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对维持英帝国防务体系的强烈追求致使它在埃及受辱，在一个战争威胁没有完全消失的时代，英国觉得殖民政策应该服从于帝国防务的需要，这使它完全背离了时代的潮流。同样的思想也出现在塞浦路斯、亚丁等地。
对军方来说，放弃那些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区是不可想象的，塞浦路斯正是这样的一个地区。[93]同时，塞浦路斯在英国对抗共产主义力量的布局中也具有重要意义，塞浦路斯是“当前全球意识形态争斗中一个脆弱的突出部分”。[94]殖民部的一些官员认为，为了更好地维持对塞浦路斯的统治，英国应该推动塞浦路斯的政治发展，“一个自治的塞浦路斯……会为维持英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做出有益的贡献”[95]。外交部的一些官员也主张对塞浦路斯采取及时的让步。[96]但是贝文反对塞浦路斯的政治发展，认为最明智的办法是不讨论塞浦路斯问题。贝文的看法得到军方的支持，“应该采取强硬的态度来维持英国对塞浦路斯的主权”[97]。
对塞浦路斯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这种态度是不可接受的。他们认为英国应该在塞浦路斯推动政治发展，在这一要求的背后，是东正教民族主义者渴望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的诉求。
英国拒绝接受民族主义者关于成立大希腊的想法。塞浦路斯总督温斯特（Lord Winster）把“大希腊”这样的政治理想称为幼稚的“塞浦路斯麻疹病”，负责中东事务的殖民部官员费希尔（Mary Fisher）对此使用了几乎能够找到的所有侮辱性词汇，艾德礼也认为塞浦路斯民族主义者的想法是“泡沫而不是潮流”。[98]英国的这种态度是英国战略考虑后的结果。一方面，希腊正处于不确定状态，共产党在希腊的势力很大，一个与塞浦路斯合并的大希腊有倒向苏联的危险。另一方面，如果塞浦路斯民族主义者的理想实现，它会在英国的其他殖民地及占领地区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中国香港、直布罗陀、伯利兹等地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1947年，英国授予马耳他内部自治的权利。塞浦路斯共产党声称塞浦路斯也应该获得同样的地位。为了抚慰民族主义者中的温和派，英国殖民部建议内阁为塞浦路斯制定更加自由的宪法，允许塞浦路斯人参与内部事务管理，同时给予总督以很大的权力，这样既能够满足塞浦路斯人的自治要求，也能够保证英国的防务利益。艾德礼却否决了这一建议，认为这一建议在印度已经试行过，但是并没有效果，“它包含双头政治的所有缺陷，这一缺陷使不负责任的批评大行其道”[99]。内阁最后提供了一套替代方案，主张给予当地政府以更大的权力，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与咨询性的执行委员会对总督负责。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一方案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它可以“确保我们的战略利益”。[100]
但是这一方案在塞浦路斯的反响并不好。除土耳其裔塞浦路斯人接受外，大希腊主义者与希腊共产党都不接受。1948年8月，塞浦路斯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英国政府决定搁置该方案。
英国随后任命强硬派怀特（Sir Arthur Wright）为新的塞浦路斯总督。怀特于1923-1943年在塞浦路斯工作，对塞浦路斯的情况非常了解。他建议英国对塞浦路斯的抵制态度采取强硬政策，并要求伦敦授予自己处理塞浦路斯问题的巨大权力。殖民部官员认为怀特的政策不会有结果，但是外交部支持怀特，力主内阁授予怀特大权。英国内阁则认为首先应该让军方评估塞浦路斯的战略价值。1950年6月，军方提交了评估报告，认为塞浦路斯的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军方同时指出，由于冷战的加剧，英国必须考虑盟友土耳其的态度，如果处理塞浦路斯问题失当，英国可能失去土耳其，甚至导致土耳其进入苏联的怀抱，这对西方盟国来说将是“灾难性的”。[101]
军方报告使那些对塞浦路斯采取强硬态度的观点占据上风，怀特被授权对塞浦路斯采取强硬政策，殖民部所能做的不过是尽量不让英国公众与国际社会知道塞浦路斯的真实情况而已。
1951年保守党上台后，英国仍然拒绝对塞浦路斯民族主义者的大希腊计划做出让步。1953年，在希腊休养的艾登斩钉截铁地告诉希腊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塞浦路斯问题，他甚至讽刺说希腊应该收复纽约，因为纽约的希腊人比塞浦路斯的希腊人还要多。[102]1954年7月，殖民部官员霍普金森（Henry Hopkinson）在公开演讲中表明了相同的立场，他指出：“由于一些特殊状况，英联邦中的某些地区永远也不可能获得完全自治的地位。”[103]
保守党政府为什么在塞浦路斯问题上表现得如此顽固？第一，塞浦路斯的战略价值对英国来说是有增无减。英国与埃及关系的恶化使苏伊士运河基地的变数很大，塞浦路斯很快被当作替代战略据点，1955年，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区的统帅部迁到了塞浦路斯。第二，希腊共产党势力强大，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后有可能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我们必须防止在一个更加重要的地区出现另一个英属圭亚那”[104]。第三，土耳其因素在英国政府的考虑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占总人口的近20%。作为英国在中东的盟友，土耳其反对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认为一个近在咫尺的大希腊政权是对土耳其的严重威胁。为了获得盟友的合作与支持，英国必须照顾土耳其的意愿。[105]第四，就艾登而言，他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的政策已经引起保守党右派的严重抗议，为了抚慰这些右派，艾登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立场表现得非常强硬。
