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珂《清稗类钞·孝友类》记载：崇明有百龄吴姓夫妇，因四子孝顺友爱，俩老得以乐晚年，五世欢聚一堂，其乐融融。
吴老夫妇壮年家贫，所生四子，先后出卖给富家为奴。及四子长，互相帮助，赎身娶妇自立，聚居一街，比邻开店，轮流供养父母。初规定每月在一家食饭，周而复始，其媳说：“翁姑老矣，若一月一周，则必须三月而才得侍奉颜色也，大疏。”便规定每日一周，周而复始。媳又说：“翁姑老矣，若一日一周，则历三日而方得侍奉颜色也，亦疏。”就规定每家吃一餐，四子按长幼轮流。如逢五及十，四家共相聚会餐，俩老坐在上，子与孙、曾孙和媳辈围绕而坐，以次称觞献寿。每家厨中经常放钱一串，每串五十文，让老人吃饭后，取钱上市买喜吃的果饼或与人博戏。当老人跟人博戏时，暗中派人拿二三百文给与老人博戏者，嘱其伴输钱给老人，老人赢了，高兴而归。
老人晚年乐，不仅因有四孝子，也赖有四贤媳。
老人长子年已七十七岁，其他三子头发也白了，孙与曾孙共有二十余人。有人为之联表其门说：“百龄夫妇齐眉，五世儿孙绕膝。”
家道兴昌与否，跟家内是否和睦大有关系。有说父严母慈，这都是偏颇之外，父仅严使子女不易亲近，心里有话不敢说，就不能了解子女思想问题帮助其解决，且使彼此之间隔阂而出现矛盾；母仅慈就会易出败子。父母对于子女应是严慈兼之，这使子女不能不聆听父母教诲，又感到父母可亲，这对子女教育所起作用更大。子女对父母也应尊敬，对父母养育之恩不可忘，这是子女义不容辞的。古代所提倡的“兄友弟恭”在今天仍需宣扬，兄弟之间互相爱护、勉励和督促，对彼此奋进向上可起促进作用。如果父母子女、兄弟之间能保持这种亲热、和睦的气氛，这将促使家道兴昌。
今天，父母往往过于溺爱致多败子，子女不尊敬甚至虐待父母、兄弟之间互相仇视的现象也常有出现。这不仅使家庭分裂，导致家道衰落，也对社会有害无益。因此，借鉴、继承和发扬有关家庭的良好传统道德，对于当今也是迫切需要的。
（四）、耕读之家，永不衰败
1、教子莫失之教义
大司马王僧辩的母亲魏夫人，性格一向耿直刚正。王僧辩驻扎在湓城的时候，是一位拥兵三千的将军，年龄也已四十有余。但魏夫人对他只要有一点不满意，也还要鞭打惩罚。也正因此他后来才能创建那么大功业。梁元帝时有一位学士，聪明而有才华，深受父亲宠爱，但没有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只要他有一句话讲得很精彩，他父亲便到处宣扬，甚至终年称赞不已；但如果做了一件错事，他父亲便极力加以掩盖，只是希望他自己以后改正。后来到他结了婚做了官，暴躁骄慢的性格更加日甚一日，结果竟然因为言语不够慎重，冒犯了大将周逖，被他抽出肠子，杀了祭鼓。
图68
清代著名学者纪昀在与妻子谈论时，也谈到怎样教育子女，他提醒妻子教子莫失之教义，切不可无原则地溺爱，要“以其道而爱之”。叮咛妻子要用“四戒”、“四宜”的原则去教诲三个儿子，指出“后辈之成功立业，尽在其中焉：
父母同负教育子女责任，今我寄旅京华，义方之教，责在尔躬。而妇女心性，偏爱者多，殊不知爱之不以其道，反足以害之焉。其道维何，约言之有四戒四宜：一戒晏起；二戒懒惰；三戒奢华；四戒骄傲。既守四戒，又须规以四宜：一宜勤读；二宜敬师；三宜爱众；四宜慎食。以上八则，为教子之金科玉律，尔宜铭诸肺腑，时时以之教诲三子，虽仅十六字，浑括
无穷，尔宜细细领会，后辈之成功立业，尽在其中焉，书不一一，容后续告。
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之所以能够成名，往往得益于严格而健康的家教。
孟子名珂，是继孔子之后的儒家代表人物，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先世是鲁国公族，他受业于子思的门人。他将孔子的“仁”发展成为“仁政”，宣传“仁者无敌”的思想。被后人称为“亚圣”。
少年时期的孟子贪玩不好学习，他经常跑到一个离家不远的墓地玩耍，学着挖坑埋死人，有时连饭都忘记吃。对此，孟母心里非常焦急，苦苦思索如何为孟子挑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免得他四处乱跑。想来想去，她决定把家搬到街市附近去住。但是没想到，繁华的街市和来往这里的商人，也很分散孟子的注意力；出于好奇，孟子甚至常跟随商人学着在街上叫卖，把读书学习的事完全抛在脑后。
不久，孟母得知了这种情况，并从中得到启发：原来小孩子都有一个特性，接近什么就学什么。她觉得此地也不是教育儿子的好环境，于是又产生了第二次搬家的想法。过了一段时间，孟母把家迁到了一所学堂旁边。此后孟子果然体会出母亲二次搬家的良苦用心，开始进学堂用心读书。
孟母不仅懂得客观环境对培养学习兴趣和钻研精神的重要，也懂得只有经过千锤百炼、不断努力和反复教育才能造就刻苦好学、坚持不懈的精神。因此，孟母除了注意选择良好的客观环境，进行必要的督促外，还注意启发孟子主观上的自觉性，使他明白要努力学习的道理。
孟子上了学堂，虽然比从前用功，但仍然经常贪玩好耍，并不十分努力专心对待学业，孟母仍很担忧。一天，孟母正在堂前织布，又见孟子早早就从学堂跑回家，就马上放下手中的活，问孟子是何原因。孟子是因不愿读书，背着老师逃学的，但看见母亲严肃的样子，就撒谎说：“我是和平时一样放学回来的呀！”孟母听了很痛心。她沉思片刻，拿起剪刀把织布机上的纱线统统一剪两断，而且不再说什么，只坐在一边流泪。孟子见状，心里非常紧张、害怕，小心地走上前，问母亲是什么原因使她这样难过。这时，孟母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要你好好读书，增长知识，使你成才，像你现在这样经常中途废学，不求上进，这不就等于用剪刀剪断纱线，使我织不成布一样吗？”孟子听了母亲的教诲，感动得痛哭流涕，暗下决心要努力学习。
从此，孟子懂得了学习必须持之以恒的道理，并且经过他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在学业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被称为“亚圣”。
2、教育当行“日进有功”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此，在教育上注意“日进有功”是很必要的。“日进”，天天上进；“有功”，有了成就。指学术、技艺的成就是在持之以恒的勤学苦练中取得的。高明的教育家莫不深明此理，并且卓有成效地用之于教育实践。
我国著名的女教育家吴贻芳从幼年时起，就爱唱一首《檐燕歌》：“……你——旧巢门户，零落不完全；快去衔泥，快去衔土，修补趁晴天！”她从这首歌词中悟出了一个道理：物质成果是一砖一石垒起来的，知识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所以，吴贻芳不仅自己像燕子衔泥似地刻苦勤奋学习知识，留学美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成为著名的学者；而且作为我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她在解放前担任金陵女大校长时，即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要学生也要像燕子衔泥一样勤奋学习，认真读书，掌握知识。金陵女大对学生知识质量的要求很高，比如学生入学二年后，要全面进行一次英语考试，不合格者不准升入三年级学习。
