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交界处，不仅是沟通东西方的交通枢纽，而且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世纪，埃及是奥斯曼帝国辖内的一个半独立的国家，国际地位含糊不清，内部事务混乱。从1875年以来，外部大国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干涉埃及政府的财政事务，由于埃及与奥斯曼帝国的特殊关系，奥斯曼帝国与外国的任何条约都适用于埃及，这些国家在埃及享受很多的特权，包括免税待遇等。这一时期，英国和法国都加强了对埃及的投资，同时，也增加了两国在埃及的竞争。
法国与埃及的贸易联系由来已久，而且整个地中海和中东地区都与法国有着频繁的经济往来。拿破仑战争以后，法国在埃及取得了特殊的地位，法国的金融家和大商人增加了对埃及的投资；1853年法国参加克里米亚战争也是为了保护东方的传统利益；法国建筑师斐迪南·德·莱斯普斯（Ferdinand de Lesseps）设计并主持了苏伊士运河的开凿；法语成为埃及的官方用语，巴黎新闻界称埃及是“法国的养女”[25]。
尽管英国与埃及的贸易联系建立得较晚，但是却后来居上，埃及对英国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法国。首先，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后，英国到达印度和远东又增加了新的通道：一条从北面的叙利亚沙漠到幼发拉底河，经波斯湾到达印度；另一条是由亚历山大进苏伊士运河和红海，到达印度。这些通道缩短了英国通往印度和远东的距离，不仅加快了货物的运输速度，而且为英国军队的调动提供了方便。据统计，1882年英国80%的海运品以及13%的对外贸易货物都是通过运河完成的。[26]其二，埃及的战略位置为英国保卫印度的安全提供了方便。早在1799年，邓达斯（Dundas）就说过：“埃及一旦被任何独立大国占领，英国的利益和环境都将遭受致命的损失。”[27]1877年，当俄国人向君士坦丁堡挺进时，英国人认为，如果俄国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亚海峡，“我们就将失去保护印度的缓冲地带，该地带从海峡的东面延伸到西面，成为欧亚两大洲的分界”。同时，英国还将失去与中东的贸易，19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和中东的贸易达到 3000万英镑，一旦贸易中断，损失难以估量。因此，英国在中东的目的是控制黑海海峡，防止俄国的影响进入地中海地区，并将法国的势力赶出埃及。其三，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迫使英国在东方寻找新的落脚点来保护东方利益。如索尔兹伯里1877年所说：“我们必须通过一些领土的重新安排，进行直接的防卫。”[28]格莱斯顿看重埃及是因为看重苏伊士运河，而苏伊士运河的利益就是英国在印度利益的保证。他说：“就印度而言，苏伊士运河是大国的中心纽带，它是世界道德、社会和政治的中心。”“运河是关系到帝国利益的大问题。”[29]
毫无疑问，尽管埃及对英国有着特殊的意义，但是，不能成为英国占领埃及的理由，加上法国人利益的存在，英国不敢轻举妄动。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法国与埃及的特殊联系外，从1838年到1881年，在埃及的欧洲人口急剧增加，从1万人增加到9万人，他们从事棉花出口，投资银行、灌溉、土地以及交通等行业，使埃及的债务从1863年的330万英镑增加到9100万英镑，大量的合同“强暴了埃及的财政”。同时，19世纪60—70年代，埃及赫迪夫伊斯梅尔（Khedive of Egypt Ismail，1863—1879）
奢侈浪费、挥霍无度使埃及的财政濒临崩溃。埃及不仅负债巨大，而且还要偿还欧洲债权人高达10%—20%的利息。[30]埃及经济独立地位的丧失是政治独立丧失的前奏，如克罗默勋爵（Lord Cromer）所说：“埃及落到目前境地的根源是财政。”[31]
