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世纪英国建立殖民地开始，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特别是与移民殖民地的关系，一直困扰着英国和殖民地。许多概念如“帝国”“更大的不列颠”都是宗主国的一厢情愿，当然，在这些移民殖民地的幼年期，它们愿意接受这些概念。但是，随着殖民地的成长，它们则希望用“帝国联邦”“帝国联合”之类的概念来代替前者，新的概念一方面能代表宗主国的宗主地位，另一方面也能表达殖民地要求平等的心态。毫无疑问，在英国不断扩张和建立殖民帝国的过程中，宗主国和殖民地的需求不是同步的。在殖民活动的初期，殖民地过多依赖宗主国，英国仅仅将殖民地作为制造品的市场或者解决过剩人口的输出地，不愿意将之视为英国政治上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时，宗主国的优越心理使政治家们不愿意对殖民地和母国一视同仁。但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英国经济霸主地位的丧失以及欧洲各国扩张步伐的加快，英国逐步地改变了对殖民地的传统看法，把帝国看成英国实力的象征，要求建立帝国联邦，以保证英国昔日的霸权。遗憾的是，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移民殖民地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建立自治政府以后，其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且地方政府受到民族主义的极大影响，它们对宗主国的需要已经不再强烈，希望与宗主国以平等身份进入帝国联邦。
由于英帝国从来没有制定一部正式的联邦宪法，殖民地与宗主国保持着半联邦式的松散联系。帝国的中心是英格兰，帝国的次中心是移民殖民地，帝国的利益在印度，帝国的边缘地带在非洲和加勒比。英帝国经历19世纪50—60年代的经济辉煌，也曾试图摆脱殖民地负担。但是，从70年代后半叶起，随着英国经济垄断地位的丧失和欧洲列强殖民争夺的加剧，殖民地不但不是负担，反而变成了帝国强大的后盾。因此，英国的政治家、帝国主义者、知识分子积极拉拢殖民地名流，再次发动了建立“帝国联邦”的新的努力。
建立“帝国联邦”，大致可分为议会内、议会外和超议会三种方案。[92]第一种方案是建立议会制的帝国联邦。在英帝国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帝国议会，英国的威斯敏斯特议会决定帝国的事宜，殖民地没有参与权。在建立“帝国联邦”的活动中，出现了一些激进的主张，提出殖民地应该效仿美国各州的榜样，英国的威斯敏斯特议会相当于联邦议会，成为整个帝国联邦的中心和最高的权威，让各殖民地选举的代表进入帝国议会下院，殖民地的贵族进入英国议会的上院，由他们来制定整个帝国联邦的法律，决定联邦的内政、外交和国防政策，但仍然保留各殖民地的立法权。第二种方案是建立议会外的帝国联邦，该方案希望回避英国议会下院改革的难题，通过建立以殖民地代表为基础的咨询机构，在处理殖民地问题上依靠“咨询议会”。但是，咨询议会有两个不能回避的缺陷，一是所有的议员都是任命产生，而非选举产生，他们很可能是一些利益集团的代表，不能真正代表殖民地的利益；二是咨询议会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没有实质性的权力，不能吸引殖民地的优秀人才。如泰勒（Tyler）所述：“殖民地的好人不会参加这个有影响但没有权力的会议。”[93]但是，议会外的帝国联邦设想导致了殖民地帝国会议的产生。第三种方案是建立“超议会”的帝国联邦。在宗主国和殖民地地方议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由宗主国和殖民地代表共同出席的联邦议会，威斯敏斯特以及各殖民地议会都服从联邦议会。联邦议会不仅凌驾于英国议会之上，而且将宗主国的利益与殖民地的利益等同起来，该提议一出台就引发许多实际问题，如议会改革、殖民地地方议会的作用、属地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等等。
