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体系解体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进程之一，印度的独立由于开启英帝国解体的先河对世界历史影响深远。英国主持印度独立的总督蒙巴顿勋爵（Lord Louis Mountbatten）曾经夸口说：“1947年我在印度的成就是本世纪世界历史上三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与1917年的俄国革命和1949年中国共产党上台执政一样重要。”[7]但是围绕印度殖民地的独立，学界向来存在颇多争议，其中艾德礼政府对帝国的态度和印度、巴基斯坦的分裂直至现在仍然是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等争论不休的问题。随着档案材料的公布，历史学家有必要重新思考甚至推翻原先的结论。正如历史学者布朗所言，历史学家知道得越多，旧的历史解释的确定性就越虚弱。[8]因而，以最新的档案资料为基础，并积极吸收国际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来重新探讨印巴的独立进程就是很有必要的。[9]
二战临近结束，艾德礼领导的工党以绝对优势赢得了大选，此时，工党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处理帝国问题了。作为主宰全局者，首相艾德礼是卷入印度独立的关键人物之一，艾德礼的传记作者说“他是他自己的印度事务大臣。”[10]蒙巴顿在后来给艾德礼的信中承认自己能够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正是因为首相的大力支持。[11]艾德礼的关键作用是与他对印度的深刻了解密不可分的，他可能是内阁中仅次于克里普斯的印度通。早在1927－1930年，艾德礼就作为西蒙调查团的成员深入了解印度，在战时内阁初期，他曾担任印度事务委员会的主席，不久又担任了自治领事务大臣。艾德礼是一位开明的政治家，他曾经批评战时的印度总督林利思戈是位失败主义者，说林利思戈只想维持现状而不愿谋求政治进展，英国在印度需要类似于加拿大的达勒姆（Lord Durham）那样的人物。[12]当他升任首相后，他认识到，在新的时代，为了更好地为英国利益服务，为了更好地控制英帝国，英国有必要用善意和影响力来取代武力和压迫，向英联邦的转变势在必行，他决定在印度推行他的计划。[13]克里普斯与艾德礼意见一致，克里普斯本是一位律师，他认为保持英国和四亿印度人的友谊是至关重要的，主张通过授予印度自治领的形式来换取他们的合作，也正是这一认识使他与印度国大党维持着良好的关系。财政大臣多尔顿（Hugh Dalton）也支持首相的意见。但是反对的声音也非常强大，外交大臣贝文与军方的部分代表强烈反对放弃印度。由于内阁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发表了一份含糊其辞的声明，宣布支持印度的独立事业，但是对什么时候实现独立的关键问题，却又大搞文字游戏。
在英国内阁仍然犹豫不决的时候，印度民族主义呈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发展。
首先，战后掀起了罢工**，其中不少带有政治色彩。据统计，1945年印度共发生罢工848次，参加者782192人，到1946年，第一季度发生的罢工已达426次，参加者4.26万人。罢工工人不仅提出了增加工资、安排失业人员就业、惩治投机倒把这些经济要求，而且提出了一些反英的政治口号，“英国人滚出印度”“印度独立万岁”是工人集会或游行示威中经常可以听到的口号。罢工常常发展为反英示威游行，一个工厂、一个部门的斗争常常转变为整个城市的行动。如1945年8月贝拿勒斯的工人罢工发展为工人和其他下层人民的联合示威游行，在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后，有17人被打死，2000多人被捕。印度全国工人和各界人士同声谴责警察的暴行，罢工斗争在全国范围更广泛地开展起来。[14]
其次，印度的民族主义者自觉地把印度的民族主义斗争与更大范围的民族主义斗争结合在一起，典型的表现是印度反对英印军队镇压东南亚的民族主义运动。日本投降后，英国政府调派英印军队到印度支那与印度尼西亚控制局势，镇压当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国大党、穆斯林联盟（Muslim League）、印度共产党都号召人民不服从殖民政府的命令，国大党把1945年10月25日定为“保卫东南亚日”，在这一天，印度各地纷纷举行抗议集会，要求立即撤回英印军队，穆斯林联盟与印度共产党成员也踊跃参加活动，孟买和加尔各答的码头工人则拒绝给开往印尼的船只装载粮食和弹药，这使轮船迟迟不能起航。[15]
