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这样一句俗语，叫做教胜于言传，说得是以身作则比指手画脚、呱呱怪叫地指挥别人来得更有效。
历史上就有这么一批人，从来不与人进行正面展开冲突，而是能以自己的行动来感化他人，影响他人，最后树立自己的威信和地位。这种做法与儒家“为已之学”相一致。所谓“为已之学”是说学习的目的在于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自身的德行高深了，自然会在周围聚集一批人；而用言语去指挥或强制别人干自己不愿干的事情，不是儒家的精神。由此看来，以身作则，行不言之教，历来是正统观念所提倡，也是古人所推崇的一种为人处事的潜规则。
1.负荆请罪
秦王派使者来告诉赵王，说想和赵王在渑池举行友好会谈。赵王害怕，不想去，廉颇、蔺相如劝他说：“赵王您若不去，那就会显示我们赵国的弱小和怯懦。”于是赵王决定出发，让蔺相如做他的随从。
廉颇送他们到赵、秦边境，与赵王诀别，说：“您走之后，我估计路上的时间，再加上与秦王相会的各种仪式，到您回来，不会超过三十天。如果到了三十天您还不回，我请求把太子立为赵王，以断绝秦王拿您做人质的念头。”赵王同意了。
到了渑池，秦王举行宴会招待赵王喝酒，喝得有些醉醺醺的时候，秦王提出要求，让赵王为他鼓瑟。赵王害怕，不得已，只好照他的话做了。
蔺相如为挽回赵国的尊严，就上前去请秦王为赵王击缶。秦王不愿意，蔺相如说：“我跟您相距五步，如果您不击的话，我请求冒死一搏，以颈中之血溅大王之身。”
秦王侍从想杀蔺相如，蔺相如怒目呵斥，把侍从的气焰压了下去，令他们不敢造次。秦王虽然很不乐意，也没有办法，只好为赵王击了一下。就这样直到喝完酒，秦王也始终没有占到赵王的便宜。加上赵国的卫队也做了充分的准备，秦国人不敢轻举妄动。
回到赵国后，赵王任命蔺相如为上卿，地位还在廉颇之上。廉颇心里不平，说：“我是赵国的将军，驰骋疆场，为赵国立下汗马功劳。蔺相如原本只是贫贱之人，如今仅仅靠着嘴上的本领，居然地位还在我之上，实在让我感到羞耻：怎么能位居那个人之下呢!”于是扬言说：“要是让我看到蔺相如，一定要当面羞辱他!”
蔺相如听说以后，不肯再与廉颇相会；每到上朝的时候，总是借口生病，不想和廉颇争位列的次序；出门远远望见廉颇的车驾，总是让自己的车驾改道躲避。
蔺相如的门客都感到耻辱，蔺相如听说后就对他们说：“你们认为廉将军的威严能不能跟秦王比?”
门客说：“比不上。”
蔺相如说：“即使像秦王那样的威严，我也敢当庭斥责他，羞辱他的群臣。我虽然没本事，但也不至于单单畏惧廉将军。
“只是我考虑到，强大的秦国之所以不敢攻打我们赵国，仅仅因为有我和廉将军两人在。假如我们两虎相斗，必有一伤，正是最让秦国高兴的事。我之所以对廉将军一味避让，是先考虑国家的利益，而后才想到个人的私怨啊!”
廉颇听说以后，**上身，背上绑着带刺的荆条，到蔺相如府上请罪。两人从此结为生死之交。
点评：
蔺相如，有大智也有大勇，以其真心为赵国家利益至上来感化廉颇。而廉颇也并非只是一介武夫，也颇知大是大非。负荆请罪，则成全了二人的一世英名。
2.躬耕南阳，孔明成贤相
诸葛亮，字孔明(181—234年)，琅琊国阳都县(今山东沂南县)人。他父亲诸葛圭，字君贡，曾当过泰山郡郡丞，去世时诸葛亮还年幼，不久母亲也去世了。年幼的诸葛亮依靠叔父诸葛玄生活。这时正是东汉末年，政治黑暗，阶级矛盾激化，牧守混战，社会动**不安的时期。诸葛亮14岁时，叔父诸葛玄曾被任命为豫章太守，诸葛亮姐弟也随之前往。不久，东汉朝廷又派朱皓为豫章太守，朱皓带着军队强行赶走了诸葛玄。诸葛玄无奈，只好带着诸葛亮姐弟去投靠荆州牧刘表。刘表接待并安置了他们。诸葛玄由于仕宦不得志，终于忧愤成疾，遂一病不起，与世长辞。叔父的去世，使年轻的诸葛亮备感孤苦伶仃。刘表顾及老朋友的面子，没有赶他们姐弟走，依然给予照顾。但是，诸葛亮是个有志气的青年，他认为，自己已经十六七岁了，不应该总是仰人鼻息，长期靠人施舍过活。于是向刘表表明自己的意愿，刘表帮他们在襄阳城西一个叫隆中的地方，置了一些田产，定居下来。这一个时期，诸葛亮从黄河流域来到长江流域，由北向南，再由东向西，辗转千里，流离漂泊的生活和遭遇，使诸葛亮增长了不少见识，他认识到，家庭、个人的命运是和整个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隆中是一个山青水秀的好地方，这里看不到硝烟战火，诸葛亮过着安定清静的耕读生活。在这期间，他攻读了大量的史书，钻研诸子百家，尤其法家的学说；他还很注意从历代王朝的兴衰成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他经常与一些学者及朋友切磋学问，讨论天下大事。他很留心观察当时的社会变化，了解政治、军事斗争形势的发展，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抱负。他在荆州地区结交了不少推心置腹的朋友，如徐庶、石广元、孟公威等人。他们都厌恶当时的腐败政治和战乱不休的局面，都有改善政治、安定天下的抱负，他们经常在一起读书吟诗，谈古论今，问学辩难，砥砺志气。朋友们对诸葛亮评价很高，认为他“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诸葛亮也常常自比管仲、乐毅，这说明他有志出将入相，治国安邦。他在隆中居住了十多年，随着年龄、阅历、学识的增长，在政治上逐渐成熟。广泛的社会交往，名士的垂青及朋友的推荐，使他的社会政治影响不断扩大，人们尊称之为“卧龙”先生。这为他将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准备了条件。
