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亚等东非殖民地与其它非洲殖民地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一地区有相对较多的白人移民，还有大量印度移民存在，这形成了一种多元社会的局面。因此，这一地区的问题不同于其他殖民地，它是以**裸的种族冲突形式表现出来的。多元社会的种族冲突给委任统治制度提出了第二个难题：委任统治宣称兼顾英国和殖民地的利益，但如果这两者之间发生冲突，英国该如何协调？
肯尼亚的种族问题之所以突出，主要是因为有大量英国移民存在。该地区土地肥沃广阔，适合从事农业耕作，因此吸引了大量移民。早在20世纪初，一些殖民官员和白人移民就有独占该地区以发财致富的意图，当时的总督艾里奥特爵士（Sir Charles Eliot）明确说过：“英国行政官员竭力鼓励移民尽可能多地攫取肯尼亚高地的土地。”[40]英国移民企图全面控制这些殖民地，建立“白人国家”，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英国移民试图在经济上控制肯尼亚，并排斥非洲土著和印度移民的经济权利。1902年，英国移民成立了一个种植园和农场主协会，要求将肯尼亚最肥沃的高地地区保留给他们使用，并限制非洲人和印度人拥有土地的权力。总督艾里奥特爵士批准了协会的请求，规定不准印度人居住在高地地区。此后，每一任肯尼亚的总督都延续了这一政策。[41]1908年，白人移民当局颁布了旨在剥夺非洲人土地的法案。1915年，殖民当局又颁布了另一个土地法案，进一步加强对非洲人土地的剥夺。该法案规定，英王对肯尼亚土地享有最高权力，非洲人虽然可以使用给他们保留的土地，但是他们只是“英王的佃户”，土地所有权归英王所有。而且，法令还授权总督，如果认为合适，可以切去保留地中的一块。1916年，白人立法委员会制定了关于非洲人逃亡的法案，把对非洲人的控制推向顶峰。该法案规定任何离开欧洲“雇主”的非洲工人或佃户一经捕获，可以不经司法机关或调查机构的审判就处以逃亡罪，罚款150先令或监禁六个月。[42]1917年，总督贝尔菲尔德（Henry Belfield）公开承认，政府的意图是“通过在保留地施加人道的和适当控制的压力，迫使非洲人走出保留地，作为单个的或与其家人一起定居的居民在欧洲人的农场上工作”[43]，意即使非洲人成为欧洲农场主的劳动力。
一战后，白人移民对非洲人的限制变本加厉。1918年，白人殖民政府提出《定居土著法令》（the Resident Native Ordinance），想迫使非洲土著至少每年在移民的土地上工作六个月。1919年，肯尼亚组建了一个白人选民的代表制政府，当选的爱德华.诺斯爵士（Sir Edward Northey）批准了上述法令，强迫非洲人充当白人的劳动力，并进一步指出欧洲人的利益在全国范围内必须是“至高的”。[44]1920年，当局又通过了非洲人必须佩带通行证的“土著人登记法令”及拨出南迪保留地的大部分用作战后安置白人士兵的“士兵安置计划”，使得占人口少数的白人在经济上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到20世纪20年代初时，白人移民已牢固掌握了肯尼亚的商品作物生产，非洲人和印度人被排除在主导性的经济生活之外。
第二，在政治上，白人移民也竭力排斥非洲人和印度人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并要求建立以白人移民为主的责任政府。
早在1905年，总督艾里奥特爵士就代表肯尼亚白人移民明确宣称：“我们的政策与立法是企图创建一个白人殖民地。”[45]一战后，在肯尼亚政府中，移民的地位大为加强，9000名欧洲人可以选举立法委员会30个席位中的11个，2.5万名印度人可以选举2个议员，非洲土著则没有选举权。[46]与此同时，白人在内罗毕（Nairobi）、蒙巴萨（Mombasa）等各大城市都建立起严密的警察制度，保护移民的人身安全和大约2000个欧洲农场的财产安全。这一时期，非洲人因违反禁止迁移的法律而受审的案例显著增多。而欧洲农场上的非洲工人被农场主“惩罚”致死的丑闻也时有发生，但量刑一般都很轻。[47]此外，英国移民希望在东非建立白人责任制政府的呼声更加高涨。