面对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压力，此时英国的统治却显得非常脆弱。一方面，印度文官逐渐失去了控制局势的能力。印度文官被称为英国统治印度的支撑钢架，但是他们已经不再可靠。印度总督韦维尔（Lord Wavell）向英国政府报告，印度文官的数量在二战开始时就已经不足，而二战又阻碍了文官的征召，到战争结束时已经严重缺乏，而重新征召则需要一段时间。另一方面，更糟的是，许多文官都想早点退休。[16]同时，英国在东亚的失败也削弱了印度文官的威望，“钢架现在更像是板条和灰泥，但是灰泥太多而板条很少。”[17]警察是英国维持印度秩序的主要工具，此时也不堪重用。1946年，在马尔巴尔和比哈尔地区，警察发动罢工，韦维尔报告说比哈尔等地的警察力量已经严重失效，以致比哈尔总督“对自己的警察失去了信心”。[18]
最后，军队被认为是英国统治印度的最后防线，但1946年初发生在孟买等地的士兵起义证明这道防线也已经守不住了。1946年2月，一个水兵由于在墙上写下“退出印度”而被捕。第二天停泊在孟买港口的20艘船舰的全体水兵都参加了罢工，英国国旗被从桅杆上降了下来，取代它的是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旗帜。20万水兵在孟买游行，在游行中高呼“打倒英帝国主义”“印度必胜”“革命万岁”等口号。对水兵罢工的这种行为，英国认为必须采取强硬措施，2月21日，英国炮兵向舰船开炮，而罢工的船舰也都开炮还击，罢工演变为武装起义。之后，卡拉奇、加尔各答、马德拉斯等港口的印度海军，以及德里、浦那、坦纳基地的士兵、雇员都宣布支持孟买起义者，英国在印度的75艘船舰和20个炮台几乎都受到了影响。印度军队的这些行为使英国得出结论，“我们认为作为整体的印度军队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印度皇家海军和空军不可靠了”。[19]
审判国民军事件是战后英国政府与印度民族主义者的一场激烈较量，而结局表明英国只能对印度的民族主义者让步。日本投降后，参加日本一方对同盟国参战的印度国民军官兵2万多人（其中穆斯林有数千人）被遣返印度，英国决定以叛逆罪对国民军的军官进行审判。印度的民族主义者虽然也不赞成国民军的行为，但认为国民军的目的是争取印度独立，他们的爱国精神应该肯定，而公审国民军就是对印度民族主义的挑战。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在1945年9月通过决议，抗议当局的行为，还专门成立了辩护委员会为这些军官辩护，尼赫鲁也以律师的身份参与辩护。甘地在给印度总督的信中谴责了这次审讯。甘地说尽管他不主张武装斗争，但钦佩国民军的“勇敢与爱国主义精神”。[20]各党派团体纷纷举行抗议集会，中央邦在1945年10月的前半个月就举行了160次抗议集会，各地于11月5日至11日举行“印度国民军周”，11月12日又举行 “印度国民军日”。最大一次群众性集会在加尔各答德夏普里亚公园举行，估计有20万—30万人参加。各界人士还为受迫害者捐款，工会、农协、妇女协会、印度教大会都对当局提出谴责。然而，殖民当局仍不顾民族主义者的反对，对被指控军官判处重刑。为抗议殖民当局的措施，加尔各答的大学生、工人、手工业者、小商人等在1945年11月21日、1946年2月11日两次举行示威游行，罢工罢课，而两次活动都发展为与警察的暴力冲突。第一次示威有30多人被打死，200多人受伤，第二次示威有84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群众性的抗议示威由加尔各答迅速扩大到孟买、德里、米鲁特、白沙瓦等城市，在抗议活动中，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一起斗争。官方承认，中央邦和旁遮普地区的一些印度官员也反对国民军的审判，英印军队的一些士兵也参加了群众集会。最后，总督以行使特权的方法，赦免并释放了被判刑的军官，波澜才平息了下去。尼赫鲁就此发表评论说，“这是印度人民的意志和那些印度当权者的意志之间的较量，人民的意志终于获得了胜利。”[21]
