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农业变得越来越以市场为导向，成为经济工业化、城市化和商业化的支柱力量。这一时期，英国农业的重要发展是土地用于不同的用途，最显著的差别体现在种植区和畜牧区，这也可以看作是“高地”与“低地”之间的差别。高地不但海拔更高，而且更湿、更冷，土壤更加贫瘠。高山丘陵地区的斜坡难以进行农耕，盛行的西风确保降雨量，西风强劲而盐分高，影响了沿海山区农作物的生长，如德文郡（Devonshire）的北部。高地下的往往是毛毛细雨，多云的天气很常见。云朵、雾气和细雨限制了阳光，从而减少了生长期，寒冷期的时间相对更长。天气的影响很关键，收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大麦、燕麦等作物的价格。[23]这样，高地往往为畜牧业为主，低地以种植业为主。
然而在现实中土地运用模式比高地畜牧、低地种植这样的区分要复杂得多，不管是高地还是低地都没有那么单一。高地也小规模地种植水稻，当作副业，同时豢养家畜来提供肉、奶、肥料、毛皮和动力。在单个的牧场或者村落，自给自足的水平截然不同，交通运输的落后也导致了自给自足的模式。除了家畜和水稻生产，也有大量的蔬菜水果种植，如苹果被广泛种植，既用来吃也用来酿酒，这与欧洲大陆的模式是类似的。
新的农业技术不断出现，这些技术遍及于农耕区，反映着资金投入、土地使用和农业组织方面的改变。这时候很重要的一项改进是杰斯罗·塔尔（Jethro Tull）发明的条播法（后来发现在古代中国早就已经使用了），这种方法有利于除草和其他田间管理。从弗兰德斯引进的新的轮作法也在英国传播开来，虽然很多人认为铁犁在铁器时代就已经发明，但直到这个时候才广泛使用开来。18世纪30年代，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的汤森勋爵（Charles Townshend）把三叶草（Trifolium）和芜菁（Brassica rapa）引入大田，改三作制为四作制，开启了农业革命，他因此获得了“芜菁汤森”的称号。[24]这时已经使用石灰作肥料，可以提高农业产量，这是个不错的进步，因为可以选择的肥料比远比今天要少，当时人畜排泄物是主要的肥料，石灰有助于中和土壤的酸性，使得更多的粪便能起作用。这时还有一种转变，用马匹来取代公牛犁田，这个发明花费了数个世纪的时间。马匹效率更高、适应性更强而且更快。这时有一些农业机械投入使用，虽然这时的机械投入远远没有后来两个世纪那么明显。
新品种的培育也是很重要的投入。莱斯特郡（Leicester）的牧场主罗伯特·贝克韦尔（Robert Bakewell）培养出英国长角牛（English Longhorn）、林肯绵羊（Lincoln Sheep）和夏尔马（Shire horse），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他在畜栏里使用双层结构，用来收集粪便再液化。他建立纯种管理协会（Complete Body of Husbary）来保持品种的纯洁性，推进良种培育。
在土地使用方面，饲料作物的种植面积增加了，包括种植草料和根块作物，比如红豆草、苜蓿、油菜籽和萝卜。这有助于减少休耕，提高农村经济，饲养更多的家畜。苜蓿是豆科类植物，是能够集中氮的一种作物，这样能提高土壤的肥力。提供更多的饲料，使更多的家畜养殖成为可能。养殖能获得更多的资金，在当时的经济体系中，家畜是非常重要的“货币作物”，而且家畜还能提供更多的肥料。人们更小心地选择与土壤相适应的种子，更细致地犁地和碎土，有利于作物的生长。[25]轮耕和换耕也很重要，在一些地方，土地的使用在耕作与畜牧之间进行变化，在同一块土地上进行不同的农作能够保证一系列的产品，混合农业减少了坏收成或者家畜瘟疫时候的危害。现在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不存在什么农业革命，只不过出现了一些能使得产量大量增加的农业方法。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18世纪农业方法的改进就如同这个世纪后工业的改进一样，可以称得上“革命”。[26]
农业中有两个很容易被忽视的两个部门：渔业和林业。首先，二者都有利于提供食物和就业，如果考虑到沿海是咸水鱼的集中地，渔业在当地的地位显然更加重要。在一些小港口，渔业是经济的中心，在像赫尔（Hull）这样的大港口，渔业也很重要；在苏格兰的经济中，它尤其占有重要的地位。康沃尔（Cornwall）的沙丁鱼除了服务于国内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外，对出口而言也很重要。大量的鱼，尤其是腌制或者熏制的青鱼，出口到地中海和西印度。收费公路的产生有助于长途贸易的发展，然而渔业并没有种植业那样的增长速度，因为运输新鲜的鱼很昂贵，它们难以到达很多地区。熏鱼能够保存，但加大了成本，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铁路运输使得鱼成为廉价而易得的食材之后才有所改变。
