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儒家和道家是深刻影响中国几千年思想的主流文化。儒家的中庸和道家的无为思想在中国历史中作为统汉术和权谋中的一部分，对于昭示历史中的进退规则意义深远。
二者的核心是不可过刚、不可过柔，儒家主张“允执其中”，刚柔相济，貌示柔弱，内实刚强；道家主张“无为而无不为”，两仇分歧利而弱者胜，柔弱胜刚强。这种思想为古代的政治家所吸收，演变成贵柔尚宽，柔能接物，宽能得众，使其能在人主的强暴和奸臣的谗言下得以保全自身，“无往而不胜，”而不会出现功高震主，落得身首异处。
1.善始善终，萧何保身有术
萧何是辅佐汉高祖刘邦打天下、治天下的主要谋臣。但刘邦是个工于心计而又多疑的人，他一方面对部下加以重用，另一方面又严加防范。汉初的许多功臣，如韩信、英布、彭越等人，都以谋反罪被杀，唯独萧何、曹参等不多的几个能长保禄位，善始善终，成为名扬千古的一代名臣。萧何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兢兢业业。萧何从刘邦沛县起兵开始，就一直追随刘邦，为之出谋划策。刘邦任汉王时，他在蜀中负责征收赋税，安定百姓，供应军粮。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时，他在关中负责兵力物力的补充给养事宜，从而保证了刘邦的兵员和后勤供应，为最后战胜项羽立下了大功。刘邦在总结诸将功劳时，将别人都称为“功狗”，唯独称萧何为“功人”，足见对他评价之高。汉朝建立后，又协助汉高祖治理天下，为汉朝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又“悉以家私财佐军”，支持刘邦消灭异姓王，为巩固新生的汉朝竭尽全力。
二是激流勇退。萧何尽管是建汉的第一功臣，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不向刘邦伸手要这要那、讨价还价。针对刘邦多疑的特点，他往往主动采取行动，以消除对方的疑虑。如在楚汉相争时，刘邦让萧何主持关中事务，但总不放心，多次派使者去慰问萧何，实际上是在观察他的动静。萧何明白了对方的意图，便将自己的兄弟子孙都送往前线，让他们在军中效力，实际上是送给刘邦当人质。刘邦对他的这一举动很满意，不仅嘉奖他忠诚可靠，而还解除了对他的怀疑。又如刘邦在平定异姓王陈豨叛乱时，萧何与吕后定计杀了韩信，高祖派人将萧何由丞相进为相国，加封邑五千户，另派五百人为相国的卫土。萧何知道高祖怀疑自己，就谦让不受，还将家财都拿出来支援前线作战，高祖果然十分高兴。再如刘邦亲自率兵去平定异姓王英布的叛乱，又屡次派人回京问“相国何为”，明显地表示现对出萧何的不放心。萧何非常冷静地对待这个问题，一方面悉以家财助军，另一方面又故意多买田地或强买百姓田宅以自污，表白自己不想收买人心，胸无大志。刘邦回朝后，虽然将他逮捕入狱，痛加责备，但在政治上却对他大为放心。因此，刘邦和萧何的君臣关系始终处理得很好，一直到老死为止。
点评：
“惟德动夫,惟宽容众”。与君主相处要识大局，顾大体，不为小事小利缠绕，屈伸适度，退进自如。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2.圆融处世，位极人臣不遭疑
“徐茂功”确有其人，但在正史中，他是初唐的开国元帅。本姓徐，名世勣，字懋功。投唐后赐姓李，李世民死后为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去掉“世”字而单名勣，故正史中名为李勣。
李勣原本瓦岗义军魏公李密手下将领，他投唐未见唐高祖李渊之时，就给了李渊一个极好的印象。
唐武德元年(618年)，李密被王世充用计打败，李密投降了大唐，其原有土地部众掌握在李勣手中。后来李勣决计也归降李唐，但自己没有向李唐献出土地和士众，而是转让给李密献给李唐。他对派往长安的使者说：“人众土宇，皆魏公有也。吾欲献之，是利主之败为己功，吾所羞也。”
使者到长安，李渊听说李勣无降表上奉，只有给李密的信，感到奇怪。使者说明李勣让李密出面献土地人口名册的本意，李渊叹服道：李勣不背旧主，不妄邀功赏，真是忠纯之臣。于是赐徐世勣姓李，将征讨平定虎牢关以东的重任交给了李勣。
