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宽阔平坦的大街上，忽然传来了一阵嘈杂的笑闹声，原来是一群行人正围跟着一个骑驴的青年指手划脚地议论：
“你们看，这个人疯疯癫癫的，怕是个疯子吧！”
“疯子！疯子！”一群小孩拍手笑着，跳着。
这个被行人笑称为“疯子”的青年，面容削瘦，衣冠陈旧。他骑在驴上，不住地摇头晃脑，口里不停地吟哦：“闲居少邻并，草径入园荒。鸟宿池中树，僧推月下门。”当他吟到末句时，停顿了一下，双手并掌朝前，做了个推门的动作。好像觉得不满意，又沉思半晌，嘴里才冒出一句：“僧敲月下门——”，他一边吟哦一边又屈着右手食指做了个敲门的姿势。好像仍拿不定主意，一会儿摇头晃脑地低吟：“僧推——月下门”，一会儿又拖长声音朗读：“僧敲——月下门”，一会儿做双手推门之势，一会儿又做屈指敲门之状，他完全沉浸于诗歌创作的苦吟之中，对于周围人的议论和嘲笑，似乎是充耳不闻，全然不知。“得得……得得……”，忽然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紧接着又是一阵威严的吆喝声：“闲人让开，闲人让开！”那些刚才还在嘲笑骑驴青年的人们听到吆喝声，立即纷纷四散。一个白胡子老头拖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往小巷里闪避，口里连声催促那个还想看热闹的小孩子说：“快走，快走！府尹大人来了，小心马踩着你！”
骑在驴上的那个青年仍然沉浸在苦吟之中，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口里仍在不停地吟哦，手上仍不停地做着推敲之势。他的“敲”字还未说完，突然觉得背上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坐立不稳，忽地从驴上栽了下来，立刻就被两只有力的大手紧紧夹住，紧接着上身和双手也被绳子捆了起来。直到这时，他才从沉思中清醒过来，发觉自己埋头苦吟，竟糊里糊涂地走到仪仗队里来了。
骑在马上的这位府尹大人不是别人，正是当时京城的地方长官韩愈，韩愈见这个青年文质彬彬的，像个书生模样，不像是有意闯道的样子，便和颜悦色地问：“你叫什么名字？怎么骑驴骑到我的仪仗队里来了？”
这个青年见府尹大人态度和悦，心里安定了几分，便恭恭敬敬地回答说：“小人名叫贾岛，是来京城参加考试的。刚才在驴上得了一首诗，有两字想了半天，还是拿不定主意用哪个好。因为全部心思都用在做诗上了，忘了回避，闯了大人的道，请大人恕罪。”图79
韩愈本是当时著名诗人和散文大家，一听贾岛做诗出神闯了道，不觉笑了，便叫左右衙役马上给贾岛松绑。他对这个写诗严肃认真的青年很感兴趣，便笑问道：“你刚才做了一首什么诗？哪两个字做不了决断？”
贾岛便把刚才得了一首名叫《题李凝幽居》的诗念了一遍，接着说：“‘僧推月下门’这一句，不知是用‘敲’字好，还是用‘推’字好，请大人指正！”
韩愈没有马上回答，慢慢地从马上跨下来，立在马旁，沉吟了好半晌 ，才郑重地对贾岛说：“还是用‘敲’字好。”
“‘敲’字好？”贾岛仍不大明白，“不知好在何处，请大人明示！”
韩愈把手一摆，轻声地说：“街上不是说话之处，走，我们回府细谈。”说完，便叫衙役另外牵一匹马来，让贾岛与自己并肩而行，回府以后，朝愈细谈了自己的看法。
“为什么说‘敲’字比‘推’字好？因为你的诗题是《题李凝幽居》，月下找人，应该敲门，才和幽居相应，幽居谢绝外人，大门必然常关，门关则推不开，门虚掩却推门直入，岂不成了莽撞和尚？”
听到这里，贾岛恍然大悟，连连点头：“大人说得是！”
朝愈接着说：“另外，鸟宿池树，夜深人静，明月之下，僧人敲门，这景色何等幽美，这响声又是多么富有诗意！从音节上说‘敲’字也响亮一些。”
贾岛听了，更是大为佩服，连声致谢：“经大人一番剖析，小人顿开茅塞，获益良多，还望大人今后多多赐教。”
朝愈很喜欢这个写诗认真而又虚心好学的青年，留他在府上住了好些日子，还同他做了朋友，教他文章做法。后来贾岛中了进士，韩愈十分高兴，送了一首诗给他：
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风云顿觉闲，
天恐文章浑断绝，再生贾岛在人间。
后来，人们把写文章时的字斟句酌，反复修改，称为“推敲”，就是由此而来的。
（三）、乐天知命，才能无忧
年有四季，岁有轮回。人生在世，有顺境，也有逆境，有飞黄腾达日，也有潦倒落魄时。这就要求你宁静、平和，淡然处之。所谓“居上位而不骄，居下位而不忧。”(《周易》)
曾国藩说，君子处顺境，兢兢业业，常觉天之过厚于我，我当以所余补人之不足。君子处困境，也兢兢业业，常觉天之厚于我，其实并非真厚也，而是与更困难的人相比，才觉得优厚的。古人说，处困境看不如我者，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曾国藩曾认真研究过《易经》，探索过盈虚消长的道理，从而懂得人不可能没有缺陷。他说：“日中则昃(太阳偏西)，月盈则亏，天有孤虚(指日辰不全)，地阙(缺)东南，未有常全不缺者。”
《剥》卦，是《复》卦的征兆，君子认为是可喜的。《咸》卦，君子认为是危险的。事物就是这样彼消此长，福祸相依，所谓苦尽甘来，绝处逢生，山穷水尽，柳暗花明。所以，在大吉大利后，就是大凶大难时。人人都喜欢吉利，本能地回避凶难。那么，有没有办法保持吉利，回避凶难呢？曾国藩的办法是悔改、收敛、抱残守缺。他认为在大吉大利时，通过悔改可以走向吉利。一般人只知道有了过错才需要悔改，而不知道取得了成绩还需要悔改。这件事我明明没有过错，从何悔改？也许这件事你确实没有过错，然而别的事情就没有过错了吗？难道你从来就没有过错吗？
悔改是什么？曾国藩说，“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有一点残缺和遗憾就让它有一点残缺和遗憾，不要求全、求圆、求满，这就是抱残守缺。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一味追求大获全胜，功德圆满；可是一旦大获全胜或者功德圆满，那凶险和灾祸也就随之降临了。 所以清代朱柏卢劝诫子嗣：“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
人生在世，有可为之事，也有不可为之事。有可为之事，当尽力为之，这就是尽性；有不可为之事，当尽力从之，这就是知命。
所谓性，就是对可知的事物尽其所能去知道它；所谓命，就是对不可知事物只好听天安排。理解了这两层意思，也就明了了人力和神力的界限，进而也就明了了自己的责任以及所应采取的态度。
