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教士到政治家，英国人对帝国抱有如此坚定的信念，根源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
在现实利益上，绝大多数英国人都认为，帝国是与英国的强大、富裕以及世界影响力密不可分的。“如果不列颠丧失了它的帝国，它就将丧失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地位：它将在物质上陷于穷困，在军事上受到削弱，英国人民还将大量丧失在世界上留下自己印记的能力。”[60] 而从历史上看，英国人从来就具有十分强烈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种族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一直可以追溯到不列颠民族形成之际，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英国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性也许是西欧各民族中最为强烈鲜明的。“英国人深深感到他们的伟大并且他们已赢得了许多次巨大的胜利，以致他们认为他们是不会输的。在战争中，他们是全世界最信心十足的国家。……即使在15世纪中期，当英格兰不那么走运时，英国人对他们的优越性的信心仍是不可动摇的。”[61]欧洲大陆国家的人发现，“英格兰人极爱他们自己和属于他们的一切。他们认为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就没有别人，除了英格兰以外就没有别的世界，而当他们见到一位漂亮的外国人时，他们便说‘他长得像个英格兰人’，并说‘可惜他不是英国人’”[62]。
有一段流传甚广据说是出自帕默斯顿首相之口的幽默对话，极生动地表达了英国人所特有的优越与自豪感：“法国人说：‘假如我不是法国人，我一定希望做个英国人。’英国人说：‘假如我不是英国人，我一定希望成为一个英国人’”[63]。
随着英帝国在19世纪迈向鼎盛与辉煌的步伐，英国人的种族优越感也在进一步强化，詹姆士·密尔在《英属印度史》（1817）中已经提出“文明等级”的概念，约翰·密尔的《代议制政府》（1861）则极力夸赞“自助的和奋斗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认为“英国人和美国人奋斗的、进取的性格……本质上是人类普遍进步的最好希望的基础”[64]。
“文明等级”的观念在19世纪的英国特别盛行。维多利亚人相信存在着人类文明与进步的阶梯，所有的民族在上面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英国人自然是处在进步阶梯的顶端，因而是文明的领导者，“美国人最接近英国人的位置，其后是德意志人，因为他们拥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正确的宗教。在盎格鲁—撒克逊领导者之后，是信仰罗马天主教的法国人，然后是其他拉丁民族”[65]。
除了强烈的自信心和种族优越感，不列颠民族还格外崇尚大胆冒险与进取的精神，这种精神与基督教新教的教义紧密结合，为英国海外殖民地的形成、发展与壮大，提供了强大、持久的动力。
在西欧国家的海外扩张活动中，英国人实际上属于姗姗来迟者。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最早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从15世纪到16世纪末一直是最强大的海上帝国，依仗着地理大发现和海军的优势，在美洲新大陆的殖民征服和掠夺中独占鳌头。而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等国直到17世纪初才开始跻身于美洲的殖民活动，1607年第一个移民据点的建立和1620年“五月花号”的到达，是英国人进入北美的标志性事件。但100多年过去了，其他国家的殖民地多半放弃、丢失或根本未能建立起来，唯独英国人在大西洋沿岸扎下了根，13个殖民地迅速发展并繁荣起来。同时期在北美进行殖民的国家中，只有法国人的成就可以和英国人相比，但七年战争中法国的惨败以及后来拿破仑将路易斯安那出售，法国人便完全退出了北美大陆。
对于欧洲群雄逐鹿北美如此结局的原因，特别是法国占有广阔的地区却没有像英国人那样在北美站住脚的原因，研究者们已经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就是：英法两国的殖民方式有着明显不同，英国人所建立的是真正的移民殖民地，而法国人却主要是少数商人在广阔区域内与印第安人进行毛皮贸易。严格地说，法国人从没有真正定居下来，更谈不上像英国人那样进行垦殖了。
移民的定居需要在土地上的垦殖开发，移民点的建立需要付出极其艰辛的劳动，如果没有早期移民们的坚韧不拔和吃苦耐劳，英国的移民殖民地就不可能生存下来。英国人在殖民时代表现出的顽强进取精神，是英属北美殖民地得以发展繁荣的重要原因。
英帝国史学家马歇尔（P.J.Marshall）指出：“不列颠是一个躁动不安的社会，（充满雄心的）英国人离开不列颠岛，在全世界寻求商业利益，并宣传他们的价值观。”[66]殖民地的建立和帝国的存在，为不列颠民族的冒险和进取精神提供了最好的用武之地。
不列颠民族在历史上曾被认为具有某种程度的岛民偏狭心理，例如伊丽莎白女王就曾说过自己“仅仅是个英吉利人”[67]。但至少在英帝国的近代扩张史上，英国人从来就不缺乏离开故土去往未知世界的勇气，当然，他们更不缺乏获取和掠夺财富的渴望与贪婪。
英国上层社会众多的富家名流中，有许多人的祖先或本人就有这样一部发家创业的历史，这里我们不妨选取出过父子两代首相的皮特家族作为例子。
小皮特的曾祖父托马斯·皮特（Thomas Pitt 1653—1726）是整个家族的创业者，是个大胆的冒险家，其传记作者认为，他“是个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并努力去干的人”。托马斯·皮特的经历就像是一个传奇故事，年轻时当过水手，后来跑到印度经商。为了谋取高额利润，他甚至不顾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涉足公司的特许贸易范围，并因此被罚款1000英镑。但他最终还是与东印度公司合作，并担任了公司的高级雇员，甚至官至马德拉斯总督（1698—1710），在12年的总督任内，他到处搜集钻石，因此有“钻石皮特”的绰号。1701年，他终于在马德拉斯搜寻到一颗重达410克拉的世界第二大钻石，花2.04万英镑买到手后带回伦敦，请人切割打磨成多块钻石，兜售给欧洲各国王室，1717年，他以13.5万镑的天价将其中最大的一块卖给了当时的法国摄政王奥尔良公爵。[68]海外几十年的冒险生涯为托马斯·皮特赢得了财富和声望，回国之后他便购买了康沃尔郡最好的地产，其中包括衰败的老萨勒姆选区，之后，他本人和他的子孙们就从这个选区走进了议会下院。[69]