英法两国的债权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决定通过“双重管制”来恢复埃及的偿付能力。根据这一安排，英国人担任了埃及财政收入和预算总监，法国人担任埃及财政支出总监。1878年，埃及在英法两国的强迫之下，建立了“欧洲人内阁”。埃及高利贷者努巴尔出任埃及首相，英国人利瓦尔·威尔逊任财政部部长，法国人德布里尼叶任公共工程部部长，两个部的副部长分别由意大利人和土耳其人担任，外籍部长拥有最终的否决权，他们全面控制了埃及的财政。1879年9月19日，英法两国达成一致：“两国政府必须使伊斯梅尔明白，他们不能容忍英法以外的国家在埃及的任何地区施加政治影响；如果出现这样的事情，他们会采取必要的行动。”[32]
1879年，土耳其苏丹受到列强的劝诱，逼令其臣属埃及伊斯梅尔退位，由其子图斐克（Tewik）继位。1880年《清算法》生效后的6个月时间里，一切似乎都非常顺利。但是军费不足，军饷发不出去，许多高级官员不负责任。同时，埃及人发现数以百计的外国人霸占着有利可图的职位，军官也产生了不满。1881年1月，埃及军队领导民族主义运动，要求驱逐外国人。运动的口号是“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埃及人既反对土耳其人对埃及的宗主权，又反对西欧国家干涉埃及的事务。1881年9月，伊斯梅尔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能力，外国人的利益受到巨大威胁。9月13日，格莱斯顿要求土耳其苏丹派军队干预，保证外国人的安全。土耳其出于种种考虑并未派出军队，埃及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对于埃及的民族主义，格莱斯顿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尽管“苏伊士运河是印度和帝国中心的枢纽，帝国是道德、社会和政治权利的中心”，“运河是英国利益的大门”，但自由的理念仍需得到尊重：“我对埃及人民族感情和政党的建立非常惊奇……他们要求人们尊重事实，尊重其未来的发展。‘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是一种情感，我希望这种感情一直传播下去。我认为这是解决埃及问题的最好办法。”[33]
然而他又说：埃及正在发生的事说明，埃及的情形还没有达到埃及人管理埃及的程度，因为埃及合法政府已经不存在，“用暴力对付暴力是唯一的办法”。他因此主张对埃及采取军事行动，而在行动之前并未与法国商量。英国对埃及动武还有另一个原因——为了英国的声望，一些政治家认为如果对埃及的现状不作为，“不仅将损坏这个国家的声望，而且将损坏欧洲在东方的声望”[34]。
1882年5月20日，英国炮轰亚历山大港，随即占领了埃及，并逮捕埃及军队民族主义领导人阿拉比（Ahmed Arabi）。这以后，英法共管的局面就结束了，英国单独控制了埃及。对于共管局面的终结，格莱斯顿在9月29日的信中说：“在埃及问题上，双重控制是失败的，所以必须废除。”10月3日，他又说：“对法国而言，我们有权利说共管是一个失败，它为阿拉比提供了机会；对世界而言，他找到了发起抗议的理由，引起欧洲的骚乱，使我们付出了许多生命的代价和数以百计的钱财。所以我们不能与法国一起走得更远，这会使我们遇到危险。”[35]
英国占领埃及后，格莱斯顿一直考虑埃及的地位问题。一方面，土耳其苏丹缺乏管理埃及的能力；另一方面，格莱斯顿又不愿意让埃及脱离土耳其独立。1882年10月17日，他在给格兰维尔的信中说：“我反对建立独立于奥斯曼帝国的埃及，在这一点上我始终是保守的，我与你一样不是出于对它的爱，而是害怕其他国家抢占埃及。”[36] 1882年冬，格莱斯顿希望埃及问题国际化。但是，俾斯麦没有兴趣，英国的方案得不到任何国家的支持。这样，格莱斯顿就准备兼并埃及，使其成为英国的保护国。他想当然地认为：作为战争的结果，埃及将永远掌握在英国人的手中。