《易·系辞》中有这么八句：“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德，以崇德也。”这就是尽性。大意是说，尺蠖虫收缩身体，是为了爬行。龙蛇的冬眠，是为了求生。精通义理出神入化，是为了学以致用。利用所学安身立德，是为了弘扬德行。此外还有四句：“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这就是知
命。大意是说，离开了上述所讲的而谈别的，我就不知道了。至于超越神奇、懂得教化，那就是最完美的德行。
由此可见，农夫耕田种庄稼，勤劳者就有好收成，懒惰者当然会歉收，这就是性；种庄稼若遭了旱涝之灾，到头来庄稼或者早死或者淹烂，这就是命。爱人，治理人，以礼待人，这就是性；但爱人而人不亲我，治理人而得不到治理，以礼待人而人不以礼相答，这就是命。所以，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人那里就有尽性和知命的差别，同一件事情在同一个人那里也有尽性和知命的差别。
一般人之所以赶不上那些圣人，就在于圣人既可尽性又能知命。尽性，就像学习普通的道理，至于知命则是一种极高的境界了。当尽性的时候，如果功力已经达到了十分，然而所得到的效果或者有相当的回报，或者没有相应的回报。对此圣人则能淡然处之：好像知道这样，又好像不知道这样；好像很在意，又好像不太在意，这其中的滋味最难体会。
平常人之所以不能正确对待尽性与知命，就在于太在乎事情的结果。他们有意或无意会产生这样的倾向，我流了多少汗就该有多少收获，不然的话，就会愤愤然，牢骚满腹、怨天尤人。他不知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个天就是命。但相信天并不等于放弃努力，得过且过，无所作为；而是要正确看待你的努力以及所产生的结果。因此，在尽性上，不妨盲目一些，在知命上，不妨透彻一些。
总之，所谓尽性，就是尽力竭力；所谓知命，就是淡泊达观。
（四）、居高位之道
有一次，唐太宗对众臣说：“有人说当了皇帝就是得到了最崇高的地位，没有任何畏惧了。事实上，我却是常怀着畏惧之心，倾听臣下的批评与建议，一向以谦虚的态度处理政事。倘若因为自己是一国之君，就不肯谦恭而以自大的态度来对待臣下，那么一旦行事偏离正道时，恐怕就没有能够指正过失的人了。当我想说一句话，做一件事的时候，必定先想一想如此一来是否顺了天意？同时也要自问有没有违反了臣民们的意向。为什么呢？因为天子是那样高高在上，对底下的事一目了然，而臣民对君王的一举一动十分注意，所以我不仅要以谦虚的态度待人，更要时时反省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否顺应天意与民心。”这时旁边的魏征接着说：古人说过‘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有好的开始并不一定能有好的结束。但愿陛下常怀畏惧之心，畏惧上天及人民，且谦虚待人，严格地自我反省，如此一来，吾国必能长保社稷，而无倾覆之虞了。”
到了晚年，曾国藩的“恐高症”越来越厉害。天京平定后不久，朝廷命他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而节制三省，权势不可谓不大，但他自叹“精力日颓而责任弥重，深为悚惧”！因而先后三次请求朝廷收回节制三省的成命。他这样恳请的理由，开始只一般地说自己材菲而体弱：“今则精力衰颓，公事废弛，心神则无故惊怖，多言则舌端蹇涩，自问蒲柳之姿，万难再膺巨任”；“不特微臣难胜臣任，即才力十倍于臣者筹办此贼，似亦不必有节制三省之名”。接着便大谈名实相副的问题：“臣之兵力，只能顾及河南之归、陈，山东之兖，沂、曹、济，其余各府，万难兼顾；直隶则远在黄河北岸，臣力恐不能逮。徒冒虚名，全无实际，寸心惴惴，深抱不安。”这些，都是实话，但是，他只有到了两次恳请而不允的情况下，才真正剖白了自己的内心世界：“臣博观史册，近阅世情，窃见无才而位高于众，则转瞬必致祸灾；无德而权重于人，则群情必生疑忌。”他是深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的道理的；同时，经过自咸丰二年底开始的风风雨雨，他位已高，权已大，希望从此过着安稳、适心的日子。因而他亟想将权位退位些，责任减轻些，尽量离开政治漩涡远一些。他在接到四月二十九日谕令他以钦差大臣督师北上的前几天，受到加封。他在日记中写道：“是日接奉廷寄，一等侯之上加‘毅勇’二字，李少泉伯之上加‘肃毅’二字。日内正以时事日非，怂然不安，加此二字，不以为荣，适以为忧！”“适以为忧”四字，强烈地反映着他退让避祸的思想。
曾国藩明于事理，同治三年(1864)天京攻破，红旗报捷，他让官文列于捷疏之首，即有谦让之意。尤其是裁撤湘军，留存淮军，意义更为深远。不裁湘军，恐权高震主，危及身家，如裁淮军，手中不操锋刃，则任人宰割，因此他叫李鸿章按淮军不动，从自己处开刀。
曾国藩到达天京以后，七月初四日“定议裁撤湘勇”，在七月初七的奏折中，向清廷表
示，“臣统军太多，即拨裁撤三四万人，以节靡费。”时人王定安就说过：“国藩素谦退，以大功不易居，力言湘军暮气不可复用，主用淮军。以后倚淮军以平捻。然国藩之言，以避权势，保令名。其后左宗棠、刘锦棠平定关外回寇，威西域，席宝田征苗定黔中，王德榜与法朗西(法兰西)战越南，皆用湘军，暮气之说，庸足为定论乎？吾故曰，国藩之言暮气，谦也。” 在裁撤湘军的同时，他还奏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此时，曾国荃在攻陷天京的所作所为，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同时，清政府对他也最为担心，唯恐他登高一呼，从者云集，所以即想让他早离军营而又不让其赴浙江巡抚任。无奈，曾国藩只好以其病情严重，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很快清政府便批准了曾国藩所奏，并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慰藉。而曾国荃却大惑不解，愤愤不平溢于言表，甚而在众人面前大放厥词以发泄其不平，致使曾国藩十分难堪。曾国藩回忆说：三年秋，吾进此城行署之日，会弟甫解浙抚任，不平见于辞色。时会者盈庭，吾直无地置面目。