李勣降唐后多立功劳，官职也不断升迁。到唐太宗李世民晚年，他的爵位为“公”，官职为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
李勣追随唐太宗多年，唐太宗对李勣恩宠有加，称他为国家的长城，他有病服药需胡须，李世民竟亲自剪自己的胡须为他和药。
当然，李世民深知李勣的才能，李勣也深知李世民的为人。
李世民临死，对李勣做了一次考验。李勣的表现将决定自己的生死。
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99年)四月，李世民又一次行幸翠微宫(唐贞观二十一年在原太和宫基础上重行修建的离宫，地点在终南山)，患了痢疾。
五月戊午(99年6月29日)，在翠微宫病重的李世民忽然下了一道诏书，命李勣离京去做迭州都督。迭州是北周时才开拓出的一个郡，因那里群山重叠而名迭州，治所在今甘肃迭部县境，离长安一千三百多里。
李世民突然将宠臣李勣派往这样远恶之地，真正的用心是考验一下李勣。
他对随侍的太子李治明白交代了真正目的：“李世勣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
李勣站到了唐太宗暗中安排的岔路口上：马上赴任，将来可做职位隆重的从二品官尚书仆射；徘徊观望，说明他心地不纯正，在帝位更迭时心怀叵测，这样的人不能留给年轻的皇帝，临死的唐太宗就要杀掉他。
李勣窥破了李世民的这种以机数待他的用心，接到诏命后，没有回长安家中，而是径直离开翠微宫就前往迭州赴任。
唐高宗即位后，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李勣连连升官，最后终于升到尚书左仆射。
李勣凭自己的智术识破了李世民临终对他的考验，化险为夷。
三年以后，到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李勣位至司空，正一品，即官阶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
到永徽六年(655年)，李勣的仕途又面临一次考验。
唐高宗李治迷恋其父的“才人”武媚娘，即后来的女皇武则天。将已出家为尼的武则天迎回宫中，拜为昭仪，到这时又要废掉王皇后而拜武氏为皇后。
按当时的道德标准，唐高宗这种做法近乎荒唐。而顾命托孤重臣长孙无忌、褚遂良和侍中于志宁、司空李勣是唐高宗此举不可逾越的障碍。
长孙无忌也是李唐的开国元帅，是唐高宗李治的亲舅舅，这时已官居太尉。他对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持坚决反对的态度。
为此事，唐高宗和武则天先是亲到长孙无忌家，当面封长孙无忌宠姬所生的三个庶出儿子为朝散大夫(文散官，从五品下)，并无端赏赐他金宝缯锦十车，请求长孙无忌同意，长孙无忌仍固执己见。
接着唐高宗和武则天分别派出亲信朝臣，武则天还让自己母亲亲到长孙无忌家中，多次游说请求，长孙无忌还是不答应。
这时，武则天已在朝廷安排下爪牙许敬宗、崔玄义、袁公瑜等人，这些人或为立武则天为皇后大造舆论，或专门刺探消息，诬陷斥逐那些对废立皇后之事持反对意见的人。武则天本人又用计陷害王皇后，王皇后已背上了害死武则天生女并用巫蛊之术谋害皇帝的黑锅，李治已下了废立皇后的决心。
所以，从朝廷整个形势上看，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已成不可逆转之局，长孙无忌等人再反对已是螳臂挡车。
永徽六年九月的一天，退朝后唐高宗李治召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勣、于志宁入内殿。
四人情知还是要谈废立皇后的事。
褚遂良表示自己出头力谏，宁可自己被杀，也不能让长孙无忌和李勣被杀，因为那样会被后世认为皇帝昏庸杀了亲舅舅和大功臣。
李勣在这关键时刻却借口有病躲开了。
当天因褚遂良、长孙无忌仍坚持反对意见，废立皇后之事议而未决；第二天，又议及此事，褚遂良表示宁肯不做官也反对皇上这样做，李治大怒，命人将哭拜在地的褚遂良拉出去，武则天则在帘后大声说：怎么不扑杀这个老东西!
