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多数附属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斗争仍旧处于萌芽阶段时，埃及和锡兰的宪政演进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虽然这两个地区在整个英帝国内只占很小一部分，但它们取得一定程度政治独立权的事实却是附属领地离心的顶峰。同时，它们也为委任统治制度制造了第三个难题：如果附属殖民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诸方面皆已经达到了相当程度的成熟，英国应该如何对待？

从19世纪后半叶起，埃及虽然在名义上仍然是土耳其帝国的臣属，但是英国的势力逐渐向埃及渗透，并排斥了原先控制埃及的法国，实际上掌握了埃及。在对埃及的统治上，英国采取的方法十分类似于在印度采取的统治方式，一方面实行一些兼顾埃及人利益的措施，另一方面又坚决维护英国的统治。但是，英国顾及埃及利益的做法几乎没有起到实际作用，其统治时期充斥着英国与埃及人的冲突，导致埃及反英情绪逐步高涨，并趋于成熟。

20世纪初，英国在埃及政府的顾问，即埃及的实际统治者克罗默勋爵（Lord Cromer，即Evelyn Baring，1st Earl of Cromer）在当地推行棉花单一作物生产，限制埃及人生产其他作物，引起当地人的严重不满。1906年，几名英国人到埃及的丹沙微（Denshawai）地区打猎，与当地的村民发生冲突，引发后者的暴动。英国殖民当局予以镇压，英国人处死四名暴动领袖，并对其他暴动者实行严厉处罚，这激起了埃及人的愤怒。英国的财政顾问科比特（Corbett）指出，埃及“因为不满而沸腾”，“在年纪较大的埃及人当中，不满是如此普遍，如此深刻”。[68]不过，另一方面，克罗默也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埃及人的政策，特别是当他即将离任时，他任命了一名埃及人担任教育部长，以缓和当地人的反抗情绪。

1907年，戈斯特（John Eldon Gorst）接替克罗默，英埃关系此时已变得非常紧张。一个英国的水利工程师指出，英国对埃及实行监督是明智的，但任命太多的英国官员是不明智的，因为这会阻碍埃及人的晋升，从而导致后者的不满。[69]为此，戈斯特采取了一些选举权改革措施，试图调和英国人与埃及人的关系，但收效甚微。1909年，埃及首相布特洛斯.加利（Boutros Ghali）被暗杀，凶手是一名穆斯林。加利曾和戈斯特合作改革立法委员会制度，受到各方面欢迎。但是，他是一个埃及科普特人（即基督教徒），因而被穆斯林杀死，这导致了埃及宗教之间的微妙平衡被破坏。[70]武装穆斯林的力量在迅速增长，反英情绪非常强烈。其后的几年中，埃及充满了动**。1910年，曾在英布战争中任英军总司令的基钦纳接替戈斯特，他治下的特征，一方面是严厉的镇压措施，另一方面是代表制的长足进步。首先，他通过了严厉控制报纸和学校的法案，以压制埃及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后在1913年，他又颁布了一部宪法，允许地方政府拥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同时允许地方代表公开讨论政事。这些措施被视为埃及通向自治政府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也使埃及民族主义的代表萨阿德.扎格鲁尔（Saad Zaghloul）愿意与英国人合作。[71]

1914年战争爆发时，埃及在理论上仍然是土耳其素丹的臣属，因此它自动成了英国的“外敌”。如何规定埃及的地位对英国政府而言成了当务之急。经过一番犹豫，英国决定宣布埃及为保护国。[72]同年，为了安抚埃及人，英国人许诺在战后考虑建立埃及的自治政府，但实际上，这种许诺是迫于战争压力的权宜之计，英国人并不想放弃对埃及的控制。1917年，米尔纳明确指出：“将来，埃及会和印度或尼日利亚一样，成为英帝国的一部分。”[73]