献帝建安六年，刘备被曹操击败后，到荆州投靠刘表，刘表让他屯在新野。数年之中，没有发展，刘备郁郁不得志。徐庶去见刘备，刘备很器重徐庶的才能，拟加以重用。徐庶对刘备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刘备说：“君与俱来。”徐庶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刘备于是亲自前往隆中诸葛亮所居住的草庐去拜访诸葛亮，一共去了三次，才见到诸葛亮。
诸葛亮平时就知道刘备是汉朝宗室中的贤才，又见到他如此诚意求贤，觉得他是个可以辅佐以定天下的明主。因此，当刘备屏退左右，向诸葛亮询问该从何处着手才能完成兴复汉室的大计时，诸葛亮指出，曹操已拥兵百万，有“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政治优势，目前不能立即与曹操争锋。根据当时的政局，诸葛亮提出：“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抚和戎、越，结好孙权，内修政治，外观时变，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策，诸葛亮深入、全面地为刘备规划出今后正确的战略决策。刘备听后大为赞赏，他对诸葛亮的谋略才干十分佩服，两人的关系日益亲密。关羽与张飞认为诸葛亮没有立过汗马功劳，只会空谈，对刘备的作法表示不满，刘备向他们解释说：“孤之有(诸葛)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关羽和张飞才停止发牢骚。
在诸葛亮的辅佐之下，刘备终于扭转了以前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按照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中提出的战略方针，刘备与孙权结为同盟，在赤壁(今湖北蒲圻西北)一战中击败曹操的南征大军，随即刘备又通过外交手段取得荆州作为立足之地。以后，刘备又进取益州，终于建立起蜀汉政权。局势的发展变化，充分说明了人才的重要性，刘备讲请出诸葛亮是如鱼得水确实是毫不过分的。而且从此以后，“三顾茅庐”也成为统治者谦恭下士，诚意求贤的同义语。
点评：
“没有金钢钻，揽不得瓷器活”，自身能力是挺直腰板说话的资本。诸葛亮能引得刘备“三顾茅庐”说明他自身已有“隆中对策”的宏图大业之计。
3.治军严明，周亚夫挡驾营门
汉文帝改元后的第六年，匈奴聚集重兵，大规模地进犯汉王朝的北部地区，朝廷就加派宗正刘礼做将军，驻扎在灞上；派祝兹侯徐厉做将军，驻扎在棘门；派河内守周亚夫做将军，驻扎在细柳，命令他们分别守卫京城长安附近的三个战略据点，防备匈奴的进攻。
接着，文帝亲自到各地去慰劳军队。在灞上和棘门两处，慰劳军的车驾入军营，都是毫无阻拦，**，将军以下的军官都骑着马迎送。后来，慰劳军的车驾来到细柳营，那就不一样了：军官与士兵都披甲戴盔，刀枪擦得雪亮，张开弓，搭上箭，完全是戒备状态。
慰劳军的仪仗前队到达了，门岗却不让入营。前队的长官喝道：“皇帝驾到!”可是营门的守将还是那么倔强，回答说：“将军有令：‘军中只听军令，不听皇帝的命令。’”
不一会儿，文帝的车驾也到了，却照样被挡在军营门外，不能随即入营。文帝就派人拿了凭证，进营去向将军周亚夫传话：皇上要进营劳军。这时周亚夫才下令打开营门，放慰劳军的车驾进营。守卫营门的军官还是那么郑重地通知随从军官：“将军有规定：军营内车马不许乱跑。”文帝听了，也只好吩咐放松缰绳，慢慢地前进。到了营部，只见周亚夫穿着全副军装，手执兵器，威风凛凛地站着。他见了文帝，一面拱手迎接，一面说：“军装在身，不能下拜，请允许我以军礼相见。”文帝听了，大为震动，脸上立刻显得严肃起来，就在车前的横木上答礼；同时又派人上前致意道：“皇上慰劳将军!”劳军仪式完成，文帝才离开军营而去。
出了细柳营门，随从的臣子们都感到惊诧。文帝却赞不绝口，说：“啊!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前些时候，我看到灞上和棘门两处的队伍，就像孩子们在做游戏，如果敌人偷袭，俘虏他们的将军，也很容易；而周亚夫，敌人可动得他分毫吗?”
