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初期，由于每一条到欧洲以外切实可行的贸易道路几乎都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所控制，因此直到1558年，英国的对外贸易与殖民扩张只能在争取“平等发展权”的理想下艰难地进行，而且大多海上活动被限制在欧洲北方水域的范围内。但是，反对西班牙的斗争锻造了英国的贵族们冒险、探索和开拓的精神。为了进一步削弱对手和发展自己，不论是海上经验丰富的冒险家，还是地位显要的宫中年轻一代，都纷纷申请皇家特许权，要求到海上去闯**，到海外去开辟殖民地。他们或者以私人方式从事海外贸易，或者如霍金斯、德雷克那样当海盗抢劫。其中，以女王的宠臣埃塞克斯伯爵（Robert Devereux，Earl of Essex）和沃尔特·雷利爵士为代表，积极推动新的北美远征探险。1595年，雷利爵士再次到圭亚那冒险，但仍旧是一无所获。第二年6月，埃塞克斯和雷利又率领一支英国舰队驶入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的加的斯湾（Bay Cádiz），消灭了西班牙的驻守舰队，洗劫了加的斯城。[3]在击败“无敌舰队”的第二年，德雷克奉命大规模武装袭击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本土目标。1595年8月，他受命于女王，和霍金斯一起，最后一次奔袭美洲。远征队由27艘战船和2，500名水手组成，其中包括伊丽莎白提供的6艘战船。11月12日，他们到达中美洲波多黎各附近，但年迈的霍金斯死在船上；德雷克不仅一无所获，还染上了热带传染病，于1596年1月8日去世。

西班牙在1588年的失败并不是英西战争的结束，西班牙的海上帝国依然很强大，菲利普不仅无意放弃西班牙的霸主地位，还三番两次地组织远征队，企图进攻英国本土，结果都以失败告终。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英国，他与交战中的法国媾和。1598年5月，西法两国缔结《韦尔万和约》（Peace of Vervins），结束了双方持续的交战局面。对英国来说，西班牙是一个顽固的敌人，英西间的报复性战争又断断续续进行了十几年。客观地看，新老殖民国家间此消彼长的关系，是民族国家形成时期欧洲国际关系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伊丽莎白时代英国人的胜利，为他们在下一个阶段建立帝国准备了基础。可是，当他们忽然面对打败西班牙这突如其来的胜利时，他们尚不具备支撑一个帝国所必需的财力和人力，更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为了摆脱长期战争的困扰，伊丽莎白选择了一条妥协之路，尝试与西班牙实现和解。1599年，两国代表在英吉利海峡法国一侧北部港市布洛涅（Boulogne）举行谈判，女王指示英国使节争取在东、西印度，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欧洲属地的自由贸易权，而在海外殖民地问题上，英国则可以作出某些让步。但直到1603年3月女王去世，双方的战争仍在持续。

斯图亚特王朝建立后，英西和谈出现了转机。两朝重臣罗伯特·塞西尔根据詹姆斯一世的授意，开始执行亲西班牙政策，试图使英西之间再度联姻。1604年5月，和平谈判在伦敦恢复，英国代表再次要求西班牙人接受他们的条件，就是英国人可以在东、西印度自由经商，正像他们可以自由地与西班牙在欧洲的属地开展贸易活动一样。此外，他们还从有效占领原则出发，要求西班牙人承认英国可以在未被西班牙人占领的土地上建立殖民地。[4]最终双方达成妥协，正式签署了《伦敦条约》。该条约终结了老殖民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霸权，开启了英国、荷兰和法国等新殖民国家迅速扩张的时代。如果说1588年击溃西班牙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辉煌成就，那么《伦敦条约》签订后，英国人海外扩张的主要对手就由西班牙转变为荷兰和法国，英国海洋活动的重心也开始从地理探险、寻找到达东方的捷径，转移到开拓美洲殖民地、建立海洋帝国方面。

