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在埃及的政策与其军事与政治考虑有关。为了加强对苏联的遏制，英国决定坚守苏伊士运河基地。在埃及民族主义潮流汹涌澎湃之时，英国仍然把自己的战略考量放在首位，这使它对埃及的政治变化反应迟钝。可以说，在英帝国解体过程中，英国在埃及的顽固不化及由此导致的灾难是密不可分的。
二战后，英国很快确立了继续统治苏伊士运河区的方针。1945年3月，在内阁会议上，作为代首相的艾德礼指出，如果英国要继续留在苏伊士运河区并维持在中东的独占地位，代价将是高昂的。他问道：既然苏伊士运河是一条国际水道并让全世界得益，为什么要让英国独自承担防卫的代价呢？为什么不让其他国家，例如美国也来承担这一代价？他建议重新考虑英国在中东的战略问题。[41]艾登反对艾德礼的提议，认为埃及与苏伊士运河是英国中东防务的核心，其防务地位对“英帝国而言是生死攸关的”。[42]这一争论直到二战终结也没有结束，英国继续保持在苏伊士运河区的军事力量。二战结束之时，苏伊士运河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基地，它包括10个空军基地、40个驻营区。苏联的态度则进一步刺激了英国的战略安排，斯大林在战争结束时，要求在达达尼尔海峡拥有自己的军事基地。在1945年的伦敦外长会议上，英国认为斯大林的要求如果实现，苏联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势力将会大增并最终威胁到自己的利益，因而英国坚定支持土耳其。[43]英国也反对以苏联承认英国在中东与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势力范围为条件而接受苏联在东欧拥有独占地位，因为把英国从欧洲排除出去是与英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符的。为了增加对付苏联的筹码，英国政府希望维持自己在中东的独占优势。[44]
对英国战略发起的最大挑战是埃及的民族主义者。战后埃及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日益高涨。1945年7月，埃及的民族主义代表华夫脱党向英国驻埃及大使基勒恩勋爵（Lord Killearn）提出讨论埃及地位的要求。9月，埃及又发表声明要求修订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而新条约的基础应该是英国从埃及撤军以及埃及获得对苏丹的主权。
面对民族主义者的压力，英国却顽固地决定继续维持殖民统治。英国在中东的官员格里格（Sir E.Grigg，Lord Altrincham）很快向艾德礼政府提出解决埃及问题的建议。他一方面坚持英国必须维护在埃及的地位，认为没有埃及的势力范围，英国将无法生存，另一方面，他指出英国必须改变原来的统治方式，缩减和平时期在埃及的军事力量。[45]贝文支持格里格的观点，认为维持英国在中东的权力与威望对英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军方站在贝文一边，他们坚持撤军必须有替代的防务安排，而完全撤出埃及驻军是不可想象的。[46]基勒恩勋爵基于自己的政治偏见反对与华夫脱党谈判，他非常鄙视埃及的政治领袖，认为这些人并不代表埃及人民，因此不应该与之谈判。
英国的顽固态度激起了埃及民众的极大不满，反英浪潮一浪高过一浪。1946年2月，在埃及政府庆祝法鲁克国王诞辰的时候，爱兹哈尔大学的学生带头罢课、绝食，其后，开罗大学的学生也走上街头，各大、中学学校的学生很快组成了“埃及学生联合委员会”。2月8日，开罗的学生举行集会，要求英国撤军。2月9日，数千名学生再次示威，提出“英国军队滚出埃及！”“反对和英国谈判！”等口号。当学生队伍游行到阿拔斯大桥时，遭到英国军警的镇压，伤亡超过50人。[47]
英国镇压学生运动在政治上只能激化埃及人的反英斗争。阿拔斯惨案后，反英运动迅速向全国蔓延，埃及各大城市相继举行示威，抗议英军暴行。工人与学生组成了“工人学生联合会”，号召全国人民在2月21日举行总罢工、总罢市，“让我们高高举起民族的旗帜！让我们牢固团结在一起——工人、学生、商人、公职人员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洗净奴役的耻辱！”[48]2月21日，开罗10万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呼“让埃及真正独立！”“英军滚出埃及！”等口号。当游行队伍到达伊斯梅尔广场时，英军再次镇压，23人被打死，数百人受伤。“工人学生联合会”再次号召举行全国总罢工、总罢课，对英国的暴行表示抗议，对死难者表示悼念。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各团体一致响应这个号召，示威和罢工的浪潮席卷全国。3月4日，开罗数十万人走上街头，途经英国海军驻地时，愤怒的群众登上屋顶，扯下英国国旗，把它撕得粉碎。而英国军警则开枪回击。事件中又有28人死亡，342人受伤。[49]