英国的态度首先激怒了希腊，现在希腊被迫把自己与塞浦路斯的独立事业绑在了一起。在霍普金森讲话后不久，希腊政府把塞浦路斯问题提交到了联合国。英国的顽固态度也激怒了塞浦路斯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变得越来越桀骜不驯。1952年7月，塞浦路斯希腊东正教大主教马卡里奥斯（Archbishop Makarios）开始担任革命委员会主席，他很快任命一名叫格里瓦斯（George Grivas）的军人担任委员会的军事负责人。格里瓦斯认为要在塞浦路斯赢得胜利，唯一的办法是进行军事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在希腊本土唤起民众，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并最终使英国人从塞浦路斯撤退。在格里瓦斯的领导下，塞浦路斯的反英斗争向武装暴力方向发展。
面对联合国与塞浦路斯民族主义者的反对，丘吉尔主张实行“强硬但务实的政策”。[106]殖民大臣博伊德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为塞浦路斯提出新的宪法构想：在新的立法会议中，以选举的多数取代任命的多数。但是，博伊德不同意完全由选举成员组成立法会议，艾登也拒绝讨论塞浦路斯的主权问题。[107]塞浦路斯的自决权也被否决了，因为，“英国应该避免对希腊倾斜太多以致疏远土耳其，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108]。在1956年的拉德克里夫计划中，英国仍然坚持控制塞浦路斯的外交、防务事宜。
英国的态度导致塞浦路斯发生大规模的暴力活动。1955年4月，在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支持下，格里瓦斯宣布了“第一份革命宣言”，[109]塞浦路斯的反英武装斗争组织“埃奥卡”（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Cyprus Fighters，简称EOKA）全面启动。在武装斗争的背后，是绝大部分希腊族塞浦路斯人的强大支持。
面对塞浦路斯的暴力活动，英国派出帝国总参谋长哈丁（Sir John Harding）担任塞浦路斯总督。哈丁上任后不久，就把镇压“埃奥卡”列为政府的中心任务。由于怀疑大主教与“埃奥卡”有关，马卡里奥斯被放逐到了遥远的塞舌尔群岛。但是，放逐马卡里奥斯反而使极端派格里瓦斯可以更加放开手脚来对付英国人。“埃奥卡”把袭击对象从士兵、警察和希腊族塞浦路斯“叛徒”扩大到了英国平民。到麦克米伦政府时期，“埃奥卡”的暴力活动使英国不堪其扰。1957年6月，处理殖民问题的核心机构内阁殖民政策委员会（Cabinet Colonial Policy Committee）[110]得出结论，英国应该从塞浦路斯目前的“可憎状态与高昂代价”中解脱出来。[111]
实际上，英国的这一转变有深刻的原因。第一，苏伊士运河事件发生后，英国的防务计划发生改变，麦克米伦政府决定放弃维持大规模的常规部队而追求廉价的核武器，现役军人从70万左右缩减到了37.5万人。[112]新的防务政策也使英国不必要完全保有对塞浦路斯的主权，英国只要在塞浦路斯拥有两个空军基地就足够了。第二，“埃奥卡”的暴力活动使塞浦路斯成为一个国际问题，英国既面临着塞浦路斯的暴力斗争，在国际上也因为实行过时的殖民统治而遭到谴责。第三，随着1955年土耳其卷入塞浦路斯问题，塞浦路斯的局面越来越具有不可控的爆炸性，塞浦路斯希腊族与土耳其族有爆发内战的危险，而英国可能卷入其中。[113]
麦克米伦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他上台不久，就取消了对马卡里奥斯的放逐，同时任命自由派政治人物休.富特爵士（Sir Hugh Foot）取代哈丁的总督职位。富特很快提出建议，英国应该在塞浦路斯推行内部自治政策，在经过7年的过渡期后，英国应该给塞浦路斯以自决的权利。但是麦克米伦认为这一计划影响了英国与土耳其的关系，而随着英国的忠实盟友努里（Nuri-al-Said）首相在伊拉克的垮台，土耳其在英国中东防务战略上的地位更加重要。麦克米伦的方案是计划邀请希腊、土耳其共同参与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1959年2月，在苏黎世会议上，希腊放弃了与塞浦路斯合并的要求，土耳其则放弃了分裂塞浦路斯的计划。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也逐渐认识到妥协的必要性，1958年9月，马卡里奥斯最终同意了英国对塞浦路斯的处理意见，也放弃了大希腊的理想。
1960年8月16日，塞浦路斯独立，新国家实行某种形式的联邦制，由希腊族人担任总统，土耳其族人担任副总统，在内阁中，土耳其族人也获得了与其人口比重不成比例的特权，希腊族官员与土耳其族官员的比例为7∶3。塞浦路斯的独立由英国、希腊、土耳其联合进行担保，而英国则继续保留对塞浦路斯两个军事基地的所有权。
这一妥协方案为塞浦路斯的民族冲突埋下一个当量巨大的定时炸弹。独立后不到三年，塞浦路斯就爆发了内战。1974年，土耳其军队应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的要求入侵塞浦路斯，造成了塞浦路斯事实上的分裂。
塞浦路斯的苦果是英国人为的产物。英国为了自身战略的需要，顽固反对塞浦路斯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在形势的压力下，英国仍然根据自己的战略需要处理塞浦路斯问题，更多地照顾了土耳其的愿望并把土耳其引入塞浦路斯事务，这是塞浦路斯分裂的重要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英国必须为塞浦路斯的分裂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