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智学校问题多
启智班虽然侩多粥少，但是还是最能帮家长的，比较需要加强的是校方和家长间的联系。这两者往往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校方职员觉得家长难缠，问题多，要求不断，而家长也常埋怨校方职员态度不够和善，对家长处境不够了解和同情。
校方鼓励家长要经常到学校来采望孩子的学习情形，但是由于学校和家里的距离往往不是那么近，开车需要半个小时甚至更久，这种情况限制下，家长也较难常抽空采视孩子或者藉机和老师聊聊。
至于打电话，好像双方都是下到紧急情况是不愿打电话的，似乎双方能不接触就尽量避免。
校方也会不定期举行家长会谈，但在这种牛正式的会谈中，老师和家长都正经八百的，好像在作秀，真正沟通的效果也不大。
比较理想的方式是，家长和老师单独约时间私下会谈，如此才能更确切了解孩子的近况。
家长和老师的角色对立是有原因的。一般学校老师的年龄大都北家长要年轻许多，因此他们先天上就对自己的教学没什么信心，人越是没有信心，就越会建立起围墙，担人于千里之外，家长见老师莫测高深，也就更迫切想知道孩子的情况。
尤其是教育这些智能不全的孩子，教学效果本来就是迟缓而且不明显的，老师一定要十分有耐心才可能教得下去，否则真会信心大为受挫。而在和家长见面交谈时，可能会因没有什么好治息可以报导而有些内疚；家长可能也会因此在态度上显得不和善，而稍有责怪的意思。
老师难与家长沟通，甚至他们彼此之间也很难交换教学工作的心得。在这种不开放的教学气氛下，老师彼此讨论问题，共同解决问题的情形简直是零，没有人愿意向其他同事求教，好像这么做就表示承认自己失败了，自己照顾不过来。
尤其是新进的年轻老师，更是不愿意轻易开口向资深老师求教，他们宁愿把问题都留给自己去解决。
倒是我的孩子大街的学校，不曾有这种现象。
对家长而言，有个智能不全的孩子已经自认失败了，但不论内心的感觉是苦是酸，他们外表还是装着一副勇敢的样子，而痛苦都稳藏在内心深处。
然而一个人可以对别人嘴硬不认输，面对自己孩子时，却无法伪装成不在乎。
家长和老师的联谊会应该是一种经验分享与知识传递的场合，每位家长照顾低能儿的情况可能会各有不同，因为低能儿的智商差别十分悬殊，但一些共同的经验还是会有的。
至少家长本身应该有诚意要寻求帮助孩子的方法，不要自欺欺人，以为孩子只要一年过一次快乐的圣诞节就够了…这是外界对残障者表示关心的象征时刻，但父母对孩子的关心则应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
一般正常人，甚至包括了一些智能残障儿的父母亲都认为低能儿是被剥夺了正常生活权利的一群，事寅上，“被剥夺”和“残障”两者之间必须有所区分，
“被剥夺”的定义是假设每个人都理所当然是头脑清楚、四肢健全的，若不具这些条仆，即是不正常的、不完全的；而“残障”的意义应是，上天造人并没有打包票每个人都一定是完完整整的，变数本就有其发生的机率。
家长联谊会
家长若是经常在别人面前埋怨低能儿的种种，由于别人没有养育低能儿的经验，一定会觉得很乏味而不耐烦，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办法认同。
家长老师联谊会的功能就是希望透过彼此真诚密切的沟通，而能对养育教导低能儿有所助益。尤其是老师有专业知识和教学技巧，可以比较客观的教导个案，不像个案的家长那么求好心切，反而不易控制情绪。
虽然家长不透过老师的帮助，照样可以养育低能儿，但是不与老师并肩作战，不也是一种资讯及人力资源的浪费吗?减少了经验交换的机会。
一致性、贯穿性在任何教育中都很重要，特殊教育尤其是如此，以教低能儿自己如厠为例，如果老师和家长不时沟通孩子在两地的情形，用何法孩子会觉得受到鼓励，用什么样的语言及口气等，会使弦子进步得更快些。
若是家长和老师各自为政，老师用“上厕所”代表如厠，而家长却用“嘘嘘”代表，一般孩子可能会弄糊涂，反而不知所措，更别说是智能不全的孩子了。
家长在学校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个案检讨会中没有家长出席，显然是一大缺憾。虽然校方并不需要把学校一切事情钜细不遗的报告给家长，但至少也要让家长知道孩子在学校大概的表现进展如何，多让家长知道学校的课程和活动，可使他们更有参与感，也可对孩子在学校感到放心些。
社工服务有待加强
社工人员每隔一阵子会去理察家探望一下，对理察夫妇也提供了实质上的帮助，像是代吉兄申请入院的事。
吉儿入学后，院方把她安置在一个二十人的病房中，这些低能儿全都不会说话。如此，理察夫妇三天后就为吉儿办了出院手续，因为吉儿在那种情况下，根本没有学习的机会，更不要谈进步了。
吉儿入院前还会用刀叉吃饭，出院后居然都忘了。所以理察夫妇坚持办出院，医生一再要求他们让吉儿先住上一个月再说，但是没有其他孩子有住院一个月以上的记录，可见这家医院的确右问题。
出院后，理察夫妇又继续为吉儿找一家适合她的学校，但寻寻觅觅半年下来，还是毫无进展，真是急煞人了，吉见年届五岁，应是入学年龄了。每个接触过的学校都像踢皮球似的把家长传给别人，一个传一个，恶性循环下来，家长都被弄得精疲力竭，还是一事无砹，实在是想要入学的人太多，而启智教育班又太少了才会发生这种情形。
威廉太太也为孩子入学的事伤透脑筋，她去社会福利处哭诉，她的丈共失业在家，而低能儿鲍比又处处惹事生非，甚至遭到邻居的控诉，她自己则整日以泪洗面，日子真是难过到极点。
鲍北每天都喜欢去弄邻人的车子，事后邻人一定出来破口大駡，好似把所有的错都归在威廉太太身上。
事后，社工人员总劝她哭一哭，发波一下就好了，而鲍比入学的难题依然存在，对家长而言，还是没有实质上的助益。
戴维斯先生也对社工人员所能提供的服务不太满意。他说，老阅总不能只是把员工召集齐了，告诉他们大家要一齐同心协力，向目标迈进，然后解敝…这其中没有一点双向沟通是不行的。他这是比喻社工人员就奸像是那老板，只是一味叫大家努力，不要担心，但却无法拿出一套具体的计画出来带领员工前进。
在一个舆健康委员会主席的座谈会上，戴维斯先生向对方提出质问：“如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座谈会，那么为什么健康局不出席呢？”当这位主席想要闯答问题时，戴维斯先生立即打断他的话：“我希望还是由健康局官员来同答比较妥当……”