林场的消耗和煤炭的使用使得林业没有之前那么重要了，但从国家的层面看它仍然很重要。在消耗树木的同时，植树也在进行，17世纪晚期就有大量的植树造林。
农业在发展的同时，与工商业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了，许多手工生产都集中在农产品加工方面，如果把林木业包括进来，这种情况更为显著。加工的过程是个统一体，包括贮存食物、腌制、装瓶和酿醋。主要的工业活动都与农业生产有关，例如食品、饮品、衣物、鞋子和家具，所有这些生产都是分散的，比如说，制革厂分布于各个家畜饲养区。
尽管有一些加工会使用海外的进口农作物，比如棉花、甘蔗和烟草，但大部分原材料产自英国，这样，农业与大部分工业活动联系紧密。因为大部分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并与农业紧密联系，农村消费创造了一个既有工业品又有农产品的国内市场，比如肉类。任何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尤其是大米，都会影响到城市居民，降低那里购买商品的能力。1670年到1750年谷物价格的下降提高了对手工产品的购买力，[27]小麦、大麦和燕麦都在1743—1747年达到最低价格，相对于18世纪20年代来说下降了15%。价格下降打击了农业区，但是有利于消费者。1741年，一位副大臣写信给他的一个同事：“从全国各地的来信可以看出，今年丰收在望，并且大部分农产品都会大幅降价，这是个好消息，因为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的人口需要养活。”[28]
18世纪60年代人口的上升对农村的经济提供了机遇。农民的收入提高了，虽然给农业工人支付的工资没有提高。此时，由于人口增加，谷物价格飞速上升，必须从欧洲一些地方进口农产品，干鳕鱼可以从纽芬兰进口，大米来自南卡罗来纳，但这些不是英国的主食，从新世界进口其他的东西，如烟草显得更有利可图。随着市场经济的增长和整合，交通联系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加，专门化趋势在一些主要的中心地区得到加强。埃塞克斯（Essex）的商品粮主要运往伦敦，伯克郡（Berkshire）的水果和蔬菜，尤其是苹果、梨和樱桃，在18世纪下半期主要供应伦敦、巴斯（Bath）和牛津（Oxford）。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不再仅仅因为农业而闻名，还变成了伦敦的园艺市场的一个主要供应源。市场经济也影响到了更远的地区，比如说，朴次茅斯逐渐变成苏塞克斯（Sussex）西部和汉普郡（Hampshire）的谷物和家畜的市场，牛从约克郡往南运到伦敦，威尔士牛运到肯特（Kent）养肥再运往伦敦。爱尔兰的奶制品和家畜生产由于市场的扩大有所发展，牛肉和黄油对英格兰出口，熏肉出口到殖民地。
更远的市场的需要有助于地方农业的变化，也刺激了交通的发展。在北约克郡的克里夫兰（Cleveland），对开放地和公共用地的圈占使得针对伦敦市场的耕种和养殖都有所增加。克里夫兰产优质大麦，1769年在提斯河畔的斯托克顿（Stockton-on-Tees）架起桥梁后，大量的大麦从这里走水路运往伦敦。
这段时期内，农业领域中有两个现象必须要补充说明，那就是农田的开垦和圈地运动。耕作面积的增加是英国农业生产增长的部分原因，在开垦区，如林肯郡（Lincolnshire）的沼泽地，苏格兰以及英格兰西北部的泥炭地、苔藓地，还有一些山谷和厄尔斯特（Ulster）的海岸上，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高地的荒地和草地被密集地使用。在佩斯郡（Perthshire），传统上用来作为夏季备用牧场的土地都被开垦，森林被砍伐。通常，这样的“开垦”以及紧随而来的农业耕作会导致生态的改变，导致植物和动物种类居住地的丧失。
