρ皅??穟???擨?褙煔驠?翛湿???穸沏可??柝挱鋥椎???范????殽??╄犕煽餁濇???钫???????鹇??????巓瘢???恋樀?姻???擂???妛????巻??訾?尦???????喱??麟?嗯??誆???揱??宋??晓眞??諉???忙??呫祤吵甲??駒庁?????靖濙?ｊ羪???藇殚?炙翿问????醜?????闟?滸焎??赒e?亊鬤??悒??奞?桻?崋??秝??碠?4????????東?牶蚗???難??帋锿踎徚???????????殷????哼燃璟??命??遖?????韸?楑掝???嘎螙?箬???え鵷??????嘙疑?寮?鹽?狷????醜????鄷慼蠃钄??埪颟館??皭????龏?捴??罧????驪??箉髪?浌??赈??溣???????傎?煉????筿?????????埌??????媲?者藎???宱?奞堏??????悒??塡?橻?嵛∈?笕??躨?ⅴ?銈溒???琔醢?????墽堩莢枿矶????鉑???????軚跭???莠???R袪烃?經????蘠???巈?褀偵?潚?柋？??揋?鎲???燎?莒乙3?墡傐????翊?蝒??鑟针鋛???蚓踚趶??倍?琯噶?????渓?隆?傏??吘?嗻?鞈窅哧?剫裚燳????埧鷰????????釜?衘醭??????????糽緽?綉?藔潝?????迴????皔?D鐰?▂骁??羟????作用，它们都永远及不上各种工作使用的工具所发挥的最基本的那种作用。没有工具就无法工作。技艺者的出现和人造世界的形成都是随着工具和器械的发现而开始的。从劳动的角度来看，工具的使用强化并扩大了人类的力量，甚至到了几乎取代人类力量的地步，正如在以下所有事例中表明地那样——在那里，自然的力量（被驯服的动物、水力、电）而不只是物质的东西置于人的控制之下。同样，这些工具也增强了动物化劳动者的自然生殖力，并生产出极其丰富的消费品。然而所有这些变化只是一种量变，从最简单的使用物品到艺术杰作的制作物的实质主要还是取决于有无立足的工具。
此外，工具在减轻生命的劳动活动中起的作用毕竟有限，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一个仆人提供的服务绝不是厨房里上百件厨具和地下室里的几个机器人所能取代的。对这一点的一种奇特的、令人意想不到的证明是，早在劳动工具和机器在现代发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改进前的几千年，就有人预测到了这一点。亚里士多德曾经半羡慕半讽刺地想像自成为一种现实——“即每件工具都能按命令行事……像代达罗斯迷宫里的雕塑像，赫菲斯塔火和锻冶之神造的三脚青铜鼎（诗人说道）自觉自愿地成为神的一分子’。”然后是“纺织机梭自己纺纱，七弦竖琴自己弹琴”——后，哪些将是长久的。他继续说道：这种状况确实意味着工匠艺人不再需要人作为其助手，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奴是可以或缺的，因为奴隶不是用来制造东西的工具，而是生活工具，这种工具不停地消耗着他们的服务。国生产过程是一个有限的过程，工具的功能随着产品的完成也就会结束，这一点不仅可以预测而且也可以进行控制。而需要劳动的生命过程则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适应这一过程的唯一的工具应该是一种永久性的装置，即与它服务的生命体一样具有生命力和“活力”的－。正因为“家庭生活使用的工具——佣人只导致了主人使用其占有”，因此它们不能被工匠的工具或器械所代替，后者产生的东西远远高于仅仅对工具的使用。
虽然工具旨在生产出完全不同于其使用的更多的东西，它对劳动来说，不具首位的重要性，但对于人类劳动过程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劳动分工而言情况就不同了。
劳动分工的确直接源于劳动过程，但不要把它误以为看上去相似的专业化原则，专业化原则只盛行于工作过程，它通常只适应于工作过程。工作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唯一共同点在于具备一种组织的总的原则，这一原则与工作或劳动无关，它源于严格的政治生活领域，源于个人的行动能力以及组织起来的共同行动。只有在政治组织的框架内，才会产生工作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在那里，人们木只是单纯地活着，而且还行动，齐心协力地行动。
