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威尔伯福斯在18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废除奴隶贸易的宣传鼓动时，他最初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并不少。
18世纪末正是英国的激进主义运动蓬勃兴起之时，废奴主义立即得到激进运动政治组织的支持，1793年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通讯会社100多名代表在爱丁堡举行会议，除了提出实行普选和年度选举的政治要求外，还将取消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立即解放奴隶的主张写进了决议。[29]但由于西印度种植园主政治势力的强大，威尔伯福斯的议案在议会屡遭否决。
除了那些和西印度的经济与繁荣有着各种联系的人以外，许多英国贵族、下院议员和商人都在西印度直接拥有产业，伦敦“西印度协会”的主要成员就是西印度的“不在业主”（non-resident proprietors）和商人，英国的船主与工厂主们也站在他们一边。直到1825年，“议会下院仍有不少于56名的议员坚定赞同继续维持殖民地的奴隶制”，他们在投票时“抱成一团”[30]。
同时期东印度公司也有商人、船主以及公司官员在议会充当自己利益的代表，根据英国议会史中的议席统计，在1780—1834年间，下院中能够代表东印度公司利益的各类议员很少低于60人或超过100人。[31]
但总体上进入19世纪后公司的地位就在逐渐下降，议会席位也从1806年的62个，减少到1834年的45个。[32]显然，无论在内部凝聚力还是在政治影响力上，东印度公司都不能与西印度利益集团相比。
然而，历史毕竟发展到了19世纪20年代，废奴主义运动的影响已经大大扩展，对黑人奴隶的同情和要求改善奴隶境遇的呼吁，已经是人心所向。威尔伯福斯1787年成立的“废除奴隶贸易协会”，主要构成只是福音教派和教友会派的成员，而1823年伦敦成立的“反奴隶制协会”，立即成为全国许多类似团体的领导者，在英国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和号召力。
这不仅因为废奴主义思想的日益深入人心，更因为协会的领导者大都是英国上流社会的成员，它的主席是威廉四世国王的表兄，它的副主席则包括了5名贵族和14名议会议员。时隔20多年，社会的状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反奴隶制协会”的基本宗旨并不是立即废除奴隶制，而是以渐进方式改善奴隶的生存状态，为最终的废除作准备，但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了废奴运动的长足进展。
整个废除奴隶制的运动中，除了政论小册子和议会中的辩论，在唤起社会各阶层民众方面，英国各宗教团体特别是非国教教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是基督教各教派传教组织纷纷建立的时期，例如，浸礼派传教协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于1792年，伦敦传教协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于1795年，苏格兰传教协会（Scottish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于1796年，教会传教协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于1799年，英国与外国圣经协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成立于1804年，卫理公会传教协会（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于1813年。这些宗教传教团体从建立之初，就站在威尔伯福斯领导的“废除奴隶贸易协会”一边，以后又积极为奴隶制度的废除大声疾呼，因而在废奴主义运动中功不可没。
各类宗教团体和传教组织在反奴隶贸易运动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英帝国扩张中更是冲锋陷阵。