对财富和冒险生涯的渴望使“移居海外似乎成了英国人的习惯”[70]，到殖民地经商或到东印度公司任职几乎成了生财之道的同义语。“如果一个来自富裕家庭的年轻人想赚钱，他可以经营海外贸易，或成为一个律师。如果他想冒险，则有东印度公司。”[71]
从事各种海外贸易或投机活动在英国长期成为一种时尚，被看作是迅速致富的最佳方式。例如自由党著名领袖威廉·格拉斯顿首相（William Gladstone 1809—1898）的父亲约翰·格拉斯顿，既是经营印度贸易的富商，同时又在西印度群岛拥有自己的奴隶种植园。[72]
就连后来成为保守党领袖的本杰明·迪斯雷利首相早年也作过海外发财梦，1824年他与人合伙参与美洲矿业投机生意，但他的运气很糟，生意始终亏损，短期内迪斯雷利就背上了几千英镑的巨额债务，直到30年后才全部还清。[73]
从17世纪初起，除了那些为逃避宗教迫害而离开祖国的清教徒和天主教徒，普通民众移民新大陆或到海外撞大运的人何止成千上万，但历史从来只记载那些成功者留下的轨迹，因此托马斯·皮特的发家史虽然带有某种传奇色彩，却是英国人在海外追求财富历史的一个缩影。
移往殖民地的人群可以说是形形色色，什么社会等级的人都有。根据乔治·马考莱·特里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1876—1962）的分析，至17世纪末，移民的主要成分为：积极进取者、持不同政见者、受压迫者、欠债者、罪犯以及各种国内社会生活中的失败者。[74]
显然，移民中的大部分来自社会的底层。
从18世纪起，英国开始出现移民热，移民的构成也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普通英国人将迁居新大陆作为寻找新的机会、改变生存状态和命运的最佳选择。美国革命爆发前15年，约有5.5万爱尔兰人、4万苏格兰人、3万英格兰人移民北美，许多苏格兰人或是在印度据有高级文官的职位，或是变成了西印度的种植园主。[75]
拿破仑战争曾经使移民进程被迫中断多年，待到战争结束，移民海外的浪潮犹如开闸放水般汹涌，规模也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出现了一个英国人进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开普殖民地的滚滚洪流。
政府对移民潮也予以积极的支持。1823年，议会拨款5万英镑资助268个去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移民，1825年又以每人20镑的代价资助了2024个爱尔兰贫民迁往殖民地。[76]人们到处在谈论着向海外移民符合“上帝的安排”，能将“英国的名声、法律及影响传遍全世界”，并服务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在地球上繁衍壮大的使命”。[77]
从1815年到1914年，100年间大约有2500多万人离开英国，其中去美国的占了一半稍多，约有1300万人，其余的分别去了帝国各殖民地，主要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非等。[78] 但上述数字是整个19世纪的统计，它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年英国人移民美国的**与不同时期的移民混在了一起，没能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移民的重点。
如果我们单独选取19世纪初期到维多利亚中期这一时段，就会发现，1815年以后的60年间，约有700万英国人迁居海外[79]，其中移往帝国各殖民地的占了大多数，许多殖民地的人口因此迅速增加。例如新西兰在1853年白人居民只有3.3万人，至1878年已达41.2万人。加拿大人口的增长速度更是惊人，上、下加拿大在1841年合并时的人口总数为115万，10年后增加到184万人，再过10年又猛增到250万人。新建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初几乎渺无人烟，1858—1860年间大约有居民2万人，到1870年已上升到6万人，短短10年里居民人数增加了2倍。[80]
一首叫做《移民的梦想》的维多利亚时代流行歌谣，唱出了千百万移民海外英国人的心声：
在途中我再一次醒来，
我的心中洋溢着深深的爱：
亲爱的祖国远隔大海，
那里有想念和爱我的亲人，
他们为我的幸福向上帝祈祷膜拜。[81]
促使英国在19世纪出现移民大潮的原因，一般认为主要是国内人口的急剧增长和交通工具的改进。在19世纪开始时，英国的人口大约为1100万，到1867年第二次议会改革时，已达到将近2600万[82]，由于死亡率下降和出生率上升，人口增长的速度的确惊人。海上的交通也确实有极大改进，在沃伦·黑斯廷斯时代[83]，从英国到印度的路程需要花上6个月，而半个世纪后，尽管帆船依然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但随着30年代末蒸汽航海公司的成立，以及从亚历山大到苏伊士地峡陆上交通的开辟，所需时间大大缩短，到1840年已降至2个多月。[84]
然而，移民大潮出现的根本原因，还是英国的工业革命，是工业革命使古老的英格兰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最初似乎是缓慢的，不知不觉的。但进入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进程的加速，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改变的后果迅速以悖论的方式凸显出来：一方面，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产品行销全球的“世界工厂”；另一方面，工业化带来庞大失业大军和贫民阶层，英国突然间变成一个贫富悬殊、人口过剩的国家。
