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起义军的日益成熟与壮大，咸丰皇帝一筹莫展。咸丰元年(1851年)三月，咸丰皇帝派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节制广西全省文武官吏，以顺天府尹邹鸣鹤为广西巡抚，任周天爵为总督，会同向荣专办军务。希图缓和将帅之间的矛盾。
由于连续不断的作战失利，李星沅忧惧憔悴，一病不起。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十二日于宣武。咸丰皇帝让周天爵暂署钦差大臣。由于太平军突破宣武，北上象州，清廷认为周天爵不能再任统帅之职，革去总督衔，广西军务由乌兰泰、向荣指挥。赛尚阿虽然身居首辅，但不懂军事，受命之后，日夜忧惧。六月初四抵达桂林。适逢太平军回师金田，赛尚阿遂调集清军3万多人分两路包抄太平军，双方经多次激战，于八月中旬太平军突出重围，当向荣追至官村，却中埋伏，清军军械全失，溃不成军，太平军于是挺进永安州。
如火如荼的斗争形势，使得曾国藩忧心如焚。咸丰皇帝自颁诏求言以来，廷臣献策不下百余章。然而对于这些奏章，“或下所司核议，以‘毋庸议’三字了之；或通谕直省，则奉行一文之后，已复高阁束置，若风马牛不相干”。致使曾国藩颇感报国无门。作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他在得自于儒学的社会责任感的鞭策下，凭着对清政府的一片“血诚”，于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再上一疏《敬陈胜德三端预防流弊》，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目的就是要杜绝咸丰皇帝由于年轻而引发的骄矜之气和扭转朝野上下的“唯阿之风”。
奏疏中，他率直指出如要转移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他认为皇帝的第一样“圣德”是敬慎。每当皇帝祭祀之时，“对越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不预防”。琐碎之弊病在于，见小而遗大，谨其所不必谨，而于国计之远者大者，反略而不问。他批评咸丰皇帝苛于小节，疏于大计，对发往广西的人员安排不当。这对于当时自上而下的避重就轻，涂饰细行，以求容悦取宠的作风，不啻为无情的棒喝。
皇帝的第二样“圣德”是好古。皇帝于“百忙之中，养修精神阅览古籍；游艺之末亦法前贤，此好古之美德也。辩别不仔细，其弊徒尚文饰，亦不可不预防”。文饰之弊端，在于崇尚虚文而却不务实际。他直言咸丰皇帝徒尚虚文，不求实际。奏折说：“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最终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最终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只是装饰一下纳谏这张虚假的文章。”
皇帝的第三样“圣德”是广大。皇帝“娱神淡远，恭己自乐，旷然若有天下而不给，这是广大之美德。然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尤不可以不防。”曾国藩批评咸丰皇帝刚愎自用，自食其言。“去岁求言之诏，本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乃近来两次谕旨，皆曰‘黜陟大权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参末议’”。又说：“今军务警报，运筹于一人，取决于俄顷，皇上独任其劳，而臣等莫分其忧，使广西不遽平，固中外所同虑也。然广西遽平，而皇上意中或遂谓天下无难办之事，眼前无助我之人，此则一念骄矜之萌，这是我区区之大惧。”总之，他想借助于尖锐的批评，以达到促成咸丰皇帝革除弊政的决心。
（五）、为官当爱民
1、体察民情，爱惜民力
图86
朱元璋出身农民家庭，对百姓的疾苦了解很深，加上游历乞食的游方僧生活，使他更广泛地接触了民间平民百姓。他当皇帝后，用很朴实的语言阐述了民惟邦本的思想，那就是为官须替民作主，要体察民情，爱惜民力，先民后国。朱本人可说是体察民情的典范。他从自己的亲身体会说：“农夫勤四体，种五谷，身不离田间，手不释农用，终年勤劳，不得休息。他们住的是茅草屋，穿的是旧布衣，吃的是粗饭菜羹，却负担着国家的经费。我们衣食住行，都不要忘了农民的劳苦，取用要有节制，不能让农夫遭受饥寒，更不能横征暴敛，让农民忍受不了这种苦难。”朱还阐述爱惜民力的思想：“天下初定，百姓财力非常困难，就像刚刚会飞的鸟，不可以拔它的羽毛，才种下去的树，不可以摇它的根一样。现在必须‘安养生息’。百姓足而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未有民困而国独富安者。”据此，朱采取了奖励垦荒，兴修水利，登记土地和户口以律定税率，减轻刑罚、徭役和赋税，解放驱口，改善工匠地位等一系列措施，使明初人口增加，耕地扩大，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进一步繁荣，国力也随之强盛起来。
2、为政宽恕，关心民瘼
陈灌，字子将，明庐陵(今属江西吉安市)人。元末，陈灌知世将乱，他发动乡人环绕所居筑场植树，人莫测其意。后十年，木树成林，而盗贼蜂起，陈灌率乡武勇屯其中，盗不敢入，家乡赖以得全。朱元璋平定武昌，他到军门拜见，与语奇之，任为湖广行省员外郎，后升大都督府经历，并从大将军徐达北征。天下统一后，任宁国知府。由于长期战乱，百姓子弟荒废学业已久，他一到任，立即建立学校，聘请教师，招生受业。同时访问疾苦，禁止豪强兼并。并将元代复杂而混乱的户籍制度简化，只分“籍”和“帖”两类，朱元璋将之向全国推广，从而使田地多的地方负担较多的赋役，相对减轻了无地少地的农民负担。他很重视水利建设，伐石筑堤，以防洪水，作水门以控制水的供应，民赖其利，生产得到发展。在量刑上，他能实事求是，有被控抢劫麦船而被论死罪的有数十人，经他审定，说：“舟自漂至，而愚民哄取之，非谋劫也。”只判为首一人，余均减免其刑(《明史·陈灌传》)。