吴贻芳对德育的要求也很严格。品德培养注意潜移默化，思想毛病注意防微杜渐。抗战时期，金陵女大迁往四川成都，学校办了一个农村服务部。吴贻芳支持学生到农村作社会调查，组织救护队和妇女手工班等，为抗战服务，激发学生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吴贻芳对身体健康的要求同样严格。她经常抓运动会抓“防重于治”。金陵女大新生都要经过详细的体格检查，合格者方可入学。学校还规定，学生体育不及格者不准毕业。学校除设体育课外，每年秋季举行一次运动会，还建立学生健康登记卡等制度。
吴贻芳主持金陵女大和解放后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二十余年，坚持贯彻她的办学宗旨，形成了人们所称誉的“金陵精神”，可以概括为：每个毕业生“具有高尚的理想，不图个人私利；掌握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同志互助合作，对社会有真诚服务的态度，对国家从爱国主义出发，在各自岗位上尽到自己所应尽的义务。”这种“金陵精神”，正是深谙“日进有功”的教育家，在德智体诸方面严格要求和认真培养学生，一点一滴积累而出的硕果。
曾国藩一生最辉煌的成就虽是军事，但他的好学与勤于写作也是较为突出的。从曾国藩一生读书的经历来看，他在道光十五年入京参加会试前，读的是“诗云子曰”，习的贴括制艺，眼界不广，学识不宽。十五年会试报罢，暂留京师，开始涉猎诗、古文，尤好韩愈的文章。第二年会试又报罢，他买回一套二十三史，孜孜细读，将近一年。这才使他的学识逐渐开拓。道光十八年入翰苑后，清闲少事，他更励志学习，广泛阅览，且勤作笔记，分“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抄、诗文草”等五门，手抄笔摘；加上他在京都有不少良师益友，切磋扶持，不间时日，因而学识大进。可以说，京宦十二年，是曾国藩后来成为一代大儒的坚实的奠基期。
十二年中，曾国藩博览经、史、子、集。道光二十二年，他“定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所订“课程”十二项中，也有“读史”一项。他读得最细的，是《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和《易知录》等。
曾国藩的晚年也是在读书中度过的，同治十一年(1872)，是曾国藩在世的最后一个年头，当时，他衰病已多年。这年正月二十三日，他忽右足麻木，中医称为“肝风”。回到内室，对二女纪曜说：“吾适以大限将至，不自意义能复常也。”二十六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路过金陵，他出城迎接，在轿中还背诵《四书》。忽然间，颤抖的手指着旁边的戈什哈，似欲说点什么，却口噤不能出声，“似将动风抽掣者”，只得急回署中。延医服药，医者均谓他“心血过亏”。随后，病情旋发旋止，旋止旋发，但他依然不辍公事，不废阅读，《理学宗传》数本，日不释手。二月初三日，他还阅看了《理学宗传》中的《张子》一卷，写了日记。而这天的日记，竟是他从道光十九年以来极少间断的日记册中的最后一页，他上面留下了他生平写的最后一个字。第二天午后，他由长子曾纪泽陪同，在总督府后的西花园散步时，屡向前蹴，忽喊足麻，即已抽搐，儿子急扶他至花厅，他已不能言语。乃更衣端坐，家人环集左右。三刻钟后，即目瞑气息。
这位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政治和军事舞台上叱咤风云而又温文尔雅的曾国藩，只活到六十二岁，就带着“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所许”的自艾自责而过早地谢世了。可见，曾国藩确实可以称得上活到老，学到老的典型。
（五）、勤勉治学，陶冶心性
1、治学方法
曾国藩一生好学，同时也总结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学习方法，对后人具有很大的启发价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青年毛泽东的书信中看出来。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在致湘生信中，曾这样谈到治学方法：
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公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做文章；做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是曾国藩于咸丰七年(1857)十二月十四日致曾国荃信中的一段话：“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而在曾国藩的日记、家书中，这一类的至理名言是很多很多的。语出《伦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习”是什么呢？是一种练习、温习的意思。在孔子的教学内容中，像“礼”、“乐”、“诗”、“书”这类功课，都要求学生必须时刻练习和温习的。这样知识和技能才能巩固和熟练。否则，日久天长，便会遗忘和生疏，所以，在孔子的教学中十分重视“习”，孔子这个教学方法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练习法的萌芽。他的学生便多是按照这个方法来学习功课的。曾参的“吾日三省吾身”中有一条是“传不习乎？”就是说老师传授给我的学业是否都熟练地温习了呢？子夏说：“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意思是：每天学习过去不知道的东西，每月温习所已能的东西，可以说是好学的了。
《学记》继承了孔子“学而时习”的传统，对教学中必须加强练习这个环节也是十分重视的。它认为要使技能达到熟练的程度，非刻苦练习不可。它打了一个比喻：“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察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意思是说：善于熔化金属修补器具的工匠，他的儿子必先练习从补缀皮衣入手，善于做弓的工匠，他的儿子必先从练习编制柳条簸箕入手。小马开始学习驾车，与大马驾车相反，一定要先练习跟着在大马所驾的车子的后面跑。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必须明白上面三件事的道
理，才能帮助学生专心地去学习。
《学记》以“为裘”、“为箕”和小马“学驾车”为例从中概括出哪些重要的经验呢？一是练习的方法必须遵循从简单到复杂，从容易到困难的原则；二是练习必须持之以恒，勤学苦练，才能达到纯熟自如的地步；三是教师必须懂得“循序渐进”教学的原则，才能提高教学的质量。与“学而时习”紧密联系的，孔子还提出过“温故知新”。他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伦语·为政》)新的知识和观点一方面从实践中得来，另一方面也是和旧的知识有联系的。如果教师通过复习旧知识的基础上传授新的知识，那无疑是符合教学过程的特点的。同时，学生通过复习旧的功课还可以获得新的体会，对旧知识加深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温故而知新”也是很重要的。
2、孜孜以求
