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和西班牙的关系，从都铎朝初期开启王室联姻，到亨利八世后期与西班牙交恶，再到玛丽女王与菲利普王子缔结秦晋之好，直至16世纪80年代双方发生海上决战，可谓起伏不定，一波三折。这一个世纪英西关系的发展走势，生动地体现了大国博弈、盛衰转换的过程，而弗朗西斯·德雷克的一生，可以说是这个过程的见证。
弗朗西斯·德雷克出生于德文郡一个自耕农家庭。他的父亲埃德蒙（Edmund Drake）是个信奉新教的农夫，后来成为传教士。玛丽女王继位后复辟天主教，迫害新教徒，埃德蒙被迫举家外迁，逃到了东部的肯特郡。埃德蒙有12个孩子，弗朗西斯是家中的长子。由于家境贫寒，弗朗西斯从13岁起就到海上谋生，在一条往来于北海各港口的近海小船上当学徒，后来又做了船长。照罗斯教授的话说，虽然“德雷克是个穷教士的儿子，他父亲是个西部的乡下人”[64]，但他本人却是他所生活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产物。寒门出生，新教信仰，还有文艺复兴和原始积累这个时代的背景，都对弗朗西斯·德雷克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像许多普通的英国人一样，既信奉新教，又受到英吉利民族主义的强烈吸引。16世纪60年代，德雷克追随其表兄约翰·霍金斯，从事贩卖非洲奴隶的“三角贸易”。1566年，受霍金斯的委派，他担任远征加勒比行动的副指挥，协助率领一支舰队，前往非洲西海岸和西印度群岛开展奴隶贸易；第二年，他又担任“朱迪思”号船长，随霍金斯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贩奴活动。虽然这次的活动使德雷克蒙受了经济损失，他却因此而赢得了最初的名声。对于伊丽莎白时期的海上政策，德雷克颇感欣慰，他对海上冒险的巨大热情被激发了出来。他说过，如果女王授予他特许状，他将会闯入那个充满**的太平洋，并在某处为女王统治的王国寻找某个适宜建立殖民地的地方。1572年，他如愿获得伊丽莎白颁发的特许状，随后率领73名船员前往西印度，劫掠了西班牙运输金银的宝船。[65]在这次行动中，他看到西班牙人在加勒比地区的巨大财富，可惜还没有来得及抢劫，就遭到西班牙人的反击，他本人也受了伤。1573年春天，他依靠当地逃亡黑奴的帮助，在巴拿马地峡几次伏击西班牙的骡马运输队，并虏掠了价值数以万计的财富。正是在巴拿马地峡的一个山岭上，德雷克第一次看到了一望无际的太平洋。[66]由此，他萌生了一个强烈愿望，就是希望有一天能“驾驶一艘英国船到这个海域航行”，打破西班牙人对财富的垄断。
德雷克并不是冒险进入西属美洲殖民地“禁区”的唯一英国人。在伦敦的西班牙使节们抱怨说，获得霍金斯支持的许多海盗船，经常驶向西属加勒比地区，袭击城市，抢劫货物，劫掠运输财物的船只。1574年，布里斯托尔商人约翰·诺布尔（John Noble）驾驶一条小船，上面载有28人，冒险驶往加勒比海地区，除两个孩子因被送到单层甲板船上而幸存外，其余人都被西班牙人杀死。1574—1575年，吉尔伯特·霍斯利（Gilbert Horsley）突袭了巴拿马和尼加拉瓜（Nicaragua）沿岸的西班牙船只，在获得可观的收益后即逃回英国。1576年，布里斯托尔商人安德鲁·巴克（Andrew Barker）因所谓“异端罪”受到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指控，他在加那利群岛的一艘运输船及货物被没收。[67]为了报复西班牙人，巴克到加勒比海地区抢劫，不过他的船只因风暴而倾覆，变节者掳走了他的赃物，西班牙人砍下了他的头颅。这一类事情不胜枚举，德雷克的行动只是其中之一，英西两国的积怨已经太深了，而海洋和财富是双方冲突的核心。
1577年12月，德雷克率领三艘海盗船和两艘补给船，共计160多人，离开普利茅斯港，踏上了远征美洲的漫漫长途。他的冒险活动不但获得了西部民间团体的帮助，也得到伊丽莎白及其重要廷臣罗伯特·达德利、国务秘书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海军大臣威廉·哈顿（William Hatton）以及约翰·霍金斯等人的有力支持，正如威廉森教授所说：“这好像是一件国家大事，尽管能够找到借口，正如霍金斯当初到西印度的远征一样。”[68]此次远征的目的是去发现新的土地和新的贸易，并使之归于都铎王室。在这种意义上，德雷克的冒险从一开始就带有官方性质，而不是简单的私人行为。由于海风向南吹，船队朝着南美方向行驶，结果驶入了著名的麦哲伦海峡。经过16天的奋战，船队在德雷克的指挥下终于穿过水道曲折、风大浪急的海峡，这是自麦哲伦半个多世纪前穿越这个海峡以来第一次有人再次穿越。由于西班牙人一直都把这里视为天险畏途，因此没有作任何的防御准备。当德雷克的船队出现在南美洲智利海岸时，西班牙人以为是天降神兵，感到十分惊恐。德雷克沿途袭击了西属殖民地的许多港口，抢劫了西班牙的船只，随后船折向北驶，来到北美太平洋沿岸现在的旧金山（San Francisco）附近，进行停泊休整，并以“新阿尔比恩”（New Albion）的名义[69]，将加利福尼亚置于英国名下。