经过都铎朝推动的宗教改革，英国人在摆脱罗马教皇权威和克服国际天主教势力的基础上，到海外去创建帝国的野心变得愈发强烈。但是，直到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才提出建立殖民地的具体问题。英国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追溯说：“1569年，沃勒姆男爵圣莱加尔提议在芒斯特西南部建立殖民地；两年后，在女王将沙恩·奥尼尔的不动产收归国有后，亨利·西德尼男爵和莱斯特伯爵说服女王在阿尔斯特也建立殖民地。”[5]英国未来的希望，在于建立自己的海外殖民地，像埃塞克斯伯爵、吉尔伯特爵士、雷利爵士、格伦维尔爵士、弗罗比歇爵士等一大批坚定的殖民主义者，对这一点更是深信不疑。可是现在，英国还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殖民地，而殖民地却是建构海洋帝国的基础。

开始时，英国人建立北美殖民地的努力，是同传统对手法国人的殖民扩张联系在一起的。虽然中世纪的法国和英国都是基督教世界的成员，但它们始终视对方为宿敌，并诉诸长期的战争来解决问题。事实上，随着“亚维农之囚”（Avignon Captivity）事件发生，法国不仅摆脱了对罗马教廷的依附，而且将天主教会置于王权的统治下。1516年，根据法王弗朗西斯一世和教皇利奥十世（Pope Leo X）签订的《波伦亚宗教协定》（Concordat of Bologna），法国将天主教定为国教，自此天主教会开始沦为法王专制统治的工具。进入宗教改革时代后，虽然法国形成了胡格诺派新教，但天主教的国教地位始终未受到触动，而法国则因固守天主教又进一步加深了与英国的矛盾。16世纪后期，法国深陷宗教战争（1562—1594年）的泥潭，当时两个敌对的宗教派别是胡格诺派和天主教派，前者以那瓦尔的亨利（Henry of Navarre）为领袖，后者则以吉斯公爵（Fran？ois de Lorraine Guise，Duke of Guise）为首领。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爆发之前，西班牙人因支持法国的吉斯家族，自然被胡格诺派视为政治上和宗教上的仇敌。另一方面，英国同法国的新教徒之间因存在着天然的新教纽带，在反对天主教和西班牙强权方面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于是，出于反对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霸权的需要，16世纪60年代初，英法在民间海盗活动方面保持着密切联系。例如在巴西沿岸，他们试图突破伊比利亚人的禁令，破坏西班牙与新大陆之间的经贸关系，与美洲土著人进行直接的贸易。1562年法国宗教战争爆发后，英国女王派出一支武装力量帮助胡格诺教徒，去对付法国的天主教势力。这个行动促使英国人开始考虑越过大西洋，到美洲建立殖民地。

为了削弱西班牙，法国的胡格诺派首先欲以海盗方式去骚扰西班牙人，后来又想直接到美洲海岸建立殖民地，用作反对西班牙的前哨站。关于殖民地点的选择，法国人最初选定南美的巴西。1561年夏，胡格诺派首领、法国海军大臣加斯帕尔·德·科利尼（Gaspard de Coligny）宣布派出一支远征队去北美沿岸考察，准备在佛罗里达（Terra Florida）一带建立殖民地，称之为新法兰西。第二年2月，让·利博尔（Jean Ribault，1520—1565）船长受科利尼派遣，率领一支远征队前往新大陆。利博尔信奉新教，当伊丽莎白听说科利尼在新大陆实施冒险计划时，她立刻派兵予以驰援。利博尔考察了佛罗里达的圣约翰斯河（St.Johns River）河口，把它命名为“梅河”（River May），并在此为法国建立了第一个要塞，称之为“查尔斯堡”（Charlesfort），以纪念法王查理九世（Charles IX）。这是利博尔北美冒险行动的初步成果。[6]当年7月利博尔回到了法国，随后因内战而逃亡英国。在伦敦，他用英文发表北美探险报告，第一次详细报告了他在佛罗里达的经历。随后，伊丽莎白的注意力受到托马斯·斯图克利爵士（Sir Thomas Stukeley）关于利博尔冒险活动报道的吸引，并欣然接受斯图克利提出的建立北美殖民地的方案。斯图克利曾效力于萨默塞特公爵，萨默塞特倒台后流亡法国；后来，他和利博尔一起到佛罗里达，成为英国最早赴北美开拓殖民地的冒险家。虽然斯图克利得到了伊丽莎白的暗中资助，但他指挥的英法联合探险队，背弃了在公海上不加区别地抢劫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船只的承诺；而且，利博尔还将整个探险计划出卖给了西班牙人，甚至还允诺把船只交给西班牙人使用。总的来看，斯图克利和利博尔并没有接近西印度群岛，英国的北美殖民计划受阻。如果一定要说这次活动有什么价值，那么，这是英国人第一次提出在美洲建立殖民地，为后来的类似活动提供了参考。