占领埃及对英国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使英国在与法国争夺北非的过程中取得最大的主动权；它确保了英国通往东方的航线，保证了英国债权人在埃及的利益。但是，占领埃及也给英国带来了外交上的困境，原先英法共享的资源，一下子为英国独享，英法从盟友变成了对手。1882年建立的德、奥、意三国同盟使英国孤立无援；而在英国国内，一贯反对殖民扩张的自由党成为帝国的扩张者，丧失了在欧洲的道德制高点。许多自由主义者以及帝国分离者都表达了不满的情绪，一方面，他们没有直接感受到国际竞争的压力；另一方面，在自由党重新执政以后，他们忽略了保守党的攻击，其代表人物约翰·布莱特甚至认为格莱斯顿占领埃及的行动简直比迪斯雷利政府更糟。
占领埃及违背了格莱斯顿的初衷，他不得不在帝国利益和正义、道德之间做出选择，选择的结果是一个变化，他从一个“正义”“道德”的象征转变为帝国的追求者，如他所说：“领土问题不能通过蛮横无理的途径来解决。我们不能用很小的代价来享有占领埃及的奢侈……我们在埃及的最初目标是将它作为北非帝国的一个落脚点，以它为中心向外围扩张……直到最终我们越过赤道与纳塔尔和开普相连，包括南部的德兰士瓦和奥兰治，或者在我们旅行的路上，我们还有可能吞并埃塞俄比亚和桑给巴尔。”[37]
占领埃及使英国在东方的利益得到了保证，但是，埃及的附属国苏丹却在这个时候爆发了起义，把自由党又推进一个新的困境。苏丹位于尼罗河上游，东面是红海和阿比西尼亚山，南面与乌干达和肯尼亚接壤，面积将近260万平方千米，境内种族混杂，有尼格罗人和阿拉伯人等。南部的原住民信多神教，但是北面伊斯兰教盛行，而沙漠、丛林和传染病则阻挡着欧洲传教士的步伐。19世纪中期，埃及人占领了苏丹，在伊斯梅尔时期，苏丹在埃及的控制下。
埃及统治时期，商人的欺诈、猎手和奴隶贩子的野蛮以及埃及行政官员的贪婪引起苏丹人对埃及人的仇恨。埃及政府任命的帕夏是苏丹的最高行政首脑，但是，帕夏敲诈勒索、追猎奴隶，激发了苏丹各阶层的不满。1881年穆罕默德·阿哈迈德（ Mohammed Ahmed）自称先知马赫迪（Mahdi）起兵反抗帕夏的暴政，要求推翻埃及的统治。1883年1月，阿哈迈德占领了科尔多凡（Kordofan）和埃尔奥贝德（El Obeid），11月歼灭了由帕夏率领的一万多人的，缺乏训练、装备不好的埃及军队。许多埃及官员被赶走或被杀死，而埃及自己的财政已经破产，派不出军队，根本不可能解决苏丹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英国军队占领了埃及，于是苏丹问题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1883年12月12日，格莱斯顿写道：“苏丹将使我们处于更多的危险之中。”[38]
1883年底和1884年初，马赫迪运动领袖奥斯曼·迪格纳率领的游击队在陶卡尔（Tokar）、新卡特（Sinkat）和萨瓦金（Suakin）威胁埃及军队，为了解围，一支由英国人率领的埃及军队被送到了萨瓦金，但是在1884年2月5日被歼灭。这次失败在英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从女王开始，各色人等都要求格莱斯顿政府派遣军队去解救萨瓦金。格莱斯顿则认为马赫迪运动是苏丹人争取自由和正义的行动，他说：“苏丹人民在正义的旗帜下，为自由而战。”[39]因此，马赫迪起义的初期，英国政府并没有采取行动直接进行干涉，而是听之任之。政府的不作为导致了下院的攻击，自由党内的激进派要求撤出，辉格派则要求占领苏丹。
此后马赫迪势力不断壮大，开始威胁埃及的安全，英国为了保护埃及，开始对苏丹采取行动。英国政府派希克斯（Hicks）将军去平息马赫迪起义，但遭到惨败，希克斯葬身沙漠。英军为了对付马赫迪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到1884年初英国政府决定放弃苏丹，并且派戈登（Gordon）负责撤离行动。戈登曾经在中国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领导洋枪队。1874—1876年他任赤道苏丹总督，1877—1879年任苏丹大总督，作为殖民地的管理者和统治者，在英国享有很高的声望，格兰维尔说：“戈登是最合适的人选。”
