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战对英帝国的冲击
虽然二战的爆发为英帝国的巩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在英帝国复兴的背后，又隐藏着英帝国解体的隐患，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为代表的资源内倾对英帝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战之后，英国实现了普选，民主制更为健全。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日益复杂，中下层民众要求国家更多地考虑自己的需求，国家的资源开始更多地向国内倾斜。数据显示，一战结束后，英国的防务开支日益下降，而政府的社会服务费用日益上升。[1]当普通民众的作用越来越大，国家资源更多向国内倾斜的时候，在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mpeter）看来是贵族玩物的帝国主义还能维持吗？许多学者也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认为民主、福利社会与帝国主义是不相容的。[2]实际上，贝弗里奇报告当然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可是容易让人忘记的是，贝弗里奇报告已经对民众的要求打了一个相当的折扣。[3]资源内倾与英帝国的维持已经变得相互矛盾了，特别是在二战后英国的经济更为虚弱的时候，福利国家的许诺需要兑现，艾德礼政府不得不放弃一些如果继续维持统治则必须花费巨额代价的殖民地。
第二，金融霸权的丧失使英国失去了维持帝国的有力工具。
英国能够维持帝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与英帝国的金融联系。[4]英国对自治领与殖民地的资本输出形成的资本依赖是英国控制英帝国与自治领的重要支柱。英国签订《威斯敏斯特法案》（Statute of Westminster）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它认为自己对自治领的金融控制仍然可以影响自治领的政策。[5]可是，二战结束时，英国欠下帝国大量的债务，特别是在印度与埃及，英国丧失了对殖民地的金融控制，那种互相依赖的资本结构在帝国不复存在。在资本的互补结构消失的时候，帝国还能维系吗？印度的独立与埃及的桀骜难驯似乎是对这一问题的简单回答。
第三，英帝国与英联邦在防务上出现离心倾向。
任何夸大帝国体系中宗主国力量的理论都值得怀疑，因为宗主国虽是核心但远不是一个巨人。在防务上，英帝国也是一个互利的合作体系。在二战中，英国为了欧洲的战争而削弱远东的防务，这引起了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极大不满。在英国败于日本之后，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终于认识到，美国而不是英国才是自己安全的庇护人。1941年底，澳大利亚总理柯廷宣称澳大利亚将更多地向美国靠拢。[6]二战之后，澳大利亚、新西兰与美国签订了澳新美条约，在这一体系中，英国被排除了出去。加拿大在二战中也和美国确立了防务合作关系，英国同样没有参加。对英国的其他殖民地来说，如果英国根本无法保卫自己，这一帝国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吗？英国在东亚的失败使马来亚、缅甸、锡兰、印度等更为难以控制，甚至在北非的失败兆头也使埃及对英国丧失了信心，英国再难回到昔日众星捧月的态势了。
第四，美国对英帝国的压力增强。
