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功利是网
世人都说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人人都想活得潇洒一点，轻松一点，快乐一点，但终其一生也潇洒不了、轻松不了、快乐不了。他们被什么东西拴住了、缠住了、卡住了，这东西就是功名利禄。功名利禄成了人生的目标，似乎功名愈厚，人生也就愈美妙滋润。其实，功名利禄是一副用花环编织的罗网，只要你进去了，你就没法自在与逍遥。没有功名利禄，于是乎想得到功名利禄。得到了小的功名利禄，又想得到更大的功名利禄。得到功名利禄，又害怕失去功名利禄。人生就在这患得患失中度过，哪里品尝得到人生的甘美清纯的滋味呢？
曾国藩身处功名，又善处功名，但他那位九弟曾国荃就不同了。尤其是攻下天京这一大功名，曾国荃不愿别人分一杯羹，作为兄长，曾国藩只好善言相劝。
有难同当，有功独享，是事业的大忌。曾国藩提出“有难先由己当，有功先让人享”的观点，认为“此乃事业之基”。他还把与别人分享功劳是减祸之道，是加福添寿之药方。他的弟弟曾国荃围攻金陵久攻不下，曾国藩就以此开导曾老九：近日来非常担心老弟的病，十一日收到初七日弟交袁差官带来的信以及给纪泽、纪鸿两儿的信，字迹有精神、有光泽，又有安静之气，言语之间也不显得急迫匆足，由此预测老弟病体一定会痊愈，因此感到很宽慰。只是金陵城相持时间很久却还没有攻下，按我兄弟平日里的性情，恐怕肝病会越来越重。我
和昌岐长谈，得知李少荃实际上有和我兄弟互相亲近、互相卫护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奏上朝廷请求准许少荃亲自带领开花炮队、洋枪队前来金陵城会同剿灭敌军。等到老弟对我这封信的回信(不过十八九日回信就能到)，我就一面上奏朝廷，一面给少荃去咨文一道，请他立即西进。如果苏州李军齐到而大功告成，则老弟承受其辛劳，而少荃坐享其名。既可以一同接受大奖赏，又可以暗中为自己培养大福。大约单独享受大功名乃是折损福气的办法，和别人分享功名也算是接受福分的途径了。如果苏州李军虽然到达，而金陵守城敌军仍然像过去那样坚守，金陵还是攻不下来，则对我们的责难也可以分散一些，我们的责任也可以稍微轻一些。昨天我已经给少荃发咨文，让他派炸炮到金陵会同剿敌。细想起来，老弟的肝病在身，不宜再忧伤两个月，而饷项也断然难以支撑到三四个月之久，所以决定奏报朝廷，请求派少荃前来金陵。苏州李军近来也仅能够开五成的军饷，并不是供给十分充足，来金陵也不担心会有夸耀富裕的问题，想来老弟能体察我的苦衷。
为了劝曾国荃，他还将父母从“地下”请出，在一封信中说：“请少荃助攻这件事我犹豫了好久，仔细思量我们的父母今天如果还健在，我拿这件疑虑的事请示双亲意见，他们一定会说：立即请李中丞来会同剿敌，不要让你沅弟长时间忧闷呀。因此我就决定了。但李鸿章也深知曾国藩的脾气，他不愿做摘桃子的人，他要保全老师的脸面。这时朝廷又下令李鸿章速率军助攻金陵。李的麾下也跃跃欲试，认为有一个立大功加官普爵、封赐子孙的机会。有的说：“湘军百战之绩，垂成之功，岂甘为人夺？若往，鲍军遇于东坝必战。”也有的说：“湘军之中疾疫大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挡我巨炮？”李鸿章终不为所动。但李鸿章如果抗旨不出兵也不行，他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是上奏朝廷，说曾国藩完全能够平此大乱，金陵即日可克。二是请派他的弟弟携大炮到曾国藩处听其指挥、助攻。正当曾、李为此大费脑筋时，金陵城终于攻下。据说，大功告成之日，李鸿章亲往祝贺，曾国藩带曾国荃迎于下关，亲执李鸿章之手，说：“曾家兄弟的脸面薄，全赖你了！”李鸿章自然谦逊一番。红旗报捷时，曾国藩将自己的名字列于湖广总督官文之下，并一再声称，大功之成，实赖朝廷
的指挥和诸官将的同心协力，至于他们曾家兄弟是仰赖天恩，得享其名，实是侥幸而来。只字不提一个“功”字。对李鸿章当然要多多美言。
曾国藩谈到收复安庆的事，他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筹谋进策，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后来攻下金陵，则又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一句话提及他弟弟曾国荃。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的时候，赞扬他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称他们是一代名流，不是说自愧不如，就是说谋略莫及。
曾国藩镇压捻军没有达到速效。捻军进入湖北时，曾国荃为湖北督抚，派遣将领追剿他们，这些为贼的骑兵飘忽不定，不可以和广东的太平军之匪凭城据守相比，湘军初逢劲敌，屡占失利。李鸿章闻之不免讥笑讽刺。当时曾国藩上疏中有这样的话：“臣不敢以一战之功，遂自忘其丑陋。”疑有所指。他日刘秉璋见李鸿章而告之，李鸿章惊恐地说：“有是哉？”刘秉璋曰：“是则然矣。”命取邸钞视之，果也。是后，李鸿章谈湖北的事情，亦稍稍谨慎了。此事等于曾国藩又足足的给李鸿章上了一课，其疏既有不要以一时一事看人，不要以己之长攻人之短之意，又寓有功过不应由己任之深意。
（二）、廉洁奉公，因公废私
照公办事，说易做难，尤其在古代专制社会时代。本来公事公办，但公事往往变成私办，或随有权势者的意办。究其原因，或慑于权势，或被金钱贿赂，或因私情关系，公事就变成私事私办，这将带来坏影响和恶果。也因此，不阿上照公办事者更显得可贵，而能如此，与其人为人、品格、气质有关。下面评介的任延、裴怀古、黄震等人就是这样，他们虽然只有这种善事的可陈，也被史学家所重视，因而名垂青史。
任延，字长孙，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十二岁时，就学于长安太学，熟读《诗经》、《易经》、《春秋》，被称“任圣童”。东汉初，先后任武威、颖川太守，为官恃正不阿，关心百姓。
