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单一种族地区，是指英国殖民者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极小，而几乎完全由土著种族构成的地区。本节所要探讨的单一种族殖民地，主要是指土著种族占优势的大部分非洲附属殖民地，它们不但在整个英帝国的附属殖民地中所占面积最大，而且其离心趋向更具有典型意义。在这些地区，英国一方面是推行政治上的统一，实行以间接统治制度为主的管理方法；另一方面又逐渐实行殖民地发展战略，即通过英国政府的行为来促进殖民地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全方位发展。这些措施虽然使英国对附属殖民地的统治得以巩固，但也在无形中成为这些殖民地离心的根源。这就为“双重委任托管制度”提出了第一个难题：如何对待附属殖民地可能出现的变动？
大多数非洲殖民地在被英国人占领之前，尚没有大面积区域性政权存在，只有一些分散的、规模较小的部落酋长政权，因而土著种族还根本谈不上具备民族意识，这也是它们能够在心理上接受英国殖民控制的原因之一。但是，英帝国的统治却打破了这种状况，使殖民地社会获得实质性变动。
英国的统治使殖民地形成统一区域，并形成区域意识。在19世纪末开始的欧洲列强瓜分殖民地的行动中，非洲地区为数众多的部落政权被明确合并为大约40个单独的区域，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具备足够的资源以支撑其发展成为现代国家[4]，这就为这些地区向民族国家发展打下了最根本基础。在使上述殖民地实行区域统一的同时，英国还推行一整套行政管理制度。整齐划一的管理体制层层深入，不但强化了各殖民地的区域统一，而且通过各级酋长使整个殖民地在政治上也趋于一致，正如卢加德指出的，英国的统治使法律与秩序进入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因内部冲突而纷争不息”的地区。[5]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为了弥补兵源的不足，实行强制性征兵，把许多以前只知道他们自己村子的人带入了战争，使他们意识到还有更大的地域实体存在[6]，这加强了殖民地已经逐渐萌生的区域感。而且，英国的殖民地发展政策也对殖民地的地域统一起了很大作用。交通的发展使殖民地互通有无、加强联系，不但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也增强了区域意识。经济的进步又成为殖民地全方位发展的基础，比如在尼日利亚，当代学者卡尔兰（Jo hn M.Garland）就指出，英国的发展措施“为尼日利亚在整个殖民时代及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框架”。[7]
如果说地域和政治上的统一可以看作是殖民地发展的骨骼的话，殖民地的交通畅通和经济发展则可以称为发展的血肉。但是，上述政策仅仅是使殖民地具备未来民族国家的躯壳，而殖民统治引起的当地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殖民地人民意识的变化，则使殖民地具备了未来民族国家的灵魂。
在殖民统治下，英国人废除了奴隶制，并实行宣扬人人平等的英国法律，使传统社会中的血统和门第观点受到很大冲击。而且，英国的统治又很注重个人才能和成就，这就为处于社会底层的非洲民众提供了向上升迁的机会，因而带来社会结构的极大变动。最显著的变化是受过教育的特殊阶层的出现，而且他们的人数和力量逐年增长。这些人又分为以下几个层次：第一层是受过较高教育的专业人才，他们大多到西方深造过；第二层是中低层中产阶级，他们包括教师、牧师、传教士、低级公务员、受过教育的工匠；第三层由初等学校的辍学者构成，他们包括职员、邮递员、商业助理、学徒等。[8]
这一阶层之出现，当然是英国殖民者推行英国式教育的结果。英国人出于商业贸易和生产的需要，必须要培养一批懂得西方知识（特别是懂得生产和贸易知识）的土著阶层。总体上说，英国向殖民地的土著种族推行英国式教育，可以分为如下两个阶段。
（一）一战之前，主要由英国的传教使团在殖民地从事教育工作，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情绪初步产生，英国的殖民政权在教育问题上没有起多大作用。