元末因战乱，人民困苦，学业荒废，户藉混乱，水利失修，刑法严酷，及天下初定，必须解决这些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大问题，陈灌一到任就将之列入其治民日程，逐个将之解决，并能针对元末刑法苛酷，施之以宽恕，使民不再受冤。其所作所为，非关心民瘼的父母官，不能如此。
3、治民以信，长治久安
《论语》记载：子贡向孔子请教政治目标，孔子回答说：“确保粮食的丰廪、军备的充实，以及对人民的信义。”子贡问：“三者如果要舍其一，应该放弃哪一个呢？”孔子回答说：“军备。”“不得已再舍其一，又该如何？”子贡又问。孔子说：“粮食。人难免一死，但是如果信用全失，不讲信义，根本与禽兽无异，这时候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
治民以信就是指统治者在统治人民、治理国家时，要树信、讲信和守信，以信服民，以信治民，从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征服天下的目的。
《桓子》记载：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战胜了宿敌鲁国。两国和谈，鲁庄王被迫准备签订降书。突然，鲁国将军曹沫跑到阶下，用匕首逼向齐桓公说：“希望齐能归还夺去的土地。”齐桓公为解一时之危，在管仲的劝告下被迫答应了这一条件。但事后齐桓公心有不甘，想尽办法要杀曹沫，否定这个承诺。管仲劝阻齐桓公说：“现在杀了曹沫，就是违反信义的事。追根究底，这不过是泄一时的气愤罢了。何况这样做了，一定会在诸侯间失去威信，在天下人中失去信用，为天下人所看不起。”齐桓公于是就遵守和曹沫的约定，把夺来的土地都归还给鲁国。天下人听到这件事之后，都称赞齐桓公，认为齐桓公真是一位守信义的君主，和齐联盟也可以放心。一年之后，齐桓公被天下诸侯推举称霸。孔子称赞管仲说：“齐桓公不靠军力集合天下诸侯，完全是管仲的功劳，管仲之仁无人可及。”
4、善为政者，必重民力
语出宋代·杨时《二程粹言·论政篇》，大意是善于理政的人必定重视人力资源。
春秋齐国大夫管仲，就是一位重视以民为本并利用人力资源的开发来治理国家的政治家。
管仲任相后，首先致力于经济的发展，提出治国。“必先富民”的思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认为国家财力充足，远方之人会自动归属齐国，开发荒地，种植庄稼有所收成，本国之民自然会安家立业。
管仲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根据这种思想基础，他提出“公德公族，家修家族”，使百姓事业相连，俸禄互相补助，人民相亲，宽免旧罪，救助旧宗，为无后者立嗣，这样人民就能生息繁育，减轻刑罚，薄收赋税，人民就会富裕；在各地选用贤士，施教于国民，人民就能遵守规范。这样就满足了人民的四种愿望，争取到民心，巩固了国家的政权。
其次管仲还十分重视选拔人才，要求各乡都要推举贤士，不得“蔽明”、“蔽贤”。他还主张凡孝悌忠信、贤良俊才，不论什么地位，不拘一格，都要加以合理的运用。他善于任用人才之所长，避其所短。齐桓公向管仲请教如何任命官吏，管仲说：“升降揖让，以明礼待宾，我不如隰明，请立为大司行；垦荒地、辟农田，尽地之利生产粟米，我不如宁戚，请立为大司田；战场上三军成阵，使兵士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成文，请立为大司马；决狱公正，不杀无辜，不诬陷无罪之人，我不如弦商，请立为大司理；犯颜直谏，不避死之，我不如鲍叔牙，请立为大谏之官。”管仲通过对每个人个性的分析，抓住人才各自的特点，并使之有机组织起来，相互补充，成立一个坚强有力的政治集团，体现了管仲杰出的组织才能。
管仲这些做法，对于人民的安居乐业，稳定社会的秩序，巩固国家的政权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他根据人才的不同特点，将其组成有机的整体，使各种才能互相弥补，充分发挥提高了人才在国家建设中的整体组织效应，提高了智能发挥的效率和水平。
（六）、为官之心态
1、善待得与失
得失是一生难过的大关口。古今中外，看透得失的方是真正的英雄。曾国藩对得失自有高见。他认为为国家、为公事以及开创事业之“得”，要全力争取。至于享乐守成、争逐名利就应淡然处之。
既然人生之事有得也有失，或无得也有失，或无失也有得，因而所得到的可能是别人所奢望的东西，也就无足珍惜了。因此胡林翼对所谓“名声”看得微不足道。
那是咸丰十年(1860)，八国联军逼近京畿，皇帝下诏令各地军队入京“勤王”，曾、胡两人颇费脑汁。胡林翼说：“勤王之事，涤帅奏请派二人中一人，昨夜已寄稿矣。涤帅愿居其名，林翼并名亦不居。若如涤奏，必指派林翼无疑；林翼之志义不容辞。汝霖渡河，连呼于属纩之时；武侯北伐，正当食少事烦之日，彼岂不知其事功之必不可成哉！自古有死，效命之地，惟义所在耳。”
2、有坚忍之心
曾国藩初任帮办团练大臣时，凡事雷厉风行，此时的他并不想去忍耐什么，但是接下来面临的事实则让他不忍也得忍。
有天，湘勇试枪，误伤绿营中一长夫，绿营借机吹角执旗，列队进攻湘勇，在城墙上的守兵实弹在膛，几乎酿成大变。曾国藩忍气吞声，把试枪的湘勇鞭打了一顿，才算把绿营兵的哗变平息下来。后来，绿营的永顺兵与塔齐布率领的辰勇之间因赌博而发生械斗，提督鲍起豹、长沙协副将清德纵容绿营兵于初六日夜带着兵器，鸣锣击鼓，包围参将府，捣毁塔齐布住房，并列队进攻辰勇，又冲入巡抚射圃中的曾国藩私宅，杀伤他的随丁，直向曾国藩冲去。只因有属员护驾，曾国藩才幸免于难。与曾国藩私宅仅一墙之隔的巡抚骆秉章，历来认为曾国藩所行，异于罗绕典及诸团练大臣，心诽之，然见其所奏辄得褒答，受主知，未有以难也。所以，他对绿营兵冲击团练大臣的重大政治事件，故意不闻不问，听之任之。曾国藩连夜去叩骆秉章的门，诉说此事，骆秉章故作惊讶，说一点不知道。事后他不仅不惩治乱兵，甚至亲自释放了肇事者，使曾国藩进一步受辱于众人之前。于是抚台衙门内外，多说曾国藩咎由自取，同情者寥寥。