德雷克无意中完成了环球航行，这是令人始料未及的。1580年他返回英国时，立刻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70]，被誉为“英国最著名及最成功的海盗”。[71]无论如何，德雷克以海盗式的冒险完成了环球航行的惊世壮举，在英国殖民扩张史乃至世界航海史上，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第一个环球航行的英国人，德雷克为世人所瞩目。对西班牙人来说他是个海盗，对英国人而言他则是个英雄。西班牙著名诗人、剧作家洛佩·德·维加（Lope de Vega）还以骑士式的夸张，赞颂德雷克是唯一在一次航行中看到南北两极的人。长期以来，英国有关殖民方向的讨论，一向赞成通过北方航线去探寻可能到达东方的新航路，但是当所有其他尝试都失败、被证明行不通时，德雷克的航行却开辟了一个新方向。在跨越太平洋的航途中，他曾与特纳特苏丹国（Ternate Sultanante）[72]订立口头协议，获得了经营东方香料贸易的权利，而这个权利是由葡萄牙人垄断的。伊丽莎白和她的枢密院把这一点视为德雷克航行的最大成果之一，正是在这一次冒险中，英国人开始把目光转向东印度，并企图将其殖民势力向东方渗透。“玫瑰玛丽”号船长爱德华·芬顿（EdwardFenton）[73]后来接到命令，要他留下一个代理人，到中国去学习当地的语言，了解那里的人民。德雷克的环球航行表明，以英国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国家正在打破葡萄牙、西班牙的老牌殖民主义霸权秩序，而建立新的世界格局。
德雷克成功地抢劫了西班牙的船只和美洲殖民地，带回了大约60多万镑的财富，将其中25.4万镑献给了他的保护人和主要投资者伊丽莎白女王，并使所有投资人获得了47倍的利润回报，[74]这当然震动了整个英国。从官方立场看，由于英国与西班牙表面上还维持着和平的关系，伊丽莎白不得不故作姿态，就德雷克的海盗行为表示道歉。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1581年新年到来的那一天，女王头戴王冠，王冠上镶嵌的正是德雷克劫掠来的五颗光彩夺目的绿宝石。当年4月4日，女王前往德特福德码头，亲自登上德雷克的旗舰“金鹿”（Golden Hind）[75]号，并用开玩笑的口吻对德雷克说，她带来一把镀金的宝剑，不是用来砍他的脑袋，而是授予德雷克骑士称号。[76]可以看出，她已经向菲利普二世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英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惧怕与西班牙人进行一场公开的战争。
从1580年德雷克环球航行归来，到1588年的海上大决战，英西之间又维持了几年名义上的和平。其间，又有许多人追随德雷克，到浩瀚的太平洋中作探险航行。1586—1588年，萨福克的托马斯·卡文迪什（Thomas Cavendish）抢劫了太平洋沿岸的西班牙港口和船只，其中包括满载货物的“圣安娜”号（Santa Anna）大帆船，其后他步德雷克后尘，从好望角返航，成为第二个作环球航行的英国人。在途经圣赫勒拿岛（St.Helena）[77]时，卡文迪什成为第一个在此登陆的英国人。在1588年9月回到普利茅斯前，他听到了有关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人击溃的消息，两国的决战终于发生了。
