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南非联邦的失利，并没有改变迪斯雷利政府重建帝国的信心。迪斯雷利一直把巩固东方帝国作为追求的目标，他认为：英国的利益在欧洲，而英帝国的利益根深蒂固于亚洲。1866年，迪斯雷利在给德比伯爵的信中写道：“我们必须在亚洲行使权力和影响，然后转移到东欧和西欧。我们还必须继续对付不能控制的殖民地。”[58]迪斯雷利的意图是先建立一个东方帝国，以此为资本逐渐向欧洲渗透，不仅有了与欧洲各国抗衡的资本，而且可以保持英国的霸权。他在印度创造了“神话”，成为“不列颠的神奇人物”[59]。迪斯雷利的传记作家写道：迪斯雷利“提高了大不列颠在世界上的声誉，并形成了完整的帝国理论。这一理论虽然一度遭到格莱斯顿的反对，但是，逐渐成为大不列颠、自治领甚至整个帝国都接受的观念”[60]。
亚洲的印度一直对英帝国有着特殊的重要性，19世纪中期，印度接纳了英国全部出口的1/5产品，而且成为英国最重要的投资场所。1870年英国在印度的投资达到了2.7亿英镑。同时，印度还通过出口它的剩余产品控制远东的贸易，有“英国王冠上的钻石”的称谓。从军事上看，印度是英国在东半球最大的军事基地。在19世纪的不同年代里，印度军队被用来作为英帝国在中国、波斯、埃塞俄比亚、埃及、阿富汗、缅甸、苏丹、乌干达和新加坡等地的驻军。从地理位置上看，印度一直是英国与俄国在亚洲争霸的基地。印度的存在始终牵制俄国在亚洲的扩张以及在地中海的行动。保住印度，就保住了英国在亚洲的利益；保住印度，就限制了俄国；保住印度，就保证了帝国的军队。正是因为印度的特殊重要性，它始终“支配着迪斯雷利的外交政策和帝国观念”。
在保卫东方帝国的政策中，迪斯雷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为了得到印度通道，迪斯雷利通过融资购买了苏伊士运河；为了增进印度人对帝国的感情，使印度土邦王公驯服，将英国女王加冕为印度女皇；为了保证印度外围的安全，建立保卫印度的屏障，不惜发动与阿富汗的战争。
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开创了海运史上的新时代。这条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运河，一下子缩短了西欧通往印度和远东的距离，使得货物运输变得更加快捷、廉价，并为英国迅速调遣在印度的军队和舰船提供了方便。“没有任何国家像英国那样从运河中获得更多的利益。”[61]英国到印度的路程缩短了几千英里，运输时间减少了几个星期。1875年苏伊士运河4/5的运输由英国提供，尽管英国人仍然在利用开普航线，但是运河运输了英国进出口货物的1/10。更重要的是，运河的战略意义比商业意义更大，一旦印度再次出现大起义或者印度遭到俄国的进攻，苏伊士运河将为英国快速调兵遣将提供方便。如凯尔斯在信中对迪斯雷利说：“现在是运河和印度，而不再单独是印度。如果印度代表密码的任何数字，运河就是一个单位，它使这些密码变得有价值。”[62]
苏伊士运河在有益于商业活动的同时，也导致了欧洲力量在地中海和中东的重新分配。首先，苏伊士运河增加了地中海通往东方航路段的重要性，使俄国在地中海区域的扩张野心膨胀。60年代苏伊士运河开通前，奥斯曼土耳其一直是英国通往印度的必经之地。
1853—1856年，英国为了保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生存，与法国一道同俄国进行了克里米亚战争，并在黑海摧毁了俄国的军事实力。苏伊士运河为俄国带来新的希望，俄国想占领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成为地中海地区的大国，进而征服奥斯曼帝国，将势力延伸到南部的印度洋地区。英国当然不能容忍俄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的扩张，一旦这些地区与已经属于俄国的中亚相连，将直接威胁印度的安全。因此，苏伊士运河的利益直接关系到东方帝国的利益，英国对它的归属决不能等闲视之。