虽然丘吉尔（Winston S.Churchill）非常庆幸美国被卷入了战争，但是美国的参战也对英帝国形成了更大的压力。[7]在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的坚持下，《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最终包含了民族自决的条款。虽然丘吉尔政府把民族自决的范围严格限制为纳粹统治下的人民，但是这一条款还是有深远的意义。首先，正如路易斯教授所言，民族自决的条款对西欧帝国的解体有强大的冲击力。[8]副首相艾德礼（Clement Attlee）并不同意丘吉尔的看法，认为应该扩大这一条款的适用范围，在工党替代丘吉尔政府后，艾德礼也更容易让印度等殖民地走向独立。其次，如果要把盲目反对殖民者的斗争提升到自觉地追求民族国家的水平，思想武器就是必不可少的，而民族自决条款正是这样的思想武器。[9]虽然民族主义者的指导思想不尽相同，可是民族自决条款却是殖民地追求独立的思想原点，在民族主义者变得更加自觉的时候，甚至那些落后的殖民地都蕴藏着颠覆的危险。在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美国更是直接介入英国的殖民事务，推动了牙买加等殖民地的建立宪政的进程。[10]
第五，威望的丧失使英帝国的虚弱充分暴露。
许多学者都清醒地认识到维系英帝国的一根重要支柱是英国的威望。[11]对英帝国而言，成功没有什么惊奇，但是失败却是致命的。英国在新加坡的失败在帝国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新加坡海军基地于1938年正式开港，标志着这座海军基地的最终建成。但是，实际上新加坡海军基地的建设是一个巨大的冒险。一方面，由于财政支出的限制这座基地大大缩减了其规模，另一方面，在防务上，它也存在严重的缺陷。首先，基地的建设几乎完全忽视了来自陆地的攻击，未能做好防御措施。其次，在空军改变了作战技术的时候，新加坡的海军基地几乎失去了空军的支援。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建设这座基地的前提条件是，英国必须在远东拥有强大的海军，或者，在新加坡受到攻击后，英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派海军过来支援。[12]但是随着欧洲局势的紧张，这一点已经很难做到了。1938年，英国参谋部把帝国防务的优先权转向了中东。[13]虽然在1939年3月，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答应把舰队派到远东，[14]但当时的英国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样的情势下，新加坡海军基地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
法国投降、德国傀儡贝当政府的建立使英国的远东帝国更为脆弱。贝当（Henri Philippe Pétain）把印度支那的战略要地与港口都拱手让与了日本。日本如虎添翼，很快攻陷了缅甸，随后顺势南下，英国在马来亚的防卫并不值得称赞，其失败也就不令人惊奇。马来亚的失陷使新加坡直接暴露在日本的攻击之下。正如上文所言，新加坡海军基地保存的前提是马来亚能够抵抗敌军来自陆路的进攻，这正如法国的马奇诺防线一样，当德国绕行从后面进攻马奇诺防线时，马奇诺就一无所用了。而与此同时，新加坡的空军力量也没有得到加强。二战爆发后，英国政府执行的是“一切为了欧洲”的战略，这使新加坡海军基地防守上的缺陷很难得到纠正。[15]新加坡海军基地的危险局面又因为丘吉尔政府的种族歧视而加重了，在英日已经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丘吉尔却小觑日本人的作战技术，认为日本人缺乏与英国作战的勇气，内阁官员也认为日本人驾驶飞机是非常不专业的。种种因素使新加坡成为了东方的马奇诺。1942年，英国在新加坡的13万守军向日军投降。日本人尽力宣传这一胜利在种族竞争上的意义，他们强迫英军俘虏从事清扫大街等低等工作，以此显示黄种人对白种人的胜利。
丘吉尔把在新加坡的失败称为英帝国历史上最为耻辱的一幕。著名历史学家霍华德也写道，“一百多年以来，英国在东方统治的基础是其领袖魅力，英国的战略家也致力于保护这一基础，（新加坡之败）永久地破坏了这一点。”[16]英国的失败使民族主义者更易于藐视英国的权威，民族主义者的斗争将会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进行，二战后英帝国在东亚的迅速解体正是这一结果的主要表现，马来亚虽然没有很快独立，但是由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斗争正是独立的根源。
第六，埃及、印度等殖民地的反抗向暴力方向发展。