议会内“帝国联邦”的设想开始于17世纪，早在1652年，巴巴多斯总督托马斯·莫迪福德（Thomas Modyford）就提出巴巴多斯派两名代表进入英国议会。1754年，北美13个殖民地试图成立奥尔巴尼联合议会，但以失败告终。随后，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要求英国议会“考虑”同意让殖民地代表进入英国议会，他的提议既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观念，又成为联邦议会设想的补充。
七年战争使英国政府的财政不堪重负，英国议会作为公认的最高权威控制殖民地贸易，其中也包括殖民地的税收。为了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议会决定向北美13个殖民地征收印花税，引起了关于“无代表不纳税”的争论。英国政府认为，英国议会代表应在本土产生，而不是在帝国的任何地方。英国政府既不愿意满足殖民地的要求，又不愿意放弃殖民地的税收，冲突在所难免，最后，英国彻底失去了13个殖民地。
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联邦的努力进入中断时期。一方面，美国独立使英国对殖民地产生恐惧心理；另一方面，20年的对法战争后英国取得许多新殖民地，建立起第二帝国，英国没有必要建立帝国联邦。1820年以后，“帝国联邦”思想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时期，这一时期，加拿大、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联合、英国议会制度的改革以及宗主国权威与依附地之间的关系成为讨论的话题。在加拿大，1822年罗伯特·古尔利（Robert Gourlay）提出建立北美联邦，其代表进入英国议会；而约翰·比弗利·罗宾逊（John Beverley Robinson）则提出将北美殖民地分为6—7块，每一块派代表参加英国议会。1830年，澳大利亚出现了地方议会改革运动，威克菲尔德提出殖民地议会改革方案，要求取消衰败选区，增加新选区的议员代表，其目的是使殖民地议会更多地考虑殖民地的利益，同时，加速殖民地直接代表的产生。威克菲尔德最重要的建议是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应该在英国下院有一个议员席位。
在殖民地考虑帝国联邦的同时，英国国内也出现一些政治家，提出在威斯敏斯特议会设置殖民地的代表。1831年里士满公爵（Duke Richmond）建议在议会改革法案中增补殖民地议员一款。同时，约瑟夫·休谟引入了新的动议，提出为了帝国，英国议会必须增加19名殖民地议员。但是，他们的提议经过议会下院的讨论后，均遭到了否决。在这个过程中，围绕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主要有两种态度：第一种认为威斯敏斯特议会应接受殖民地的议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帝国议会，一些接受了殖民地作为英国领土的人们认为，各殖民地应像英国的罗彻斯特或伯明翰一样拥有议员；第二种从商业利益考虑，认为殖民地可以以利益集团为代表，比如是东印度公司的一个部分，恰恰是这类观点，在客观上为殖民地地方政府的发展以及民族主义的产生起了推动作用。
建立“帝国联邦”之所以如此艰难，一方面是殖民地仍然不成熟，难以胜任政治责任，而一旦殖民地成熟了，独立意识又出现了；另一方面，英国也不愿意与殖民地处于平等的地位，而等到英国愿意的时候，殖民地又想脱离英国了。总之，19世纪20年代前，“帝国联邦”的设想主要是殖民地的要求，它们的目的是解决伦敦政府和当地治理之间的关系，殖民地对参与英国政治充满渴望，希望通过进入帝国政府为殖民地的发展取得发言权。
19世纪40年代，虽然帝国联邦的设想受到各种各样的阻碍，但是，各地区殖民地内部开始了联合的转机，加拿大联合首当其冲。起初上、下加拿大分治，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用法国人的习惯和法律处理法国人的问题，能够减少管理上的麻烦；其二，殖民地领域大太，易于形成独立意识。但这种政策引起上、下加拿大的叛乱，在调查了骚乱的原因后，达勒姆勋爵提出建立加拿大联邦的建议。1864年，新斯科舍（ Nova Scotia ）、新布伦瑞克（ New Brunswick）和爱德华王子岛（Prince Edward Island）加强联合，随后英方出面与各殖民地接触，经过艰难的谈判，在1867年，英帝国出现了第一个联合的自治领。在自治领内，自治领议会成为最高的权力机构，取得了自治领内部的立法权。