1884年2月13日戈登来到喀土穆（Khartoum），他试图一举粉碎马赫迪运动，居然违背英国议会的指令，与马赫迪起义军进行决战，并且说：“让喀土穆外围的埃及军队去送死是不能抹去耻辱的。”2月29日和3月13日，戈登打败了马赫迪的军队，决定向西部的波波移动。
戈登的擅自行动使自由党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哈廷顿勋爵（Lord Hartington）认为：“政府在利用帝国的资源拯救埃及的军队时，并不承担任何道义上的责任。”对戈登的“不能抹去的耻辱”的说法，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这一点上，戈登将军不见得比其他的任何人更具有权威性。”[40]一些内阁成员支持哈廷顿的观点，对戈登的行动持反对的态度：“我不认为，无论将军们还是政治家们，在他们接受了一个绝望的请求后，就应该拿数以万计人的性命冒险，来拯救这个很难说能够获救的人。”[41]但是，原先并不赞成戈登使命的伊夫林·巴林爵士（Lord Evelyn Baring，即后来的克罗默勋爵），改变了初衷，他说：必须给予埃及军队必要的帮助。维多利亚女王也支持戈登的行动：“纵使不为外人道，为了政府和国家的荣誉，也不应弃之不管。”
1884年2月9日，格莱斯顿评价戈登使命时说：他的“目的是‘开发领土’，而不是为苏丹人的未来承担责任”[42]。格莱斯顿认为，出兵苏丹只是为了英国的需要，而不是考虑苏丹人的利益。如果戈登的行动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对英国未必是一件坏事。但是，这个行动将使英国付出很大的代价，最终能得到什么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他说：“从实用的观点看，我很怀疑花费更多的物质、金钱，甚至在出现毁灭性的后果情况下改变苏丹的路线并不能为英国带来另一个埃及，而且也不可能建立一个共和国。如果远征不需要很多时间，而且不会留下痕迹，那将是最大的好处。”[43]
当戈登在喀土穆被围困，要求政府派兵增援时，内阁的不统一影响了自由党政府的决策。1884年4月23日诺思布鲁克在日记中写道：“内阁出现了巨大的分歧，考虑到支持戈登的费用问题拖延不下……我认为政府很可能瓦解。”[44]
格莱斯顿政府的迟疑确实有其难言之隐：埃及出现严重的财政赤字，整个1884年5月，格莱斯顿一直在为埃及寻找国际合作伙伴，希望得到贷款暂缓财政压力，但是未能如愿。英国占领埃及，加强了法国和德国的联系，两国开始在非洲和其他地区合作行动，俄国也在印度的西北部施加压力。英国被牵制在埃及事务中，根本无力承受欧洲大陆的任何压力。同时，英国在非洲和亚洲的优势受到冒犯，也无还手之力。
政府的迟疑导致戈登在1885年1月27日被杀；2月5日消息传到英国，举国震惊，公众的反应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英国人群起指责自由党政府，将格莱斯顿指斥为“喀土穆的叛徒”和“杀人犯”。他们认为，自由党政府的行为就如“旁观妇女遭冷血谋杀，旁观孩子们被阿拉伯人叉在他们的矛上”[45]。一个议员甚至认为：“格莱斯顿的反基督教行为简直是世界末日来临的序幕。”[46]《纽约邮报》将格莱斯顿的名字看成“对任何英语国家的诅咒”[47]。人们把戈登视为英雄，说他死得其所，完成了自己的使命。1885年2月23日，保守党在下院提出了一个动议，要求政府恢复苏丹的秩序。自由党政府内部也出现不同的声音，诺思布鲁克在上院，福斯特和葛逊（Goschen）在下院表达了同样的态度：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仅仅打败马赫迪然后撤退毫无意义。激进派的领袖约翰·莫里则加入了批评政府的行列。[48]
但自由党又回到了政策的老路上，苏丹被放弃了；1885年6月保守党上台，也没有能够征服苏丹。如一个自由党议员所述：“侵略的热度似乎降到了最低点，不干涉的原则受到了下院两党议员的普遍赞同。”[49]但是，帝国的热情并没有消退，它在许多关于帝国的论著中被煽动起来，其中《英格兰的扩张》尤其受到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