任延被任为武威太守时，汉光武帝刘秀召见他，告诫他说：“善事上官，无失名誉。”延答道：“臣闻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节。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取奉诏。”刘秀赞同说：“卿言是也。”到任后，时将兵长史田绀，是郡的大姓，其子弟恃势残暴虐害百姓，延将绀逮捕，杀其父子宾客（五）、六人。绀少子聚众数百，自号将军，夜来攻郡。延发兵破之，于是，威行境内，社会安定。河西少雨，常闹旱灾，延专设水官吏，负责修复沟渠，灌溉农田。同时因大乱初定，学校久废，他建校聘师，招生受学。
“以不贪为宝”，这是春秋时子罕的自豪语。为官者持有此宝，就可不误入迷津，不受物欲的引诱，能秉公办事，为国为民做好事。概言之，此宝可镇百邪，益万民。但永恃此宝，谈何容易，因物欲的引诱，不少为官者经不起而陷入其深渊而不能自拔；也因此，前廉而后贪的也不乏其人。要永恃此宝，要紧记杨震“四知”之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贪；要学毛澄那样，即使是皇帝行贿求情也能坚持原则。如能永远保持“清公”形象，任何物欲的引诱就都不能迷其心了。
何为宝？人们看法不同，多数人以金珠珍玉为宝，也有一些人以气节情操为宝。当官者以前者为宝，往往聚财宝以自肥，必将损人利己，走上贪污腐化之途；而能以后者为宝的官员，就能清白自守。春秋时宋国大夫子罕就是这种人的代表，其事见《吕氏春秋·异宝》。 宋国有一农民耕地时拾了一块玉，他将此玉献给宋国大夫子罕，子罕不接受，农民说：“此野人(农民)之宝也，愿为相国为之赐而受之也。”子罕说：“子以玉为宝，我以不贪为宝。”宋国长者知子罕以不贪为宝赞誉说：“子罕非无宝也，所宝者异也。”
接着作者进一步阐明，人们认识不同，其所宝也异说：“今以百金与抟黍(饭团)以示儿子，儿子必取抟黍矣；以和氏之璧与百金双示鄙(浅陋)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道德至言以示贤者，贤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弥精，其所取弥精；其知弥粗，其所取弥粗。 有引起贪财的官员，明处不敢取，但暗处就上下其手，多多益善。但贪多了，尽管手法多么巧妙，终将败露。而真正清廉的官员，却不欺暗处，即使在绝密情况下有人心甘情愿送金，也不接受。杨震就是这样，他不受金和“四知”之诫，受到后人赞誉。此事见《后汉书·杨
震传》。
杨震字伯起，经农化阴(今陕西省东部)人。父亲早死，家贫，他耕以养母。震少好学，博览群书，无不穷究。其学识受到当时诸儒的高度评价，称他是“关西孔子杨伯起”。他在家招生讲学二十余年，州郡召聘，数次称病不就。
杨震年五十，才出仕州郡。大将军邓骘闻其贤而召聘，举茂才，先后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他因公事到昌邑，他曾经推荐原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在深夜前来拜见，送十斤金给杨震，以表示对其推荐之恩。震拒绝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说：“暮夜无知者。”震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惭愧怀金退出。
杨震后调任涿郡太守，仍公廉如故，不受私谒。子孙常疏食步行，有故乡长者劝他置产业，震不肯，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石奢，任楚相。他为人正直廉介，按法治政，无所阿避。有一次，他到各县巡察，在途中恰遇有人杀人，他便奋身追捕杀人者，及抓到一看却是他的父亲，便将之放走了。石奢回朝便自投监狱，并派人报告楚昭王说：“杀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废法纵罪，非忠也，臣罪当死。”昭王说：“追而不及，不当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说：“不私其
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诛而死，臣职也。”于是，不愿接受昭王免其罪，便自刎而死(《史记·循吏》)。石奢父杀人，“杀人者偿命”，其父应受到法律制裁，但石奢认为“夫以父立政，不孝也”，“不私其父，非孝子也”，这是说如治父罪就是不孝，不私父亲也是不孝，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石奢将杀人的父亲放走了。这是因他受到“愚孝”的传统思想的束缚。显然，石奢违法纵父的错误是严重的，父亲杀人应受法治，石奢如按法治之，这与“孝道”无关，而是大义灭亲。能如此，不能以“不孝”责之相反，应受到赞扬，可是由于石奢受“愚孝”思想的局限，在父子关系上是不可能做到大义灭亲的。
虽然，石奢因其“愚孝”而纵父，可贵的是，他知这是违法的，罪过在他身上正如他自责和：“废法纵罪，非忠也，伏诛而死，臣职也。”因此不接受昭王的宽恕，终于以己身行法，不仅能以法治人，也能以法治己，正因其能正己，故在立政时能正人，这是这个循吏的可贵和值得人们借鉴之处。
（三）、以忠报国，以法治国
1、以忠治军，以忠报国