所以，曾国藩只好劝慰他，以开其心窍：弟何必郁郁！从古有大劳者，不过本身一爵耳，吾弟于国事家事，可谓有志必成，有谋必就，何郁郁之有？
在曾国荃四十一岁生日那天，曾国藩还特意为他创作了七绝十二首以示祝寿。
曾国藩的至诚话语，感动得曾国荃热泪盈眶，据说当读至“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时，竟然放声恸哭，以宣泄心中的抑郁之气。随后，曾国荃返回家乡，但怨气难消，以致大病一场。从此，辞谢一切所任，直至同治五年春，清政府命其任湖北巡抚，他才前往上任。
让，是一种美德。能否让贤，关系到国家治乱的大事。翻开中国历史，争权夺利的多，为国让贤的少，这就是乱世多治世少的缘故。
为国让贤，其本身也是一大贤者，其非大贤，那能让贤。为国让贤，择其贤者而让之；由于不争，彼此谦让，内部和睦，国家则治。
有些人，君主要他居高位，他却让位于人。他坚辞高位是完全是为国家利益着想。
鲍叔牙、公孙枝让位是让贤的典型例子。
鲍叔牙与管仲少时相好，后鲍叔牙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齐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成囚犯。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之说：“君将治齐，则高溪与叔牙足矣。君欲为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重，不可失也。”于是恒公便用管仲。及齐恒公使鲍叔牙为相，辞说：“臣之不若夷吾者伍：宽和惠民，不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不若也；忠惠可结于百姓，不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不若也；执桴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不若也。”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称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都是出于管仲的谋略。
鲍叔牙推荐管仲，位居在管仲之下，人们在称赞管仲佐桓公称霸的同时，无不赞叹鲍叔牙能知人。无鲍叔牙之贤，管仲就不能辅政，更谈不到充分发挥他的才能。
百里奚也因得到公孙枝的推荐，从一个奴隶成为大夫。
百里奚在虢任职，因晋攻入虢被俘，被人以五张羊皮的价格转卖为奴隶，后在秦喂牛，大臣公孙枝知道后，把他推荐给秦穆公，并愿将自己大臣职位让给他。穆公说：“买之五羊之皮而属事，无乃为天下笑乎？”公孙枝回答道：“信贤而任之，君之明也，让贤而下之，臣之忠也。君为明君，臣为忠臣。彼信贤，境内将服，敌国且畏，夫谁暇笑哉？”穆公听从公孙枝的建议，启用百里奚为大夫。(《吕氏春秋·慎人》)秦穆公由于用百里奚富国强兵之策，因势日强。如果没有公孙枝的推荐，百里奚不过是喂牛的奴隶罢了。
清廉不贪是为官者的基本要求。号称清代第一清官的汤斌任江宁巡抚时，初至南京，就召集府县官，训斥道：贪贿者轻则被人弹劾而去，重则抄家追产，诛及子孙。而且，一沾贪名，上司收受了下官的贿赂，就有把柄在别人手中，下官有什么过失也不敢轻易纠正，久而久之，会有包庇之嫌。州县官听了这番训导，都说“公治吾等”，即救了他们的命。
曾国藩最崇拜汤斌，认为清朝有成就的人中，汤斌是一流人物。
曾国藩也崇尚清廉。据他的女儿崇德老人说，曾国藩无论是官位做得多大，“署中没有敢以苞苴进者”，他的夫人“无珍玩之饰”。崇德老人回忆说，曾家只有一次收受别人的礼，那是提督黄翼升的夫人进献的。
黄翼升是长沙人，少年时是个孤儿，最初以“材官”隶属曾国藩部下。曾国藩建立水师时，黄翼升帮了大忙，是曾的四大心腹之一。组建淮扬水师时，黄翼升任统带。1862年，黄归李鸿章指挥并很快成为李的得力助手。后来，曾国藩想调黄翼升部离开苏南，十三次与李鸿章来往信函相商，李鸿章却一口拒绝。由于黄翼升“素性宽和”，比较受将士拥戴，曾国藩一定要把这位爱将调回，李鸿章说黄“厚道热肠，为武人中第一流，为平吴第一功臣，为沪军第一苦人”，所以坚决不给，为此，曾、李两人差点闹翻。这时出现了“夫人外交”，才使问题得以解决。
黄翼升此时处于很尴尬的境地，还是他的夫人出来调停，一定要奉曾国藩的夫人为义母。一天，正好是曾夫人生辰，黄夫人带着翡翠钏一双、明珠一粒、纺绸帐一铺来贺寿，当堂拜曾夫人为义母。当时人多众广，曾夫人不好不给面子，也就答应将黄夫人收为干女儿。
寿宴结束后，曾夫人向曾国藩述其原委，曾国藩起初很生气，但一想能收服将心，调和因黄翼升而起的曾、李关系的矛盾，也就不再说什么。这个纺绸帐后来曾国藩的女儿出嫁时，作了嫁妆，直到崇德老人的晚年，仍“用之未坏也”。
曾国藩是在他的母亲病逝，在家守丧期间响应咸丰帝的号召，办团练组建湘军的。不能为母亲守三年之丧，这在儒家看来是不孝的。但由于时势紧迫，他听从了好友郭嵩焘的劝说，“移孝作忠”，为清王朝出山了。
可是，他的锋芒太露，因此处处遭人忌妒，受人暗算，连咸丰皇帝也不信任他。1857年2月，他的父亲曾麟书病逝，清朝给了他三个月的假，令他假满后回江西带兵作战。曾国藩伸手要权被拒绝，随即上疏试探咸丰帝说自己回到家乡后日夜惶恐不安。“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得为之地。欲守制，则无以报九重之鸿恩；欲夺情，则无以谢万节之清议。”咸丰皇帝十分明了曾国藩此一试探性的口吻，咸丰见江西军务已有好转，曾国藩此时只是一只乞狗，效命可以，授予实权万万不可。于是，咸丰皇帝朱批道：“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尤肃清，汝可暂守礼庐，仍应候旨。”假戏真做曾国藩真是哭笑不得。同时，曾国藩又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压力。此次曾国藩离军奔丧，已属不忠，此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因此，招来了种种指责与诽议，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心。朋友的规劝、指责，曾国藩还可以接受，如吴敏树致书曾国藩谈到“曾公本以母丧在籍，被朝命与办湖南防堵，遂与募勇起事。