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卷二七
赫连达(？—573)，字朔周，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以北)人，赫连勃勃的后裔。他的曾祖父因避难改姓杜氏。赫连达小时跟随贺拔岳征战，待贺拔岳被害后，便车骑到夏州(今陕西靖边东北)迎请字文泰主持军务，因此得到宇文泰的信任。他屡次参加大小战役，皆立下战功，历任都督、帅都督、大都督、骠骑大将军、大将军，同时屡次出任州、郡长官。西魏文帝大统(535—551)初，由朝廷下诏让他复姓赫连氏。他为官廉洁，在为维护双方关系而接受边境胡人赠送的羊后，他拒绝主管官员用官物回赠的提议，坚持用自己私人的缯帛来回报胡人。
赦连达字朔周，盛乐人，是赫连勃勃的后裔。他的曾祖父库多汗，因为避难而改姓杜氏。
赫连达性情刚强鲠直，有胆大。他年轻时跟随贺拔岳征战有功，被任命为都将，赐爵长广乡男，又迁任都督。到贺拔岳被侯莫陈悦杀害后，军中惊扰不安。赵贵建议迎接字文泰主持军务，诸将犹豫未决。赫连达说：“夏州刺史宇文泰先前担任行台左丞，谋略过人，是一时之杰。今天的事情，非此公不可。赵将军的建议是正确的。我请率轻骑去报告哀讯，并迎请他前来。”诸将中有的人想要向南追回贺拔胜。有的人想要向东报朝廷。赫连达又说：“这些都是远水不救近火，没什么好说的。”赵贵于是把迎接宇文泰的计划定下r来，命令赫连达立即赶往夏州。宇文泰见到赫连达痛哭，问他缘故，赫连达将情况如实讲出。字文泰遂以数百名骑兵南赴平凉，率军向高平进发，命令赫连达率领骑兵占据弹筝峡。当时百姓惶惧不安，四散奔逃者很多。有数村的百姓，正扶老携幼，驱赶牲畜，想要入山避难。赫连达部下的军士都想抢先劫掠他们。赫连达说：“远近的黎民百姓，大多受制于贼，如今要是遇到就加以抢掠捆绑，怎么能称为吊民伐罪！不如因此来加以安抚百姓，以显示义军的恩德。”于是以恩德信义来加以安抚，百姓都乐于归附，此后百姓相互转告，都恢复旧业。宇文泰听说后颇为称赞。侯莫陈悦被平定后，加赫连这为平东将军。宇文泰对诸将说：“当清水公(贺拔岳)遇害之时，你们的性命都控制在贼人手中，虽然想要来告诉我，但无路可通。杜朔周冒万死的危险，远道来向我报告，于是我们才能共尽忠节，同雪仇耻。虽然这是靠众人的力量，但他所起的作用十分关键。这样的功劳还不加以酬报，怎么能劝人行善。”于是赐给赫连达二百匹马。赫连达一再辞让，字文泰不许。魏孝武帝入关后，褒赏助劳，以赫连达首先迎请元帅，匡复秦、陇，给他进爵为魏昌县伯，封邑有五百户。
赫连达跟随仪同李虎攻破曹泥，被任命为镇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加通直散骑常侍，增加封邑，加上先前的共有一千户。他又跟随字文泰收复弘农，参加沙苑之战，都立下战功，又增加封邑八百户，被任命为白水郡守，转任帅都督，加持节，为济州刺史。朝廷下诏命令他恢复姓赫连氏。以他的功勋与声望都高，任命为云州刺史，正是他家乡所在的州。给他进爵为公，任命为大都督，不久，又授予他仪同三司。
他跟随大将军达奚武进攻汉中。梁宜丰侯萧循抵抗许多日子以后，才表示愿意投降。达奚武询问诸将应采取什么对策。开府贺兰愿德等以梁军粮食已尽，想要猛攻以消灭梁军。赫连达说：“不战而取得城池，是最上策。不该贪图得到他们的子女，夺取他们的财帛。穷兵黩武，仁者是不这样做的。而且看他们的将士马匹还很强，城池也很坚固，既使能攻克，必然将是双方都损失巨大。如果他们困兽犹斗，则成败尚未可知。何况行军作战之道，以保全军力为上。”达奚武说：“你说得很对。”就命令将帅各述己见，于是开府杨宽等都同意赫连达的提议，达奚武遂接受萧循的投降。班师还朝后，赫连达升任膘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并进爵为蓝田县公。
初建六官制度时，赫连达被任命为左遂伯。后出任陇州刺史。周武帝保定初，迁任大将军、夏州总管、三州五防诸军事。赫连达虽然不是文官，然而性情质朴正直，尊奉朝廷法度，虽多施用鞭刑，而对判处死罪十分慎重。他性格又很廉洁俭朴，边境的胡民有人送羊给赫连达，他想要与胡人相结交，就以缯帛进行回报。主管官员请求使用官物，赫连达说：“羊被送入我的厨房，而用官府仓库的东西去回报，是欺瞒上司。”命令取自己私人的绪帛给予胡人。有见识的人都很称赞他这种仁厚的行为。不久，他又被进爵为乐川郡公。周武帝建德二年，他进位为柱国，同年去世。他的儿子赫连迁承袭爵位。周静帝大象中，赦连迁位至于大将军、蒲州刺史。
【原文】
赫连达字朔周，盛乐人，勃勃之后也。曾祖库多汗，因避难改姓杜氏。