事实证明，镇压不但不能稳固英国的统治，反而使埃及人更加憎恨英国。一部分官员开始认识到英国必须对埃及做出让步。英国新任驻埃及大使斯坦斯盖特勋爵（Lord Stansgate）认为英国撤军是无法避免的，英国应该大方地答应埃及的要求，从而保存其他利益，“内阁必须认识到，对这一底线的替代条约将使埃及联合起来仇视我们，而整个阿拉伯世界将会站在他们一边。”[50]英国军方的态度也开始改变，他们认为只要中东的防务安排到位，英国可以以撤军为条件与埃及达成和解。[51]
但是英埃谈判很快就失败了。根据防务委员会的建议，英国内阁表示英国要在5年之内从埃及撤出所有军队。但是英国的撤军是有条件的，它要求在发生与英国有关的战争时，英国可以重新使用苏伊士运河基地。埃及首相西德吉反对英国的谈判条件。首先，长达5年的撤军时间是不可容忍的；其次，英国如果要在战时使用苏伊士运河区的军事设施，只能建立在英埃互相友好的非正式基础上而不是正式立约。英国外交部与军方拒绝接受西德吉的主张，贝文更是在战时使用苏伊士运河基地这一条款（“第二条款”）上态度强硬。贝文说，一旦英国在伊拉克与伊朗的利益遭到威胁，使用埃及的基地是必不可少的，这一条款是原则问题，英国不能妥协。[52]埃及国王法鲁克建议埃及在该条款问题上做出一定让步，但是他提出埃及对苏丹的主权要求。贝文曾经一度准备以苏丹为条件换取埃及在“第二条款”上的让步[53]，但在埃及民众反英的压力之下，西德吉拒绝让步，同时又认为埃及必须获得对苏丹的主权。贝文因而拒绝了埃及对苏丹主权的要求，贝文坚持说，在涉及苏丹前途的问题上，英埃必须与苏丹人进行商讨。实际上，贝文认为，由于英埃关系不确定，加强英国对苏丹的控制显得更为重要，如果英国放弃了苏伊士运河基地，苏丹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替代选择。[54]
英埃谈判的失败加强了英国强硬派的声音。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萨金特（Sir Orme Sargent）认为，埃及政府觉得英国已经衰落，所以总是提出一些过分要求，因而，英国应该采取一种更加强硬的政策来显示英国的力量并警告埃及不可轻视英帝国。他建议按照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来加强英国的条约权利。[55]贝文也建议内阁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并退回到1936年条约所规定的特权地位。[56]军方认为在面临战争威胁的时候，防卫中东的关键在于迅速动员英国在埃及的军队并能在基地采取有效行动，因此，英国在和平时期需要在埃及有一个核心的军事基地。[57]
下面两个因素强化了英国的这一态度。
首先，中东局势的变化提升了苏伊士运河基地的地位。由于英美战略分歧，英国在巴勒斯坦面临着犹太人的暴力活动，这些暴力活动牵制了大量的英国军队，严重影响了英国的全球战略，英国政府最终宣布在1948年5月撤出巴勒斯坦。英国在战后本来也占据着意大利在北非的殖民地昔兰尼加，但是在当地民族主义者的反抗之下，英国在昔兰尼加的处境也不再稳固。巴勒斯坦与昔兰尼加的困境无疑让英国的战略家们认识到英国应该千方百计地控制埃及的基地。1947年，英国迫于财政困难不得不把希腊与土耳其的防务责任交给美国，但英国“瘦身”是为了更好地守护中东地区的其他据点。贝文认为，邀请美国涉入中东局势不过是为了让美国提供英国缺乏的经济与军事资源，中东仍然主要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只有展示英国对埃及等殖民地的控制，英国才能使美国确信援助英国是有利可图的。[58]这样，笔者发现，英国战略家们的悲哀在于他们仅仅根据地图进行算计，而没有考虑到这些计划能不能得到当地人的支持。