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今贼未平，军未少息，而叠遭家故，犹望终制，盖其心诚有不能安者。曾公诚不可无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讹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官衔致被旨责，其心事明白，实非寻常所见。”吴敢把一层窗纸戳破，说曾国藩本应在家守孝，却出山，是“有为而为”上给朝廷的奏折有时不写自己的官衔，这是存心“要权”。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忧心忡忡，逐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为他荐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暗喻他过去所采取的铁血政策，未免有失偏颇。
朋友的规劝，不能不使其陷入深深的反思。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了由于改
变了处世的方法而引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经过多年的实践，曾国藩深深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惟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趋成熟与世故了。
然而，认识的转变过程，如同经历炼狱再生一样，需要经历痛苦的自省，每当曾国藩自悟昨日的是与非时，常常为追忆昔日“愧悔”的情绪氛围所笼罩。因此，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有过口角。在三河镇战役中，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藩陷入深深的自责。在其后的家信中，屡次检讨自己在家其间的所作所为。如，在1858年12月16日的家信中写到，“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长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去年我兄弟意见不和，今遭温弟之大变。和气致祥，乖气致戾，果有明征。”1859年1月6日，又提到，“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锱铢细故。洎今思之，不值一笑。负我温弟，既愧对我祖我父，悔恨何极！当竭力作文数首，以赎余愆，求沅弟写石刻碑。亦足少掳我心中抑郁悔恨之怀。”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曾氏曾对其弟国荃说过：“吾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亦高，中外指目第一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吾与弟时时有可危之机。”对于功名利禄，曾氏追求“花未开全月未圆”，不使之盈满，而应留有余地，他又说“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宜从畏慎二字痛下功夫”。
这些话都反映了曾氏位居高官，但仍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
对于“畏慎”二字，他说最应该畏惧谨慎的，第一是自己的良心，他说过：“凡吏治之最忌者，在不分皂白，使贤者寒心，不肖者无忌惮。若犯此症，则百病丛生，不可救药。”第二是“左右近习之人，如巡捕，戈什，幕府文案及部下营哨官三属”。第三是公众舆论。畏惧这三者，自然能做到为官谨慎。图80
曾氏兄弟攻下南京后，当时的客观环境对于他们非常危险。一方面，那位高高在上的慈禧太后非常厉害，特别难侍候，历史上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故事太多，曾氏不能不居安思危；另一方面，外面讲他们坏话的人也很多。尤其是曾国荃把太平天国的王宫和国库里面的许多金银财宝全都据为己有。这件事，连曾国藩的同乡好友王湘绮也大为不满，在写《湘军志》时，固然有许多赞扬，但把曾氏兄弟及湘军的坏处，也写进去了。
曾国荃的修养到底不如长兄，一些重要将领，对于外面的批评非议，都受不了。他们中有人向曾国藩进言，何不推翻满清，进兵到北京，把天下拿过来，更有人把这意见写成字条提出。曾国藩看了字条，对那人说：“你太辛苦了，先去休息一下。”打发那人走了，将字条吞到肚中，连撕碎丢入字纸篓都不敢，以期保全自己和部属的性命。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一个“忠”字，一个“慎”字。
曾氏要求长子纪泽言谈举止须厚重，戒轻浮。这里“厚重”固然有老成练达的意思，但也寓含着事事谨慎的含义。1848年夏，澄侯国潢到县城办事，与地方官有来往，曾氏写信要他：“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服神钦，到处人皆敬重。此刻初出茅庐，尤宜慎之又慎。”此前1个月，地方官给曾家加了赋税，曾氏写信要求家中三位弟弟(澄侯，沅弟，季弟)：“新官加赋我家，不必答言，任他加多少，我家依而行之。如有告官者，我家不必入场。凡大员之家，无半字涉公庭，乃为得体。为民除害之说，为所辖之属言之，非谓去本地方官也。”1864年5月9日，曾氏于军务繁忙之际，特地写信给家中主持家中事务的澄弟，要求他在家乡不宜轻易抛头露面。他写道：“吾与沅弟久苦兵间，现在群疑众谤，常有畏祸之心。弟切不宜轻易出头露面，省城则以足迹不到为是……不可干预公事。”
湘军攻陷九江之后，兵锋直指安庆。又像从前田家镇大胜一样，甚嚣尘上，不可一世。就连曾国藩也被骄傲情绪所左右：“安庆逆党无多，或可以虚声下之，金陵克复亦系指顾间事”。似乎太平军已不堪一击了。
咸丰八年(1850)七月，太平军夺取庐州。于是，曾国藩决定抓紧进攻，议将东进军分南北两路，南路由都兴阿、鲍超会合水师进图安庆；北路由李续宾、曾国华夺取庐州。自认为无战不克的李续宾领命后，一路猛进，连下潜山、桐城、舒城，直抵三河。