戴维斯先生是个讲求实际和效率的人，他以为开座谈会或讨论会，都应该有个结论或结果，总不能每回都是问题还是问题，会开完了主持人和听众还是像刚开会时一样迷惑，甚至还带着一份失望。
因为开会之初，每个人还怀着一份馅盼的心情，希望开会过程中一些问题可以找到适当的解决办法，结果往往是旧问题没有解决，反而又增加了新问题，难怪听众会失望了。
伎德先生对有关当局也很心灰意冷。他说：“这些官员从来不告诉你怎么做，当事人自己必须不断在后面催促他，我想，他们没有身历其境，总是不能了解我们当事人的心情和需要。”官员常把彼德先生看做是个“找麻烦”的人，而不以为他是员有这些需要。
就像政府机构，拿了纳税人的钱去建设，也得让纳税人尽量了解他们到底怎么花这些钱，而花了大笔经费办的活动或筹建的设施对纳税人又有那些好处和利益。越让纳税人知道得多些，他们也就越有参与感。
夫妻、朋友、父子等人际关系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彼此沟通二互相商量，但在现代社会中，大家好像已经渐渐忘记这一点，而习惯于自顾自的生活，想多知道一些别人的意见的人，反而被视为捣蛋或多管闲事的人。
家中有个智能不全的孩子已经够痛苦的了，但从数个晤谈的个案中，我发现大家所得到外界帮忙都是自己去拚命争取来的，而中产阶级家庭显然又比工人阶级家庭要来得容易些。
盖其先生有个十六岁的女儿史蒂芬妮，也是智能不全的低能儿。
他说，当史蒂芬妮长大后，就不再收到社会福利津贴，因为十六岁的孩子通常可以做事赚钱了。
后来经过申述，他向社会局解释史蒂芬妮是低能儿，根本无法自立更生，于是津贴又才再照发。
这期间，社会局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出同样的询问函：“你的女儿什么时候会毕业?”，盖其先生都答说：“她也许永远不会毕业了!”
这种重复的询问函表示社会局作业的不完备，否则不会三番两次发出同样的询问面。
史蒂芬妮准备进入成人训练中心前，盖其先生事先去参观过，看看那边的情况，对方人员告诉他说：“我们这里只训练他们一阵子后，就按照他们的能力分送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
各凭运气
对于社会资源的运用，一般家长都不太清楚，总要东问西问，再加上点运气，才会找出个头绪来--如：自己到底可以向那些机构申请什么，什么时候才够资格申请什么。
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或完善的谘询中心能够告诉低能儿的家长完整详细的资讯。每个人在照顾低能儿之余，还得到处打听才能稍有了解，社会福利当局没有主动提供这些服务，就这一点，每位家长谈起时，都是激昂愤慨。
有些家长还很幸运会碰到善心的社会工作人员，或是好心的朋友邻居，才可知道多一点消息，否则孤陋寡闻的就成了井匠蛙，错过了自己可以享受的福利与权益。
一般而言，一向靠社会福利金生活的人和社工人员铰熟悉，所以对社会资源也熟悉，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有这方面的接触，反倒是一般薪水阶级的家庭，一旦要用到社会福利资源时，反而不知从何着手。
这时就得靠个人的运气了，要是运气好，碰个热心的社工人员大力帮忙，否则一切得靠自己慢慢摸索。
通常社工人员比较关心一般的工人阶级家庭，因为他们心想这些人知识铰贫乏，又穷困，自然比较需要别人的关心和帮助。中产阶级的知识份子在求救时，社会人员觉得反正他们自己懂得去争取，也就不那么热心奔走了。
史特奇先生即是中产阶级的一个个案，好在他自己很坚持，终于替他的低能儿克力夫找到一个适合的训练中心。
他很早就看中离家不远的一个训练中心，也替克力夫办了申请入学的手续，但是左等右等一直没有通知来，一直等到另一位朋友的女儿都进去了，他们克力夫还是没有拿到通知。
史特奇先生终于忍不住，打个电话给社工人员。
对方去训练中心查询之后同电说：“那儿根本没有空位给克力夫。”史特奇先生愤怒的回答：“怎么会这样子呢?克力夫已经和其他孩子一起参观过那个训练中心了啊!现在怎么会突然没有他的名额了呢?”社工人员同说：“也许到别的训练中心再试试罢!”
后来社工人员又打电话来告之：“别的地方试过了，也没有空缺给克力夫。”史特奇夫妇只得让克力夫继续住在家里。
不久后，史特奇先生光火了，打电话去社会局质问社会工作人员这到底是怎么同事，对方却推卸责任，根本不愿正面解释。
史特奇从社工人员那儿得不到满意的结果，干脆直接找主任，对方仍然不愿替克力夫的事情想办法。
史特奇先生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说：“我不管你是不是去替克力夫安排一个位置，我明天就送他去训练中心，然后下午四时放学时，再来接他回去。后天，我还会送他去，并且带些新闻记者一起去，我会这么做的，其他你就看着办好了!”如此威胁式的争取，克力夫终于进入那家训练中心。
史特奇先生从自己的经验得到的结论是：“对付这些人，你客客气气的要求是行不通的，唯有狠一点，凶一点，找到最上面的负责人，才会有一个具体的结果。”
的确如此，后来训练中心知道克力夫是收定了，就主动安排往返的交通工具，史特奇先生也不必亲自接送了。
当然史特奇先生是个成功的案例。但像他这样努力争取，不服输的人并不多，也并非每位家长都能这么厉害地去面对高级官员，使自己的要求达成。
而且低能儿的家长本来就需要战战兢兢全力以赴的去照顾孩子，这会还得再这么费劲的去和社会局争取应享的权利，实在是太辛苦了，这本是社会局应主动来配合家长需要的事。
建议
1.尽可能找寻市面上有关低能儿的书籍，藉此可多了解：(1)如何协助训练低能儿。(2)作为低能儿家长，应有那些认识和心理建设。这些别人的经验谈或是专家的研究心得，可节省自己摸索的时间，越了解实际情况，越可减少沮丧和挫折感。事情既然已成定局，难过伤心或自怨自艾都无济于事，除向外找寻援手外，把自己武装建设起来也是很重要的。
2.可参考社会福利法，看有哪些机构可提供金钱或资询的服务，不要轻易放弃了这方面属于你的社会资源。
3.社会局有关部门最好能够主动向这些家长提供有关的资讯，他们之中有的因为欠缺时间，有的因根本没有想到，对于社会资源运用这件事很容易疏忽，有关当局应该更主动地让他们知道自己可利用的社会资源。直接帮助他们才是代整个社会尽一些责任。
4.有关当局应有计画的在各地区设立低能儿托儿中心及训练中心，以减少家长负担，如此可更有效的帮助低能儿。
5.老师和家长的联系应再改进加强，这两者都是对孩子最了解的人，但是却往往各行其是，不互相沟通。
