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帝国的范围内，相对于走向成熟的自治领和飞速变化的印度，为数众多、分布广泛的附属殖民地的发展还十分缓慢和滞后。它们中的大多数是19世纪末被英国占领的地区，尚未来得及取得充足的发展；此外，一战对附属地区的冲击比对自治领、印度的影响也要小得多。因此，在20年代白人自治领已接近于完全独立、英国已承认印度将来可以获得自治领地位之时，许多附属殖民地还处于与母国政治、经济及其他联系最紧密的时候。[1]正因为如此，英国对附属殖民地所采取的巩固措施，是一种广义的“双重委任托管制度”。

这一制度包含着如下两个要点：第一，比之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双重委任托管制度”更强调尊重殖民地自身的发展路线与权利。卢加德勋爵对“双重委任”的定义是：人们普遍公认，并从理论上证明欧洲人的出现是正当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是为了世界上其他地区，同样也是为了非洲。[2]换言之，这一体系既维护英国的权威，又兼顾殖民地的福利。英国是殖民地利益的受托人，应该使用英国的力量来发展殖民地。这是英国对附属领地统治的合法性所在。第二，一种文化上的和种族上的优越感，把非洲人视为尚未成熟的、需要英国人指导的儿童。英国人虽然在理论上同意，作为殖民地发展的受托者，他们应该为热带非洲最终获得自治政府作好监护工作，但同时也认为这是一个远景问题，正如1925—1929年任殖民大臣的艾默里指出的：“附属领地跻身于较高的平等、自由的伙伴地位，这一前景即使不遭到全盘否决，也无论如何只存在于暗淡的、遥远的将来。”[3]因此，欧洲人的统治将长期延续下去。

然而，正是“双重委任托管制度”的这些基本理论和假设，孕育了附属殖民地民族主义的潜流，进而导致了英国人对统治理论的质疑与重新构建，这一切都预示着附属殖民地潜在的离心趋势。由于广大附属殖民地本身千差万别，因而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冲击着“双重委任统治”的理论，其离心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