1919年巴黎和会上，英国没有兑现他们对埃及的许诺，仍然坚持埃及为英国的保护国，因此埃及发生了大规模的反英斗争，民族主义者扎格鲁尔领导了这次斗争，但被英国政府逮捕流放。1921年双方进行谈判，英国表示可以承认埃及名义上的独立，但英国保留许多特权。埃及首相不敢做出让步承诺，担心扎格鲁尔派中的极端分子会反对。英国代表寇松认为，在“许多他准备坚持的要点上无法一致”[74]，双方谈判破裂，埃及的反英浪潮更趋激烈，并且发生武装反抗，许多英国士兵被杀。1922年，在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英国政府被迫承认埃及的有限独立，即埃及在政治上获得“独立”，但是英国保持对埃及外交、军事防御以及外籍侨民事务的支配权，并保持英国在苏伊士运河的驻军以及对苏丹的控制权。[75]埃及因此成为第二大英帝国内第一个获得“独立”的国家。

从表面上看来，埃及获得“独立”的原因与印度十分相似，但埃及与印度毕竟不同。埃及在被英国控制之前，早已经形成了完备的国家结构，其自身文化也保持着相当大的独立性，民族主义情绪由来已久，19世纪后期就已爆发过大规模的民族主义运动，并已经提出了“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的口号。[76]这使得埃及在英帝国中具有相对较高的成熟度，因此埃及人从一开始起就对英国的统治持一种排斥态度，一旦双方发生冲突，事态就会不断升级。正如后来的一位驻埃及专员指出：“英国人未能利用1882年至1922年这四十年的时间在埃及缔造一个强有力的文化地位，这是我们不合逻辑的帝国历史的最特别现象。”[77]而且，英国兼顾埃及利益的做法并没有使埃及人感恩戴德，相反，这种政策维持了一个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埃及民族主义阶层，民族主义的发展最终导致英国殖民控制的初步终结。另外，埃及在法律地位上毕竟只是个保护国，英国对它的控制要比对印度宽松得多，它之取得“独立”相对于印度也要容易得多。所以，尽管埃及战后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声势不可谓不大，但在总体上并未动摇英国在附属领地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巩固的表象。

与埃及情况十分相似的是一战后划归英国托管的伊拉克。伊拉克一直在进行反英斗争，1927年，在费萨尔国王（Faisal Iof Iraq）的领导下宣布“独立”。不过，英国与伊拉克还是签订了一份条约，规定在伊拉克保留英国的全部军事基地。[78]伊拉克正式划归英国管理的时间十分短暂，对英国的依附程度相对而言较轻，因此它获得有限“独立”比埃及要更容易一些。

和上述这两个地区相比，锡兰作为完全意义上的“直辖殖民地”其宪政演进就更具有突出意义了。锡兰作为较早被英国占领的地区，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它在附属领地中的成熟程度，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锡兰岛上很早就形成了统一的政权。1505年，锡兰首次遭到来自西方殖民者——葡萄牙人的侵略，当时岛上存在着三个由土著（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建立的地区性政权。1795年，英国取得对锡兰的统治权，1802年锡兰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由殖民部管理。为了实行更有效的统治，1833年，英国的卡梅隆委员会提交报告，要求在整个岛上实行行政统一，合并三个土著政权。根据该报告建议，建立了以科伦坡城为中心的锡兰当局，这是该岛历史上第一个集权政府。当年，英国在锡兰设立行政委员会和立法委员会作为总督的咨询机构。[79]因此，从19世纪中期起，锡兰就形成了区域政治的统一。

第二，锡兰在英国的统治下取得了相对充足的发展。从19世纪起英国当局就允许基督教传教使团进入锡兰，他们在岛上南部地区建立了以英语为教学媒体的学校，从而为锡兰培养了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阶层。[80]像其他英属殖民地一样，锡兰的知识阶层也成为民族主义斗争的主力军。而且，从20世纪起，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锡兰在经济上和社会上获得长足进步。1920—1930年，锡兰政府直属的学校从919所上升到1490所；1930年，在校生人数为539755名，几乎是锡兰学龄人口的一半。必须指出的是，政府的重点在于提高当地语教育，受教育的对象是5—14岁的锡兰人，教育的目的在于“给予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生活的社团以基本的指导”。[81]这无疑加强了锡兰人对自身民族特性的认同。