圈地运动带来的变化更加剧烈。圈地不是新鲜事物，特别是东南、北部和西部，在这些地方早就出现圈地了。在1500年，德文郡（Devonshire）和康沃尔郡（Cornwall）的很多地方都开始圈地，17世纪末，达拉莫（Durham）东边的很多低地也已经开始圈地。圈地的目的是饲养家畜，家畜在这个地区非常重要；在其他地区是为了更好地耕作，适应新的农业方式，为当地人口提供口粮。有的地方，如米德兰（Midland）地区，古老的公共用地依然保留了下来。18世纪圈地变得更加的普遍，尤其是在中部地区。在这个世纪里，英格兰的21%土地都受到议会圈地法令的影响。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圈地法令很盛行，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同样如此。一旦某个地区的大地主希望圈地，他们会向议会申请圈地的法令，议会派出委员会来负责圈地，委员会组织详细的土地调查，决定谁拥有土地，谁享有放牧权，然后分配他们的权益，安排圈占的土地。圈地既涉及开阔地带分散的块地，也涉及公共牧场和废弃的土地。圈地经常伴随着土地使用期限的改变，伴随着用土地税或者谷物税来取代十一税，以及一系列昂贵的改变，如翻新排水系统、建筑道路等，还伴随着新的农业耕作方法。在农业方面，圈地运动到底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一言难尽，圈地并不一定就会导致效率的提高。当时很多没有被圈占的土地上见证了农业改进、新技术和作物的引进，而更集中更有利于技术传播的圈占土地上却看不到这个过程。圈地通常使农业收益从租种者手中转移到地主手中，因为地租比产量上升得更快。地主支持圈地是因为他们希望地租会大大提高，并且提高对公共用地的控制权。但圈地给那些依赖公共用地的人和小农户带来很大的压力，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艰苦，迫使他们迁徙，从而给工业提供了许多劳动力，其中有一些离开自己的国家远涉重洋，很多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因此而去了西印度和北美。圈地，尤其是对公共用地的圈占，对小农户有很大的破坏性，将以自耕农为特征的村落变成了某种全新的东西，使英国逐步走向一个更加两极化的社会，并且也造成社会的动**。1724年，在苏格兰加罗威地区爆发了反对圈占公共牧场的斗争，农民推翻了用石头砌成的石栏，后来政府派出军队才镇压了这次反抗。1766年，在苏格兰北部的库洛马迪地区，小农户推翻了圈地的石栏来放牧他们自己的羊群，这在当时被定为非法行为。在爱尔兰康诺特省（Connacht），1711—1712年爆发“踝关节者运动”，运动中发生了对家畜的攻击。1761—1765年，在爱尔兰的科克（Cork）、基尔肯尼（Kilkenny）、利姆李奇和沃特福德（Waterford）等地方，白衣会会员反抗圈占公共用地，他们攻击土地代理人，破坏围栏和石墙，残害家畜。在1769—1776年白衣会再次出现，影响蒂波雷利、基尔肯尼、卡罗、基尔代尔（Kildare）、威夫特福德等地。在英格兰的北安普顿郡（Northampton），小农户和无地平民通过请愿、威胁、攻击驿站还有其他一些活动来反对议会的圈地。
农业发展的同时，工业已露出革命性变化的苗头，尤其是在纺织业、炼铁业、煤矿开采业和蒸汽动力等领域，虽然对整个工业生产的部门和结构还没有产生实质性的改变，但已经为后来飞速发展的工业化做好了准备。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合并大大地扩大了国内市场，而对外战争的不断胜利则扩大了海外市场，北美大陆和加勒比海殖民地的扩大，对英国的出口和再出口贸易至关重要。制造业受供求关系影响，国内消费刺激了工业的发展，而海外市场的扩大、尤其是北美殖民地需求的扩大，也大大刺激了工业技术的改进。在早期，工业品在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不高，需求主要在国内，因此受到国内人口、购买能力或者收入分配还有消费观念的限制。到18世纪中期，随着人口的增长，国内需求大大提升，制造业受到刺激，企业的质量、劳动力的供应、技术的发展发生变化，这些都能够减少成本。
纺织业是这一时期重要的产业，占据了工业的主要地位。新技术很重要，不单是因为它带来了生产能力的进步，而且还因为它能够带来连续的变化。纺织业见证了技术的不断发展，约翰·凯（John Kay）的飞梭发明于1733年，它提高了手工纺织工人的工作效率，用它能纺织出双倍宽的布匹，速度还提高了。早期的纺织机械，像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的“珍妮机”，还有梳理羊毛的机器，都大大提高了产量。但工人们把这些机器看作对他们生计的威胁，在1768—1769年，布莱克伯恩（Blackburn）的工人们摧毁了哈格里夫斯的机器。
18世纪60—80年代出现了一系列技术，使得采用机械生产的棉作坊能够生产全棉布匹，其中1768年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发明了水力纺纱机，采用滚筒纺织的原则。水力纺纱机纺出的线，比珍妮纺纱机纺出的线更加牢固，它光滑而平整，用它织出来的布比手工纺纱织出来的布好很多。阿克赖特等人在兰开斯特建立了很多用水力带动的棉纺厂。第一座于1771年建立，显示了工厂体系的特征，包括劳动力的严密分工和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合作。1772年，他在诺丁汉（Nottingham）的一个工厂招聘了300多人，其中有一些是附近教区工场收养的儿童。1776年，兰开斯特郡乔利附近的比尔克尔工厂被一些工人烧掉了——他们的就业受到威胁，因而迁怒于机器。这场暴动中有超过100台机器被烧毁，而议会则支持机器的使用。