如此，孩子可能因不同的指令而产生困惑混淆，而双方也可能浪费时间在同一件事上。家长应经常去学校探视孩子在学校的学习活动情形，而老师最好也能不时地主动和家长联络。
也许有的学校不太希望家长来，他们认为学习和生活是两码子事，但是事实上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低能儿的学习范畴相当有限，本就是以学习一些生活琐事为主。
家长除了到校采视孩子外，也可向校方要份课程表，或请老师设计一套课程，孩子在家时，家长也可配合学校来加强训练孩子。
6.家长对于学校活动应多参与，最好能推派家长代表不时和校方高级决策职员保持联系，以反映大部分家长所需，提示校方可加以配合。
第十章
未来展望
天下父母心，一个儿女一颗心。父母对子女的关切是无止境的；不会因为他们结婚生子就因而减少些，对于智能不全的孩子，父母更是放心不下，最担忧的不是眼前的生活，而是父母不在人世后，这些孩子应去何处，又有谁来照顾他们一辈子。
通常低能儿成年后，多半都会此他的父母活得长久。那时父母不在，而其他兄弟姐妹也各有各的家庭，难得有精力管到他们。
父母年纪大了以后，没有固定的收入，没有足够的精力，那时候又有谁来照顾低能儿呢?这些是家长最忧心的事。
若是家境富裕，还可成立信托金，把孩子送到私人机构，在那有专业人员照料一切。但如果家境无法负担这么大的支出，那么低能儿的未来更叫人担忧。
一般而言，大部分的低能儿还是来自中产阶级或中下阶层家庭，也没有长住私人医院或收养中心的福气。他们多半还是会被送到一些次级一点的医院或训练中心。
若是连这点希望都达不成，只得由兄弟姐妹负起低能儿的养育责任。但就我而言，我并不愿意由大街的两个弟弟来负起这个巨担，这对他们两人而言，是不公平的，他们没有义务要对大衙负那么大的责任。而这也可能是许多其他低能儿父母的共同心声，他们自己苦了一辈子，实在不希望再拖累其他的孩子受同样的苦。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社会不接手，家人也不管，低能儿在双亲不在后又当何去何从呢?这是个棘手的问题。
若是社会不愿或无法接手，最好也能在金钱上有长期的补助津贴，当然这是下下策。
净土难求
近年人们对把孩子送到医院去的想法已经有所改变，人们了解到除非智商极低的低能儿需要终身住在医院接受治疗，否则他们可以生活在医院以外的地方，因为只要方法正确，有人耐心教薄，他们还是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住进智能残障之家--一种介于医院和住家的地方--也许最适合大部分低能儿，当然在这里，要有专业的医生，及社会工作人员，而不是由热心的义工管理。
然而可惜的是，这种残障之家并不被社区所接受，也许大家都赞成这种做法，但是却没有人欢迎这种残障之家设立在他们的社区中，他们害怕一些后遗症，像是自己的孩子会受到不好的影响或影响到整个社区的名声等。
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及各种媒体的教导，人们已不再对低能儿那么不了解，那么害怕了，但是这种害怕并没有完全消除。
基本上人们对“智能障碍者’和“精神病患”一直酸有弄得很清楚，他们害怕低能儿会像疯子一样，做出不可理喻，或伤害别人的事情来，这种害怕使他们相当自我防卫，排斥感也会重一些。
智能残障者应该和其他社区居民一样有权利在他住的社会中生活，所以较理想的方法是在各社区中设立“残障之家”，让他们能像常人般生活。
虽然报章杂志也会出现一些不利于“残障之家”的报导，像是没有医德的医生护士藉此敛财，对低能儿疏于看护而惹出意外事件；但综合观之，大众媒体还是着重对“残障之家”正面性的报导；这些报导自然有助于大众对低能儿的认识和了解。
有关残障福利立法的主要关键人正是一般大众中的某些人，这些人有了更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对残障者权益的保障和争取才会有所帮助。
这些与立法有关人士的立场自然比低能儿家长超然且客观。他们是全面性的评估社会资源的分配，对各阶级的社会福利采取公平性的处理。
有回一位低能儿家长在一聚会中极力争取智能残障者福利，当场有人反问他：“难道这个社会上只有低能儿才需要社会福利吗?那么社会游民、聋子、哑巴又怎么办，难道他们就不需要社会人士伸出援手，或社会楼构去帮助他们了吗?”
对于低能儿的未来，怎么安置他们才是最妥当的呢?这实在是因人而异，每个家庭的情况都不同。如果决定把低能儿送到医院或残障之家，那么就不要再坚持它的所在地点；如果要把他交给家人照料，就不要过于担心其他子女会受到委屈，因为事实上，这本就是个无法十全十美解决的难题。
这也是为什么每位家长迟迟不肯为低能儿的后半辈子做最后决定的原因，因为不论做什么决定，他们都会觉得不圆满，心怀歉疚。
早做安排
但是家长越早作成决定，对低能儿越奸，否则一旦大人有意外发生，就会措手不及。那时时间就更紧迫了。
低能儿如果在家太久，会养成过于依赖和疏离人群的性格，所以该让他学习独立时就该让他去残障之家或医院中住。
不要舍不得低能儿离家，正常的孩子到十七八岁不也是要离开家去就学或做事，对低能儿而言，离家也是他们成长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别让爱心和担心躭搁了这一点。
最好在孩子十六岁之前就决定奸他未来的去向，可以先和社工人员、医生和学校老师好好谈一下，听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看有哪些选择，衡量每个选择的优劣点，和自己可配合的方向，经过通盘考虑后，再颁重作最后的决定。
我自己就很幸运，我的医生主动请我去谈话，在座的还有熟悉我孩子大街的社工人员。事后，我觉得这次谈话助益更多，因此我也建议每位家长都这么做，若是医生不主动来找家长，家长可主动去找医生谈。只是坐在那儿，闭上眼睛，希望这件事情会从眼前清逝是行不通的。
带孩子去医院实在不是件愉快的事，家长和孩子都心存害怕。对医生护士而言，医院是他们工作的地方，自然没什么奸害怕的，但是对其他一般人，医院总是一个令人不舒服的场所。
不常去医院的人还真弄不清东南西北，因此医生最好能先和家长讲清楚到哪去找他，而且能以和善礼貌的态度对待家长，不要摆出高姿态，使原本害怕的家长更不敢轻易开口问问题。
医生最好能主动说明以下事项，以帮助家长了解医院更多一些。
·医院的规定有哪些?这些规定合理吗?容易了解吗?
