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促使英国人跨出国门、走向海外，投身于殖民扩张的动机，除追逐商业利益之外，还有政治的、宗教的、精神的和欲求的因素，应当说是多方面的，但是依据轻重程度，它们又有主次之分。对于民族国家初期的英吉利民族而言，殖民扩张的最主要动力，来自他们在反抗外来民族压迫的斗争中不断增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由于民族国家的排他性和利己性，他们把阻碍其民族利益发展的任何外来势力都视为敌手，诸如在海外贸易与殖民扩张中占有垄断权的汉萨人、威尼斯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以至享有政治与宗教特权的罗马教皇。在早期殖民扩张过程中，伊比利亚国家是英国走向海外的最主要障碍，因此也是英国需要花更大精力去对付的强权国家。正如《美国文明的兴起》一书的作者所分析的那样：“英国人向美洲移植的动机，除了商业和征掠以外，还掺杂了其他因素。毫无疑问，政治动机纵然或许有它的经济根源，却是在大西洋沿岸开拓殖民地的有力因素，把旧世界一些王朝和国家之间的竞争转移到了新世界。原来可能在欧洲战场上燃起大战火的妒忌和野心，此时蔓延全球，加速了在整个世界上争夺领地的斗争。在英国旗帜下拓殖弗吉尼亚的活动，首先是一种把矛头指向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国王的挑衅行为，因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已经把南北美洲分配给他们了。”[21]
为了打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垄断权，同时也是为了挑战教皇权，都铎时期英国的臣民们自发地开展贸易、探险等海外拓殖活动。他们对北美的殖民权利的要求，显然是在挑战西班牙的独占权。[22]
相较于欧洲其他国家，英国在大航海时代的对外殖民扩张不仅大大落后于早期殖民者葡萄牙和西班牙，也落后于新兴殖民者荷兰和法国。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英国的殖民扩张总体上处于尝试阶段，直到都铎时代终结，都未能建立起一块永久性的海外殖民地。最早的探险者是商人、渔民和海员，紧随其后的是那些试图建立海外功业的不安分的绅士、急欲发财冒险的军人和笃信福音的虔诚传教士。在长子继承制下，那些没有继承权而又不甘平庸的绅士子弟，不但自己热衷于前途未卜的冒险航行，而且“还尽其所能地在他们的佃户中间，或者在他们的父亲的佃户中间引诱或强迫这些人，陪伴他们一道去参加这种航行”[23]。随着大航海的发展和海外贸易商栈、移民地的建立，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社会成分越来越复杂，尤其移居美洲新大陆的人，许多是被赶出庄园的失地农民、破产的手工业者和无业游民，还有街头流浪汉和危害社会秩序的罪犯，他们属于令英国统治阶级时刻感到担心的所谓“亚文化群”，也即早期殖民主义理论家所指的“过剩人口”。
原始积累时期，追逐利益、追求利润是资本和资本家的本质特征。最初的海上冒险者，主要是那些为了利润、发财铤而走险的商人冒险家和中小贵族，他们构成了英国早期殖民扩张的基本社会动力。投资是获利的前提，有投资就有风险，任何时候商人都是为了积聚资本而甘愿冒险的谋利者，正如萨姆所指出的那样，“16世纪，英格兰商人已经逐步获得在英国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形成一个特征鲜明的群体”；“商人冒险公司承担着非常重要的政治和经济角色。”[24]格林菲尔德甚至认为，16世纪的英国商人可以归入新贵族的范畴。[25]正是由于商人阶层崛起，英国的海外扩张活动才有声有色，并为本国的原始积累和打败伊比利亚人的殖民垄断创造物质基础。16世纪50年代，英国商人组建了著名的莫斯科公司，并多次组织探险，朝东北方向航行，结果成功地开拓了英国与俄国等地的贸易。
这些商人主要来自西部的布里斯托尔、普利茅斯、赫里福德、南安普顿和东部的伦敦。像霍金斯家族、索恩家族、巴洛家族、弗兰普顿家族、帕里家族、德弗罗家族，以及莱昂内尔·达克特爵士、托马斯·斯迈思爵士等大实业家，他们或者直接参加了早期的海外探险活动，或者为殖民贸易活动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就前者来说，以霍金斯为代表的商人家族，亲自参与海外探险，如开启大西洋上最早的三角奴隶贸易，以海盗方式抢劫西班牙商船，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就后者而言，典型的例子是商人群体对卡波特父子北美探险的资助，如1497年约翰·卡波特的第一次探险航行，就得到了布里斯托尔商人的资助，他们提供了船只、船员和船上的装备。1498年5月，来自伦敦的商人为卡波特的第二次航行装备了5艘船，并提供了约200名船员。[26]尽人皆知的是，伊丽莎白女王本人就是都铎时期英国殖民探险活动的最大私人投资者；此外，她的廷臣们也都以个人身份，为海外活动不同程度地提供了财政资助。