英国人不仅一再袭击西属美洲殖民地，而且与菲利普二世的欧洲属地尼德兰缔结条约（1585年10月）。根据条约，伊丽莎白的宠臣莱斯特伯爵出兵弗拉辛（Flushing），帮助尼德兰人反抗西班牙，阻止交战中的西班牙人占领尼德兰。这支仅有7000人的军队可谓“杯水车薪”，但他们却是“促成菲利普二世向英国开战的关键因素”。[78]当然，菲利普早就想派军队入侵不列颠，他认为，如果不制服新教女王伊丽莎白，他就永无安宁之日，其理由有三：其一，不可调和的宗教矛盾。自从伊丽莎白继位以来，她已把英国变成一个完全的新教国家，而在卫护天主教方面，西班牙人却有着“比对抗土耳其的十字军更加高涨的热情”。[79]其二，日益加剧的外交矛盾。英国对尼德兰革命的干预，阻碍了西班牙重新征服尼德兰的计划，这表明英国已成为西班牙推行欧洲大陆扩张政策的最大障碍。其三，无法避免的海上冲突。英国海盗在海洋上恣意行为，显然受到了女王政府的纵容和庇护，西班牙人认为这从根本上危害到了它的海外帝国的利益和安全。除了这些理由，还有两个因素也促使菲利普下决心惩罚英国人，一方面对于菲利普的求婚，伊丽莎白一直态度暧昧，将其婚事变成了巧妙娴熟的婚姻外交，难怪传记作家斯特莱切说，伊丽莎白好多年“把她那神秘的机体变成了让欧洲的命运挂在上面旋转的枢轴”。[80]甚至直到战争爆发时，英国还与西班牙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而且双方也没有发出相互宣战的动员令。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国内继续推行新教改革，罗马与英国教会的裂痕已无法弥补，教皇在失望之余宣布开除伊丽莎白的教籍，并召唤天主教联盟领袖菲利普向英国异教徒开战。[81]既然有如此多的理由，又有了教皇的尚方宝剑，菲利普发誓一定要入侵英国，好好教训一下那个“老是邪里邪气地哈哈大笑的无法形容的女人”及其统治下的英国。[82]这样，一场恶战在英西之间爆发了。
从交战双方力量对比情况来看，西班牙在军事和物质两方面均占有明显优势。一方面，西属美洲殖民地墨西哥和秘鲁的金银源源不断地流入西班牙，增加了这个海上帝国直接用于战争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菲利普早在1580年就吞并了长期与西班牙争雄的老对手葡萄牙，把葡萄牙大帆船编入西班牙皇家舰队，从而加强了西班牙的海军力量。为了进攻英国，他还于1588年5月组建了一支由150艘舰船、3000尊大炮、2.7万人组成的“无敌舰队”。[83]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最令人畏惧的海上武装力量。而在英国方面，虽然亨利八世奠定了英国现代海军的初步基础，但在玛丽时期其战斗力受到了严重削弱，英国战舰由53艘削减到30艘。[84]为改变这种状况，伊丽莎白即位后，从16世纪70年代开始，命霍金斯出任皇家海军财务官、给养官等职。霍金斯根据长期的海上航行经验，从对西班牙实战的需要出发，推行了从战略到战术、从军需装备到作战理论的一系列军事改革，新建了一批快捷灵活的中型战船，并为它们配备了发射快、射程远、反冲力小的新型火炮，从而大大改进了海军舰船的装备。他还推行以远距离炮战为主的新型打法，改变了登船交战的中世纪传统战术。到1588年海上大决战前夕，虽然英国皇家海军只有34艘舰船能出海作战，在数量上远与庞大的“无敌舰队”无法相提并论，但是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就是英国民间商船发展很快，包括大量海盗船，所以战争打响时，伊丽莎白毫不费力地征调了179艘私人船只，并加以武装。这是英国人取得首次大海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海上贸易和海外殖民事业的成功，不仅需要许多的精良舰船和大量的优秀船员，更需要一种开放、稳健的海上政策，在大力加强现代海军建设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制海权。早在15世纪30年代的《英国政策之陈情》（The Libel of English Policy）这首小诗中，英国人似乎就已经领悟到了大海之于他们的现实意义：“珍惜商品，保持海军，我们是狭窄的海的主人，……坚守大海，这是英格兰的一道屏障。上帝之手也无法保卫英格兰……”与此相呼应，1570年左右，约翰·蒙哥马利（John Montgomery）在一个小册子中提出了类似看法，他把大海描绘为敌人的大道，但如果英国牢固地控制了大道，它就变成了英国最牢固的海防边疆。[85]伊丽莎白统治后期，商业和殖民、海盗和劫掠，这些语汇经常挂在英国人嘴边，这既让人们感受到海洋的气息，又预示着即将扩散开的战场硝烟。在西班牙的海上优势和入侵威胁面前，英国人没有退让，相反，他们不时地向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发起挑战。1587年4月，德雷克率领舰队突袭了西班牙的加的斯港，摧毁了约30艘西班牙战船。英国人把这次突袭比喻为“烧去西班牙国王的胡须”行动，它使西班牙的侵英计划推迟了一年，当然这就让英国人赢得了12个月用于备战。当英西海战即将爆发时，英国人已经在南部沿海从普利茅斯至多佛一线各港口做好工作，随时准备迎战入侵者。指挥英国海上武装力量的是海军大臣、皇家海军总司令查尔斯·霍华德勋爵（Lord Charles Howard）和皇家海军副司令弗朗西斯·德雷克；约翰·霍金斯、马丁·弗罗比歇等海上冒险家也参加了战斗。