机器的发明和运用推动了煤和蒸汽动力的发展。蒸汽机靠煤带动，在此之前，动力主要来自木材，燃烧木材能产生大量的热，但这种热能不稳定，在很多工业部门，木材并不是理想的能源。煤常年都能开采，不受季节影响，而且煤是一种可以转换和控制的能源，相比木材和水力都是更好的动力来源。到1700年为止，在约克郡北部、达拉姆、米德兰和南威尔士等地方，煤矿已经有了不错的发展。然而，采煤很费力，煤的开采和运输成本很高，而木材则比较容易获得，但煤炭的使用越来越普遍。煤炭的开采和运输都刺激着创新和发展，运河和铁路的建设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一条主要的运煤路线是从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和达拉姆郡运到泰恩河（Tyne River）河岸，在这里用于工业或者运到伦敦作为家用或者工业用煤。没有交通，煤的价值无法体现，但是煤加上交通可以看作是那些有着大量劳动力和市场需求的混合工业区的基础。为了快速的工业增长，资金、交通、市场和煤炭，成为必不可少的因素。
煤炭给蒸汽机提供动力，是新世界的基础。蒸汽机在瓦特之前就已存在，尽管很原始，但可以把水从矿井中抽出来，在康沃尔的锡矿和铜矿、煤矿和锌矿中发挥重要作用。后来蒸汽机被用来在水轮中提供循环水，还有在铁厂中给炼炉鼓风。蒸汽动力经常用来取代水动力。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在1702年在康沃尔锡矿中看到的两个巨大的蒸汽机“由几个轮子组成，在泵的原理下把他们想要钻探的地方的水抽出来，它们因为水力持续运转，水在几人宽的地方旋转，能产生很大的能量。水主要通过高高的木渠引入蒸汽机”。为提高蒸汽机利用能源的效率，瓦特（James Wat）改良了蒸汽机，它能在冲程的底部和顶部同时传递能量，1776年瓦特的蒸汽机正式投入实际使用。
蒸汽机不仅在煤矿和其他的矿井用来带动通风设备等机器，而且还用于羊毛和棉纺织厂和其他很多工业部门。1782年瓦特申请了双动循环蒸汽机专利，这种蒸汽机能产生双向运动，可以带动要求平滑运动的机械设备，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使蒸汽机更便宜，在那些本地不产煤因而煤的价格比较高的地方也能使用。蒸汽机在运河的开挖中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可以用来填塞水库和处理运河需要修理的斜坡。
煤矿不但从采用蒸汽机抽水和鼓风中获利，而且还从一系列创新中获利，涉及爆破、衬壁和支撑柱，还有地底交通的使用，特别是铁轨的使用，这样运煤车可以在上面推行。陆上交通的改进，如水路运货，道路运输的改革，降低了煤的价格，扩大了需求。1772年，第一艘运煤船通过新伯明翰运河达到伯明翰。在1700年，英国的煤产量大概是300万吨，大部分用于家用。西北英格兰是重要的煤场，承担了大概一半的产量。其他的地方，施罗普郡（Shropshire）东部、约克郡南部，还有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南部，依次是最重要的煤场。煤产量在1750年达到520万吨，以每年1%的比例上升；1775年达到880万吨的产量，在本世纪剩下的时间里每年增加2%，1800年达到1500万吨。煤炭的开采和广泛使用有利于英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相对欧洲大陆而言有利的竞争优势。
在煤炭行业和蒸汽机发展的同时，炼铁也有了快速发展。英国处于欧洲乃至世界领先地位，炼铁工业的改进对其他的经济部门非常重要，铁的价格降低，产量大大增加，最终使铁制机器取代木制器具。用焦炭而不是木炭来炼制铁和钢，把工业从依赖木材中解放出来。这也是一个用矿物能源取代传统能源的明显例子。从18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木炭的价格上涨，再加上技术的提高，焦炉的使用变得更广泛，用煤炭炼制可塑性铁，比木炭炼制和精炼更便宜。
蒸汽动力用于煤炭开采，加上高炉和新的滚轧和开片机，导致炼铁业向煤场集中，威尔士南部就是这样。1801年威尔士最大的村庄是梅瑟蒂德菲尔（Merthyr Tydfil），在1750年这里不过是一个小村庄，但是到世纪末已成为威尔士南部以焦炭和高炉为基础的工业中心，还是世界铁生产的中心。当以煤炭作为基础的炼铁厂兴起以后，炼铁厂也向煤矿多的地方集中。