面对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强大压力，印度总督韦维尔认为战后的英国不但不能再获得印度国大党的合作，而且还将面对国大党为了攫取权力将不惜使用的暴力手段。国大党领导人“对我们的最大支持不过是在政府和国大党冲突时保持中立”；印度王公虽然支持政府，但是他们能量太小。韦维尔也排除了使用军队的可能性，他认为“使用印度的军队来镇压它自己的人民将是极不明智的。”[22]韦维尔提出英国在印度只有两种选择：或者重新占领，或者马上撤出，在大规模的反抗面前，除此无他。[23]在这两个选项中，韦维尔倾向于后者，因为他注意到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矛盾开始急剧升温，印度有发生内战的危险，而英国可以依靠的力量却非常有限，韦维尔认为英国在只有责任而没有权力的时候只有加速撤退这一条途径。
财政部为代表的一方支持韦维尔撤退的主张，坚决反对他提出的第二种选择。艾德礼政府初期，英国处于破产的边缘，财政顾问凯恩斯警告英国会在财政上出现敦刻尔克式的大危机，“当我们变成另外半个世界的爪牙的时候，我们不能以自己的财力管理半个世界”。[24]严峻的财政匮乏使财政大臣多尔顿要求削减政府开支，为此不惜以辞职相要挟。克里普斯在艾德礼政府初期任贸易委员会主席，1947年11月后出任财政大臣，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他也支持从印度撤退。[25]
以外交大臣贝文为首的强硬派反对从印度撤退。贝文认为从印度撤退将变成一个庞大进程的开始，马来亚、锡兰、中东等地都将随印度的独立而脱离英帝国，对英国在非洲的统治也将造成深远的影响。贝文对韦维尔大为不满，认为韦维尔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建议艾德礼撤掉韦维尔并选择一个勇敢的人，“我们需要的不是另外一个敦刻尔克，而是一个戈登（Charles Geoge Gordon）式的将军……”[26]总参谋部的大部分军官站在贝文一边。
这一次艾德礼坚决站在财政部一边。对艾德礼来说，一方面，重新占领印度严重挑战英国的资源，另一方面，重新占领印度在战后将极为艰难。印度在二战时就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苏联无疑会抓住每一个可以利用的手段来攻击英国过时的殖民政策。罗斯福政府在战时为了维护英美的联盟才没有在印度问题上太过激进，而新上台的杜鲁门政府对英国的殖民帝国并无好感，为了笼络人心，美国极可能站在英国的对立面。这一次，温和的艾德礼决定以克里普斯等人为后盾乾纲独断，当贝文对艾德礼的决定大加指责时，艾德礼强硬地回复说请贝文拿出一个可以实现的替代方案。在艾德礼的盛怒之下，贝文退却了。
但是由此认为以下观点“英国从印度的撤退是民族主义压力结果”却又不尽全面。不管怎么说，战后的英国仍然是世界第三强国，英国不仅在第三世界有很重要的影响力，就是对欧洲，英国在战后也有重要的发言权。在许多方面，美国都需要英国的配合来解决问题，而艾德礼政府也要努力维护英国的大国地位。实际上，可以很快发现，英国从印度的撤退既有印度在帝国内价值缩水的因素，又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战略考虑的结果，英国从印度撤退，是为了更好地巩固英帝国，更好地巩固英国的大国地位。
印度价值不再是英国放弃印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汤姆林森所言，要理解英帝国的解体就应该深究英帝国的兴起，第一个需要了解的问题是：英国为什么要攫取印度？或者通俗地说，通过控制印度英国可以获得什么？[27]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能各不相同，有人认为是经济利益，有人认为是战略因素，也有人认为是满足英国贵族的统治欲，还有人认为是基督教传播西方文明的狂热，等等。对这些答案一概否认是不恰当的，每一种解释都有自己的依据。但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笔者发现军事与经济是两个最重要的因素。英国获取印度，首先是为了扩大市场与获取原料，虽然最新的经济史研究认为英国工业革命主要的推动力是英国国内需求，但是广大的殖民地市场还是有很重要的贡献，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兰开郡的棉纺织品长期以印度为原料产地与市场，而且，随着国际竞争加剧，印度对兰开郡等地棉纺织业的繁荣变得更加重要。