三河镇是庐州府的屏障，为水陆要冲，取庐州必先夺三河。太平军在三河筑大城一座，城外环筑九垒，凭河设险，易守难攻。九月二十八日，湘军七千余人对三河展开凌厉攻势。仅四天，城外九垒皆被攻破。但主城坚不可拔，守军猛拒，湘军死伤惨重。
就在湘军竭力攻城之际，已击溃江北大营的陈玉成，率十万之众来援，并邀李秀成随后跟进。从庐江县西二十里之白云山，至三河镇南三十里之金牛镇，连营数十里，旌旗蔽日，呼声动地，包抄李续宾后路。湘军大惊，慌忙迎战。正是黎明，大雾迷漫，咫尺莫辨，两军奋力搏战。湘军无法抵御泰山压顶般的功势，仓促还营，闭垒紧守。太平军随后连拔湘军七垒，并挖断河堤，绝其归路。李续宾惊惶失措，指挥完全失态。他先是下令月光照地时全军一起突围，后又出尔反尔，复令死守。但军士离开营垒，已丧失斗志；转瞬间，全军大败狂奔。李续宾在绝望中自缢身亡。其余曾国华等，均在混乱中被杀。
三河之役，湘军除少量逃脱外，六千人丧生，损失空前惨重。李续宾一军是罗泽南旧部，是湘军最基本、最有战斗力的主力。它的覆灭，无异晴空霹雳，足以震撼全军，影响全局。胡林翼叹道：“此番长城顿失……以百战之余，覆于一旦，使全军皆寒。”又说：“三河败溃之后，元气尽丧。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曾国藩亦痛心疾首，说当时湘乡，几乎“处处招魂”，“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气骄轻敌，给了曾国藩一个不小的教训。这一仗，对战略全局影响极大。按曾国藩原来的想法：李续宾、曾国华取庐州，都兴阿、鲍超取安庆，然后南北两路夹击金陵，“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这个计划被彻底粉碎。太平军还乘胜反击，连克舒城、潜山、桐城、太湖四县。进攻安庆的都兴啊、鲍超见太平军攻势迅猛，不战自退。湘军被迫处于守势。曾国藩又陷入惊惧难安的境地。
咸丰八年(1858)十一月十二日，曾国藩给在家的几个弟弟详告曾国华战死之事，一向不信占卜的曾国藩大讲一通吉凶的征兆。
镇压太平天国后，曾国藩通过裁湘留淮，为其弟奏请开缺回籍等激流勇退的办法，为自己免除了杀头之祸。但他头上仍悬着一把利剑——十几年间手中的几千万两银子是如何花销的，必须向朝廷讲个清楚。这就是清朝非常严格的军需报销制度。
本来，军需报销有例可循，造册报销，力求收支平衡，如果不能销帐，则必须追赔。“自帅臣以逮末僚，凡厕身行间，匀摊追赔，无一漏脱。存者及身，死者子孙，久迫追呼，非呈报家产尽绝，由地方官验明加结具文咨部，不能完案。”这种造册报销制度非常严厉，而往往使战后将帅及各级官吏和已经战乱的各州县人民不胜其苦累。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情况非常复杂，军需报销成了一笔无法厘清的糊涂帐。此次战争历时至十四年，行师至十余省，召募之勇十居七八，经制之兵十才一二。某路某帅召募若干，撤换若干，某路某战伤亡若干，更补若干，均未随时奏咨备案。其随营执事文武员弁，倏入倏出，亦不报部存查。而每次军需报销，户部等各处书吏都乘机从中渔利。当金陵合围大功告成之际，户部书吏便约同兵、工部书吏开始活动，准备造册报销，这无疑是他们一个发财的大好机会。
当然，熟谙朝廷掌故的曾国藩不会让别人抓住把柄。早在湘军建立不久，就设立粮台八所，称为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以理众务。粮台设总理事务一人，以揽其成，各所则分派委员若干人，以司其职。粮台的制度，向来军营都有此组织。但湘军粮台却有它的特点，与从前军营不同：第一，粮台人员不是朝廷特派大员经理，而是由主帅委派，其权操于主帅，所以调兵运饷都由主帅一人掌握。第二，
粮台转运方便。湘军粮械都以水师供给转运，当初起时，以夺取长江控制权为目的，曾国藩
自驻战船，粮台即设于水上，一切军装米盐都储船上。到咸丰十年(1860年)后，曾国藩总督两江，作为湘军的后方，始在南昌设立陆路总粮台。不久，占取安庆，进犯天京，安庆又为湘军的后方，于是又在安庆设立粮台。但前后粮饷弹药都仍以水师运输，陆军粮道都由水师保护。
曾国藩所建湘军虽兵饷自筹，粮台自办，而按照清政府的规定，仍须将每年军费收支造册详报，由户部核准方可报销。曾国藩第一次带兵作战，从未办理报销。故于咸丰七年(1857)十二月在籍守制时特向清廷声明，一俟江西军务将竣，即令原粮台人员办理报销。八年六月再出领兵，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报销的问题。是年八月，曾国藩上奏清廷，决定在江西湖口设立报销局，由李瀚章负责，办理三年九月至六年十二月军费报销事宜。九年正月正式开局办事，地点从湖口移至吴城。七月又从吴城移至湖口，十年五月事竣撤销。因其曾先后驻扎两地，吴城报销局与湖口报销局两个并存，而实际上又只一局。
李瀚章为曾国藩管理饷项多年，但从总体上说却是一笔糊涂帐，按照清政府的规定，将历年军费收支款目逐笔造册报销，实在是一件相当繁难的事。故李瀚章等人所办报销收支不过300万两内外，竟至忙碌一年半之久。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之后，统兵多至10万，军费收支超过千万两，如此细细核算，报销事项何年才能完成？不仅办理报销的人员历尽艰辛，即复核这些帐目的户部司员亦不胜其苦。故曾国藩在奏过报销第一案之后，虽声明此前军费将续作两案报销，而实际上却迟迟不动，直到同治三年六月再没有报销过一次。户部亦深知此种报销办法脱离实际，即使发现收支不符之处，也无法向这些“功臣”追赔。
这时，户部郎中王夔石“灼知将来报销万无了局，因创请免册报私议。”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大臣倭仁即采纳王夔石的“免册报私议”，雷厉风行地领衔上奏《请免军需造册报销疏》：为了避免各处书吏和粮台委员的营私舞弊，为了免除各位“劳臣战将”可能遭受的“追赔”之苦，奏请“所有同治三年六月以前各处办理军需未经报销各案，拟恳天恩，准将收支款目总数分年分起开具简明清单，奏明存案，免其造册报销”。这实际上是将此种糊涂帐一笔勾销。倭仁此疏立即得到皇上谕旨的允准。有人盛赞此举，以为“凡在事之获保身家者，不下数千万人，而州县得免于流摊，部书失望于需索。开国二百二十年所未有也。”“诏书既降，都中人士欢声如雷，各部书吏闻而大骇，有相向泣者。”“此同治朝旷典也。”