铁产量从1720—1724年的2.7万吨增加到1789年的8万吨。这些铁用于这个时期的工业发展。采矿业的发展要求建筑铁路，修建铁路则要求生产更多的铁。伯明翰的第一座轧钢厂在1740年建立；18世纪上半期开始，轧钢技术用于镀锡行业，给镀锡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带来巨大的优势，炼铁业甚至整个冶金业都有了发展。
除了煤炭、炼铁和蒸汽动力等工业部门发展显著之外，还有一些手工业部门也有发展。那些用手工工具和小机器生产的工业部门有了很大的进步，它们从钻机设备和铁条制作技术的创新中获利。金属加工技术对所谓的“玩具制造业”很关键，这是一个制造小金属产品的行业，生产扣子、按钮和鼻烟盒等小玩意儿，在18世纪末期，这个行业也开始机械化。同样明显发展的是陶瓷业，斯塔福德郡的陶瓷工业需要便宜的交通来运输黏土和成品，这得益于新运河的开通。陶瓷业的组织分工明显提高了，尤其是大规模生产，这种生产依靠规模经济、劳动力分工还有质量控制，这些在以前小规模的家庭作坊中都不可能做到。玻璃制造业也在泰恩河畔（Tyneside）这些能方便得到能源的地方发展起来，在17世纪纽卡斯尔（Newcastle）生产全国40%的玻璃。化学工业也在泰恩河畔发展起来，在1778年，罗希在沃克低地地区设立了一个碱厂，这个厂可以利用此处便宜的煤炭和大量的盐。在威尔地区，当地的煤有助于煮盐业、玻璃制造业、陶瓷业和其他工业的发展。更宽泛地说，煤炭是煮酒业、酿糖业和制砖业的主要能源。
由于农村的劳动力非常丰富，价格比起城镇来更加便宜，农村手工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能量消耗也很重要，在有激流的地方水力更容易得到利用，在山村地区林木比较丰富，就像在矿区煤比较多一样。在乡村地区原材料也容易获得，比如说皮革工业用羊皮来制革。纺织对农村工业化的作用是比较稳定的。动力可以由河流提供，乡村家庭纺织业的传统是比较根深蒂固的，水车和纺车在乡村处处可见，纺织品没有在运输中被破坏的风险。农村与城市的纺织工业联系紧密，最后程序通常在城市完成。商人组织外包工作，负责寻找销路，对外销售在这一时期有了一定的发展。由于交通条件不好，煤炭产量有限，大部分农村工业没有机械化，产品基本上为本地市场生产，技术有限，创新能力不足。
运输业把各个经济部门连成一个整体，工业革命开始时，主要的交通方式有运河、陆路和海路交通。运河创造了全新的运输方式，原有的陆路运输效率不高，英国人开始修建运河，1720年在西南英格兰的圣奥斯德尔（St.Austell）的东部开通了第一条运河，这条运河主要用来运输黏土，但它的长度很短，并且在1731年的时候河岸崩塌就停止使用了。更重要的一条运河建立于西北部，桑基布鲁克航行运河完成于1757年，从圣海伦斯（St.Helens）运煤到利物浦，刺激了默西河畔的煤炭业以及柴郡（Cheshire）的煮盐业的发展。弗朗西斯（Francis）在1763年修建了一条运河，把他的沃斯利（Worsley）煤矿的煤运到附近的曼切斯特。两年后，詹姆斯·布林德利（James Brindley）因为设计了连接特伦特（Trent River）和默西的运河而闻名。1766年到1772年建立起来的从特伦特到默西河的46英里长的运河，不但连接斯塔福德郡和伍斯特郡（Worcetershire），还连接了伯明翰运河，并且在斯托港这个新的港口连接了塞文河（Severn River）。这样，斯塔福德郡的煤、铁和陶瓷可以稳定地运输到更多的城市。除了网状运河系统的修建，还出现了一些单独的运河，比如，1770年劳斯运河开通，使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港口。很多重要的运河都是在1783年之后修建的，在爱尔兰尤其如此。虽然在1731—1742年已经修建了纽里导航运河，这条运河在波特兰（Portland）港口连接了卡林福德湖（Carlingford Lough）和拜纳河，还连接了厄尔斯特（Ulster）和都柏林（Dublin），把蒂隆西部的煤运到都柏林。这个系统在1769年纽里船运河开通后有所扩展，这条运河的开通使得纽里成为一个重要的港口。蒂隆导航运河在1787年完工，连接了利斯兰和黑水河。从贝尔法斯特到内伊湖（Lough Neagh）地区的拉甘导航运河在18世纪80年代建成。
在发展内部联系方面，尤其是在西米德兰和兰开斯特之间，还有在减少运输成本方面，运河的修建是非常重要的。从欧洲范围来看，英国工业从便宜的交通成本和可靠的交通联系中获益良多，地区专门化的可能性提高了，因为能更便宜地生产某种产品的地区比起那些成本较高的地区来说，更具有竞争优势。不过到18世纪末，英国的运河网仍旧分散而稀疏，尤其在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更加如此。