鲍起豹自六月初到长沙任职后，便到处扬言曾国藩不应操练兵士，且将以军棍施之塔将。鲍起豹“以清副将为梯附，而屏斥塔游击，大以其操兵为非是，言有敢复操兵者，即以军棍从事”。鲍起豹还说：“防堵不宜操兵，盛暑不宜过劳。”他“切责塔将，而右护清将”。对于这种种非难与掣肘，曾国藩愤慨已极。当时，连骆秉章也认为曾国藩“不宜干预兵事”，曾国藩遂在给张亮基的信中忿忿地说：“岂可以使清浊混淆，是非颠倒，遂以忍默者为调停耶！”他以“恶夫黑白之易位”的“血诚”，与鲍起豹对着干。因此，文武不和，兵勇不睦，集中体现为曾轼洫民偏袒绿营兵的湖南地方官的矛盾。这个矛盾如箭在弦上，蓄之既久，其发必骤。曾国藩是清楚这场矛盾冲突的根源的，因此，他最终也只好一忍到底，愤走衡阳。
然而，有时候曾国藩的忍则是出于一种策略或战略的考虑，如他在湖南练勇的时候，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了自己练勇、别人统军的主张，但是，真的叫他派勇驰援的时候，他却强调困难，按兵不动。咸丰三年秋冬，因湖北和安徽告急，朝廷曾八次令他援鄂援皖，他却始终找出各种借口，没有派出一将一勇。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太平军西征尚未抵达
时，曾国藩等就收到上谕：“长江上游，武昌最为扼要，若稍有疏虞，则全楚震动。着骆秉
章、曾国藩选派兵勇，并酌派炮船，委派得力镇将，驰赴下游。”十月初二日又接到上谕：“曾国藩团练乡勇，甚为得力，剿平土匪，业经著有成效，着即酌带练勇，驰赴湖北，合力围攻，以助兵力之不足。”十月初五日又接到上谕：“武昌省垣情形万分危急，……着曾国藩遵前旨，赶紧督带兵勇船，驶赴下游会剿，以为武昌策应。”当时，曾国藩正在衡阳训练他的水陆两师，他与骆秉章商量，拟叫张丞实招募湘勇三千人赴鄂，表示一点意思。正在这时，清军江南大营猖狂反扑，天京危急，西征军受命东援，武昌形势缓解。其后，太平军踞有安庆，分兵陷桐城、舒城，逼近庐州，皖北将再次成为太平军的重要根据地。新授安徽巡抚江忠源，行至六安，病倒了。工部侍郎吕贤基在籍办理团练，被太平军打死于舒城。清军在皖北甚为空虚。咸丰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宋晋奏称：“曾国藩乡望素孚，人皆乐为效用。请饬挑选练勇，雇觅船只，顺流东下，与江忠源水陆夹击。”这正中咸丰帝的下怀，当天就下令曾国藩统带楚勇六千。“自洞庭驶入大江，顺流东下，直赴安徽、江西与江忠源会合，水陆夹击，以期收复安庆及桐、舒等城，并可牵制贼匪北窜之路。”咸丰帝在手谕末尾加了几句，以表示自己的愿望：“该侍郎忠诚素著，兼有胆识，朕所素知，谅必能统筹全局，不负委任也。”按理，曾国藩受命于危难之秋，正是沙场效忠之时。岂料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复奏中说了一通“重以新命委任，天语褒嘉，尤臣子竭忠效命之秋，敢不捐糜顶踵，急图报称于万一”的陈词以后，又数了许多困难，“统计船、炮、水勇三者，皆非一月所能办就”，必须待广东的炮解到湖南，“明春乃可成行”。他并在奏折中大谈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合防之道，及以堵为剿之策。咸丰帝看了这份奏章，火了，严厉地斥责道：“现在安徽待援甚急，若必偏持己见，则太觉迟缓。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以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着设法赶紧赴缓，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这段长长的批语，既有褒奖，也有谴责，既有期望，也有怀疑。曾国藩之所以如此迟迟不出省援皖，固有兵力方面的实际困难，也与他的座师被崇伦参劾，不得不出守黄州时给他的信有关。信中说：“吾意坚守，待君东下，自是正办。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陆各军，必俟稍有把握，而后可以出而应敌，不可以吾故，率尔东下。东南大局，恃君一人，务以持重为意，恐此后无有继者。吾与君相处，固不同也。”曾国藩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复信说：“吾师两次谕言，不可草率一出。皆极确当。”他不率尔东下，显然是遵循了座师的教诲。此时，曾国藩虽已上干天怒，但他仍“以持重为意”。对“赶紧赴援”的谕旨置之不顾，只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再次陈述各种各样的困难，开脱自己迟缓不援的过失。咸丰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江忠源庐州捕败自尽，曾国藩的亲家、侯补知府陈源兖及知县邹汉勋等同时死事。虽然曾国藩出兵不一定可以挽救与太平军为敌的这些人的命运 ，于鄂皖危急之时，曾国藩不派出一兵一卒，在道义上实在难辞其咎。羽毛不丰满者不足以高飞。曾国藩确“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相比”；他羽毛不丰，也确难远援鄂皖。所以他宁担抗旨之罪，宁负见危不救之名，竭力积蓄力量，以求一逞。他在衡阳扯起了招军旗，又广徕所谓“智浑沉勇之士，文经武纬之才”，加意训练。同时，兴造战船，筹集炮位，截留饷银，提用槽米，行动果敢迅速。但他几乎是白手起家，楚勇固已赴鄂赴皖，即使罗、王的湘勇也不听他的节制，使得他不得不另起炉灶，艰苦经营。
从曾国藩的经历中，我们发现，在同一件事情上，有这么两种忍，一种是忍受别的压力，努力让事情成功；一种则是宁可贬屈自抑，激流勇退，让别人去成功。这两种忍孰高孰下呢？从曾国藩晚年剿捻军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后一种忍往往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或者说，除非万不得已，后一种是不可取的。
3、贪奢必败
在清代，孙嘉淦以直言敢谏著称。雍正继位以后，大肆迫害、屠杀诸兄弟，大小臣工惧于他的威势，无一敢言者，孙嘉淦却上疏要雍正“亲骨肉”，连雍正也说：“朕也不得不服其胆。”