曾氏原是一位清闲的京官，官至侍郎，如果没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爆发，他可能会永远做一个文官，并可能有大量著述留给后世，成为清朝后期中国著名的文学家和理学家。但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改变了他的人生。1852年秋，他回湖南湘乡的老家吊母丧，1853年1月21日，接到咸丰帝谕旨，要他“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这道寄谕打破了曾国藩宁静的生活，从此曾氏走上了“以杀人为业”的带兵打仗的征途。与太平天国的战斗初期基本上是败多胜少，曾氏给咸丰帝的奏折中说是“屡败屡战”。“屡败屡战”不同于“屡战屡败”，前者虽是屡败，但仍屡战，可表明斗志之坚强，意志之顽强；后者则未免令人读之泄气，纯为无能的表现。这期间曾氏因兵败，痛心疾首，两次投水自尽，又有一次欲仿效春秋时晋国大将先轸之先例，策马赴敌而死，均被同僚救起或劝止。从这几次动真格的自杀举动中，曾氏的忠心可见一斑！曾氏在军事上渐渐得手，还是在1856年夏秋之交太平天国领导层发生内讧之后。正如曾氏所说：“群酋不合，官军之福矣”。内讧使太平天国失去了许多优秀的军事人材，不得不起用第二代军事将领，如李秀成、陈玉成等；一代名将翼王石达开率部出走，走上了“流寇”之路。最终太平天国的各路人马均被以曾氏所率的湘军、左宗棠的楚军、李鸿章的淮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曾氏的胜利，固然有许多原因，诸如以太平天国方面论，初期雄师百万，势如破竹，攻下南京后，竟不挥师北上，却先建都立国，即给清廷以喘息的机会，又给敌人指明了围攻的中心。中期群王内讧，元气大伤。洪秀全沉迷于迷信之中，不问军政大事，城破之前竟不组织突围，致使三万将士同归浩劫。以湘军方面论：曾氏建军、治军、统将、用兵俱有建树，坚韧不拔，事事谨慎，稳扎稳打，终使湘军由弱到强。曾氏的“忠心”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不仅曾氏自己忠于君王，他也以此影响部属，在全军范围内，所重“唯忠恕而已”。当然他部下的忠心，具体到实际问题上，则是士兵忠于哨长，哨长忠于营官，营官忠于统领，统领忠于大帅。上级对下级不越级指挥，而兵勇和将领只听命于他们的顶头上司，只忠于他们的“第一个”上级。这种情形为清廷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军权旁落，渐归督抚埋下了祸根，更为民国时期军阀蜂起，连年混战埋下了祸根。但这在当时，仍然彻底地改变了原来清军主力——绿营所存在的“卒与卒不相习，将与将不相和”的弊病，增强了军队的凝聚力，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战斗力。
2、以法治国
曾国藩在他的《读书录·汉书·董仲舒传》中写道：“汉武帝时期，以为作乐即可天下太平，为什么汉代后期乐器虽在，而盛世没有出现呢？董仲舒以为欲作乐必先兴教化，欲兴教化必先强勉行道，能行道则治可复，教化可兴，而乐可作。皆自人力主之，非天命所能主也。从这段话中，可以明确地看出曾国藩对法治、礼治教化与盛世关系的精到见识。图82
曾国藩以历史和现实的事例，论证说明了有法必行、不能任意赦免的道理。他举例说：诸葛亮治蜀，有人言其惜赦。诸葛亮就回答：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西汉匡衡、东汉吴汉都不愿为赦。先帝刘备也言，他与陈元方、郑康是好朋友，每次遇见，经常谈起如何治天下，但从来没有说起赦免之事。而若刘景升、季玉父子，每年下赦令，实际并无作用。所以，当时的蜀人称诸葛亮为贤相。曾国藩自己对赦免也很有感触。他曾经这样说：“国藩尝见家有不肖之子，其父曲宥其过，众子相率而日流于不肖。又见军士有失律者，主者鞭责不及数，又故轻贳之。厥后众士傲慢，常戏侮其管辖之官。故知小仁者，大仁之贼。多赦不可以治民，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以治军。”曾国藩观点鲜明，意见明确，力主不能随意赦免，否则既治不好民，又治不好军，也治不好国。
曾国藩以法治国，其中包括严法与慎用的平衡之道。
在咸丰二年(1852)二月写给同僚的信中，曾国藩**了自己施用严法的理由与苦衷，认为非常之时为了震慑住不安份的民众，只能施用严刑竣法，实在是为形势所迫。信中说：“国藩以前月下旬，于寓中设审案局，十日内已戮五人。世风既薄，人各挟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谣言，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稍待之以宽仁愈嚣然自肆，白昼劫掠都市，视官长蔑如也。不治以严刑竣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指手之处。是以壹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书生岂能好杀，要以时势所迫，非是则无以锄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盖与阁下为政夙心，颇相符契也。”
汉武帝的妹妹隆虑公主的儿子昭平君，娶武帝的女儿夷安公主为妻。隆虑公主病重的时候，用金千斤钱千万替昭平君预先赎买死罪，武帝答应了她。隆虑公主死后，昭平君日益骄纵，酒醉之后，竟杀死了保姆，还在监狱里囚禁内府官员。因为是公主的儿子，廷尉不得不上奏皇帝，请求论处他的罪行。武帝左右的人都替昭平君说情：“先前他已经交钱赎过死罪了，陛下也答应过这件事。”武帝说：“是的，我妹妹年老才有这么一个儿子，临死前又把他托付给了我。”接着不断地流泪叹息，隔了很久才说：“可是法令是先帝制定的，因为妹妹的缘故，我欺罔了先帝的法令，以后还有什么脸再进高庙啊！而且也辜负了下面的百姓。”于是，批准了廷尉的奏章。为此，武帝哀痛不止，左右的人也都很悲伤。图83
南朝梁时，刘坦任长沙太守，兼代湘州赖史。当时，始兴内史王僧粲谋反，湘州境内，除四个县外，诸郡纷纷响应。前湘州镇军钟玄绍也暗地里策划和王僧粲里应外合，邀集了几百人，确定了行动计划，约好了在州城起事的日期。刘坦探知了这一阴谋之后，佯装不知，到钟玄绍原定起事之日，仍处理各种公务，一直到深夜，并有意不关城门。钟玄绍一看，心里疑惑不解，没敢动手。