第三，锡兰的民族主义发展也较为迅速。20世纪早期，在锡兰兴起了佛教徒领导的禁酒运动，并在1903—1905年首次达到**。禁酒运动的目的在于通过宣扬佛教禁酒而重新确定佛教的价值观。佛教徒竭力批判基督教文化，并进一步批判作为基督教政府的英国政府和锡兰当局。[82]这一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促发了全岛的民族主义觉醒。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剧了民族主义情绪，禁酒运动也再次达到**。1915年，岛上的穆斯林教徒和佛教徒发生冲突。当时处于战争中的英国正在极力争取中东穆斯林国家的支持，因此锡兰当局认为佛教徒是蓄意挑起争端，制造反英事件。佛教徒领袖立刻遭到逮捕，一些僧伽罗人未经审判就被处死。于是，这一冲突很快超越宗教界限，它促使佛教徒开始支持西方化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一事件中还崛起了一批具有全岛影响力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包括后来锡兰独立后的首任总理森纳纳亚克（Don Stephen Senanayake）。[83]这些变化，都使民族主义运动的基础大为扩展。

第四，锡兰民族主义者一直致力于争取立法委员会的改革，争取锡兰人担任更高的职位，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这是锡兰离心问题上的最重要一点。早在20世纪初，锡兰民族主义者就提出了宪政改革的要求。英国殖民部对此持一种推诿态度，而锡兰总督麦克勒姆（Henry McCallum）也坚决反对。这使锡兰人非常愤怒，民族主义者开始行动起来。1908年，《锡兰清晨领导者报》指出：“没有首先发动民众，仅仅希望获得政治特权是毫无用处的。”[84]在锡兰人民的抗议下，1912年，英国对锡兰立法委员会进行了改革，约占全岛人口4%的受过西方教育、有一定财产的锡兰人首次获得了选举权。[85]一战中，在印度宪政演进的鼓舞下，锡兰人也成立了国民大会党等政党和组织，旨在“通过宪政方法”及“通过现存政府和管理体系的一系列改革”，来“为锡兰人民确保责任政府以及英帝国内的自治成员的地位”。[86]凡此种种，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锡兰已经和印度一样提出了自治的要求，它在离心道路上的步伐迈得很大。

在锡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压力下，1920年，英国政府同意进行新的宪政改革，增加立法委员会中非官方成员的数量。不过，这一宪法实行按种族划分的集团代表制和地域代表制并行的选举制度，使锡兰的僧加罗人（Sinhalese）和泰米尔人（Tam il）都不满。僧伽罗人认为集团代表制妨碍了统一的锡兰的形成，而泰米尔人和其他一些少数团体，则认为地域代表制使他们受制于占人口多数的僧伽罗人。英国的选举制分化了统一的锡兰民族主义运动。[87]锡兰人对1920年改革很不满。1923年当地爆发了2万人参加的反抗殖民当局的大罢工。迫于锡兰人民的压力，当局再次进行宪政改革，立法委员会中首次形成非官方代表占多数的局面，选举制度仍分为教派选区和地域选区两种形式。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英国人仍然可以通过左右由政府任命的立法委员会成员和由少数民族选举出来的成员，来控制立法委员会的多数派。所以，改革后的锡兰立法委员会还不是行政机构对民选立法机构负责的责任政府。[88]另外，此次改革仍有总督握有立法实权的规定，政府可以通过立法以确保“岛上的和平、秩序和良好的政府”。[89]锡兰人对这个宪法依然不满意，争取宪政改革的斗争仍未停息。

上述迹象表明，锡兰无论在社会上还是政治上都已相当成熟。锡兰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关键在于它作为英帝国内最古老的殖民地之一，其发展程度并不逊于印度，但地位又没有印度重要，英国对它的控制要相对松得多。因而可以说，锡兰的成熟是英国长期统治的结果，也是它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