乾隆即位时，孙嘉淦已以直谏名动朝野，当时只要朝廷提出一项好的主张或政策，民间就有人问：“这是孙公的建议吗？”乾隆在即位初年对孙嘉淦的直谏精神颇为欣赏，将其升为左都御使。而孙嘉淦却深知这位新皇帝和康熙、雍正不一样，前两位皇帝都是经过艰苦努力才掌握朝政大权的，都知道为君不易的道理，而乾隆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侍之手，帝位来得名正言顺，而且身处太平盛世，终日耳闻奉承之语，加之聪明博学，大权独揽，更容易滋长各种享乐和骄傲情绪，产生为人主者极易产生的各种毛病，而这对大清帝国的前途是极为不利的。正是怀着这种忧国忧民的庄严责任感，1736年，孙嘉淦上了一道著名的奏疏，即《三习一弊疏》，这可能是清代大学士关于皇帝的道德修养方面最著名的奏疏了。在奏
疏中，孙嘉淦说：
国家治乱的循环，正如阴阳的运行，坤阴极盛的时候阳就开始产生，乾阳极盛的时候阴就会逐渐出现，当国家处于极盛的时候，必定有阴可以潜伏的地方，阴的潜伏是非常微妙的，人无法觉察，而当它显著的时候，就积重难返、悔之晚矣。这里有三种习气不可不予以谨慎和小心：
第一种习气是人君喜欢颂扬的话。皇上道德高尚，对此臣僚心服口服，就会加以颂扬；国家仁政多了，百姓身受其惠就会感激，于是皇上出一言而满朝文武都称圣明，发一令而四海百姓都在讴歌仁慈，臣民虽然不是有意奉承迎合，但人君的耳朵对此会逐渐熟悉，一旦习惯听赞扬之辞，对不是赞颂的话就会反感，开始是对进谏之言予以拒绝，接着是对不说颂扬之言的人厌烦，久而久之，对颂扬得不好的人也不满意了。这就是说人君习惯听赞扬的话，就会喜谀而恶直。
第二种习气是人君喜欢一呼百应，喜柔顺而厌恶刚直。皇上愈加聪明，而臣下就显得愈加愚蠢，皇上愈加能干，臣下就变得愈加畏惧。臣僚争相献媚，举朝皆然，人人免冠叩首，应声称道。在臣工看来是对皇上尽为臣的礼节，而人君的眼睛却习惯于这种一呼百应的场景。眼睛习惯于臣僚的媚态，对不献媚的人就会反感，开始是排斥执傲者，接着是对自己畏惧不够的人也会疏远，久而久之，对奉迎得不好的人也会看作是对自己的不恭了，这就是说人君的眼睛习惯看臣僚的媚态，就会喜柔而恶刚。第三种习气是自以为是，喜欢顺从而厌烦违逆。人君访求天下的贤才，见多了也就不觉为奇，于是自视很高，而将别人看得很低；人君仔细地辨析天下的事务，时间长了也就不以为难，于是自恃雄才大略，凡事都认为不难。
和人交谈，听不到不同的意见，自我反思，又发现不了存在的问题。于是凡是自己心里想的都认为正确无误，命令下达，就认为完全能够办到，这就是说人君心里习惯于自以为是，就会喜从而恶违。三种习惯形成以后，就会产生一种弊端，什么弊端？就是喜小人而恶君子。
曾国藩在京师学习书法时，常常以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为临摹的范文。因此，尽管孙的奏疏长达数千言，但曾国藩能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咸丰同治之交，曾国藩统领东南四省，掌握了大权，他的僚属们也一个个飞黄腾达。这时，他就让部下诵习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要以此为戒，去掉三习。
（七）、软硬兼施，扩张固势
1、联姻以固势
在曾国藩成大事的诸多方略中，通过联姻的方式以厚结死力、扩张固势是很重要的一条。本来，这在传统社会中是司空见惯的事，甚至连皇帝家族也通过联姻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传统中国最讲究裙带关系，这是文明不发达的表现。曾国藩虽然处于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化时期，但他通过联姻来扩张、巩固自己的阵地，仍不失为有效的手段。早年同曾国藩换过帖子的至交好友，像刘蓉、罗泽南等人，后来都结为亲家。
刘蓉是曾国藩的老乡，是诸生出身，年少时，就曾同曾国藩、罗泽南一起讲求程朱理学。稍长，与曾国藩共读于湘乡涟滨书院。随后，又与曾国藩、郭嵩焘同在长沙切磋学术，关系极为密切，三人曾换帖订交。他同曾国藩的气质尤为相近，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据郭嵩焘在《临终枕上诗》记述说：“及见曾刘岁丙，笑谈都与圣贤邻”。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做官京城之后，还常常与刘蓉书信往返，反复讨论学术上的问题。曾国藩承认，自己学业的进步，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1852年，曾国藩丁母忧在籍守制之时，清廷命他帮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但他并不打算应命出山，又是在好友刘蓉和郭嵩焘的反复劝说之下才毅然毁弃前疏，出而视事。在此之前，刘蓉曾致书曾国藩说：“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如果仅以“托文采以庇身”，则有华无实，舍本求末，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作为一个文人士子，应以“救于治乱”为己任，以“以身殉国”为最终目的。在曾国藩应命出山之际，刘、郭二人也应其请出而助一臂之力，但与曾约定：“服劳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曾国藩对刘、郭二人的人生情趣非常钦佩，至交之情有时超过兄弟之情。刘蓉后来将自己的诗文辑录成册，取名为《养晦堂诗文集》，请曾国藩写篇序跋之类的文字。曾国藩欣然应允，其中明确指出：“吾友刘君孟蓉，湛然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曾国藩在这里对刘蓉的道德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两人这种相同的志趣，深厚的友情，自然是他们成为儿女亲家的牢固基础之一。
曾纪泽的元配夫人贺氏因难产死去整整一年之后，曾国藩亲自托彭玉麟、唐训方这两位湖南老乡为媒人，想把刘蓉的女儿继配给曾纪泽为妻。他在给曾国潢的家书中，满有把握肯定此事一定能够成功。过了一年多时间，即1859年11月，在曾国潢的主持之下，曾纪泽与刘蓉之女的婚事在家乡高高兴兴地举行。至此，刘蓉与曾国藩在朋友的基础上又加进了儿女亲家这一层关系。