其他朝臣或面谏，或上奏章谏阻此事，唐高宗铁了心，一概不听。
几天后，一次李勣入朝，李治问他道：“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
李勤既不表赞同，也不明白表示同意，把球又踢给了唐高宗李治：“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
李勤的这句话，在后世有很大影响。后来权臣往往学说此语以避免正面回答皇帝欲废立皇后太子的难题。
李勣的这两句答话，实际上是表示了自己的同意态度，促使李治最后下定决心。
于是，在将褚遂良贬为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都督后，十月己酉(655年11月16日)，唐高宗李治下诏废掉了王皇后，五天后正式立武则天为皇后。
李勣被任命为册后礼使，亲手将立后册书交给武则天。
此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的人，都先后被武则天害死。
李勣则一直位极人臣，寿终正寝。
点评：
后人对李勣在立武则天的态度问题上多持贬议。但抛开传统的“忠”、“奸”理论，只就当时的形势和李勣仕途命运的角度看，不能不说李勤此举是精明的。在官场，对周围的情势有独到的见解，并且付诸实施，坚持自己的原则，才能逢凶化吉。
3.忠纯伴君不遭疑
唐德宗建中二年六月辛丑(781年7月9日)，唐汾阳忠武王郭子仪死去。史家对他盖棺之论云：“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终”。
安史之乱爆发后，郭子仪率领朔方军(驻今陕西靖边县境)从北线进攻安禄山，此后累立军功，先后以功进位司空，代国公、中书令、汾阳郡王，唐德宗即位后号为“尚父”，进位太尉、中书令。唐肃宗李亨曾对他说过“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意思是，李唐的天下是因郭子仪之功失而复得的。
古往今来，功高震王而被奸臣谗陷、被人主疑忌不得善终者不可胜数。但郭子仪以塞天地、造乾坤之功立身朝堂二十多年，位极人臣，安享穷奢极欲之福寿，同僚不嫉妒不诋毁；肃宗、代宗、德宗三个皇帝更迭，却没有一个皇帝疑忌他。
人们对他不嫉不非，与他待人宽和诚实有关。
这里只分析他“功盖天下而主不疑”。
要使皇上不疑忌，首先必须自己忠纯于皇上。
郭子仪对李唐的忠纯有几个典型事例。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底，唐代宗因郭子仪功高，要给他加“尚书令”的头衔。这“尚书令”是无比显贵的官衔。唐时中央机关有“三省六部”，其中尚书省统领百官，其首脑为“尚书令”。唐太宗李世民未做皇帝前曾做过此官，此后此官一直空缺，直到唐代宗儿子雍王李适立为太子之前，因曾立有大功，才一度加此头衔。
面对这无比的荣耀，郭子仪却诚恳固辞道：“太宗尝践此官，故累圣旷不置员，皇太子为雍王，定关东，乃得授。渠可猥私老臣，隳大典?且用兵以来，僭赏者多，至身兼数官，冒进亡耻。今凶丑略平，乃作法审官之时，宜从老臣始。”(《新唐书‘郭子仪传》)因郭子仪坚辞，唐代宗只好作罢。不用说，郭子仪这种谦恭识大体的做法，使唐代宗衷心赞许。
郭子仪的忠纯还表现在他被人谮毁时从不萌丝毫怨望并绝对服从皇帝的调遣。引《旧唐书》本传上说，“前后遭罹幸臣程元振、鱼朝恩谮毁百端，时方握强兵，或方临戎敌，诏命征之，未尝不即日应召，故谗谤不能行”。
这里所说的“诏命征之”，是皇帝对权臣特别是拥兵的权臣常用的一种考验手段，就是看那拥兵在外的权臣是否能丢下部队亲自立即奔赴皇帝这里。如心中有鬼，就会不离兵营帅府拒不赴召。但郭子仪表现得坦**无私，一见召他觐见的诏书，立即放下自己做的事，马上去见皇上。这样时间长了，次数多了，皇上自然就不疑忌他了。那些挑拨构陷的谗言也就失去作用了。
还有一次，时间是唐代宗大历十年(775年)，郭子仪曾奏请朝廷任命一个人做县官，朝廷没有答复。僚佐们互相议论说：“凭郭老令公的功勋德行，奏请一个属吏做个县官上面都不答应，宰相怎么这样不晓事?”这里明指宰相，实际上也是说皇上做得不对。
郭子仪听到后，不是附和僚佐，也不是简单地怒斥僚佐，而是要僚佐们祝贺自己，他说：自从安史之乱以来，藩镇武将不少人拥兵胁迫朝廷，凡所请求，朝廷无不委曲同意。这不是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朝廷疑忌他们又暂时无可奈何他们的一种应付措施。而现在我请求的事，皇上认为不应该那么办就不表示同意，这正是说明皇上没有把我当成拥兵要挟朝廷的一般武将，是对我亲厚信任的表现。“诸君可贺矣，又何怪焉?”