倭仁变通成例的做法是实事求是的，也使曾国藩摆脱了可能发生的抄家抵产困境。曾国藩得知这一确切消息后，如释重负，立即将部文告知李瀚章，共谢“皇恩浩**”。曾国藩的退休之念也没了，又马不停蹄为清王朝卖命去了。
（五）、治国之策略
在接踵而来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冲击下，曾国藩意识到，无论汉学还是宋学，都无力解决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于是，曾国藩在坚持以义理为本源的程朱理学基础上，并不固守前辈旧有的阵地，主张“一宗宋儒，不废汉学”，明确表示应兼取汉、宋二家学说之所长，使儒家学说在新的形势下能更好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因此，曾国藩在治学过程中，没有将自己局限在哪一个领域，只要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他都加以吸收。在跟随唐鉴、倭仁学程朱理学之前，他就在潜心钻研古文和经世之学，虽然唐鉴告诫他“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但在学习程朱理学的同时，他仍然对古文保持着极为浓厚的兴趣，以致于对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王安石的文章达到“日夜以诵之不厌”的程度。曾国藩自踏上仕途起，对“做官做久了，更加崇尚一些虚浮的文句”的现状十分忧虑。他希望能从前史中寻找到一二“济世”良方。其中，他倍加推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图81
曾国藩并不是一名单纯的学问家，他始终将自己置于国家藩屏的位置，为挽救清王朝所面临的灭顶之灾，他不是从学术的角度，而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去吸收和利用学术领域中某些合理因素，为封建统治渡过难关而服务。因此，他不能不把经世致用之学放在重要的学术位置上。在他之前，人们常把学问分成义理，词章，考据三种，经世致用之学是包括在义理之中的。曾国藩却认为：“为学之术有四个方面：一是义理，二是考据，三是辞章，四是经济。”他赞同经济之学从义理之中独立出来，从而将经济之学放到和义理、词章、考据一样重要的位置上。
曾国藩对于经世之学的研究，主要是反复研读了《会典》和《皇朝经世文编》。在研读《会典》和《皇朝经世文编》的过程中，曾国藩对秦蕙田所著的《五礼通者》一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觉得该书“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都荟萃其中。”
经世致用作为一门关于国计民生的学问，虽在明末由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所提出，但在“康乾盛世”之时，却一度低落。道光年间，尤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伴随着内忧外困，龚自珍、魏源、包世臣、林则徐等人，再度高举起经世致用的大旗。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面对日益落后的清王朝，提出“师夷之长技”，目的就是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反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从某种意义上理解，“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经世致用思想在“内忧”“外患”的“千古奇变”情况下的发展。曾国藩早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讲求经世致用，并接受林则徐、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向西方寻找救国之良方，也是顺理成章的。
曾国藩由理学经世到倡办洋务，这也是他高于同时代其他理学大家之处。绝大多数正统的理学家，都主张：治国之道在于尊崇礼义而不在尊崇权谋。为政的根本在于获取人心而不在于一些雕虫小技。坚决反对将西方先进技术引到中国，以解决清王朝所面临的危机。曾国藩虽然也讲求理学，但务实的精神，却使他摆脱了夷夏大防的心理，指出：向古代学习，应多看书籍，向现在学习，则要多找榜样；向有经历的人求教，则知道其中的甘苦；向旁观的人请教，就会明自其中的教训经验。这种“多觅榜样”、“知其效验”的务实精神，正是曾国藩由理学家到洋务派的思想基础。
但是，曾国藩绝对不可能意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使生产力得到发展，必然会引起东方社会的渐变，而这种社会的渐变，又必然会引起对理学以至整个封建制度的冲击。曾国藩主观上不愿看到的这种结果，却由他自己在倡导，自己在开辟。他在中国传统文明受到西方物质文明的剧烈冲击的情况下，从进行地主阶级自救出发，不自觉地成为了“洋务运动”的始作俑者，成为了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客观上刺激了挖掘封建主义坟墓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在这里，主观愿意和客观效果是不一致的。恩格斯说：“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效果。”曾国藩的历史正是这样。
作为清王朝后期著名的理学家，面对着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政权，曾国藩从单纯的学问家行列跨出，承担起镇压太平天国的重任，以拯救清王朝的灭顶之灾。为更好地服务于清王朝的统治。曾国藩不是从学术的角度，而是从政治目的出发，广泛吸收和利用清代诸种学派，尤其是汉学的认识论和治学方法的合理因素，以帮助清王朝封建统治渡过难关。而对于那些固步自封，不肯跨越学科界限的迂懦，曾国藩予以猛烈的抨击，认为经学都是局限在某一领域，纯粹的寻章摘句，有如井底之蛙，实在好笑。倡导治学方面应“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这使得曾国藩在认识论和治学方法上，目光要比囿于理学范围的同时代官僚远大、实际。为此，曾国藩能够借助于多种方式去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曾国藩开始摆脱夷夏大防的心理，渐渐接触一些有关介绍西方情况的书籍，例如徐继畲的《瀛寰志略》，比较重视当时自然科学，包括传入中国的西方自然科学的成果。曾国藩认为：宝剑长柔不锋利，就不能斩断东西，鸟的羽毛没有丰满，就不能飞得很高。