其次，英国从统治印度中获得了巨大的军事利益。正如加拉格尔所言，印度是英帝国的撞锤，印度军队被广泛散布在英帝国的各个地区，而且其驻防费用由印度政府负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英国通过印度殖民地维持着整个英帝国。印度军队也为英国参加一战与二战做出了巨大贡献，印度在一战中为英国提供了100万人的兵力，二战中为英国提供了200万人的兵力。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印度殖民地对英国与英帝国的意义逐渐丧失。首先，印度对英国经济的贡献逐渐缩小。在印度政府通过贸易保护政策后，印度作为英国出口市场的地位大为改观（见下表）。战时任印度事务大臣的埃默里认为就经济角度而言，继续控制印度已经没有太大的价值，“印度如今的权力已经比我们能够承认的还要大了，我们把控制权交给他们并不会牺牲任何有价值的东西。”[28]
1913-1938年英国产品占印度进口的比重[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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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印度的军事价值也在缩水。在民族主义者的压力下，殖民政府不得不缩减军队、降低防务开支，民族主义者也反对由印度出资维持印度军队在海外的驻防，英国政府最终与印度殖民政府达成妥协：印度以外的驻军费用由所在地或者英国承担。[30]这项协定使英国在二战中不得不支付巨大的费用（见下表）。同时，英国继续使用印度军队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除非得到印度政府的同意，英国不再能够随意征调印度军队。
最后，印度本身的防务价值在战后下降，在英国的主要防务任务中，战略家虽然也承认印度的价值，但是印度并不是英国防务的重点，而只是战略辅助地区。[31]
1939-19 45年印度的防务开支[32]
因此，英国战略重点的转移促成了英国从南亚的撤退。正如哈耶姆所言，战后的艾德礼政府主要面临两大任务：恢复经济与遏制苏联。[33]这两个目标都削弱了印度的价值。第一，英国恢复经济的任务使英国的重点从印度转移到非洲。在恢复经济的过程中，非洲成为英国开发的重点，印度的价值大为下降，所以从经济角度而言，英国继续控制印度已无多大裨益。财政部以非洲为支点制定了宏伟的经济开发计划，印度失去了往昔的荣耀。第二，英国的全球防务战略转向使中东成为重点地区。在一战与二战中，利用印度对付中欧大国是英国的基本策略，但是二战之后，印度不但不再是利器，反而成为一种拖累。正如韦维尔所言，随着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冲突，印度有陷入内战的危险，如果继续统治印度，英国将不得不承担维持秩序的重任，这将消耗大量的资源，对战后虚弱的艾德礼政府来说，这一耗费尤其难以承受。作为统管全局者，艾德礼认为英国如果试图继续统治印度，将不得不对付印度人的游击战争，英国的全球防务战略将受到严重影响。[34]在艾德礼政府期间，军界影响力之大在英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虽然起初一些军官也附和贝文反对从印度撤退，但是军方很快就做出了新的决定，他们支持从印度撤退，因为在他们拟定的防务政策中，防务的主要敌人是苏联，而中东才是防务的重点，印度在防务上的重要性下降，它只是防务的辅助地区。[35]对英国政府而言，与其把精力放在价值大为缩水的印度，不如从印度尽快撤退，集中精力来经营中东与非洲殖民地，尽力为英国的大国战略服务。同时，英国也希望用撤退来换取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好感，实现英帝国向英联邦的转变。因此，英国决定把印度独立作为筹码来换取实实在在的利益。
英国希望按照自己的战略来塑造印度。首先，为了军事的需要维护一个统一的印度。英国内阁认为英国应该把权力移交给一个稳重的、统一的印度政府，而且权力移交应该有补充性的“安全防务安排”。[36]军方报告，统一的印度才不会给苏联以可乘之机[37]，在其后的时间内，英国内阁也认为统一的印度才能让人相信英国仍然可以主导印度的独立进程，穆斯林联盟提出的分裂方案当然就被否决。其次，艾德礼希望把独立后的印度羁留在英联邦之内，这样才能巩固英联邦的地位，才能更好地为英国的大国战略服务。这两大目标的出发点是，艾德礼政府认为英国仍然有能力控制印度局势。正是这一思维使内阁胸有成竹地设计了一套印度独立的计划，首先通过选举成立一个立法会，然后由立法会制定独立宪法，在此之后，英国再移交权力。也正是这一思维使艾德礼政府斥责韦维尔的方案，称其是逃跑计划，认为撤换韦维尔就可以解决印度问题。但印度的局势很快证明英国的想法太天真了。