·孩子住返医院后，家长可否随时探砚，还是需要事先预做安排?
·孩子每天的作息细目为何?孩子可否穿他台已的衣服，还是穿院方发放的制服，有无自己的衣橱，院中有无小吃贩卖部?可否自己烹饪煮食?
·一个房间容纳几个人?有无私人浴室设备?
这些问题都是家长急于想知道的细节，有了这些参考资料，他才奸考虑是否把孩子送到医院来。
院方最好还有完善的医疗设施，如：牙医、眼医等可定期来院为孩子做检查。
医院如果为每次间答这些千篇一律的问题而感到无聊浪费时间，最好的方式之一是印行小手册，以便详细介络医院内务项规定措施，以节省医生口舌和时间，也使家长免去往返的不便。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家长要团结起来，向有关机构陈情，透过民意代表反应他们的需要，请立法人员重视低能儿这个问题，进而能够立法保护，及为他们谋福利。
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否，其社会福利政策是一个重要指标。越进步的国家，对残障老的照顾也起多。
安排上的考虑
1.孩子十六岁以前，甚至更早，就要为低能儿作好未来的决定，免得一些意外发生，措手不及。
家长要表达清楚你的希望，让医生及社工人员更有效率的提供资讯和帮助，免得大家浪费时
尽早接受“自己有个絰能儿”的事实，把精神集中在孩子的现在和未来的生活上，才更实际，更有益于自己和孩子。器量向外收集资讯，看有哪些社会福利是可以帮助孩子的。
2.许多个案显示，低能儿离开家以后，会更独立。在为孩子找未来的家时，不必太过担心不能独立，最好多想想哪个地方适合孩子，是下是自己能力能负担，或是不是太远，家人不方便去探视他?
3.如果决定把他送到医院，那么有关医院的一切，必须查询清楚，设施是否足够，护理人真是否和善有爱心，晃得把孩子送进去以后，因不合适，再搬出来。
4.无论是去医院或残障之家，都不要提出太过分的要求，院方可能也正在努力为住院者争取更多福利。
〈附录一〉
国内智能障凝者现况 廖和敏
△厶张太大今年二十八岁，她第一胎生了个蒙古症的孩子，伤心之余，她不知道该不该再生第二胎。困扰她的是，下一胎还会生智能残障的孩子吗?机率有多少?
△李太大有个中度智能残障的儿子，今年已经六岁，是一般孩子入学年龄，她不知是把他送到一般公立小学附设的启智班好，还是送到私人开设的教养中心?
△王太太的智能不全女儿已届花样年华，她常常会害怕那天女儿会在她不小心的情况下被人强暴，因而受孕，她不知是不是该带她去做结扎手术，以杜绝意外发生的可能性?
△孙太大家中儿女众多，负担很重，但因有个智能不全的么儿，使她不能外出做事赚钱，贴补家用，她不知哪里可以找到可利用的社会资源?
以上这四个个案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它们分别反映出目前国内智能残障者家长所普遍面临的困境：医学技术上的；智能残障者(以下简称“智障”)的教育问题；智障者长大后的**；以及经济上的实质援助。
智障者的问题近年已较以往受到政府当局及社会大众的重视，但是各方面的改善及社会福利距理想还有一大段距离。
智障者受教育的此例偏低
就智障者的教育而言，根据资料显示，全国六至十二岁的智障孩童约有五万人，其中约有七千人就学，也就是说没有受特殊教育者有百分之八十强。这些失学的孩子无法进入学校就读，有几个原因：一是孩子家长不愿送他们去上学；二是附近小学附设的启智班不能容纳他们。后者比前者所占的比例要大些。
再就进入启智班的智障者来看，学习效果也仅仅是聊胜于无。
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中心主任吴武典说，根据启智班现况调查发现，大多数智障学童到启智班都是有名无贵。他们有的只是去学校晃一下就回家了，有的没有人管，就到其他各班去“观光”一下，再回家。这种自生自减的启智班根本无从发挥特殊教育的功能。
再者，原本的启智班只接受轻度智障者，也就是智莴在七十以上的；去年通过“特殊教育法”后，校方才因而不可拒绝中度智障者，也就是智商在七十到五十之间的儿童。但是这种表面上对智障者的福利措施，实际上则使还作更加困难，一团乱。“因材施教”是一般的教育观念，而今把智商相差悬殊的中轻度智障者聚集一堂上课，老师更是要顾此失彼了。
吴主任说，目前智障教育发展的困难有二：一是教育经费缺乏，据统计，智障学生的教育费是一般学生的三倍。二是师资缺乏，国内只有少数几所大专学院设有特殊教育课程，大多启智班老师都是边上课边进学校接受在职训练。
回归主流,重视人权
说到智障教育，不能不谈到“回归主流” (math streaming)巴这个学理主张：不要把智障者和正常人隔离开，让他们自砹一团体。这个主张是唐恩博士在一九六八年提出的。
后来，美国教育界把这个理论实行得矫枉过正，把黑人孩子也纳入启智班，种族歧视和特殊教育混为一谈，实已曲解原来保护智障者人权的美惫。
到了一九七五年美国叉通过“残障儿童教育法案”，内容郎是针对“间归主流”的做法加以修正，采行“最少限制之环境”，也就是尽量减少智障者求学、工作的障碍。在学校方面则采取
“资源教室”走向，也就是智障名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普通班和一般孩子一起受正常教育，另外三分之二时间则在特别班接受特殊教育。
这是美国智障者教育的现况，亦是国内特殊教育工作者希望达到的目标，但是显然还有一大段有待努力的路途。
现在中度和轻度智障者都可受国民义务教育九年，然后就要看家长自己了，目前国内约有七十余家教养中心，也只有少数几家收十五岁以上的智障者。
就大多数家长而言，孩子越大烦恼也越大。这时候家长自己年龄大了，家中其他成员也因成家立业而相继离家，家长的经济和身体状况都不如前，并且常会忧心：“等自己不在人世后，这个智障者又当何去何从?”