宗教团体在非洲地区建立乡村学校，使适龄的孩子能得到简单的教育，即读、写、算以及关于洗礼及入教的指示。这些学校相当简陋，被称为“丛林学校”。1912年，一个罗得西亚传教士描述道：“这些学校由一个六英寸高的青草篱笆组成，环绕着一棵大树、几根竿子、一些作为座位的树枝。”[9]教育虽然简单，但作用却很大。一方面，一些比较聪明的非洲学生还能得到更进一步的教育，以便将来能担任低级传教士和教师；另一方面，这种教育对非洲人的启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殖民统治的早年，非洲土著反抗殖民政权的主要目的，只是想赶走欧洲人并恢复以前的状态。然而，基督教在非洲的传播却带来了新的变化，受过教会教育的非洲人不再用部落观念反对殖民政权，而开始用西方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并用西方的标准来评价殖民统治，从而成为最初的非洲民族主义者。1911年，在一个尼亚萨兰非洲人所写的反殖民统治的传单中，突出地表述了一种受过教育的非洲人的激进看法。他写道：
尼亚萨兰的所有欧洲人都有许多错误。这存在着三个混合的团体——传教会、政府和公司或赚钱的人——它们都用同样的嘲弄的目光看待非洲人，并形成同样的统治形式。有时真令我们惊奇，这三个联合在一起的团体居然都来自欧洲，而且还都和基督教王国的名义联系在一起。……三个联合在一起的团体的生活总得来说太欺诈、太偷窃、太歪曲。它们不是说“给予”，而是说“拿走”。存在着许多对在《雅各书》第五章第四节中看到的那种上帝的纯正的法律的违背。[10]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此人语言尚不流畅，观点也十分简单，但是，他已经开始根据从欧洲传来的《新约》的观点来评判他所遇到的欧洲人，这代表着殖民地社会中的新兴力量。
另外，非洲人所受的基督教教育使他们坚信，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因此他们能够像英国人一样成为优秀的殖民地公民，这使得受过教育的非洲人很自然地产生了进入殖民政权的要求。但是，殖民政权在吸收非洲人参与政权方面，却保持着相当严重的种族主义倾向。1910年，一名拉各斯（Lagos）殖民地的黑人督察员抱怨说：“事实上，西非的有色人种发现他们不可能像白人那样提升得那么高、那么快，即使他的条件一样好或更好。”英国外交部尼日利亚司的官员斯特雷奇（Strachey）的答复是：“西非殖民地是英国人的，而且只要这一事实存在，土著非洲人就不可能指望被任命到除了下属职位之外的其他位置上。”[11]此外，非洲人还发现，欧洲的传教使团也是殖民体制的一部分，这些传教团体宣扬的是臣服与恭顺，目的在于为英国的殖民统治服务。[12]即使在基督教社团内部，欧洲人也否定非洲人的平等性，竭力排斥非洲牧师。
在这种压制性的殖民统治下，一些受过教会教育的非洲人开始寻求建立非洲人的独立教会，奉行他们心目中真正的基督教信仰。1914年，在尼日利亚约鲁巴地区，受过教育的非洲人建立了一个“改革基督教的奥格波尼协会”（the Christian‘Reformed' Ogboni Society），以对抗欧洲人统治的教会。[13]另外一些受过教育的非洲人则组成各种倶乐部和协会以示抗议。这类组织主要有：1897年成立于黄金海岸（Gold Coast）的“保护土著人权利协会”；1910年在塞内加尔（Senegal）成立的“青年塞内加尔倶乐部”；以及1905年和1912年在尼日利亚（Nigeria）先后成立的“人民联盟”和“反对奴隶制及保护土著人协会”。[14]这类组织虽为数不多，影响也不算大，但他们毫无疑问代表了一战前非洲殖民地民族主义的萌芽，并成为战后民族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二）一战之后，由传教团体主持的英国殖民地教育活动逐渐让位于由英国殖民政府负责的教育活动，政府行为开始在教育问题上占主导地位，殖民地的教育获得很大发展。
一战之后，英国人在殖民地发展问题上逐渐达成共识，开始注重通过政府行为开展殖民地教育。1919年，积极倡导殖民地发展的格吉斯伯格爵士（Sir Frederic k Gordon Guggisberg）就任黄金海岸的总督，他认为他在任期内的主要目标是“使黄金海岸的人民朝向更高文明状态的总体进步迈进，而这种进步的关键是教育”。该地区贸易和生产的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当地人对于更好的生活条件、医疗卫生、供水系统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又必然要求提高教育水准。[15]为此，他制定了15条发展教育的原则，主要内容有：贯彻初等教育；政府资助大学的发展；尽可能提高教师的能力和资格；训练一部分非洲人充任学校监督，等等。[16]1922年，他还建立了四所商业和工业学校，教授最新的出口作物的种植方法。此外，他还建立幼儿园和培训学校，减少大学班级的规模，建立新的学院，在大学中鼓励教授当地历史和语言，提倡女孩接受教育。[17]