郭子仪的这番话不但说服了自己的僚佐们，也表现出他对皇帝的赤诚。
还有一次，唐代宗大历四年(769年)正月，郭子仪入朝，宦官头目鱼朝恩迎接郭子仪并请他顺路漫游他自己建造的章敬寺。无非是想炫耀一下自己建寺之功，朝廷中另一权臣无载唯恐鱼朝恩和郭子仪乘此机会相勾结谋不利于自己，便悄悄派人请郭子仪的属官转告郭子仪说，鱼朝恩可能要在寺中谋害郭子仪。郭子仪不相信，那个属官出于对主人的忠诚，告诉了郭子仪手下众将，武将们要求派三百人内穿铠甲保护郭子仪，郭子仪正义凛然地说道：“我是国家的重臣，鱼朝恩如果没有皇上的命令，怎么敢害我?如果他有皇帝的命令，你们披甲执刀保护我又有什么用，难道你们要违抗圣旨吗?”于是只带几个家僮前往。
鱼朝恩见郭子仪随行人员特少，很是惊奇，郭子仪将事情如实说出，并且说，恐怕带的人多您要杀我太费事。鱼朝恩感动得涕泪交流，握着郭子仪的手说：您若不是忠纯长者，能不起疑心吗?
从这件事上也可看出，如果皇帝要杀郭子仪，郭子仪是不会反抗的。这在当时的社会里，是一种忠臣的品格标准。
在皇帝面前，郭子仪不但屡次谦恭辞去官爵，还总是表现得毕恭毕敬，诚惶诚恐，从不敢居功自傲。
郭子仪的第六个儿子郭暧娶唐代宗的第四个女儿升平公主为妻。大约在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二月，小夫妻吵嘴，可能是升平公主言语之中说自己是公主，出身高贵，郭暧气怒之下说：“汝倚乃父为天子耶?我父薄天子不为?”意思是说，你仗恃你爸爸是皇上吗?我爸爸不稀罕做皇上!
这种“比父亲”的吵嘴，在当时社会里，郭暧的话实际上犯了对皇上“不敬”的大罪。当时升平公主一气之下坐车跑到宫中告诉了唐代宗。唐代宗倒是明白事理，安抚公主道：“此非汝所知。彼诚如是，使彼欲为天子，天下岂汝家所有耶?”意思是，这件事你是不明白的，他说得确实对。如果他们想做皇上，天下早就不是我们家的了。当下劝公主回到郭家去。
郭子仪知道了这件事，马上认真起来，将郭暧囚禁，押到朝堂待罪，唐代宗说了一句名言：“鄙谚有之：‘不痴不聋，不做家翁。’儿女子闺房之言，何足听也!”郭子仪见皇上不肯处治郭暧，回府后自己将郭暧杖罚数十。这件事表现出唐代宗对郭子仪的深信不疑和宽容大度，也可看出郭子仪对皇帝的忠纯。
正是因为如此忠纯，郭子仪才不遭主疑，终生安稳地位极人臣，且荫及子孙。
点评：
封建君主最担心的就是功勋显赫的权臣。若要在历史上留得名声权臣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以诚相待，忠纯待君，只有这样才能不招人疑，才会给自己带来好处。
4.应而不为，谢安拖死桓温
在封建官场中，经常会遇到一些非常棘手的情况。有的事本不该办，但又不允许严辞拒绝，拒绝则速招祸。如马上去办，则又不利国家社稷，也损害自己的名节。这时只好采用应而不办的拖延策略。谢安、王坦之在对待桓温无理请求时用的即是此术。
桓温字元之，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西北)人，是晋明帝司马绍的女婿。他素有雄才大略，曾任安西将军、荆州刺史、都督荆、梁等四州诸军事之职。永和三年(公元437年)率军入蜀，灭成汉政权，声威大震，进位为征西大将军。永和十年(公元354年)统兵出关中进攻前秦，并于两年后收复洛阳。其后又曾北伐前燕，大败而归。但桓温由于三次北伐，已经牢牢控制了兵权。政局不稳之时，谁控制武装力量谁便可主宰一切。于是他专权擅政，左右朝纲，为显示自己的实力，竟于太和六年十一月己酉日(公元372年1月8日)将皇帝废掉，可见其威势到何等程度。原皇帝叫司马奕，本无大过，桓温为显威权，以其有阳瘘之病没有生育能力这种无从证实的床头隐秘之罪将其废去，是为海西公，前后做了六年的皇帝。桓温从本月癸卯(公历1月2日)之日始从姑孰(今安徽当涂)返京师，于丁末日(公历1月6日)到建康上疏褚太后请废帝，至己酉(公历1月8日)即废去一帝，前后才用一周时间。群臣唯唯诺诺，连大气都不敢出。