最典型的例子出现在埃及，1942年的“二月四日事件”在英埃关系上有重要地位[17]。表面上看这是英国权威的展现，也证明了英国对埃及的控制是牢不可破的。最起码英国的保守派是这样看的，兰普森（Sir Miles Lampson，后来成为基勒恩勋爵，Lord Killearn）的日记充分显示了英国那种傲慢的态度。但是，这种权威的展现仅仅是历史表面的浪花，实际上“二月四日事件”使英国对埃及的控制更为困难了。[18]正如上文所言，英国对埃及的控制主要基于三支柱形的权力结构，华夫脱党（Waft Party）与埃及国王的权力制衡使两者都希望从英国获得更多的支持，正是靠着这种居中调停的角色所构建起来的合作体系，英国才得以维持自己的控制。但是“二月四日事件”摧毁了这一合作机制。
“二月四日事件”后华夫脱党的威信迅速下降。事件表明了纳哈斯（Nahas Pasha）与英国的亲密关系，正是英国的坦克才使纳哈斯重新掌握了权力。埃及所遭受的屈辱使埃及人民将不满指向华夫脱党，反对党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纳哈斯是英国殖民主义的走狗，1944年反对党发表指责纳哈斯政府助纣为虐的声明正是这一明证。纳哈斯执政不久，其政府财政大臣、也是华夫脱党的总书记马卡拉姆.奥贝伊德被排挤出了华夫脱党。奥贝伊德很快组织了新党“独立华夫脱集团”，在19 43年出版的《黑书》中，他揭露了华夫脱党的种种腐败行为。[19]华夫脱党的分裂与腐败使反对党逐渐形成了统一战线，1944年10月8日，在埃及的安全已经很稳固的时候，国王解散了纳哈斯政府。
“二月四日事件”也使埃及国王的威望下降。“二月四日事件”暴露了国王的懦弱，一些更为激进的组织很快失去对国王的敬意与信任，认为国王不可能成为埃及复兴的领导者，为了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也必须推翻这个懦弱的国王。这一思想的典型代表人物是纳赛尔（Samal Abdel Nasser），“二月四日事件”中埃及所遭受的屈辱使纳赛尔的反英倾向大为膨胀，“如果英国人知道有的埃及人不怕牺牲，决心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时，他们就会像婊子一样悄悄溜走的。”[20]这样的态度使纳赛尔更为强调暴力，“我们的倾向，整个一代的倾向，开始走向暴力。”[21]激进派对国王丧失信心以及日益盛行的暴力倾向成为1952年政变的思想根源。
在传统的两根支柱丧失后，二战中新形成的政治力量却表现得更为桀骜不驯，反西方的思潮与激进的政治组织如雨后春笋一样迅速发展起来。首先，传统的激进组织进一步发展，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与青年埃及协会利用民众的愤懑，制定新的指导思想并获得了更大的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吸纳了广泛的社会福利计划，他们掌握的报纸主要面向下层劳动群众和学生，其影响力甚至超过左翼组织。青年埃及协会更名为埃及社会党，主张激进的经济与社会变革。[22]其次，一些新的激进组织开始出现。在二战结束的时候出现了“科学研究中心”、“现代教育和文化传播委员会”等文化团体，它们虽然标榜科学与现代，但实际上对西方的议会政治与西方式民主并不感兴趣。在这一思潮的指引下，一大批左翼政治组织纷纷涌现，其中最重要的是由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Free offic ers）。最后，华夫脱党自身也出现了激进的倾向，其代表人物是左翼分子阿布杜尔.法塔赫与穆罕默德.曼杜尔，他们开始脱离上层社会，向城市无产者靠拢，并要求限制土地所有权，实行国家干预。[23]
英国的镇压也使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处于一种极度的愤懑中。英国驻印度总督林利思戈（Lord Linlithgow）的单方面宣战虽然是权宜之计，却刺激了国大党（Ind ian National Congress）敏感的神经。在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等人的领导下，印度掀起了“退出印度”的不合作运动。在克里普斯（Sir Stafford Cripp s）出使失败后，林利思戈坚决镇压了国大党的抗议活动。这些事件在英国看来都是其权威的表现，不过正如罗宾逊教授所言，英国的统治离不开当地人的合作，而国大党是印度本土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组织，获得其合作是至关重要的。对印度的镇压显然不可能赢得更大的支持，国大党变得极度愤懑，而英国统筹印度资源以服务战争的措施也使印度的经济与社会处于艰难境地，并最终导致了1943年孟加拉的大饥荒，300多万孟加拉人死亡。在国大党看来，这一事件正是殖民主义罪恶滔天的证据，国大党变得更为崇尚暴力，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总督韦维尔（Viscount Wav ell）已经深刻感受到了国大党的这一倾向。