当时，英国的陆上交通状况很差，人们不知道如何修路和造路，最常见的方式是在原有道路有坑洼的地方填一些石头，让来往的行人和车辆将其碾平，然而当一辆马车驰过时，石头从车轮两边被压出，坑坑洼洼随之再现，交通变得艰难。道路一般由它经过的教区负责修理，教区居民可能被要求每年在道路上干五六天活。但教区对自己有用的道路可能更加重视，但是对那些他们不用的道路就不好好管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查理二世时开始出现收费公路。到1730年，只修建了少数几条收费公路，18世纪中期大约40年间是修建收费公路的全盛时期，英格兰北部和中西部修建了大量新道路。这些公路的原则是谁修路谁收费，从原则上看很公平，但实际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在短短一段公路上可能会有好几个修路公司，于是就会建立太多的收费站，每一个公司都会委派自己的检验员，于是修路的标准就不同。在这段时间里，公路运输缓慢发展，但进展却很明显。尽管随着道路的改善，运输时间减少了，因而成本降低了，但陆路运输还是不适用于煤、铁这样的物资运输，这些物资太重，运输成本会很高。
海岸运输是另外一种运输方式。亚当·斯密斯在1776年对比陆路运输和海上运输时写道：“一辆宽轮货车，配备两个人手，由八匹马拉，在伦敦和爱丁堡之间花费六个星期的时间来回运送近四吨的货物。同样的时间里，一艘由六到七个人驾驶的船只，在伦敦和雷斯城之间来回的话可以运送两百吨重的货物。这样的话，海上六七个人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重量同样是伦敦到爱丁堡之间的距离相当于陆上一百人，外加四百匹马。”有的地方的产品可以通过海洋和市场联系起来，比如泰恩河畔的煤和柴郡的奶酪，不用从货车上转移到船只上，不添加额外的运输费用，是一种经济又实惠的运输方式。小规模的船只可以到达很多小港口，这些地方现在已经不是港口了。
整体来讲，18世纪英国的农业、工业和运输业都有了明显的发展，为重商主义帝国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注释】
[1] Francois Crouzet Toward an Export Ecnomic British Export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xploration in Ecomomic History Vol.17 1980 pp.48-93.
[2] Martin Kitche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 A short History MacMillan 1996 p.2.
[3] J.O.Lindsay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Ⅶ The Old Regime 1713—1763 Cambridge 1988 p.28.
[4] 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0—201页。
[5] Francois Crouzet Toward an Export Economic British Export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xploration in Economic History Vol.17 1980 pp.48-93.
[6] Dean and Cole W.E.Minchinton ed.The Growth of England Oversea Trad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London 1969 pp.99-120.
[7] Francois Crouzet Towards an Export Economic British Export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xploration in Economic History Vol.17 1980 pp.48-93.
[8] N.F.R.Crafts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xford 1985 p.131.
[9] Ormrod and Ralph Davi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British Oversea Trade Leicester 1979.
[10] W.A.Barker A General History of England 1688—1852 London 1963 p.146.