废帝之后，桓温更加趾高气扬，对文武公卿颐指气使，谁也不敢稍有异辞。桓温紧紧控制兵权，擅权如故。
两年之后。宁康元年(公元373年)二月，桓温带全副武装的卫队入朝。孝武帝司马昌明传旨让吏部尚书谢安、侍中王坦之到新亭(今江苏江宁县南)去迎接。当时人心惶惶，有的传言说桓温此次入京是要诛杀王谢诸大臣，然后篡晋自立。王坦之非常害怕，谢安却从容镇定。神色泰然地说：“晋祚存亡，决于此行。”于是二人带领文武百官前去迎接。
桓温到达新亭，百官跪拜道旁。桓温盛陈兵卫，刀枪剑戟交相辉映，武士们个个精神抖擞，如临大敌。桓温先命众官免礼，然后步入新亭，召见百官。当时，稍有名望的人都胆战心惊，王坦之后脊梁的汗已沾湿内衣，进见时把手版都拿倒了(古代够级别的官员上朝或参加重要会议时都拿着手版，版的头上还有一裹着紫皮的白笔。此版可用来记录，也叫笏。)王坦之连笏都颠倒，真够出洋相的了。只有谢安神泰自若，入席而坐。桓温先见众人的惶恐神态，更觉气盛，越发目中无人了。但见谢安举措有礼有节，暗自吃惊，忙以礼相见。谢安进室时已用眼睛的余光发现桓温室外左右壁中都有人影，便不卑不亢地问桓温说：“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方。明公何须壁后置人邪?”桓温笑着说：“正自不能不尔”(《资治通鉴》卷一百三)。说着命令将左右壁后的兵士撤去。谢安坦然相处，与桓温谈笑风生，群臣情绪稍安。正因谢安的举动令桓温折服，王坦之等大臣又尽心国事，桓温此次入朝未敢有非分之举。于三月十四日返回姑孰。
桓温回姑孰，身体渐觉不适。到六月份病势渐重，想在死前获得最高的荣封，便派人到朝廷请加自己九锡之礼。其实，他也明白，朝廷中的政务取决于谢安、王坦之二人，所以，他派的人直接去见谢安、王坦之。
加九锡是古代帝王赐给建有大功或有权势的诸侯大臣的九种物品。据何休的《公羊传》注，这九种物品是，一日车马，二日衣服，三日乐则，四日朱户，五日纳陛，六日虎贲，七日弓矣，八日铁钺，九日钜鬯。后来，权臣在篡位之前，惯例是求加九锡。所以加九锡几乎成为权奸篡位的信号，一般是不能允许的。
谢安见过桓温派的来人之后，当即答复同意桓温的要求，马上责成专人起草诏书，并告诉他用袁宏执笔。来人满意返回报告桓温，桓温心中大悦，静待佳音。
袁宏本是朝中著名的才子，尤其撰写诏书最合体式，文笔娴熟，才华横溢，下笔立就。他把文章拿给王彪之看，王彪之连连赞美其文辞之华瞻。但当他把原稿交给谢安去看时，谢安多处涂改，并批示让他重写。袁宏写此类文字从未遇到这种情况，但没有办法，只好重改。交上之后谢安又批复命他重改，连续往复五六次也未写成，时间已过去半个多月。袁宏有些糊涂了，就去问王彪之。王彪之想了一想，说如此看来，可能是谢安有意这样做的，听说桓温病情日重，将不久于人世。袁宏这才明白，自然不着急了。
桓温在耐心等候消息，已过十天却毫无动静，听说在修改草稿，虽着急，又不好发作，病势却越来越重，当到弥留之际时，方悟出自己上了谢安的当，但一切都晚了，想要发兵已没有可能了。只好把兄弟桓冲找来，嘱罢后事，便两眼一闭，一命呜呼了。这一天是宁康元年七月己亥日(公元373年8月18日)。
桓温病重求加九锡，谢安如当时不答应，桓温有可能发兵进京，不但朝廷震恐，谢安的脑袋恐怕也要保不住。故他马上答应，并安排具体人去办，用假象来稳住桓温，但如很快办成，那么谢安便会遗讥后世，因桓温功德不配此殊荣。故其应而缓办，反复驳批以拖延时间，终于拖死了对方。
点评：
在政治斗争中，遇到棘手情况时，可采用应而不为的拖延战略，既未惹出祸乱，也可以保全自己的名节，可谓是成功的策略。
5.是非皆因乱开口