徐媛的“训子书”，也是劝勉儿子立志奋发，潜心读书，孜孜不倦，只要不甘自落伍，就会像继朝阳的“钻燧之火”那样给人们带来温暖，就会像挥扇之风那样续吹拂大地的风驱赶人们的闷热，成为有益于人们的有用之才。并教诲儿子读书和做事，既要凝神静思，专心致志，又要境界高，心胸广，尽心勇为，不患不能成功：儿年几弱冠，懦怯无为，于世情毫不谙练，深为尔忧之。男子昂藏六尺于二仪间，不奋发雄飞而挺两冀，日淹岁月，逸居无教，与鸟兽何异？将来奈何为人？慎勿令亲者怜而恶者快！兢兢业业，无怠夙夜，临事须外于理而内决于心。钻燧之火，可以续朝阳；挥翮之风，可以继屏翳。物固有小而益大，人岂无全用哉？
习业当凝神伫思，戢定纳心，鹜精于千仞之颠，游心于八极之表；发于巧心，摅藻为春华，应事以精，不胃不成形；造物以神，不患不为器。能尽我所道而听天命，庶不愧于父母妻子矣！循此则终身不堕沦落，尚勉之励之，以我言为箴，勿愦愦于衷，毋朦朦于志。
至于《颜氏家训》，则更是把学问之事作为整个家训的重心，文中认为：
读书求学，本来为的是启迪心志，开扩视野，从而有利于自己的行动。读书求学，对不侍奉养父母的人，就是让他们知道古人如何顺从父母，对父母和颜悦色，当父母有了过失时，也心平气和地规劝，并且不怕辛苦再三进谏，从而使他们心服口服，对以往的不孝行为感到惭愧，并亲自去做；对不知事奉君王的人，就是让他们知道古人如何恪尽职守不僭越不犯上，危难之时挺身受命，不忘忠心进谏，以有利于国家，并由此激发他的忠君报国之心，使其效仿古人；对一向骄奢**逸的人，就是让他们知道古人如何恭敬、勤俭、节约，从而使其自食
其力，并以礼为做人的根本，以敬为立身的基础，悔过自新，有所收敛；对一向贪婪吝啬的人，就是让他们知道古人如何重义轻财，清心寡欲，不过分富裕，救济穷苦之人，从而使其幡然悔悟，施舍钱财；对一向强暴蛮横的人，就是让他们知道古人如何谨慎克制，宁柔勿刚，忍辱含羞，容纳贤人，从而使其对自己的行为万分沮丧，然后变得温顺起来；对一向胆小怯懦的人，就是让他们知道古人如何看透人生知晓天命，并且为人刚毅正直，言而有信，通过正当途径祈求福祉，从而使其自强奋发，无所畏惧：以此类推，任何事情都是如此。即使不能完全做到古人那样，也起码不会像以前那样过分了吧。通过学习所掌握的知识，落实到行动上，没有不成功的。
汉初功臣唯樊哙气质较粗，不能与诸贤并论，淮阴侯所羞与为伍也。然吾观其人，有不可及者二：沛公初入咸阳，见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千数，意欲留居之，哙辄谏止，谓此奢丽之物，乃秦之所以亡，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一也。高祖即病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哙独排闼直入谏之，以昔何其勇，今何其惫，且引赵高之事以为鉴，二也。此二事者，乃不愧大人格君心者之所为。盖人禀阳刚之气最厚者，其达于事理，必有不可掩之伟论；其见于仪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风。哙之鸿门披帷，拔敛割彘，与夫霸上还军之请，病中排闼之谏，皆阳刚之气之所为也。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有志之君子，养之无害可耳。
3、博学参省
好学深思并注意检点每日得失。语概括于《荀子·劝学》“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句。从历史的成功经验看，勤于治学修身，就会使自己从目光短浅的事务主义中解脱出来而立志高远，有所作为。图69
吕蒙因为从小家贫，没有读过书，领兵作战，处理政务碰到不少困难，每当有大事需要禀报时，只能口述自己的意见，由文吏代笔。
有一次，孙权与吕蒙、蒋钦等一班不通文墨的将领闲谈，孙权语重心长地教导说：“卿今当涂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孙权的意思是，你们现在都是身负重任的将军，应该好好读书，以增长自己的知识。开始，吕蒙对读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强调军务繁忙，没有时间读书。孙权又进一步开导他们，说，军务繁忙是事实，但你们难道比我还繁忙吗？我年轻时读过《诗》、《书》、《礼记》、《左传》和《国语》。自从掌握国政以来，又挤时间读了《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合称三史)和各家的兵书，自己感到大有益处。我并不是要你们成为精通书经的博士，而只是要你们读些书，了解一些历史上发生过的大事，丰富自己的知识。你们秉性聪明，思想开朗，只要多读一些书，必定会有收获。为什么借故推托，不愿意读书呢？孙权又引用孔子的话：“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以及汉光武、曹操坚持读书的事迹，鼓励吕蒙、蒋钦多读书，并要他们先读《孙子》、《六韬》等兵书及《左传》、《国语》和“三史”。
孙权的开导和劝勉，使吕蒙深受教育和启迪。从此，他自强不息，以上阵厮杀的勇气和决心，在戎马倥偬的生活中，手不释卷，刻苦学习。他读书范围之广，数量之多，连当时饱学的儒生也自叹弗如！图70
吕蒙坚持读书，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都有很大提高。孙权称赞说：“人长而进益，为吕蒙、蒋钦盖不可及也。”东吴名将鲁肃原以为吕蒙不过是一名勇将而已，“意尚轻蒙”。周瑜死后，鲁肃执掌兵权。建安十五年，鲁肃到吕蒙部队驻地视察，谈及敌我军事形势，发现吕蒙的见解十分精辟。鲁肃很惊奇，拍着吕蒙的背说：“吕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于此也。”遂拜其母，结友而别(《三国志·吴志·吕蒙传》)。
孙权对其他臣下也是如此，督促他们读书学习，增长知识，提高素质。因此，东吴不少文臣武将都是博览群书的饱学之士，仅见于《三国志·吴志》的就有十多人。孙权勉励臣下多读书，是具有远见的措施，为巩固东吴政权起了很好的作用。陈寿评论说：“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三国志·吴志·孙权传》)
4、读书写作不可中断
对曾国藩来说，美服可以没有，佳肴可以没有，华宅可以没有，甚至女人也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书，不能中断写作。读书与写作已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曾国藩说，人的气质，是先天生成的，本身难以改变，只有读书才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古时那些精通相术的人，说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骨相。
读书是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骨相？至今还没有人证明，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
有人自卑，因读书而自信；有人浮躁，因读书而宁静；有人轻佻，因读书而深沉。刘向就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医愚也，”说的就是有人愚鲁，因读书而明达。
