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讲求治心
既然祸福心造，因此，曾国藩特别讲求治心，他讲孝心、爱心、良心、诚心，反对贪心、疑心、忮心、求心。
左宗棠早年与曾国藩共事，亲密无间，曾国藩去世后，他对待曾国藩子女如同自己的子女，而纪泽、纪鸿，纪芬兄妹对宗棠也十分尊敬。纪芬在回忆录中不仅说夫婿“一生感激文襄知遇最深”，还记下了她们二人对左宗棠的赞扬。图15
“其学问之博，谋略之远，治事之勤，求才之切，皆有不可及者”。曾国藩和左宗棠在朝奏中互相攻讦，因而“失和”，为天下所共知。如果二人真正互相仇恨，在家庭和子女面前一定会有所流露。纪芬依依膝下，对父亲的思想感情自然很了解，如果曾国藩真正仇恨左宗棠，她的感情必然站在父亲一方。即使后来夫妇受左宗棠的恩遇，但父亲受过宗棠的“攻击”，总难免对宗棠有一些偏见的。她对宗棠的赞扬却如此完美和高大，完全看不出曾左二人和两家有什么龃龉，那一段“曾左失和”就很令人怀疑，似乎曾左二位闹“失和”，是专为了让“天下所共见”的，究竟失和是真是假？含意为何？后人猜测纷纭。无怪乎徐一士在研究了左宗棠和曾纪芬夫妇的交往后说“益见宗棠之于国藩诚有异乎寻常之凶终隙末者矣！”经过多年仕宦生涯的曲曲折折，晚年的曾国藩总结出十二条治心经，认为终生守之而不改，这就是：“无贪无竞，省事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战战兢兢，死而后矣，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此十二语者，吾当守之终身，遇大忧患、大拂逆之时，遮几免于尤悔耳。”
传说清朝的乾隆皇帝游江南，他站在江苏的金山寺，看见长江中有许多船只来来往往。他问一个老和尚：“你在这里住了几十年？”老和尚并不知问话人就是皇上，因此谈不上“惶惧”，他平静答道：“住了几十年。”乾隆帝又问：“每天来往的船只有多少？”老和尚说：“只看到两只船？”乾隆来了兴趣，又问：“这是什么意思？”老和尚说：“人生只有两只船，一只为名，一只为利。”乾隆听了默然无语，思之良久。
战国时，庞涓对孙膑的嫉妒就是很不可取的，值得我们引以为戒。孙、庞同为鬼谷子的学生，同学兵法，有八拜之交，结为生死兄弟。庞涓为人刻薄寡恩，孙膑则忠厚谦逊。庞涓到魏国求官，拜为军师，屡建奇功，显赫不可一世，但心里还忌着一个人：那就是他的义兄，他曾发誓“若有进身机会，必举荐吾兄孙膑”。他认为孙膑才能超过自己，因此始终不予举荐。孙膑后来得到墨子(名翟)的举荐，也来到魏国，见了魏王，对答兵法如流，魏王大喜，欲拜孙为副军师，被庞所阻，乃拜为客卿。在以后的练兵摆阵中，庞不及孙，更加加深了庞对孙的忌恨，于是到魏王面前说孙的坏话，将孙膑的一对膝盖削去，又用针刺面，刺成“私通外国”四个字。图16
后来，墨翟云游到了齐国，住在大臣田忌家里，得知孙膑被迫害之事，才将孙膑之才及庞涓妒疾之事转告田忌，两人商定计谋，借出使魏国的机会，令一侍从扮作孙膑，偷偷将孙膑载回。孙膑到齐国之后仍不抛头露面，后来齐魏交战，孙膑大败庞涓。马陵之战，庞涓被孙膑的弓箭手射死于大树之下。
北宋真宗时期，丞相王旦也是生活俭约的人，宋真宗因王旦的住宅过于简陋，决定由官方给他修建新住宅，因王旦坚决推辞，才作罢。他对子弟们也要求严格，不准他们奢华。一次，有人出售玉制的腰带，王旦的子侄们都认为这玉带很美，想买，先拿玉带让王旦看看，王旦让他们系在腰间，然后问道：“还得见玉带美吗？”子侄们回答说：“系在腰上，自己怎么看得见？”王旦说：“自己系上这么贵重的东西让旁观者称好，不是太辛苦了吗？还不赶快还给人家。”范仲淹烧罗绮(一种精美的丝织品)的故事与王旦退玉腰带的故事相似。范仲淹的次子纯仁娶媳妇，在媳妇快进门时，有人传说，纯仁的媳妇将用精美的罗绮做帷幔。范仲淹听了很不高兴，说：“罗绮何等珍贵，怎么可以用来做帷幔呢？我家向来简朴，怎可以此来败坏我家家风？她如果敢把这东西带到我家，我定会当众将它在庭院里焚毁。”