在西印度，英国长期采取殖民地分治的政策，尽管彼此距离很近，但是没有形成共同的社区利益和感情。但随着这些殖民地丧失经济上的重要性，出于维护利益的考虑，出现了联合的势头。[94]背风群岛（Leeward Islands）首先建立共同的立法机构，相对于原来各岛的立法机构，共同的立法机构拥有了更宽泛的权力。向风群岛（Windward Islands）虽然组成共同的议会，但是在一个大总督的管理下，有一个上诉法院和其他形式的联合机构。1875年，所罗门先生（Mr.Solomon）提出一个15个西印度殖民地联合的计划，但是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步骤。因此，西印度的联合只是小范围的，而且影响也十分有限。
印度是一个广大的地区，起初，马德拉斯、孟买和孟加拉三大管辖区相互独立，1773年、1799年和1833年的议会法案确立了孟加拉的首要地位，其他两个辖区被置于其总督的管理下。此后不断增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尤其在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后，中央的权力不断加强。
澳大利亚联邦经历了艰难的历程，从表面上看，经济利益造成了各殖民地的敌对，但是，殖民地间的感情联系又不容忽视。1900年，澳大利亚各殖民地联合起来，在南太平洋形成一个强大的国家。澳大利亚联邦的权力不能与加拿大相比，中央政府不能否决各地立法，但是对一些重要事务有司法裁判权。联邦议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两院代表都经过选举产生，前者与美国参议院十分相似，每个州有权选举6名参议员。高等法院审理在联邦宪法下出现的案件以及各州间因法律理解差异造成的案件。
尽管殖民地的联合不断增加，但是，英国政府始终拒绝殖民地议员进入英国议会。原因包括：选举制度不完善，英国和殖民地都不满意；若殖民地进入英国议会，议员的薪资成为问题；殖民地与宗主国距离遥远，例如从悉尼到伦敦需要50天时间，议员们来往一次需要4个月。更重要的是，在英国人眼里殖民地人是外邦人，他们出现在英国议会，政党之间将出现不平衡。
于是，在1853年，格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殖民地代表进入英国议会在行政上是有效的，但是在立法方面是不适合的。”[95]同年，《威斯敏斯特报》也指出：“联邦计划使殖民地进入联邦，他们从此不再是殖民地，因为你们已经教会他们寻找相互之间的帮助，而不是寻求母国的帮助。只有使殖民地依附母国，他们才不需要联邦。”[96]进入19世纪60年代，自由主义的思想在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中占了上风。在这一时期，自由贸易的胜利减少了母国对殖民地的经济需要，同时，随着各殖民地的发展，特别是白人殖民地自治政府的建立，他们对母国的需要也不像先前那么强烈了，因此，帝国联邦的运动大打折扣，议会联合几乎被放弃。
19世纪70年代后，建立帝国联邦的呼声再起，1871年，詹金斯（H.Jenkins）出版《帝国联邦》，向人们发出警告：“联邦或者混乱！……我们不能回到过去，也不能原地不动：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联邦。”马修斯（Mathews）也认为：英格兰和它的殖民地“必须靠得更近，否则就是分离”。扬（Young）在《帝国联邦》的前言中指出：
“在殖民地成长的某一阶段，伴随大不列颠自治殖民地发展的有两个选择：联邦或分离。”甚至一些温和的帝国主义者，如福斯特和罗斯伯里勋爵（Lord Rosebery）都竭力支持帝国联邦。19世纪最后20年，英国人的帝国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80年代出现的“新帝国主义”进入人们的思想，戈尔德温·史密斯的分离主义被西利的《英格兰的扩张》所取代。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以后，英国对帝国联邦的需要超过了殖民地的需要，英国需要联邦增强实力，保持霸权。为了追求最大帝国的梦想，英国人把帝国主义诠释为“文明的使命”、“和平的政府”和“白人的责任”等。而殖民地则产生朦胧的独立倾向，不再甘心于依附的地位，与宗主国的平等成为殖民地的追求。