曾国藩说过一句极为精到的话：“书味深者，面自粹润。”意思是说，读书体味得深的人，面容自然纯粹、滋润。这句话不是一般的人能说出来的，必须观察很多人，理解很多事，尤其是对事与事之间的关系有种透彻的领悟力的人才说得出来。
读书体味得深的人，一定是心智高度集中的人。他的心地单纯、洁净，一切人世间的杂事、琐事和烦心事都被他抛在九霄云外。唯一吸引他的注意力的是书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境界，这境界构成了对外物的排拒力，于是他才能够守候着自己的内心世界，修炼、陶冶或者燃烧；由于他构筑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因此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安静、祥和、善端无限。 由于心智高度集中，因此他的精神和肉体得到不断的积聚，精气没有一丝一毫的涣散，一天比一天充实、丰沛和完善，日有所得，月有所获，年有所成。久而久之，在他心中便养成了一股浩然之气，这浩然之气又作用于他的身体，使他的生活有理、有序、有节。所以，读书体味深的人，一定是身体健康的人。
读书体味得深的人，一定是淡于功名的人，要使一个读书人淡于功名，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有多少人是为了读书而读书呢？人们读书总有一个世俗的目的，甘于读书的人实在太少了。人一旦有了功名心，就难以超脱，总是有这种或那种烦恼与忧愁。而这种情绪对一个人身体的损害比人们想像的还要大，他又如何能“面自粹润”呢？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不能没有一点功名心，问题是要“淡”于功名，要放得开，看得远，以不影响人的心绪为度。
“面自粹润”，对读书人而言，是不可伪装的，必须火候已到，才能有这种体验，故意追求或操之过急只会适得其反。读书人若想达到“面自粹润”这种境界，就必须有读书的硬功夫，要在读书中有真心得和大体会。
曾国藩还说：“我并不希望我家世世都得到富贵，但希望代代都有秀才。所谓秀才，就是读书的种子，世家的招牌，礼义的旗帜。”由此，也可得知，曾国藩首先看重的是学问。有了学问的成功，才会有事业及道德修养的成功。
做任何事情都要以学问为基础，否则就会贻笑大方：
娄太后患病时，齐孝昭帝在一旁侍候，以至面容憔悴，饭量大减。名医徐之才为太后针炙两穴，孝昭帝握住她的拳头以缓其疼痛，结果太后的指甲掐入孝昭帝的掌心，血流满手。太后痊愈后不久，孝昭帝便因病去世了，临死前的遗诏中还说后悔没有见到为太后修建陵寝。如此至孝又不知忌讳，完全是因为没有读书。如果他能在书中读到古人讥讽某人欲其母早死以便痛哭的故事，可能就不会再说这些话了。教为百行之首，尚且需要通过学习加以修饰，何况其他事呢？
现代的人才竞争越来越朝着“通才”取胜的方向发展。通才，指知识领域宽广，掌握若干种学科专业和技能的人才。现代科学发展的大量事实证明，新的发现和创造常常产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边缘上。
例如，激光的发现者，美国科学家肖洛在一些科学家长期探索、迟迟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运用他的良好的数学、物理知识以及对化学物质特性、无线电技术、光谱学、微波波谱学及其技术的理解和研究，正确地提出了利用两块平面反射镜的法布里一珀罗干涉仪做谐振腔的关键性建议。解决了能发射微波的发射源问题，为激光的问世奠定了基础。
又如，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心理学家不是学心理学起家的。苏联心理学家列夫·谢苗诺维奇·维果茨基毕业于历史系和法律系；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早年研究软体动物；精神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大学时代学习医学并长期做外科医生；等等。
现代人才的竞争法则决定了现代人才的发展趋势，这就是：在现代社会里，无论是纵向成才还是横向成才、综合成才，都需要有一个很宽的知识网络。这一点已被越来越多的青年知识分子认识到。例如，上海科技管理干部学院通过社会调查，查明了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和在校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不适应社会需求等信息，决定于1989年初开办五个自费培训班，包括“市场推销与公共关系”、“实用英语口语听力”、“国际市场与外贸实务”等，向社会公开招生。仅3天时间，报名人数就突破了计划指标的50％，报名者多数是在校大学生。这些报名者的行动是非常明智的，他们努力把自己培养成通才，以取得人才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一位学无线电电子学的女生，在一家颇有名气的无线电厂到学校选择毕业生时，因为她侃侃而淡地讲起在夜校时刚学到的市场推销和公共关系方面的知识，因此厂方对她很感兴趣，当即拍板接收。
通才优势看来不仅存在，而且随着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
（六）、重恕诚之道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这首诗是清康熙时文华殿大学士张英所作。咸丰初年，曾国藩父与几个兄弟还未分居的时候，家中为建新宅黄金堂，与邻居为一墙之隔的地界发生争执，几至要打官司到湘乡县府。曾国潢在家将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在京师做官的兄长曾国藩。曾国藩收到此信后，联想起古
人的这首诗便写了一封长信，并将这首诗附上。曾家父子兄弟读过曾国藩的信和此诗后，胸
襟豁然开朗。“让他三尺又何妨”！用这一思想，将地退缩了三尺。
据说，曾家的这一举动，深深地感动了邻居，其邻居不仅未与曾家争执，见自家的地很方便曾家，也秉着“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见解，转让给了曾家扩建黄金堂新宅。
这件趣事代代相传，简直成了曾族的“传家宝”。1988年，年过“古稀”的曾德培老人还在台湾著文说，记得1939年我走上抗战前线时，慈祥和蔼的妈妈坐在美孚煤油灯下，拿着我的双手说了曾国藩“让他几尺又何妨”这首七绝诗。现在虽然已时隔半个世纪，我还不忘当年慈母赐儿的曾国藩教弟的这首诗。终身受用，乐趣无穷。
与人相处，包括朋友、邻里、同事等等，以宽忍为怀，是曾国藩以退为进处世不败的一个秘法。
曾国藩强调“恕”。他说：“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又说：“‘敬’、‘恕’二字，细加体认，实觉刻不可离。”所以，他认为“须从‘恕’字痛下夫功。”何谓“恕”？曾国藩说：“《中庸》之十三章，《论语》之告子贡、告仲弓，皆以‘恕’字为开宗要义。”他的意思是，“恕”的内涵不外乎孔子讲的两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对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后来《大学》有所阐发。它说：“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