韦维尔意识到内阁并不知道印度局面的复杂性、紧迫性，他提醒内阁，印度的局势可能比想象的更糟糕。印度的局势印证了韦维尔的判断。在孟加拉和海得拉巴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孟加拉的农民运动更是有500万人卷入其中。在运动中，农民攻击地主、高利贷者的宅院，开仓取粮。在收到韦维尔的警告后，艾德礼决定派出时任贸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普斯、印度事务大臣劳伦斯（Lord Frederick Pethick-Lawrence）和国防大臣亚历山大组成的内阁使团出访印度并寻求解决方案，劳伦斯明确宣称：内阁使团的主要任务是“光荣与名誉地移交权力”。[38]虽然内阁对局势仍然抱着乐观的态度，认为权力的移交可以“平稳而有效地进行”，但是内阁使团对印度是否会留在英联邦还是有一定的怀疑，“我们认为印度留在英联邦是有利的，但是它是自由的实体，我们不会违背你们的意愿强迫你们留在里面”。[39]
内阁使团抵达印度后，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内会见了472个大大小小的政界要人（主要是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的政治家）。其后内阁使团提出五个选择方案：英国尽速撤离；在1947年1月撤离，使印度人有时间做准备；把印度提交给联合国；用武力维持对印度的统治；在印度南部与中部移交权力，然后在穆斯林占多数的东北与西北地区继续统治。[40]英国政府很快排除了继续统治的方案，因为继续统治印度会要求英国增派军队，这就要从帝国其他更重要的地区缩减军队部署，并且会激起国内与国际社会声讨的浪潮。但是艾德礼政府也反对无条件撤离的想法，因为无条件撤离将使印度出现混乱甚至是内战，国内与国际社会会把它看作是“与大国地位不符的逃之夭夭的政策”，是英国权力衰落的证明，而英国声望的下降，又会严重影响英国在中东与其他地区的殖民统治，也会危及对抗苏联的战略安排。因而，英国应该全力避免溜之大吉的耻辱政策。[41]英国政府要求内阁使团努力维护印度的统一，[42]因为分裂的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它会撕破英国有计划撤退的面纱，另一方面，从防务的观点来看，这样不利于稳定印度并防止苏联渗透。[43]这些考虑说明，英国仍然认为自己可以主导印度独立的进程。
为了维护统一，内阁使团设计出一个“三层饼”式的政治结构：印度的11个省作为基层；由其自由组合，成为中层；中层再让渡一部分权力形成中央政府。[44]根据内阁使团的方案，中层将成为印度政治的中心，而中央政府只是一个松散的联邦，它既没有财权，其军权也受到很大限制。在内阁使团的劝说下，穆斯林联盟领袖真纳（Mohammad Ali Jinnah）放弃了独立要求而接受这一方案，但是国大党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在这一方案中，穆斯林获得了太大的权力。于是，内阁使团的方案失败了。使团的失败反映了印度的主要矛盾发生转变，此前，印度的主要矛盾是印度民族主义者和英国殖民统治者之间的矛盾；现在，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之间的矛盾却成为主要矛盾。[45]
在1945年11月的中央立法会议与1946年春的省立法会议大选中，虽然国大党获胜，但对穆斯林联盟而言也是重大的胜利。在中央立法会议选举中，它获得了穆斯林选区选票的86.6%，在省立法会议的选举中，它获得的票数占穆斯林选区总票数的74%，[46]这使它成为穆斯林利益的代表，是在印度仅次于国大党的第二大政党。真纳认为维护穆斯林利益的最好手段是建立巴基斯坦国，但是既然英国不赞成，取代的办法就是给穆斯林以足够的自治权，让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平起平坐。[47]按照穆斯林联盟的要求，只有建立松散的联邦制，才能维护印度的统一。国大党则持相反的立场，强大的中央政府是它孜孜以求的理想，为此它甚至虚构了一个“印度母亲”的形象来整合印度人的归属感。[48]强大的中央政府能加快印度的工业化，能恢复印度昔日的荣耀。而实际上，国大党是想确立它在中央政府的独大地位，成为新独立的印度的天然主人。当然，这正是真纳所深为恐惧的。