资本积累时期，所有社会阶层似乎都受到了海外探险和发现的刺激，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对海上活动的兴趣和热情。除商人集团外，处于社会顶层的英国贵族虽然高高在上，但是也受到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影响，其中就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关注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对于投资海外冒险活动表现得相当积极，希望能为自己带来丰厚的利润回报。但是，由于无法预测结果，他们很少以实际行动参与到创建海外殖民地的过程中，而像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沃尔特·雷利爵士和巴尔的摩勋爵乔治·卡尔弗特（George Calvert，Lord Baltimore）那样真正热衷于移民与拓展殖民地的贵族，毕竟是少而又少。斯图亚特初期，他对殖民计划进行投资已经成为一种癖好。他得到了英王的支持，到北美去开拓殖民地，目的是“为国内衰落的天主教和封建土地所有制寻找一个理想的乐园”[27]。
他在北美马里兰（Maryland）的殖民活动，还得到了一些能干的贵族朋友的帮助，其中在1609年就有8个伯爵、1个子爵和1个主教帮助他创办了著名的弗吉尼亚公司。1632年，巴尔的摩获得查理一世（Charles I）授予其家族的一大片土地，它南起波托马克河（Potomac）南岸，北至北纬40度，向东越过切萨皮克湾，至西抵达波托马克河源头。[28]依据皇家特许状，1634年他的儿子塞西尔·卡尔弗特（Cecil Calvert）组织考察队探险，创建了马里兰殖民地。实际上，像巴尔的摩这样留在殖民地的贵族家庭并不多见。[29]
中等阶层，尤以乡绅为代表，是大航海早期英国殖民扩张活动的积极参与者。16—17世纪社会转型时期，英国发生了激烈的社会变动，等级区别开始含糊，许多相近的阶层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还出现彼此间相互流动的特点。[30]乡绅的成分十分复杂，他们不是一个法定的社会群体，[31]大致上包括骑士、绅士、有绅士称谓的约曼农、富有的农场主，甚至购置土地的商人也算在其中。作为土地所有者，乡绅的地位虽然不及贵族小地主，但其所占有的土地却可以超出许多贵族，他们依靠广大的田产生活在舒适的庄园邸宅中。通常情况下，乡绅还是地方上的贤达，他们直接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成为都铎王权在基层的代言人，如经由皇家任命，担任地方治安官；或由乡邻选举，担任下院议员。例如，著名的政治家威廉·塞西尔出身于林肯郡（Lincolnshire）的小乡绅家庭，两度担任伊丽莎白女王的国务秘书和王室财政大臣，后晋升为贵族。历史学家勃里格斯指出，乡绅“跻身于伦敦和宫廷上流社会，这些人在价值观念上迥然不同于在乡间过‘平淡生活’的人”[32]。实际上，乡绅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农业资产阶级，他们积极参与圈地运动，投资工商业，并热衷于海外冒险事业。尤其在都铎王朝建立后，新君主制为英国带来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又创造了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这就“给新的中间阶级创造了机会……小土地所有者，他们后来被称为乡绅，在乡村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城市商人之间搭起一座社会之桥，并和他们两者保持着密切关系。……正是他们将其个人勇气和冒险精神同外国统治对立了起来”[33]。因此，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乡绅会积极参与到海外殖民扩张活动中来。
约曼农是辛勤耕作、拥有财产的富裕农民，他们作为英国移植到新大陆的最大社会群体，是人口稀少、土地资源丰富、封建束缚少的北美最重要的拓荒者。1618年伦敦弗吉尼亚公司作出承诺，所有愿意携家带口前往弗吉尼亚的人，都可以享受每12.1镑股份换取50英亩土地的待遇。[34]这一诱人的承诺，吸引了大批约曼农举家迁往新大陆。英国学者认为，约曼农具有良好的品格，如勤奋与节俭，朴素而大方，良好的邻里关系，独立的精神风貌，尊敬上司但不畏惧他们，等等。总之，勤奋、节俭和吃苦耐劳是约曼农的支柱，否则，他们就会失去其邻人的尊重，而且经济地位也可能受到伤害。[35]由于“他们有精力、首创精神、个性和财产，懂得怎样耕地、轮种、照管庄稼、管理工人和维持自己的利益。他们比乡绅们提供了更多的经济管理人员以指导美洲殖民地的发展”。英国的约曼农早就摆脱了农奴制的束缚，但“他们所享有的自由是一种后果莫测的自由，是那样不可捉摸，从而为他们不顾一切危险移居新世界作好思想准备”[36]。当然，殖民地也为他们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如巴尔的摩家族规定：来到马里兰的殖民者，作为契约农为庄园主工作四到七年之后，就可以享受自由民的待遇，并拥有自己的土地。[37]正因为如此，英国约曼农为北美殖民地未来的开发提供了大量廉价的、习惯于田间艰苦劳动而自由的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