其次，苏伊士运河加剧了英国与法国之间的争夺。法国与中东地区的贸易从中世纪就已经开始。法国在埃及的特殊利益可以追溯到1798年拿破仑时代。埃及总督赛义德（Said Seyyid）统治时期，法国人从他那里获得了苏伊士运河的开凿权，法国至少取得了运河的一半控制权，占有运河公司56%的股票，这个优势不仅有助于法国势力在埃及的渗透，而且可以限制英国在东方的贸易。因此，控制苏伊士运河直接关系到英帝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英国不能听任法国的摆布。
1875年埃及政府面临巨大经济压力，急需一笔资金偿付所欠贷款的利息，遂决定出售44%的运河股票。迪斯雷利及时利用了埃及的财政危机，决定筹资400万英镑与法国争夺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法国的两家公司由于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很难筹集到如此大额的款项，只好放弃了争夺。相反，英国政府直接插手，并利用商人的支持，很快就筹措到足够的资金，获得了44%的运河股票权。成功收购苏伊士运河后，1875年11月24日，迪斯雷利充满自豪地给维多利亚女王写了热情洋溢的信：
苏伊士问题已经搞定，现在它属于您了。法国人被我们挤出了局。他们花费了许多努力，甚至以高利息贷款，这些条件是他们提供给埃及政府的。赫迪夫已经处于绝望的边缘，他为陛下的政府提供了购买运河股票的机会，从前他永远不会接受这样的购买条件。400万英镑，我们几乎是一下子搞定。只有一个公司能够做这件事情，商人们的行为表现得令人尊敬，他们向我们提供了低息贷款，赫迪夫的利益现在完全是您的了，陛下……。[63]
购买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是迪斯雷利构建东方帝国的一件大事，是保守党建立“有形帝国”的一个突出表现，正如当年的《爱丁堡评论》所评论的：“很显然，在指导一个大帝国的政策方面，单纯的经济考虑必须让位于巨大的国家利益。”[64]
成功购买苏伊士运河也是英国外交的一个胜利。迪斯雷利政府把购买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与英国的外交政策联系在一起。1876年2月，在下院举行的辩论会上，一个议员做了这样的发言：“尽管政府中有人对购买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持反对态度，但最后的结果将证明这对英国是有利的。政府这种大胆的行动，加强了英国的地位和帝国的尊严。”[65]
控制苏伊士运河为英国在与欧洲大国的争霸中找到了一个支持点，不仅限制了俄国在地中海的扩张，保证了埃及的安全，而且抑制了法国在埃及的力量。同时，也是对俾斯麦“英国再也不是一个大国”的预言给予有力的还击。[66]迪斯雷利以其制造的轰动效应得到了后人的评价：“这对后辈来说是值得称颂的，他在公共事务中尽心尽力，没有人能像他那样用自己的智慧赢得别人的尊重。”[67]
购买苏伊士运河的成功还为英国日后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收益，证明这是一项极好的投资。到1895年，英国政府每年收到赫迪夫20万英镑的抵押金；同年，英国从运河股票的分红中得到了69万英镑。到1901年，分红达到了88万英镑。在1898年股票市场价达到了2400万英镑，与当时购买的400万相比，平均每年增长了200万英镑。1914年前，运河的股票价值已经达到了4000万英镑。[68]
迪斯雷利巩固东方帝国所创造的第二个神话，是将英国女王加冕为印度女皇。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Indian Mutiny）后，英国改变了对印度的管理，取消了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n Company）的各种特权，印度成为直接由英国王室和议会控制的皇室殖民地。同时，英国政府废黜了印度莫卧儿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太子，英国长期统治印度的事实得到了名义上的承认：英王成为印度的最高统治者和印度土邦贵族的最高宗主。为了加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调节英国驻印度政府官员与印度民众之间的矛盾，巩固东方帝国的地位，迪斯雷利提出，作为大英帝国象征的英国女王，又是印度的最高首脑，她有必要拥有一个东方式的称号。他说：东方式的称号才能显示大英帝国的“辉煌和尊严”[69]。