其次，英国政府的顽固态度也与英国希望维持在中东的威望有关。贝文认为，埃及觉得英国正处于衰落阶段，因此想利用这种衰落。正因为如此，贝文把维持英国的威望作为更加重要的任务。他坚持“第二条款”，不仅因为它的战略价值，而且也因为它是一个关乎帝国威望的原则问题。在苏丹问题上，他认为把苏丹交给埃及是不名誉的，会削弱英国的威望。贝文想让埃及明白是英国而非埃及才是一锤定音者，“千万不能让埃及政府觉得英国政府在根据埃及的方式行事”[59]。艾德礼认为实力决定政策的制定，贝文却认为威望不仅是实力的衍生物，相反，威望在许多时候对实力起促进作用。基于同样的考虑，他反对美国在中东扩大势力，认为只有维持英国的大国地位才能赢得美国的尊重。贝文的继任者莫里森延续了贝文的观点，不允许埃及践踏英国的威望。
强硬派得势使埃及的局面继续恶化，英国与埃及处于全面冲突之中。1951年7月，英国外交大臣莫里森在下院发表声明，表示英国将继续留在苏伊士运河区。埃及人对此怒不可遏，从1951年8月初开始，埃及人民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与罢工，坚决要求英国军队撤出埃及。在民众的压力下，埃及政府在10月10日单方面宣布废除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和1899年英埃共管苏丹协定。而英国政府也决定坚持己见，英国外交部发言人称，英国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维持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区的驻军。10月17日，英国驻军在“保障安全”的借口下，占领了埃及的一些城市和战略据点，包括塞得港、伊斯梅利亚和阿格鲁伯要塞。英军还控制了开罗与苏伊士运河区之间的铁路交通，不久，英军又侵占了从开罗到运河区的许多战略据点。埃及人民坚决抵抗，在苏伊士运河区，6万工人宣布罢工，拒绝为殖民者服务，整个运河区的交通和日常工作全部陷入瘫痪。在开罗、亚历山大、塞得港、伊斯梅利亚等地，埃及人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全国各地都展开了抵制英货的运动。同时，埃及的抗英斗争向暴力方向发展，开罗的约一万名大中学生要求组织抗英“国民警卫队”，5000人加入政府的“解放军团”“志愿解放营”等武装组织。10月28日，埃及国务会议通过总动员令，征召所有18-50岁的埃及男子入伍。全民斗争使英国人狼狈不堪，游击战更使英军处于被动状态。一名英军士兵回忆说，“埃及游击队的零星活动有效地捆住了我们的手脚，他们几乎使我们变成了走不出营房的俘虏。太寂寞无聊了。我们的一位军士长说，除却食物稍好且能按时供应外，我们的处境与他在德国俘虏营中的情形没什么两样”[60]。
对遍及埃及全国的反英斗争，英国强硬派不肯退让，仍然采取过时的镇压政策。英军先是把埃及的阿卜都村炸平，之后，英军又围剿了伊斯梅利亚的游击队，50多名埃及人被打死，100多人被打伤。
在纳哈斯宣布废除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不到一个月后，英国保守党赢得大选，丘吉尔再次担任首相，艾登担任外交大臣。丘吉尔政府的帝国政策表现得更为大胆，并且丘吉尔的个人魅力对英美的合作也有不少裨益。在伊朗，丘吉尔决定报复摩萨台对英伊石油公司采取的国有化政策，他很快与美国政府联合制定了对付摩萨台的方案：颠覆伊朗政权。在美国的配合下，英国得以成功，虽然其结果是美国在更大程度上卷入了伊朗内部政治，英国丧失了独霸伊朗的特权，但英国毕竟清除了摩萨台这个政治对手。
在埃及问题上，丘吉尔同样态度坚定。埃默里曾经讽刺丘吉尔是一个鲁莽的帝国主义者，但由于这一鲁莽的帝国主义把英帝国与荣誉联系在一起，丘吉尔在英帝国问题上也更为顽固，任何破坏英帝国荣誉的政策都是被排斥的，任何对英帝国的挑衅都必须给予迎头痛击。对埃及政府的挑衅姿态，丘吉尔要求采取强硬政策，这种强硬态度由于其种族主义倾向而更加顽固，他称埃及人是“低劣的野蛮人”。[61]他对艾登的温和态度也很不满，“如果……你在暴力面前准备投降，在威胁和困扰中准备撤出军队，这将在英国公众中引起深刻反感。”[62]他认为英国应该通过恫吓的方式迫使埃及接受英国的条件。[63]
艾登持有一种不同的态度。虽然他也轻蔑地指责纳哈斯单方面废除1936年的条约是卑劣的行径，但作为一位精明的外交家，他很快认识到埃及民族主义的巨大力量，认为英国必须采取一种现实主义的选择。而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得罪埃及的民族主义者，因为英国在中东的利益将日益依靠与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协议而不是部署军队，英国必须把冲突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程度。[64]面对英国强硬派的压力，艾登争论说，英国或者可以得到最好的协议，或者承担无法忍受的代价。既然“我们不再能够不顾人力、财力、国际善意的后果而把我们的意志强加于埃及头上”，那么英国就必须与埃及进行谈判，英国必须做出让步。[65]