菲利普打算打一场大规模的海陆两栖战争，他要求西班牙舰队沿英吉利海峡北上，去尼德兰装运帕尔马公爵（Ducde Parma）指挥的2.7万名远征军，把他们投送到英国南部沿海登陆。[86]7月19日，西班牙舰队驶近英国最南端的利泽德岬角（Lizard Point），英国舰队驶出普利茅斯港迎战。温斯顿·丘吉尔在《英语国家史略》一书中分析当时的战争形势时指出：如果西班牙舰队指挥官梅迪纳·西多尼亚大公（Duke of Medina Sidonia）趁英舰刚出港时就从上风处发起攻击，那么英国人将会遭到致命的打击。可是，西多尼亚大公受制于西班牙国王的命令，不得不沿英吉利海峡北上，去接应帕尔马公爵，这就在不经意间把上风优势让给了英国人。有了地利因素，再加上天时与人和的优势，这就决定了海战胜局的归属。西多尼亚大公采用传统的地中海海战方法，把西班牙舰船排成横列，意欲造成火力集中的强大阵势，并随时准备强行登船，开展近身肉搏。而英国人在实战中趋于创新，在运用纵阵战术的同时，充分发挥其舰船火炮射程远的优势，尽可能避免与敌船开展近距离作战。[87]7月28日夜，决定性战斗打响了，英国人派出8艘火攻船，这些船满载着炸药，悄悄朝敌船驶去，接着就是惊天动地的爆炸声。然后，那些熊熊燃烧的船只朝西班牙舰队漂过去，西班牙舰队不得不放弃横向链接的密集队形，并在相互碰撞中纷纷向远海溃逃。海战延续了8个小时之久，基本的战场形势是，英舰发挥远程大炮的威力，在敌舰后面紧追猛打，而西班牙人只能穷于应付。结果，西舰损失12艘，但士兵死伤以千计。在战斗结束的当天晚上，霍华德勋爵这样写道：“他们的舰队浩浩****，气势汹汹，可是我们终于把他们的羽毛一根一根地拔下来了。”[88]在英吉利海峡总共9天的激战中，英舰基本上处于优势，竟然一船未损，而士兵死亡也不及百人。溃败的西舰被一场风暴吹向北方海域，英舰尾追在后，在没有海图和领航员的情况下，西舰绕过不列颠北海岸，然后拼命向南逃窜。其中，有两艘大帆船被吹到挪威海岸，撞成了碎片。许多船只早已被打得百孔千疮，此时加上风暴的打击，又有17艘船撞上了海岸。据伏尔泰估计，“最后返回西班牙的只有50艘战船。舰队所载的约3万人经历失事、炮火，英国人的刀剑，受伤的受伤，得病的得病，回到本国的不超过6000人。”[89]
1588年规模空前的英西海战，是世界海战史上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经典范例。英国人之所以能赢得这场战争，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无敌舰队”的船只大多来自西班牙的意大利属地，它们是根据地中海条件设计建造的，并不适用于海域狭窄的英吉利海峡；那些同南美殖民地通商的西班牙大帆船和葡萄牙加盟的远洋大帆船，不仅桅杆林立，运作不便，而且船体平浅，容易漂移，同样不适宜在狭窄的海域作战。西班牙人偏爱的加农炮，虽然发射的炮弹大而重，具有强大的杀伤力，但是由于射程太近，在西舰无法靠近英舰的情况下，难以攻击目标。实际上，西班牙人惯用接舷战，即用铁锚抓住敌舰，然后士兵强行登舰，和敌人进行肉搏战。传统的海战方式，决定了西舰的设计方式及船上满载陆军的情况。[90]而英舰因装备了射程远的舷侧炮，结果给西舰造成重创。加之，自恃强大的西班牙人，几乎没有改革传统海战的愿望和要求，他们用于海上作战的远洋船只，根本不具备现代战舰应有的海战性能。可以说，西舰只是运兵舰，而不是海战武器。还有，西班牙政府不重视本国的产业与商业发展，他们只是一味地追求从新大陆输入金银财富，很少拓展广泛的海外贸易，这是构成西班牙海战失利、海外帝国走向衰落的经济因素。相反，英国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夹击之下形成商人与海盗合一的模式，在英国船舰上，运输和战斗无法区分，每条商船都是一艘战舰，这就大大增强了英国海军的战斗力。