如果说格吉斯伯格的举措只是单个殖民地政府的行为的话，那么不久之后，教育问题也引起了殖民部的高度重视。1926年，殖民次长奥姆斯比-戈尔（William OrmsbyGore）在调查了非洲的教育问题后指出：“即使对于一个偶尔到来的访问者，黄金海岸人民对教育的要求也是很令人震惊的。这一要求并不是新的。从1900年起黄金海岸殖民地就有大约12000名儿童在学校，今天大约有35000人在政府承认的正规学校内上学。”[18]他认为应大力加强师资培养，所以他召集西非和东非殖民地的总督到伦敦商讨这一问题。结果，在殖民部的坚持下，总督们采取更为积极的教育政策，通过与各种派别的基督教使团合作以及拨款给教会学校，来确保殖民地教育的效益。
这一教育政策导致非洲殖民地初等教育的质量大为提高：入学儿童的学习时间比以前增加了，他们至少要在学校待4年；每个殖民地都有政府委派的监督教育人员；很多学校拥有受过政府培训的教师并使用政府规定的大纲。更为重要的是，殖民地中学教育的数量与质量也在提高。这些中学毕业生开始有资格从事农业技师、园林师、零售店经理、中学校长、牧师以及地方政府官员等专业性较强的职业——以前只有欧洲人才有资格担任这些职位。[19]而中学生中的佼佼者，又可以进一步到欧洲和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并取得担任医生、律师等较高职位的资格。因此，他们完全可以称为非洲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20]他们接受的是西方教育，所以非常推崇欧洲文明和欧洲人所倡导的公民自由。1925年，坦噶尼喀非洲籍文职人员协会主席奇姆庞德（Samuel Chimponde）极具代表性地宣称：“在非洲人看来，仿效欧洲人才是文明举动。”他们一回到国内，就要求获得与欧洲人一样的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和经济事务中的均等机会，以及教育普及，承认非洲文化的传统和成就，在各行业中使用非洲人。[21]非洲知识分子所受的高等教育和他们的才能，使他们很自然地成为非洲民族主义的新力量。
非洲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出现使委任统治制度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委任统治本身所倡导的发展殖民地理论，以及殖民统治自身的需求，使英国人必须发展非洲的教育，并一再提高教育质量；另一方面，教育的结果又使英国人必须考虑如何满足日益增多的非洲知识分子想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的要求。
如果说战前英国排斥非洲人进入政权是出于种族主义因素，那么随着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和宣称尊重土著种族权益的“间接统治”制度的实施与推广，“种族”因素已不可能再作为英国殖民当局不接纳非洲人的直接借口。但在实际上，“间接统治”制度却从另一个角度否决了非洲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参政要求。
“间接统治”制度把维护土著种族的权利等同于维护当地的传统权威，强调非洲社会按照自身路线发展，而认为非洲知识分子的主张不具有代表性。卢加德早就指出：“欧洲化的非洲人……在仍然处于部落阶段的没有文化的居民中构成各种各样的少数团体”[22]，他们的观点在非洲社会中不是主流，所以英国的殖民统治的侧重点还是维持大多数非洲居民所接纳的传统社会。因而，英国人试图使非洲知识分子与间接统治的框架相容。1925年，负责调查传教士学校问题的国际传教委员会秘书长奥尔德姆（J.H.Oldham）指出：“教育应该与不同民族的智力、才能、职业和传统相适应。……其目标在于使个人更适应他或她的生活条件。”[23]这一观点具有相当浓重的家长制色彩。生物学家哈克斯利（Julian Huxley）进一步说，间接统治旨在使非洲知识分子“最大可能地采用欧洲的有用技术，最少可能地采用欧洲的穿戴和思维方式；最少可能要求获得与欧洲人一样的政治、社会或智力平等，最大可能延长种族之间的鸿沟”。[24]结果，非洲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到殖民政权的排斥，只能在政府和商业机构中担任较低的职位。由于不被白人主流社会承认，并且认为他们应该获得更大的回报，非洲知识分子们对殖民政权产生了普遍不满，要求变革现状的呼声高涨起来。