这一次，军方令人惊奇地站在艾登一边，支持与埃及达成协议。英国在中东的司令部早就指出，为了有效地使用埃及的基地，英国必须获得埃及政府的支持。[66]帝国总参谋长斯利姆（Sir William Slim）认识到只有获得埃及的合作，英国才能有效地利用基地，而为了得到埃及的合作，英国必须在和平时期撤出驻在埃及的军队。总参谋部最后同意军方不再在谈判时设置一些埃及无法接受的附加条款。[67]
美国的反应最终改变了丘吉尔的态度。作为一位务实的政治家，丘吉尔清楚英国的帝国政策必须建立在美国的支持之上。他给艾森豪威尔写信说：“我亲爱的朋友，无疑我们寻求或者需要你们的军事、物资和金融的支持……我们应该向独裁者显示我们有一致的计划。”[68]艾森豪威尔在和自己的同僚商量后认为，美国支持英国的强硬政策会使埃及向苏联靠拢，因而拒绝了丘吉尔的请求。他回信说，如果美国和英国站在一起反对埃及政府，这给世人的印象就是英美联合起来给埃及下最后通牒。[69]由于得不到美国的支持，丘吉尔在无奈之下只能默认了艾登的谈判策略。
但是，终结英国殖民统治的革命性因素却来自埃及局势的发展。正如上文所言，英国在埃及的统治与三支柱形的权力结构紧密相连，英国、埃及国王、华夫脱党之间的权力制衡构成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基础。但是这一结构正在崩溃。
从战争结束后，埃及的局势就向左发展，强调暴力反抗的民族主义激进派取得了更大的吸引力。不管是埃及国王，还是华夫脱党，都是埃及上层阶级的代表，他们并不善于从下层人民获得更大的支持，实际上，他们在许多时候反而在限制下层民众参与政治。埃及的经济在战后面临严峻的压力，通货膨胀更使下层民众在生存的边缘徘徊。埃及民众连续不断的抗议活动一方面是对英国的反抗，另一方面也是埃及民众对政府无能的一种不满。由于国王与华夫脱党不善于从下层寻求支持者，这一政治空白区域很快为其他势力提供了土壤。一些极端派如穆斯林兄弟会从这片土壤中获取了丰厚的养分，巴勒斯坦的分治使其成员大规模增加，而埃及战后的社会困难更便利了他们的成长。穆斯林兄弟会想把埃及改造成为一个纯粹的伊斯兰国家，他们既痛恨法鲁克国王的奢侈腐化，也反对华夫脱党与英国进行谈判，刺杀诺克拉什正是这种立场的表达。自由军官组织（Free Officers）是另一个实力强大的组织，它创建于1939年，其成员大部分是青年军官，在战后迅速发展。1948年的巴勒斯坦战争加剧了埃及士兵与军官的不满情绪，自由军官组织秘密印发传单，揭露腐败无能的军人上层集团，要求将叛徒交给法庭审判，并主张清洗军队，进行军事改革。这些传单在军队中广泛流传，人们竞相传阅。到1951年，自由军官组织的能量开始显现出来，他们提名纳吉布（Mohammed Neguib）将军为陆军军官俱乐部主席的候选人，反对法鲁克国王提名的候选人。选举结果是纳吉布获得276票，而其他三个竞选对手共得58票。这一事件表明自由军官组织在军队内部比国王拥有更大的影响力。[70]
在这些迅速崛起的政治势力面前，华夫脱党的影响力却在逐渐衰退。华夫脱党是在英国的刺刀保护下上台执政的，在一个反英浪潮席卷全国的氛围中，华夫脱党也日益遭到埃及人的唾弃。而腐败更成为华夫脱党衰落的催化剂。作为华夫脱党的首领，纳哈斯不仅面临着外界的压力，甚至他的妻子与党内同僚都在公开指责他腐败。不久，华夫脱党的总书记奥贝伊德（Makram Ebeid）离开华夫脱党。内部分裂削弱了华夫脱党的影响力。
在华夫脱党这根支柱断裂之时，国王的地位也开始受到挑战。埃及民族主义者不仅把矛头指向英国，而且也越来越不满以法鲁克国王为首的埃及政府。在1946年2月的抗议活动中，埃及人不仅喊出了反对英国的口号，而且提出了“打倒法鲁克！”的口号。第一次阿以战争以阿拉伯国家的失败告终，不少埃及人认为埃及的惨败乃是封建王室的腐败无能所致。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开始对国王政府失去信心，“除了赶走英国人之外，自由军官组织还必须献身于推翻或至少是彻底改革埃及政府的整个体制”。[71]