面对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普遍的失业与贫困，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理论开始得到人们的认同，政治家们则谈论着如何“铲除贫民”（the shoveling of paupers）[85]，整个19世纪上半期，向殖民地移民被当作一种近乎完美的万灵药，成了缓解社会矛盾和人口压力最现实可行的道路。威克菲尔德的系统殖民理论之所以对社会各界产生长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正是英国当时急需解决失业、贫困等严重社会问题的反映。
至19世纪中期，周期性出现的工商业经济危机，大面积的自然灾害与农业歉收，更是直接推动着向海外移民的浪潮，在“饥饿的40年代”[86]，移民们的动力和目标已经不再是财富和冒险，而仅仅是维持生计，帝国和殖民地的存在已经成了英国缓和国内社会矛盾的减压阀。
除了在不同年代出于不同目的迁居殖民地的普通民众，与帝国自始至终关系密切的人是英国的地主贵族和乡绅。
从光荣革命直到19世纪中期，英国社会始终处于“贵族时代”。工业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贵族政治的反对者科布登曾经感叹：“当贵族阶级表现出虚伪的自由主义态度时，与他们作斗争是一项艰难的任务。”[87] 1846年，约翰·汉普登这样描述贵族阶级的社会地位，“他们通过儿子、金钱和权势占有下院。他们拥有教会、政府、陆军和海军。他们占有国内外所有官职。他们拥有国内地产和海角天涯的殖民地”[88]。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肯尼思·摩根认为：贵族和乡绅“可能是维多利亚统治时期变化最小的一个阶级……它继续行使巨大的政治权力，为议会的两个政治派别提供众多的成员，几乎拥有英帝国所有的高级官职”[89]。
在地主贵族垄断着帝国高级职位的同时，他们的儿子则构成另一支帝国殖民体系内中级官吏的大军。英国是实行长子继承制的国家，土地贵族的小儿子们由于不能继承父辈的地产和爵位，历来就有经商和到海外发展的传统，他们通常都能在殖民地总督那里得到薪水丰厚的殖民地官员职位。
除了各殖民地的行政机构，印度是英国贵族子弟最为向往的地方，整个19世纪上半期，这些“缺少财产却有足够闲暇”[90]（propertyless leisured class）的年轻人，都争先恐后地谋取东印度公司军队的军官职位，以获得优厚待遇和高高在上的地位。印度建立文官队伍以后，一大批英国中产阶级的子弟迅速进入其间，成为职业的英印政府官员。
这样，由于个人事业和生计与帝国息息相关，英国的贵族、乡绅以及中产阶级历来是最具帝国精神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帝国自豪感和民族优越感也最为强烈。欧洲各国在英国领导下最终打败拿破仑帝国的事实，使他们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蒙受圣恩与天命的信念更加确信不疑。他们坚定地认为，反法战争的胜利，是由于上帝站在了英国人一边，是上帝对英国人从事的正义事业、基督教新教以及英国政治制度作出判断的结果。[91]为此，他们更加藐视所有的非白人、非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及非新教教徒。
英帝国得以建立的原初动力，毫无疑问是贸易、掠夺和获取财富，海外的殖民扩张，也主要是少数从王室手中获得特许状的私人或大贸易公司的行为。但随着帝国版图的不断扩大，随着殖民地的发展，特别是进入19世纪以后，英国社会各个阶层与帝国的联系越来越广泛，移民、传教士、商人、冒险家、帝国官员、殖民地官吏和驻军官兵，所有这些身份不同、形形色色英国人的命运，与帝国的命运连在了一起。帝国已经渗透到英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正在运转的机器，改变着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也改变着英国人的观念。
美国历史学家戴维·罗伯茨对英帝国本身给英国人的生活及思想观念带来的影响，作了堪称细致生动的分析描述：
帝国的存在已成为深入人心的事实，这使英国人自视为世界上最优越的人种。数以百万计的英国人背乡出国，移居到各自治领，统治印度，与中国通商，在非洲传布福音，在南美经营实业。移民回国探亲或写书函报告，帝国官员述职度假，使英国人一代一代对帝国各部分的风土人情、景物财富，都有了深切了解，这类风情又衍化成宣表英国人业绩的书报小说。贸易和投资给母国带回了无数财富。英国人搭船周游世界，在开罗、亚丁和孟买停泊，住进英国人的旅馆，处处领略帝国的存在。特别是统治阶级，他们在国外担任军事和行政职位，享受荣誉和薪金，面子非常光彩。[92]
对财富利益、宗教信仰和民族威望的追求，驱使着不列颠民族奔走于世界各地，建立起庞大的英帝国，而帝国的存在本身反过来又塑造和影响着英国人的观念。
历史学家们指出，早在1870年以前很久，就能看到英国人对帝国的深深自豪。1829年，英国《评论季刊》写道：“不管几个英国殖民地未来的命运是什么，帝国至少向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传播了英国的法律、语言与道德品质。”[93]一些英国人甚至把帝国看作是上帝恩赐的结果：“对这样一个成长如此惊人、结构如此绝妙不同的帝国，说它是一种盲目机会的结果，这是对神的不敬。”[94]约翰·西利爵士说：“跨越海洋的不仅是英吉利人，而且是英国的权威。”[95]当帝国在维多利亚时代步入它的鼎盛与辉煌时，戈尔德温·史密斯发现：“一想起帝国，每一个英国人的心中就必然充满骄傲。”[96]
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19世纪的英国人“形成了因处在一个世界范围帝国的中心而产生的民族认同感”[97]，成为最骄傲最自信的帝国臣民。
不同社会阶层的英国人对于帝国的感受和理解是不一样的。帝国就像是一个万花筒，将各种不同的帝国观念都装在了里面：对千百万英国普通民众来说，帝国意味着大量能够轻易获得的未经开垦的空地；对传教士来说，帝国意味着传播基督福音和西方文明的神圣使命；对商人和冒险家来说，帝国意味着获得利润和财富的无限机会；对帝国官员和殖民地总督来说，帝国意味着英国的宗主权以及王室和议会的权威；对殖民地的英军军官来说，帝国意味着个人成功生涯的开始；对英国两党政治家来说，帝国就是大不列颠力量和国际威望的象征，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与帝国的存在相比拟。帝国在军事和商业上的意义、地位不言而喻，从来就没有任何一位主流政治家对此表示过些许怀疑。
进入自由贸易时代之后，帝国在战略、经济、政治、文化或精神上的价值不仅没有减弱，相反，由于帝国版图的不断扩大和“非正式帝国”的逐渐形成，它们的重要性反而更为突出。因此，帝国的内涵与外延都大大扩展了。