第二天，钟玄绍到刘坦那里打听不关城门的原因，刘坦把他留下，说起话来没个完，一面秘密派亲兵前去他家搜查。这里话还没有说完，亲兵已经把查获的与王僧粲的来往文书送了上来。面对铁证，钟玄绍只能低头服罪，当即被斩首。钟玄绍被处决后，刘坦把他谋反的文书统统烧掉，对那些胁从的人一律不问，这一伙人纷纷服罪。这样湘州境内终于没有发生叛乱。
（四）、勇于进谏、纳谏
1、大胆进谏，针砭时弊
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语出《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夫良药苦于口，而智者劝饮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忠言拂于耳，而明主听之，知其可以致功也。”又见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意思是诚恳正直的劝告听起来虽然不舒服，但有利于改正错误。诚恳的忠告，恰当的规劝，是对朋友负责的表现，但既会造成“逆耳”、“苦口”，又不易为对方接受，于人于己都无所裨益，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使“良药可口”、“忠言逆耳”，更加有利于行呢？关键在于对症下药。
《后汉书》里有篇《乐羊子妻传》，其中记述了乐羊子妻规劝婆婆的事。乐羊子外出求学，七年不归，家里的日子很艰难，好多天吃不到荤菜了。一天，婆婆嘴馋，把邻家的鸡偷来宰杀了。乐羊子妻对婆婆这种行为很不满意，但她没有正面批评婆婆，而是当婆婆把鸡肉端上来的时候，她伤心地哭了。婆婆很奇怪，问她为什么哭，她答道：“自伤居贫，使食有它肉。”意思是说：我伤心家里贫穷，没侍奉好婆婆，使得饭桌上有了别人家的肉。婆婆听了十分惭愧，再也举不起筷子吃那鸡肉了。这里，乐羊子妻以自责的方式规劝了婆婆，而又是从关心、爱护婆婆出发的，所以才得到了良好的规劝效果。
又据《宋史·寇准传》：寇准同张咏是好朋友，张咏认为“寇公奇才，惜学术不足”。有一次，在两人分别的时候，寇准特地问张咏：“你有什么话赠给我呢？”张咏答：“《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一时还不明白，回家后翻了翻《霍光传》，看到上面有“不学无术”的话，恍然大悟，这就是张咏对我的规劝啊！从此他便发愤读书，终于成为一代名相。响鼓不
用重棰敲，对待寇准这样学识经验都较丰富的人，张咏的讽喻方式是十分恰当的。
当然，“良药可口”固然很好，但也不是包治百病。对于错误陷得较深、缺点较大的人，为了促其醒悟，击一猛掌，让其饮些口味无穷的苦口良药也很必要。
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声名俱泰。做了很长时间的大学士却平安如初。他的一个门生请教原故，曹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当时流传颇广的一翦梅形容官场积习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其四曰：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曹文正即曹振镛，是道光一朝最得皇帝倚信的宰相。曹振镛之琐鄙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风气之柔靡泄沓。
在这一世风下，曾国藩却能反其道而行之，众相柔靡之时，他却敢迎风独立，挺身而出，却是何等的胆量。
咸丰年间，曾国藩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与武备弊坏。当他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下诏求言而勇敢地先后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
在那些奏疏之中，最具有重要性的，是他在1851年4月间所上的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文中直率指出如要转移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这一道奏疏，不但足以看出曾国藩忠君爱国及有作为、有胆识、有担当的耿直风格，也对他此后的“平乱”事业，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这道奏疏中，他指出专制政治的最大弊病，莫如皇帝自智自雄，视天下臣民如无物。其最后所至，必将是“直言日觉其可憎，妄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然而这些话却不是自矜才智的专制皇帝所乐意听闻的。而且在积威之下，大多数的人为了自保功名富贵，也决不肯把这种逆耳之言向皇帝直说，以免皇帝一旦发怒，自己将顿罹不测之祸。即以曾国藩当时的情形来说，除了曾国藩，也不曾有人上过这样激切伉直的谏疏。所以后人说他有古大臣“伉直之风”。曾国藩这种读书经世的风骨，在这里可以充分看出。
曾国藩所上的这一奏疏，对当时的政治风尚及皇帝个性，可说是痛不针砭。如果皇帝果真因此发怒，曾国藩的命运，真在不可知之数，据说咸丰皇帝在初次见到此疏时，确曾大为震怒，将原疏掷之地，并欲将曾国藩重加惩治。幸赖军机大学士祁隽藻一再疏解，咸丰皇帝经过一番深刻的思想斗争之后，才终于为曾国藩忠君爱国的本意所感动，不仅未予加罪，且降旨褒奖曾国藩之敢言，命兼署刑部侍郎。曾国藩家书中有此时所写的致弟书云：
余受恩深重，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进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要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于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