开罗纵火案更是彻底暴露了国王的地位形同虚设。1952年1月26日，为抗议英军对埃及民族主义者的镇压，开罗举行50万人的示威大游行，一些极端派采取了大规模的纵火活动。而在这样的大事件面前，法鲁克领导的政府却持一种麻木不仁的态度，英国由于担心埃及民族主义者的反抗，也不敢派兵前来处理事件。他们的不作为使这次事件造成极大的破坏性，开罗市中心区的大旅馆、大商店、大银行、俱乐部等相继发生大火，首都变成一片火海。在大火中，不仅有英国人与其他外国人被烧死，一些埃及人也葬身火海。如果国王主导的政府无法处理社会矛盾，无法维持秩序，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于是，在1952年7月23日，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国王与华夫脱党领导下的政府被推翻，纳吉布将军被挑选出来担任政府首脑，而纳赛尔领导的“革命指导委员会”掌握着实际权力。这样，第二根支柱也断了。
纳吉布担任革命政府的首脑为英埃谈判提供了机会。纳吉布具有苏丹人的血统，他相信自己可以在苏丹取得自治地位后劝服苏丹承认埃及的主权，因而放弃了埃及对苏丹的主权要求。这就搬去了在英国与埃及民族主义者谈判之间长期存在的一块绊脚石。英国政府很快抓住了这个机会，根据英美联合评估机构的分析，英国政府认为埃及的革命政府是值得支持的。[72]艾登也认为革命政府为英埃关系的改善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而为了达成协议，英国需要继续让步，不能使用100年前的旧办法来继续维持对埃及的控制。因为若还在使用旧办法一方面超出了英国的能力，另一方面将影响英国在中东的整个防务体系。[73]艾登的建议得到英国战略家的支持，他们认为英国与其把精力耗费在无休无止的争吵之中，不如通过有限让步来获取埃及民族主义者的支持，这样可能使埃及政府愿意支持英国的防务计划。[74]丘吉尔起初也对革命政府抱有好感，认为如果能达成防卫中东的替代协议，英国可以从埃及撤军。[75]1954年，在艾登的努力下，他与纳赛尔就苏伊士运河问题达成协议：英国军队将于20个月内撤出苏伊士运河区，但是，当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或者土耳其遭到外部势力的威胁时，英国可以重新使用苏伊士运河区的军事设施。这样，1954年签订的条约结束了英国与埃及长期的主权争执，埃及获得了对苏伊士运河区的主权。
实际上，促使艾登与埃及达成协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埃及战略地位的变化。
首先，英国的防务重点已逐渐从中东向欧洲转移。1948年，蒙哥马利元帅对艾德礼政府的防务政策提出质疑，要求英国加强在欧洲的防务力量。英国内阁也逐渐认识到西欧对保卫英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76]外交部还认识到，要维持独立于美苏之外的第三极势力，英国有必要和西欧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盟关系。布鲁塞尔条约与西欧联盟都是这一新思维的表现。在这种新的防务思想出台后，英国在中东与欧洲的防务出现了争夺资源的情况。为了避免西欧施加压力，军方认为英国不应该把自己在中东的战略轰炸机基地情况告诉盟友，也不应该把英国准备部署的兵力告知盟友，其主要原因是英国在中东花费的资源太多了。[77]但1 949年英国加入北约后，英国对欧洲承担了更多的防务义务，美国与西欧各国要求英国清晰地告知英国准备把多少资源用来保卫欧洲。在美欧的压力下，英国开始把更多的资源向欧洲倾斜。同时，丘吉尔政府逐渐把核战略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与这一战略相应的调整是，英国的常规部队开始缩减，英国不再有足够的兵力到全球布防。新的防务政策日益挑战中东在英国防务布局中的战略地位，中东对英国的重要性开始减退。
其次，苏伊士运河基地的价值开始下降。军方坚守埃及的一个主要理由是以此为基地可以对苏联展开空袭从而威慑或者破坏苏联的战争能力。但是英国越来越认识到，以埃及为基地不可能对苏联构成重大威胁。到1948年底，英国总参谋部指出英美战略轰炸机力量是如此之小，无法有效防卫自己并减缓苏联向中东挺进。[78]同时，英国的轰炸机作战半径太小，也无法实施这样的轰炸任务。埃及的军事设施也不适于新型轰炸机执行任务，埃及虽然有5个机场，但其中任何一个的跑道长度都不足以支持英国刚从美国获得的战略轰炸机起飞与降落。1948年10月，埃及政府拒绝为扩建阿布苏韦尔空军基地的跑道提供物资，虽然后来跑道扩建勉强得以完成，但是英国却不得不承担更多的代价。此外，随着苏联军事力量增长，埃及本身也变得越来越脆弱。当苏联成功试爆原子弹后，英国在埃及的防务已经日益成为苏联攻击的靶子，苏联有能力“在一击之下就可以摧毁英国在中东的主要目标”。[79]