英国在17世纪、18世纪先后与几个西欧强国长期争斗，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近代早期以来强国之间商业战争的继续，它同时又是一种争霸战争，即争夺海上优势和海外领土的战争。
英帝国史鼻祖约翰·西利在其代表作《英格兰的扩张》中，分析了英国人像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大量向海外移民（English Exodus）与帝国扩张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人们通常总是以为这一切最简单明了和不可避免，就好像英国碰巧拥有大量过剩的人口和最强大的海军力量，所以在海外没遇到什么反对就占有了那些土地辽阔的国家，但这种看法是个“极大的错误”。西利得出的结论简练而精确：“我敢断言，18世纪的海外扩张决定了英国全部的国家事务。从路易十四时代到拿破仑时代，英国就是为了争夺在新大陆的殖民地而斗争。”[98]
在重商主义理论指引下，帝国海外领地无疑是国民财富、国家威望以及民族荣誉的同义语，这样的帝国信念深深扎根于英国人尤其是英国政治家们的心中，并像遗传基因一样一代代传下去，直至20世纪。这方面，温斯顿·丘吉尔的例子也许最为典型，他是反对德国法西斯纳粹的英雄，同时又是英帝国的坚定捍卫者，曾声称自己当首相不是为了来清算大英帝国。这种立场不仅顽固而且显得落伍，但对英国人来说却毫不奇怪，在丘吉尔本人看来更是天经地义，因为他早就明确表示：“所谓帝国思想，就是指永远将帝国放在自己本民族利益之上。”[99]
可以说，几百年中帝国的观念已经像血液一样流淌在英国人的血管里。当历史进入19世纪，自由贸易的时代来临之时，帝国的信念和意义也始终没有动摇。那些亲手进行帝国商业和殖民政策改革，将旧殖民体制下的传统帝国逐步改造为自由帝国的人，那些以各种方式呼唤并实践自己帝国理想的人，从小皮特到坎宁、赫斯基森，从皮尔到罗素、德比，从达勒姆到格雷、额尔金，从威克菲尔德到布勒、莫尔斯沃思，从帕默斯顿到格拉斯顿、迪斯雷利，恰恰都是些帝国信念最坚定、帝国意识最强烈的人。[100]
他们或者是帝国政策的决策者，或者是殖民地改革的鼓动家，或者是殖民政策的具体执行人，由于所处时代与角度的不同，他们对帝国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有的立场激进，有的态度保守，有的偏重理想，有的长于务实，有的始终如一，有的前后矛盾。但他们的思想与观念无疑是19世纪自由主义时代英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映，因此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对帝国的自豪与自信，坚信英国人对世界负有历史使命。
这些自由主义政治家和活动家，面对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帝国问题，因此他们的帝国观念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同的时代烙印，人们可以从他们在议会演讲、友人谈话、书信著作所表达的思想中，清晰地看出自由英帝国形成的历史轨迹，以及19世纪初期到中期关于帝国和殖民地问题英国的主流社会舆论。
19世纪20年代，外交大臣坎宁处心积虑地与美国争夺进入拉丁美洲的机会：“大不列颠期盼与任何前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建立比政治和商业往来更亲密的联系。”“现在西属美洲是自由的，如果我们的政策不出错的话，它将是英国的。……不管我是否在任，这一目标应真正实现，因为这是一件在世界当前状态下必要的事。如果我为此遭到反对，毫无疑问我会辞职。”“是我们的决定让这些扬基佬大受损失，美国虽然抢了先却什么也没得到，我们再一次使美洲与欧洲相连接。”[101]
1828年，贸易大臣赫斯基森盛赞英国人向海外的移民计划，认为移民将英国的法律和制度带到全世界，这样，就“为传播自由、和平、秩序和基督教文明作出了贡献”。[102]
1835年，在皮尔第一次内阁中任殖民部次官的格拉斯顿对帝国充满自豪：“没有一个人，特别是如果他拥有英国人的姓名，承认英国人的责任，在实践他对我们殖民帝国问题的想法时，不被帝国加在我们身上的道德责任的重要性所打动。”[103] 1849年在议会发言中，格拉斯顿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上帝指派给我们这个国家的使命，它奠定了我们在世界各地建立强大国家的基础”[104]。
1838年，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将维护自由和传播文明作为英国的国家利益和荣誉：“英格兰的制度使她必须去维护所有其他民族的自由与独立；远离其他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以确保自己的独立（性）；将她自己道德的重量加在那些正自发追求自由的人民一边；尽可能远和尽可能快地将文明传播到全世界。我确信这就是我们的利益，我确信它必定增加我们的光荣，我相信只要我们有这个意愿，我们自身就有力量去从事这一事业。”[105]
1848年，殖民地大臣格雷积极赞同政府对移民实行资助：“向澳大利亚移民可能使帝国获得最大的好处，它为目前和平时期那些在国内找不到适当生计的人，提供更热切母国精神的发挥场所；它还创造和增加英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交通繁荣，可以使我们的机器制造业主能够从事大量有利可图的贸易。”[106]
1849年，自由党首相罗素坚决主张不能放弃任何殖民地：“我们殖民地中任何一个部分的丧失，都将会减少和降低英国在世界上的重要性，那些掠夺成性者很快就会聚集在一起，夺取我们帝国其他的部分。”[107]
1850年，罗素在制定“澳大利亚殖民地政府条例”的同时，毫不怀疑保留殖民地既是英国的责任又是帝国的需要：“我认为，维持一直在英国管辖之下的帝国殖民地是我们的职责。为了这些殖民地的利益，我们不能放弃管理他们的义务与责任。我确信英国是改进和开化那些地方的工具。此外，有许多理由决定了我们为什么要将殖民地看作帝国力量的组成部分，无论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期间，我们是保留这些来自英国的帝国权威的支持，还是丢掉它们，都是极其重要的问题。”[108]