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挈矩之道。”曾国藩承袭这一传统文化思想，在《书诫仲弟六则》中，要求“常以‘恕’字自惕”并分析了这样一种人情世态：“曰富，曰贵，曰成，曰荣，曰誉，曰顺，此数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贫，曰贱，曰败，曰辱，曰毁，曰逆，此数者，我之所恶，人亦皆恶之。”
什么是“恕”的下手处，孔子说：“能近取譬。”这就是中国的谚语中“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意思。曾国藩则称之为“能设几身以地”。他认为设身处地，可以“于见得他人不是、极怒之际”，“意气顿平”。“意见、意气，亦惟强恕者足以平之”这仅是从消极方面说。从积极方面说，设身处地，可以产生如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扩而充之，便可以事父母，保四海。所以曾国藩说：“‘恕’则不蔽于私。”“‘恕’字为求仁极捷之径。”又说：“‘恕’致祥。”所以，在曾国藩看来，“恕”是一项重大的道德修养。然而，当把恕道移到政治上，它的内涵和作用就远不止这么一点点。曾国藩看到了这一层，故说“恕”既是“立德之基”，又是“临时应事之道”。他说：“圣门教人，不外‘敬、恕’二字，天德王道，彻始彻终，性功事功，俱可包括。”
曾国藩运用恕道于政治，最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从此出发建立了自己的克己之学。他在写给弟弟的诫语中说：“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艰难少矣！”又开导曾国荃说：“极盛之时，每虞磋跌，弟当格外小心。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
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不顺心地步。”
他曾作一联道：
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
坦坦****，虽逆境亦畅天怀。
“常留余地”这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曾国藩这里，成为了他治政治军过程中处事的一条原则，他在攻克金陵前对曾国荃强调说：“老氏所谓‘不敢为天下先’者，即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这种“功不独占”的思想，以及攻克金陵后由裁军、减饷等事所体现出来的“功成身退”的思想，都是“常留余地”的具体化。他对下属，也常劝诫他们“常留余地”。例如，当鲍超“指日荣晋提军，勋位并隆”之际，他写信给鲍超说：“务宜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倭。常常记此二字，则长履大任，福祥无量矣。”盛衰消息，“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本是自然规律。曾国藩对人事政事的这些深沉的思考，是具有辩证因素的。他告诫诸弟说：“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自概，或者叫自我节制，便是一种恕道。
曾国藩一生，顺境时少，逆境时多，来自官场内部的忌刻、疑谤与攻击，多于来自敌对阶级的真枪实弹。这使他养成了一种“忍”字当头的性格和韧性战斗的精神。同治五年十二月，他总结自己走过的路程说：“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不料被申夫看破。余庚戌、辛亥［道光三十年、咸丰元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咸丰三年、四年］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咸丰五年、六年］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掉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是就克己说的；“恕”，是就待人说的。没有恕，就不可能有忍；唯其忍，才能造就自己的恕道。忍实是从恕中生发出来的，可以说，又包涵在恕中。咸丰八年五月，曾国藩自省说：“近年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近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不已。”不恕，是因为他性近刚愎，不能忍。恕和忍，实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互为表里，是礼的精华。
曾氏主张要做到“诚恕”，先得“忘机”，心中不存巧诈之心，然后可以以诚换诚，先得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从对方的立场看问题，这样才会有宽容的情怀；要用长远的眼光看待问题，做事不太绝对，留有余地。“诚恕”的例子在历史上有很多：
(1)韩琦宽厚待佣人。北宋时的名臣韩琦，家中有两只玉杯，做工非常精巧，堪称“稀世之宝”。他非常喜欢这两只玉杯，茶余饭后之时，常常拿出来细细赏玩。一天，一位朋友来家做客，提出要观赏玉杯。韩琦忙叫佣人把玉杯取来放在桌子上。这位朋友看后，连声称赞：“真乃世上少有的珍宝呀！”正在这时，佣人为客人倒茶，不小心碰了一下桌子，两只玉杯掉在了地上，被摔得粉碎，在场的人惊呆了。佣人跪在地上，捧着玉杯的碎片，痛哭流涕。这时，韩琦神色不变，笑着对朋友说：“凡是物品都有毁坏的时候，只可惜玉杯坏了大家再也不能赏玩了。”他转身扶起佣人，说：“你偶然失手，并不是有意的，所以我不责怪你。”看到这一切，朋友拱手向韩琦施礼说：“韩公真是一个胸襟宽广的人！人们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我今天真是亲眼见到了。”
(2)曹操毁信示诚恕。曹操初与袁绍作战，情势岌岌可危，许多部下没有信心，都和袁绍有联络，脚踏两只船。后来袁绍失败，这些往来的书信资料都被曹操掌握，但他看都不看一下，命令全部烧掉。有人对曹操说这些人是靠不住的，应该追究。曹操说跟我的人，谁不是为自己的家庭儿女，找一个好的出路？当时是胜是败，我都没有把握，现在又何必去追究他们？如果追究下去，恐怕最后找不到一个忠贞的人了。曹操毁信是“诚”，站在部下的立场看问题是“恕”。图71
(3)郭子仪诚恕待鱼公。上节已讲过，鱼朝恩做过郭的监军，后又派人暗中挖了郭父亲的坟墓，郭子仪能以忍让为重。尤其是挖祖坟一事，郭子仪毫不深究，令鱼朝恩很感动。他为表示对郭的尊敬和友好，也为了委婉地表达他对郭的歉意，便邀请郭同游章敬寺。这时，宰相元载便派人密告郭，说千万别去，鱼要刺杀他。郭的将士一听，极力主张带一批卫队去赴约。郭却不信谣言，只带了几个家僮，很轻松地去赴会，他对部下说：“我是国家的大臣，他没有皇帝的命令，怎么敢来害我，假若是受皇帝密令要对付我，又怎么可以反抗呢？”就这样来到了章敬寺。鱼朝恩看到他身边那几个家僮的戒备神情，很奇怪地问这是怎么回事。郭就把外面的谣传说了。郭子仪的坦诚感动得鱼朝恩掉下了眼泪，说：“非公长者，能无疑乎？”意思是说：“如果不是您这样宽厚的长者，能不怀疑吗？”