而在当时的英国本土，因战争原因一部分极端帝国主义者再次崛起，尤其是米尔纳于1919年成为殖民大臣后，非常支持东非白人移民建立一个自治政府，以期东非能对帝国的经济做出贡献。英国移民得到英国国内帝国主义者的支持后，在德拉米尔勋爵（Lord Delamere，即Hugh Cholmondeley，3rd Baron Delamere）领导下，明确向英国政府提出，他们想创造一个英属南非的翻版，建立东非白人自治领，把责任政府单独控制在白人手中。他们还要求保障欧洲人持久的社会和经济霸权。
由于白人移民的上述措施，肯尼亚的问题必然是激烈的种族冲突，这与单一种族地区是完全不同的。
的确，随着白人逐渐建立起霸权，肯尼亚的很多土著部落都开始发动反对殖民统治的起义，虽然这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斗争，但都带有民族主义斗争的萌芽。这其中规模较大的有肯尼亚西部卢奥人的反基督教会运动，他们建立起独立教会，其信徒发展到超过一万人。1913年，肯尼亚还出现了蒙博萨教崇拜运动，主要是借助部落宗教的力量反对西方基督教。这一教派创始人认为“基督教是腐朽的……所有欧洲人都是你们的仇人，这样的时间已经不远了，那时他们将从我们国家消失”[48]。殖民政权对上述运动的镇压又加剧了当地的种族冲突。
战后，种族冲突更趋尖锐化。殖民当局一再颁布法令裁定，既然肯尼亚是一个殖民地，非洲人就不能像欧洲人一样拥有土地。这招致肯尼亚人的极端不满，反抗运动主要由严重缺少土地的肯尼亚基库尤族（Kikuyu）发动。1921年，一个在政府机构里工作的基库尤人哈里.图库（Harry Thuku）组织了基库尤人联合会，抗议政府的压制。他宣称：“我，哈里.图库，比你们欧洲人更伟大，我甚至比这个国家中的酋长们更伟大。……给你们哪怕是最少一点点帮助的，既不是欧洲人也不是酋长，我根本不想要他们在基库尤国家内存在。”[49]1922年，他被政府解职并被捕。一群基库尤人聚集在内罗毕市抗议，遭到警察枪击，25名非洲人被杀，图库被放逐到遥远的北部边境。但是，政治结社却很快在基库尤人中传播开来，20年代晚期，肯雅塔（Jo mo Kenyatta）[50]组建了基库尤中央联盟（t he Kikuyu Central Association），领导土著反抗殖民当局。
激烈的种族冲突使英国在当地的宗教团体也介入了进去。由于基督教信仰的基础是平等，因而在多元社会中，一些坚持基督教信仰的宗教团体往往会选择支持土著的福利，而否决帝国主义者所宣扬的白人至上的信条。他们认为，英国政府才是代表非洲人利益的受托者，把政治权利交给白人少数团体是对这一委托责任的背叛。[51]因此，英国在肯尼亚的传教使团自觉地承担起捍卫“土著”利益的责任，向英国政府请愿，成为土著利益的代言人。这些有影响的宗教团体得到了英国国内一些著名人道主义者的支持，比如前尼日利亚总督卢加德就坚决反对白人移民的特权。
而当地的印度人也对英国人试图独霸东非表示不满。1921年，欧洲人的总数约为一万，印度移民的人数比之多了一倍，并且他们主要是新近移民。此时在印度本土，正爆发规模宏大的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反英情绪十分强烈。因而，印度移民强烈要求获得同欧洲人平等及在地方立法委员会共同投票的权利，废除居住区和商业区的种族隔离，允许印度人进入白人高地。[52]为了和欧洲移民竞争，印度移民决定争取非洲人。1927年，印度民族运动领袖尼赫鲁指岀：“印度人应与非洲人合作，并且尽可能帮助他们。”[53]来自肯尼亚印度移民的抗议引起英国人对当地种族冲突的极大关注。
肯尼亚的种族冲突为委任统治制度制造了另一个难题：如果作为受托人一方的英国人和作为委托者一方的土著发生冲突的话，英国应该选择支持哪一方。这样的局面就引发了二三十年代关于土著权利与白人霸权的持久争论。
二三十年代，肯尼亚问题引发了英国各界的多次激烈争论，先后经过三个阶段的反复，英国政府三次表态，才最终确立英国人对土著权利看法的基调。
争论的第一个阶段是1923—1924年，肯尼亚种族冲突的事态迫使英国结束在这一问题上长期保持的暧昧态度，初次明确表态，也首次明确承认土著权利至上的原则。