在巴勒斯坦，犹太极端势力也对英国的统治大为不满。在他们看来，斯特鲁玛号（Struma）事件是英国不配担任委任统治国的明证。[24]一些以对付英国人为主的极端组织开始大行其道，斯特恩帮（Stern Gang）与伊尔贡组织（Irgun Zvai Leumi）就是其中的两个典型。斯特恩帮是一个以杀害英国人为目标的极端组织，他们选择单身行动的英国人一个一个杀死，而他们的一位领导人后来曾经两度成为以色列的总理。[25]伊尔贡是另一个较大的极端组织，他们起初以杀害阿拉伯人为主，在斯特鲁玛号事件与英国逮捕摩西.达杨（Moshe Dayan）之后，伊尔贡开始把矛头对准了英国人。1944年3月，伊尔贡炸死了6名英国警察，1944年11月，斯特恩帮暗杀了丘吉尔的密友莫因勋爵（Lord Moyne）。
英帝国史.第八卷英帝国的终结第一章大国战略与英帝国的解体在其他的殖民地，一些更为激进的组织也开始获得影响力。在缅甸有昂山（Aung San）领导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在马来亚有陈平（Chin Peng）领导的共产党，甚至在锡兰这个相对温和的殖民地也出现了暴力因素。殖民地表现出的暴力倾向是战后英国政府必须严肃面对的。
第七，英国对非洲殖民地的干涉加深引起了广泛不满。
由于战争需要，英国政府加大了对殖民地的开发与利用。正如历史学者雷诺兹所言，二战使英帝国的资源被动员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26]东亚殖民地失守后，英国对非洲殖民地的依赖加深了。1942年3月，殖民大臣克兰伯恩子爵（Viscount Cranborne）在给非洲的一位总督的密电中指出，由于马来亚失守，非洲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多地开发殖民地的资源，特别是食物与矿物，他许诺将采取各种措施来支持各殖民地总督的工作。[27]
一方面，开发殖民地资源的政策使殖民政府更深地介入了殖民地的管理并引起了殖民地的疑惧与不满。随着法国的投降与意大利加入战争，英国加大了对殖民地资源的攫取。1942年2月，新加坡失守后，非洲殖民地的经济被进一步管制，进口受到限制，生产被限定在那些与战略物资有关的物品上。[28]执行这一政策的主要是殖民地的官员，在殖民大臣的敦促下，他们在殖民地实行管制经济，组织生产活动，实行市场垄断，执行强制的价格政策与货币管制，以及其他一些措施。这些政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物资短缺、通货膨胀，从而增加了日常生活的成本，而当地官员强征耕牛与劳工更是导致动乱与饥荒。[29]这些措施在殖民政府看来是不得已的，但殖民地人民却担心英国要把殖民地重新纳入直接统治的状态。这一疑惧推动了非洲民族主义的发展。
另一方面，开发殖民地资源的政策使英国政府更多地依靠白人定居者。在东非与中非殖民地，白人定居者的势力很大，英国政府在二战前基本在推行限制白人定居者的政策，1923年的《德文希尔宣言》（Devonshire Declaration）与1931年的《帕斯菲尔德白皮书》都是这一政策的明证。但是战争使英国政府放弃了这项政策，因为开发资源必须依靠白人定居者的资本与技术。二战中白人定居者势力发展很快，大大刺激了当地人的不安，新兴的民族主义者有了更肥沃的成长土壤。对英国政府来说，开发殖民地与依赖白人定居者当然是无奈之举，可是在之后的岁月里，英国却要为此付出代价。
英国的战时措施是理解战后非洲殖民地反抗运动迅猛发展的切入点，更何况，战后的艾德礼政府为了避免依赖美国，甚至加大了对非洲的开发。虽然英国仍然把殖民地当成是未成年的孩子，可是当“孩子”不想听话的时候，英国又能做什么呢？英国手里的筹码已经越来越少了，面对二战的冲击波，战后英国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