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说：“脸面有一不可欺人之色，即要守诚。”这是其所愿。
曾国藩说：天地之所以运行不息，国家之所以存在建立，圣贤的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都是因为一个诚字。所以说，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世代相传。然而在封建官场中，诚信却是愚蠢的代名词，过于诚信往往会落入别人的圈套。在封建官场的争斗中，在假诚信的掩盖之下，更多的是背信弃义，谎言欺骗，落井下石……曾国藩更是娴熟老手。
诚，就是真实无妄，实实在在没有虚假，没有装饰，所以叫诚心。孟子说人天生存诚，但这种诚必须经过修养才能达到。因为出于各种动机、**，人往往不诚。所以，诚为立身之本，治心之本。
用兵的要点，曾国藩最重一个“稳”字；治心的要点，曾国藩最重一个“诚”字。诚则明，明则诚，内心如果真的能够诚实光明，那么用兵行军自然也就稳当顺利。所以“诚”字与“稳”字很有关系。曾国藩曾经说过：“驾驭将领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拿出诚意”。又说“君子的行为没有比用忠诚倡导天下人更大的事了。”他曾给李申夫一封信，谈到用兵应当以诚实为根本时尤为恳切，他说：“用兵的时间长了就会产生骄傲和怠惰的情绪，有了骄傲和怠惰的军队没有不败的。‘勤’字所以能医治怠惰，‘慎’字所以能医治骄傲，因为在这两个字之前，须有一个‘诚’字作为成立的根本。立志要把这件事了解得透彻，办得彻底，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鬼神也要回避，这些就在自己的诚心了。人生来正直，与行伍交往尤其珍贵。文人的心多弯曲，多不坦白，往往与行伍水乳不相融，必须完全去掉歪曲私心，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这就是接物的真诚。
以‘诚’字作为根本，以‘勤’字、‘慎’字作为手段和工具，也许会免于大罪，免于大败。”
要做到“诚”，实则是说易而行难的事。满清入关以后，有许多读书人不投降。但清帝康熙非常高明，他14岁亲政，做了60年的皇帝，堪称是一个天才的皇帝。他看见汉人反清的太多了，为了收罗那些不愿投降的汉族读书人，在科举中特别开了一个“博学鸿词科”，对于前明不愿投降的遗老们，特别恩准，马马虎虎，只要报个名，考试走个过场，就给予很好的官位，结果有许多人在这种**下动摇了，进了“博学鸿词科”；后来又开第二次“博学鸿词科”，再收罗第一次未收罗到的人。因为许多人见第一批进“博学鸿词科”的人，都有很好的官位，就忍不住了。第二次去的人更多，考场的位置都满了，后去的被推到门外。有人作诗挖苦道：“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从今决计还山去，薇蕨哪堪已吃光。”从这里可以看出，要把“诚”字做到底，并不是容易的事。图19
尽忠守节之人历来都受到尊重，甚至受到敌人的尊重。文天祥就是一例。文天祥，江西吉水人。元兵南侵，他为挽救南宋的灭亡，以自己全部家财做军费，奉兵勤王，在东南沿海辗转奋战，坚持了三年多，终于兵败被俘。船经广东中山县南的零丁洋时，他写下了《过零丁洋》。后来，张弘范一再强迫文天祥招降在海上坚持抵抗的南宋将领张世杰，文天祥向张出示《过零丁洋》的最后两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看了这样的视死如归之言，张自知招降无望，只好作罢。文天祥被押到元大都(今北京)打入土牢，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十月英勇就义，他在狱中写下名作《正气歌》。
曾国藩的《笔记》中有《居业》一条，意思说立诚就可以立业，也就是可以自立自强，对于“诚”字与“稳”字的关系，阐述无遗，尤其能够看出治心与治兵的关系。他说：“古时代英雄的事迹必定有基础。如汉高祖刘邦在关中，光武帝在河内，魏在兖州，唐在晋阳，都是先占据根据地，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君子学习道，也必须有所说的基业。总体是规模宏大，言辞诚信是根本。就像居室那样宏大，那么它占的宅地就广阔，能够庇护的人就多。诚信如果站得很稳固，结构就会很牢靠。《易》说：‘宽大居之，’说的是宏大，修辞立在诚字上，可以居业，说的是诚信。大程子说：‘道之浩浩，从哪里下手呢？只有立下诚才有可以居住的场所。诚就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如果口不择言，逢事就说，
那么忠信也就被埋没动摇站不住了。’国藩我认为立得住，就是所说‘居业’；现在俗话说的‘兴家立业’就是这个意思。子张说：‘掌握的德不宏大，信的道不专一，还能叫有吗？还能叫无吗？’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宏大诚信，那么我的知识浮泛动**，说我有不行，说我无也不行，这样终身没有可居之业，这就是程子所说的‘立不住’了。”
诚的延伸意义是没有欺骗。曾国藩在给李希庵的回信中说：“我们位高望重，别人不敢挑毛病，只有把我们自己的心摆在严师面前，怕不守天理就像怕刑罚那样，也许能够做到时时刻刻有敬畏之感。”
曾国藩把人心诚伪作为人的基本品格来认识，认为只有诚实的人才能和他交往，才能有信誉可言。
穆彰阿对曾国藩早年有知遇之恩，曾发达后对穆也极为感激。即使在穆被罢斥后，曾每过穆宅，总不免感慨一番。二十年后，曾赴任直隶总督前进京陛见时，还专程拜访穆宅。后来曾赴天津办理教案，恐自己再无机会进京，又专门写信令其子曾纪泽再次前往穆宅，向穆彰阿的儿子萨廉致意。
正因如此，曾国藩特别讨厌那些狡诈的人。曾国藩在两江做总督时，官署中有一个很高的亭子，凭栏远望，可以看见官署的内外情景。一天，他在亭子中徘徊，看见有一个头顶戴着耀眼花翎的人，拿着手版，向仆人作着苦苦请求的样子。仆人摆手拒绝他，举止非常傲慢，那个人无奈地离去了。第二天登亭，又看见那个人，情景和昨日一样。第三天，看见那个人摸索袖中，拿出一包裹着的东西，弯着腰献给仆从，仆从马上变了脸色，曾国藩看到这里，心中有点疑虑。过了一段时间，到了签押房，仆从拿着手版进来，通报说有新补的某位监司求见。曾国藩立即让请进来，原来就是连日来在亭子上所看到的向仆从苦苦哀求的那个人。问他何日来这里的，答说已来三日。问为什么不来进见，则支支唔唔不能对答。曾国藩对监司说：“兄新近就任，难道不缺什么办法法纪的人吗？”监司回答说，衙署中虽是人满为患，如果您要是有推荐的人，也不敢不从命。曾国藩说：“那好。只因这个仆从实在是太狡诈，万万不可以派以重要的差事，只让他得一口饭吃就足够了。”监司点头称是。于是召那位仆从进来，严肃地对他说：“这里已经没有用你的地方了，现特推荐你到某大人处，希望你好好侍从新的主人，不要怠慢。”仆从不得已，弯一条腿以示谢意。等到退出去以后，大为气愤，携带行李去了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