1923年，迫不及待的肯尼亚白人移民在惠特利（Wheatley）准将的领导下，密谋绑架现总督而拥立主张在肯尼亚建立白人自治政府的德拉米尔勋爵为地区长官。惠特利一战后移民肯尼亚，他是个极端的帝国主义者，认为必须在肯尼亚建立“一个真正的、绅士的家园”。[54]密谋虽然被挫败，但使英国政府深感事态严重，因而不得不考虑结束在这个问题上一贯实行的缄默态度，对委任统治和土著利益之间的冲突明确表态。当时，随着战后英国确立了对附属领地统治的委任管理原则，土著的权利得到空前的肯定，人们在理论上同意：英国殖民统治的最终目标与合法性所在就是发展附属领地的福利，而不是英国统治的长治久安。连极端帝国主义分子艾默里也承认：“我们在附属殖民地管理的目标……是使帝国的每个殖民地在时机成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获得完全控制自己事务和发展自身命运的权利。”[55]单方面迁就英国移民的意愿显然是不可能的了。
所以，为了体现委任统治制度的原则，同时，也为了防止印度人和非洲人联合起来而出现不利于欧洲人的局面，英国政府决定对这个问题给予明确的答复。1923年，英国保守党政府抛出了《德文希尔公爵宣言》[56]（Devonshire Declaration），声称：“肯尼亚主要是一块非洲领土，英王陛下政府认为非常有必要表明自身观点，即非洲人的利益必须是主要的，而且在任何与移民种族的利益冲突中，这些利益应该占优势。”[57]
这一宣言不仅把非洲人在非洲享有最高权利的信条作为英国在非洲推行委任统治制度的根本原则，而且实际上等于拒绝让欧洲移民建立责任政府。因为根据土著最高权利的信条，与土著有利害冲突的英国移民是不能代表非洲人利益的，也就不能行使对非洲殖民地的委任统治权利。所以，这一宣言虽然达到了限制印度移民权利的目的，但无疑也阻止了肯尼亚英国移民建立白人国家的意图。次年，短期执政的工党政府继续了这一路线，争论的第一个阶段以初步确立土著最高权利的信条而告终。
争论的第二个阶段是从1925年至1930年，不甘心的肯尼亚英国移民得到英国国内极端帝国主义者的支持后，坚持要求自治政府，这再度引起英国国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致使英国政府的第二次表态。
《德文希尔公爵宣言》之后，英国移民并没有放弃寻求政治权利。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宣言公布的次年，南罗得西亚的英国移民获得了责任制政府，不过，南罗得西亚白人对黑人的比例仅仅是1∶25，而在肯尼亚是1∶250，而且那里还没有印度人的复杂问题，此外，罗得西亚的英国移民在公司统治时期就已经获得了地方一级的责任政府。[58]虽然有上述这些特别因素存在，罗得西亚的事例还是给了肯尼亚白人巨大的鼓舞。其二，20年代时，白人的实力又有了进一步增长，他们耕种的土地增加了三四倍，人口增加到1.6万人。肯尼亚殖民政府还给英国移民诸多帮助，农业部公开支持欧洲人的农场，把拨给非洲农户的款项削减了一半。[59]另外，为了补偿移民因《德文希尔公爵宣言》而丧失的最高权力，1929年，政府认可他们在新建立的市镇和地区委员会中行使自治权。[60]
1925—1929年，极端帝国主义者艾默里出任殖民大臣，这就给移民要求责任政府提供了新的契机。艾默里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统一的东非白人自治领，其中包括肯尼亚、乌干达和坦噶尼喀。1925年，艾默里提名爱德华.格里格爵士（Sir Edwar d Grigg）为肯尼亚总督人选，后者既非殖民地文职官员，也非军事人员，他之所以得到提名，是因为他极力支持当地英国移民的政治意图，并筹划了一个与艾默里一致的东非联合计划。然而，保守党政府不敢轻易废除《德文希尔公爵宣言》规定的土著最高主权原则，因此任命了由爱德华.希尔顿.扬爵士（Sir Edward Hilton Young）领导的委员会去调查这一问题。
委员会中的两个成员具有印度背景，另一个是当地的传教士，因此他们更注重印度移民和当地传教使团的利益和观点，主张推行与土著人合作的政策，而无视殖民部在东非殖民地实行更紧密联合的计划和欧洲移民要求责任政府的呼声。1929年，委员会根据上述考虑向英国政府提交了报告，该报告虽然遭到艾默里的反对，但保守党政府不久之后就下台了，这使得艾默里的方案搁浅。