政治家的远见和抱负，在这一些话中已经透露得很清楚了。曾国藩之必能成就日后
的事业，于此亦可窥见其端倪。金梁所撰的《四朝佚闻》说：曾国藩因上圣德疏为文宗所特知，谕祁隽藻曰：“敢言必能负重。故其后遂倚以平乱。”
由此说来，曾国藩在此疏中固然表现了他的耿耿忠忱，而咸丰皇帝也在此疏中看出了曾国藩之有担当、有抱负，可委以重任。此一奏疏在曾国藩个人前途以至清皇朝的前途居有何等的重要性，也就可以不言而喻了。
有书记载说，曾国藩最怕鸡毛。书中说，曾国藩平素莫名其妙的最怕鸡毛，偏又爱吃鸡肉。当时，紧急公文，信封口都帖有鸡毛，俗有“鸡毛令箭”之称，曾国藩一生，见了这种文书，总是不敢亲自开拆。曾国藩死前的一年(同治十年，1871年)他到上海阅兵，阅兵台上供张齐备，侍卫先来检查，瞥见曾国藩的座位后面有鸡毛帚子，大骇，立刻吩咐取去藏过，阅兵仪式才如常举行。就是这样一个连鸡毛都怕的人，却能冒死犯颜直谏，不失时机地说出那些常人所不敢说的话，确是令人佩服。
民国时期学者徐一士评论说：盖此疏之伉直，在当时确为言人所不敢言也。康熙时进士、廷臣孙嘉淦对乾隆皇帝所上的《三习一弊疏》，虽然号称为有清一代的名奏议，然而仅泛泛而论朝政得失，与曾国藩的直言咸丰帝种种过错之举，实在不能等同。
对于自己的果敢，曾国藩自己也有正确的认识，他写信给家人说：我踏入仕途已有多年，久已领略了京城的境况风气，那些身居高位的显官要员，故意显示宽厚以提高自己的名望，对待部下姑息纵容，一团和气，对这种现象我知道得很清楚，但自己多年养成的禀性并未因此磨平，越发变得慷慨激烈，果敢亢直。心里打算稍稍改变一下社会上在三四十年来形成的不分黑白、不着痛痒、难以破除的风气，不过，纠正偏差难免会超过原有的限度，有时不免出现意气用事的偏颇，因此经常招致怨恨，被人议论纷纷而自取其咎。然而，真正的有道君子对待他人，本来就不应当仅仅拿中庸之道来苛责，还应该同情体谅他之所以被刺激而起来纠正恶俗的苦衷啊！
这里是以“敢”字体现出来的诚，是以匡时救世，力挽世风之志体现出来的敢。有了这一敢字，才有了曾国藩后来的步步晋升。
因此，曾国藩未曾明传的处世密诀是，谦退自抑要有度，过于谦退，则也难于成事。没有这样一些“果敢”和“勇毅”，恐怕就没有以后曾国藩的显赫腾达及功成名就，也就不会为人们所称道了。因此文化大师郭沫若说：“因当惧而惧，不失为勇者，因当勇而勇，不失为智者。”
2、勇于进谏
一般而言，人总是随环境变化而改变、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作为官宦之人，随着位高权重，保守自己既定利益的倾向越发加重。胡林翼曾说：“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清朝的康熙皇帝有过一句名言，说穿了士大夫的本质：“士子负笈(指书籍)而行时，以天下为易；跌蹶经营，一入高位，反成尸位”。曾国藩称得上是权位越高，责任感越重，越敢于负责任的人。
清朝自嘉庆以后，世风日下。至道光朝更成鱼烂之势。大小官僚耽于享乐。腐朽入骨，无人肯讲真话、干实事。如道光最宠信的宰相曹振镛，在谈到为官之道时公然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这样的官场，为自保功名富贵，圆滑弥缝，不负责任，已成为习气。以致于咸丰帝大骂群臣：“试问诸臣午夜扪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将来有不堪设想者矣！”“尔等甘为大清国不忠之臣，不亦愚乎？”相形之下，此时年轻的曾国藩就显得器宇卓迈，不随流俗。他出身于湘乡的普通农家，童年时还在湘乡蒋市街卖过菜篮，离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很远；进京之后，又长期在翰林院读书，沾染官场习气少，保存的书生本色多，因而，在朝廷内外交困之际，就能挺身而出，于柔靡浮滑的官僚群体中，独自表现出阳刚之气。图84
曾国藩在翰林院七年间，主要是读书，与政治生活关系不大。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才开始涉足政治。时年三十七岁，官运不可谓不亨通，然而他却精神苦闷，感到自己是为做官而做官，政治才华无法施展。在写给弟弟信中甚至说：“吾近于官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因而有求退之意。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这位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皇帝临终前立下遗嘱：说自己无德无能，丢弃祖宗脸面，因此决定死后自己的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郊配，不让臣民祭奠他。这当然是对自己的最严重惩罚了。由于道光帝的遗嘱用的是“朱谕”，即亲笔书写，这就不得不令他的继承人重视起来，因此，咸丰帝即位后立即让臣下讨论，曾国藩当时是礼部侍郎，他责无旁贷要拿出意见来。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都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既断不可易，庙袱尤在所不行”。曾国藩经过十余日的慎重考虑，上疏明确提出：“进太庙应是确定无疑的，但无庸郊配一项，“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焉”。曾国藩详细阐述不敢遵从的二个理由，及不敢违背道光皇帝遗嘱的三个理由。仍认为道光皇帝无庸郊配是对的。这等于说，道光帝不配臣民祭奠他。尽管理由是儒家的仪礼，但这是需要万分勇气的。因为已死的道光帝本人很可能是做做样子，并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况他的继承人也不会听任自己的父亲自贬自损，想抬高还来不及呢！再者，大臣们已有明确的“公议”，曾国藩如此“不识时务”，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胜惶悚战栗之至”这样的话，也是坦露心情的真话。咸丰帝的御批虽有肯定之词，但心中很不满意曾国藩这个侍郎。但曾国藩认定的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个接一个上，批评也逐渐升级，最后连刚继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