中国人讲究手足之情，有些就由其他兄弟姊妹接受，但是若家中没有兄弟姊妹或是不肯接受，智障者只得送入永久居留的教养中心。
而现在永久收留成人智障者的教养中心可是少之又少。因此，这方面的社会福利机构实在有待加强。
一家教养中心的负责人方武说，现在的教养中心收的多半是中度及重度智障者。由于现在教 育者的观念已大为放宽，智障者不一定以传统学习范畴的“听、说、写”为准，而是以训练到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例如穿衣、如厕等)为主。而且现在社会对智障者的重视也在改善中，例如五、六年前，国内只有二十家不到的教养中心，而今已增加了三倍。
性教育困难重重
家长除一般生活琐事的教导外，对于智障者的**及性教育倍感困扰。智障者在生理方面的成长也和正常人一样，青春期时，男性会有**，女性会有月事。
这些一般正常孩子都会感到困扰的事，智障者更需要有人教导并学习适应；但是问题在他们不仅得某些节制，而常会有尴尬的场面出现。
据台大小儿科医师王作仁说，一位青春期智障者家长曾向他提到，孩子经常会有令人难堪的举动，家长很难责怪他，更无法解释清楚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的原因。最后只得由医师开些药方来控制性街动。
智障者也有生育能力，他们也可能在不明就里或违反个人意志的情况下受孕，或使他人怀孕，对这个问题，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很理想的解决方案。
英国一位母亲为免后患自作主张把智障女儿的子宫拿掉，结果被控诉干涉到个人的人权，数年繮讼，迄今未能定案。
由于对智障者生育能力的处置牵涉到人权法律范踌，至今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
遗传检验尚无大突破
门前各国对智障遗传的检验还没有很成功的进展。小儿遗传科医师王作仁说，最近比较有进展的一项是，母亲的兄弟中若有智障者，如果怀孕怀男孩时，现在几乎可肯定有百分之五十的比例该胎也会是智障者。
根据统计，智障胎儿的发生率大约是干分之三。对于已生过智障者的母亲再凑孕，目前可由羊水测验来检查下一胎是否为智障者。
但是，王作仁医师又强调，这种测验可靠性不高。因为智障胎儿的成因上千种，其中百分之八十的原因不明，无从查起。百分之二十中如是因染色体异状而使胎儿产生畸型外貌，这是可以查出来的；若是其他成因，则很难准确查出结果来。
通常若是胎儿有百分之十是智障儿的可能性，医师就会力劝家长干脆不要生，以免太冒险。
总而言之，在遗传检验方面，今天的医学界还在努力研究的阶段。对已生过智障儿，想在怀孕前确定下一个胎儿正常与否的家长，这个讯息实在是令人感到挫折。
智障者社会福利尚在起步阶段
我国智障者的社会福利一直很少，直到两年前，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才开始对台北市贫困家庭的重度智障者有金钱上的辅助。先由医院出证明，证明孩子确实是重度智障者，然后再由社会工作人员查证，尔后由社会局发给每月三千五百元的福利金。
美国在这方面的社会福利措施就比较完善。例如，美国在孩子出生后，一确定是智障者，医院会通知家长，告诉他们若不打算要这个孩子，可以不带同家，留给院方处置。虽然绝大多数家长还是会把孩子带回家，但是至少社会有给家长多一个选择机会。
而且，在孩子出生后，社会工作者就会主动定期采视家长和智障孩子，看有什么可帮忙的，当然帮忙范畴要视该社工的热心和关心程度而定。大致会包括这些服务项目：告诉家长有哪些社会资源，如：学校、敌养中心、训练中心等，各种情形为何，进入资格手续为何，这样可免去家长自己摸索了解的时间。
此外，社工人员也是家长的主要精神慰藉者，他们可以运用专业训练和知识来疏解家长时常陷于沮丧的心境。
反观国内，由于专业社会工作者有限，无法主动顾及每一个智障家庭。据台北市市政府社会
局残障福利中心的张姓社工人员表示，他们目前只有五位专业社工员，服务对象不只是智障者，还有其他残障者，业务相当繁多，使他们只能处于被动状态。
当家长有问题时，可找他们帮忙，他们最常服务的项目是帮助家长申请社会福利金，或告诉他们一些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并做电话谘询服务，号码是五七一四九九四及五七二八二八四。智障者家长团结起来
在美国，智障者家长本身郎是一重要社会资源，他们定期聚会，除了交换彼此育儿的经验心得，同时更可团结起来，为争取智障者更多社会福利和权益而努力，所谓“团结就是力量”，众人的声昔自然比一个人的声昔更能让别人听到。尤其是让决策者了解他们的需要和期盼。
原本年前智障者家长有意成立一联谊会，后因某些因素，现已在启智协会下庆立一个“家长委员会”，目前有三十多位委员，分别代表不同地区的智障者家长，他们现在最迫切想达到的目标是，希望政府能多拨些教育经费给智障者，好让各学校多设立有实效的启智班，以减轻父母的负担。
台大儿童心理卫生宋维村医师表示，智障者家长是与智障者关系最密切的人，他们的请愿，应该也最有效，例如去年通过的“特殊教育法”，众家长的努力沟通奔走功不可没。
家长团结起来争取孩子的权益和福利，是相当值得重视的一个管道。欲与该家长委员会联络的，可找张培士女土，电话是(○二)七○七九二三六。
另有两支相关谘询专线：
1.师大特殊教育中心谘询专线：(○二)三九一二五一二
2.心智障碍儿童谘询服务专线：(○二)八八一○○○一
参考资料
1.《我国轻度智能不足儿童的教育安置研究》，林美和着。
2.《智能不足者教育养护机构建筑设备的研究》，锺圣校着。
3.《智能不足语汇编》，梁能编译。
以上三本书均由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中心印行，可在该中心购得。
此外，该中心印行了一本《台湾地区特殊教育暨残障福利机构简介》，其中详细刊载全国各县市的启智班，包括学校、联络老师、校址、电话、启智班人数等，亦可在该中心购得。
特殊教育中心自民国七十年起，并发行《特殊教育》季刊，其中有许多有关智能障碍者的专文论着，足可提供家长及从事相关工作专业人员参考。
本书附录三甲刊载的“智能不足类社会福利机构”，即是取自该简介。
(附录二)自闭症如何街出重围 廖和敏
自闭症是一个谜，罹患者可能有独特的秉赋，但是缺乏舆世界沟通的能力，他们如何自立、突围，谁有耐心加入这场战争?