工作专业化一般取决于完成的产品，产品的性质决定了需要什么技能，然后如何将这些不同的技能组合在一起；而劳动分工则正相反，它假定任何活动的性质都一样，无需什么特殊技能，尽管这些活动本身无终结，但却产生一定量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是以纯数量的方式加在一起的。劳动分工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两个人将其劳动力加在一起，然后互相像一个人一样地行动。这种合一恰与合作相反，它表明了所有人的一致性，即每个人都相同且可以互相替代（劳动集体的形成与各种各样的工人组织是截然相反的，前者是劳动者以劳动力共有和可分原则而组成的社会团体，后者则可以是中世纪同业协会的古老形式或类似于现代工会类型的合作组织，其成员是按照各自特殊的技能和专业相互区别并组合在一起的）。由于没有哪一种其过程划分为几个阶段的活动本身是有终结的，因此，这些活动的“自然”终结恰与“不可分工”的劳动的状况相似：要么是维持生计的简单再生产，即劳动者的消费能力，要么是人类劳动力的耗尽。然而这两个限制其实也并非最终终点，因为劳动力的耗尽只是针对个人生命过程，而非劳动力的集体生命过程而言的；在劳动分工的条件下的劳动过程之主体是集体的劳动力，而非个人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永不枯竭是与人类的不死性相应的，因为人类的整体生命过程不受个人生死的影响。比较严重的问题看来是消费能力强加的限制，即便当集体的劳动力取代了个体劳动力，这一消费能力仍然对个人作限制。财富积累的进程，也许在“社会化的人”（他通过将所有不动产、所有堆积、储藏起来的东西变为进行消费的货币，从而摆脱了个人财产的制约，并克服了个人占有的局限）中才是无限制的。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根据力的取得和花费来计算财富的社会里，这或许是对人类身体新陈代谢两重性的唯一修正。因此，问题在于如何使个人消费与无限的财富积累过程协调起来。
由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仍未达到其人口的顶峰，因此我们只能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暂时观察一下社会可能用来克服其自身人口出生率的自然限制的方式。在那里，解决方法看来很简单。把所有备用的东西都当作消费品来加以对待，椅子或桌子就像衣服一样被迅速地消费掉，而衣服则像食品一样被迅速地消费掉。此外，这种与世上之物交往的方式对于这些东西产生的方式来说是足够的。工业革命取代了手工劳动，其结果是，现代社会的东西都成了劳动的产品，它生来就是被消费的，而不是在那里被使用的工作产品。正如工具和器械（尽管起源于工作）也经常在劳动过程中被使用一样，完全适合劳动过程并与之协调的劳动分工也成了现代工作过程（即生产制造使用物品）的主要特点之一，劳动分工而非日益增长的机械化取代了以往所有工艺所需的严格的专业化。工艺只是在设计和生产模子（在它们进入大批量生产——它也取决于工具和机器——之前）时才是需要的。但是大生产如果没有劳动者取代工人，那么劳动分工取代专业化是不可能的。
工具和器械减轻了人类的痛苦和辛劳，因而也改变了与劳动相伴的紧迫的必需品曾经表现的方式。但它们并未改变必需品本身，它们只是有助于人类的感官不再那么强烈感觉那种需要。一些类似劳动产品的东西也是如此，由于数量众多，因而保存时间不久。
然而，由劳动分工原则引入的与工作过程相应的现代转变却不同。在这里，工作的性质已经被改变，生产过程（虽然不生产供消费的东西）具备了劳动的性质。尽管机器迫使我们进入了一种比自然过程的循环节奏要快得多的重复过程——一这种特殊的现代快节奏使我们觉得所有的劳动都具有重复性——这种过程的重复性和无终止性本身明显无误地表明其劳动的特征。这一点在用这些劳动技术生产出来的使用性物品中表现得更明显。
这些物品的充足使它们变成了消费品，无休止的消费需要保证了劳动过程的无休止性；而只有当产品不再具有使用性而越来越成为消费品，或者只有当使用的频率如此之快，以致使用品和消费品、使用品的相对耐用性和消费品的迅速耗尽性之间的客观差别几乎消失时，生产过程的无休止性才获得了保障。
由于我们需要越来越快地替换身边的东西，我们再也用不起这些东西，再也不想关心和保留这些东西固有的耐久性。可以说，我们必须消费，尽情使用我们的房子、家具和汽车，好像它们是一些会变得毫无用处的大自然中的“好东西”，如果它们不马上进入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这一永不停止的循环过程的话。好像我们已经用力打开了一些使世界及人类技能免受自然（即在自然中进行的生物过程以及围绕它的自然循环过程，它们既威胁人类世界的稳定，又终止这一威胁）的影响的分界线。
技艺者即世界的创造者，向往永恒性、持久性和稳定性，这一理想已经在物质的极大充裕（这是动物化劳动者的理想）面前破碎。我们生活在一个劳动者的社会中，因为只有劳动以及其与生俱来的繁殖力才有可能创造出丰足的物质；我们将工作变成了劳动，使之成为一个个的细小部分，直至形成劳动分工。劳动分工使最简单的活动也具备了一种共同的标准，以从人类的劳动力——它是自然的一部分，或许是一种最具力量的自然力——中消除所有“非自然的”障碍，以及人类技艺的世俗的稳定性。