《清史稿》评价刘蓉是“抱负非常”，“优于谋略”，这是很准确的。曾国藩刚出山时，刘蓉写信给他说：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不仅仅在于自身做到“其廉可师”、“以身殉国”，而应站在更高更远处考虑问题。也就是做到以程朱理学那套大道理去身体力行，发扬光大于世，扭转一代风气，创造出丰功伟业。曾国藩对于刘蓉的忠告，对于治军、治国谋略之论，表示接受采纳，并在后来的实践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后来曾国藩权势日张，湘人以从军获取功名为捷径，刘蓉写信忠告：此风不可长。并请曾国藩能从大局着眼，挽回此种风气。当清王朝“中兴”无望时，刘蓉又劝曾国藩激流勇退。曾国藩回信承认“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对官场却很厌倦了。这说明刘蓉确实“优于谋略”。
曾国藩的另一个至交兼亲家郭嵩焘是湖南湘阴县人(今属汨罗县)。他十八岁的时候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结识了刘蓉。因刘蓉是曾国藩的同乡旧友，所以经刘介绍郭与从京城回到长沙的曾国藩相见，“欣然联欢为昆弟交，以问学相切劘”。如前所述，曾、刘都是“笑谈都与圣贤邻”、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但郭的志向与他们有所不同。
他的兴趣专注于词翰之美，也就是说一心做一个真正的学者。刘蓉在一封信中说：曾国藩将来必定是一位建功立业的大人物，不是一般读书人所能比拟的。而你郭嵩焘尽管学问不错，有可能成为“文苑传人”，但我对你所期望者不仅仅于此。刘蓉的规劝之词，并未能改变郭嵩焘的个人志趣所向，郭终生明显地体现出文人固有的气质。尽管他在中进士、点翰林之后，也曾担任过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兵部左侍郎，礼部左侍郎、出使英法公使和兵部侍郎等重要官职，但他在仕途生涯中充满着险阻，最终遭革职罢官，忧郁老死于故乡。作为郭嵩焘的好朋友，曾国藩对郭的特长也了解得清清楚楚，认为他只能当一个学者，而不能胜任封疆大吏之责。二十二年之后的1861年，当李鸿章着意保奏郭嵩焘到江苏做官时，曾国藩明确指出：“筠公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这就是说，郭嵩焘是屈原之类人才，他的气质喜议论，好批评，容易不满现实，近似于屈原、贾谊式的不得志而又不为当道所欢迎的人物，不是能够替封建朝廷担当匡扶社稷的“繁剧”之任的材料。曾国藩无愧为“知人之明”，郭嵩焘后来的遭遇的确证实了这一点。
尽管郭嵩焘与曾国藩志趣不同、个性特征有异，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至交好友的关系。1844年和1845年，郭嵩焘曾两度赴京会试于礼部，吃住均在曾国藩处。发榜之后，郭却名落孙山，不无忧郁之情，曾国藩“力劝之，共酌酒数杯”。1847年3月，郭嵩焘又赴京会试，仍吃住在曾国藩那里达数月之久，这次他终于金榜高中，授翰林院庶吉士。由此可见，郭嵩焘之所以最终跻身科举考试的最高阶梯，与好友曾国藩对他在学业上和生活上的帮助、关照是分不开的。他从内心感激曾国藩；曾国藩也不时流露出对郭嵩焘才识的钦敬之情。正因为他们俩人之间有着这样一种亲如兄弟般的交情，所以曾国藩的“夺情”出山，实是郭嵩焘、刘蓉两位好友苦劝的结果。当曾国藩在出山之后，感到经费紧绌而又无从筹集之际，郭嵩焘则提出立厘捐之议，规盐厘之法，解决了湘军的第一大困难。此外，湘军水师的创建，也与郭嵩焘有一定的关系。这些建议和主张，对于曾国藩能够造就出一支有别于八旗、绿营兵的新式地主阶级武装，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由于有着上述这样坚实的友情基础，曾国藩的四女曾纪纯成为郭嵩焘长子郭刚基之妻；郭嵩焘与曾国藩结为儿女亲家的事也就无需媒人说合，全由他们二人作主，于1858年正式定下这门亲事。曾纪纯与郭刚基完婚日期，先是定于1865年，后因郭嵩焘被人劾参而推迟至1866年举行。然而，郭刚基虽人品好，学识广博，但天命有限，与曾纪纯结婚不到三年就病亡了。后来，曾国藩还为失去这个贤婿而感到悲伤，特地写了《郭依永墓志铭》以作纪念。
类似的例子还不少。如文武兼治有成的罗泽南，是曾国藩早年从学问道的朋友。在罗泽南驰骋疆场身亡之后，他的次子成了曾国藩的三女婿。再如李元度，是曾国藩患难相依的忘年交，几次舍死护从曾国藩，曾国藩本想促成他与九弟曾国荃联姻，后来却成为了曾纪泽兄弟的儿女亲家。
曾国藩与李鸿章两家，也有姻缘。李鸿章和他的弟弟李鹤章同入曾国藩幕府。曾与李的父亲李文安是“同年”，加之李瀚章、李鸿章均正式拜曾国藩为师，属于曾的得意门生，曾国藩从内心深处感到这位同年好友指出他的三个缺点真是一语中的，“皆药石也”。以致发出“直哉，岱云克敦友谊”的感叹。这样的朋友才是真朋友，当然，曾国藩对陈源衮也是真心相与，如亲兄弟一样。陈源衮在1843年的时候大病一场，曾国藩几乎天天去看望，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守护在他的身旁，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是日全未离身。夜住陈寓。观其症险，极惶急无计，一夜不寐。”次年，陈妻病逝，曾国藩为之操办一切丧事。后来又为陈氏撰写墓志铭、为其母撰写生日宴集宾僚诗序等充满情意的文章。
曾国藩对于陈源衮的不足之处也直言批评。陈源衮有时心地高傲，言行不周，常常引起别人的误解。曾国藩一针见血地指出：“见人随时须养气，好留为他日相见地也。你的母亲去世之后，不少朋友送了奠帐之类礼物，一般人都得到你的回谢，但阁下于雷鹤皋处独无谢书，想他于公幛称谓略傲然。此等处最不要紧，必须消融净尽，乃可为入德之方，亦即养生之道也。至要至要，务求三思”。