南北朝时，贺若敦为晋的大将，自以为功高才大，不甘心居于同僚们之下，看到别人做了大将军，惟独自己没有被晋升，心中十分不服气，口中多有抱怨之词，决心好好干它一场。
不久，他奉调参加讨伐平湘洲战役，打了个胜仗之后，全军凯旋，这应该算是为国家又立了一大功吧，他自以为此次必然要受到封赏，不料由于种种原因，反而被撤掉了原来的职务，为此他大为不满，对传令史大发怨言。
晋公宇文护听了以后，十分震怒，把他从中州刺史任上调回来，迫使他自杀。临死之前他对儿子贺若弼说：“我有志平定江南，为国效力，而今未能实现，你一定要继承我的遗志，我是因为这舌头把命都丢了，这个教训你不能不记住呀!”说完了，便拿起锥子，狠狠地刺破了儿子的舌头，想让他记住这血的教训。
光阴似箭，斗转星移，转眼几十年过去了，贺若弼也做了隋朝的右领大将军，他没有记住父亲的教训，常常为自己的官位比他人低而怨声不断，自认为当个宰相也是应该的。不久，还不如他的杨素却做了尚书右仆射，而他仍为将军，未被提拔，他气不打一处来，不满的情绪和怨言便时常流露出来。
后来一些话传到皇帝耳朵里，贺若弼被逮捕入狱。皇帝杨坚责备他说：“你这个人有三太猛：嫉妒心太猛；自以为是，自以为别人不是的心太猛；随口胡说，目无长官的心太猛。”因为他有功，不久也就放了。他还不吸取教训，又对其他人夸耀他和皇太子的关系，说：“皇太子杨勇跟我之间，情谊亲切，连高度的机密，也都对我附耳相告，言无不尽。”
后来杨勇在隋文帝那里失势，杨广取而代之为皇太子，贺若弼的处境可想而知。
隋文帝得知他又在那里大放厥词，就把他召来说：“我用高颖、杨素为宰相，你多次在众人面前放肆地说‘这两个人只会吃饭，什么也不会干，这是什么意思?’言外之意，我皇帝也是废物不成?”贺回答说：“高颖是我的老朋友，杨素是我舅舅的儿子，我了解他们，我也确实说过他们不适合担当宰相的话。”这时因他言语不慎，得罪不少人，朝中一些公卿大臣怕受株连，都揭发他过去说的那些对朝廷不满的话，并声称他罪当处死。
隋文帝对贺若弼说：“大臣们对你都非常的厌烦，要求严格执行法度，你自己寻思可有活命的道理?”贺若弼辩解说：“我曾凭陛下神威，率8000兵渡长江活捉了陈叔宝，希望能看在过去功劳的份上，给我留条活命吧!”隋文帝说：“你将出征陈国时，对高颖说：‘陈叔宝被削平，问题是我们这些功臣会不会飞鸟尽，良弓藏?’高颖对你说：‘我向你保证，皇上绝对不会这样。’是吧?等到消灭了陈叔宝，你就要求当内史，又要求当仆射。这一切功劳过去我已格外重赏了，何必再提呢?”贺若弼说：“我确实蒙受陛下格外的重赏，今天还希望格外的赏我活命。”此时他再也不攻击别人了。隋文帝考虑了一些日子，念他劳苦功高，只把他的官职撤消了。
点评：
“伴君如伴虎，贺若弼这位浴血疆场的开国元勋没有死在战场上，却因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使诸多荣华富贵，弃己而去，岂不咎由自取？
6.锋芒太露，沈万三秀吃尽苦头
明朝的沈富，因为意欲讨得皇上欢心，自夸豪富，结果适得其反。显富、夸富要看对象，朱元璋是一个出身寒门的皇帝，他最痛恨的就是像沈富这样的人。
沈万三秀是明朝初年江苏昆山一带著名的大富翁。他原名沈富，因当时民间习惯将名门家族中的人称作“秀”，连上姓名和排行，因此他被称作沈万三秀。至于其中再嵌上一个“万”字，则是因为他拥有万贯家财。
沈万三秀竭力向刚刚建立的明王朝表示自己的忠诚，拼命地向新政府输银纳粮，讨好朱元璋，想给他留个好印象。朱元璋不知是想捉弄沈万三秀呢，还是想用这巨富的财力，曾下令要沈出钱修金陵的城墙。沈负责的是从洪武门到西门一段，占金陵城墙总工程量的1／3。可沈不仅按质量提前完了工，而且还提出由他出钱犒劳士兵。
沈这样做，本来也是想讨好朱元璋，但没想到弄巧成拙。朱一听，当即火了，他说：“朕有百万雄师，你犒劳得了吗?”
沈没听出朱的弦外之音，面对如此诘难，他居然毫无难色，表示：“即使如此，我依旧可以犒赏每位将士银子一两。”