其次，在西班牙最早形成现代形式的民族国家，但它又保留着浓厚的封建残余，这种特点不仅反映在等级森严的社会差别上，而且存在于海军结构内部。西班牙水手均为奴隶，他们不直接参加海上战斗，其任务仅仅是输送战士，不让他们参战。在等级制度下，当事人缺乏主人翁意识，不可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而英国的社会结构相对开放，是一个后起的民族国家。由于都铎朝依赖“新人”或中等阶级，调动国民的爱国热情，因此参战的英国人多一份公民责任感，把打败西班牙视为光荣使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潜能。
第三，西班牙入侵不列颠，挑战起了一场不义战争，西班牙人长途奔袭，劳师远征，无论从士气上还是从精神上都处于劣势。相反，英国人的民族情绪空前高涨，各个阶级都团结在都铎政府的周围，以勇敢的精神保家卫国。英国人是在为自由而战，为捍卫国家主权而战，只有打败西班牙，他们才有海外贸易和海洋帝国的自由。正如历史学家劳埃德所说：“英国的商业在16世纪后半期进步很快，对于当时的英国人而言，商业就意味着战争，正如以后商业将意味着帝国一样。”[91]这是英国人祈盼已久的民族愿望，当然在这个愿望背后，还隐藏着英国殖民主义的掠夺心理。
1588年对于英国人而言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英西海战以西班牙人的溃败而结束，英国人取得了反对西班牙霸权的决定性胜利。对于长期称霸的西班牙人来说，与海上霸权一起消失的，还有菲利普重新统一基督教世界的帝国梦想，以及他阻挠英国等新兴国家走进海洋的企图。当时的英国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战果，而战胜西班牙，其意义远超出他们的预料。打败西班牙人，意味着摧毁西班牙的海上优势和世界霸权，尽管以后很长时间英西之间仍有战争，但西班牙的衰落已成定局，英国则彻底摆脱了伊丽莎白继位之初的外部威胁，在走向帝国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威尼斯驻巴黎大使乔万尼·莫塞尼哥（Giovanni Mocenigo）曾肯定地认为英国人一定会打败“无敌舰队”，因为他们“从不屈服，尽管不得不让步，混乱不堪，他们总是又投入战斗”[92]。当不列颠上空的战争硝烟渐渐散去，英吉利海峡又恢复平静时，英国人才意识到，“以伊丽莎白女王为偶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热情在她执政末年不断高涨”，还意识到英吉利民族的力量如此之大，正像哈克卢伊特所赞美的那样，“在探索世界各个角落的活动中，简单地说，在多次环球航行方面，胜过任何国家或民族。”[93]
这次英西交战“是跨越海洋的商业战争中第一次重大的海战”。[94]一方面，以火炮为代表的热兵器对于现代国家保持制海权有决定意义；另一方面，英国民族国家的巩固必须依赖于强大的海上武装，而海军建设又必须着眼于从战略到战术的全面改革，以适应现代海战的需要。这场海战的胜利为英帝国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同时，“无敌舰队的失败使英国慢慢地得知了帝国的秘密；在商业时代赢得海上的胜利比赢得陆上的胜利更有利可图，虽然在1588年这一点也许还不被人们十分理解，但在下一个世纪里，这种秘密便越来越公开，以致成了每个英国人所知晓的事。”[95]在一定意义上，英帝国是那些被英国史学家称为“领袖”的海上冒险者的产儿，大海为英吉利民族造就了像德雷克、霍金斯、弗罗比歇、雷利这样一批海盗英雄。打败西班牙以后，英国人不仅可以利用有利的战略地位来捍卫自己的民族独立，而且可以用一个胜利者的姿态从偏居一隅的不列颠海岛，走向世界这个大舞台。这场海战的意义十分显著，它标志着欧洲的重心已经从传统的地中海转移到了广阔的大西洋。这个转移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和经济地理，并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英国已不再位于欧洲的边缘，而是处在通往世界各地的十字路口。新旧大陆的商业交往和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开始在大西洋交汇，大西洋也将成为英帝国称霸世界的起点。