非洲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殖民政权的主要理论是西方的政治思想。他们认为，欧洲人能够保持民族独立的基础是因为他们已经组织成了国家，因此殖民地的人民只有组建一个个国家，才能获得自由。早在1911年，黄金海岸人阿胡马（Ahuma）就发表了《黄金海岸的民族与民族意识》一书。他号召非洲人珍视他们自己的遗产和历史，组建自己的国家。他说：“让我们互相帮助以发现一条走出最黑的非洲的道路，我们必须走出蒙昧的丛林，来到国家赖以建立的开阔之地。”[25]另一个理论源于美国黑人的泛非主义。泛非主义者认为，全世界具有非洲人血统的人必须联合起来，以争取自身的权力。这一思想对非洲知识分子争取独立起了很大作用，正如1925年时，黄金海岸的一位泛非主义思想家塞基伊（Kobina Sekyi）所指出的，非洲的进步“必须由非洲的非洲人来控制和指导”。[26]因此，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了新的民族主义代言人，他们也赋予非洲民族主义以全新的内容。
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主义运动率先在一些发展较快的西非殖民地展开。一个典型的地区是黄金海岸。1919年就任总督的格吉斯伯格制定了十年发展计划，共计投入资金2500万英镑，用于发展当地的港口、铁路、公路、水供应、水电工程、公共建筑、城市建设、电报及电话事业，等等。[27]在他的任期内，总共建造了3338英里的新公路，且可可出口量占全世界的一半。[28]另外，格吉斯伯格还推行了大量教育措施，凡此种种，使黄金海岸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各方面发展最快的殖民地之一，它的民族主义发展也居于非洲前列。此外，尼日利亚和塞拉利昂（Sierra Leone）的民族主义发展也较快。
这些地方的民族主义发展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组建大量民族主义的青年组织。青年组织数量最多的是黄金海岸和阿散蒂地区，到1930年，就有多达50个这类倶乐部和协会，其中大部分在1925—1930年间建立。1929年，丹凯（J.B.Danquah）把一些俱乐部和协会合并成了统一的青年大会运动。在塞拉利昂，华莱士.约翰逊（Wallace Johnson）建立了西非青年联盟。这些组织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提出了诸如提高教育质量、在立法和行政委员会中享有平等的成员权、废除种族歧视、允许非洲人担任较高级别的文官、改善殖民当局同非洲人的关系等要求。[29]
第二种类型是由民族主义者组建若干政党鼓动实行改革。1922年，尼日利亚获得了初步的代表制政府和立法委员会，以及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这大大推进了尼日利亚民族主义。尼日利亚人出版了《西非领航员》等刊物，还组建了一些民族主义政党[30]，其中最著名的是尼日利亚民族民主党。该党所声称的目标是：“保障作为英帝国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尼日利亚殖民地和保护国人民的安全和福利”，其纲领包括：某些发展较快的大城市完全实行自治；发展高等教育并在尼日利亚全境实行义务教育；使文职人员非洲化；在尼日利亚实行自由公正的贸易以及平等对待尼日利亚的商人和生产者。[31]