1853年，殖民大臣格雷指出帝国是英国的力量所在：“英国的力量和影响取决于它在世界不同地方拥有大的殖民地。……在全球拥有众多坚定而忠诚的盟友，毫无疑问将大大增加任何一个国家的力量。在独立的国家之间从没有一个联盟像使联合王国的殖民地团结在大不列颠帝国之内的联系那样紧密和密切。不应当忘记，一个国家的势力不仅仅取决于它能支配的物质力量，而且在不小程度上，依赖于观念和精神的影响；在这方面，如果殖民地丧失了，英国的势力将大为减小，其程度难以估计。”[109]
帕默斯顿关于英国人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的思想，在同时期的英国政治家中无疑最为强烈，因而也最具代表性。1848年，时任外交大臣的帕默斯顿充满自信地宣布：“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天职——不是去征服或奴役，而是使人类获得自由。在道德、社会以及政治文明上我们英国人站在世界最前列，我这样说没有丝毫虚荣的自夸，也没有冒犯任何人。我们的使命就是指引方向，率领其他民族前进。”[110]
在分析与描述英国主流政治家关于英帝国的立场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自由党领袖格拉斯顿（1809—1898）和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1804—1881）的对立与分歧。两个人都是维多利亚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家，在传统史学观点中往往被当作两种帝国观的代表，由于迪斯雷利从60年代开始对自由党的帝国政策进行猛烈抨击，这不仅使同时代的人产生了自由党人对帝国漠不关心、保守党人才对帝国充满热情的强烈印象，而且影响到许多帝国史的研究者，在一些帝国史著作中，这种评价似乎已经是盖棺定论。
实际上，问题远非如此简单，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帝国政策自然存在着差异与分歧，但决不是像迪斯雷利所形容的那样泾渭分明，甚至水火不容。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与真实的历史相去甚远的结论，原因有许多，但最根本的，无疑是两大政党党争的需要。
从1846年皮尔内阁倒台，到1874年迪斯雷利组阁，将近30年里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自由党执掌大权，而保守党只是分别在1852年、1858—1859年、1866—1868年组织过三次短期内阁，全部执政时间还不到5年。三届内阁的首相均为保守党元老德比伯爵，而由迪斯雷利担任财政大臣，由于迪斯雷利实际成为保守党的领军人物，因此这三届内阁通常又称为“德比—迪斯雷利内阁”，1868年初德比因病辞职，迪斯雷利接任首相，但自由党在当年的大选中再次获胜，迪斯雷利只得辞职。
这样一种局势的含义是显而易见的——保守党必须作重大的战略与策略调整，否则就会被自由主义的时代大潮所抛弃。迪斯雷利对此感受极为深刻，并最终根据历史和时代的需求完成了对保守党的改造，因此被称为“新托利主义”的创立者。
迪斯雷利出身犹太裔富商家庭，政治上并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他对打上近代色彩的贵族政治情有独钟，认为“英国仍是由传统势力统治的惟一重要的社会，在世界无耻的毁灭中它维持着荣誉、自由、秩序和财富……英国并不是由按照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贵族来统治的，它是由贵族政治的原则统治着。英国的贵族政治吸引了所有的贵族，它接受了每个阶级、每个阶层和每一个遵从我们社会的人”[111]。
根据迪斯雷利传记作者的评价，迪斯雷利“冷静、多疑、能言善辩”，“是一个十分干练的战略家和策略家”。“在他的各种观点中有玩世不恭的成分，在他的性格中也没有丝毫道义上的热情，但是就领导政党的艺术来说，他是举世无双的”。在个人的品行和人格魅力方面，迪斯雷利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地方，倒是有不少相反的例子，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曾评价他“没有半点正人君子气”[112]。
在迪斯雷利的政治选择中，策略第一、需要第一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1846年皮尔内阁因废除《谷物法》造成党内分裂并最终倒台，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迪斯雷利等人在托利党内组成反对派所致。而迪斯雷利之所以反对皮尔，并非出于政治立场的不同，而是借机对1841年皮尔上台时拒绝他入阁的报复。
当下院进行废除《谷物法》的辩论时，迪斯雷利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议会演说才华，“他的演讲言简意赅、机智幽默，词语多变，使下院中最爱打瞌睡的议员也会振作起来”[113]。迪斯雷利对皮尔的评论充满讥讽和人身攻击，说皮尔是“其他人聪明才智的窃贼”，自己没有能力创制广泛的政策，只懂得从他人思想中获取直接的政治利益，其垮台是建设一个政党却没有原则所遭到的“报应”。[114]
但迪斯雷利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对历史发展趋势和政治斗争局势的清醒认识。他充分意识到自由主义在19世纪英国的地位，因此主张：“一个完美的保守党政府，就是托利党掌权加辉格党的措施。”[115]
在重建保守党的过程中，迪斯雷利经常提到“要更多地考虑策略，更少地考虑原则”[116]。这一格言可以说是他整个政治生涯的真实写照。
纵览19世纪中期的英国史，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迪斯雷利对保守党改造的成果：在国内政策上，保守党一改第一次议会改革运动中反对改革的形象，和自由党人争相打起自由主义和改革的大旗，主动进行国内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因此，我们便看到了这样一幅似乎不可思议的画面：是保守党人通过了1867年第二次议会改革方案，是保守党人制定并推行了大量保护工人利益的社会立法。
在帝国问题和对外政策上，保守党则不遗余力地对自由党大肆攻击，千方百计地树立保守党才是英帝国捍卫者的形象。迪斯雷利曾经在演说中特别强调了保守党的上述新政策：“保守党的另一个目标，就是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其重要性一点不亚于维护帝国的地位和确保我们的制度。”[117]