伊丽莎白时代，英国人的海上活动异常活跃，他们经历了大量失败，仍不能建立殖民地。但那些失败却激发了这个海洋民族应有的冒险精神和创造能力，1592年，当雷利爵士失宠于女王而被迫退休时，他的丰富想象力促使他再次转向美洲大陆，他发誓要让英国人去分享西属美洲殖民地的巨量财富。他还预见到弗吉尼亚将成为一个白人殖民地、英国人的海外家园，而不仅仅是贸易站或防御要塞。为了得到一块永久性的海外殖民地，伊丽莎白政府向英国冒险家提供了慷慨的支持。1594年，女王签发了一份特许状，其中声称殖民者应该“享有英国自由民的所有特权”。[96]这意味着，从16世纪末到1606年伦敦弗吉尼亚公司建立，在这短短的十来年间，英国人的殖民活动已经出现了新的迹象，发生了新的变化，就是他们的冒险不再是纯粹的商业行为或抢劫行为，而是在政府的扶持下主动到北美新大陆建立永久殖民地，由此为未来强大的英帝国开辟道路。
【注释】
[1] Stephen Leacock Our British Empire Its structure its history its strength London John Lane1941 p.18-19.
[2] J.A.William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Expansion London Macmillan & Co.1947 p.21.
[3] Stephen Leacock Our British Empire Its structure its history its strength London John Lane1941 p.20.
[4] G.R.波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卷（文艺复兴），张文华、马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391页。
[5] 汤普逊著：《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耿炎如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77页。
[6] Michael Van Cleave Alexander The First of the Tudors a study of Henry VII and his reign London Croom Helm1981 p.141-142.
[7] J.R.希尔：《英国海军》，王恒寿、梁志海译，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8]1码（yard）等于3英尺，约等于0.91米。
[9] 一说46艘。参见G.R.波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卷（文艺复兴），张文华、马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
[10] D.B.Quinn & A.N.Ryan England's Sea Empire1550—1642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1983 p.46.
[11] 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上册，薛力敏、林林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480页。
[12] Sybil M.Jack Trade and Industr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1977 p.98.
[13] 中世纪时，欧洲的船只大小有限。1066年诺曼底人横渡英吉利海峡时所乘船只，每只载重30吨；爱德华三世时代，船只平均载重200吨，最大船只大约载重300吨；十字军时期，威尼斯的船只平均载重达500吨。参见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耿炎如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75页。
[14] 马文·佩里主编：《西方文明史》上卷，胡万里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442页。
[15] D.B.Quinn & A.N.Ryan England's Sea Empire1550—1642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1983 p.243.
