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卢怀慎，滑州人，盖范阳著姓。祖悊，仕为灵昌令，遂为县人。怀真在童卯已不凡，父友监察御史韩思彦叹曰：“此儿器不可量！”及长，第进士，历监察御史。神龙中，迁侍御史。中宗谒武后上阳宫，后诏帝十日一朝。怀慎谏曰：“昔汉高帝受命，五日一朝太公于栎阳宫，以起布衣登皇极，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故行此耳。今陛下守文继统，何所取法？况应天去提囗才二里所，骑不得成列，车不得方轨，于此屡出，愚人万有一犯属车之尘，虽罪之何及。臣愚谓宜遵内朝以奉温清，无烦出入。”不省。
迁右御史台中丞。上疏陈时政曰：
臣闻“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孔子称：“苟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故《书》：“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昔子产相郑，更法令，布刑书，一年人怨，思杀之，三年人德而歌之。子产，贤者也，其为政尚累年而后成，况常材乎？比州牧、上佐、两畿令或一二岁，或三五月即迁，曾不论以课最，使未迁者倾耳以听，企踵以望，冒进亡廉，亦何暇为陛下宣风恤人哉？礼义不能兴，户口益以流，仓库愈匮，百姓日敞，职为此耳。人知吏之不久，不率其教；吏知迁之不遥，不究其力。媮处爵位，以养资望，虽明主有勤劳天下之志，然侥幸路启，上下相蒙，宁尽至公乎？此国病也。贾谊所谓蹠盩，乃小小者耳。此而不革，虽和、缓将不能为。汉宣帝综核名宝，兴治致化，黄霸良二千石也，加秩赐金，就旌其能，终不肯迁。故古之为吏，至长子孙。臣请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未四考，不得迁。若治有尤异，或加赐车裘禄秩，降使临问，玺书慰勉，须公卿阙，则擢之以励能者。其不职或贪暴，免归田里，以明赏罚之信。
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軿。此省官也。故曰“官不必备，惟其才”，“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择人也。今京诸司员外官数十倍，近古未有。谓不必备，则为有余，求其代工，乃多不厘务，而奉禀之费，岁巨亿万，徙竭府藏，岂致治意哉”今民力敞极，河、渭广漕，不给京师，公私耗损，边隅未静。傥炎成沴，租税减入，疆场有警，赈救无年，何以济之？“毋轻人事，惟艰；毋安阙位，惟危。”此慎微也。原员外之官，皆一时良干，擢以才不申其用，尊以名不任其力，自昔用人，岂其然欤？臣请才堪牧宰上佐，并以迁授，使宣力四方，责以治状。有老病若不任职者，一废省之，使贤不肖确然殊贯，此切务也。
夫冒于宠赂，侮于鳏寡，为政之蠹也。窃见内外官有赇饷狼藉，劓剥蒸人，虽坐流黜，俄而迁复，还为牧宰，任以江、淮、岭、碛，粗示惩贬，内怀自弃，徇货掊赀，讫无悛心。明主之于万物，平分而无偏施，以罪吏牧遐方，是谓惠奸而遗远。远州陬邑，何负圣化，而独受其恶政乎？边徼之地，夷夏杂处，凭险扰而难安；官非其才，则黎庶流亡，起为盗贼。由此言之，不可用凡才，况猾吏乎？臣请以赃论废者，削迹不数十年，不赐收齿。《书》曰“旌别淑慝”，即其谊也。
疏奏，不报。迁黄门侍郎、渔阳县伯。与魏知古分领东都选。开元元年，进同紫微黄门平章事。三年，改黄门监。薛王舅王仙童暴百姓，宪司按得其罪，业为申列，有诏紫微，黄门覆实。怀慎与姚崇执奏“仙童罪状明甚，若御史可疑，则它人何可信？”由是狱决。怀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而不专，时讥为“伴食宰相”。又兼吏部尚书，以疾乞骸骨，许之。卒，赠荆州大都督，谥曰文成。遗言荐宋璟、李杰、李朝隐、卢从愿，帝悼叹之。
怀慎清俭不营产，服器无金玉文绮之饰，虽贵而妻子犹寒饥，所得禄赐，于故人亲戚无所计惜，随散辄尽。赴东都掌选，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属疾，宋璟、卢从愿候之，见敞箦单藉，门不施箔。会风雨至，举席自障。日晏设食，蒸豆两器、菜数桮而已。临别，执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国久，稍倦于勤，将有憸人乘间而进矣。公第志之！”及治丧，家无留储。帝时将幸东都，四门博士张晏上言：“怀慎忠清，以直道始终，不加优锡，无以劝善。”乃下制赐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帝后还京，因校猎、杜间，望怀慎家，环堵庳陋，家人若有所营者，驰使问焉，还白怀慎大祥，帝即以缣帛赐之，为罢猎。经其墓，碑表未立，停跸临视，泫然流涕，诏官为立碑，令中书侍郎苏颋为之文，帝自书。