内阁使团的失败使艾德礼心急如焚。多尔顿提议加紧撤退，“我很清楚我们不能依靠武力统治印度，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给他们管理自己事务的自由，即使这样做的代价是不幸的印度内战”。[49]劳伦斯也支持加速撤退，“从军事的观点上说，我们不再有足够的资源来反对这些受挫的民族主义者，而他们将会控制更多的人”。[50]1946年秋，印度的情况持续恶化，民族矛盾变得更加难以调和，10月，东孟加拉爆发大规模的民族屠杀，11月，比哈尔地区暴乱导致5000人丧生。英国在民族冲突面前无能为力，“那些犯有暴力罪的人被释放、并被当作公众英雄，执行公务的官员则被公众所唾弃。”[51]韦维尔要求加速撤退，他说行政机构已经崩溃了，尼赫鲁准备反抗英国，“我们必须有破产计划”。[52]内阁也逐渐认识到，只承担责任而没有相应的权力只能恶化英国的处境，英国必须尽快做出决定。1946年12月，内阁准备了一份声明，称英国到1948年3月31日将完成权力移交，如果立法会议不能代表整个印度，英国将把权力移交给各个地方的代表。[53]内阁觉得只有这样才能顺利从印度脱身，英国政府的乐观情绪开始转变为焦虑。
对工党艾德礼政府在印度的撤退计划，丘吉尔称之为“逃之夭夭”。[54]贝文也承认政府在印度的政策是不名誉的行为，“看起来除了逃之夭夭外无可形容，既无尊严，也无计划”[55]。艾德礼显然被这样的指责激怒了，他对贝文说，如果他反对，请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来。[56]从现实的角度出发，艾德礼觉得英国最好的选择就是从印度撤退，因为英国的统治依赖于印度的合作者，但是印度合作者的忠诚度开始下降，而且英国也不可能再派出大量军队来增援印度，除了撤退没有其他办法。艾德礼进退两难，他虽然准备撤出印度，却不想留下一个被赶走的印象，也不准备让帝国瓦解，“从印度撤退，不要显得是我们虚弱而被迫如此，也不能是帝国瓦解的第一步”。[57]他对贝文的不理解深感烦恼，不过贝文对艾德礼还是敬重的，在艾德礼发怒之后，贝文保持了沉默。
但是，艾德礼还是同意了贝文撤换韦维尔的建议。艾德礼一方面感觉韦维尔缺乏必要的政治手腕，另一方面感觉韦维尔是一个“失败主义者”。[58]他认为无序撤退将导致混乱，并“在英联邦中引发恐慌”，“在我国和自治领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应，对我们的国际地位产生严重后果”。[59]艾德礼决定以蒙巴顿将军代替韦维尔，这样，蒙巴顿成为英国在印度的最后一任总督。
蒙巴顿具有皇室血统，是二战后期盟军在东南亚战区的最高负责人，许多人认为他在印度完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蒙巴顿虽然宣称自己在印度执行的是不偏不倚的公正角色，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与国大党领袖的关系不同寻常。他自己后来解释说，如果得罪国大党，他就无法控制印度的局势而保证权力顺利交接。[60]不管什么原因，他与尼赫鲁私交很好，而不喜欢真纳。[61]受到艾德礼邀请时，他一度表现得非常谨慎。他清楚赴印度的使命不仅要面对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抵制，而且也会受到英国内阁的掣肘。但最终他被艾德礼说服，决定接受这一任务，不过也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在印度执行任务时不能受到内阁的无端干预；第二，英国政府应该就印度的独立确定一个时间表。艾德礼答应了蒙巴顿的条件，实际上，确定时间表的政策与艾德礼的计划是一致的。英国在1946年底就已经有意要确定时间表，政府很快就宣布1948年6月为英国移交权力的最后时间。艾德礼政府认为确定时间表可以向印度各方表明英国是真心准备离开的，这样可以迫使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搁置争吵，从而有利于英国从印度撤退。[62]但同时，时间表政策也表明英国手上的筹码并不多[63]，这个筹码能够起作用吗？