达性刚缓，有胆力。少从贺拔岳征讨有功，拜都将，赐爵长广乡男，迁都督。及岳为侯莫陈悦所害，军中大扰。赵贵建议迎太祖，诸将犹豫未决。达曰：“宇文夏州昔为左丞，明略过人，一时之杰。今日之事，非此公不济。赵将军议是也。达请轻骑告哀，仍迎之。”诸将或欲南追贺拔胜，或云东告朝廷。达又曰：“此皆远水不救近火，何足道哉。”贵于是谋遂定，令达驰往。太祖见达恸哭，问故，达以实对。太祖遂以数百骑南赴平凉，引军向高平，令达率骑据弹筝峡。时百姓惶惧，奔散者多。有数村民，方扶老弱、驱畜牧，欲入山避难，军士争欲掠之。达曰：“远近民黎，多受制于贼，今若值便掠缚，何谓伐罪吊民！不知因而抚之，以示义师之德。”乃托以恩信，民皆悦附，于是迭相晓语，咸复旧业。太祖闻而嘉之。悦平，加平东将军。太祖谓诸将曰：“当清水公遇祸之时，君等性命悬于贼手，虽欲来告，其路无从。杜朔周冒万死之难，远来见及，遂得共尽忠节，同雪仇耻。虽藉众人之力，实赖杜子之功。劳而不酬，何以劝善。”乃赐马二百匹。达固让，太祖弗许。魏孝武入关，褒叙勋义，以达首逆元帅，匡复秦、陇，进爵魏昌县伯，邑五百户。
从仪同李虎破曹泥，除镇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加通直散骑常待，增邑并前一千户。从复弘农，战沙苑，皆有功。又增邑八百户，除白水郡守，转帅都督，加持节，除济州刺史。诏复姓赫连氏。以达勋望兼隆，乃除云州刺史，即本州也。进爵为公，拜大都督，寻授仪同三司。
从大将军达奚武攻汉中。梁宜丰候萧循拒守积时，后乃送款。武问诸将进止之宜。开府贺兰愿德等以其食尽，欲急攻取之。达曰：“不战而获城，策之上者。无容利其子女，贪其财帛。穷兵极武，仁者不为。且观其士马犹强，城池尚困，攻之纵克，必将彼此俱损。如其国兽犹斗，则成败未可知。况行师之道，以全军为上。”武曰：“公言是也。”乃命将帅各申所见。于是开府杨宽并同达议，武遂受循降。师还，迁源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进爵蓝田县公。
六官初建，授左遂伯。出为陇州刺史。保定初，迁大将军、夏州总管、三州五防诸军事。达虽非文史，然性质直，尊奉法度，轻于鞭挞，而重慎死罪。性又廉俭，边境胡民或债达以羊者，达欲招纳异类，报以增帛。主司请用官物，达曰：“羊入我厨，物出官库，是欺上也。”命取私帛与之。识者嘉其仁恕焉。寻进爵乐川郡公。建德二年，进位柱国，亮。子迁嗣。周静帝大象中，位至大将军、蒲州刺史。辛公义
辛公义(552～613年)，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县)人，出身官宦之家。他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在北周建德(572～577年)初年，被授为宣纳中士；不久，又升为内史上士，参掌机要。待北周宰相杨坚篡周称帝后，被任命为礼部主客侍郎兼领内史舍人事。随后，又陆续升迁为岷州(今甘肃岷县)刺史、牟州(今山西太原西南)刺史、扬州道黜陟使和司隶大夫等。
一
辛公义就任岷州刺史之前，由于当地经济文化都很落后，渐渐形成了一种恶劣的风俗：百姓一旦生了病，其家人因怕传染，不但不尽孝义之道，反而“远而避之”，连父子、夫妻之间都如此，致使病人得不到照料和医治，忍受着病痛的煎熬而活活等死。辛公义到任后，甚为此俗忧虑。他认为：如不改变这种愚昧而不通人情的习惯，将严重影响百姓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安定。于是，他派属吏分头去巡视全州，凡发现有病的老百姓，一律将他们抬到官衙中，安置在厅堂里，请医生为他们诊治。若是伏天瘟疫流行，有时厅堂里的病人多达数百，连走廊里也都住得满满的。为便于照顾他们，他将自己的床和办公桌也搬到了他们中间，一边就地办公，一边处理其他问题。他还将自己的全部俸禄捐献出来，为病人求医买药，供给饮食。在他精心护理下，许多人都转危为安，渐渐恢复了健康。
待病人痊愈后，辛公义又让人将他们的亲属找来，推心置腹地对他们说：一个人生了病，最需要的是照顾。但是，你们过去却抛弃病人，不给他们医治，不管他们饮食，反而增加他们精神上的痛苦，他们当然会病得越来越重，直至死去。相反，如果及时治疗，多方照看，他们便会恢复健康的。你们看，这不是一个个都康复了么?至于怕传染，也没有任何依据。我把这些病人都聚集一起，自己日夜坐卧其间，如果说传染，第一个被传染的应该是我，而我现在不是好好的么?所以，你们不该相信那一套!病人的家属们听罢，无不羞愧难当，领着自己的亲人再三叩谢而去。
二
从此，当地“始相慈爱，此风遂革”。人们抚今追昔，“合境之内”都将辛公义“呼为慈母”。
辛公义迁任牟州刺史时，牟州牢狱正人满为患。他听说后，感到不正常，又事关重大，所以到任的第一天便着手处理这件事。
为掌握第一手材料，辛公义来到狱中，露天坐在牢狱旁边，亲自提问每一位犯人。一连10多天，天天如此。直到“决断咸尽，方还大厅”。对一些新的诉讼，辛公义总是先不立案，而是派值班的助手审问；若遇到疑难案件，当天没能审完，则将犯人关起来。同时，他自己也不回宿舍睡觉，而是寄宿在大厅里。有人劝他：此事有别人办理，您何必自找苦吃：他表示：我作为刺史，没能引导百姓向善，才出现了犯罪而被关押。关在狱中的都是我的子民，我能心安吗?