五、我们生活的社会
有人常常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消费者的社会，正如我们看到的，由于劳动与消费只是同一过程的两个因生活的必需品而强加于人的阶段，因此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劳动者组成的社会中、这一社会不是来自劳动阶级的解放，而是来自劳动活动本身（数世纪前它开创了劳工的政治解放）的解放。问题不在于劳工在历史上第一次被接纳进公共领域共获得了同等的权利，而在于我们已经几乎成功地将所有人类的活动提升到了一种保障生活必需品并提供丰裕物质的水平。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总是被假设为“谋生”，这就是社会的定论，想超越谋生目的的人急剧减少，唯一社会乐于承认的例外就是艺术家，严格地说艺术家只是劳动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作者”。将所有严格的活动降低到出于谋生，这一点在今天的劳动理论中表现得很明显，这些理论几乎一致把劳动定义为玩的反面。结果所有严肃的活动（不管其成果如何）都被称作“劳动”，而任何一种对个体生命过程或整个社会生命过程不需要的活动则属“玩乐”之列。这些理论通过重复一种流行的对劳动社会的看法而使这一看法变得偏激，并驱使这一看法走向极端，在这些理论中，甚至连艺术家的“工作”都看不到，它被融入了玩乐之中，失去了世俗的意义。人们觉得艺术家的玩就像在履行像个人生活中打网球或是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一样的功能。劳动的解放并未带来这种活动与的其他一些活动一样的平等，而是产生了劳动自身无可争论的支配地位。从“谋生”来讲，任何与劳动无关的活动都成了一种“消遣”。
为了澄清这一对现代人的似乎有理的自作主张的解释，我们最好记住，在我们身处的社会之前的所有文明都似乎符合柏拉图曾说过的一句话：“‘赚钱的艺术’与诸如医学、航行、建筑（它们伴随着物质报酬）的实际内容风马牛不相及。”正是为了解释这一物质报酬（它显然与医学的目标——健康，以及建筑的目标——兴建大楼不同），柏拉图才引进了不止一种与之相应的艺术。这种附加的艺术绝不能被理解成一种以其他自由艺术形式出现的劳动要素，相反是一种通过它，“艺术家”即我们所说的专业工作者，可以摆脱劳动的需要的艺术。这种艺术类似于一家之主所需的艺术，他必须知道如何使用权威并使用暴力，以统治他的奴隶。这种艺术的目的在于使自己从必须“谋生”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而其他艺术的目的则与这一基本需要相差甚远。
劳动的解放以及与之相伴的劳动阶级的解放，不再受到压迫和剥削，当然意味着人类社会朝着非暴力的方向的极大地进展，但却不一定意味着人类社会向自由方向的进步。
没有哪一种人类使用的暴力可以与生命过程的需要这种自然力相匹敌，除了在折磨人时使用的暴力。正是因为这样，古希腊语中的“折磨”一词来自必需品（称之为），而不是来自（意指“人为暴力”）；正如这一点可以用来解释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一样——在西方古代社会，折磨（即无人能抵挡的必需品压力）只适用于奴隶，他们不管怎样总是屈从于必需品的需要。廖这是一种暴力艺术，战争、掠夺以及完全的绝对统治的艺术，使被打败的人只能为战胜者服务，从而使得在更长的一段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上，需要暂时失去了作用。园摩登时代比基督教更显著，加上它对劳动的赞美，带来了对这些艺术的贬低，以及较少使用暴力工具（实际使用并未如此之少）处理人间事务。顾劳动的地位大幅上升，劳动出于人类生理自然过程加予人类的需求，看来与所有那些要么直接从暴力中产生的活力（如在人类关系中使用武力），要么其本身就会有暴力成分的活动（例如工匠的活动）地位的下降密切相关。好像摩登时代逐渐对暴力的消除为必需品在最低的层次上的重新进入打开了大门似的。人类历史上曾经强大一时的罗马帝国走向衰落的过程可能会重演。但即使是在那时，劳动已成为自由者阶级的一种职业，“并将奴隶阶级的职责带给了他们”。
劳动和消费两个阶段（通过它，生命生生不息）甚至是在这一程度上——几乎所有人的“劳动力”都用于消费，随之而来的是消遣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即如何为保持这种消费能力提供足够多的东西——也会改变其所占比重。不劳而获的消费不会改变、但肯定会加强生理过程的吞噬特性，直到从辛劳、痛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人类能自由地勾肖耗”整个世界的物质，并不断生产出所有想“消费”的东西。如果这个世界及其物质特征能经受住生命过程的剧烈的消耗吞噬的话，那么人类社会每日每时的生理过程会消耗的生活资料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充其量是一些非物质的东西。未来自动化的一个危险与其说是哀叹生命过程的机械化和人工化，不如说（尽管人工化）人类的劳动力都将被纳入一种强化的生命过程，并自动地、毫无痛苦和辛劳地追随其生生不息的循环。