陈源衮有时脾气不好，对妻子的思念之情往往影响到为官处事。对此，曾国藩在去信中提出了严厉批评：“前面与岱云谈时，曾称尊嫂为陈氏功臣。近闻又夺还铁券一次，吾不信也。果尔，则国藩临别曾嘱老岱惩忿，又忘之耶？自彼此次病后，不啻一家骨肉，故敢道及，谅不见罪。”
俩人间情同手足的关系，使得曾国藩感到他早年在京城时生活异常充实愉快。当陈源衮于1845年奉旨赴任吉安太守时，曾国藩生活好像缺少点什么。在惆怅之余，他撰写了一篇《送陈岱云出守吉安序》，勉励陈“丈夫要努力，无为苦惆怅”。当他接到陈从江西寄来的书信后，欣喜之情无法言表，深深恋念他们同在京城友好相处的日子：“计与阁下相处八年，忧戚爱憎，无一不相告问，每有称意之言，与不可于心之事，辄先走白阁下。今遽乖分，如何可任。”但人世间悲欢离合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曾国藩惟有勉励好友洁身自好，清正廉明为官。
在当时一般人的眼里，地方官比做京官好处多。陈源衮在吉安府任之后，又调广信知府，命运不谓不佳。因此，曾国藩在书信中提醒他，绝对不要锋芒毕露，以免引起别人的忌恨：“岱云在外间历练，能韬锋敛锐否？胡以世态生光，君以气节生芒。其源不同，而其为人所忌一也。尚祈慎旃！”事实上，你陈源衮“比移广信，士友啧啧以肥缺相慕，眼光如豆，世态类然”，对此不可不引起注意。
1854年，庐州城被太平军攻破，陈源衮自杀身亡。
早在1844年陈源衮的妻子易氏病逝之后，曾国藩为其幼子陈远济雇请了一个乳妈，吃住在他家中达数年之久。陈源衮“杀身成仁”后，曾国藩更把这位未来的女婿视为亲子，在学业和生活等方面予以多方关照，并于1862年3月托付曾国潢主持操办曾纪耀与陈远济的婚礼，以慰至友陈源衮于九泉之下。
2、以礼自治，以礼治人
曾国藩致胜之由，首先得利于他有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他昭示天下说：“本人德薄能少，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这是实在的。他就是凭着对封建王朝的耿耿忠心而百折不回，最后达到了他的反动事业的“光辉”顶点。
但“忠信”是封建时代大部分臣下的共同思想，除此之外，曾国藩的政治思想中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这便是礼治。
礼治，是儒家的传统学说，曾国藩完整地继承了这一学说，并有所发展，使之成为了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
礼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诞生而诞生的。原始社会中，人类对图腾的崇拜，对天地的祭祀，便大有一种“礼”存在其中；中国封建社会初期出现的《仪礼》、《周官》，是孔子及其后学将他之前的礼仪、礼节和典章制度加以整理而成的。《礼记·礼器》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这虽是繁文缛节，但通过这些繁文缛节所体现出来的，却是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于《仪礼》用力甚深”，且任过礼部侍郎的曾国藩，根据自己的理解，对礼的内容作过详尽的叙述，他认为礼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洒扫等等生活方面的“常仪”、“定位”或“常度”；一是“辅世长民”、“治国平天下”之术。自然后者是礼的最基本、最本质的内容。
封建社会的“礼”，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它的具体内容，常因时而变革。《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本是用以祭祀神灵的。后来，才逐渐用于政事和人事。孔子说：“殷朝沿用夏朝之‘礼’，并有所增补，这可得知。周朝沿用殷‘礼’，并有增补，这也可得知。那些继承周礼的，即使百年，还可得知。”经过长时间的演变、补充和完善，到了曾国藩生活的时代，礼的内容已大大扩充。“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所应讨论之事。”
曾国藩相当推崇清初秦蕙田的《五礼通考》，原因之一是，他认为这本书除介绍吉、嘉、宾、军、凶五礼外，“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都汇萃其中，并综九流，细破无内”，而且“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思精矣。”所以他感慨地说：“先圣制礼之体之无所不包，本来如是也！”在曾国藩看来，礼是“无所不赅”的，包括为人治世的一切具体内容：“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怎么汇聚？亦曰礼罢了。”这样，他便把礼和他的经世致用之学沟通了起来。这就无怪乎他极力推崇那本各种制度沿革的《通典》，说：“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有其六，其识已跨越古今矣。”又说：“欲全览经世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
正因为礼无所不赅，所以，声称要效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学”的曾国藩，便强调礼为治政之本。他说：“昔孔子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子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本质之莫大于仁，外表之莫急于礼。”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少以究民物之同目源，显以纲维万事，灭世乱于未形。”他把礼的作用看得如此之大，以致可以究民物之同原，可以纲维万事，平物我之情，可以息天下之争，弭世乱于未形。礼，简直成了曾国藩治国平天下的不二法门。