咸丰帝迫于危局，也下诏求言，摆摆样子。曾国藩却鼓起勇气把久憋心中的救世治国大计倾吐出来。第一道是《应诏陈言疏》，所述为人才问题，指出“方今天下，因循坠废，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又对如何培养人才、整饬吏治提出自己的看法。接着，又上《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等，分别对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诸问题提出切要透彻的看法。
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他指出了民心涣散将导致天下大乱的严峻现实：
臣听说国家贫穷不足为患，只有民心涣散，则是最大的忧患。古代最富的时候是隋文帝时期，然而忽然灭亡了，原因就是失去民心，最贫困的时期莫过于汉昭帝初年。然而又逐渐安定下来，是因为能安抚民众。……我皇上爱护民众的诚心，大大超过以前。只是因为那些太守县令，或者不关心民众的疾苦，致使圣主的德政不能到达民众中，而民间的疾苦不能反映上来。
在曾国藩所上的诸疏中，在当时影响最大的是仿乾隆初年名臣孙嘉淦所为，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孙嘉淦是雍正、乾隆两朝的直谏名臣，当二十几岁、风华正茂的乾隆即位之初，颇有沾沾自喜之情，孙嘉淦认为如此下去不堪设想，遂冒死上书，指出乾隆帝的三习：喜谀而恶直；喜柔而恶刚；喜从而恶违。一弊是“亲小人而远君子”。孙指出的是专制皇帝的通病。值得可喜的是，乾隆帝大为所动，在以后执政的六十余年间，除晚年有所怠政外，一生励精图治，把康乾盛世推向了顶峰。所以有的史学家认为孙嘉淦的贡献实在很大。现在，曾国藩仿照《三习一弊疏》，上书咸丰，指陈缺失，第一条指出皇上只是在小处谨慎，反而忽视大处，而且有的谨慎到不该谨慎的地方。每天察于小事，而对于国家的大计必然有所疏漏而没有时间去深究了。所谓国家的大计，包括哪些方面呢？即如广西一事，大的问题是安排人事，其次是审查衡量地方的利益，再次是对军事需慎重其事。
第二缺失是自去年开言路以来，难道没有一二个上乘之计，然而它们的归宿，大抵都以“不用议”三字了结。其中有被特殊嘉奖的，如颁布诏令褒扬倭仁，但不久便将他疏远到万里之外，降旨以答谢苏迁魁，不久便将他斥为乱道之流，这些足以说明皇上缺少求言的真意，只以纳谏的虚文来掩饰。
第三指出皇帝“威福自专”：在最近的圣旨中，都说罢黜大权，由皇上亲自掌握。皇上的本意，认为中间没有毫丝的私心。自古的重要直臣，不只使他成名而已。所以将借助他的药石，以折损皇上骄傲侈奢的萌芽，培养他的风骨，养育他的威风，以防在有事时折冲之用，所谓疾风知劲草。如果不取这种人，就必然专门录取那种阿谀奉承的人，可以肯定这种人绝对不敢说出一句逆耳的话而违背皇上的意图。而稍有锋芒的人，必然磨他的棱角而折损他的骨气。一旦有事，则满朝都是拖沓泄气之流，袖手旁观，一筹莫展而已。平常不储备刚强正直而有能力的人，以培养其风骨和养其威棱，有事的时候哪里有人才可以供使用！
这一奏疏大有孟子批评专制的遗风。这样激切伉直的谏疏，不但那些日保富贵的官傣们无人敢写，就是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曾国藩，也是壮着胆子头一遭。据说，咸丰审读后，开始是发怒，将原疏掷于地；继而又说：“拘执太甚，迂腐久通”；再后来心里平静下来，为表示开明，又加以褒答。
这几次上疏，是曾国藩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作为。一方面表现了他过人的政治抱负和远见；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不谙世故，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几篇谏疏使他在朝野内外赢得敢于直谏、忠诚为国的政治声名。从清廷到湖南老家，有许多人称赞曾国藩的这种做法，就在上疏不久，好友胡大任给曾国藩来信，盛赞他不顾个人安危，上疏朝廷，并具体谈了自己的想法。曾国藩读信十分感佩，回信说：
今天才知老朋友的心。你能为民众的痛苦而伤心，想拯桑梓于水火，起疮痍而沐浴之，我表示钦佩。
当曾国藩没有上书咸丰缺失前，他的同乡好友罗泽南去信责怪曾国藩只上言枝叶，不讲求根本，其中有“有所畏而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也”四句话，曾国藩读后，感触很深。实际上，当时曾国藩已上书咸丰，但罗泽南还不知此事。当曾国藩接到好友的信后，说“与我上疏的意见相符，万里神交，真是不可思议”，立即将上书摘录全文，请罗泽南阅读并指教。并请山中老朋友如刘蓉、郭嵩焘、江岷樵、彭筱房、朱尧阶、欧晓岭等人，一一阅看。
果然，老朋友得知真实情况后，对曾国藩更加刮目相看，曾国藩的名气确实大了许多。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开国君主魏文侯派大将乐羊讨伐齐国中山，不久便攻占了中山。魏文侯决定将中山分封给自己的儿子，并问群臣：“众爱卿，你们看朕是怎样的君主？”这时，只听得一片“大王是仁义的君主”的颂扬声。魏文侯听了，有说不出的高兴。不料，突然大臣任座站出来说：“大王，您得到了中山，为何不分封给您弟弟，却要分封给您的儿子，怎么能说是仁义的君主呢？”魏文侯一听此话，火冒三丈，任座见魏文侯发怒，只好告退。