1947年3月22日，蒙巴顿抵达印度。印度的局面比他想象的更糟糕，而英国能做的事情并不多，正如他的助手伊斯梅勋爵（Lord Ismay）所言，“我们已经失去了主动权，我们也丧失了所有的权威，玩偶中的木屑一点点地用完……如果你手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恐吓别人，你也就不能虚张声势了。”[64]不过也不能忽视英国的有利条件，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争吵，使英国可以在两者之间巧妙周旋，而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刺激了印度的政治精英，他们决定争取一个现实的、也是妥协的方案，这对英国的权力移交就有帮助。[65]
起初，蒙巴顿仍然希望维护印度统一，因而敦促印巴领导人“接受内阁使团的计划”。[66]但是国大党对这一方案并不满意，强烈要求组建强大的中央政府。国大党的态度刺激了真纳，真纳更坚定地要求独立的巴基斯坦。真纳明白在英国人的战略中，国大党的印度而非穆斯林联盟的巴基斯坦更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自己并没有优势。可是如果没有英国的支持，或者如果英国和国大党合作，穆斯林联盟就会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上，所以他不得不向英国保证：即使巴基斯坦建国，也会留在英联邦。但是他又必须为穆斯林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因此，他一方面尽力为穆斯林争取权益，另一方面又谨慎行事，避免惹恼英国。因为万一英国甩手不管了，印度必然落入以国大党为代表的印度教徒之手，所以，他一直表示愿意继续谈判。
国大党逐渐明白如果要把穆斯林联盟留在印度，强大中央政府的主张就不能实现，而与穆斯林联盟无休止的争吵也会使自己党内出现更激进的势力，而如果国大党出现分歧，印度势必分裂。在国大党中地位仅次于尼赫鲁的帕特尔（Sardar Val labhbhai Patel）开始接受分治主张，后来连甘地也接受了这个方案。正如国大党后来所解释的，“你必须把它切掉，如果你保留它，整个身体都会坏掉”。[67]不过国大党希望把巴基斯坦缩小到不能再缩小的地步[68]，如果最终无法生存，那就最好，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小小的巴基斯坦会重新回到印度的怀抱。
由于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都不支持内阁使团的方案，统一印度的计划陷入僵局，民族冲突则逐渐加剧。[69]对英国人来说，统一的印度当然不错，可是国大党坚持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支持国大党就必然遭到穆斯林的反对，甚至要引发内战。[70]但同时，英国也承受不起得罪穆斯林的后果，因为一旦得罪印度的穆斯林，就必然会激怒中东的穆斯林，这将严重危及英国在中东的统治。[71]蒙巴顿认识到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之间的冲突是无法调和的，为了体面地撤出印度，“唯一的选择就是分治”。[72]为了防止内战，蒙巴顿把独立的时间提前到1947年8月15日。
一旦各方同意分治，独立就变得相对容易了。剩下的任务是分割政府、军队、领土和财产。蒙巴顿并没有做到不偏不倚，他干预了拉德克里夫（Sir Cyril Radc liffe）划分印巴边界引起的争议，并采取了有利于印度的解决办法。结果是，独立后的巴基斯坦远不是真纳所设想的包括六大省的大巴基斯坦，而仅包括穆斯林占多数的几个区，在人口数量上包含印度穆斯林人口的五分之三。[73]
为了稳定印度，避免巴尔干化，蒙巴顿抛弃了其他政治势力，各土邦必须在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做出选择，锡克人的努力徒劳无功，“贱民”也被丢在一边。正如戴高乐眼中的英国人——“忘恩负义的阿尔比恩人”把旧日的朋友出卖了。[74]
最初，军方希望在印度独立后继续控制印度的军队，为此英国应该留下来帮助重建印度的军队。[75]但是正如蒙巴顿所指出的，“虽然真纳希望我们留下来，但不过是为了利用我们”，“而尼赫鲁是希望我们走得越快越好”，并且留下来有卷入民族冲突的危险，几步之内就是戕害妇女儿童生命的行为，英国军队如何能够坐视不理？因此，“英国军队离开这个国家越快越好”[76]。在蒙巴顿的建议下，英国撤出了所有的军队，也放弃了对印度军队的控制。