当然，这样阐述礼与政治的关系，并不是曾国藩的发明。《孟子》说：“见其礼而知其政。”《荀子》说：“礼者，政之挽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左传》中说：“礼以体现政。”“礼，国之干也。”“礼，政之舆也。”“夫礼，所以整民也。”“礼，经国家，定社会，安定民人，利于后嗣者也。”《国语》说：“夫礼，所以正民也。”“夫礼，国之纪也。”《礼记·礼运》说：“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民也。”《中庸》说：“明乎郊社之礼，细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儒家关于礼与国政的这种至大又至纤的关系的学说，被历代统治者所接受。作为湘军的总头目、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也认为，“古之君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从深处说，舍礼无所谓道德；从表面说，舍礼无所谓政事。”礼不仅是修身、齐家的道德规范，更是一切社会行为的标准。曾国藩进一步直截了当地说：“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从正面说，学经世之术，就得学礼，或者干脆一点说，经世之术就是礼；从反面说，维护“三纲九法”，就得隆礼。他说：“将欲黜废邪恶而反经，果操何道哉？夫亦曰：隆礼而已矣！”总之，学习礼、尊崇礼、遵循礼，是治政的根本方针。故李鸿章概括曾国藩说：“其学问宗旨，以礼为归。”郭嵩焘也概括说：曾氏“以为圣人经世宰物，纲维万事，无他，礼而已矣。”
“以礼自治，以礼治人”，实现“礼”的最高境界，是曾国藩的政治理想，而“仁”和“刑”则是他实现这一理想的两个手段。“仁”是怀柔，“刑”是镇压，两手交替使用，互为补充，构成了曾国藩的统治术的基本内容。
曾国藩常常把“仁”挂在口头，形于笔端。他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如是，颠沛必如是；一不如是，则流入小人而不自觉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孔子的观点，礼是仁的外部表现，仁是礼的归宿；如果人不仁，那么礼又为何呢？“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仁，就是要求人们的一切行为规范复于礼、合于礼。
曾国藩承袭这一思想，根据“仁者，爱人”的训条，声称“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又自号其家曰八本堂，八本之一是“行军以不扰民为根本”。他作《劝诫州县》说：“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所以，必须“重农以厚生”。又作《劝诫营官》说：“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没有区别了。”所以，必须“禁骚扰以安民。”甚至在咸丰八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他还于十一月初六日在建昌前线作《爱民歌》，共八十句，给湘勇规定了许多不许扰民害民的事。《爱民歌》本书前文已经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咸丰十一年，他又在安徽祁门大营作《解散歌》共六十八句，正确地规定了对待太平军俘虏的“八不杀”政策：
第一不杀老和少，登时释放给护照。
第二不杀老长发，一尺二尺皆遣发。
第三不杀面刺宇，劝他用药洗几次。
第四不杀打过仗，丢了军器便释放。
第五不杀做伪官，被胁受职也可宽。
第六不杀旧官兵，被贼围捉也原情。
第七不杀贼探子，也有愚民被驱使。
第八不杀捆送人，也防乡团捆难民。
人人不杀都胆壮，各各逃生寻去向。
贼要聚来我要散，贼要掳来我要放。
每人给张免死牌，保你千妥又万当。
往年在家犯大罪，从今再不算前帐。
不许县官问陈案，不许仇人告旧状。
一家骨肉再团圆，九重皇宫真浩**。
后来曾国藩自叙道：“吾自［咸丰］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历年以来，纵未必行得到，而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二字，尤侮颇寡。”
可见，“仁”作为曾国藩这类统治者的政治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确是一部分开明的统治者的主观愿望(或称理想)，也确是约束统治者的无穷奢求与专制言行的一种道德限制。
曾国藩是在咸丰三年(1853年)8月奉命帮办本省团务的。他一共训练了陆军十三营，分别以塔齐布、周凤山、储政躬、林源恩、邵兴琦、杨名声、曾国葆等人统领；水师十营，分别以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邵汉章、庞献深等人统领。当咸丰四年正月间，太平军西征，打下了黄州(今湖北黄冈)，乘胜溯江而上，占领了岳州(今湖南岳阳)、湘阴。
清廷急诏曾国藩出兵进剿。曾国藩也毅然出征，随即派塔齐布为先锋，由衡州(今衡阳)北上迎战。
在出兵之前，曾国藩发表了一篇《讨粤贼檄》：
为传檄事，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残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