要使人生发亮，须如曾公所言：“先与人为诚，后防人之恶。”
曾国藩认为应以诚待人，以心换心，若奸来诈去，必两败俱伤，永无休止。
有一则曾国藩教李鸿章为人要“诚”的故事：
曾国藩总是每早六点开饭，且要求幕友同吃。李鸿章刚入幕，不习惯这种生活方式。一天，他以头痛为由未来用餐，曾国藩不断派人催请，自己则停筷等待，李鸿章只好起床就食。曾国藩正色告诫道：“少荃(李的号)，你既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己。”席间再无多话，李鸿章深受触动。
“恕”，有宽恕、谅解、宽以待人之意。曾国藩所提供的“恕”，中心内容是《伦语》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如果想要得到什么，就要考虑到别人也会得到什么，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推己及人。曾国藩说：“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既考虑到自己，又要考虑到别人，自己好，大家都好；“己所欲，则思人所欲”，反过来说应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是曾氏“恕”的主要内容，由此可以引申出宽容、谅解、做事留余地等。曾氏认为怎样在“恕”字上下功夫呢？他说：“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我之所恶，人亦皆恶之。……吾兄弟须从‘恕’字上痛下功夫，随在皆设身处地。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
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人亦有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设身处地为将来着想，宽以待人，做事留
有余地，是曾氏“恕道”的要旨。
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手无一兵一卒，而他却能成为江忠源的楚勇、罗泽南的湘勇、王鑫的湘勇这些势力的精神领袖，并且在湘军的逐渐发展过程中，大批湘籍非湘籍的人材为曾氏所用。湘军将领，除极少数如塔齐布等出身行伍外，绝大多数是原先不甚得志，僻居乡间的士人，他们不团结于此，不团结于彼，独尊曾国藩，除了志向相同、思想相通之外，曾国藩确实有过人的人格力量。这一人格力量产生于他极力提倡并躬行实践的“诚、恕”两字，即“待人以诚，待人以恕”两条。这可以用他与左宗棠的关系作为例证。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纳，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语言尖锐，锋芒毕露。左科场失意，当过师父，43岁进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达6年之久。曾、左虽非同僚，却同在湖南，常有摩擦。有次曾幽默地对左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把“左季高”(“季高”为左的字)三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不示弱，说：“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语涉鄙夷。左宗棠颇有胆识，又好直言不讳。1858年2月，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闻父丧，立即返乡。左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是不义的，湖南官绅也哗然应和，使曾声望大减。第二年曾率军援浙，路过长沙时，特登门拜访，求左宗棠写篆书，表达慕左才学之意，使两人一度紧张的关系趋向缓和。
人们常爱谈曾、左二人交恶，这是有根据的。1868年(同治元年)3月28日曾国藩给纪泽的信中写道：“余于左、沈(即沈葆桢，截留粮饷之江西巡抚也)二公以怨报德，此忠诚不能无芥蒂，然老年笃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歧心。尔辈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气，于二公但不通闻问而已，此外着不得丝毫意见。”将左与沈葆桢并提，说他们“以怨报德”，已令曾心存“芥蒂”。可见曾、左的矛盾还不少，决不仅仅是左的个性冲撞了曾。但是，曾对左的才华从来都是击节赞赏的，在举荐、任用左方面，曾从来都是宽宏大度，不计前嫌的，颇有点“唯才是举”，“举贤不避仇”的味道。
治心的要点，曾国藩最重一个“诚”字。诚则明，明则诚，内心如果真的能够诚实光明，那么用兵行军自然也就稳当顺利。所以“诚”字与“稳”字很有关系。曾国藩曾经说过：“驾驭将领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拿出诚意”。又说“君子的行为没有比用忠诚倡导天下人更大的事了。”他曾给李申夫一封信，谈到用兵应当以诚实为根本时尤为恳切，他说：“用兵的时间长了就会产生骄傲和怠惰的情绪，有了骄傲和怠惰的军队没有不败的。‘勤’字所以能医治怠惰，‘慎’字所以能医治骄傲，因为在这两个字之前，须有一个‘诚’字作为成立的根本。立志要把这件事了解得透彻，办得彻底，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鬼神也要回避，这些就在自己的诚心了。人生来正直，与行伍交往尤其珍贵。文人的心多弯曲，多不坦白，往往与行伍水乳不相融，必须完全去掉歪曲私心，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这就是接物的真诚。以‘诚’字作为根本，以‘勤’字‘慎’字作为手段和工具，也许会免于大罪，免于大败。”曾国藩的《笔记》中有《居业》一条，意思说立诚就可以立业，也就是可以自立自强，对于“诚”字与“稳”字的关系，阐述无遗，尤其能够看出治心与治兵的关系。他说：“古时代英雄的事迹必定有基础。如汉高祖刘邦在关中，光武帝在河内，魏在兖州，唐在晋阳，都是先占据根据地，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君子学习道，也必须有所说的基业，总体是规模宏大，言辞诚信是根本。就像居室那样宏大，那么它占的宅地就广阔，能够庇护的人就多。诚信如果站得很稳固，结构就会很牢靠。《易》说：‘宽大居之’，说的是宏大，修辞立在诚字上，可以居业，说的是诚信。大程子说：‘道之浩浩，从那里下手呢？只有立下诚，才有可以居住的场所。诚就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如果口不择言，逢事就说，那么忠信也就被埋没动摇站不住了。’国藩我认为立得住，就是所说‘居业’；现在俗话说的‘兴家立业’就是这个意思。子张说：‘掌握的德不宏大，信的道不专一，还能叫有吗？还能叫无吗？’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宏大诚信，那么我的知识浮泛动**，说我有不行，说我无也不行，这样终身没有可居之业，这就是程子所说的‘立不住’了。”