后来文帝临终时，又嘱咐他的儿子刘启，说：“假如国家遇到紧急事故，周亚夫是真正能够担当统率军队重任的!”
周亚夫之所以如此，他坚持的是兵法原则：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况且大敌当前，敌人很可能偷袭，而周亚夫常备不懈，治军严明。周亚夫的言行也因而显得义正词严，令人敬佩，连皇帝也为之感叹。
点评：
周亚夫的一番言行，可谓大胆，大胆得令人惊讶!他敢于挡驾皇帝于军营之外，声称：“军中只听军令，不听皇上的命令。”进了营门，又限令：“将军有规定，军营内部，车马不许乱跑。”一个将军对皇帝如此，的确令人吃惊。
4.政绩显赫，狄仁杰获称“国老”
天授二年(公元的691年)，洛州司马狄仁杰被朝廷任命为地官侍郎、同平章事，做上了宰相。武则天对狄仁杰说：“你在汝南的时候，为政的成绩很不错。你想不想知道有谁诬陷过你?”
狄仁杰道谢说：“如果陛下认为我有过失，请允许我改正；知道我没有过失，是我的幸运。我不愿意知道是谁诬陷我。”武则天赞叹不已。
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左台中丞来俊臣诬陷狄仁杰等七位大臣谋反。以前，来俊臣曾奏请武则天下命令：一经审问就承认谋反的，可以减免死罪。等到狄仁杰等人入狱，来俊臣便用这道命令引诱他们认罪。
狄仁杰回答说：“大周改朝换代，万象更新。我是唐朝的旧臣，甘愿受到诛戮。谋反确是事实!”于是来俊臣对他逼迫得没那么紧了。
来俊臣的属官王德寿对狄仁杰说：‘您一定可以减免死罪。我已受人指使，想找一个升官的机会，劳烦您牵连出杨执柔，可以么?”
狄仁杰说：“皇天后土，竟然要狄仁杰做这种事!”说完一头撞在柱子上，血流满面。王德寿害怕，向他道歉。
这个案子后来被查出，这些人都是冤枉的。于是武则天将他们释放，但都降职，狄仁杰被贬为彭泽县令。
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契丹入侵，武则天重新起用狄仁杰，任命他为魏州刺史。前任刺史独孤思庄害怕契丹突袭，将百姓全部赶到城里，让他们修筑工事。
狄仁杰到任后，将百姓金都遣回，让他们务农，说：“敌人还远着呢，用不着这样烦劳百姓!万一敌人来了，我自己抵挡他们。”百姓都很高兴。
狄仁杰后来又担任宰相，武则天让宰相们各举荐尚书郎一名，狄仁杰举荐自己的儿子狄光嗣，被任命为地官员外郎。后来他很胜任，武则天高兴地说：“春秋时晋国大夫祁奚，举荐自己的儿子，你足以成为他的继承者了。”
武则天十分信任和器重狄仁杰，群臣中没有人能比得上。她常常称狄仁杰为“国老”，而不叫他的名字。狄仁杰总是在朝堂上当面争谏，武则天也总是违拗自己的心意听从他。
狄仁杰曾经陪武则天游玩，遇到大风把狄仁杰的头巾吹到地上，他的坐骑也受惊不受控制。武则天让太子李显追上惊马，抓住它的辔头，把它拴好。
狄仁杰屡次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辞官，武则天不答应。入朝进见的时候，武则天经常不让他行跪拜礼，说：“每当看到您跪拜，都让朕也感到身体疼痛。”
武则天还免去狄仁杰夜晚值班，并告诫他的同事说：“如果没有军国大事，都不要去烦扰狄公。”
狄仁杰去世后，武则天流着泪说：“朝堂无人了!”从此以后，朝廷有大事，群臣有时不能决断，武则天就会叹息着说：“老天为什么这么早就把我的国老夺走呢!”