辛公义的义举传出后，牟州百姓深受感动。甚至连在押的犯人也动了情。一个个竞相认罪、服罪。一旦有人提出打官司，乡村父老就会马上站出来劝阻：这样的小事，何必去劳烦辛使君!因此，狱讼迅速减少，社会风气明显好转。
在此情况下，辛公义又开始率领百姓兴修水利，发展生产，走致富之路。据史载，有一年普降暴雨，“自陈、汝至于沧海，皆苦水灾”；而牟州境内，由于水道犬牙交错，“独无所损”。
三
辛公义于仁寿元年(601年)被任命为扬州道黜陟使。黜陟使，是负责了解民间疾苦和侦查官员善恶的官，权力和影响都很大。
当时，太子杨广的儿子、豫章王杨暕正驻扬州。杨暕小时候聪明伶俐，颇受隋文帝喜爱；但长大后却渐渐变得骄恣起来。他凭其权势，欺男霸女，为所欲为，犯下了种种罪行。过去，他曾听说过辛公义爱民如子、执法如山的有关情况，所以生怕他发现自己的不法行为后，会向皇上进行揭发检举。于是，未待辛公义到达扬州，他便派人提前去境外迎候，并求其手下留情。辛公义明白他的用意，但仍明确表示：我是奉诏而来的，岂敢徇私情?
到达扬州后，辛公义依旧秉公办事，很快便将杨暕及其手下所犯罪行一一查清。接着，如实报告给了隋文帝。
3年后，隋文帝驾崩，杨广即位，是为炀帝。炀帝听信杨暕等人的谗言，将辛公义罢了官。但直臣和百姓却连续不断地聚集在一起，想方设法地为他鸣冤叫屈。炀帝为了笼络人心，不得不恢复了他的官职。
辛公义年过花甲时又担任了检校右御卫武贲郎将。在一次从征高丽的战役中，卒于柳城郡(今辽宁朝阳)，享年62岁。魏征
魏征(580～643年)，字玄成，魏州典城(今河北馆陶)人。他是唐初杰出的政治家和史学家，曾官至相位，进封郑国公。
魏征不但以谏诤流芳千古，而且在廉政爱民方面也堪称楷模。
一、安民
隋末唐初，由于连年灾荒和战乱，中华大地曾一片萧瑟。据史载，当时从洛阳向东直至大海，“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曾围绕如何治国的问题让大臣们各抒己见。这时，有人提出：人心已变得浮**奸诈，应学秦朝施以严刑峻法；有人认为人心虽变，但民不聊生，宜仿汉朝而以仁义、刑律双管齐下。时为谏议大夫的魏征力排众议，极力主张“偃武修文”，“抚民以静”，从而使百姓休养生息，安居乐业。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筒静乃可致耳。”他还将隋初和唐初的国势加以对比，说隋初的仓廪、户口、甲兵都比唐初又多又强，但“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唐太宗深以为然，遂采纳了他那“抚民以静”的方针。
“抚民以静”，主要是不进行对外战争、不进行巡游之类的活动，以使百姓减少兵役、力役负担。
不久，北方突厥大兵压境，一直打到渭水以北。这时，满朝文武大都主张出兵作战，唐太宗却听从了魏征的建议，力主议和，并与突厥订立了“便桥之盟”，使之退兵。
接着，西域高昌王去麹文泰和一些小国使者一道来长安朝见唐太宗。唐太宗很高兴，当即下令派使者远迎。魏征却反对说：如果让他们作为商贾往来，边境百姓可以得到利益；如果将他们当作贵宾来接待，国家的财力必将消耗太大，沿途州县也一定会受到骚扰。唐太宗又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诏停止了远迎。
唐太宗曾一度打算营造一座新宫殿，材料也已准备齐全，只待择一吉日开工。也是听取了魏征的意见，才打消原来的念头。不少大臣基于唐太宗患有“气疾”，而“气疾”又怕潮湿，便一再奏称“宫中卑湿”，理当建座高点的台阁。但是，唐太宗始终没允许。
为利于百姓发展生产，尽快脱贫致富，唐太宗还根据魏征的建议制订了“安人理国”的四项措施，即：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与此同时，他自己也在园子里种了几亩庄稼，亲自耕作，以便体会百姓之艰辛，鼓励百姓更勤俭。
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社会状况大为好转。一些流散人口纷纷回乡，到处“连续丰稔”，“马牛布野”。粮价从最初的斗米一匹绢，到斗米四、五钱，再到斗米三钱。过往行人“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很快呈现出贞观时期“太平盛世”的大好局面。
二、谏诤
随着国势的迅速好转和颂歌的日益增多，唐太宗渐渐滋生起骄傲与享乐的苗头。魏征惟恐他“滑坡”，常常犯颜直谏。
贞观六年，唐太宗在一些大臣的鼓动下，决定封禅泰山。魏征得知后，立即劝阻道：陛下虽然功高盖世，但百姓的生活还不富足；天下虽已平安，但财力还不十分充裕，还不足以应付重大的事变；隋末的战乱只过去十几年，国家的元气还没有完全恢复。这时候去进行封禅大典，必然会烦扰百姓。即使陛下蠲免几年的赋税，也不足以补偿对百姓的损害。所以，封禅之仪是图虚名而受实害，实在不应该实行。开始，太宗很不高兴；但仔细一想，觉得他言之有理，也便依了他。
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为了个人享受，下旨在洛阳修建飞山宫。魏征得悉后，立即上疏反对。他说：“隋炀帝恃其富强，不虑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穷困，以至身死人手，社稷为墟。陛下拨乱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于卑宫。若因基而增广，袭旧而加饰，则以乱易乱，殃咎必至，难得易失，可不念哉!”唐太宗听罢，思忖再三，下决心停修了飞山宫。
不久，唐太宗去洛阳巡视，住在了显仁宫。因当地供奉不周，他大发雷霆，并将有关官员叫过来怒斥了一通。魏征听说后，又立即进谏道：陛下因为供奉稍差就怒斥诸官，恐怕会造成恶劣影响。若将来上行下效，一定会弄得民不聊生。以前，隋炀帝出巡时常以郡县供奉多少定赏罚，结果闹得天下大乱，众叛亲离，以致灭亡。这是陛下亲眼看到的。那么，陛下又为何要学他呢?还说：像今天这样的供奉，如果知足，也可以满足了；如果不知足，即使再好上一万倍，也难以满足。唐太宗沉思了片刻，无限感慨地表示：若非爱卿，我听不到这番话!