子奂、弈。奂，早修整，为吏有清白称。历御史中丞，出为陕州刺史。开元二十四年，帝西还，次陕，嘉其美政，题赞于听事曰：“专城之重，分陕之雄，亦既利物，内存匪躬，斯为国宝，不坠家风。”寻召为兵部侍郎。天宝初，为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陆都会，物产瑰怪，前守刘巨鳞、彭杲皆以赃败，故以奂代之。污吏敛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远俗为安。时谓自开元后四十年，治广有清节者，宋璟、李朝隐、奂三人而已。终尚书右丞。卢钧
——《旧唐书》卷一七七
卢钧(778—864)，字子和，京兆蓝田(今陕西蓝田)人。文宗时任左补阙、给事中、华州刺史(治所在今陕西华县)、岭南节度使(治所在今广东广州)；武宗时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治所在今湖北襄樊)、昭义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长治)；宣宗时任宣武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南开封)、河东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入朝为尚书左仆射。受宰相令狐綯排挤，又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汉中)，懿宗初年去世。卢钧历任数道节度使，多有政绩，尤其在任岭南节度使期间，没有像前任节度那样贪财致富。他为政廉洁，将“市舶使”这一直接管辖外国商船的职务交由监军使担任，自己从不干预。卢钧是唐朝后期治理广州比较清廉的一位节度使。
卢钧，字子和，本是范阳人。祖父是卢灵，父亲是卢继。卢钧在元和四年进士及第，又应试“书判拨萃”科，调授校书郎，历任诸侯幕府僚佐。文宗大和五年，升任左补阙。与同事申诉宋申锡的冤枉，因此出名。经尚书郎，出任常州刺史。九年，拜官给事中。开成元年，又出任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
这年冬天，代替李从易任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南海有外国船只贩运之利，珍奇货物云集。旧节度使设法兴利以致富，凡镇守南海的，无不捆装船载财物还京。卢钧性情仁慈宽恕，为政廉洁，请监军使担任市舶使，自己一点也不干预。自从贞元年间以来，有罪流放到岭南的大臣，因其去世、子孙贫困。瞧淬，虽然遇到大赦也不能自己还京。凡是在岭南境内的，卢钧减省俸钱为他们营办小棺材；家中有疾病死丧，则为他们出医药办殡殓；有孤儿幼女，为他们办婚嫁，共数百家。因此山越的俗民，叹服他的德义，令虽不严而众人向化。三年任满将替换，华人蛮族数千人赴衙门请为卢钧立生祠，刻功颂德。先前土人与蛮人、僚人杂居，互通婚姻，官吏有时阻挠，就互相煽诱反乱。卢钧到任后立法度，使华人与蛮人分居、不通婚姻，蛮人不许拥有田地宅院，于是境外清肃，而互不相犯。
会昌初年，迁任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四年诛杀刘稹，命卢钧任检校兵部尚书、兼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昭义节度、泽潞邢氵名磁观察等使。这年冬天，诏书命卢钧派五千泽潞镇军去代北防戍。卢钧登上城门钱送戍卒，他们的家属搭帏幄旁观。泽潞军一向骄横，因为与家人告别，乘醉倒戈返攻城门，监军使让州兵拒战，直到晚上，经安抚慰劳才将乱卒平定。诏书命卢钧入朝，拜官户部侍郎、判度支、升任户部尚书。
大中初年，卢钧任检校尚书右仆射、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军节度、宋毫汴颍观察等使，在任时又加官检校司空。四年，入朝任太子少师，进勋位上柱国、封爵范阳郡开国公、食封邑二千户。六年，再任检校司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九年，颁下诏书说：“河东军节度使卢钧，年长才高、博闻练达，见识聪敏、胸襟宏大。蕴藏着山河的灵气、怀抱有执政的才能。多才多能而从不炫耀，行为韬晦反而更显扬。从岭南直到太原，五次更换节钺，仁爱之声满路，舆论越加赞颂。希望你任藩镇时和气不要衰退，让台阁中的清风时常存在，应该升任宰职，用作群僚表率。可授官尚书左仆射。”