点评：
而今，人们从视觉立体媒体方面了解的狄仁杰多是一位正义禀然的法官形象。但其原型是一宰相，政绩突出，使他能够在武则天当政之时，逢源朝中，倍享盛誉。
5.高风亮节，寇准服王旦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今山东莘县)人。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进士及第。此人明敏果决，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品行端正，大公无私，又颇能识人。正因如此，深得真宗皇帝的倚重。“澶渊之盟”后，真宗起用他做了十二年丞相。任职其间，处事廉平宽缓。当时寇准是王旦的下级，经常给王旦提意见，王旦多数都能采纳。寇准确是治国理政的人才，对许多政事自然有主见，所以也几次在真宗面前提出工旦执政的过失。而王旦在真宗面前则经常夸奖寇准的干练和正直。真宗对王旦说：“爱卿虽然总褒美寇准，可寇准在我面前却专攻击指责你的过失。”王旦点头说：“这当然是情理之中的了。”真宗忙问：“这是什么意思?”王旦说：“臣在相位日久，主掌朝政，日理多事，缺漏荒疏之处必有。寇准在您面前无所隐讳，敢于直言，足见他忠心国事，对陛下忠心无二，这正是我所最赞美他的地方。”真宗更加器重王旦了。语传寇准耳中，寇准自然十分钦佩王旦。
一次，中书省有文件抄送枢密院。文件格式行款有误，这时枢密院的行政长官是寇准，而中书省中执行起草文件的知制诰正是王旦。寇准阅过诏书后，立刻面见真宗，直接指出其中的疏误之处。其结果自然是中书省长官尤其是执行具体工作的王旦受到了批评。
不久，枢密院有一个文件抄送中书省，其中也有违犯格式的地方。王旦见后，命人送还枢密院自行改正。寇准非常惭愧，立刻过去面见王旦说：“老同学真是虚怀大度，万分感谢!”王旦一笑了之。原来寇准也是太平兴国五年进士，二人同榜中第。古代有一习俗，无论年龄长幼同榜者皆称为同年，所以寇准才称他为老同学。王旦比寇准大四岁，寇准中进士年仅十九岁，王旦以小弟视之，又很佩服其才器，故多有包容。其实，寇准任枢密使时，把中书省有错的诏书递上去也是按正常程序工作，非有意陷害同僚，而王旦的做法也届例行公事，却显出了大度。
不久，寇准在枢密院的工作年限已到，按例应改任他职，就托人到王旦处转求为相。王旦惊讶地说：“将相之任怎么能请托而得呢?我不受私人的请托。”来人把情况转告给寇准，寇准心中很不高兴，埋怨老同学太不讲情面。
几日后，圣旨传出，授寇准武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唐宋制度，无沦什么官职，只要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字样就算入相，参与朝廷军政大事的决策。寇准接旨后心中很诧异，他知道真宗此时最信任王旦，而王旦又没有答应自己的请托，怎么会起用自己为相呢?他进见真宗谢恩说：“不是陛下知臣，臣安能得此职位?”真宗说：“并不是寡人知你用你，而是丞相王旦极力推荐和保举你呀。你若谢，应该去谢王丞相。”寇准叹曰：“王旦之高风亮节非臣所能及之也。”
寇准是个讲究排场，生活豪奢的人。至于现在评书中把寇准描绘成一个崇尚节俭，具有艰苦朴素作风的封建官吏，那是文学人物形象。历史上真实的寇准并非如此，据《宋史本传》(卷二百八十二)载：“准在藩镇，生辰，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可知他的生活很挥霍豪奢。正因此事，有人上奏章弹劾他。“僭侈”之罪若成立的话，可以判为死罪。皇帝看到奏章，对王旦说：“寇准每办事都要仿效朕，这怎么可以呢?”说完，脸色阴沉。王旦听后，沉默一会儿，慢慢说道：“寇准确实是个贤能之士，可就是有时处事发呆，对他真没办法。”真宗听罢，脸色由阴转多云，忽而又多云转晴，说：“卿言有理，这正是他的呆处啊!”于是把奏章放在一边。
就这样，王旦身在相位，多次在关键问题上保护寇准。而他保护寇准的前提是深知其正直有谋略，大节可取，并非那些狼狈为奸的小人之党可比。而王旦与寇准又实属同学，能宽容大度，有恩而不图报，始终如一地相信提携寇准，其交情大有管鲍之风。
点评：
王旦知晓寇准的正直品格，不计小怨，每在危急时刻保护寇准，真可谓大肚能容人。古语“宰相肚里能撑船”用于王旦一点都不为过。
6.欲擒故纵，尊礼巧对骄横
前537年，韩起奉命陪送晋平之女去郢都同灵王结婚，叔向担任副使。晋平亲自送到新郑。郑伯又派了两名大夫陪送到索氏(郑地，河南荥阳县境)。临别时，子大叔提醒叔向说，楚灵非常傲慢骄横，千万小心!
叔向说，骄纵过分的人只会给自己造成损害，不足以损害他人。我们携带国君的礼品，只要谨慎保持我们的威仪，坚守我们的信誉，言行合乎礼仪，敬始思终，无论到哪里都站得住。举止不失态，敬而不失威，以古圣贤的言论为指针，对传统的法度身体力行，依先王之制权衡两国的利害得失，纵然对方骄横傲慢，怎奈我何?
果然，楚灵在韩起一行快到郢都时，召集大臣们商议。他说晋是楚的世仇。这次来的是晋国的上卿和上大夫。我想让韩起当司阍，让羊舌肿当司官，这样来羞辱晋国，出出我们的气，大家以为如何?只要我们的欲望得到满足，其他的就不必顾虑了。
在场诸公，没有人吱声。只有令尹蓬启强开口说：“行啊，只要有防备，为什么不行?羞辱一个普通人还不能不有所防范，何况侮辱一个国家?”(《左，昭5年》)他从朝聘享宴的礼制讲到同晋国的三次战争胜负的原因，归结到晋能常备不懈，而楚则无能为力，不得不向晋侯求亲以促进友好。如今已经联姻了，又要加以羞辱，从而毒化两国关系，即使有所防备，这样做好吗?
蓬启强接着说，晋侯对君王，可以说是够好的了。君王要会合诸侯，他帮助号召。君王向人家求婚，他以爱女为嫁，亲自送到境外，由上卿和上大夫陪同至楚。对此还想加以侮辱，后果如何，君王想必已有充分准备，不然，行吗?