[16] 参见陈曦文《都铎前期的对外贸易和政府的重商政策》，载于戚国淦、陈曦文主编《撷英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9页。
[17] J.A.Williamson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Expansion London Macmillan & Co.1947 p.15-16.
[18] 在1496年亨利七世授予约翰·卡伯特的特许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有效占领原则，详见本文第四章第二目。
[19] 葡萄牙人长期统治着亚速尔群岛，特赛拉是该群岛的主要岛屿。
[20] Michael Van Cleave Alexander The First of the Tudors a study of Henry VII and his reign London Croom Helm1981 p.150-151.
[21] 位于法国西南部一公爵领地，12世纪为英王领有，百年战争后并入法国王室领地。
[22] 汉斯·豪斯赫尔：《近代经济史：从十四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下半叶》，王庆余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73页。
[23] D.C.Coleman The Economy of England1450—1750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p.59.
[24] Godfrey Davies The Early Stuarts1603—1660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 p.318-319.
[25] J.H.Rose A.P.Newton and E.A.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Empire vol.1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9 p.35-36.
[26] F.J.Fisher Commercial Trends and Policy in Six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10No.2Nov.1940.
[27] 北欧一地区，包括挪威、瑞典、芬兰北部及俄罗斯西北部的科拉半岛（Kola Peninsula）。
[28] 巴伦支海（Barents Sea）南部一海湾，延伸至俄罗斯西北部。
[29] George W.Southgate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J.M.Dent and Sons Ltd.1945 p.11-12.
[30] 圣乔治 St.George 是英格兰守护神，英国史学之父比德在殉道者曾提及他，1222年牛津宗教会议 Synod of Oxford 宣布圣乔治纪念日 St.George's Day 为英格兰的一个节。
[31] A.L.Rowse The Expansion of Elizabethan England London Macmillan1955 p.170-171.
[32]16世纪晚期英国主要商家之一，1583年担任伦敦市长。
[33]16世纪晚期英国商人，出身于伦敦商人世家，担任伦敦高级市政官。
[34] 英国商人、驻土耳其帝国（Ottoman Empire）大使。
[35] Chris Cook & John W.Totowa English Historical Facts1603—1688Totowa NJ Rowman & Littlefied1980 p.170.
[36] Basil Williams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Butterworth1931 p.35.
[37] Wm.Roger Louis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1The Origins of Empire British overseas enterprise to the clos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p.60.
[38] George B.Parks Richard Hakluyt and the English Voyage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28 p.39.
[39]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83页。
[40] 杰弗雷·乔叟：《坎特伯雷故事》，方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
[41] S.G.Benson Elizabethan World New York Thomson Gale2007 p.87.
[42] D.B.Quinn & A.N.Ryan England's Sea Empire1550—1642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1983Introduction.
[43] Jasper Ridley The Tudor Age London Constable and Co.1988 p.257.
[44]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耿炎如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82—183页。
[45]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耿炎如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83页。
[46] George B.Parks Richard Hakluyt and the English Voyages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28 p.11-12.
[47] 一种流通于欧洲的金币，1284年威尼斯人开始铸造。1500年时，1杜卡特约等于55英国便士。
[48] 参见本文第五章第一目。
[49] 曾参加1588年击败“无敌舰队”的海上战役。
[50] 斯·尤·阿勃拉莫娃：《非洲：四百年的奴隶贸易》，陈士林、马惠平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8页。
[51] J.A.Williamson The Tudor Age London Longman1979 p.258.
[52] 罗伯特·达德利（Robert Dudley Earl of Leicester），伊丽莎白女王的宠臣。
[53] 斯·尤·阿勃拉莫娃：《非洲：四百年的奴隶制度》，陈士林、马惠平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8页。
[54] J.H.Rose A.P.Newton and E.A.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Empire vol.1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9 p.44.
[55] J.H.Rose A.P.Newton and E.A.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Empire vol.1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9 p.46.
[56] C.R.Markham ed.The Hawkins？ Voyages During the Reigns of Henry VIII Queen Elizabeth and James I London 引自斯·尤·阿伯拉莫娃《非洲：四百年的奴隶制度》，陈士林、马惠平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8页。
[57] S.G.Benson Elizabethan World New York Thomson Gale2007 p.90.