唐太宗是历史上十分注重勤廉的一位君主。他说过：“身为国君，必须先以人民的生活的安定为念。压榨人民而自己却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无疑是割取自己腿上的肉吃一样，虽然吃饱了，但是身体也糟蹋了。倘若希望天下安泰，首先必须端正自己的姿态。迄今为止，尚未听说直立的身体却映出弯曲的影子，也没听说过内圣端正的君主治理下的政治，百姓会胡作非为。图17
“自取灭亡的原因不外乎是执政者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罢了。吃山珍海味，又沉溺于歌舞笙华与美女之中，则欲望会越发膨胀，所需的费用也将随之增加，如此一来，不但无暇顾及政治，甚至会使人民陷于困苦的地狱之中。结果国君只要说出一点不合理的话，人民的心就马上起伏不定，谋反的人趁机出现。有鉴于此，我极力压抑自己的欲望。”
魏征听后说：“自古以来被尊崇为圣人的君主都努力实践这件事，所以才能够开创理想的政治。从前楚庄王聘请詹何来询问政治的要文，詹何回答他，君主首先要端正自己的行为。楚庄王又问他具体的政策，但他的回答仍是，从未听过国君本身行得正而国家混乱的事情。陛下所说的，其实正和古代贤者的意思相同。”
唐太宗正是以这种态度来处理政事的，他率先端正自己的行为，虽然已经十分努力了，但仍然怀疑自己是否做得彻底。正如他向魏征所说的那样：“我一直努力端正自己的行为，但是不管怎么努力，也及不上古代的圣人，因此不得不担心自己是否会受到世人嘲笑。”
一次，大臣们向唐太宗上奏：“自古以来有所谓‘夏之月可以居台谢’，在夏末可以住在高殿里，现在夏天的酷暑仍未消退，秋季的长雨又将来临，宫中湿气太重，恐怕对陛下身体不太好。希望陛下马上建筑高殿。”
对皇帝来说，造一座宫殿简直如吃家常便饭，但是唐太宗却婉言拒绝了大臣们的好意：“诚如各位所知，朕患有神经痛，这种疾痛若长年处于湿气重的地方当然不好。但是造一座宫殿需要一笔数目庞大的费用，从前汉文帝打算营造宫殿时，发现需要的费用相当于十户普通人家的资产，便打消了这个念头。虽然，和汉文帝相比，我的德行远远不及，但所需的费用却要多得多，这不正是身为百姓父母的天子失职的地方吗？”大臣们再三要求唐太宗仍执意不肯。
如果想做一个平庸的领导者，也许这种自我节制并不十分重要。但是若想成为一个杰出的领导者，就必须要藉着坚强的意志力，来贯彻自我节制的内圣决心。这个原则不仅是在公的方面，即使在个人生活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图18
曾国藩的治心经，以儒家为本，同时也融入了佛道的内容。曾国藩早年在京城时，身体羸弱，又怕平生志向不得伸展，所以常常忧思过度，一天竟吐血数口，日记中遂痛加自责，说这是“大不孝”，表示以后“唯有节嗜欲、慎饮食、寡思虑而已”。但说到容易做却难。数日后，“‘忿’、‘欲’二念皆大动，竟不能止”，他担心自己“成内伤之病”。连续多日，他翻阅理学家的传记以及佛教典籍，希图从中找到解脱精神痛苦的美药良方。他在读《孟子·养心篇》后说：“损忿之心蓄于方寸，自咎局量太小，不足任天下之大事”。随后几天，他又阅读了佛教经典《杂阿含经》等书，对佛家的“心为法本”，“降龙伏虎”有进一步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