至于韩起和叔向两人，也不是可以随意欺负的。蓬启强进一步指出，韩起手下有三军将佐五人，与韩起号称六卿；羊舌肿之下八人，也都是诸侯敬重的出类拔萃之辈。韩氏族人各赋一邑，食赋七县，每县拥有兵车百乘，其私家势力之大可知。羊舌氏兄弟四人，食赋二县，都是强盛之家。晋国如果失去了韩起和羊舌肿，赵成以下五卿和祁午以下八大夫必将群起帮助他们两人纠集十家九县之众，出动兵车九百，其余四十县还有兵车四千，“奋其武怒，以报其大耻”，谁也抵挡不住。君王决心将亲善变成怨恨，违背礼仪激怒敌人。自己又毫无准备，叫我们群臣都束手就擒，好让君王个人出气，有什么不可以呢!
一席话说得楚灵目瞪口呆，承认自己一时冲昏了头脑，险些犯了大错。他很好地接待了晋使，完成了婚礼。楚灵还试了试叔向的才智，才心悦诚服。
点评：
对于骄横之人，不能直接对其言明骄横之弊而应从侧面敲击不骄横的好处，进而由此及彼，联系到骄横之弊，骄横之人便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接受现实了。
7.以退为进得专宠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中历十二月，唐玄宗最宠爱的武惠妃病死，玄宗觉得“六宫粉黛无颜色”，便命令宦官高力士出使江南，搜访美女，高力士走遍江南一无所获，直至辗转来到闽中莆田县(今福建莆田县)，才遇上一个称心的。高力土忙将她带回长安。
这个美女叫江采苹，长得丰神楚楚，秀骨姗姗，而且能歌善舞，能诗善赋。玄宗见后，感到十分满意。他得知江采苹生性喜爱梅花，便把她的房馆署名“梅亭”，又戏称她为“梅妃”，言下之意，他日正式册封，当列为一品夫人。
不料有一次因为一件小事，玄宗对梅妃生起气来，一连好几天不大痛快。一味巴结玄宗的驸马杨洄见了，就劝玄宗出游温泉宫，自己伴驾而行。半路上，他对玄宗说：“寿王妃之美，绝世无双，陛下或许会称心呢。”唐玄宗本是好色之徒，这时又要与梅妃赌一口气，所以也顾不得此人正是自己的儿媳了，马上叫高力士到寿王府传达圣旨，召开妃杨氏到温泉宫。
王妃杨氏小名玉环，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父亲杨玄琰曾任蜀州司户(主管户籍的小官)。父亲死后，杨玉环由叔父杨玄珪抚养。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杨玉环16岁时，寿王李瑁(玄宗与武惠妃生的儿子)纳她为妃。
听高力士宣旨后，李瑁还不知是怎么回事，但父皇之命岂敢有违，马上叫杨玉环出来，随高力土去温泉宫。
杨玉环到时，玄宗已等得心焦，见她轻移莲步，趋至座前，款款深深地拜将下去，马上赐她平身，令官婢将她扶起。此时已是黄昏，宫中烛影摇红，阶下月光映采，玄宗就在灯月下，细细打量杨玉环。只见她肌态丰艳、骨肉亭匀，果然倾国倾城。当下设席接风，令她侍宴。
杨玉环是初次得觐天颜，怎敢怠慢，谢过皇恩，就在玄宗身旁坐下。玄宗让高力士拿来玉笛，要她吹奏助兴。殿内顿时清音环绕，逸韵不绝。玄宗又把自己创作的《霓裳羽衣曲》抄录下来，要她演唱。杨玉环只看了一遍，便心领神会地依曲唱起，并且字字清楚，声声动人，玄宗禁不住连声叫好。
酒宴之后，玄宗拿出许多金钗钿盒，作为定情礼物，赐给杨玉环，第二天便把她带进皇宫。杨玉环特别善于揣摩玄宗的旨意，喜得玄宗不可名状，常对宫中人说：“朕得杨妃，如得至宝，这是朕生平第一快事呢。”
梅妃见玄宗得了杨玉环，便渐渐地疏远自己，心中自然不快；杨玉环见梅妃容貌出众，玄宗还在眷念，更是炉火中烧。于是二人你嘲梅瘦，我诮环肥，后来竟发展到避路而行，势不两立。
要论才貌，梅妃并不在玉环之下，但比起精明狡黠，玉环则远在梅妃之上，结果当然是梅输杨赢。天宝四年中历八月王寅(745年9月17日)，杨玉环得以册立为贵妃，礼遇实同皇后。梅妃却被迁往一般妃嫔居住的上阳宫。此后，杨贵妃对玄宗严加监视，定要把“三千宠爱”集于一身。
第二年夏天，玄宗偶尔来到梅馆，见落红无踪，梅枝憔悴，不禁想起梅妃，便命高力士牵着小马到上阳宫宣召梅妃。
不一会儿梅妃到来。玄宗见她面庞清瘦、腰围减损，早已动了惜玉怜香的念头。梅妃下拜时，玄宗亲自扶起，问她为何消瘦了许多。梅妃回答：“自迁入上阳宫后，难睹天颜。回想起当年的好景，感慨万千，怎能不消瘦呢?”玄宗听了心中更加怜爱，便好言劝慰：“虽是消瘦，却越见清雅了。”梅妃又答道：“怕还是肥一些好啊!”玄宗只得尴尬地笑了笑，说：“各有各的好处。”随后，忙命宫女进酒，与梅妃同饮。两人追叙旧情，不知不觉已到深夜，便进房就寝。
第二天一早，玄宗被一阵急促的打门声惊起，不禁怒气冲天地问：“何人敢来胡闹?”话音未绝，外面已传来贵妃娇滴滴的声音：“天光早明，皇上为何尚未视朝?”玄宗一听，顿时转怒为惊，披衣急起，还将梅妃一把抱起，藏到帘后，然后转身开门。
杨贵妃进屋一看，一双绣鞋还在床下，顿时又吵又闹，并声称“妾情愿退出宫外，让梅精在此专宠。”玄宗再三劝慰，可杨贵妃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后，惹得玄宗也发起火来，让高力士把她送到堂兄杨镭家中。