另一方面，当欧洲各国进入扩张殖民地的新时期，英国殖民地已经遍及全球：在南非，罗得斯建立罗得西亚（Rhodesia）；在东非，英国的势力到达了乌干达；在西非，英国把尼日利亚建成了保护地；在亚洲，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都被并入了英帝国。到90年代，英国已经有11个自治殖民地，领土为1800多万平方千米，人口为1100万；还有依附殖民地、保护地等，领土面积为前者的一半。[97]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希望在帝国范围内建立共同的法律、执行共同的政策，使殖民地保持与帝国政府的完全一致。而殖民地在领土上的分散、政治上的杂乱和政策上的不一致使帝国“缺乏凝聚力”[98]，因此，建立帝国联邦就成为英国政府关心的事。1891年《泰晤士报》说：“帝国联合是摆在英国政治家面前的巨大任务，殖民地团结在我们的周围，我们就能站在世界大国的前列，离开殖民地，我们仅仅是欧洲的一个王国。”[99]
在英国学者著述、报刊大张旗鼓宣传帝国联邦的同时，政治家也不甘落后。1884年，一些著名人物组成一个超党派的组织“帝国联邦协会”（Imperial Federation League），吸引许多殖民地的政治家加入。协会的目的是通过宣传帝国联合来保证帝国的永久统一，并希望用新的立法和制度加强帝国联系。该协会的报告指出：“为了保证帝国的长久，某种形式的联合是必不可少的。”共同的立法和宪政应在尊重各地方议会的基础上形成，英国与殖民地之间应保持平等的关系：“联合的任何计划不得干涉地方议会的权利和地方事务，联合应有利于各国的利益和自我防卫。”但帝国联邦协会的民间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履行联合的计划，也不能在共同宪政上有任何的建树，只能反映政治家对帝国联合的设想，它的作用也仅在于呼唤英国人和殖民地人的帝国感情，如罗斯伯里勋爵所说：“我们所企求的联邦，乃是英王所统治的各自治领间尽可能最紧密的联合，联邦和全世界的英国臣民的民族自由以及与生俱来的权利是相一致的，联邦是在同情心、在对外行动以及国际事务中的最密切联合。”[100]
帝国联邦协会从1884年成立到1893年解散，存在了10年，并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设立了分支机构，为宣传和鼓动帝国联合做了许多工作。许多人对协会寄予厚望，1886年，乔治·波文爵士（George F.Bowen）出版了《英帝国的联邦》认为，帝国联邦通过共同的防御和共同的外交政策使帝国作为一个整体保持与各地的关系，殖民地出于对王室、语言、文学的共同尊重以及对未来的共同希望，将为帝国联系做出更大的贡献。“离开了共同的帝国政府组织，殖民地的自治政府终将导致帝国的分裂。”[101]他预见将有更多的不列颠人居住在殖民地，如果他们在帝国议会和联邦会议没有发言权，就不会愿意与英国分担帝国的费用和危险。帝国议会和殖民地议会的分工，使英国下院不必为殖民地的立法分心。他认为对爱尔兰的妥协也在所难免，只是时间的问题。
帝国联邦协会的首任主席是福斯特，后来是罗斯伯里勋爵，参加者中有两党的公众人物。在帝国联邦协会第一次会议上，与会者首先讨论了帝国联邦的成员资格，认为保护地不在其列；非洲、亚洲的要塞和印度也没有被提到。为了避免殖民地的反感，会上没有涉及经济利益，也没有讨论外交、防卫以及帝国责任等重要问题。罗斯伯里和史密斯强调移民的重要性，提出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是两个理想的地方，“两个伟大的国家——帝国的一部分，如果他们充满感情地忠诚和奉献这个国家，向你们伸出他们的手，如果你不愿意顺应这个感情，将来一定遭到可怕的报复”[102]。
激进分子为迪尔克所提倡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帝国唱赞歌，说“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终将成为世界的统治种族，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与同种族的人们坐在一起，促进我们期望的事件”。有人甚至说：种族帝国的使命就是为“世界的和平、秩序和好政府的建立提供物质上的保证”[103]。