贞观十三年(639年)，魏征又针对唐太宗对自己约束不严的实际情况，特向他上了一封奏章，指出他渐不克终者有10条，此即历史上有名的《十思疏》。《十思疏》的前几条是：一、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暇荒；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取怪于道路，见轻于戎狄。二、贞观之始，视人为伤，恤其勤劳，每存简约，无所营为；顷年以来，意在奢纵，轻用人才，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三、贞观之初，损己于利物；至于今日，纵欲以劳人，卑俭之迹岁改，骄侈之情日异。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四、贞观之初，砥砺名节，不私于物，惟善是与，亲爱君子，疏斥小人；今则不然，轻亵小人，礼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名其是……他还强调指出：“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衷心希望唐太宗能居安思危，善始善终，励精图治，继续发展贞观之治。这篇奏疏，极大地震动了唐太宗。他“深觉词强理直，遂列为屏障，朝夕瞻仰”，并当面向魏征说：“朕今闻过矣，愿改之，以终善道。”
当然，有时候也由于魏征谏言尖锐激切，不留情面，惹得唐太宗怒不可遏。有一次，刚刚罢朝回宫的他就恶狠狠地对长孙皇后说：我早晚要杀掉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问他指的是谁，他说是魏征，又说魏征竟然在朝堂上当面顶撞他，使他下不了台。幸亏长孙皇后是位深名大义的贤内助，立即退入内室、换上朝服向他祝贺：“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因陛下之明也。”这才使唐太宗转怒为喜，并于次日当众重赏了魏征。
三、清廉
魏征在积极倡导清正廉洁的同时，对自己要求更为严格。
有一次，唐太宗大宴群臣。数杯酒下肚，情绪更加激昂。他说：为了国家的利益，敢于向他提意见，帮他纠正错误的，当首推魏征，并当场加封魏征的爵位，以表彰其卓著功勋。魏征却认为：一个人的爵位高了，若不警惕，会滋长骄气；富裕而不注意，会趋于奢华。于是，马上叩首，婉言谢绝了太宗的加封。
此后，魏征又因为主持修完了朝廷的祭礼、朝拜礼、军礼、婚礼和丧礼“五礼”，唐太宗按往常惯例，决定给他的一个儿子封爵。魏征再三推辞无效，竟然请太宗为他一个已故的侄子封了爵。这是因为：被封者已死，封与不封都一样。
在唐太宗提升魏征为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时，照规定，应领取从一品官的俸禄。对此，魏征又力辞再三。太宗说：“朕好比埋在矿藏中的黄金、白银，正需要像你这样高明的工匠来锻铸，你哪能推辞呢?”魏征还是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太宗无奈，只好册封他为二品。
魏征早在青年时代就不置家产，官至宰相后，仍过着俭朴的生活。唐太宗听说他“所居室屋卑陋”，曾几次要为他营造宅第，都被他一一谢绝了。
贞观十七年(643年)初，魏征患了重病。唐太宗派人前去看他，竟发现他家中连个待客的正厅都没有。使者深为感动，马上报告给了唐太宗。唐太宗立即下令将宫中准备建造小殿的材料送给他，并限期5天之内为他建造了一个客厅。接着，又根据魏征的俭朴习惯，赐给他一些白褥、布被、几案、手杖等日常用品。在魏征弥留之际，唐太宗又带着太子前去探望他，询问他有何要求。他摇了摇头，什么也不要。但过了一会，又硬撑着说了一句话：“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意思是：寡妇不愁织布的纬线少，而只担心国家的衰亡。唐太宗见他这时候仍旧一心想着国家社稷，又感动，又痛惜，不禁泪流满面。
四、殊荣
据史传，魏征死的前一天晚上，唐太宗梦见他前来上朝，一如既往，状貌如常。而到第二天一早，却听到了他去世的噩耗。唐太宗强忍住无限悲伤，亲临魏府哀悼，“悲痛异状”。史书上还专此记载道：“帝临哭，为之恸，罢朝五日”。
接着，唐太宗下令以一品官的规格隆重安葬魏征。然而魏征的夫人裴氏却恳辞道：魏征一向俭朴节约，若以一品官的盛大葬礼安葬他，不符合他平生志向。唐太宗鉴此，才答应了她的请求。
史书上说：唐太宗特地为魏征“诏内外百官朝集使皆赴丧，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文贞”。而到送葬那天，他又登上苑西楼，“望哭尽哀”，还作了《望送魏征葬》一诗，感叹“无复昔时人，芳春共谁遣”，并亲自为他撰写了碑文。
后来，唐太宗仍常常思念着魏征，“思不已，登凌烟阁观画像，赋诗悼痛”。他还向人叹息道：“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内防己过。魏征没，朕亡一鉴矣!”