卢钧历任中央、地方，功绩众多。后辈子弟，多官至高位。到这次紧急征他入朝，以为应作宰相，虽任尚书仆射，心中特别失望。于是常常称病不办公，与亲戚旧友在城南别墅游玩，有时几天才回来一趟。宰相令狐绚厌恶他，于是他被停罢仆射官，仍然加授检校司空，守太子太师。舆论认为卢钧是长者，都谴责令狐綯滥弄权力。令狐綯惧怕，十一年九月，任卢钧为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兴元尹，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入朝任太子太师，去世。
【原文】
卢钧，字子和，本范阳人。祖炅，父继。钧，元和四年进士擢第，又书判拔萃，调补校书郎，累佐诸侯府。太和五年，迁左补阙。与同职理宋申锡之枉，由是知名。历尚书郎，出为常州刺史。九年，拜给事中。开成元年，出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
其年冬，代李从易为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南海有蛮舶之利，珍货辐凑。旧帅作法兴利以致富，凡为南海者，靡不梱载而还。钧性仁恕，为政廉洁，请监军领市舶使，己一不干预。自贞元已来，衣冠得罪流放岭表者，因而物故，子孙贫悴，虽遇赦不能自还。凡在封境者，钧减俸钱为营槥椟。其家疾病死丧，则为之医药殡殓，孤兒稚女，为之婚嫁，凡数百家。由是山越之俗，服其德义，令不严而人化。三年将代，华蛮数千人诣阙请立生祠，铭功颂德。先是土人与蛮獠杂居，婚娶相通，吏或挠之，相诱为乱。钧至，立法，俾华蛮异处，婚娶不通，蛮人不得立田宅；由是徼外肃清，而不相犯。
会昌初，迁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四年，诛刘稹，以钧检校兵部尚书，兼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昭义节度、泽潞邢洺磁观察等使。是冬，诏钧出潞军五千戍代北。钧升城门饯送，其家设幄观之。潞卒素骄，因与家人诀别，乘醉倒戈攻城门。监军以州兵拒之，至晚抚劳方定。诏钧入朝，拜户部侍郎、判度支，迁户部尚书。
大中初，检校尚书右仆射、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军节度、宋亳汴颍观察等使，就加检校司空。四年，入为太子少师，进位上柱国、范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六年，复检校司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
九年，诏曰：“河东军节度使卢钧，长才博达，敏识宏深。蔼山河之灵，抱瑚琏之器。多能不耀，用晦而彰。由岭表而至太原，五换节钺，仁声载路，公论弥高。籓垣之和气不衰，台阁之清风常在，宜升揆路，以表群僚。可尚书左仆射。”
钧践历中外，事功益茂，后辈子弟，多至台司。至是急征，谓当辅弼，虽居端揆，心殊失望。常移病不视事，与亲旧游城南别墅，或累日一归。宰臣令狐綯恶之，乃罢仆射，仍加检校司空，守太子太师。物议以钧长者，罪綯弄权。綯惧。
十一年九月，以钧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使，入为太子太师，卒。 姚崇
姚崇(650～721年)，字元之，陕州硖石(今河南孟津)人。他曾在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年)和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元年(713年)三次为相，对挽救危局，整顿吏治，振兴经济，开创开元之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人们称之为“救世宰相”。司马光在其《资治通鉴》中也说：“唐世宰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意思是，在唐朝360多名宰相中，房玄龄、杜如晦和姚崇、宋碌是最出色的。
一、整肃吏治
姚崇一向认为：“官者，庶人之师，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无怨，唯上之平。”鉴此，在他任相期间，除了确保自己“身正”，还分外下力气整肃吏治。
早在睿宗即位前，曾一度时兴“斜封官”：公主、后妃们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在皇帝面前撒娇求情，由皇帝直接颁下敕书任命官吏，并用斜封交付中书省办理有关手续。如此一来，铨选官吏的机构形同虚设，买官卖官现象日益严重。据史料，当时官多为患，滥官充溢，甚至出现了宰相、御史及员外官办公时连座位都没有的现象，被时人戏称为“三无坐处”，大大影响了正常的政务活动。那些花钱买官的人，做官后更是变本加厉地搜刮民财，致使百姓怨声载道；同时，官多俸多，国家开支更大，也进一步加重了百姓负担。