最后，英美在中东防务上的分歧也削弱了埃及的价值。英国防卫中东的一个前提是，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站在英国一边作战。但是随着美国逐步卷入中东，美国越来越不信任英国在中东的防务战略。1949年，美国制定了新的全球战略，在这一新的战略中，陆军的声音占了上风。美国陆军对防卫中东不感兴趣，因为在他们看来，中东航道是非常危险的。他们建议集中资源建设西班牙南部的基地，要求把更多的资源向欧洲倾斜。这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在世界战争初期向中东派出军队的计划。此外，土耳其也更多地向美国的战略靠拢而不愿配合英国的防务安排。[80]在失去美国的支持后，英国很快认识到自己无法实现在中东的目标。其后，英美继续在中东防务计划上争吵不休，美国指责英国过度强调中东特别是埃及的地位，而忽视了全球战略的整体性。
不管对丘吉尔也好，对艾登也好，1954年签订的条约远不是英国从中东撤退的标志。英国仍然控制着塞浦路斯、亚丁这些重要的战略基地，约旦与伊拉克仍然是英国的战略盟友。对艾登来说，与纳赛尔友好解决苏伊士运河问题是为了获得民族主义者的好感，最终实现自己的中东战略。英国人认为，纳赛尔通过条约获得的威望将有助于其巩固地位，然后纳赛尔会致力于国内的现代化建设，而埃及在经济上的虚弱迫使埃及必须依赖于英美的经济援助，埃及最终将与英美保持友好关系，埃及最终也会加入英美主导的防务体系。[81]
正如上文所言，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开始，埃及的战略地位逐渐下降，整个中东的防务地位也在下降。那么，又是什么因素使英国政府顽固地抓住中东不放呢？
事实上，随着中东防务地位的削弱，英国政府越来越把中东的防务当作一种工具，当作维护英国的权威、维持英国大国地位的政治工具。正是这一政治目的使英国与埃及的关系继续恶化，也使英国逐渐偏离美国的冷战布局，最终招致了苏伊士运河事件的耻辱。
在达成1954年条约后，艾登很快把注意力放到了构建其他的中东防务体系上。在英国的支持下，1955年，伊拉克与土耳其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签订了互助合作条约，即《巴格达条约》，虽然担心引起纳赛尔的反对，英国最终还是决定加入以该条约为基础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对英国来说，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有重要的利益：巴格达条约组织既是英国对抗苏联的工具，又能巩固英国在伊拉克的防务利益，还可以向波斯湾地区的酋长国展示英国保护他们的能力。
美国越来越不耐烦英国在中东的防务计划。1953年5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访问了中东与北非。他最大的印象是这一地区的反英倾向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正是这一印象促使杜勒斯敦促英国在英埃谈判中做出更大的让步。杜勒斯的访问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它使美国认识到自己在中东必须与英国保持距离，并要发展自己独立的防务政策，而新的防务安排应该排除埃及的中心地位，把中东防务战略建立在新的基础上。长期以来，美国的战略思想家乔治.麦吉（George Mcghee）关于美国在中东应该支持英国的观点占据统治地位，现在，杜勒斯开始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杜勒斯认为，虽然美国为了西方联盟的团结应该支持英国，但美国的支持应该是有限度的，美国不应该支持英国那些不受欢迎且过时的政策，而英国这些过时的政策主要表现在中东。为了在中东对抗苏联集团，美国必须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因为英国在埃及与中东地区已经不再适合胜任领导的位置。根据杜勒斯的提议，美国决定在中东建立以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为核心的防务体系，在这一防务体系中，埃及被搁到了一边。[82]