--“单是教她辨别红色就得试上几十种方法，才可能碰上她能接受的合一种。” 一个十七岁自闭症女孩的爸爸说。
--“怎么教他自己吃饭?怎么教他自己会大小便?当他情绪不稳时，怎样安抚他?” 一位太大焦急地问别人。
--“为什么是我呢?老天为什么要惩罚我呢?”每一位自闭症患者的家长都免不了这样自问。
--“当我遭到这个打击后，我的人生观整个都改变了。”刘太太的第一个孩子也患了自闭症。
至今，自闭症的真正病因仍然是个谜。台大儿童精神科宋维村医师说：“自闭症不是遗传的，而后天环境的因素也已经被排除了。”
自闭症对于“围城”外的父母和家人是一项无望的宣判，但是，在围城内的自闭症患者是痛苦的?或者是无忧无虑的?
围城原因是个谜
已经十八岁的张建国，是十分严重的自闭症患者。一百七十多公分的个头，穿着米色调的西装上身，看起来是个“男子汉”了。
但是，他事事还要仰仗七十岁的阿妈。阿妈牵着他走一步，他才慢条斯理，不大情愿的踏出一小步。走路时，像个羞答答的大姑娘，低着个头，谁也不看。
当旁人说他像女生一样害羞时，他似笑非笑的牵动了一下嘴角，眼珠也往人身上溜了一下，但是很快又回复原状。任凭别人问他什么，他都相应不理。
只有一样他是有反应的：当别人拿饼干给他时，他会自动打开包装纸吃起来。吃完了，他也不会再要，再给他，他就再吃。
有回，台大儿童卫生中心举办了个自闭儿同乐会，十二年来到过该中心治疗的患者和他们的家长，都来了。
在不甚宽敞的会场，四周挤满了家长、自闭儿和服务的大专义工。会场布置得五颜六色，十分热闹。
然而，张建国就默默的，一动也不动的站立在人群中，他对身旁擦来撞去的人似乎毫不在意；别人不小心撞到他，他也不曾移动让开一步，对场子中的表演，他更是完全置身于外，毫无兴趣。
站了一个多钟头，他似乎也不觉得累，对近在咫尺的椅子也没有要坐的意思。但是，当别人端了把椅子给他阿妈坐的时候，他毫不客气一屁股坐了下去。
一旁的阿妈也只有笑眯眯的由他去了。自小张建国就和阿妈生活在一起，所以阿妈早就习惯他了。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阿妈，对阿孙的病也不像其他家长觉得那么悲观或者难过，她只觉得带他出来有点累，到那儿都得半拖着，他才肯走。患者父母最痛苦
四十多岁的李先生的独子今年十五岁，也是自闭症患者，目前已经初中毕业，在家由家教老
师单独指导。
白闭症患者因程度不同，也有不同的发展。李先生的孩子不算是太严重的，加上家长不断找最好的机构矫治他，他能念到初中毕业，也已算是幸运的了。
为了医治爱子的病，李先生仿效古时“孟母三迁”的作法，只要那里有好医生、好的学习环境，他就搬到那里。
但是，不论他投注了多少心血、多少金钱和时间，这个孩子的发展也是有限的。
谈到爱子的未来和无人传继李家香火的问题，原本还神情白若的李先生也不禁热泪盈眶。他沙哑着说：“男人是比较现实的，也只有看他能进步多少，就算多少了。”
为了这个孩子，李氏夫妇不仅在物质上付出许多，精神上也牺牲不少。他们为了他调适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把自己的社交圈子缩到最小。
李先生感叹的说：工区到现在，我们许多朋友都不知道我们有个自闭症的孩子。”除非是极亲密的亲友，他们决不轻易邀请到家里来。李先生说：“这个社会还是残酷的。”
有些到过李家的客人，并不知道他们有个自闭症的孩子。因为自闭症的孩子面貌上多半并没有异人之处，尤其是病情轻微者，一些日常生活上的沟通还是会的。李先生的孩子就会端茶、招呼客人。
有些具有独特能力
不仅如此，自闭症患者往往还有些独特的“智慧火花”。像李先生的孩子就精于推算日期，他可以很快算出几年后的某一天是星期几；对每日的电视节目表也有过目不忘的能力。这些都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薛世博，十五岁，国三学生，也具有超乎常人的智慧。他的二姊说：“我弟弟自小到大不知拆卸了多少只手表和闹钟。”
薛世博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拨“一一七”查问正确时间。如果钟表上的时间不符台，他就会拆开调整。
宋维村医师说，由自闭症患者这些惊人的记忆力，和对机械的敏锐力来看，都可以证明他们并不是低能儿。
目前在普通初中就读的薛世博即是一例。他在班上的庆绩虽不是名列前茅，但是也一直保持中等。他说，他对英文、国文最感兴趣。
长得高高壮壮的薛世博，说起话来不太清楚，经常说些不完整的句子，有时也会答非所问。一和他谈起学业，他就不断说：“压力好大。”对于今年的高中联考，他和一般考生一样在意。
像薛世博这样能按部就班的进一般学校就读，算是非常幸运的。其他较严重的患者根本没有这种机会。
刘先生埋怨道：“幼稚园都不肯收我的孩子。”所以年纪小的自闭儿就被送到启智中心或是台大医院附设的自闭儿日间留院部。在这些地方，他们接受专家的行为治疗，以期在日常生活能够独立。
教育他们基本能力
目前台大的日间留院部，每天上午有十多名六岁以下的自闭儿在这接受行为矫治。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位专属的来自大专院校的义工阿姨，按个人的程度，教他们一些日常生活的行为。
叶翠羽是中原理工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她正在教一个四岁的小男孩丢积本。小男孩听到阿姨叫：“丢!”他就拾起一块积本往前丢。
这是张可爱的脸蛋：徽挑的凤眼、俊秀的鼻梁和红扑扑的双颊。但是他的眼光总是飘忽不可捉摸，彷佛落在另一个时光隧道中，有时他会自顾自的笑起来。
有时他机械似的拾起一块积本，往前丢，有时一松手，积本就落在原地。
叶同学说：“自闭儿因为不常用力气，臂力都很弱。”这个丢积本的游戏，就是要他练习用臂力。
另一个角落中，五岁的杨淑怡正在和阿姨学习辨认形状。通常自闭儿对抽象的东西都不大有樱念，圆形和三角形对他而言，没什么差别。
阿姨敌小淑怡把圆形的积本放进圆形的嵌板中。这个嵌板教学是依程度不同的自闭儿而设计的。圆形的积本有一整槐的，也有二块或三块拼成的。
程度扦的自闭儿很快就会把三块的积本放进嵌板拼成一个完整的圆形；但是程度较差的，几个月下来还是会把圆形积本放到三角形的嵌板中。
洗脸盆边的高佳仁在学习搓肥皂、洗手。洗完，阿姨就给他吃一块饼干，这叫“增强作用”。四岁的高小弟十分固执，他每天一定要循固定的路线间家，一定要玩同样的玩具；他也很自我中心，只要是他会唱的歌，别人都不准唱。
阿姨说，敌他洗手也是预备他进幼稚园的项目之一。一些程度不错的自闭儿，经过行为治疗后，还是可以进入一般学校就读。
越早发现效果越好
宗维村大夫呼吁：自闭儿越早发现越好，尤其是学龄前，是时接受行为治疗效果较佳。
奏书漠就是三岁时被秦太大发现不大对劲，送到台大接受行为治疗。现在他在普通幼稚圈中就读。