魏征生前，曾对唐太宗说：“愿使臣为良臣，不为忠臣。”太宗问：“忠良有何不同?”魏征说：良臣身有美名，如稷、契，君主也获得好的声誉。而忠臣则不同，如商纣王时的尤逢、比干，面折廷争，身诛国亡。综观魏征的一生，他的的确确算得上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良臣廉臣!狄仁杰
狄仁杰(630－700)生于唐贞观四年(630年)，卒于武则天久视元年(700年)，字怀英，唐代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武则天时期宰相，杰出的封建政治家。
狄仁杰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祖父狄孝绪，任贞观朝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任夔州长史。狄仁杰通过明经科考试及第，出任汴州判佐。时工部尚书阎立本为河南道黜陟使，狄仁杰被吏诬告，阎立本受理讯问，他不仅弄清了事情的真相，而且发现狄仁杰是一个德才兼备的难得人物，谓之“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推荐狄仁杰作了并州都督府法曹。在此任内，狄仁杰通晓了吏治、兵刑等封建典章和法律制度，这对他一生的政治活动都有重大影响。
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9年)，狄仁杰升任大理丞，他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兢兢业业，一年中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涉及到1．7万人，无冤诉者，一时名声大振，成为朝野推崇备至的断案如神、摘奸除恶的大法官。为了维护封建法律制度，狄仁杰甚至敢于犯颜直谏。仪凤元年(676年)，武卫大将军权善才误砍昭陵柏树，唐高宗大怒，命令将其杀死。狄仁杰奏罪不当死，唐高宗疾言厉色地说：“善才斫陵上树，是使我不孝，必须杀之！”狄仁杰神色不变，据法说理：“犯言直谏，自古以为难。臣以为遇桀、纣则难，通尧、舜则易。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杀之，是法不信于人也，人何措其手足！”“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一将军，千载之后，谓陛下为何主？此臣不敢奉制杀善才，陷陛下于不道”。终于迫使唐高宗改变了主意，赦免了权善才的死罪。
不久，狄仁杰被唐高宗任命为待御史，负责审讯案件，纠劾百官。任职期间，狄仁杰格守职责，对一些巧媚逢迎，恃宠怙权的权要进行了弹劾。调露元年(679年)，司农卿韦弘机作宿羽、高山、上阳等宫，宽敞壮丽。狄仁杰上奏章弹劾韦弘机引导皇帝追求奢泰，韦弘机因此被免职。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狄仁杰毫不留情的揭露其为非作歹的罪行，请求交付法司审理。唐高宗想宽容包庇王本立，狄仁杰以身护法：“国家虽乏英才，岂少本立辈！陛下何惜罪人以亏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请弃臣于无人之境，为忠贞将来之戒！”王本立最终被定罪，朝廷肃然。后来，狄仁杰官迁度支郎中，唐高宗准备巡幸汾阳宫，以狄仁杰为知顿使，先行布置中途食宿之所。并州长史李冲玄以道出妒女祠，征发数万人别开御道。狄仁杰说：“天子之行，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妒女之害耶？”，俱令作罢，免除了并州数万人的劳役。唐高宗闻之赞叹说“真大丈夫矣！”
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狄仁杰出任宁州(今甘肃宁县、正宁一带)刺史。其时宁州为各民族杂居之地，狄仁杰注意妥善处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抚和戎夏，内外相安，人得安心”，郡人为他勒碑颂德。是年御史郭翰巡察陇右，宁州歌狄刺史者盈路，郭翰返朝后上表举荐，狄仁杰升为冬官(工部)侍郎，充江南巡抚使。狄仁杰针对当时吴、楚多**词的弊俗，奏请焚毁祠庙1700余所，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减轻了江南人民的负担。垂拱四年(688年)，博州刺史琅琊王李冲起兵反对武则天当政，豫州刺史越王李贞起兵响应，武则天平定了这次宗室叛乱后，派狄仁杰出任豫州刺史。当时，受越王株连的有六、七百人在监，籍没者多达5000人。狄仁杰深知大多数黎民百姓都是被迫在越王军中服役的，因此，上疏武则天说：“此辈咸非本心，伏望哀其诖误。”武则天听从了他的建议，特赦了这批死囚，改杀为流，安抚了百姓，稳定了豫州的局势。其时，平定越王李贞的是宰相张光弼，将士恃功，大肆勒索。狄仁杰没有答应，反而怒斥张光迅杀戮降卒，以邀战功。他说：“乱河南者，一越王贞耳。今一贞死而万贞生。”“明公董戎三十万，平一乱臣，不戢兵锋，纵兵暴横，无罪之人，肝脑涂地。”“但恐冤声腾沸，上彻于天。如得上方斩马剑加于君颈，虽死如归。”狄仁杰义正辞严，张光迅无言可对，但怀恨在心，还朝后奏狄仁杰出言不逊。狄仁杰被贬为复州(今湖北沔阳西南)刺史，入为洛州司马。