[11] Barbara L.Solow Slavery and the Rise of the Atlantic System Cambridge 1991 p.184.
[12] Ralph Davis The Rise of the English Shipping Industry London 1962 pp.17- 27 John Marshall A Digest of All the Accounts London 1833 pp.206-207.
[13] Phyllis Deane and W.A.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Cambridge 1969 p.87.
[14] Elise S.Brezis Foreign Capital Flows in the Century of Britain's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Estimates Controlled Conjecture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cond Series LⅩⅧ 1995 pp.46-67.
[15] Patrick K.O'Bri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ritish Taxation 1660—1815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cond Series ⅩLⅠ 1998 pp.1-32.
[16] Jacob M.Price What did Merchants Do Reflections on British Overseas Trade 1660— 176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ⅩLⅠⅩ 1989 pp.267-284.
[17] David Ormrod The Atlantic Economy and the Protestant Capitalist International？ 1651—1775 Historical Research LⅩⅥ pp.197-208.
[18] Treveyan G.M.England under the Stuarts Methuen 1980 p.441.
[19] Philip T.Hoffman and Kathryn Norberg eds.Fiscal Crises Libert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1450—1789 Stanford Calif.1994 pp.67-95.
[20] J.O.Lindsay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Ⅶ The New Regime 1713—1763 Cambridge 1988 p.9.
[21] Wm.Roger Louis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Ⅱ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66.
[22] A.E.Wrigley Urban Growth and Agricultural Change in England and Continent in the Early Mordern Period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ⅩⅤ 1985 pp.683-728.
[23] W.A.Speck Stability and Strife England 1714—1760 London 1980 p.128.
[24] Ibid.p.130.
[25] Paul Langfor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688—1815 Oxford 2002 p.150.
[26] John O'Farrell An Utterly Impartial History of Britain London 2007 pp.277-278.
[27] W.A.Speck Stability and Strife England 1714—1760 London 1980 p.132.
[28] Brandon Hill A Survey of British History Ⅲ London 1976 p.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