《现代英国》的作者马里欧特认为，“在英国的政党领袖中，迪斯雷利是传布新帝国主义的福音而摒弃其政治幼稚时期所接受的信条的第一个人”[118]。然而，如果我们把迪斯雷利对自由党帝国政策的激烈攻击放到上述大的历史背景之下，就会清楚发现其中几乎不加掩饰的党派斗争动机，为了抢占有利的政治地形，迪斯雷利像以往一样充分施展他的公众演说才能，使用大量夸张性语言，以达到耸人听闻的效果。
这里我们简略分析一下迪斯雷利1872年在伦敦水晶宫的演讲，它通常被当作集中代表了保守党人新帝国观的一份宣言。
迪斯雷利在演讲中首先以他特有的驾驭语言的能力，给自由党戴上了耸人听闻的瓦解帝国罪名：
如果你回顾一下这个国家自从40年前自由主义产生以来的历史，你就会发现，这里还不曾有过像自由主义者力图瓦解英帝国的尝试那样进行得如此持久，如此巧妙，花费了如此之大的精力，并投入如此之多聪明才智的努力。[119]
迪斯雷利就用这样一句话，巧妙地将自己以及保守党与自由党人划清了界限。他不顾40年代到60年代殖民地政治改革得到了英国政界一致支持和拥护的历史事实，不顾正是由于殖民地实现了责任制政府和自治原则，帝国才得以巩固的历史事实；同时也仿佛忘记了自己过去的帝国立场，忘记了1852年他初任财政大臣时发过的“磨石”（millstone）牢骚，声称自由党人“瓦解”帝国的政策遭到了“完全失败”，而帝国得以保存的原因，只是由于“殖民地对母国的同情”。
在攻击自由党人的帝国政策时，迪斯雷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人们从中却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新意：
我不是一个反对自治的人，我想象不出除了自治政府之外我们那些遥远的殖民地怎么能够管理它们的事务。……但是我认为，在承认自治时，应该把它作为一项巩固帝国的伟大政策的一部分。承认自治应该同时确立帝国关税率，应该同时保证英国人民作为受托人享有那些属于国王的尚未占用的土地，并且应该同时制定一项军事法规，明确规定保护殖民地的方法和责任。而且，还应该同时在伦敦建立一个代表会议，使殖民地能同宗主国政府保持经常的、持续不断的联系。[120]
迪斯雷利的这些主张，基本可归纳为确立帝国内部关税税率、殖民地土地由英国支配，殖民地防卫应由英国承担，以及加强帝国与殖民地经常性联系等四条，除了加强帝国与殖民地联系多少有些新意之外，其余内容没有一条与40—60年代英国实际推行的殖民地政策有相左之处。
我们首先来看关税税率问题。迪斯雷利所主张的帝国关税率，即要求由英国来确定那些已获自治权利的移民殖民地与英国贸易时的进出口税率，换句话说，英国对于自治殖民地的贸易政策应当拥有很大一部分决定权。实际上，允许殖民地建立责任制政府乃至完全自治，但其贸易政策必须依然由英国来掌握，这一认识自始至终是英国政治家的共同立场。
以达勒姆伯爵为首的殖民地改革派是最早呼吁给予殖民地责任制政府的人，但在1839年向政府提交的著名报告中，达勒姆清楚地将殖民地贸易政策决定权划给了帝国政府。当皮尔内阁和罗素内阁先后废除《谷物法》和《航海条例》，使英国完全实现了自由贸易时，政治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相信，其他国家会陆续以英国为榜样，自动地向英国打开贸易的大门。至于在经济上依赖母国市场并依然得益于帝国优惠关税的殖民地，那就更不在话下，除了和母国一样实行自由贸易，殖民地不可能有另外的选择。
然而，现实却打破了帝国政治家一厢情愿的判断，加拿大在英国废除《谷物法》之后即宣布取消给予英国货物的优惠关税，英国人当时的反应并不强烈，因为这首先符合自由贸易的原则，其次对于拥有绝对工业优势的英国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到了1859年，加拿大人决定对包括英国产品在内的外国机器制成品一律征收高额进口关税时，英国工厂主和商人的愤怒爆发了，然而殖民大臣的抗议与交涉都不能迫使加拿大人让步，最后英国只得无奈地接受现实，承认殖民地责任制政府有权自行决定自己的商业和贸易政策，而帝国政府及议会无权对此进行干预。
加拿大关税问题的实质，是自治原则高于一切还是自由贸易原则高于一切的问题，如果英国坚持殖民地必须和母国一样实行自由贸易，就等于否认殖民地责任制政府的自治权利，这其中的逻辑矛盾显而易见。因此，加拿大人的立场至少在理论上是无法反驳的。
殖民地公共土地的处理权问题在性质上与关税问题完全不同，因此，围绕移民殖民地的土地问题，英国与殖民地人民的矛盾持续时间更久，冲突也更为激烈。
自17世纪初英国开始在北美进行殖民活动起，除了享有国王特许状的私人和垄断公司建立的殖民地，所有帝国海外领土的所有权都属于英国国王，这一概念就像自然法则一样天经地义。在英帝国历史上，它既是一项不容置疑的原则，又是已存在几百年的现实。
威克菲尔德“系统殖民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建议将殖民地总督向移民无偿赐授土地的做法，改为以“充分的价格”公开出售，并将所得收入用于政府对自由移民的旅费资助。这一理论的预设前提，就是殖民地公共土地属于英国皇家所有，而帝国议会与政府是国王财产的受托人。因此，在《达勒姆报告》中，殖民地公共土地的处置权被理所当然地排除在殖民地责任制政府应享有的权利之外。
帝国政府和殖民地之间就公共土地支配权问题产生的冲突，在澳大利亚表现得尤为突出。英国议会曾经一次又一次地重申对公共土地的支配权，例如，1842年《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地政府条例》、1850年《澳大利亚殖民地政府条例》，这两个最重要的法令都宣布了公共土地处置权属于帝国议会。
但公共土地问题对于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移民们最终在澳洲找到并发展起来的生财之道是畜牧业，澳大利亚广袤而未开垦的土地为牧地租用人提供了天然的牧场，养羊业因此得到迅速发展，澳大利亚的优质羊毛源源不断地运往英国，从根本上解决了英国毛纺织业的原料问题。养羊业的发展需要不断扩大的新牧场，因此土地使用权问题自始至终是澳大利亚移民社会的一个焦点。
从30年代起威克菲尔德的系统殖民思想事实上开始被英国政府所接受，1831年英国宣布废止无偿赐授土地的做法，按每英亩5先令的价格公开出售，同时允许牧地租用人租用公共土地作为牧场。1838年8月，殖民地大臣格利内尔勋爵（Glenelg）在给新南威尔士总督吉普斯（G·Gipps）的训令中写道：“我不得不通知你，女王陛下政府的意见是：殖民地利益所要求的时刻已经到来。……为了充分实现1831年《里彭条例》的原则，现在，大幅度提高殖民地土地的出售价格是绝对必须的。……因此，我命令你立即以每英亩12先令取代5先令的最低价格。”[121]