但是，狄仁杰的才干与名望，已经逐渐得到武则天的赞赏和信任。天授二年(691年)九月，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户部)侍郎、同凤阁(中书省)鸾台(门下省)平章事，开始了他短暂的第一次宰相生涯。身居要职，狄仁杰谨慎自持，从严律己。一日，武则天对他说：“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谮卿者乎？”狄仁杰谢曰：“陛下以臣为过，臣当改之；陛下明臣无过，臣之幸也。臣不知谮者，并为善友。臣请不知。”武则天对他坦**豁达的胸怀深为叹服。
狄仁杰官居宰相，参与朝政之时，也正是武承嗣显赫一时，踌躇满志之日。他认为狄仁杰将是他被立为皇嗣的障碍之一。长寿元年(693年)正月，武承嗣勾结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当时法律中有一项条款：“一问即承反者例得减死。”来俊臣逼迫狄仁杰承认“谋反”，狄仁杰出以非常之举，立刻服了罪：“反是实！”来俊臣得到满意的口供，将狄仁杰等收监，待日行刑，不复严备。狄仁杰拆被头帛书冤，置棉衣中，请狱吏转告家人去其棉。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得其冤状，持书上告。武则天召狄仁杰等“谋反”的大臣面询：“承反何也？”狄仁杰从容不迫地答曰：“向若不承反，已死于鞭笞也。”又问：“何为做谢死表？”答曰：“臣无此表。”武则天令人拿出谢死表，才弄清楚是伪造的。于是下令释放此案7人，俱贬为地方官。狄仁杰被贬为彭泽今。如此，狄仁杰运用自己的才智机谋死里逃生。以后，武承嗣欲根除后患，多次奏请诛之，都被武则天拒绝。
在彭泽(今江西彭泽)令任内，狄仁杰勤政惠民。赴任当年，彭泽干旱无雨，营佃失时，百姓无粮可食，狄仁杰上奏疏要求朝廷发散赈济，免除租赋，救民于饥馑之中。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十月，契丹攻陷冀州(今河北临漳)，河北震动。为了稳定局势，武则天起用狄仁杰为与冀州相邻的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带)刺史。狄仁杰到职后，改变了前刺史独孤思庄尽趋百姓人城，缮修守具的作法，让百姓返田耕作。契丹部闻之引众北归，使魏州避免了一次灾难。当地百姓歌诵之，相与立碑以记恩惠。不久，狄仁杰升任幽州都督。
狄仁杰的社会声望不断提高，武则天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赐给他紫袍、龟带，并亲自在紫袍上写了“敷政木，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十二个金字。神功元年(697年)十月，狄仁杰被武则天招回朝中，官拜鸾台(门下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恢复了宰相职务，成为辅佐武则天掌握国家大权的左右手。此时，狄仁杰已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但他深感个人责任的重大，仍然尽心竭力，关心社会命运和国家前途，提出一些有益于社会和国家的建议或措施，在以后几年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圣历元年(698年)，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数次使人游说太后，请立为太子。武则天犹豫不决。狄仁杰以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劝说武则天顺应民心，还政于庐陵王李显。当时，大臣李昭德等也曾劝武则天迎立李显，但没有为武则天接受。对武则天了解透彻、洞烛机微的秋仁杰从母子亲情的角度从容地劝说她：“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附姑于庙者也。”武则天说：“此联家事，卿勿预知。”狄仁杰沉着而郑重地回答：“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位备宰相，岂得不预知乎？”最终，武则天感悟，听从了狄仁杰的意见，亲自迎接庐陵王李显回宫，立为皇嗣，唐祚得以维系。狄仁杰因此被历代政治家、史学家称为有再造唐室之功的忠臣义士。
圣历元年(698年)秋，突厥南下骚扰河北。武则天命太子为河北道元帅、狄仁杰为副元帅征讨突厥。时太子不行，武则天命狄仁杰知元帅事，亲自给狄仁杰送行。突厥默啜可汗尽杀所掠赵、定等州男女万余人退还漠北，狄仁杰追之不及，武则天改任他为河北道安抚大使。面对战乱后的凋残景象，狄仁杰采取了四条措施：一、上疏请求赦免河北诸州，一无所问，使被突厥驱逼行役的无辜百姓乐于回乡生产。二、散粮运以赈贫乏。三、修驿路以济旋师。四、严禁部下侵扰百姓，犯者必斩。很快恢复了河北的安定。