英国是一个笃信宗教的国家，国内宗教派别林立，除了处于国教地位的安立甘教（Anglican Church）外，还有各种基督教新教教派以及天主教，各宗教和教派内部又有许多的分支，但不管是哪一种宗教和教派，对海外传教事业的态度从来都是积极进取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基督教传教活动始终与帝国开拓海外殖民地的历史相伴随。
英国著名帝国史专家罗宾逊（Ronald Robinson）曾指出：“伦理道德观念始终是不列颠帝国主义的第一个庇护所。我们有理由确定，这是因为，对于帝国的成长，神学和剩余资本及高速率枪炮是同等重要的。”[33]
18世纪19世纪之交这一系列传教组织的建立，使向海外派遣传教士的活动有了强大持久的动力，许许多多虔诚的教徒和教会神职人员在传教协会的安排下，抱着传播基督教教义的信念奔赴帝国各殖民地和属地，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宣传上帝福音的使命中。例如1823年在德梅拉拉遇难的约翰·史密斯牧师，就是1818年刚刚从英国来到西印度的传教士。
在所有教派的活动中，福音教派（Evangelicals）的影响在19世纪初期的扩展特别迅速。1808年福音教派的牧师据估计大约只占全部教士总数的1/10到1/12，20年后福音教派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扩展，以至于当时有人感叹“它如此令人惊异的发展速度，似乎清教主义将要传遍整个王国”[34]。
福音教派的兴盛反映了英国中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同时也与人道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密切相关，例如巴克斯特就是福音教派的重要人物，他在威尔伯福斯1825年从议会退休之后成为废奴主义运动的著名领导人。
传教士为什么能在英帝国的历史上留下自己的深深印记？为什么能对影响帝国政策的社会舆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个不容否认的重要原因，就是英国人对基督教的信仰。这种信仰不仅表现在一代一代的传教士和教徒“几乎像从事十字军东征一样”[35]，足迹遍布非洲、亚洲以及西印度，渴望着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帝国占有、征服的每一块地方，而且表现在英国国内的民众对海外传教活动的支持与资助上。
在历史学家的眼中，19世纪的英国人“以勤上教堂而著称”[36]。
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中期，基督教新教各派特别是福音教派在英国的影响已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人们将经文悬挂在卧室的墙上，踊跃向教堂捐款”。整个维多利亚时代就是“一个读圣经（Bible -reading）、去教堂（Church -going）、做礼拜（Sunday -keeping）的时代”[37]。
一个叫泰恩（Hippolyte Taine）的同时代法国人，曾对他眼中的英国人作过这样的描述：“对基督教的尊敬被公众舆论当作是一种责任，甚至是合乎礼仪的寻常举止问题。普通的英国人很不愿承认：一个不信教者会是一个好的英国人，一个正派的、受尊敬的人。”[38]
因此，传教士在海外殖民地的传教事业始终受到国内教徒的热切关注，英国的每一处教堂对传教协会在帝国属地的传教活动提供捐助，来自国外传教士的信件和各种讯息在教会的每一个布道坛上宣读，形成了一个以教会和教堂为中心的社会舆论阵地。
对一个绝大多数人口都是虔诚基督徒的国家来说，由于当时交通与传媒的落后，由于普通百姓当中许多人基本没有文化，这种信息传递方式和舆论形成方式的效果，甚至要超过报刊、小册子和议会辩论，它对整个社会公众的情绪与观念产生的影响，就连政治家们也从不敢小视。1823年英属圭亚那奴隶起义被残酷镇压和约翰·史密斯牧师的死，就是以这样的途径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从而推动了废奴主义运动的发展。
传教组织和传教士的活动，对19世纪上半期英国人帝国观念的形成也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使英国民众对帝国境内的黑人和土著人，对帝国统治下的落后民族抱有同情和怜悯。这种同情和怜悯的产生，既有人道主义运动的影响，也有基督教教义中朴素平等思想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一种英国人所特有的居高临下心态。