秦太太间忆到，她的孩子三岁时还不会叫爸爸、妈妈，要吃东西也不会说，只是一个劲拉着她的手，他若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就会尖叫哭闹。
秦太太观察到孩子的异状，并不像有些父母总以为：“大了就会妤了!”她也没有去拜神收惊，她当机立断，带着孩子来给医生诊断。
奏太太高兴的说：“幸好我早发现，早治疗他。”现在，秦书汉除了生气时会尖叫外，其他方面都比以前进步许多了。
留院部的专职人员詹和悦说：“幼稚园先修班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自闸儿练习听老师的话，服从老师发的命令。”
在幼稚园先修班的教室中，六、七位小朋友坐在小椅子上，义工阿姨在教他们画动物，同时后面还有好几个阿姨在帮忙维持秩序。有的自闭儿上课时会东张西望，有的会自己玩自己的，阿姨就要引导他们听老师上课。
该部另一位专职人员范姜善平说：“上课就是要他们习惯团体生活，不再随心所欲。”另一位阿姨在教室前面打成绩，看每位小朋友对老师的话有没有反应。
时时都有机会教育
当专职人员谢清芬进来打钟时，小朋友好像也知道钟声是下课的意思。他们在阿姨的指导下排成一列，向每个阿姨飞吻道再见。谢清芬说：“听钟声就知道下课，也是种讯息训练。”
半天的课程结束前，小朋友还要进完餐才由各家长接回。午餐时间也是“一对一’，一位阿姨照顾一位小朋友。
有的自闭兄会偏食，像詹大鹏平常只吃面条，但阿姨偷偷把少量的饭掺入面中，他也不知不觉吃了。要他什么都吃，也是行为治疗的目的之一。有的自闭儿对“吃”根本无所谓。张建国若不是阿姨诱导进餐，就坐在那儿发呆。他每吃一口饭，阿姨就把他喜欢的玩具给他玩一下，这也是一种增强作用。
中午孩子们都会由家长带回，二父班”后，家长自己就要接下行为治疗的棒子。所以二该部也为家长和义工开授专业课程，义工还要讨论每个个案的进展。
该部及一般启智中心的课程，多半都是针对自闭儿设计的。年纪较大的自闭儿症患者，在这学习到一个顶点或是从学校毕业后，他们就无处可去了。
“她已经完了!”陈先生无望的看着他十七岁自闭症的女儿说。看着自闭儿二大天长大，越来越走进学习的“死巷”，这些父母和刚发现自己孩子患自闭症的父母，心境上稍有不同。
后者总还存着改善的希望；前者却越来越认清：他再好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唐太太说：“孩子渐渐大了，力气比我还大，我已经弄不动他了。”四十多岁的唐太太照显十几年自闭症的孩子，现在自己也患了风湿症。不久前，她终于把孩子送到一家启智中心。
另一位焦心的母亲忧虑道：“将来我走了，他怎么办呢?”这位母亲也有一个近弱冠之年的自闭症孩子。
她继续说：“他的兄弟姊妹都有自己的日子要过，谁有时间来管他呢?”她二圆说着，二圆掏着口袋中的手帕。
站在一旁的女儿马上安慰妈妈说：“没关系，我一定会照顾弟弟的。”由于弟弟的自闭症，薛晓丽目前主修社会工作，将来也打算选择这个服务大众的行业。
他们找不到出路
“这些自闭症患者何去何从?”这不仅是他们家长所忧心的，也是医师所关心的。
宋维村说，他希望能有一个类似“阳光基金会”的组织，提供场地及专业人员，让更多的自闭症患者有个学习的场所，让家长们也有暂时托“儿”的地方。
宋医师指出，有了这样一个场所，家长也可以做些自己的事；去购物，或去散散心，把孩子交给专业人员，他们也可以放心。否则父母整天都被拴住了，连喘口气、换个手的空档都没有。他同时说道：“这样对自闭症患者本身也有好处。”有些家长往往因为怕麻烦或怕不体面，很少带孩子出去走动，事实上关在家里只有使情形更糟。如果有这么一个固定的场地，这些自闭症的孩子也可在专业人员的带领下，和同类的孩子在一起有个“快乐”的机会。
目前国内约有一千名自闭儿，事实上专收自闭儿的机构只有台大儿童心理卫生中心一个地方。其他各县市有些启智中心也兼收自闭症患者。
学习策略不良在学习困难儿童身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有研究表明,学习困难儿童的学习障碍主要不是表现在机械学习方面,而是在意义学习方面。[13]如果儿童只限于机械学习,不但遗忘速度比高级加工水平的意义学习快得多,而且不像通过语义加工所形成的认知结构那样容易同化新知并发生迁移。编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学习的策略。研究发现,当要求儿童对学习内容进行自由回忆时,大多数学习优秀儿童立即开始整理、着手语义分类,而学习困难儿童往往继续机械重复学习内容。有些学习困难儿童虽能进行语义编码之类的信息加工,却不能认知、更难以调节和控制这种信息加工过程。[13]这些都说明学习困难儿童缺乏元认知能力。认知心理学家弗拉维尔曾经指出,元认知一方面使儿童了解自己信息加工的过程与能力,另一方面又使儿童懂得如何采取措施以调节和控制自己的信息加工过程,使元认知成为学习策略的关键性成份。所以学习困难儿童虽然能比较准确地进行语义分类,却不可能像学习优秀儿童那样在学习的信息加工过程中自觉地使用语义分类编码之类的学习策略来促进学习。
学习动机水平偏低是学习困难儿童又一普遍的学习障碍。有研究表明,学习困难儿童的学习动机水平显著低于非学习困难儿童;他们的学习愿望、学习主动性和坚持性也与非学习困难儿童存在着显著性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学习困难儿童的学习动机与其认知水平存在着非常显著的相关。[14]这说明学习困难儿童的学习动机在其认知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相比之下,非学习困难儿童的认知水平可能更多地受到学习动机以外的其它因素的影响。这也就是说,对于学习困难儿童来说,其学习动机对其认知水平有较好的预测意义。
(三)社会性发展特点
儿童的社会性(社会交往、自我概念和行为问题)是在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般来说,随年龄增长,其社会性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学习困难儿童的社会性发展的总体趋势与此相似,但又表现出一定的特点。有研究发现:年龄递增,对学习困难儿童的社会交往中的同伴关系和师生关系无显著影响,但父母对其监控程度有所加强;在亲子关系方面,不同年龄阶段,存在着不同的占主导地位的亲子关系,但这种发展趋势并不一定都是上升的,有时会出现反复。年龄递增,学习困难儿童的自我概念发展水平从总体上不断提高,且各年龄阶段具有不同的占主导地位的自我概念发展内容。年龄递增,学习困难儿童的行为问题有所增加,但年龄变化对学习困难儿童的行为问题并无显著影响。[15]这从另一角度揭示了行为问题是学习困难儿童普遍存在的现象。