杨贵妃一走，玄宗很不是滋味，整天呆坐宫中发闷气。太监、宫女在一旁服侍，并没有什么过失，可他就是不称心，动不动就把他们毒打一顿。高力士服侍玄宗多年，当然明白玄宗的心思，到夜间就找个机会劝玄宗把杨贵妃接回宫中。杨贵妃这一退一进之后，更加骄横，“玄宗凡有游幸，贵妃无不随侍”。
再说梅妃白天宝五年召幸一次之后，几度花开花落都无缘一睹天颜，整日独处宫中，郁郁不欢。天宝九年(750年)中历二月，她写了一篇《楼东赋》，请高力士转呈玄宗，指望它能像司马相如的《长门赋》一样，使自己再得宠幸。
然而，这事又让杨贵妃知道了。她又演起以退为进的闹剧，在玄宗身旁不停地唠叨：“陛下若不忘旧情，何不把她再次召入，我情愿让出。”玄宗先是忍气吞声地不与理睬，可杨贵妃始终不肯让步，一连几天，冷言冷语地用话刺他。一天，玄宗忍不住了，高声吼道：“难道朕真的不敢撵你么?”杨贵妃一听更是大哭大闹，不停地嚷道：“要撵就撵、要撵就撵……”玄宗不得不派人把她送到杨国忠(杨贵妃的另一个堂兄)家中。
杨国忠见杨贵妃又被逐出，大吃一惊，忙托人入宫劝说：“妇人智识不远，有忤圣情，然贵妃久承恩顾，何惜宫中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于外哉!”(《旧唐书·后妃传》)玄宗听了有些动情，就派宦官张韬光把宫中御馔给杨贵妃送去。杨贵妃见张韬光后，哭着托他转告玄宗：“妾忤圣颜，罪当万死。衣服之外，皆圣恩所赐，无可遗留，然发肤是父母所有”。说完拿起剪刀截发一缕，递给张韬光。
玄宗见了一绺青丝，更是牵动旧情，忙命令高力士去把贵妃召回。从此，唐玄宗再不敢越雷池一步；杨贵妃遂得专宠，梅妃则始终在上阳宫中寂寞度日。《楼东赋》几乎已消失在玄宗的记忆之中。
直到十多年后，杨贵妃早已死去，安史之乱基本平定，在寂寞中聊度残年的太上皇才重新想起梅妃，经一番查寻后得知，她已死于乱军之中。
点评：
暂时的后退是为了将来的前进，忍一时之辱，待机而起，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这无疑是封建时代千千万万妃嫔们争相追逐的目标。然而，得以成功者却寥若晨星，因为这不仅需要倾国倾城之貌，能歌善舞之才，而且还需要张良、陈平般的谋略。玄宗天宝年间江采苹与杨玉环之间的斗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8.忠勤能相房玄龄
房玄龄做了近二十年的太平宰相，是一位至忠至勤的能相，其善始善终，尤为难得。
房玄龄生地北周武帝建德八年(579年)，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曾祖和祖父都曾在北魏和北齐为官，父亲房彦谦，是当时的著名学者，与朝野之间的才俊多有交往，他虽长期在隋朝做官，但以他的政治敏感觉察到隋必定长久不了，就想辞官不做。在任上他曾积极地为民众谋福利，深受当地群众的爱戴。
房玄龄出身于这样的家庭，自小耳濡目染，受到了这样气氛的长期熏陶，逐渐确定了治国安民、造福民众的志向，也培养了他的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还是在隋文帝时期，大多数人都称颂隋朝的功德，房玄龄却看出了其中潜藏的危机。他说：“隋朝本是篡夺了人家的权位，对百姓并没有建立什么功德，并未扎根人心的深处，只不过一味欺骗百姓而已。现在兄弟之间又互相争夺皇位，贵族们竟相享乐，又在内部互相勾心斗角，甚至骨肉相残。这样的王朝，其灭亡是跷足可待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房玄龄的看法是极有预见性的。
房玄龄的个人品德也极为人们所称赞。他是一位孝子，就是对继母也是至孝。继母病了，他请医抓药，每当医生过门，他都哭泣着垂手侍立；继母死了，他居然因伤心而不能尽食，以至骨瘦如柴。对父亲就不用说了，他的父亲卧病一百多天，俗语说，“床前百日无孝子”，房玄龄却能始终如一，在服侍父亲的时候，从未脱衣睡过觉，都是合衣而卧，其尽心尽意，是可以想见的。房玄龄的这种个人品德，对他日后有大的成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时，隋朝的吏部侍郎(专管选拔调整官吏的人事工作)高孝基就评论说：“我见过的年轻人多了，从未见过象他这样的人，房玄龄将来一定会成为了不起的人。”
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之时，房玄龄正任隋朝的隰城(在今山西汾阳)尉。李渊派其子李世民(后来的唐太宗)带兵去平定渭水以北地区，房玄龄经过分析比较，认为隋朝灭亡只是迟早的事，而在诸支起义军中，唯有李唐政权深明大义，极得民心，又能礼贤下士，将来必定能据有天下，于是，他就毅然抛弃了隋朝的官位，投奔了李世民。当时，李世民距他有八百里之遥，他“杖策谒于军门”，拜见了李世民。一谈之下，大为投机，李世民即委以渭北道行台记室参军的重要职务，把他当作重要谋士看待。从此，李世民与房玄龄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中，两人密切合作，使李世民成为一代明君，房玄龄也成为一代名相。