1839年新南威尔士开始按每英亩12先令的新规定出售土地。此后土地价格又进一步提高，至1842年已达每英亩1英镑，租地的牌照税也跟着相应提高。这对牧场主的利益自然十分不利，已拥有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牧场主们一直在为土地的使用权而斗争，反对英国的土地政策因而成为澳大利亚人民争取自治权利的一个重要内容。
面对持续的强大压力，英国政府只得不断作出让步，通过1847年的枢密院令，使牧场主对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得到了保证。1852年，英国最终同意将公共土地处置权和其他权力移交给澳大利亚各殖民地自治政府。
新西兰的情况与澳大利亚基本相似，只是在解决的时间上稍迟一些。
关税问题和公共土地问题的历史回顾，说明了英国政府的基本态度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在自由主义大潮的冲击下，殖民地责任制政府的建立和自治原则的确立，为殖民地民族主义的逐渐产生提供了最好的契机和土壤，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人和政党所无力阻挡的，因此，迪斯雷利的指责实际上并无道理。
殖民地防卫问题要稍稍复杂一些，因为19世纪60年代起英国从殖民地逐渐撤出驻军，使迪斯雷利的指控看上去有了真凭实据，自由党人似乎真的对帝国漠不关心，想把殖民地当作包袱甩掉。
实际上，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这一指责并不具有真实性。使英国决定撤出驻殖民地军队的具体原因，首先是英国朝野一致的对殖民地应承担内部治安和外部防卫的共识。这一共识的内涵，既有对已授予责任制政府的殖民地自治权利的理解，也包含削减防卫开支以减轻英国纳税人负担的考虑。
英国自创建海外殖民地以来，除了印度，所有的殖民地驻军费用都是由英国自己负担的。在殖民地相继建立责任制政府实现地方自治之后，英国人对此的抱怨和不满便有了充足的理由，因此，1862年下院是以压倒多数通过撤出英国驻军决议的。
决议的动议者阿瑟·米尔斯（Arthur Mills）是下院特别委员会的主席，他最初的提议是“自治殖民地应当担负主要的内部治安与防卫的责任”，在最后辩论通过时，决议被补充加上了“还应当支持殖民地外部防卫”的字样[122]，这说明了英国人当时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立场。
1865年，当英属北美各省大联合的实现指日可待时，殖民地代表和英国政府代表在伦敦举行会谈，从事后殖民大臣卡德韦尔勋爵给加拿大总督蒙克子爵（The Viscount Monck）的通报来看，双方对加拿大的防卫问题达成了共识。会谈中，双方确认了“帝国的安全应当依赖于它自己的力量和利用它自己的资源”这一原则，但英国代表保证帝国政府将拨款用于改进魁北克的军事防御，加拿大代表则“无保留地表达了加拿大决心用它全部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来维持与母国联系的愿望”，并同意增加民兵开支以及按照英国陆军部的要求进行民兵训练等等。[123]这表明殖民地人已经接受了英国人的立场。
除此之外，19世纪中期的英国人开始产生“英格兰已经不再安全”的担忧和惊慌，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要加强“本土防御”。比较有影响的评论一直可追溯到40年代，例如，1847年威灵顿公爵就曾指出：如果英国海军被打败的话，战争只要开始一个星期，英格兰就不会再安全。[124]这种忧虑带来了英国军事思想的根本转变，也加速了英国从殖民地撤军的步伐。
对英属北美的防卫，英国人认为：不列颠是海上强国而不是陆上强国，一旦英美发生战争，英国不能依靠建立在上加拿大毫无希望基础上的陆军来进行战斗，而只能通过海军的强有力报复战略。[125]新产生的帝国防卫思想认为：花在殖民地军事要塞、据点上的开支是不值得的，应当优先发展海上防卫力量，因为“现代战争的趋势是对敌国心脏实施打击，因此，应尽可能集中兵力保卫联合王国，而把反对外国对帝国遥远属地侵略的任务主要托付于帝国的海上霸权”[126]。
长期以来，英国的假想敌一直是美国、俄国和法国，对美国的警惕集中在加拿大，对俄国的恐惧集中在印度，而对法国的担忧则集中在欧洲，对于英吉利海峡对岸拿破仑三世与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崛起，英国人从不敢掉以轻心。客观地说，这种建立在英国海军优势基础上的新战略思想，有着显而易见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自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英国海军的海上霸主地位从未受到过真正的挑战，至19世纪中期，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趋于友好稳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所在的南太平洋尚未发现列强的觊觎野心，对非洲的争夺也远未开始，因此，英国撤出常驻殖民地的军队，让殖民地自治政府负责自身的治安与和平时期的防卫，而英国只担当战时保卫整个英帝国的重任，这不仅不会对帝国的安全带来任何削弱，反而能使帝国的防卫更加有效率。英国只需牢牢控制住帝国的全球贸易通道，保证印度的安全，就能确保帝国的安然无恙。因此，英国从殖民地撤出驻军，不仅不是在“瓦解帝国”，或者对帝国漠不关心，相反是在防卫战略上更加务实、更具帝国意识的表现。
迪斯雷利在水晶宫演讲的最后，描述了他心目中的帝国理想：
你们是只满足于让英国成为一个安安逸逸过日子的国家，按大陆原则行事，到时候面对无法避免的命运？还是要让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帝国？在这个国家里，当你们的后裔起来时，能够飞黄腾达，不仅受到本国人的尊重，而且能得到全世界的尊重。[127]
但是，这种以帝国为骄傲，以英国为至尊的自豪心理，难道不是19世纪所有英国政治家的共同心声吗？格拉斯顿在面对保守党人攻击时就说过：“每一个不列颠人都天生具有帝国的情感。”[128] 这很难说只是一种辩解之词，它确实是长期拥有一个庞大殖民帝国的现实在英国人心理上的反映。
不少研究者认为，只是到了19世纪末期，当大英帝国已走下顶峰并面临列强的严峻挑战时，当罗得斯宣布“帝国就是吃饱肚子的问题”，而萧伯纳认为“一个费边社成员在理论上必然是一个帝国主义者”时，[129]