去北美建立殖民地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北美不在西班牙人实际控制范围内，而是属于尚未被“任何基督教国家”染指的地方，在此建立殖民地不会导致与其他欧洲国家的直接冲突。第二，大西洋对岸那块不为人们熟悉的大陆，对于向东方的探险与扩张可能有益处，也许会成为通往亚洲的跳板。在纽芬兰和佛罗里达之间，说不定还有尚未被探索的地区，可能“存在着发现第二个盛产金银的墨西哥和秘鲁的机会”[7]；或者至少可以“免费获得优良的港口、大量的优质桅杆木材，及建设强大海军所需的优质木料、沥青、焦油等原料”[8]。

第三，16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英国人把纽芬兰称为不列颠最古老的殖民地，而约翰·卡波特的北美航行，成为他们对北美提出权利要求的根据。16世纪70—80年代，人们对殖民地的兴趣不断增长，许多人把建立殖民地作为医治英国社会病和提升国力的重要途径，如殖民思想家们所主张的那样：建立殖民地可以传播上帝的福音，发现金银矿藏，为英国制造品提供销售市场和原料基地，有助于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解决“人口压力”问题，等等。于是，英帝国的设计者们开始把建立殖民地当作目标，而他们的主张与伊丽莎白反对西班牙海洋垄断权的政策相吻合，并在推动英国建立第一批永久性海外殖民地方面起了奠基性作用。

伊丽莎白时代，英国依靠两个西部群体推动建立殖民地，他们都与都铎王室保持着密切关系：一是殖民理论的践行者，包括汉弗莱·吉尔伯特、沃尔特·雷利、理查德·格伦维尔、马丁·弗罗比歇和他们的亲朋好友；二是殖民理论家和宣传鼓动家，包括哈克卢伊特家族、塞西尔家族（Cecil’s）、帕里家族（Parry’s），德弗罗家族（Devereuxes），约翰·迪、阿德里安·吉尔伯特（Adrian Gilbert）等。[9]事实上，这两个西部群体主导了伊丽莎白时代北美殖民地的开拓活动。而对涉及美洲的每一个事件，女王都极为关心，如她对胡格诺教徒殖民北美颇感兴趣，她把这类事交给亲信大臣沃尔辛厄姆处理，而这位国务秘书对所有可能付诸实施的北美殖民方案都给予必要的鼓励。英吉利民族向外扩张的动力，驱使吉尔伯尔、格伦维尔、雷利等殖民者和帝国探险者走向北美大陆。其中，作为帝国早期重要的殖民者、“复仇”号船长的理查德·格伦维尔爵士，是第一个提出进入太平洋的英国航海家，他曾精心筹划过一个太平洋航行方案。在格伦维尔周围还形成一个以普利茅斯人为核心的、热心殖民的团体，他的亲朋好友彼得·埃奇库姆（Peter Edgcumbe）、亚瑟·巴西特爵士（Sir Arthur Bassett）、埃德蒙·特里梅因（Edmund Tremayne）、威廉·霍金斯等都是他的支持者。他们普遍认为，发现一块“南方大陆”并殖民于此会给英国带来巨大好处，或许堪与西班牙人从美洲、葡萄牙人从东方获得的财富相媲美，英国人由此可获得“上帝恩赐”的整个世界的四分之一。

到16世纪70—80年代，又有两位探险家恢复了沉寂已久的西北方向冒险，他们沿着卡波特当年开辟的航线航行。1576—1578年，马丁·弗罗比歇爵士三次为伦敦的东方公司（Company of Cathay）航行北美，目的是寻找英国人梦寐以求的贵金属。1585—1587年，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先后三次到北极地区探险，来到北纬73度，是16世纪欧洲人对该地区探险的极限。戴维斯和弗罗比歇这两位探险家都确信有一条到达亚洲西北航线的存在，而他们一直在这条航线的边缘活动，就是想在此寻找有价值的殖民场所。[10]