在曾国藩看来洋务本来就很难处理，处理问题的根本不外乎孔夫子所说的忠、信、笃、敬四个字。笃，就是淳厚；敬，就是慎重；信，就是不说假话，然而，要做到却极难。我们该从此信字下手，今天说定的话，明天不能因小的利害关系而改变。如果一定要推我去主持，也不敢推辞。是祸是福，置之度外，但不懂得洋务，这才是最大的问题。上海那里如有懂得洋务而又不软弱献媚的，请邀他来安徽一趟。从正理上说，就是孔子所说的用忠敬来与洋人处事；从机谋上讲，就是和勾践以卑辱的方式来骄吴国人之志。听说以前上海的士兵常被洋人侮辱，自从你带湘军到上海后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孔子说，国家能够治理，谁敢侮辱。如果我们整齐严肃，百业兴盛，他们也就不能无端被欺侮了。既不被欺凌，就要处处谦逊，自然没什么后患了，以柔致远是这样，自强之道也是这样。
一日，曾国藩召集幕僚，让众人指陈三次失败的原因，但大家都面面相觑，不敢乱讲话。曾国藩一向看重李元度，他又有救命之恩，便亲点名号说：“次青，你大胆请言！”
李元度为人仗义，见曾国藩几次寻死觅活，总不得胜，心里也很着急，眼见这样下去，自己的前途也委实堪忧。于是他鼓足勇气，语未尽，已惊三座：
恩公东下之师，气势锐甚。然自三月于今，凡经三次大挫折，初挫于岳州，继挫于靖港，今又挫于九江湖口。幸而屡蹶复振，未坏大局。然依在下之见，非失于恩公不知兵，而失于知兵。
李元度的话，如芒刺在背，一针见血。众将领谁不敢望一眼曾国藩的表情，只是默不作声地坐在那儿。空气骤然紧张起来。
曾国藩倒还沉得住气。他又说：“次青请细道之，吾愿闻其详。”
李元度也不再犹豫，说：
“岳州之败，师未集而因大风阻于洞庭湖，敌察我困，大股围入，其败可谓天意。于理于势者都是如此的结局。靖港之败就不然。一惑于困丁之请，临阵变戌谋夕令朝改，是策略之失。九江湖口之败，问题就更大了。敌断归路，变出不测，以大船攻敌小船，无异猛虎拔牙，虚成无用。并且，师出不为退路着想，乃行军大忌。犯此，则不能不败。
李元度的话虽然当众揭了曾国藩的疮疤，但无疑，一剂良药，众将领不由地频频点头，已忘记了曾国藩此刻什么样。
曾国藩善于听人之言，博采众长，以为己用，他的心胸是宽广的。此刻见李元度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三次失败的原因，也颇为叹服。于是他接着说：“次青的话句句在理。望吾将士共当戒之。”
上文已经提到李元度时，曾国藩的恩义和两人的交情非同一般，可是曾国藩因为洗刷自己的过错而弹劾李元度，此事成了曾国藩终生内疚的事。据说当时参劾李元度遭到曾氏的部下和幕友的强烈反对。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李鸿章本来就不主张驻军祁门，认为“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谓绝地，不如及早移军，庶几进退裕如”。曾不听，李“复力争之”，曾便赌气说：“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到曾国藩准备参劾李元度时，李鸿章率幕友们向他求情，并且声称若参劾李元度，“学生不为具疏”。曾国藩说，你不具疏，我可以自己动手。李鸿章“力争之不能得，愤然去”，曾国藩也就“立遣之”，叫他到延建邵道赴任。这之后，曾国藩的另一幕友陈作梅专门写了一份说帖，“极言劾次青折不宜太重”；曾国藩与之面议时，“渠复再三婉陈”，曾国藩只得“将奏稿中删去数句”但内心更加抑郁。他在九月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日内，因徽州之败深恶次青，而又见同人多不明大义，不达事理，抑郁不平，遂不能作一事。”
其实，徽州之败，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深责李元度的。后来，李元度写了一篇《杨萃耕哀辞》，追悼他的同僚，说尽地叙述了徽州之役的全过程：“十年四月，侍郎擢督两江，命余复募平江勇。六月，与君共简阅。七月二日成行。……先是，防皖者为张副宪芾，驻徽六载，有卒万四千，缺饷五月，师哗。属曾公驻祁门，副宪内召。余以八月十六日抵徽。前四月，宁国陷，贼犯绩溪之丛山关，急遣将援之，弗克，章同知梅华死焉。副宪行。君趣余缮城守，城周十三里，女墙尽圮，蓬蒿没人，葺治三昼夜，埤完三分之二。忽伪侍王李世贤率贼十数万至，余出战东门外，君任守陴。既交锋决**数次，原防兵千有六百，忽不战奔。援师之至自祁门者亦奔溃。我军不能支，入城拒守。贼抵隙攻，力御之。诘旦，君曰：‘出，险矣！’余摇首曰：‘死，吾职也。子有老亲在，前岁犹视子有，其忘之乎？’君泣，余亦泣，是日贼攻愈力，君分守北门，余西门，三登三却之，杀贼过百。贼忽冒死自小北门登，酉刻城陷。君手矛斗城上，亲座掖之不肯下，遂被戕。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五日事也。”这段朴实的记载，至少说明了四点：（一）、李元度率领的平江勇，全是新兵，六月组建，七月成行，八月便仓猝上阵；（二）、由他节制的张芾的旧部早因闹饷哗变，余下的千余人也不战而奔，曾国亲从祁门派来的四营援兵“亦奔溃”，退还休宁；（三）、他面对的太平军是异常强大的，号称十数万，克宁国，即丛山关，来势汹涌，当时直接围攻徽州的李世贤部亦达四万余人；（四）、李元度八月十六日抵任，二十五日失败，张芾“驻微六载”，率军万余人，未得取胜，而责之于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御敌仅九天的李元度，不也太过份了吗？