朱听了大吃一惊。在与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等武装割据集团争夺天下时，朱元璋就曾经由于江南豪富支持敌对势力而吃尽苦头。现在虽已建国，但国强不如民富，这使朱感到无法忍受。如今沈竟然僭越，想代天子犒赏三军，仗着富有将手伸向军队，更使朱元璋火冒三丈。但他没马上表露出怒意，只是沉默一下，冷言道：“军队朕自会犒赏，这事儿你就不必操心了。”
朱决意治治沈的骄横之气。
一天，沈又来大献殷勤，朱给了他一文钱。朱说：“这一文钱是朕的本钱，你给我去放债。只以一个月作为期限，第二日起至第三十日止，每天取一对合”。所谓“对合”是指利息与本钱相等。也就是说，朱要求每天利息为百分之百，而且是利滚利。
沈虽然浑身珠光宝气，但腹中空空，财力有余，智慧不足。他心想，这有何难!第二天本利2文，第三天4文，第四天才8文。区区小数，何足挂齿?于是沈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任务。可是，他回家仔细一算，不由得傻眼了：虽然到第十天本利总共也不过512文，可到第二十天就变成了524288文，而到第三十天也就是最后一天，总数竟高达536870912文。要交出5亿多文钱，沈只能倾家**产了。
后来，沈果然倾家**产，朱下令将沈家庞大的财产全部抄没后，又下旨将沈全家流放到云南边地。这一切都是他不知富不能显，富不能夸。
点评：
有钱，所以气壮；有钱，所以自认为有夸耀的本钱。这是富而不忍的一种表现。
不分对象地显摆富有，只能落得沈万三秀那样的下场。切记，为富要自持，为富要谦恭，才能保全身家性命。
7.给皇帝留面子，给自己留条路
崔浩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著名大臣。字伯渊，清河人，其父崔玄伯是魏道武帝时著名大臣。在讲究门第等级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清河崔氏是北方最显贵的士族之一。族人世代为大官，无论在朝廷或在社会上，均有很高的地位和声望。崔浩青年时踏入仕途，身历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朝，做官五十多年，筹谋划策，参定大计，立下无数功劳，极为拓跋焘重视和宠爱。拓跋焘曾面对降顺的高车渠帅数百人，指着崔浩说：“汝曹视此人，旭纤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怀，乃逾于甲兵。”并令诸尚书：“凡军国大事，卿等所不能决，皆先咨浩，然后施行。”崔浩本人也自比为西汉之张良，忠心耿耿地为拓跋王朝尽力，成为汉族士人中对北魏王朝贡献最大的人。拓跋焘之所以取得赫赫武功，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并得到汉族士人的大力支持与合作，皆与崔浩的支持分不开。
崔浩之诛，直接原因是他主持修北魏国史一案。平北凉后，拓跋焘下诏，“命公留台，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从实录”，让崔浩督责秘书监，修成本朝史书。参与其事的高级官员还有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他是主编，负责全书的“损益褒贬，折中润色”。秘书监官吏很多，其中著名令史闵湛和郗标一向谄媚奉迎崔浩。崔浩曾注释过儒家经典《易》、《论语》、《诗》、《书》，二人上书给拓跋焘，说汉晋马融、郑玄、王肃、贾逵四人给这些书作的注释，皆不如崔浩的注释准确精当，请求把他们注的书在全国全部收回，独发行崔浩注的书，令天下人学习；并建议令崔浩再注《礼传》，以便后来人学到正哩。