美国的压力刺激了英国的顽固态度。在中东，英国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万一英国的战略被美国抛弃，英国在中东将失去自己的特殊地位，英国将完全变成一个欧洲国家，而这种地区性的二流国家正是英国各届政府千方百计予以避免的。为了巩固在中东的地位，英国在签订1954年英埃条约后，继续建立以英国为核心的中东防务体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巴格达条约》正是英国对抗美国压力的工具。从这一时刻开始，中东防务的战略意义已经不再重要，它成了维护英国权威、维持英国大国地位的手段。[83]因而，虽然美国敦促英国放弃旧有的防务体系并逐步对美国的防务政策让步，英国却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建立巴格达条约组织。
在英美的分歧日益扩大之时，英国与埃及的关系也在急剧恶化。英国对纳赛尔的如意算盘打空了。1954年签订的条约并没有有效地巩固纳赛尔的地位，使之放弃对苏丹的主权，长达20个月的撤离时间，这都很难让人相信1954年的条约对埃及是一种胜利。条约签订后不久，穆斯林兄弟会向纳赛尔射出了8颗子弹，纳赛尔差点丧命。其后，纳赛尔虽然取缔了穆斯林兄弟会并绞杀了其首脑人物，但是他感觉到了埃及民众中的不满。他认识到埃及必须与英国保持距离甚至持一种斗争态度，自己才更有利于增加威信，只有把埃及塑造成为阿拉伯世界反殖民主义的旗手，自己的地位才能真正巩固。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纳赛尔首先坚持埃及防务的独立性。纳赛尔认为《巴格达条约》是英国企图恢复因撤出苏伊士运河区而做出的替代战略安排，因而坚决反对。以开罗为中心的“阿拉伯之声”电台不停地向阿拉伯世界宣传同一个声音：任何西方的防务体系都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殖民主义，是西方列强削弱阿拉伯世界的阴谋，而阿拉伯世界的分裂正是阿拉伯人在阿以战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同时，纳赛尔联合哈什米家族的对手——沙特阿拉伯共同抵制伊拉克在中东的扩张。在纳赛尔的努力下，英国的中东防务体系根本无法成功，叙利亚、黎巴嫩，甚至英国的传统盟友约旦都没有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叙利亚甚至加入了埃及的防务体系。在埃及的支持下，约旦爆发了内乱，也没有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与此同时，纳赛尔尽力提升埃及在中东的地位。1955年3月2日，埃叙两国公布了统一军事指挥权的协定。3月6日，埃及、阿曼和沙特阿拉伯发表声明，提议签订“阿拉伯共同防御与经济合作条约”，3天后，也门也声明支持这一协定。纳赛尔领导下的反对西方军事联盟的阿拉伯阵营形成了。[84]
在经济与其他问题上，纳赛尔也与英国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矛盾。纳赛尔希望完成埃及经济的现代化，希望以经济独立来巩固政治独立。阿斯旺水坝计划就是这一想法的体现。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程项目之一，它将改变埃及的经济，使大片荒芜的地区适于耕种，并防止尼罗河河水泛滥。纳赛尔最初希望从西方获得经济援助来建设阿斯旺水坝，可是英美的援助有许多附带条件，纳赛尔对此非常不满。纳赛尔的其他行为也让英美疑虑重重。1955年4月，纳赛尔不顾英美反对，毅然出席万隆会议，并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同年，以色列军队对埃及在加沙地带的军事阵地发动攻击，造成38人死亡，31人受伤。这次袭击使纳赛尔感到埃及必须要迅速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在西方拒绝提供武器的情况下，纳赛尔决心借助苏联集团的力量。9月27日，纳赛尔宣布埃及通过捷克同苏联做成价值2.5亿美元的军火交易，这一行动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东地区的军火垄断。