帝国才真正与千百万普通英国人相关联。实际上，这种看法还是将19世纪中期与末期的帝国政策截然分开的传统帝国史观点。
和80年代以后英国与法、德等欧洲强国激烈争夺非洲领土相比，19世纪上半期和中期英国宁愿以自由贸易方式占领世界市场的做法的确有很大不同，但这只是形式上的差异，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在英国政治家及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帝国情感与帝国观念上，就更是如此。帝国就像是一面反映英国人特性、需求和抱负的镜子，它“给英国人总体上对外国人的厌恶，以及确信自己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信念提供了进一步的理由。因此，帝国是英国在世界范围从事贸易的结果，是英国在世界范围部署调动其军事和海军力量的结果”[130]。
任何一个时期的帝国政策都不可能脱离时代的基本需求，尤其是不可能背离国家的根本利益。自由贸易就是最符合19世纪英国国家利益的帝国政策。在自由主义大获全胜的年代，任何一个政党和个人要想有所作为就只能顺应这一历史大潮。因此，所谓的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帝国政策之争，实际上并不真正存在，它只是迪斯雷利出于和自由党争权夺利的需要而刻意挑选的一个突破口。
从迪斯雷利本人的立场来看，1862年时，他也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希望通过鼓励殖民地接受防卫责任，来消除英国人一个较大的不满”。与此同时，他也和自由党人一样，始终把帝国看作是英国大国地位的根本支柱，认为“一个伟大的建立在正确的自由平等原则上的帝国，对于一个社会的精神与力量，和对于商业繁荣与军事力量一样具有传导性”[131]。1906年，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Sir Henry Campbell-Bannerman，1836—1908）曾经不无自豪地宣称：“殖民帝国已被自由党的原则所建立，如果不是采用了这个原则，帝国可能在许多年以前就已经解体了。”[132]霍布豪斯也说：“今天的殖民帝国实质上是老的自由主义所创建的。它建立在自治基础上，而自治是现存统一感情之产生的根源。”[133]
“大英帝国并非建立在虚无缥缈的基础之上，它在本质上依赖于积极的理想，自由的制度是它的生命线，自由的合作是它的手段，和平、安全、进步是它的目标。”[134]这是1926年贝尔福帝国关系委员会对英帝国与其自治领关系的概括与总结。
19世纪的英国自由主义政治家和思想家们没有预料到，他们所倡导、实践的自由贸易和自治原则，会给不列颠帝国带来如此之大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与第一帝国的理念完全不同的自由帝国就此诞生并成长起来。而在它成长壮大的过程中，无论是自由党还是保守党，实际上都同样起了推动的作用。因为，人们只能根据历史本身所提供的条件来创造历史，而决不可能超越它，即便是那些能力超群的领袖人物。
常有人说，近代欧洲国家的外交史是最为复杂诡秘的研究领域，因为在外交文件中充满用欺骗和谎言堆积成的疑云和谜团。然而，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史又何尝没有疑团？如果我们仅凭政治家们为击败政敌而作的各种姿态作为历史评判的主要依据，那么结局只能有一个——对历史文本与历史事件的误读。
英国著名帝国史学家詹金斯（T.A.Jenkins）对迪斯雷利1874年担任首相前后的行为作了详细比较分析后，毫不客气地指出：“实际上，迪斯雷利的帝国眼光是由比浮夸的姿态多不了多少的东西组成的，这些姿态是为了给公众舆论以印象而设计的。”只是由于当时殖民地事务和外交事务上个别的帝国行政官员不听伦敦的指令，以及通讯上的不便，才使人们产生了迪斯雷利积极主张帝国海外领土扩张的错误印象。[135]
这一观点是否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这里姑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整个19世纪40年代—60年代，也就是迪斯雷利在演讲中所说的“自由主义的统治”[136] （the reign of Liberalism）时期，迪斯雷利和保守党在帝国与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与自由党人并无根本的不同，就像进入19世纪末以后，自由党的帝国政策与保守党也不可能有根本不同一样。
帝国史学家伯纳德·波特（Bernard Porter）曾一针见血地分析过19世纪以来英国政治生活的这一特征：“英国的政党在掌权之后经常向‘中心’靠拢，这已是一个人所周知的现象，在（20世纪）30年代它被称作‘麦克鲍德温主义’[137]（MacBaldwinism），在60年代被叫做‘巴特盖.尔主义’[138]（Butskellism），虽然有趣的是从前没有人敢于发明‘格莱雷利主义’[139]（Gladraeli-ism）这个词。”[140]
《维多利亚英国》的作者西曼（L.C.B.Seaman）则更加直截了当：19世纪英国的政治领袖们，“不管他们挂的标签是什么，实际上都统一在一个共同的事业中，即保存18世纪社会与政治的传统结构。他们之间的争执与分歧只在于用什么样的手段最能够实现这个目标，而在重大战略上，他们是一致的”[141]。
在保守党和自由党执政后各自向“中心”靠拢的政治实践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例子，莫过于1882年格拉斯顿自由党政府对埃及的军事占领。这一事件看上去似乎极具讽刺意味，苏伊士运河的股份是1875年由迪斯雷利为抵御法国的影响成功购买的，而格拉斯顿对于迪斯雷利所做的每一件事总是持最尖锐的批评态度；此外，格拉斯顿曾经深受科布登和布莱特思想的影响，一向反对英国对外用兵与侵略行动，但迪斯雷利没有实行的，恰恰是格拉斯顿去做了！
这一事件看似荒诞，其实完全是帝国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大英帝国和英国的生存息息相关，帝国的意识与理念已经渗透到千百万英国人的无意识之中，因此，现实的需要永远是第一原则。正如历史学家伯纳德·波特所总结的：从长远看，不管是谁担任首相，都必须跟着潮流走，“政治家们所拥有的行动自由，要比他们自己想象的少得多”[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