英国媒体对于会议的召开也持赞同的态度，《泰晤士报》强调，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新帝国感情的兴起以及科布登主义的衰落。同时，“帝国主义”这个曾经臭名昭著的词语具有了新的含义：“几年前，帝国主义被理解为侵略主义和沙文扩张主义，不能为人们所接受。现在帝国主义再也不被贴上侵略性的流氓沙文主义协会的标签。”[104]
帝国联邦协会的活动很快传播到殖民地，殖民地则希望把自己的代表送进威斯敏斯特议会。但协会大多数人的态度是，不符合英国的政治传统。在讨论印度问题时，弗劳德和波文都认为印度不是联邦内的问题。波文提出，印度应成为英国的皇室殖民地，其居民在政治上成熟后，将取得英国公民的身份，就像罗马帝国对外邦人取得罗马帝国公民身份一样。1866年9月协会最后一次会议后，英国女王表示了对宗主国和殖民地联合的支持：“各方都有强烈的愿望用实际的办法使母国和殖民地走得更近，走向联合，这个联合将使帝国的每一个部分都联系在一起。”[105]从此，帝国主义者不再是一个羞耻的名称，帝国主义也成为一个褒义词，而不是贬义词。
在帝国联邦实质性的问题上，帝国联邦协会实际上是毫无建树。但是，它的作用仍然看得见：首先，帝国联邦协会的活动促进了英国王室对帝国联邦的认可。1884年，英国政府组织了一个博览会，展示各殖民地的产品、制造品和艺术品。1886年5月4日，维多利亚女王亲自主持了博览会的开幕式。英国桂冠诗人写下了帝国辉煌的美丽篇章：“从各岛屿、海角和大陆，子弟们已经装船起运，物产海陆杂陈……制作精良见匠心，东方的光华耀眼明。”他呼唤帝国的联合：“过去的光荣同有份，我们岂终久分离，难道不要同甘苦，相依相靠永相亲 ”[106]女王在致开幕词时说：博览会是“1851年阿尔伯特亲王所创始观念的动人的发展”。女王的新提法表明1886年博览会与1851年博览会的不同含义，前者是对曼彻斯特学派的赞颂，鼓励自由贸易，鼓励减少与殖民地的联系；后者则显示帝国的实力，是加强帝国意识的机会。为了进一步鼓励帝国热情，威尔士亲王建议，将博览会变为一个常设的机构，使它成为“表彰女王殖民地及印度帝国的艺术品、制造品和商业的一个帝国陈列所”[107]。
帝国联邦协会的另一个成果是促成了第一次殖民地会议（Colonial Conference ）的召开。1886年8月，帝国联邦协会派出一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向女王请求召开一次由殖民地代表参加的正式会议，以便讨论“帝国各地共同关心的某些问题”。所有的自治领和皇室殖民地都在邀请的范围内，请柬上摘录女王的讲话，直接表明会议的意图：“我相信各方面都存有一种日益增强的愿望，希望用一切时机和方法使帝国各部分的联系更加密切起来。我已经授权同各主要殖民地政府交换意见，以充分考虑事关共同利益的问题。”[108]
1887年6月21日是女王登基50年庆典，各殖民地的代表都应邀出席。在盛况空前的感恩仪式上英国向世人展示帝国的强盛和巨大凝聚力：在女王通过的大道上张灯结彩，两旁拥挤着欢呼的臣民；随侍女王的除了她的全家，还有比利时、萨克森、丹麦和希腊四位国王，很多大公，欧洲每个王室的王子，以及盛装华服、珠光宝气的印度王公，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代表与外国代表。隆重的庆典表达帝国臣民的共同意识，大洋洲殖民地代表说：“我们希望从此以后，殖民地的政策能够被看成帝国的政策；殖民地的利益被看成帝国的利益；这些利益都将受到慎重的考虑。一旦人们认识清楚，就能够得到最坚决的维护。”[109]澳大利亚代表说：“坦率地说，第一次与开普、纽芬兰和加拿大的代表共同出席这个会议……我们作为英国的公民而无比自豪，我感到英帝国的人民都意识到必须保护它的利益，英帝国不会受到任何伤害。”[110]但是，不是所有的殖民地都与澳大利亚代表那样认同帝国的联合，事实上，殖民地认为现在是母国回报殖民地贡献的时候了。因此，建立帝国联邦的问题被排除在会议的内容以外。
虽说共同的感情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帝国和殖民地的利益，各殖民地政府都关心帝国内的商业和关税问题。1894年在加拿大渥太华召开的殖民地会议上形成了一个原则：帝国的属地不仅可以与母国保持相互的商业联系，而且属地之间也应拥有商业联系的权利；不符合该原则的条约应立即废除，帝国内的关税安排应优于对外国的关税。1897年，加拿大在关税方面获得了宗主国的优惠待遇。