鉴于锡兰的实际状况，英国政府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日益认可授予锡兰责任政府。1926年11月，锡兰官员克利福德爵士（Sir Hugh Charles Clifford）电告英国政府，1923年宪法制定之后，建立责任政府就是必然的、符合逻辑的步骤了。[90]1927年，锡兰政府告知锡兰国民大会党：“有理由确信，英王陛下政府在过去15年中连续给予宪政改革措施，并且有支持1929年进一步宪政改革的希望……而且打算在将来的某一天以任何可行的和必须的速度实施这一过程。”[91]至此，帝国中的一个非白人成员将过渡到责任政府已是显而易见的事了。

1927—1928年，英国政府任命了以多诺莫尔勋爵（6th Earl of Donoughmore，即Richard W.J.HelyHutchinson）为首的皇家委员会调查在锡兰建立更合理的代表制问题。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首先针对岛上不同的种族问题——这是英国人是否授予锡兰自治政府的最大疑虑。报告指出，鉴于锡兰由不同种族的居民构成，因此，其“最佳利益应被视为这个国家民族中的特殊部分的福利的同义词”，亦即少数民族权利要受到保护。但是，委员会并不赞成集团代表制。他们指出：“只要集团选举制和它的分解性影响仍然是宪法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没有希望使居民中的不同部分团结在一起，以形成他们共同的亲缘关系，并承认对国家的共同责任。”所以，他们建议废除集团代表制。为了消除少数民族的恐惧，他们建议在立法委员会中再任命12个代表为未被代表的团体发声[92]，这为锡兰获得责任政府扫除了最大的障碍。同时，委员会认为锡兰获得完全责任政府的时机还未成熟，因为“从较低的阶段上升到较高的阶段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们建议引进更为广泛的选举权，以让锡兰领导人能更多地聆听居民的要求。他们建议实行21岁以上男子和30岁以上妇女的普选权——殖民大臣韦伯又改为妇女只要年满21岁就可以获得选举权。此外，由于锡兰没有有效的政党，委员会又建议创立一个国家会议取代旧的立法委员会，它不但具有立法功能，还具有行政功能。[93]

1931年，根据多诺莫尔委员会的报告，锡兰又通过了一部“多诺莫尔宪法”。新建立的国家会议取代了旧的立法委员会，它和总督分享立法权。而在行政权力上，政治事务由总督和国家会议分别处理。国家会议不同于英国的内阁，它包含七个不同的委员会，这七个委员会的成员由全体选民通过秘密投票选出，每个委员会自行选举自己的主席，并分别对国家会议负责。总督在行政上保留两项权利：可以宣布国家会议颁行的措施不能实施，然后再通过他自己的动议来实行；他也可以在这个国家中宣布紧急状态，收回已交给国家会议处理的事务。[94]

多诺莫尔宪法虽然并未立即授予锡兰完全的责任政府，并给了总督许多限制权，但由此而建立起来的政府却具备了自治制度的大部分特征。民主机制被引进到一个非白人地区，可以说锡兰先印度一步在中央政府一级得到了一个半自治政府体制。因此，多诺莫尔报告的影响是划时代的，它被视为英国“20世纪殖民地事务上最重要的政府文件”。[95]

该宪法招致一些英国人的不满，但并未动摇英国政府采取现实主义路线的决心。另一方面，锡兰民族主义者也没有满足于这一宪法，而是期待着完全的责任政府，甚至是独立。1931年前后，锡兰人中的反英宣传很多，有人指出：“锡兰必须百分之一百地割断与英国的联系。”[96]这表明锡兰在离心的道路上还要走下去。

锡兰的宪政演进速度之快在广大附属领地内是罕见的，它的事例第一次向附属领地显示，土著种族获得完全责任政府的时日并不久远了。虽然英国统治者一再宣称土著种族尚不能实行自治，但委任统治制度所宣扬的最终目标——使土著地区自己管理自己，已经近在眼前。锡兰的演进甚至对印度的民族主义斗争也造成巨大影响，其在帝国内的影响力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