房玄龄跟李世民一起参加了许多次战斗，在平定隋朝大将、也是一员极富战斗力的骁将王世充的战斗中，，房玄龄积极出谋划策，为取得这场关键性战役的胜利立下了功勋。在战斗的间隙，房玄龄陪同李世民去拜见一个叫王远知的道士，据说这王远知道行高深，能上知一千年，下知五百年，是一位高人隐士。他们化装成普通人，“微服”私访，那王知远却一看即知，告诉李世民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从这以后，房玄龄更加尽心尽力地辅佐李世民，坚定了他追随李世民，辅其为天下英主的意愿。
李世民因赫赫战功而被封为秦王，又官居唐朝特设的“天策上将”，势力很大。李世民还极其善于招揽人才，在秦王府中就有所谓的“十八学士”，房玄龄、杜如晦多谋善断，陆德明、孔颖达精通经学，姚思廉擅长文史，虞世南以书法名世，其余十数人也是当时的人杰才俊。在这“十八学士”当中，房玄龄据其首。在秦王府的十多年中，为秦王李世民招致人才，是房玄龄的重要任务之一。
《旧唐书·杜如晦传》记载，起初，杜如晦做李世民的兵曹参军，其职责是帮助训练士兵，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位。后来，秦王府中的人派往各地的越来越多，杜如晦也要被调到外地去。房玄龄听说了，赶忙跑去对李世民说：“王府中的英俊才杰被调出的越来越多了，别的人我都不觉得可惜，只有杜如晦不能调走，他是个其智能识大局，其才可安天下的人才，您如果还想经营四方，取得天下的话，非此人不可。”
李世民听了以后，十分感激地说：“如果不是您提醒我，我差点失去了这个人才。”李世民立即撤销了调令，重用杜如晦。以后以多年的实践证明，房玄龄的认识是正确的，杜如晦在评断大事上，极有见地，以致有了“房谋杜断”这一说法，意思是说房玄龄善建嘉谋、杜如晦能正确决断。二人密切配合，为唐代的安定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随李世民的东征西战中，房玄龄每到一处，十分注意搜集当地的民情习俗及前代的文献资料，为他以后制订决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平定各地的起义军以后，房玄龄被李世民封为临淄侯，升任为秦王府记室，掌管一切军政文书，有许多文件需要他亲自起草，他才思敏捷，文辞优美，气度恢宏，史书上称他“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每军事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瞻，初无稿草。”
后来，太子李建成在唐高祖李渊的支持下与齐王李元吉联合，共同迫害秦王李世民，企图除掉他，以免将来生乱。一次，李建成请李世民赴宴，于酒中置毒，李世民饮后腹中暴痛，被送回家里，呕血数升才保住了性命。还有一次，李建成借陪父皇打猎的名义，特意为李世民准备了一匹烈马，等到李世民骑马追逐一头麇鹿时，烈马狂性发作，把李世民甩出了一丈多远，差点摔死。后来，李建成又与李元吉密谋，准备在替李元吉出征饯行的宴会上杀死李世民。兄弟相残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房玄龄极力主张当断则断，先下手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在房玄龄等人的极力促成下，李世民在秦王府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在玄武门埋伏兵马，趁李建成上朝之机杀死他。在“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不久又当了皇帝。
李世民当了皇帝后，曾经论功行赏，史书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兹摘译如下：
九月二十四日，皇上亲自确定了长孙元忌等人的爵位、封邑，叫陈叔达在殿下唱名宣示给大家，并且说：“我叙定你们的功赏，可能有不恰当的，应该各自谈谈。”当时，诸将争功，乱哄哄地闹个不停。淮安王李神通(李世民的叔父)说：“臣我在关西举兵，首先响应起义的大旗。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专靠耍笔杆子，功劳在我上面，我心里不服气。”皇上说：“叔父虽然首先响应起义举兵，大概也是为了免祸。后来，窦建德吞并山东时，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度叛乱来攻，叔父又被打得望风而逃。而房玄龄等人如同张良一样运筹帷幄，坐在那里就安定了社稷，论功行赏，本来该在叔父的前面。叔父是国家至近的亲人，对于您，我还有什么可以吝啬的呢?只是不能凭私情而随便封赏罢了。”诸将这才说：“皇上真是公道极了，即便是对淮安王，也没有私心，我们难道还敢不安分吗?”于是都心悦诚服。
630年，即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以后的第四年，房玄龄被提升为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在任相职期间，房玄龄可谓至忠至勤，而且成绩卓著，堪称能相。史书上这样称赞他：“任总百司(总管政府中的各个衙门)，虔恭夙夜(日日夜夜地谨慎虔诚地处理各类问题)，尽力竭节，不欲一物失所(不让一件事办不妥当)。”