在英国，无论是人道主义运动的兴起，还是各种宗教传教协会的出现，都与第二英帝国版图的迅速扩大相关联。帝国的存在和扩张本身强化了英国人的帝国意识与帝国情感，尽管从18世纪末13个美洲殖民地脱离帝国起，英国社会就开始出现对帝国与殖民地事务漠不关心的情绪，但始终对帝国抱有热忱与**的英国人更多，尤其是那些具有强烈宗教情感的人。随着帝国领土扩张步伐的加快，他们的传教雄心和宗教狂热也在增长，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异教徒的教化者，看作是帝国境内黑人奴隶和土著居民的保护者，对于自己所从事的传教工作，他们相信是上帝赋予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神圣使命。这种强烈的使命感伴随着第二帝国的建立与成长，也许可以说是第二帝国与第一帝国的一个显著区别。
19世纪是英国人对宗教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的时期，教士们在海外的宗教生涯，从前曾被看成仅仅是给海外英国人带去宗教安慰，从19世纪初开始，由于福音教派的兴盛，英国人的宗教热情大增，宗教的职能迅速上升为将上帝的旨意带给所有国家和所有人民。1813年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在续订时，议会对特许状内容作了较大修正，公司在印度的贸易垄断权被取消，同时取消的还有对传教活动的限制。
在议会讨论东印度公司法案的条款时，威尔伯福斯的发言表达了向印度传播基督教的强烈愿望：“这个广阔的、拥有6000万个灵魂的地方，已经幸运地置于我们控制之下。……我们不光要努力使这些不幸的生灵脱离现在的悲惨境遇，最重要的是将能赐福的真理传递给他们，这不仅仅是改进他们的理解，提升他们的思想，还要设法促进他们世俗的福利，给他们指明通向永久幸福的确切道路。”[39]
此后英国的传教士们纷纷涌向印度等东方殖民地，他们在印度发现了传播基督福音的新天地：“印度7000万人是帝国的子民、异教徒或穆斯林，而迄今为止我们在这里基本毫无建树，这是应当受责备的。”[40] 19世纪中期以后基督教又进入中国等英国经济势力所到之处，开始向不列颠的非正式帝国渗透。
第二英帝国的扩张既是经济和政治上的，同时也是社会文化与思想上的。因此，传播上帝福音成了帝国本身不断扩张的重要动力之一，而传教组织与传教士则成为帝国境内外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思想传播的载体。
如何看待与评价传教士在英帝国历史上的作用？这是一个从来就充满争论的复杂问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尖锐指出：“传布基督教这个敬神的目的，使这种非正义的计划成为神圣的事业。但此种计划的唯一动机，却是希望发现此等地方的金宝藏。”[41]
在斯密看来，从最早的殖民掠夺开始，传播基督教就成为西方殖民者掠夺美洲黄金所披的外衣。斯密所抨击的主要是地理大发现和早期殖民时代西方探险家的所为，而传教活动则和帝国一样绵延了几百年，特别是进入19世纪以后，基督教与帝国领土扩张和殖民政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它在帝国中的作用也变得复杂多样。
有些学者认为，传教协会组织是不列颠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与代理人。[42]
这种观点并非没有依据，但如果将其作为整个基督教传教活动的总体评价，则未免显得过于笼统甚或片面，至少，它没有将不同历史时期宗教团体和传教士的活动，及其在帝国史上所起到的作用加以区分。
事实上，在不同历史时段内，基督教的活动重点和作用是不同的。以19世纪上半期而言，众多的传教协会组织积极投身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运动，为黑人奴隶的不幸与苦难而呼吁，为帝国境内土著人的权利和利益而呼吁，为在澳大利亚废除罪犯遣送制度而呼吁，这些事实本身很难与文化侵略或文化帝国主义相联系。因此，显然不能用一概而论的方法，用某一特定时段的表现或特征来指代整个帝国史上基督教与传教士的功能。
历史学家多萝茜·汤普逊的分析可能比较客观。她认为：“基督教传教士们去海外改变土著人的信仰，使其成为基督徒，他们抗议征服军队的残忍，支持被征服人民的权利，但是，总体上，殖民地和土著居民的传统都不被征服者所尊重，即使提供教育也是英国式的教育，用的是英国的语言和英国的宗教，例如在英属印度，而印度人民自己的历史、文化和语言，则既不教授也不被理解。”[43]