久视元年(700年)，狄仁杰升为内史(中书令)。这年夏天，武则天到三阳宫避暑，有胡僧邀请她观看安葬舍利(佛骨)，奉佛教为国教的武则天答应了。狄仁杰跪于马前拦奏道：“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诡橘，直欲邀致万乘所宜临也。”武则天遂中道而还。是年秋天，武则天欲造浮屠大像，预计费用多达数百万，宫不能足，于是诏今天下僧尼日施一钱以助。狄仁杰上疏谏曰：“如来设教，以慈悲为主。岂欲劳人，以在虚饰？”“比来水旱不节，当今边境未宁。若费官财，又尽人力，一隅有难，将何以救之？”武则天接受了他的建议罢免了其役。
作为一名精忠谋国的宰相，狄仁杰很有知人之明，也常以举贤为意。一次，武则天让他举荐一名将相之才，狄仁杰向她推举了荆州长史张柬之。武则天将张柬之提升为洛州司马。过了几天，又让狄仁杰举荐将相之才，狄仁杰曰：“前荐张柬之，尚未用也。”武则天答已经将他提升了。狄仁杰曰：“臣所荐者可为宰相，非司马也。”由于狄仁杰的大力举荐，张柬之被武则天任命为秋官侍郎，又过了一个时期，升位宰相。后来，在狄仁杰死后的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趁武则天病重，拥戴唐中宗复位，为匡复唐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狄仁杰还先后举荐了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数十位忠贞廉洁、精明干练的官员，他们被武则天委以重任之后，政风为之一变，朝中出现了一种刚正之气。以后，他们都成为唐代中兴名臣。对于少数民族将领，狄仁杰也能举贤荐能。契丹猛将李楷固曾经屡次率兵打败武周军队，后兵败来降，有关部门主张处斩之。狄仁杰认为李楷固有骁将之才，若恕其死罪，必能感恩效节，于是奏请授其官爵，委以专征，武则天接受了他的建议。果然，李楷固等率军讨伐契丹余众，凯旋而归，武则天设宴庆功，举杯对狄仁杰说“公之功也”。由于狄仁杰有知人之明，有人对狄仁杰说：“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狄仁杰回答：“举贤为国，非为私也”。
在狄仁杰为相的几年中，武则天对他的信重是群臣莫及的，她常称狄仁杰为“国老”而不名。狄仁杰喜欢面引廷争，武则天“每屈意从之”。狄仁杰曾多次以年老告退，武则天不许，入见，常阻止其拜。武则天曾告诫朝中官吏：“自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
久视元年(700年)，狄仁杰病故，朝野凄恸，武则天哭泣着说“朝堂空也”。赠文昌右丞，谥曰文惠。唐中宗继位，追赠司空。唐睿宗又封之为梁国公。
纵观狄仁杰的一生，可以说是宦海浮沉。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中杰出的政治家，狄仁杰每任一职，都心系民生，政绩卓著。在他身居宰相之位后，辅国安邦，对武则天弊政多所匡正。狄仁杰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之治的武则天时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卢怀慎
——《新唐书》卷一二六
卢怀慎(？—716)，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人，武则天时任监察御史，后历任侍御史、御史大夫，玄宗开元元年(713)为宰相。卢怀慎自知才能不如另一宰相姚崇，因此凡事避让，在任期间的政绩只在于荐贤举能，任宰相三年后病故。卢怀慎为官廉洁，家无储蓄，门无遮帘，饮食无肉，妻儿饥寒，生活得很贫穷。他是唐代比较清廉的一位宰相。卢怀慎的儿子卢奂在广州作太守时，不为当地的奇珍异宝所动，能保持清廉节操，也受到当时人的称赞。
卢怀慎是滑州人，大约是范阳的著名家族。祖父卢悊，任官灵昌县令，于是成为灵昌县人。卢怀慎在儿童时已经不凡，父亲的朋友监察御史韩思彦感叹说：“这个儿童的才器不可限量！”到他长大，中了进士，历任监察御史。神龙年间，升任侍御史。中宗去上阳宫谒见武后，武后诏命中宗十天一朝见。卢怀慎劝谏说：“往昔汉高祖受命为帝时，五天一次去栎阳宫朝见太公，因为从布衣登上皇位，拥有天下，将尊贵归于父亲，所以这么做。现今陛下遵守成法、继承皇统，怎么可以效法呢？何况应天门离提象门才二里多，骑马不能成列，乘车不能并行，从这里屡出，万一有愚人进犯车驾，虽将他问罪也来不及了。愚臣认为应将太后接到内朝以尽孝养之情，这样可以免去出入的烦难。”中宗不听。
升迁右御史台中丞。上章疏陈述当时政治，说：
臣听说“善人治理国政持续到一百年，可以克服残暴免除杀戳。”孔子说：“假若用我主持国家政事，一年仅差不多了，三年便会很有成绩。”所以《尚书》说：“每隔三年就要考核政绩，经过三次考核就决定提拔表彰或罢免惩罚。”昔日子产为郑国宰相，变更法令，颁布刑书，第一年众人怨怒，想杀他，三年后众人感德而歌颂他。子产是贤人，他治理国家尚且需要三年才有成绩，何况平常的人呢？最近州刺史、长史司马、京畿都畿县令或者一二年，或者三五个月就迁官，而不论政绩。这样就使没有迁官的人倾耳而听，踮足盼望，争相冒进，没有廉耻，还哪有闲暇为陛下宣布风化、抚恤民众呢？礼义不能施行，户口更加流散，仓库越益匾乏，百姓日见凋弊，都因为这个缘故。民众知道官吏任职不长，便不听从他的教导；官吏知道迁官日期不远，也就不竭尽他的气力。地处爵位而偷安，用来养成资历声望，虽然圣明君主有勤劳治理天下的志向，然而侥幸的道路已经开启，上下之间互相欺骗，怎么能尽力作到至公呢？这是国家的疾病。贾谊所说的脚掌反转不能行，是小小的毛病，这个病不治好，虽有名医和、名医缓也将不能治。汉宣帝考核名实，大兴治理，致使风俗向化。黄霸是优良的太守，宣帝对他加官秩赐黄金，就地表彰他的政绩，但终于不肯将他迁官。所以古时担任官吏的，以至能延长到子孙。臣请求都督、刺史、长史司马、畿县县令任职不满四年，不能迁官。如果治理的特别优异，或者可以加赐车马裘服俸禄官秩，派使节慰问，下诏书劝勉，须等到有公缺，才提拔上来以鼓励治理有才能者。对那些不称职或贪婪暴虐的人，则免官放归乡里，以表明赏罚的信义。