工党政府上台后，前费边主义者西德尼.韦伯（Sydney Webb）即现在的帕斯菲尔德勋爵就任殖民大臣。在极端帝国主义者的要求下，他又派出一个以威尔逊为首的委员会负责调查。威尔逊委员会认为，除非做出保证以使政府相信移民不会歧视土著人，否则不能支持东非的更紧密联合。同时，委员会认为印度人只是想获得与欧洲人一样的特权，并不真正关注非洲人的利益，故而也不支持印度人。印度总督欧文担心该报告会引起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反对，因而建议成立一个包括印度人在内的秘密委员会讨论东非的前途问题。为此，英国内阁进行了三次讨论，东非印度人也派代表来到伦敦，要求承认印度人在帝国内的完全公民权。以韦伯为首的殖民部认为，无论是支持英国移民还是印度人，都违背了委任托管制度的原则。[61]工党政府于1930年抛出一份黑皮书，仍然坚持《德文希尔公爵宣言》的路线，拒绝将英国政府作为非洲人利益受托者的责任转交给欧洲移民。该黑皮书再一次强调，英国政府的目标“在肯尼亚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是建立代表选民的政府，人民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在其中找得到有效而恰当的代言人”，而这一点，假如“只有不到人口百分之一的人”有选举权，那是根本做不到的。[62]工党以对土著最高权利的再次确认结束了第二阶段的争论。
争论的第三个阶段是1931年，白人移民和英国的极端帝国主义者建立自治政府的意图最终被挫败，英国政府完全确立了“土著权利至上”的路线。
工党黑皮书抛出后，英国移民十分愤怒，他们上书英国政府说：“英帝国理应主要关注英国种族的臣民的利益，其后才能依次关注其他英国臣民、被保护的种族以及其他国家的民族。……让文明的英国人服从于异族的发展——后者的进一步发展能力尚未明确显示出来，似乎是违背自然法的。”[63]这点出了问题的实质，即英国在移民和土著居民之间发生冲突时，究竟应该支持哪一方。
英国国内的争论也十分激烈，不支持白人移民的人坚守阵地，卢加德坚决反对“肯尼亚自治政府的扩张”。[64]而以艾默里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则持有明确的种族主义观念，认为必须在东非建立白人责任政府，他对有人建议让“令人不愉快的黑人出现在上院委员会的面前陈述事实深感震惊”，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65]
最终，韦伯建议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在两种要求之间做出折中，他告诉首相麦克唐纳：“我已经尽我的可能提交了一份可行的改革方案——但不能确定它将如何运行，我已准备好将最后的决定交给联合委员会。”[66]两院选举出来的联合委员会花了几乎一年的时间来考虑东非更紧密联合的问题，委员会中保守党占多数，包括艾默里和他的前任殖民次长奥姆斯比-戈尔，他们提出：非土著人口的利益同样不应从属于非洲土著人的多数利益。但是，由于30年代的经济危机，英国自顾无暇，艾默里的东非更紧密联合方案终告破灭。
而且，委员会的报告再次强调土著最高权利信条如下：“占压倒性多数的当地人口的利益不应从属于另一种族的少数人的利益，无论后者有多么重要。”[67]虽然整个30年代关于白人国家的争论都未中止，但是无论如何，白人国家终究难以形成，土著权利至上的信条也难以动摇。
像肯尼亚这样的多元社会地区在英帝国内毕竟是少数，其种族冲突也不具有典型性。但是，肯尼亚种族冲突的结果却是至关重要的，它表明即使在白人移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区，土著种族的权利也不可动摇。英国政府在这场冲突中不得不承认土著种族在附属领地上的最高权利，虽然是受到很多特殊因素的制约，但却对帝国未来的发展走向定下了一个基调。因此，它本身就是土著种族的巨大胜利。从这层意义上讲，肯尼亚的事例比之其他非洲殖民地更具重要性，它无疑会增强非洲人的自信心，从而成为附属领地离心的潜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