对于李元度在这九天中尽忠职守的情况，曾国藩本人也是承认的。他在九月初六日《徽州被陷现筹堵剿折》中说：“二十四日，伪侍王李世贤同抡天义、通天义、赞天义诸逆首共带四万余人，直扑徽城，更番诱战。李元度亲督各营出城接仗，自辰至午，毙贼数百。岭后伏贼并出，抄我两翼，众寡不支，礼字、河溪各营由西门大路退回西宁。李元度率平江西营入城固守。贼即跟踪围攻四门，因西门城垣坍塌，又无垛口，是夜三更，乘阴雨黑暗，专攻此门，势极危险。李元度身卧城头，竭力堵御，天明贼退。二十五日申酉之间，贼伏西门民房，凿墙对城施放火枪，守陴弁勇站脚不住，贼众即缘梯直上。李元度赶调各门队伍来救，贼已四面扒城而入，府城遂陷。”又说，在太平军围徽州府城时，曾急调鲍超、张运兰两部入援，可惜，“无如城大而圮，绅民搬徙一空，兵勇仅二千有余，有敷分布，又系新募之卒，由湖南远来，甫经到徽，竟不能支持数日，以待援师，实堪痛惜。”这段文字证实，李元度所带之勇，人少、新募、远来。人少则难挡四万之众；新募则训练无素；远来则疲倦可知，且不熟悉徽州地形。这段文字还证实，西门“城垣坍塌，又无垛口”，身为主帅的李元度，自任其难，而又救援无及。从曾国藩本人的奏折看，李元度似亦无可非议。
正是基于这一教训，每到一地，曾国藩即广为寻访，延揽当地人才，如在江西、皖南、直隶等地都曾这样做。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求得的。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其所出“告示”中还特别列有“询访英贤”一条，以布告远近：“淮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降赏银外，酌予保奖。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乱，生民或有苏息之日。”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后，上《万言书》，并进幕府，成为曾国藩进行洋务的得力助手。
在直隶总督任内，为广加延访，以改当地士风，曾国藩除专拟《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广为散布外，还将人才“略分三科，令州县举报送省，其佳者以时接见，殷勤奖诱。”曾国藩与人谈话、通信，总是殷勤询问其地、其军、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发现，即千方百计调到自己身边。他幕府中的不少幕僚都是通过朋友或幕僚推荐的。为了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免因自己一时言行不慎或处事不当而失去有用之才，曾国藩力克用人唯亲之弊。同时，自强自立，“刻刻自惕”，“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妒忌贤能，不能排斥异己，庶几借此微诚，少补于拙。”从其一生的实践看，他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曾国藩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见，求才之诚，罕有其匹，事实证明其招揽与聚集人才的办法是正确的和有效的。
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关键在于他能否把与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力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资源，把他人的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曾国藩就是一个善于把别人能力化为己用的人。
曾国藩早在办团练伊始，就发布《招某绅耆书》，招人入局：
我奉命协助帮理团练，稽查捉拿贼匪，接受任务以来，日夜忧心忡忡，唯恐有误，担心自己见识不广，考虑不周，因此孜孜以求，希望家乡的贤人不要嫌弃我，肯慷慨前来光临相助，借此来广泛地采取众议，周密地听取意见，以求补救我的疏漏。所以我经常或是寄信请人出山，或是热情欢迎来宾，广招英雄豪杰，咨询高见妙法，这一片耿耿之心，想来能得到大家的体谅。……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的智慧而完成。如果能使众多的贤士都汇集而来，肝胆相照，那么，即使是坚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么艰难不被克服呢？
曾国藩对他的弟弟说：
求别人辅佐自己，时时刻刻不能忘记这些道理。获得人才是最困难的，过去有些人作我的幕僚，我也只是平等对待，对他们不是很钦敬，以今天来看，这些人是多么的不可多得。你应该常常把求才作为重要的任务，至于那些无能的人，即使是至亲密友，也不应久留，这主要是担心有才的人不愿与他们共事。
后来，曾国藩领兵出征，官至督抚、钦差，更加注意时时网罗人才。不仅自己如此，对他弟弟也发出如此忠告。他在《致沅弟》信中说，成大事的人，以多选助手为第一要义。满意的人选择不到，姑且选差一点，慢慢教育他就可以了。就是说要时时注意笼人，不能因为没有十分可意的就不去用人。
而对于那些才华出众之人，曾国藩不论何时，一旦得知便千方百计笼纳过来，为己所用，如对郭意诚就是这样。
郭意诚，字昆焘，湘中名儒。因颇具文才，咸丰、同治年间，中兴诸老无不与他交往友好，各自都想将他罗至自己幕下。但郭意诚极爱其妇，日不远离，故总是力辞不就。
曾国藩也最赏识郭意诚其才。为了把他引出来帮助自己，曾寄书戏谑郭。书中云：“知公麇鹿之性，不堪束缚，请屈尊暂临，奉商一切。并偕仙眷同行，当饬人扫榻以俟。”郭意诚出自对曾国藩的信服，接书后立即赶至湘军营幕见曾国藩。但并未偕仙眷同行。故曾国藩又命他速归，并作书曰：“燕雁有待飞之候，鸳鸯无独宿之时，此亦事之可行者也。”郭意诚得书，一笑置之。但接受了曾国藩的邀请，决心出来供职。
据说，郭意诚在曾国藩幕下是干得很好的，成为曾的得力助手，不少奏折函件都出自郭之手。曾亦对他关怀备至，或准他的假，让其多回家，或命他将夫人接来，不影响他们的夫妻生活。1858年，郭意诚有一段时间告假居家，因故未及时归营，曾国藩连续发过几次信催其速归。曾国藩于1858年6月4日，在《致澄弟信》中说：“公牍私函意诚均可料理”，足见曾国藩对郭意诚的信任。
曾国藩就是这样，时时不忘求人自辅。只有时时不忘，才能抓住时机，笼人有术，把别人招纳不来的人才吸引过来，以佐事业之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