这些事件使英国越来越不信任纳赛尔。1956年1月，英国政府得出结论，纳赛尔领导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正在彻底清除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85]1956年3月1日，约旦国王侯赛因解除了格拉布爵士（John Bagot Glubb）对阿拉伯军团的领导权。艾登认为这是纳赛尔的阴谋，艾登的私人秘书沙克伯格（Evelyn Shuckburgh）记录了艾登已经准备动武的想法，“他把我拉到一边说，他正在严肃地考虑重占苏伊士运河来反击解除格拉布爵士领导权对我们威望的冲击。”[86]英国现在决定撤销对埃及的经济援助。美国也越来越不满意纳赛尔的态度，在英国的劝说下，美国也答应采取同样的撤援行动。
撤销经济援助一方面会使正在建设的阿斯旺水坝项目搁浅，另一方面，这也是对纳赛尔声望的沉重打击。纳赛尔准备回击。1956年7月26日，纳赛尔宣布埃及政府对苏伊士运河实行国有化。
英国内阁认为，这一事件是关乎英国作为大国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英国必须采取军事行动，如果有必要，英国将独自行动，因为如果对纳赛尔的挑衅无动于衷，英国的中东盟友将对英国彻底失望并与英国离心离德，英国在中东的威望将**然无存。[87]英国在表面上敷衍美国表示不会动武，但是在背地里，英国与法国、以色列密谋入侵埃及，并计划推翻纳赛尔政权。10月29日，以色列军队侵入埃及，英法很快以调停为名轰炸了埃及的空军基地，英法联军的伞兵部队与海军陆战队则登陆埃及，英国再次控制了苏伊士运河区，其占领计划似乎马上就要成功了。但是问题很快出现，入侵埃及的直接结果是英国的石油供应出现问题，英镑的地位也岌岌可危。正如麦克米伦对内阁的报告所言，如果继续进行战争，美国的援助是必不可少的。[88]
但是美国的反应让艾登意想不到。美国政府严厉敦促英、法、以无条件撤军。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英国背着自己采取军事行动非常生气，他迅速给艾登打电话：“安东尼，你是不是疯了？你欺骗了我。”[89]实际上，美国的态度有更深层的原因：英国一直不愿意完全屈从于美国的冷战布局，艾登一直希望以英帝国与英联邦为基础把英国确立为美苏之外的第三极势力。在艾登陷入困境之时，美国正好可以敲打一下英国。同时，美国一直希望在中东确立对苏联的优势，而这一次正好可以以反殖民主义为名争取阿拉伯世界的好感。正如杜勒斯所言，英法的军事行动只能为苏联打开中东的大门，也会使阿拉伯世界对西方持有敌意。[90]艾森豪威尔认为支持英法是很不明智的，“如果我们支持英法的代价是失去整个阿拉伯世界，我们怎么可能去支持他们？”[91]基于战略的考虑，美国拒绝为英国提供石油，也不肯解救英国的英镑危机。
英法的入侵也招致了苏联的反对，赫鲁晓夫威胁要使用核武器对付侵略者。这样，在联合国，美苏这两个水火不容的超级大国第一次协调立场，而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则以联合国为舞台攻击英法过时的殖民政策。在英国国内，艾登原先的支持者也开始转变立场。在给法国总理的信中，艾登坦言了自己的困境，“我不能坚持了。我正在被所有人抛弃。我的忠实的同事纳丁已辞去国务大臣的职务，我不再能依靠保守党内的举党一致。坎特伯雷大主教、教会牧师、石油商，每一个人都在反对我！”[92]首相艾登现在完全是孤家寡人了，而现代政治中的孤家寡人意味着穷途末路。艾登被迫退让，英法军队无条件地退出了苏伊士运河区。
苏伊士运河事件严重削弱了英国的威望，英国在中东的地位摇摇欲坠。约旦宣布废除与英国的协议，两年后，英国在伊拉克的忠实盟友努里首相被推翻，约旦也只是在英国的军事保护下才得以保全。到50年代末，英国在中东的势力范围已经被压缩到亚丁与波斯湾地区。
苏伊士运河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又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它的直接后果是英国在埃及的势力彻底瓦解。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它标志着英国追求超越冷战格局、维持独立于美苏作为世界第三极势力的失败。苏伊士运河事件之后，英国开始屈从于美国的冷战布局。苏伊士运河事件说明，在二战后的新时代，不是英国，而是美国或者苏联说了算。英国外强中干的面目被揭穿，英国的殖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