与此同时，英国人掀起一股直接到新大陆建立殖民地的热潮，其中的关键人物是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他是继莫尔之后明确主张为医治社会弊病而建立殖民地的人。他知道莫尔心中的理想国和英国社会现实之间的界限，因而坚定地主张在北美建立殖民地。[11]吉尔伯特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是个理想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他曾撰写过一篇关于西北航线的论文，以手稿的形式流传，题目是《论通过西北航线到达中国和东印度的通道》（Discourse to Prove a Passage by the North-West to Cathay and the East Indies）。1576年，他发表了另一篇关于西北航线的文章《论到达中国新通道之发现》（Discourse of a Discovery for a New Passage to Cataia）。他认为，英国因有战无不胜的海军，通过与中国和印度发展新的贸易，就能获得广泛的海外利益；美洲必定是一个岛屿，在美洲建立殖民地，就可以作为通向亚洲的中途基地。他还坚定地认为，“我们可以居住于那些国家的某些地方，在那里安置我国的穷人”；“把在国内制造麻烦的人殖民到那里”，而那些人对于殖民地本身的发展又是必不可少的。[12]

军人出身的汉弗莱·吉尔伯特是北美殖民地的设计者和开拓者。他出生于德文郡的一个富裕人家，早年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受教育，学会了法语和西班牙语，还学习战争与航海的技艺。他撰写过探险与探险史论文，还身体力行去北美开拓殖民地。他以发现为借口，请求伊丽莎白提供军舰保护，去破坏西班牙的运输线，进而征服西印度群岛。1578年6月，女王颁授特许状，授权他去发现和占有那些“野蛮的、异教徒的、实际上没有为任何基督教君主或人民所占有”的土地。这是都铎君主发出的第一张明确以发现与征服为目的的特许状。[13]依据这份特许状，吉尔伯特及其继承人可以“去发现和占领尚未被任何基督教列强占领的、任何遥远的、野蛮的异教徒土地，可以在那里定居”，可以转让那些土地，也可以享有永久的殖民权，把入侵者赶到200海里以远的地方。换句话说，他可以在海外建立一个新英格兰，制定“与英国的法律与政策保持一致”的法律，对该地行使司法管辖权。

为了准备这次的航行，西部乡绅中的亲朋好友提供了资金，其中包括他的亲兄弟约翰·吉尔伯特爵士（Sir John Gilbert）和阿德里安·吉尔伯特，还有他的异父同母兄弟卡鲁·雷利爵士（SirCarew Raleigh）和沃尔特·雷利爵士。他的挚友乔治·佩卡姆爵士和托马斯·杰勒德爵士（Sir Thomas Gerrard）所领导的一个宗教团体，以及一些来自西部的地位较低而好战的廷臣们，也是他的热情支持者。他们愿意为具有共同信仰的人寻找出路，认为在新的土地上宗教能够得到宽容。然而，西班牙驻英大使贝纳迪诺·德·门多萨（Bernardino de Mendoza）指责英国探险家，说他们蔑视教皇的权威，他们的良心将会受到伤害；并警告说，如果到美洲去，他们会被杀死。门多萨还派西班牙间谍登上吉尔伯特的远征船，报告这次行动的全过程。可是，英国人没有被吓倒，吉尔伯特的远征船队装备得很好。他设想把远征活动与建立殖民地联系起来，将殖民地点选择在北美大陆的佛罗里达沿岸。虽然这次远征失败了，但他没有放弃，又在第二年派遣一艘装有大炮的八吨小型快速帆船，对北美重新进行考察。这艘船在安全越过大西洋后，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登陆，也许是新英格兰的某个地方。

吉尔伯特既是理论家又是实践家，1583年6月，他本人从普利茅斯启程前往北美开展活动，目的是先到纽芬兰，然后向南航行，最终到温暖的纬度上寻找建立殖民地的最佳地点。这一年8月5日，他登上纽芬兰岛，并以女王的名义占领圣约翰斯港。他把在场的商人和渔民聚拢到一起，向他们宣读和解释了女王的委任状。他接受了象征所有权的权杖和草皮土，声称英国人吞并了这个地区以及方圆200海里的地方。