魏文侯心想，任座居然敢唱反调，那其他人异口同声的颂扬又是否完全出于真心。于是，他又问大臣翟璜：“翟爱卿，你说我到底是怎样的君主？”翟璜暗想魏文侯听不进逆耳之言，我只能说顺耳之言，便回答说：“依微臣看，大王是仁义之君。”果真魏文侯听了乐滋滋的，并问：“翟卿，不妨说说朕为什么是仁义之君？”翟璜回答说：“大王，微臣听说有这么一句话：‘凡是君王仁义，下臣就耿直’。刚才任座敢于直言不讳地批评大王，岂不正说明大王是仁义之君吗？”魏文侯听了，愈发高兴，并从话中领悟到翟璜所说的道理对治理魏国大为有利，既然我是仁义之君，那么下臣耿直是理所当然的。于是请回任座，以礼相待。
虽说“忠言逆耳利于行”，有时“忠言顺耳”也利于行，翟璜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忠言顺耳，因为他既肯定了魏文侯是“仁义之君”，又讲出了“君王仁义，下臣耿直”的道理，让魏文侯在高兴中去反思任座的“忠言逆耳”，以便认识和改正他的错误作法。翟璜的巧妙在于通过表扬、称赞的方式，同样起到严厉、尖锐批评的作用。不管是“忠言逆耳”，还是“忠言顺耳”，必须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情况，恰如其分地使用，切不可生搬硬套。 康熙十二年，“三藩”发动叛乱，康熙亲自担任平叛总指挥。在平叛活动中，许多领兵将军殃民，营私自便：有的买通地方官员，掠夺民财；有的越省购买妇女，草菅人命。户部右侍郎宋德宜上疏揭发满族官兵的不法行为，请求严令禁止。当时有些人担心，宋德宜作为汉族官员，参奏满洲八旗官兵，弄不好就要杀头。康熙见到宋德宜的奏折后，便派人调查，发现问题大多属实，即下诏申饬严禁，并赞扬宋德宜不畏权贵的精神。三藩之乱平定后，清军俘获了叛军中的大批妇女，有人主张把她们入族为奴。宋德宜又上奏，说：“胁从者不与倡乱者同罪，何况这些妇女多是无辜的，应当允许她们被赎买。”康熙采纳了他的建议，释放了这些妇女，公元1682年1月28日，为庆贺平定三藩之乱，有的大臣歌功颂德，请求康熙在适当时候登封泰山。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经筵讲官徐元文却独持异议。说：“国家当务之急是振纲纪，核名实，崇清议，厉廉耻，应当乘此武定功成之时，申谕大小官员洗心涤虑，共成大业；要革除因循苟且积习，不要狃于目前之成绩，用以培养国家的元气。”奏疏写好后，许多大臣认为言词过于激烈，态度过于直耿，劝他不要上奏，以免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但徐元文毅然上奏。他的建议得到康熙的称赞，取消了登封泰山之典。以上这些奏疏，说的都不完全是康熙本人的事，似乎容易被他接受。然而，即使康熙已经决定但不正确的事，一经劝谏，他也能知错必改。公元1682年11月的一天，康熙气势汹汹地对大臣说：“当初吴三桂反叛时，汉族官员说不必发兵，七十天之内就会出现杀掉他的人；当时汉族官员却把家眷转移出京，送回老家。”说罢，康熙命学士把这些话写在平定三逆方略这部书中。保和殿大学士王熙向康熙进谏：“皇帝追究往事，罪及臣下，是非常不对的。而且事实也不完全相符，说七十天之内会出现杀掉吴三桂的人，是魏相枢说的，但告密者截头去尾，使这句话失去了原意，按失去原意的话去追究人的责任，岂不要误国家吗？另外，汉族官员转移家属是有的，但多数汉官表现镇定，勤于工作，怎么能笼统地说汉官一律表现不好呢？”康熙听了，笑着说：“我已经知道这两件事是不能记入书中的了！”图85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二十六日，爱新觉罗·奕詝继皇帝位，以明年为咸丰元年。咸丰皇帝继位以后的时局颇为艰难，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农民起义正在广西地区酝酿成熟，时刻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政权。为挽回人心，度过难关，除罢黜穆彰阿和惩办耆英以外，他还颁诏求言，封章密奏。许多朝臣应诏陈言，直谏流弊，一改道光年间“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利病”的局面。曾国藩认为革除弊政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二年内连续上奏折，直陈时局利弊，希图说服咸丰皇帝，采取措施，革除弊端，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进行整顿。
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三月以后，他连上二道奏疏，陈言用人之道。
第一道是《应诏陈言疏》，指出：“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扬之，端赖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他首先明确指出朝廷内外官员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批评相当多的官员；敬安无过，不肯振作有为。
使官员成为有用之才的方法，即“转移之道”，“莫若使从事于学术”，在官员中树立学习与研究的风气，以提高官员的素质，而“又必皇上以身作则，才能操转移风化之本。”培养官员的方法有数端：“曰教诲、曰甄别、曰保举，曰超擢。”对于人材的培养、利用提
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