[58]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页。
[59] D.B.Quinn & A.N.Ryan England's Sea Empire1550—1642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1983 p.29.
[60] A.L.Rowse The Expansion of Elizabethan England London Macmillan1955 p.174.
[61] J.A.Williamson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Expansion London Macmillan & Co.1947 p.52.
[62] D.J.B.Trim 'seeking a Protestant Alliance and Liberty of Conscience on the Continent1558—1585in Susan Doran and Glenn Richardson eds.Tudor England and Its Neighbour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5 p.166.
[63] 尼尔·弗格森：《帝国》，雨珂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64] A.L.Rowse The English Spirit Essays i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London Macmillan1946 p.55.
[65] J.A.Williamson The Ocean in English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1 p.41.
[66]1513年，西班牙探险家巴尔博亚 Vasco Nu？ez de Balboa 在美洲首次发现了“南海”（太平洋）。
[67] A.L.Rowse The Expansion of Elizabethan England London Macmillan1955 p.180.
[68] J.A.Williamson The Age of Drake London Longman1979 p.169A.L.参见 Rowse The Expansion of Elizabethan England London Macmillan1955 p.182.
[69] “阿尔比恩”（Albion）在古诗文中常成为英国的代称，源于古希腊人对“不列颠”的称呼，意即“白色”。
[70] James Halpin From Columbus to Cromwell from about1450to1660Dublin Gill and Macmillan1978 p.106.
[71] S.G.Benson Elizabethan World New York Thomson Gale2007 p.110.
[72] 位于印度尼西亚北摩鹿加，15—17世纪时“香料群岛”的重要中心。
[73]16世纪英国著名的航海家和探险家。16世纪70年代后期，曾与马丁·弗罗比歇爵士一起到北大西洋航行，试图发现西北航道。
[74] J.H.Rose A.P.Newton and E.A.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Empire vol.1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9 p.62-63.
[75] 原名“塘鹅”号（Pelican）。1578年8月21日，当船队驶入麦哲伦海峡时，德里克将它改称“金鹿”号，以示对他的赞助人克里斯托弗·哈顿爵士（Sir Christopher Hatton）的敬意，因为后者的徽章是一只金色的雌鹿。
[76] J.E.尼尔：《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传》，聂文杞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70页。
[77] 英属南大西洋中的岛屿，与非洲相距约1，200英里。1815—1821年，拿破仑一世（Napoleon Bonaparte of France）被流放于此。
[78] S.G.Benson Elizabethan World New York Thomson Gale2007 p.109.
[79] 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2卷，吴模信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1页。
[80] 斯特莱切：《伊丽莎白女王和埃塞克斯伯爵：一部悲剧性的历史》，戴子钦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4页。
[81] 小戴维·佐克、罗宾·海厄姆：《简明战争史》，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8页。
[82] 斯特莱切：《伊丽莎白女王和埃塞克斯伯爵：一部悲剧性的历史》，戴子钦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35页。
[83] 伏尔泰：《风俗论》下册，谢戊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1页。
[84] S.G.Benson Elizabethan World New York Thomson Gale2007 p.115.
[85] J.H.Rose A.P.Newton and E.A.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Empire vol.1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9 p.126118.
[86] Pauline Croft The State of the World is Marvelously Changed England Spain and Europe1558~1604In Susan Doran Glenn Richardson eds.Tudor England and its Neighbors Palgrave Macmillan2005 p.190.
[87] 小戴维·佐克、罗宾·海厄姆：《简明战争史》，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9页。
[88] 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上册，薛力敏、林林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555页。
[89] 伏尔泰：《风俗论》下册，谢戊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2页。
[90] J.E.尼尔：《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传》，聂文杞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17页。
[91] T.O.Lloyd The British Empire1558—1995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p.21-22.
[92] J.H.Rose A.P.Newton and E.A.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Empire vol.1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9 p.126.
[93] 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上册，薛力敏、林林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557页。
[94] 蒋孟引主编：《英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4页。
[95] 小戴维·佐克、罗宾·海厄姆：《简明战争史》，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0页。
[96] J.H.Rose A.P.Newton and E.A.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Empire vol.1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9 p.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