第三种类型是在各殖民地建立起民族主义政党的基础上，形成非洲人的政治联盟。早在1918年，黄金海岸的一位律师凯斯利.海福德（Casely Hayford）就建立了英属西非国民大会党（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British West Africa），简称NCBWA。1920年它又传入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冈比亚（Gambia），成为一个跨地区组织，一直存续到1930年。据统计，该团体的主要成员中有2/3在英国受过教育，其他人则至少在本土受过较高教育；一半以上的人是律师，另一半人则从事医生、教师、商人等职业。[32]该组织宣称：
大会的政策是严格维护并防止破坏英属西非各附属国同大英帝国的联系，毫不保留地维护帝国自由公民的一切权利和只要纳税就应享有代表权的基本原则……促进在英国国旗下的西非政治体制的发展……最终保证在其境内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保证实现人人机会平等，为了人民而维护人民的土地。[33]
1920年首次会议上，该党总共通过了82条决议，涉及到行政和立法改革、教育问题、银行和船运、司法改革、卫生和医药改革、土地问题、自决权问题，等等。[34]
20年代下半期，当NCBWA开始衰落时，西非学生联合会（the West Africa Stu dents' Union，简称WASU）于1925年在伦敦建立，继续执行泛非主义的路线。其创始人是原NCBWA的班科勒-布莱特医生（Dr Herbert BankoleBright）和尼日利亚人索兰科（Ladipo Solanke）。WASU的目标在于培养非洲人的民族意识和种族自豪感，向白人证明非洲人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从而“改变白人对受过教育的非洲人的态度”。其创始人把它视为缔造“一个最终会导致……统一的非洲国家”的一个步骤。[35]
这些西非政治组织有三个共同之处：（1）坚持忠于英国，不想使殖民地脱离英国；（2）用欧洲的方式来组织他们的活动，“采用宪政的手段”斗争；（3）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呼吁当局采取措施在当地政府中推行自治”。[36]上述情况表明，无论在目的还是手段上，非洲知识分子都突破了间接统治为他们规定的行为方式的框架；而且，他们还进一步提出否定间接统治制度本身，这使他们成为殖民地社会中与英国人、传统酋长竞争的第三支力量。凡此种种，说明非洲知识阶层是间接统治的对立物。
然而，上述行动的效果十分有限，当代冈比亚历史学家朗利（Langley）指出，这些早期西非政治家“只是一些怀有极其有限的政治目标的合作主义者”，他们想做的是调和殖民体系和他们自己的利益，因此很难达到大众民族主义阶段。[37]尽管如此，非洲的民族主义运动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果，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黄金海岸的宪政改革。1925年，总督格吉斯伯格颁行了一部新宪法，该宪法正式承认非洲人有权根据选举原则选出自己的代表，同时规定：增加立法委员会中的非官方成员人数。[38]不过，与此同时，宪法也规定了严格的选举和被选举资格，还赋予总督在立法和行政方面的全权，包括可以拒绝立法委员会通过的法律，而1927年的《土著行政条例》则再次确定了传统权威的地位。[39]这表明非洲人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仍有很遥远的路要走。
回顾非洲民族主义的发展，可以看出，其兴起原因和斗争方式与印度的民族主义发展有若干相似之处。英国的殖民统治使一个个非洲殖民地具备了民族国家的基础，而英国的发展与教育政策则创造了民族主义的代言人——非洲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间接统治制度中维持传统非洲社会与排斥受过教育的非洲人的一面，使得非洲知识分子与英国殖民当局产生冲突，推动了非洲民族主义的发展，而且非洲人的要求同样也是获得参政权和通向民族国家的自治政府。所有这一切，使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非洲附属殖民地表现出一种潜在的离心趋势。不过，非洲知识分子的要求与所取得的成果大致上只类似于19世纪末的印度人，非洲附属殖民地在离心的道路上才仅仅迈出了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