考察官员的最好方法是通过“奏折”的形式。他列举本朝以来，“匡言主德者”的直谏事例，希望咸丰皇帝能坚持“求言甚切”的作风，“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厌教之心。涉于雷同者，不必交议而已；过于攻讦者，不必发钞而已。此外则只看见有益，当初看不到也有害。”
他在极力呼吁咸丰皇帝重视人才的同时，针对咸丰初年官吏腐败、堕落，人才缺乏的严重问题，在第二道奏折《条陈曰讲事宜疏》中，竭力推荐李棠阶、吴廷栋、严正基、正庆云、江忠源五人可用。
虽然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奏折评价很高，但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而广西的政治局势却愈演愈烈，不久便在广西金田村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清朝的政局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 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二月初十是洪秀全38岁诞辰，“拜上帝会”农民群众在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定国号为太平天国，洪秀全称天王，改明年为辛开元年，留发易服。以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并决定立即向外发展。清政府对于广西的情况最初了解甚少，而对拜上帝会的情况，则知道得更晚。初期，清政府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遍地开花的天地会方面，直到金田起义前夕，清军曾与拜上帝会发生了两场战役：一是思旺战役，一是蔡村江之战。经过这两次战役，清军认识到了拜上帝会的力量，尤其是蔡村江一役，使浔州清军不敢与之再战。
钦差大臣李星沅是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二月初二日抵达广西桂林的。李星沅，字石梧，湖南湘阴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学政、知府、粮道、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等职。李星沅奉命入桂镇压太平天国起义，采取了“厚集兵力”，进攻金田村的方针，认为：“此股一破，其余都瓦解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二月二十日，李星沅奏报咸丰皇帝：“桂平县之金田村贼首韦政洪、洪秀全等私结上帝会，擅贴伪号伪示，招集游匪万余，肆行不法。……群盗实在太猖獗，必须先集重兵才能攻克，一鼓作气，聚而歼灭。”这时咸丰皇帝才知道韦正洪(韦昌辉)、洪秀全的名字，但把韦昌辉当成了主要领导人。
太平军与清军相战两个月，连占许多地方，李星沅、周天爵、向荣连吃败仗，相互责骂，束手无策，这在统治阶级内部引起了不少的震动。
对于这种情况，曾国藩并不感到吃惊。京宦生涯使他目睹了朝野政治的种种弊端，他预感到大的动**迟早会到来。但使曾国藩忧虑的是，面对着全国纷起的革命形势，而清政府却财政拮据，军队腐朽，吏治腐败，根本无力快速镇压这次起义。尤为严重的是，咸丰皇帝对此却茫然无所知。为了使咸丰皇帝能从根本上注意到如此紧迫的形势，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曾国藩于咸丰元年三月(1851年4月)再次上疏——《议汰兵疏》，提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加强武备的具体措施。他说：“臣窃维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二曰兵伍不精。”面对财用不足，应从根本上杜绝不必要的开支，其中节饷就是一项。他列举了各地军队的种种腐败状况后指出，“医者之治病痈之甚者，必割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弱卒，盖亦当量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否则，是无法改变武备废弛的现状。其后，他又大量列举了“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提出“欲请汰兵五万，仍复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旧骤而裁之，如若实现此项计划，每年可省饷银120万两，若专用于救荒赈贫和废除捐例，可以使社会情况和吏治又得以改善，并能够促动军队的训练。
对于咸丰帝的征言纳谏不能估计过高，他只是想力求挽回人心，对于革除弊政并没有真正的决心。继位盈年，朝政并无起色，而从广西传来的作战失利的消息，却源源不断。
李星沅未习兵事，才具平庸，不善驭将。周天爵勇于任事，但“性强耳软，年老精神不及，以致其子周光岳从中干预，致失人心”。向荣老于戎行，而器度狭隘，“曲循其子”军心不服。周天爵在朝有靠山，向荣为宿将，两人皆有恃无恐，与李星沅不睦。周天爵、李星沅本非将才，而向荣也徒具虚名。为广西军务，咸丰皇帝又调广州副都统乌兰泰赴广西帮办军务。乌兰泰，字远芳，满洲正红旗人，善用兵，并擅长使用火器。咸丰皇帝知道广西将帅不和，“密谕乌兰泰实陈勿隐”，派他做个耳目。由于广西前线指挥不统一，行动不一致，一再失利。太平军在金田起义之后，很快便占领大湟口，向宣武进发。在宣武之战，太平军作战顽强，致使向荣险些被擒。征战中，起义军领导体制日渐形成，各项条规陆续制定，作战经验也一天天丰富起来。太平军在沿途不断吸收天地会群众，声威大振，由起义的初起1万人左右，发展到3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