诚的延伸意义是没有欺骗。曾国藩在给李希庵的回信中说：“我们位高望重，别人不敢挑毛病，只有把我们自己的心摆在严师面前，怕不守天理就像怕刑罚那样，也许能够做到时时刻刻有敬畏之感。”
曾国藩好用“平实”二字教育人，他曾在《批管带义字营吴主簿国佐禀》中说：“凡用一小部分兵力试探故寇，用假退却来诱使贼寇的说法，这两种策略都要求士兵懂得将领的用意非常透彻熟悉时才能这么做，这不是新建的营可以学的。这位主簿一再称此贼不足平，自告奋勇请剿办英夷以尽自己的力量。本部堂常常用‘平实’二字来告诫自己。想来这一次必能虚心求善，谋划周全以后再去打，不会是像以前那样草率从事了。官阶有尊卑，阅历有深浅，这位主簿一概置诸不问，本来是个生手，但自充是熟手，没有学问自夸有学问，志向很高但不去实践，自己不虚心又不能察觉，让他去办的事情肯定都不行，更何况于打恶仗那样的危险呢？现根据禀请把他们撤消遣散，准许他们先后回原籍。”
平实还要向平和、和气转化、升华，曾国藩在给李申夫的回信中说：“凡是两部分军队相处，将领有一分矛盾，那么营哨就一定有三分，兵勇就一定有（六）、七分。因此，要能够和衷共济，必须先从将领有一副平恕的心开始。人是好名的，谁都如此？同是打仗就不能讥笑别人的退缩，同是走路就不能怀疑别人会骚扰你。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宽以待人，那么口舌争吵自然就没有了。”
他曾以“笃实”、“平恕”勉励部下，“读书人的通病约有二条：一是崇尚文字而不注重实际，一是责备别人而不责怪自己。崇尚文字的毛病是，连篇累牍，说起来头头是道，到亲身办事的时候，就手忙脚乱，毫无条理。责备别人的毛病是，无论对什么人，一概用又高又难的标准苛求，韩公所说的‘用普通人的标准对待自己，而用圣人的标准要求别人’的人，往往就是这样。”
他总是用砥砺志气的话勉励下属：“自古圣贤立德，豪杰立功，成功还是不成功，一开始是难以预料的，只是日积月累，全在你自己了。孔子所说的“谁敢侮”，孟子所说的‘强为善’都是这个意思。”因此，“凡是做一件事，无论艰险还是平易，都必须埋头去做。掘井只要不停地去挖，终究会有一天出水的。……如果观望犹豫，半途而废，不仅对于用兵会一无所成，就是干别的事也是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
“天下世人，都迷醉在一个利字当中。只有靠文武大员，有领导众人责任的人，在屋漏独处的时候，也能够洁身清廉，少取一分就会使民困缓解一分，也就挽回了一分的天地良心。”
又说：“天下断送大事业多从‘不忍’二字做出，天下追求永无止境多从‘不自足’三字做出。”
上述言论虽然多是做人的道理，实际上是治心的方法。曾国藩曾说：“带兵的方法就是‘勤恕廉明’四个字，缺一不可。”治心的方法也就是带兵的方法，明明白白的要领，仍然不外乎是“择善固执”。所以他治心的要点，“诚”字实在是它的中心内容。
真、善、美是人类的普遍追求。诚，真实无妄，是属于真。它又是道德的根本要求，诚意才能达到至善，所以它又是善。孟子又说：“可欲之谓善，有谓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值得人喜欢就是善，善的品质确实存在于自己身上就是诚信，这些善的品质充满于自身就是，所以诚又是美。在中国传统中，真、善、美是统一的，诚就体现了真、善、美的统一。
（八）、公、勤、仁、义，为政之道
1、天下之事，有其功必有其效
天下之事，有其功必有其效，功夫至而求效之遽臻，则妄矣。未施敬于民，而欲民之敬；我未施信于民，而欲民之信我；卤莽而耘，灭裂而耕，而欲收丰穰十倍之利，此必不得之数也。在易恒之初六曰：“浚恒贞凶，无攸利。”胡瑗释之曰：“天下之事，必皆有渐，在乎积日累久，而后能成其功。是故学既久，则道业可成，圣贤可到，为治既久，则教化可行，尧舜可至。若是之类，莫不由积日累久而后至，固非骤而及也。”初六居下卦之初，为事之始，责其长久之道，永远之效，是犹为学之始，欲亟至于周孔；为治之始，欲化及于尧舜；不能积久其事，而求常道之深，或于贞正之道，见其凶也。无攸利者，以此而往，必无所利。孔子曰：“欲速则不达也。”是故君子之用功也，如鸡伏卵不舍，而生气渐充；如燕营巢不息，而结构渐牢；如滋培之木，不见其长，有时而大；如有本之泉，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但知所谓功，不知所谓效，而效亦徐徐以至也。
嵇康曰：“夫为稼于汤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虽终归于焦烂，必一溉者后枯。然则一溉之益，固不可诬也。”此言有一分之功，必有一分之效也。程子曰：“修养之所以引年，国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于圣贤，皆工夫到这里，则自有此应。”此言有真积力久之功，而后有高厚悠远之效也。孟子曰：“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谓其人曰：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此言不俟功候之至而遽期速效，反以害之也。苏轼曰：“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北方之勇者，生不识水，问于没人而求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此言不知致功之方，而但求速效，亦反以害之也。图72
2、勤勉为百姓，躬谨治国事
语出晋·陆机《辩亡论下》。遵此谋略者一般权枢稳固，政绩丰突，民安而国泰。
《南史》记载：宋文帝聪明仁厚，雅重文儒，躬勤政事，孜孜无怠，惟简靖为心，于时政评讼理，朝野悦睦。这难免有溢美之处，但文帝勤民谨政确为名符其实。勤民方面：公元424年，文帝刚即位，就诏免拖欠租谷及旧债，减荆湘二州当年税币之半，后又诏免百姓拖欠租债，赐孤老病残者谷五斛；还募民数千家充实京都，乐移者给田宅，免田赋，并召遣使巡行百姓，问所疾苦，遇孤老鳏寡者，人赐谷五斛。勤正方面：公元426年，宋文帝诏大使巡行四方，观省风俗，命散骑常侍袁谕等分行诸州郡县，观察吏政，访求民隐，使郡县各言损益。又亲临延贤堂听讼。自是每岁三讯，即讯群臣，讯群吏，讯万民，三讯罪定则杀之。文帝还带头勤俭节约，拒绝把他的坐车打扮得富丽堂皇。为节省开支，减少与魏交战带给人民的损失，他于元嘉27年下令减内外百官俸禄三分之一，次年又下诏救济遭魏军劫掠之郡县，并免收租税。文帝这些措施，使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得到了发展，出现了一个所谓“小康”的局面。
从历代君主看，能遵此谋慎终如始者，康熙帝是其典型。康熙用权的特点是重实际，不尚虚文，勤于政务，处事谨慎。仅以其南巡一事，便可睹其勤民谨政之风范。1707年正月，他开始南巡。先前，尚书阿山上奏，请求在淄淮套别开河道，使水通过这里直达张福口以分淮河流量，减少灾患。因工程浩大，事关重要，内阁九卿知道康熙大事必躬亲，于是奏请圣驾亲阅，面授方略，康熙准奏，于二月舟泊清河县运口，阅武家墩，继而察看淄淮套。由清口登陆，康熙亲自详看地势。尔后问河道总督张鹏翮说：“对于奏请开挖淄淮套，你有什么看法？”张答：“皇上爱民如子，不惜百万帑金，拯救群生，黎民皆颂圣恩。”康熙听得不耐烦了，说：“你所讲的都不必使用闲文，我问的只是河工事务。文章与政事不同，若作文章，引经据典，便可敷衍成篇；若论政事，必实在可行，然后可言，非虚文所能掩饰的。你可将
此河可开与否，一一奏明，何必牵引公切不可加兵。公孙康久畏袁氏吞并，二袁往投必疑。