虽然机器的节奏会急剧加速人类生命过程的自然节奏，但它不会改变与这一消耗耐久性的世界相关的生命的主要特征，而只不过使这一特征令人受不了而已。
从工作时间的逐渐减少（已经稳步地进行了将近一个世纪），到达到这一乌托邦空想，有很长的道路。不过，这一进展却被高估了，因为人们是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盛行的非人的剥削状况来衡量这一进展的。如果我们从较长的时间段来考虑一下，那么我们个人现在享有的闲暇时光（以一年计），与其说是现代化进程给人类带来的成果，还不如说是一种姗姗来迟的向正常状态的回归。在这方面（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作为当今社会一种理想而不是一种已经存在的现实的真正的消费社会的幽灵更令人惊恐。这一理想并不新鲜，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容置疑的设想——的最终目的就是积累财富，物质丰裕，以及“绝大多数人的幸福”——已经清楚无疑地指出了这一点。最后，除此外的便是这一现代社会的理想不过是那些穷人的夙愿而已，只要这是个梦想，它就有自身的扭力，但这一梦想一旦实现，它便成了愚者的天堂。
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征服必需品的胜利源自劳动解放，即动物化劳动者获准支配公共领域，但只要动物化劳动者占据公共领域，就无真正的公共领域可言，最多只是进行一些公开的私人活动而已。其结果便是被委婉地称之的“大众文化”，这一文化根深蒂固的麻烦在于一种普遍的不幸福，这一方面是因为劳动与消费之间难得的平衡，另一方面是因为动物化劳动者坚持不懈地要求得到一种幸福，而这种幸福只有在人类生命过程中的再消耗与再生产、劳作与休息之间达到完美平衡的状态时才能获得。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渴望幸福和大部分人得不到幸福（一件事都有其两方面）是一种最有说服力的象征，它表明我们已经开始生活在一个缺乏足够的劳动来使之满意的劳动社会中了。
因为已有的动物化劳动者，而不是工匠和实干家，要求得到“幸福”，或认为俗人是能够幸福的。
我们也许正在将动物化劳动者的理想变成一种现实，其间一个显而易见的危险是我们的整个经济已经成了一种挥霍的经济，什么东西只要一出现就即刻被消耗、被扔掉了，如果这一过程不是突然以悲剧方式结束的话。但如果理想早已存在，我们只是一个消费者社会中的一员，那么我们再也不是生活在一个世界中，而只是受到了一个过程的驱使，在这一过程循环中，物质出现和消失此起彼落，这些物质辉煌展现又转而即逝，从未长久地陪伴过生命过程。
人类创造出来、存在于地球之上的物质世界，是由人类双手加工大自然中的原料而构建成的，因此形成这个世界的物质是用来使用而不是用来消费的东西。如果说大自然和地球共同构成了人类生活的条件，那么这一世界及其物质便构成了具体的人类生活得以在地球上自如进行的条件。在动物化劳动者看来，大自然是极佳的“好东西”的提供者。这些“好东西”也属它所有的儿女所有，他们“把这些东西从它手中取了出来”，并在劳动和消费的过程中将这些“好东西”“混合”在一起。但同样地，大自然在物质世界构建者——技艺者看来，“只是提供了一些原本也没多大价值的物质”，物质世界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全有了对大自然“提供”的“无多大价值物质”的加工工作。如果没有从自然界获得物质并消耗物质的过程，如果没有使自己幸免于自然生长与衰败过程的侵噬，动物化劳动者就不能生存下来。如果不对这些其耐用性使其适于使用并适于建立一个世界（它的永久性与生命恰成对照）的东西挥洒自如地加以雕凿，那么，这种生活便不是人的生活。
消费者社会或劳动者社会中的生活越是变得容易，人类也就越难认识束缚人类生活的必需品的迫切性，甚至连这些必需品的外部特征——痛苦和辛劳——也不会去注意一下。危险在于，这样一个社会被其增长的丰裕搞得头晕目眩，并处在一个永不停歇的过程的顺利运作之中，它将再也认识不到自己的无效、“一种在任何永恒的东西（在劳动过后依然犹存）中无法确定自身和认识自身”的生命的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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