英国维护印度统一的目标是彻底失败了，但是把印度留在英联邦的目标似乎是成功了，独立后的两个国家都决定留在英联邦内，蒙巴顿更是认为印度加入英联邦是上天“提供给英帝国的最大机会”。[77]英国政府对这样的情形还是满意的，内阁对蒙巴顿取得的进展表示祝贺。[78]艾德礼觉得“虽然我很怀疑事情是否会很顺利，因为印度领导者对行政管理并无多少了解。但是至少我们体面地退出了，而不是如一段时间以来看起来那样，要被不名誉地赶出来”[79]。
但是印巴留在英联邦也并非如蒙巴顿所言那样成功，印巴加入英联邦更多的是利益考虑的结果。巴基斯坦独立后，真纳拒绝了由蒙巴顿担任巴基斯坦总督的主张。不过，真纳非常清楚巴基斯坦必须得到英国的支持，最起码英国不能站在印度一边，所以真纳遵守诺言，仍然使巴基斯坦留在了英联邦，并许诺在巴基斯坦给英国提供军事基地，随后也参加了由英国牵头创建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出任总理。尼赫鲁的本意是彻底消除印度的殖民地性质，因而印度没有必要留在英联邦。印度独立后将大力推动工业化，在国际事务中将超脱于美苏的冷战格局，努力成为新兴国家，甚至是第三世界的领导人。可是巴基斯坦留在英联邦，谁能保证在印巴冲突发生时，英国不会站在英联邦盟友一边反对印度呢？独立后的印度也需要英国的经济、特别是资金的援助，因此尼赫鲁觉得印度最好暂时留在英联邦。但是，正如尼赫鲁在1947年8月题为“命运的约会”演讲中所说到的：新国家意味着新开始。[80]其后不久，印度宣布成为共和国。基于上述考虑，印度以共和国的身份加入英联邦。[81]
不过，一个共和国留在以英王为首脑的英联邦内岂不是很奇怪？英国外交部反对印度加入英联邦。外交部认为，尼赫鲁的不结盟和反殖民主义立场都表明他试图获得亚洲领导权并要排除西方影响，这些都影响了英国的对抗共产主义的原则，也危害英联邦的团结。[82]军方对印度加入英联邦也不感兴趣，但认为英印友好对遏制苏联十分重要。[83]艾德礼与克里普斯有着不同看法：与占世界几乎五分之一人口的印度维持友好关系至关重要。在律师沃克的帮助下，艾德礼顶住了各种压力，让印度共和国留在英联邦。[84]英国的态度赢得了印度与巴基斯坦民族主义者的好感，在印度独立后，印度仍然与英国维持着比较友好的关系，而巴基斯坦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是英国的战略伙伴。
围绕英国从印度撤退这一历史事件，西方学术界得出许多似是而非的结论。例如，许多人以印度为例，认为艾德礼政府是英国非殖民化的推动者。这一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在与贝文的争论中，艾德礼清楚地表明自己“不是失败主义者而是一个现实主义者”[85]，从印度退却主要是不得已，“环境逼迫我在印度问题上采取积极措施”[86]。为了恢复英国经济，他支持财政部开发非洲的计划，支持非洲取代印度成为英帝国中心。如内阁报告所言，印度独立并不会是英帝国解体的第一步。
自从杜德提出印巴分治是英国有意削弱印度的观点后，一时应者如云。但这一观点的最大问题是，他认为印度独立的主导权在英国而不是印度手中。实际上，正如本书所言，印巴分治不是英国政策的结果，而是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矛盾的产物。相反，印巴分治对英国人而言是一种失败，它破坏了维持一支统一的印度军队的计划，也削弱了英国的防务力量。印巴之间的战争把英国的无奈展现无遗，克什米尔问题也成为英帝国解体中的永久伤痕。事实是，印巴分治没有受益者。巴基斯坦的出现对印度来说是巨大的失败，它不仅分裂了印度，而且使印度不得不长期面对印巴冲突。国大党在同意巴基斯坦建国的时候仍然抱有幻想，希望巴基斯坦在不久的将来可以与印度合并。克什米尔成为消耗资源的无底洞，也成为尼赫鲁充当第三世界领导人的一大障碍。表面看来，真纳和穆斯林联盟是分治的受益者，可是一方面，新诞生的巴基斯坦远不是真纳所设想的那个大巴基斯坦，为了大巴基斯坦的梦想，巴基斯坦卷入了和印度长期的边界冲突；另一方面，独立后不久真纳去世，军人集团很快掌握政权，此后文官集团和军人集团的轮番执政成为巴基斯坦政局不稳的特点。[87]
但无论如何，印巴独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对亚洲其他殖民地的独立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很大程度上，缅甸、锡兰、马来亚的独立是印巴独立的延伸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