除了传播基督教教义与文化、改变被征服者的宗教信仰、发动废奴主义运动、呼吁保护土著人利益以及支持废除罪犯遣送制度，教会组织和传教士的活动还不可避免地、自觉地服务于帝国的商业扩张。这是因为，帝国的成长壮大与基督教传播本身的利益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对英国这样一个岛国来说，对外商业贸易历来至关重要，英国甚至因此获得“店主之国”（a nation of shopkeeper）的绰号。[44]
在英国人看来，向全世界扩展贸易同时还是一种天道，正如殖民地大臣格雷所说：“商业与和平引领着文明，会使人类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希望、更富裕，这正是上帝的安排。”[45]因此，传教事业对商业扩张的支持自然是天经地义，教会人士在布道时也不会忘记作这样的祈祷和祝愿：“万能的上帝无需人们帮助，福音的传播也无需人们帮助；然而，如果人们真的能够打开阻碍福音传播的障碍，那将会使欧洲的商业蒙上荣光。”[46] 1841年，巴克斯顿男爵领导下的福音教派曾经试图在西非的尼日尔成立一个协会，而协会的名称就是“商业与基督教联盟”。
传教运动与帝国领土扩张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在第一英帝国时期，“贸易跟着国旗走”是英国人长期恪守的箴言。而从第二英帝国一开始，基督教组织和传教士就紧紧跟着帝国扩张的步伐，牧师们迅速来到帝国新建立的每一个殖民地和新获得的每一块属地，从澳大利亚到新西兰，从印度洋到太平洋，从亚洲到非洲，即使帝国领土最偏僻最遥远的地方，也能发现传教士的身影，第二帝国因此出现了“教士跟着国旗走”的新景观。例如，1820—1824年任马德拉斯总督的托马斯·芒罗爵士（Thomas Munro 1765—1827）就曾这样评价在印度的传教士：“英国人在政治上就像穆斯林在宗教上一样狂热，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英国的制度，一个国家就不会被拯救。”[47]
领土征服给传教士们带来了传教的动力和**，也带来了传教的可能与机会。1814年，托马逊牧师（Thomason）对印度的感慨充满上帝使者的抱负与雄心：“我们已经消灭了土著人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剥夺了他们的权力，使他们向我们屈服，然而却没能向他们提供任何东西。”[48]
传教协会组织和传教士的这些信念，并非只是教会和神职人员所特有，事实上，它们是同时代千百万英国人共有的心态和意识的反映，换言之，教会神职人员的思想信念是根植于英国社会土壤之中的。不列颠帝国在几百年的殖民扩张和商业战争中陆续战胜西班牙、荷兰、法国等劲敌，从一个西欧岛国成长为强大的商业强国和殖民帝国，这样一条民族强盛之路对于英国人思想观念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这种冲击主要还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产生，并非一蹴而就。大致从18世纪中期七年战争结束，第一英帝国进入巅峰时刻起，英国人对不列颠帝国所拥有的广阔版图与海上霸主地位已是充满骄傲，这种骄傲伴随着帝国的成长融入英国人的血液之中，成为英国人意识的重要部分。
美洲殖民地的丧失和英国在战争中的孤立与惨败，确实给英国人的心态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国王乔治三世就确信英国再也不可能恢复，只能“降到末流欧洲国家的地位”，他甚至因此想放弃王位。[49]
但失败造成的幻灭感及其心理阴影是十分短暂的，而英国海外扩张的动力和帝国的意识已经深深扎下了根，当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赞赏年仅24岁的小皮特靠政治才干成功地“掌管一个帝国”时，特别强调“这是他本人的光荣，也是帝国的光荣”[50]。
至拿破仑帝国最终被打败，英国在战争中占领了许多重要的海外领地，一个更为强大并独领**的第二英帝国出现在世界舞台，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在哪里以及何时去进一步扩张，没有一个殖民强国得到过这样的机会，也没有哪一个大帝国使用如此少的武力就得以建立”[51]。
战后的英国很快又以蓬勃发展的工业革命赢得“世界工厂”的地位，向全世界尤其是欧洲国家提供着蒸汽机车、铁轨、火车车厢和其他机器制成品，以及英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边是强大、富裕、繁荣和充满生机，另一边则是全世界都仰仗着英国的商品、资金与技术，还有什么能比这样一幅帝国的画面更深刻地印在千百万英国人的脑海里呢？ 1836年，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写道：看到欣欣向荣的悉尼港，“我的第一感觉是庆幸自己生来就是个英国人”[52]。