帝国内的关税互惠以及帝国范围外的关税保护成为重要问题。1890年3月25日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曾经说：“渴望在帝国内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税同盟，在同盟内实行自由贸易，同盟外对外国产品强行征收关税，殖民地将满意这一安排，而且也愿意考虑。”[111]张伯伦提出的关税同盟的细节包含：宗主国与殖民地，殖民地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互免关税；同盟外各地采取独立的关税政策；英国对外国的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保护殖民地的利益。但帝国关税同盟很难实现，如澳大利亚总理埃德蒙·巴顿（Edmund Barton）所述：“宪政下的自由贸易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因为大量的关税收入是必要的。我们的政策是保护，而不是禁止。就英国产品的优惠关税而言，尽可能地做到互利将是高兴的事。但是，这是一个需要谨慎考虑的问题。”[112]
关于帝国联合有三种主张：以张伯伦为首的联邦派追随西利，要求以共同的利益、情感纽带为基础，建立一个联邦式的帝国，其中包括美国。对此张伯伦说：“年轻的、充满活力的国家讲着英国的语言，怀着对法律和自由的热爱，由于这些情感，我不愿意承认美国是一个外国。”[113]以罗斯伯里为代表，提出建立一个不包括美国的不列颠联盟，尊重殖民地的立法、利益和要求，在宗主国和殖民地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自由地联系。以迪尔克为首的第三派强调帝国的重要性，1890年迪尔克发表关于帝国问题的新作，在注意到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扩张力量的同时，他对帝国联邦表示怀疑，认为殖民地代表出席帝国议会，最终只能毁灭帝国。他写道：“如果联邦建立在所有殖民地平等的基础上，英国王室的力量将超越现存民主的力量。”[114]关于殖民地会议，迪尔克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会议不宜经常召开，如果殖民地的重要人物都来参加，他们又不愿意参加讨论联邦问题的会议，会议就没有意义。最后，迪尔克认为，关于建立总代理院的建议几乎没有可能性，各殖民地的代表只关注自己的事务，不会关心其他殖民地的事务。但是，他强调帝国存在对于不列颠和殖民地利益的重要性，因为未来世界将由盎格鲁-撒克逊人、俄罗斯人和中国人等不同种族的人所组成，没有任何单一种族能够主宰世界。因此，种族的重要性已经让位于国家，英帝国包含了世界上不同种族的人，占有了全球范围内最多的领土，英帝国应该是最世界性的国家。
迪尔克对欧洲局势深表失望：德国增加了军事建设；巴尔干出现了新的紧张局面，奥匈帝国和俄国在地域上出现剧烈的冲突。同时海上军备更新加速，迫使英国建造新等级的战舰。所以，英帝国的联合更加迫在眉睫。
罗斯伯里勋爵在1888年成为帝国联邦协会的主席后，也认同帝国联邦的防卫意义，他认为欧洲人在太平洋地区的争夺日趋激烈，澳大利亚的形势不容乐观。海上防卫必须现代化，海军防卫法案“将加强我们的安全感，双方的物质力量将保证殖民地和帝国的联合以共同保护帝国的利益。就帝国主义而言，我认为澳大利亚和不列颠必须联合”[115]。张伯伦也说“我相信殖民者都读过历史；如果读了，他们应该明白本世纪早期，这个国家与法国的每一场大战，每一次威胁我们和平的争执都起源于我们某一个殖民地或伟大印度保护地的利益考虑，在这种情形下，我认为殖民地的利益与母国的利益同样重要，我们必须寻找到一个协调的防卫体系”[116]。
但帝国联邦的设想遭到强烈抵制，国内反对派认为殖民地一旦成为联邦的一员，英国的权威必然下降；自治殖民地已经取得了独立管理地方事务的权利，双方的合作只能建立在共同利益和相互忍耐的基础上。殖民地的独立意识则在增强，它们的经济自主性也不断强化。因此帝国联邦最终只是空想，经济上的关税同盟也不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