在印度，土邦贵族熟悉的是“皇帝”或“女皇”这样的称号，认为东方式的称呼是对本民族习惯的尊重。如果英国女王有一个东方的称号，印度的土邦王公会认为，他们效忠的是印度首脑，而不是一个遥远国度的统治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女王的东方称呼可以在心理上安慰和满足印度人。对英国人来说，印度一直被他们视为印度帝国，是英帝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要为女王寻找一个东方式的称号，表明宗主国可以延伸到亚洲次大陆是相当困难的。在女王的东方称号问题上，东西方观念和政治制度的差异表现得极为明显：西方人习惯把帝国的统治者称为“皇帝”或“女皇”，而东方国家的最高首脑都使用这一称号。由此类推，将英国女王加冕为“印度女皇”似乎既符合逻辑，又适合东方人统治的特点。然而，一向标榜“生而自由的英国人”，在思想和心理上都不愿接受女王的东方女皇称号。他们常常将皇帝或女皇的称号与独裁、专制、暴政联系在一起。一旦提到皇帝，英国人想到的就是罗马帝国的暴君、拿破仑三世的独裁统治和德意志或沙皇俄国的专制政府。如罗伯特·布莱克所指出：“建议女王加冕印度女皇的要求是印度民族大起义以来最悬的一件事。”[70]
为了获得议会的批准，迪斯雷利把女王加冕与英帝国的利益联系起来，试图以帝国情感来打动英国议员。他提出英国人应将民族和种族为基础的帝国情感移植到印度的土地上，希望盎格鲁-撒克逊人从种族帝国中走出来，放眼更大的帝国版图。同时，他认为，女王加冕法案的通过还有利于印度的稳定，可以安慰印度土邦贵族和印度人：“使他们感到存在已久的感情和不断增加的力量以及我们保卫印度帝国的决心。”[71]
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一度动摇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人们对印度起义记忆犹新，迪斯雷利利用了人们对英国稳定统治的持续性的理解。此外，民族大起义之后，俄国加强了对中亚的渗透，直接威胁印度的安全。俄国实力的增强表明沙皇是欧洲最有威力的统治者。既然沙皇是皇帝，为什么英国女王不能是女皇？同时，女王加冕也是印度王公的良好愿望，英国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在印度建立一个贵族阶层，使他们变成女王的御用工具，如索尔兹伯里在给迪斯雷利的信中所述：“那里的贵族势力是否强大是有疑问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得到他们良好的愿望和合作精神，不但能给英国人一个交代，而且可以安慰我们以**裸的刀剑对付的、印度正在成长的贵族阶层。”[72]
但是，迪斯雷利的努力并没有一下子改变英国人对“皇帝”和“女皇”称号的偏见。在议会辩论中，辉格党人罗伯特·洛首先对“国王”、“女皇”和“帝国”的概念提出了质疑。他说：传统的皇帝概念是违背英国宪政精神的，其理由在于皇帝的地位高于法律，而国王必须服从法律。对于“帝国”概念的疑问，他说：英国作为一个殖民大帝国是不可回避的事实，英帝国的存在并没有导致“皇帝”或“女皇”的出现，为什么印度领地必须有一个特殊的称号经过激烈的争论，议会最终通过了女王加冕印度女皇的法案。英国议员能够放弃传统的观念，接受一个不愿接受的“印度女皇”的称号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女王本人有意于东方式的称号，她认为这是提高英帝国地位的一个契机。迪斯雷利在1月7日的信中说：“女王希望得到印度女皇的称号。”[73]议员们最终让步是出于对女王本人的尊重。第二，迪斯雷利利用政治技巧，淡化了“女皇”的概念，将英帝国与“女皇”区别开来。英帝国只有女王，她拥有许多的领地。“女皇”仅仅是一个地方的称号，只有印度才有女皇。印度女皇的称号不会给英国和英帝国带来负面的影响，英国人仍然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同时，在议会讨论的过程中安排了特别的程序，将女皇加冕的议案放在女王的讲话中，暗示这是女王本人的要求。第三，议员们把女王的加冕看成印度更加归顺的标志，印度的帝国热情值得英国人对女皇称号妥协。