随着19世纪英国人向帝国海外殖民地移民浪潮的兴起与持续，随着英国与世界市场的广泛联系，帝国与英国各阶层民众生计的关系开始越来越密切，无论是政治活动家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同样对帝国的存在充满自豪。传教士们所抱有的坚定信念，正是建立在这种强烈自豪感基础之上的。
然而，英国普通民众的心态又很难精确描述，这是因为，芸芸众生虽然参与了全部历史过程，但留存下来的文字纪录却很难直接找到他们的踪影，只有那些同时代的政治与文化精英们，那些握有权力和知识的人才拥有话语的霸权。尽管如此，他们的意识与观念毕竟也是社会舆论和民众心态的一种折射。就连被称为分离主义者的科布登也认为，殖民制度对英国人的帝国**具有“令人目眩的吸引”[53]。
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中期英国政治家们的言行里，我们可以更强烈地感受到那种弥漫于英国社会、洋溢在英国人心中的自信与高傲。例如，殖民地大臣格雷就坚信：英国人对帝国和世界负有的责任来自于上天的旨意，“英国皇家的权威是上帝之下在广大区域维持和平与秩序的最强大的工具，从而帮助在千百万人民中传播基督教和文明的福音”[54]。他甚至将英国人传播基督教福音与西方的文明看作是一种“伟大的特权”（the great privilege）。[55]
格雷的信念可以说代表了同时代许许多多英国人的信念。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看来，物质文明的进步与基督教的普世福音是完全同一的概念。1851年伦敦成功举办“万国博览会”（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面对光彩夺目宏大无比的场面，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 1819—1861）自豪地称其为“基督教文明的节日”。而著名学者与牧师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 1819—1875）走进巨大的水晶宫时，“感动得热泪夺眶而出，仿佛自己正进入一所神殿”[56]。
如果说传教的使命与海外殖民的理想曾经紧密配合，那么进入19世纪后，它又有了新的发展与含义，这就是：改宗基督教的事业与文明开化的责任是相一致的，“因为文明只能是基督教的文明”[57]。
第二帝国所取得的辉煌，使英国人普遍相信自己已处于人类进步阶梯的顶端，有责任去改进其他民族的命运。这种整个民族负有上帝授予的使命，要给人类带去宗教福音和现代文明的观念，深深地印在英国民众的心中。所以英国要带头禁止奴隶贸易和废除奴隶制；所以英国要保护帝国境内的土著人民；所以英国要在印度建立“好政府”。
担负着上天赋予的责任意味着成为上帝的“选民”，英国人的自信心与虚荣心因此得到最大限度的膨胀与满足，帝国的领土扩张、商业扩张和思想文化扩张，则在宗教使命感的神圣光环下达到了最完美的统一。
当代英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曾指出：“19世纪中期的资产阶级预言家们无疑渴望一个统一的、或多或少标准化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所有政府全都承认政治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的真理。这些真理已经被那些无私的传教士带到地球的各个角落，他们的传道力量比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最盛时期还来得强大。”[58]
1869年，19世纪中期的英国政治家福斯特（William Forster 1818—1886）充分评价了宗教和传教士的作用，指出：维多利亚时代的重要信条就在于，“对原因和结果的知识，从不能取代正确行事、避免错误的动机，我们的教士和牧师要比学校教师更加有用；宗教是推动性的力量，而所有的人员只是机器，没有这个动力，机器是无用的”[59]。
19世纪是资本主义迅猛扩张并形成世界体系的时代，它同时又几乎是不列颠帝国的时代，英国的传教士们以充满**、自信、虔敬、献身与怜悯精神的宗教热忱，在传播基督教义、改宗异教徒的同时，以各种方式自觉不自觉地服务于帝国的扩张，成为英帝国不断成长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