在选拔人才方面，房玄龄十分谨慎。唐太宗曾经说过：“选用官吏是一件不可掉以轻心的事，用一君子，则许多君子就会慕名而来；若用一小人，许多小人也就会钻营而来。”在这一点上，房玄龄对唐太宗极其赞赏。他知人善任，常向太宗推荐合适的人才，委以重任。太宗的太子李治的府中有一位太子右卫率(主管太子的保卫)，名叫李大亮，房玄龄很看重他，说他为人耿直，有西汉忠臣王陵、周勃的气节，可以委以重任。不久，李大亮就被任命为房玄龄的副手。房玄龄在用人方面，既不拘一格，又不求全责备，能够扬其长而避其短。但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他也宁缺勿滥，决不做滥竽充数之举。如管理财政申报开支的部门，很长时间没有人选，但房玄龄认为这个部门关系到“天下利害”，是“民力所系”的地方，“宁虚其位，而不以与人”。他这样做，有时会招致别人说闲话，评论他在授权方面十分吝啬。但他为了国家的利益，对于个人的声誉，从不计较。
对于朝廷上的一些烦事，他几乎事无巨细，一概过问，不仅定期审查吏治、司治的得失优劣，甚至连宫室的营选、武库里的存储数目，他都要一一过问。史书说他“事无巨细，咸当留意”，其认真负责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在对李世民的进谏方面，他也做得很突出，虽未能象魏征那样屡屡犯颜直谏，也能坦陈己意。其实，魏征对他也是很佩服的，魏征曾经说过，在事必躬亲、言无不尽方面，自己不如房玄龄。一次，唐太宗忽然问周围的大臣说：自古以来，草创开国的皇帝，把皇位传给了子孙，多出败乱的原因何在呢?房玄龄直言不讳地说：那都是因为皇上宠爱子孙，而子孙生长深宫，自幼享惯富贵，不识人间情伪，不懂国家安危，不能磨练才干的缘故。
唐太宗也有过不少荒唐之举，如对高丽发动战争，不仅给高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本国人民带来惨重的损失，在多年的战争中，仅战马一项，损失了十之七八，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又要侵犯高丽，当时房玄龄已重病卧床，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给太宗上书，并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不安静，各得其所，唯有东征高丽，必会成为国家的大患。我虽不久人世，但知而不言，也会衔恨入土，死不暝目。”太宗览表以后，十分感动地说：“此人危笃至此，尚能忧我国家，实在是难得啊!”
房玄龄心地一片赤诚，为人胸怀宽广，善于团结同僚，容易与人共事，并且注意发挥别人的长处。如经他推荐的杜如晦，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史书上称他，“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房玄龄就注意发挥他善于决断的长处，每和太宗有所谋划，都要等杜如晦前来定断，用房玄龄的话来说，就是“非如晦莫能筹之”，而杜如晦的很多看法，往往与房玄龄不谋而合。“房谋杜断”，相得益彰，他们两人的密切工作，与勾心斗角的官场习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成为流传不绝的佳话。
房玄龄自幼就爱总结前朝灭亡的教训，因而在任相职期间，他主持编篡了对各类图书的搜集整理，以及(晋书)以下至隋的六朝史的编写。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唐太宗问房玄龄道：“为什么历史上修的本朝国史，都不让皇帝本人亲眼见到呢?我想看看你主持修的国史，不知是否可以。”房玄龄说：“国史应据实而写，这样就必定会写到皇帝不好的地方，有时还会加以抨击，理当不让皇帝亲眼看到。”唐太宗反复解释，说要看国史并无他意，只是为了鉴戒自己，房玄龄这才同意让他看。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病危，太宗不断派人看望，并亲去探望，于房玄龄临死前与他握手叙别。房玄龄死时，“太宗对之流涕”，足见君臣感情之深。
点评：
人言官场险恶，官场如战场，其实并不尽然，其主要条件应看处于什么样的朝代，得遇什么样的君主，更主要的还是自己的态度。以曹操之“奸”，尚有许多人忠诚于他，尚有许多人在他手下得以善始善终，何况奉事别的君主呢?由此看来，官场机诈，宦海“三忌”，都是存在的，但也不是绝对无法避免的，至于如何避免，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太平天子易做，太平宰相难当，概因伴君如伴虎也。但房玄龄稳稳地当了二十年的太平宰相，且身后哀荣无限，这也算是中国仕宦史上很少见的情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