昔日“唐尧、虞舜稽考古事，建立官职，只有百名官员”。“夏朝、商朝官吏加倍，还能够任用才能之士”。这是说减省官吏。因此说：“官员不必完备，只在他的才能”。“不要荒废百官职务，上天设立的官职，由人来代行。”这里讲的是选择人才。现在京师各官司员外官，多出数十倍，是近代以来没有过的事。若说官员不必完备，这就是多余；若说人能代行天职，这些人却大多不掌事务，然而俸禄的支出，一年达亿万之巨，白白空竭了府库的储藏，这难道是求得治理的本意吗？现在民力极其凋弊，在黄河渭水扩大漕运，也不足以供给京师，公室私家损耗无数，边境尚不平静。如果水旱成了灾害，租税收入减少，边境出现敌情警报，赈救的谷物储量不足一年，陛下将用什么来解决危难呢？“不要轻易使用民力，这会使人危难；不要安于其位，因为这很危险”。这是说要谨小慎微。审查这些员外官员，都是当世有才干的良吏。因才能提拔他们但不发挥他们的作用，用名位尊敬他们但不竭尽他们的才力，从过去以来，使用人材难道是这样吗？臣请求将那些员外官中有才能可以担任地方长官或高级僚佐的官员，一并加以升迁，让他们在地方上出力，由朝廷核查他们的政绩。若有年老有病不能任职的，一切停罢，使得贤者与不贤者能截然分开，这就是当前的迫切事务。
争思宠，贪贿赂，欺侮鳏夫寡妇，这是政事中的祸害。臣见朝廷内外官员中有贪污受贿、声名狼藉，以及残害平民的官员，虽然被流放贬官，但很快就升迁回来，仍然作地方长官，被委任在江淮、岭表、沙漠地方，只是粗略表示一下惩罚贬斥。他们内心中自暴自弃，使贪财聚敛不顾其身，到底也没有侮改之心。圣明的君主对于万物应该平分恩泽没有偏向，用有罪的官吏治理远方，等于是给奸人恩惠而遗弃了远方的民众。远方州郡，哪点辜负了圣明教化，要单独承受这种恶政呢？边境地方夷族与华人杂居，恃仗险要依靠路远，容易扰乱而难于安定。如果长官没有治理的才能，就会使平民流亡，起事成为盗贼。由此说来，平凡之才都不可用，何况奸猾的官吏呢？臣请求因贪赃而被停罢官职的人，罢官不到数十年，不得赐思录用。《尚书》说：“识别善恶”，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童疏奏上，没有答复。
升任黄门侍郎、封爵渔阳县伯。与魏知古分别掌管东都的选举事务。开元元年，进任同紫微黄门平章事。三年，改任黄门监。薛王舅舅王仙童暴虐百姓，御史台调查掌握了他的罪行，已经申报立案，这时又有诏书命紫徽省、黄门省覆核查实。卢怀慎与姚崇上奏说：“王仙童罪状十分明白，如果御史都可以怀疑，那么其他人怎么还能够相信呢？”于是结案。卢怀慎自认为才能不如姚崇，因此事务都推让给姚崇，自己则概不专断，当时人讥笑为“陪伴吃饭的宰相”。又兼任吏部尚书，因疾病恳请退休，被批准。去世，追赠荆州大都督，谥号为文成。留下遗言推荐宋璟、李杰、李朝隐、卢从愿。玄宗对此十分伤悼并感叹。
卢怀慎清廉俭朴不经营产业，衣服、器物上没有用金玉做的豪华装饰，虽然地位尊贵但妻子儿女仍然寒冷饥饿。得到的俸禄赐物，毫不吝惜地给予朋友亲戚，随给随无，很快散尽。赴任东都去掌管选举，随身用具只有一个布袋。得病后，宋璟、卢从愿去看望，见铺的席子单薄而破旧、门上没挂帘子，适逢有风雨刮来，举起席子遮挡自己。天晚了摆饭招待，只有两盆蒸豆、数碗蔬菜而已。临别时，卢怀慎握着二人的手说：“主上急于求得天下大治，然而在位年久，对勤勉稍有些厌倦，恐怕要有险恶之人乘机被任用了。你们记住这些话！”到治丧时，家里没有留下储蓄。玄宗当时将要前往东都，四门博士张星上言说：“卢怀慎忠诚清廉，始终以正直之道处世，对他不给予优厚的赏赐，就不能劝人从善。”于是下诏赐他家织物百段，米粟二百石。玄宗后来回京师，在鄂、杜间打猎，望见卢怀慎家围墙简陋低矮，家人像办什么事，就派使节驰往询问。使节回来报告说是卢怀慎死去二十五个月后的大祥祭祀，玄宗于是赏赐细绢帛，并因此停止了打猎。经过卢怀慎的墓时，石碑尚未树立，玄宗停马注视，泫然流泪，诏书命官府为他立碑，令中书侍郎苏廷草拟碑文，玄宗亲自书写。
儿子卢奂、卢奔。卢希早年正直，做官有清白名声，历任御史中丞，出任陕州刺史。开元二十四年。玄宗回长安，在陕州停留，赞许他的善政，在他办公的厅里题写赞词说：“身负刺史重任，分掌陕地大州。也已利沾万物，心怀忠君忘身。真是国家珍宝，不失卢公家风。”不久召入朝廷任兵部侍郎。天宝初年，任南海郡太守。南海处水陆交汇之地，物产瑰丽珍奇，前太守刘巨鳞、彭果都因贪赃获罪，因此以卢矣代任。污吏敛手不敢贪污，宦官来买舶来品时也不敢干扰卢矣的法令，于是远方民俗十分安定。当时认为从开元以后四十年，治理广州而有清廉节操的，宋璟、李朝隐、卢希三人而已。最终任官尚书右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