《国记》修成后，二人又劝崔浩，把《国记》刊刻在石碑上，公布于众，以表彰不隐恶、不溢美之直笔。看来崔浩对自己主编的《国记》相当得意，书未经拓跋焘过目首肯，竟依二人之言，将《国记》全文刻出，立于郊外大路旁，供人观赏。《国记》叙述北魏先朝之事，事事详实，无一遮掩，来往行人阅罢议论纷纷。拓跋贵族无不忿恚，争着向拓跋焘告状，指挥崔浩故意贬低拓跋部人，“暴扬国恶”。拓跋焘大怒，命人收捕查办崔浩和秘书监郎吏诸人的罪过。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六月，北魏重臣、司徒崔浩及其宗族被魏太武帝拓跋焘下招诛杀；一同被灭族的，还有崔浩的姻亲、北方头号士族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
点评：
作为史官，给皇帝留点面子，才能给自己留下后路，可崔浩却将皇族的丑史公诸于众，虽是史实，但皇上的面子也不好过，岂能不加以报复?
8.居功不傲，李泌巧拍马
李泌在唐代中后期政坛上，是一位颇有点名气的人物，他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代皇帝，在朝野中外很有影响。
唐德宗时，他担任宰相，西北的少数民族回纥族出于对他的信任，要求与唐朝讲和，结为婚姻，这可给李泌出了个难题，从安定国家的大局考虑，李泌是主张同回纥恢复友好关系的；可德宗皇帝因早年在回纥人那里受过羞辱，对回纥怀有深仇大恨，坚决拒绝。事情僵在那里。正巧在这时，驻守西北边防的将领向朝廷发来告急文书，要求给边防军补充军马，此时的大唐王朝已经空虚得没有这个力量了，唐德宗一筹莫展。
李泌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时机，便对德宗说：“陛下如果采用我的主张，几年之后，马的价钱会比现在低十倍!”
德宗忙问什么主张，他不直接回答，先卖了个关子，说：“只有陛下出以至公无私之心，为了江山社稷，屈己从人，我才敢说。”
德宗说：“你怎么对我还不放心!有什么主张就快说吧!”
李泌这才说：“臣请陛下与回纥讲和。”
这果然遭到了德宗的拒绝：“你别的什么主张我都能接受，只有回纥这事，你再也别提，只要我活着，我决不会同他们讲和，我死了之后，子孙后代怎么处理，那就是他们的事了!”
李泌知道，好记仇的德宗皇帝是不会轻易被说服的，如果操之过急，言之过激，不只办不成事情，还会招致皇帝的反感，给自己带来祸殃。他便采取了逐渐渗透的办法，在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经过多达15次的陈述利害的谈话，才算将德宗皇帝说通。
李泌又出面向回纥族的首领作工作，使他们答应了唐朝的五条要求，并对唐朝皇帝称儿称臣。这样一来，唐德宗既摆脱了困境，又挽回了面子，十分高兴，唐朝与回纥的关系终于得到和解，这完全是由李泌历经艰苦，一手促成的，唐德宗不解地问李泌，“回纥人为什么这样听你的话?”
如果是一个浮薄之举，必然大夸自己如何声威卓著，令异族都畏服，显示出自己比皇帝都高明，这样一来必然会遭到皇帝的猜疑和不满，李泌却是一个极富政治经验的人，他对自己一字不提，只是恭敬地说：“这全都仰仗陛下的威灵，我哪有这么大的力量!”
听了这样的话，德宗能不高兴，能不对李泌更加宠信吗?
点评：
所有的领导或多或少地都患有帕金森症，即希望自己的下属在能力上低于自己，这样才便于管理。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聪明的下属应在做出出色的工作后，将功劳归之于领导而非据为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