学习困难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总体上比非学习困难儿童要低。其主要反映在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学习困难儿童表现出更明显的强迫症状,这意味着他们比非学习困难儿童更多地表现出明知没有必要,但又无法摆脱无意义的思想、冲动及行为。
第二,学习困难儿童对人际关系更为敏感,这突出地反映在他们与人交往,与别人相比时,表现出不自在和自卑感。
第三,学习困难儿童有较为严重的忧郁苦闷心情,缺乏活动愿望,对生活的兴趣减退。
第四,学习困难儿童焦虑水平高,这主要反映在他们对客观情况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他们常感到无名恐惧,有时会由于预感不祥而担心。
第五,学习困难儿童在思想、感情及行为等方面比非学习困难儿童更具有敌对性。
第六,在学习困难儿童的所有心理健康问题中,强迫、抑郁及敌对性更为突出。[16][17]
总之,学习困难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总体上低于非学习困难儿童,而且其中的一部分还有较严重的症状。
二、学习困难儿童的教育策略
面临大批学习困难儿童,教育工作者应在具体分析其心理原因的基础上,着重研究各种训练策略。
(一)训练学习策略
学习策略意指在学习过程中学习者为了提高学习效果和学习效率而有意识地制定和使用的计划和方案。按照美国心理学家瑟洛的说法,学习策略有两种基本成份:一种是基本策略,即学习者对学习内容的领会和记忆策略,另一种是辅助性策略,即学习者为了维持学习活动的正常进行而采用的诸如学习计划与安排、学习过程的自我监控等策略。[13]学习困难儿童大多数均具备一定程度的学习潜力,可是他们一般没有明确的学习计划目标,自我检查学习过程的能力水平很低,以课前准备为例,几乎所有教师一开学都要提出预习—听讲—复习—检查等操作要求,但是过不了多久学习困难儿童便开始放弃。有研究表明,学习困难儿童的潜能与实际表现之间之所以存在明显差距,是因为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不会使用有效的学习策略。如果提高其学习策略使用水平,培养他们形成主动的、自我控制型的学习风格,他们的学习状况是能够改变的。国内外的不少学者曾用学习策略训练过学习困难儿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有人运用组块等记忆策略来对学习困难儿童进行训练,结果受训练儿童的记忆力得到了显著的改善。[18]有人运用心理指导技术,从现实存在的问题出发,训练学习困难儿童的学习策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19]
(二)训练归因策略
归因对人的情绪和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一个人把成功归之于自己的努力,就会感到自豪;反之,如果一个人把失败归之于自己的无能为力,则会感到灰心。归因理论认为:学习困难儿童往往把学习困难归因于外部的、不可控的、不稳定的因素,归之于自己无能为力,如学习条件不好,教师教学水平低下、学习难度太大等。因而导致自尊水平降低,自我概念消极,对学习提不起兴趣,打不起精神。归因训练就是针对儿童在学习成败情景中的归因特点而设计的一种教育策略。
对学习困难儿童归因训练常用的方法有团体训练法、强化矫正法和观察学习法三种。团体训练法就是以团体讲座的方式进行归因训练,其基本要求是:由3～5名学习困难儿童组成一个小组,一名教师或学习优秀的学生干部具体指导,在全面了解和掌握他们学习情况的基础上,组织他们分析和讨论学习问题,进而引导他们对学习做出正确的归因。强化矫正法是让儿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不同难度的任务,继而要求儿童在事先预备的归因因素中作出选择,并对完成任务的情况进行归因。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训练中,当儿童作出积极的归因时,要及时地给予肯定和奖励;当儿童作出消极的归因或较少作出积极的归因时,要适时地给予暗示和引导,促使儿童形成正确的归因倾向。观察学习法也是一种有效的训练方法,其要领在于引导,即通过组织学习困难儿童观看归因训练的录像,引导他们把完成学习任务的成功或失败归因于自身的努力。通过这种训练,可以增强学习困难儿童的自信心。实践证明,这些训练方式对改变学习困难儿童的归因模式是有用的。澳大利亚的安德鲁斯等人就曾经训练过学习困难儿童的归因倾向,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20]因此,如果能在每次考试结束后设计一些归因训练程序,引导学习困难儿童作出正确、恰当的归因,尽量将学习上任何一点进步都归因于努力,避免将学习失败归因于任务难度大、运气不好等外部因素,就能够激发起学习困难儿童的学习动机。
(三)训练认知监控策略
近年来,国内有人以元认知理论和PASS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对学习困难儿童认知监控策略的训练模式,通过实验,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1]认知监控策略的训练内容具体可分为6类:
1.注意与监控训练,包括:从噪声背景、图形背景、多重干扰中分辨刺激,注意过程的自我监控练习。
2.观察与监控训练,包括:顺序观察法、典型特征观察法、比较观察法、视觉分割观察法,观察过程的自我监控。
3.复述与监控训练,包括:听力复述、阅读复述、综合复述、复述过程流程图。
4.精制与监控训练,包括:精制的方法与原则、精制对象的类型、精制结果优劣的辨别标准,精制过程流程图训练。
5.组织与监控训练,包括:线形结构、坐标式结构、网状结构,网中有线式结构、线中有网式结构、线中有线式结构,组织过程流程图。
6.求异与监控训练,包括:流畅性、变通性、独创性与求异过程流程图。其中注意、观察、复述、组织、求异是具体的认知策略,在每项认知策略下也可分为继时加工和同时性加工,具体材料可采用文本、图形、符号等。自我监控训练是通过认知加工流程图来实现的,如在精制加工流程图中,要求儿童运用监控策略对自己的每一步认知过程进行评价与调节,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应当指出,学习困难并不是一两个方面的差异问题,从一种综合系统角度来看,它可能涉及许多方面。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探讨学习困难儿童的教育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