若以兵击之，必并力迎敌，急不可下；若缓之，公孙康、袁氏必自相图，其势然也。”原来，袁绍在世之日，常有吞并辽东之心，公孙康对袁氏家族恨之入骨。这次袁氏二兄弟去投奔，公孙康就存心想除掉他们，但又恐曹操引军攻打辽东，想利用二人助一臂之力。所以，袁熙、袁尚二人来到辽东，公孙康并没有马上相见，而是派人迅速前去探听曹军的动静。当细作回报“曹公兵屯易州，并无下辽东之意”时，公孙康立即将袁熙、袁尚斩首，使曹操兵不血刃便达到了目的。
3、舍身取义，君子之道
贤贞不屈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可贵气节。古代忠贞之士，把国家人民和民族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当公私两种利益发生矛盾时，能牺牲私人利益，即使受尽苦难以至杀头，也在所不顾。田卑拒绝封邑、愿跳油锅；苏武甘受苦难拒降匈奴；洪皓愿就鼎镬不降金人；左光斗受炮烙酷刑而不屈，都是这种民族气节的具体表现。他们的事迹，感人至深，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使之一代代递传下来。正是这种可贵的民族气节，使中华民族能永远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田卑，春秋时中牟邑人。中牟在今河北省邢台与邯郸之间，是晋国属地，范氏的家臣佛
肸是中牟地方长官，他支持范氏、中行氏反对赵氏，因而发动叛乱，并以威吓利诱的手段胁其所属从之。他先置一大油锅于庭上，将油烧得滚滚的，告诉大夫们说：“与我者受邑，不吾者烹 。”大夫们惊都听从他，轮到田卑，他拒不受邑，愿跳油锅说：“义死，不避斧钺之罪；义穷，不受轩冕之服。无义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说了，撩起衣襟就要往油锅里跳，佛肸忙摇手制止了他。
赵氏知中牟佛肸叛乱，起兵将之镇压了，听说田牟不肯附和叛变，找到他要予以赏赐。田卑说：“不可也，一人举而万夫俯首，智者不为也。赏一人而惭万夫，义者不取也。我受赏，使中牟之士怀耻，不义。”他辞了赏赐，说：“以行临人，不道，吾去矣。”于是就搬家到南方的楚国(以上故事见《新序·义勇》)。
田卑可说是坚贞不屈的义士，在生死关头，他舍生而取义，不受封邑，勇跳油锅。更可贵的是，他的义行为赵氏所赏识，要厚赏他，他也坚决拒绝，认为：“以行临人，不道，吾去矣。”意即以自己的德行而使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也是不道德的。所说凌驾于他人之上，即使被胁从的“中牟之士怀耻”。所以他决定要离开，搬家到南方的楚国。《说苑·立节》也记此事，但加上楚王待之以礼事：“楚王高其义，待以司马。”
田卑确是个志行纯洁的高士，他既保持自己的节操，也不愿炫己而使人难堪。正因此，他的事迹广为转载，除《新序》、《说苑》外，也见《水经注》、《太平御览》、《资治通鉴》
等书。
古之有志之士，把节操看得高于一切，凡损害节操之士，坚决不干；即使是穷得没有饭食，宁饿死也不苟取。如列子饥而拒非知己者的赠粮，曾参虽穷不受鲁君采邑以免受制于人，齐士宁饿死不吃“嗟来食”，虞集贫而不卖文给为富不仁者，都是士人具有崇高品格的具体表现。
列子，即列御寇，战国时著名学者，他客居于郑国，饥寒交迫，有宾客将之告知郑相子阳说：“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不好士乎？”子阳就派人送给列子一百六十多斛粮食。列子出见来使，再三表示谢意而不受赠粮。使者走了，妻子拍着胸无限惋惜和怨恨说：“闻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乐。今妻子有饥色矣，君过而遗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岂非命也哉！”列子笑对妻子说：“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也，至己而罪我也，有罪且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吕氏春秋·观世》)
列子全家处于饥饿状态，郑相赠粮是出于好意，列子为何宁饿而不受粮？从他说的话分析，其原因有二：一是郑相子阳并不了解他，既能听人言而送粮给他，将来也可听人言而施罪于他；二是郑相子阳既不是了解自己的人，就不能接受其粮而与相交。
子阳天道，百姓愤恨而发难，将他杀了。这说明列子因子阳不知己不受粮而拒与相交是对的。如果收粮，即受人供养，而受人供养不同死于难是不义；同死于难是为无道而死是无价值的，也蒙不义之名。说明个人坚持节操和慎于交往是多么重要。
曾参，春秋末年鲁国人，孔子的学生。他拒绝鲁君赠采邑事见《说苑·立节》：
曾参生活很穷苦，衣著破烂，为了生活，他亲自耕种。鲁国国君派使送给他采邑封地，说：“请以此修衣。”曾参不肯接受，使者回去后，鲁君又派使者来重申赠邑之意，曾参还是不接受，使者说：“先生非求于人，人则献之，奚为不受？”曾参说：“臣闻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纵君有赐，不我骄也，我能勿畏乎？”曾参终不接受采邑封地。孔子知道此事后说：“参之言，足以全其节也。”图73
采邑，是古代以土地和城内的奴隶或租税作为礼物送人，鲁君送给曾参采邑，如曾参接受就不用穿破衣和亲自耕种了，生活也就可以改善了，如果是一般人，当看作喜从天降，而欢天喜地，必深感鲁君的恩赐，再拜而受之，但是具有崇高气节的曾参却拒绝了，为什么？这是因曾参认为：“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如果他接受鲁君的采邑，他就要畏惧之，感其恩而受其驱使，鲁君也恃恩而随意指使他，这就丧失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就不能保持自己崇高的节操。所以孔子赞曾参拒采邑，“足以全其节”。
战国时期，有一年，齐国大饥荒，黔敖备食赈饥，他在路旁预备饮食，等待饥饿的人来吃。有一士人用袖子遮着脸，有气无力的拖着鞋，饥得两眼昏花地踉跄走来。黔敖左手拿着饭，右手端着汤水，说：“嗟！来食！”饿者抬起眼睛看看他说：“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此也。”黔敖上前向他道歉，那士人也终不肯食，结果饿死了(《新序·节士》)
“人穷志短”，“饥不择食”，这是一般人的行为，当人饥饿无食，乞也乞，求也求，挨骂也不会计较；而这位贫士宁饿死也不失其志，当黔敖以傲慢口气叫他来吃时，大大损伤了他的自尊心，虽然自己已饿得有气无力，两眼昏花，走路也踉跄了，也不肯吃“嗟来食”。有人认为：既然施赈的已经道歉了，又何必计较。这是因为不食“嗟来食”的贫士，把自己尊严看得比饿死还重要。
虞集，元朝学者，字伯生，祖籍仁秦(今属四川)，后迁崇仁(今属江西)。他出生于书香世家，幼时聪明，在父亲教导下，学《论语》、《孟子》、《左传》及欧阳修、苏东坡等人的文章。及长，读尽诸经书，通其大义。成宗大德初年到大都(今北京)，任国学助教。仁宗时为
集贤修撰。文宗时与赵世延专修《经世大典》，凡八百帙。
晚年告病回江西。他为官清廉，无储蓄，而家贫，人口众多，生活困难。虽来求其写碑铭文的甚多，但从不随便答应，也未尝苟作。南昌富民伍真父，财富甲一方，又娶诸王女为妻，有财有势，作威作福，及死，其子请虞集代其写文以刻碑，颂扬其父，故送上中统钞五锭作为润笔费。送礼虽厚，虞集因其父为富不仁而拒绝卖文。这显示了儒者的节操，即“君子固穷”，“非义不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