女王加冕印度女皇后，英国的报纸杂志和大众对这个称号表示了不满的情绪，反对的呼声不绝于耳，1876年3月的一本杂志上出现了这样的诗句：
让帝国的称号远离，
留给罗马的君主；
英国人心中的女王，
加冕为东方领地的女皇，
保留称号与国家安宁，
谁与印度女皇同样伟大[74]
人们质疑女皇加冕的根本原因还是出于对皇帝、女皇称号的专制或独裁意味的不满。当时的报纸上还出现了反对皇帝的言论：
年复一年被诅咒的称号，
自始至终地存在，
它是最坏君主的联想，
我们从不认为他至高无上。[75]
英国人对加冕法案的抵制，使维多利亚女王感到非常震惊，她一方面声称：“女王和她的议会绝对不会为这些谣言和恐吓所屈服。”另一方面又指示传记作家西奥多·马丁在报纸上向人民解释，女皇称号对英国的宪政制度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印度女皇仅仅是女王作为印度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加冕的目的无非是选择一个符合东方习惯的称号，印度女皇的地位永远不会高于不列颠女王或国王。
维多利亚加冕印度女皇是英帝国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既表明了印度在帝国的地位（税收的来源、原料产地），又唤起了英国人对殖民地的热情（说它是传播文明的前沿、建立英国制度的实验场等等），同时也密切了女王与首相迪斯累利的关系，保证了保守党作为“帝国党”重建帝国政策的事实。
印度外部的安全也是帝国政府长期关注的问题。从战略上看，印度的前沿延伸到波斯、红海和马六甲海峡（Strait of Malacca），虽说在海上不存在威胁，但在陆上被弱小国家包围，很容易让欧洲列强特别是俄国插手。长期以来，英国一直将阿富汗视为印度安全的缓冲地带，俄罗斯向中亚扩张的最前线也只能是阿富汗，否则印度的利益就会受到威胁。因此，双方在阿富汗的争夺从19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当时，俄国特使与喀布尔方面取得了联系。1839—1842年第一次阿富汗战争后，俄国人保持了长期的沉默。在印度民族大起义期间，印度总督戴尔豪斯勋爵（Lord Dalhousie）与阿富汗埃米尔道斯特·穆罕默德（Dost Mohammed）签署条约，规定：阿富汗不得以任何理由参与印度民族起义，此举被认为是总督的“无作为”，戴尔豪斯的阿富汗政策遭到了批评。
印度民族大起义以来，英国对印度的西北边境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一派提倡“前进”政策（‘Forward’ Policy），该政策的支持者认为，只有当阿富汗的外交政策能够与印度保持一致时，印度的西北边界才能真正安全。如果阿富汗不能保持与印度的一致，英国应极力推进“前进”政策，将阿富汗变成保护印度的屏障。另一派以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为代表，认为印度河是印度的天然疆界，英国不必理睬周围野蛮的部落，除非他们有越过边境的活动。因此，在阿富汗问题上，当新埃米尔谢尔·阿里（Sher Ali）接位后，劳伦斯既不与他签订任何条约，也不给予任何资助和保证。
19世纪60年代中期，俄国在中亚的活动频繁，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省份，到1876年，俄国领土范围已经接近阿富汗北部边界。阿富汗一直被认为是印度的门户，有“印度花园的保护墙”之称。[76]印度的西北边界是帝国防卫最薄弱的地区，一旦俄国向阿富汗扩张，必然加重英国防线的压力。同时，英国担心俄国人煽动长期孕育民族情绪的印度人，从而引发印度新的危机。阿富汗的归属成为英国东方帝国安全的重要因素。为了帝国的利益，英国不会坐视俄国在印度西北边界，尤其是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索尔兹伯里将俄国在阿富汗的行动看成“使阿富汗重新依靠我们”的行动。[77]