痛憾者也。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起扫地**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祗：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本部堂奉天子之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拔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盱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折奏请优叙；有人陷贼中，自拔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道回籍。在昔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莫能削平，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计暴虐无赖之藏，无论迟速，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尔被胁之，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曾国藩这篇檄文，共有四段。
第一段暴露洪杨的“残忍残酷”，贻祸人民；
第二段揭发他们背弃名教，毁灭人伦；
第三段指责他们侮慢神祗，污蔑圣贤忠义之士，野蛮无理，假借异端邪说，摧毁固有文化；
第四段劝人作“顺逆”的辩解，一致奋起保国救家。
军队鼓动工作，最主要的是心战。振奋士气，靠心战；瓦解敌人，靠心战；争取民心，靠心战。曾国藩便是一个心战圣手，湘军的宣传品在当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力。太平军以上帝教相号召，曾国藩则搬出孔子、孟子、关帝、岳飞、城隍土地、和尚道士，一切的中国神来抵抗这一外来的西洋神。因为上帝教要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曾国藩就搬出这些神以与之抗争。其中孔子、孟子、关帝、岳飞，对于中国读书人和农民，影响力极大。因此，这一篇《讨粤贼檄》，收功至大，其重要性实较爱民歌犹有过之。
曾国藩读通经史百家之书，常将《讨粤贼檄》，向将领详加剖析，必令背诵讲解而后己。因此湘军将领，无形中也做了宣传员。
这是一篇很有力量的宣传文字，凡是邻近湖南的各省州县，无不传诵。湖南的读书人，首先脱掉长衫，率领许多黑脚杆的农夫，跑到湘军旗帜之下，从抵抗太平天国运动。
所以有人说曾国藩这一纸檄文，可抵得十万雄兵。
曾国藩一生中，总是两副面孔交替出现。一时候，“备陈民间疾苦”，满纸仁义道德，到处示恩示德，一腔脉脉温情；一时候，又磨牙吮血，狰狞狠毒，执刑唯恐不严，杀人唯恐不多。为什么会如此？有人评述说：“文正在京官时，以程朱为归依；至出而办团练军务，又变为申韩。”这一评论是不准确的，只看到曾国藩的变，却没有看到他的不变。程朱以理学杀人，申韩以刑法杀人，都是统治者手法的交替使用；而且，那些道貌岸然的理学家，常常同时是刽子手，这在历史上是有案可稽的，如朱竟在湖南血腥镇压萍耒式起义，王守仁先后在江西和广西血腥镇压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被时人誉为理学家的曾国藩忠实地继承了这一衣钵，并且公开说明：“威惠并施，刚柔互用，或一张一弛，有相反而相成。”他认为，用刑以逞威，用仁以示惠，是实行礼治的两个相反而相成的方面。他说：“除莠去草，所以爱苗；打蛇杀虎，所以爱人；募兵剿贼，所以爱百姓。”——他就是这样地把自己的杀人与爱人统一了起来。有时，他甚至对自己杀人不眨眼表示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心境，以为自己开脱：“吾辈不幸生当乱世，又不幸而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几乎留心田以赡养子孙。”他似乎有一种“良心”被发现，在杀人屠城时要存一点“爱民之念”，于冥冥之中生怕子孙后代得到报应，故要“留心田以饭子孙。”这种矛盾心态，使曾国藩极易接受孔子的“不教而杀谓之虐”的思想。他批评说：“今天下郡县牧民之吏，大抵以刑强齐之耳。任无知的人自为啄息喜怒，一不顾问。至其犯法，小者桎梏，大者弃市，豪强者漏网，弱者靡烂，苟以掩耳目而已。原国家所以立法之意，只是如此哉！”接着，他说：“大概欲守土者，日教民以孝悌仁义之经，不率而再对他使用刑罚。”
曾国藩甚至把这种一手硬、一手软的统治术提高到宇庙观的高度，说什么“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之盛德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斯二气者，自其后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则庆赏之事起，因义以正物，则刑罚之事起。中则治，偏则乱。”他把“育物”与“正物”分为二途，认为统治者必须既有“盛德”，又有“尊严”，必须视庆赏与刑罚为同等大事。这是对几千年来的统治术的高度概括。董仲舒《春秋繁露·四时之制》说：“庆赏刑罚而同功，皆王者所以成德也。”曾国藩也说：“中则治，偏则乱。”中，指二者并举；偏，指重一轻一。一切以礼以德，一切优柔，则民无所畏忌，积弊丛生，政令不行；一切以刑以法，一切刚暴，则民无所爱暖，积怨充溢，揭竿起义。故曰：“偏则乱”。当然，“中则治”的统治术，不始于曾国藩。春秋时，郑国大叔为政甚宽，结果群盗聚于山湖之泽，不得不兴兵全部杀掉，盗贼就少了。大叔这时才对自己的“不忍猛而宽”后悔，因为子产生前曾开导过他：“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左传·昭公十二年》叙述这个故事后，引用孔子的话说：“政宽而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法家韩非子等人的老师荀卿说：“不道礼宪 ，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食壶也，不可以得之矣。”《尔雅·释诂》：“宪，法也。”荀卿是我国第一个以礼法并提的思想家。他在另一处说：“所以学习他的礼法思想”。孔子的宽猛相济的政治思想，荀卿发展为“礼宪并道”，董仲舒称之为庆赏与刑罚“同功”，曾国藩则叫做“威惠并施，刚柔互用”，实质都是相同的，后先相承。图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