在美洲移植和重建一个英国社会是吉尔伯特的理想。他把铅制的英国徽章安装在竖起的木柱上，还宣布在此实行英国的法律和宗教，宣称任何反对女王的行为都属叛逆罪，那些被判有罪的人会被割去耳朵、没收船只和财物。如此，吉尔伯特的航行成就不小，但是当船队启程回国、路经亚速尔群岛时，他乘坐的“松鼠”号（Squirrel）小船遭到了风暴的猛烈袭击。当时，小船在海面上费力地行驶，艰难向前，可是吉尔伯特却在读书，并兴高采烈地对大海喊道：“我们在海上和在陆地上一样接近天堂！”人们知道《乌托邦》中有这样的句子：“上天堂的路到处远近一样。”[14]据一份材料说，有个名叫爱德华·海斯（Edward Hales）的人记述了吉尔伯特遭遇海难前的情景：“九月九日那个星期一的下午，护卫舰几乎被海浪吞没，然后又从浪谷中冲了出来。我们欢呼起来，随船的耶稣会教士拿着一本书坐在船尾，当我们靠近他的时候，听到他反复地说，‘我们在海上也和在陆地上一样地靠近天堂’。”当晚十二点，“松鼠”号沉没了，吉尔伯特葬身海底。[15]

沃尔特·雷利爵士是吉尔伯特的异母兄弟和未竟事业的继承者，学者对他的评价很高，认为他作为伊丽莎白时期著名的军人兼探险家，非常适合拓殖海外帝国事业，正如美国学者比尔德夫妇所指出的那样：“他一心考虑重大的冒险事业，思考各国的命运；到了晚年，他事实上为世界哲学史草拟了一个宏大的计划。他在梦中看到了由他祖国人民征服的美洲荒原，这就是英国殖民命运的第一位建筑师。”[16]

雷利爵士很早就对殖民冒险产生了兴趣，他具有吉尔伯特那种创造性的思维，力图找到一条经过北部大陆通往大海的道路。他接过吉尔伯特1583年的美洲殖民冒险方案和伊丽莎白于1584年3月25日签发的特许状，由此获得了开发殖民地的特权。[17]他下决心要在佛罗里达建立一块永久性的农业殖民地，在美洲南部温暖的土地上创建一个新英格兰。皇家特许状一经发出，他立刻就派出两艘船到西印度群岛探险，继而考察了佛罗里达沿岸一带。为了向女王表示敬意，他将佛罗里达以北的整个北美称为“弗吉尼亚”，即“童贞女之地”，以纪念终身未嫁的女王伊丽莎白。[18]

1585年，雷利爵士率领两艘探险船远征新大陆，它们的载重量在100—150吨之间。这一次，他在弗吉尼亚一带帕姆利科湾（Pamlico Sound）[19]的罗阿诺克岛（Roanoke Island）登陆，在此建立第一块持续时间较长的英国人殖民地（1585—1587）。为了巩固弗吉尼亚的殖民成果，他连续派出新的殖民者前往北美，1587年，大约100名男人和70名女人在绅士艺术家、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开创者之一约翰·怀特（John White）的领导下，前去寻找罗阿诺克岛幸存下来的殖民者，并在切萨皮克湾（Chesapeak Bay）一带继续建立殖民地。他们登上罗阿诺克岛，发现原先的殖民地已不存在，但房屋建筑仍保留下来，而且发现了最初15个殖民者中一个人的残骸。“罗阿诺克岛消失事件”（Roanoke Island Lost）是美洲殖民史上一个未解之谜，罗阿诺克也得到“消失的殖民地”（Lost Colony）之称。这一年的8月18日，一个叫作弗吉尼亚·戴尔（Virginia Dare）的小女孩在西半球降生，这是在美洲出生的第一个英国人后代。[20]不过由于地点选择不当，又缺乏必要的后续支援，雷利爵士的殖民地仍然以失败告终。北美殖民活动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财政困难又迫使他不得不在1589年将女王授予他的许多特权抵押出去，其中价值最小的就是弗吉尼亚的殖民专利权。专利权的接受者包括那个小女孩的外公约翰·怀特和她的父亲阿纳尼亚斯·戴尔（Ananias Dare），还包括理查德·哈克卢伊特以及其他赞成继续拓殖的人。然而，新的努力直到17世纪初才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