早在1839—1842年，英国政府曾经试图将阿富汗置于其控制下，但是，第一次阿富汗战争失败以及印度西北部边界的相对安全，使英国暂时放弃了控制阿富汗的计划。随着俄国不断向中亚扩张，逐渐染指阿富汗，英国保守党政府认为，必须对阿富汗进行直接控制以确保印度帝国的安全。与此同时，阿富汗的阿里在英俄之间摇摆不定，坚定了英国政府“前进”的决心。所谓“前进”政策是指不断推进，争取获得对印度最有利的形势，并利用最小的危险和代价掌握阿富汗的控制权，彻底打破俄国利用阿富汗通道进入印度的幻想。
70年代后，俄国改变了行动计划，并开始向中亚进一步扩张。1870年，俄国与阿富汗埃米尔进行谈判，埃米尔担心俄国的要求过度，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他希望英国政府在他受到俄国进攻时给予帮助。当时的印度总督诺思布鲁克勋爵（Lord Northbrook）同意签署条约，但遭到了格莱斯顿政府的印度大臣的反对。
迪斯雷利1874年任首相后，任命李顿（Lytton）为印度总督，并指示他尽量防止阿富汗国王成为俄国沙皇的御用工具。英国首先对阿富汗国王进行谨慎的说服，希望他同意英国在阿富汗派驻使节，以“保卫国王，加强警戒”[78]。李顿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说服阿里接受英国在喀布尔派驻永久特使，但是，阿里不愿背离与俄国联系的旧政策，拒绝了英国的要求。同时，在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中英国支持土耳其，恶化了英俄关系。因此，俄国也极力拉拢阿里，扩张在中亚的地盘，打击英国在东方的利益。在俄国的**下，阿里批准俄国特使进入喀布尔，并与他签订了条约。俄国的行动被英国人看成对英国派兵至马耳他的报复，也是对英国的挑战，将给印度带来严重的后果。
在两年的时间里，李顿几乎没有进展，一方面，埃米尔摇摆不定；另一方面，李顿害怕英国卷入与俄国的战争，不敢采取强硬措施。1878年7月俄国特使来到了喀布尔，这件事为李顿行动提供了借口，他要求埃米尔驱赶俄国特使，接受英国特使。
阿富汗的局势直接关系到英国与俄国的关系，伦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是把它作为一个纯粹的印度问题还是向彼得堡发出一个外交的抗议 [79]内阁起初认为，无须通过外交部与俄国进行交涉，这个决定使李顿误以为内阁同意了他的方案。 8月19日，英国政府通过外交部照会彼得堡，迪斯雷利和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希望等到彼得堡的答复后，再给李顿权威性的指示。9月13日，李顿接到伦敦的指令：在得到彼得堡的照会答复前，不得采取任何行动。但是，李顿未经迪斯雷利的同意，就命令英军兰斯军团进入阿富汗，结果又退了回来。这次英军的冒险行动，导致了印度边界危险局势的产生。1878年11月，迪斯雷利对阿富汗宣战，罗伯茨将军（Roberts）率三路兵马打败了阿富汗军队。阿富汗国王阿里逃亡俄国，于1879年春天去世。英军占领喀布尔后，将阿里的儿子立为王位继承人，并与他签订了条约。根据条约，新国王同意英国在喀布尔派驻特使，承认英国对阿富汗外交政策的控制权。
在英国特使进入阿富汗两个月后，1879年9月，阿富汗新埃米尔又玩起“双重游戏”[80]，而英国特使路易斯·查维格纳里爵士（Sir Louis Cavagnari）和他的同事被杀。英国军队借机采取行动，罗伯茨勋爵和唐纳德·斯坦伍德勋爵（Lord Donald Stanwood）率领英军分别占领喀布尔和坎大哈（Kandahar），把埃米尔雅可布押往印度。这次行动抑制了俄国在中亚的推进，暂时维护了印度的安全。
印度作为英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英国经济利益的保证，而且是巩固英国东方地位的重磅砝码，同时，也被视为英国传播文明的场所。因此，印度的经济支撑作用、战略地位以及英国人拥有的心理优势是保守党人印度政策的底气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