鉴此，姚崇联合宋碌等人上疏睿宗皇帝，力主：“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废”。睿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于是，他迅速撤销了一些可有可无的司、监、署，并一次性罢免了斜封官数千人。
玄宗继位后，姚崇裁减冗员的力度有增无减。他先后罢免了员外官、试官、检校官，并申明：曾担任这三种官职的人，如果今后没有突出政绩或战功，吏部和兵部不得重新录用。
对于那些“走后门”谋取官职的，无论何人，姚崇无不坚决制止。有一次，申王李成义向玄宗请托，要求把他府中一个名叫阎楚圭的录事升为参军。录事为九品，参军为正七品，如此破格提拔，在当时还不多见。但是，玄宗竟然答应下来。姚崇闻讯，立即上疏反对。他说：“臣窃以量材授官，当归有司，若缘亲故之恩，得以官爵为惠，踵习近事，实紊纪纲。”意思是：量材授官的权力应归属官吏任命部门，如果因亲故之恩就给以升官晋爵，将会重蹈前朝冗官泛滥之辙，扰乱国家法纪。经他一番力争，玄宗才收回了成命。从此，向皇帝请谒讨官的恶习大为收敛。
姚崇十分注重以法制约束百官。对违法乱纪者，无论是谁，决不宽容。有一次，薛王李业的舅父王仙童依仗权势，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理当治罪。但是，当王仙童受到御使的弹劾后，李业竟面见父皇，求他网开一面宽释王仙童。姚崇听说后，又马上上疏道：“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无所枉，不可纵舍。”玄宗经过反复考虑，终于采纳了他的意见，使王仙童得到了应有的惩治。这一举措，给了那些无法无天的豪强贵族当头一棒，使他们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了。
此外，姚崇还鉴于武后末年以来接连发生政变的教训，协助玄宗将诸王改任外州刺史，只享爵位，不再掌握军政大权；规谏玄宗“戚属不任台省”、“不预朝政”；还奏请玄宗同意后，实施了中央官和地方官相互交流的制度等等。凡此种种，都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二、施惠百姓
姚崇在第三次拜相之前，曾向玄宗提出了十项改革建议。其中，第一项是“施政应以仁义为先”，第二项是“数十年不求边功”，第五项是杜绝一切苛捐杂税，和第七项禁止建造寺观宫殿，都直接涉及百姓利益。
在唐代，佛教盛行全国。特别是中宗以来，达官贵人、豪绅富户都纷纷营造佛寺，“度人为僧无穷，免租庸者达数十万”。这股寺院地主势力的形成，大大加重了百姓负担，也造成了国家财政的日趋枯竭。为此，姚崇上疏玄宗，请求裁减和尚。他说：“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苍生安稳，是谓佛理。”接着，又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只知信佛的危害性。玄宗深以为然，遂下令裁僧尼3万人，令他们还俗从事生产；并禁止新造佛寺等等。
开元三年(715年)，山东、河南等地闹蝗灾。据说，当时蝗虫多得飞起来遮天蔽日，停下来密密麻麻，将禾苗吃得干干净净。由于时人长期受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都认为这是“天灾”，只有上天开恩才能禳祸。所以，眼睁睁地“坐视食苗不敢扑”，只求上天降吉祥。消息传到朝堂，文武百官也一筹莫展；惟有姚崇上疏，主张扑杀蝗虫。为消除皇帝疑虑，姚崇还坚决表示：“陛下好生恶杀，此事请不烦出敕，乞容臣出谍处分。若除不得，臣在身官爵，并请消除!”玄宗见他这般态度，才下了扑蝗的决心。
接着，姚崇下令各地官员带领百姓去灭蝗；还特派御史，取名“扑蝗使”，分赴各地，前去督办。这时，有个名叫仉若水的地方官跳了出来。他不但不欢迎“扑蝗使”，不组织灭蝗，还给皇帝写了个奏章，说蝗灾是上天对人的惩罚，不是人力所能灭除的。并劝皇上多做有德行的事，尽快感动上天，请上天把蝗虫收回去。姚崇看罢奏章，气愤异常，当即给仉若水写信说：“如果多做有德行的事就能解除蝗灾，那么，你管辖的地方出了那么多蝗虫，不正说明你没有德行吗?目前，你眼看着禾苗被蝗虫吃掉而不管，将来闹起饥荒，你又当如何?”倪若水见信后胆战心惊，再也顾不得上天怪罪不怪罪，连忙发动百姓去灭蝗，并在几天内消灭蝗虫14万只之多。
接着，京城有位名叫卢怀慎的官员又劝阻姚崇说：“外面的人议论纷纷，说蝗虫杀得太多了，恐怕会得罪上天”，劝他手下留情。姚崇毫不动摇，还脱口而出：“若如此而会招来灾祸，那么，我一个人承担就是了!”
由于姚崇及时采取了果断措施，结果山东等地才“蝗虫渐止息”，避免了一场大灾荒。
三、公正无私
姚崇公正无私，重视法纪。他力保吏部尚书魏知古的事，一直被传为美谈。
魏知古原是一位小吏，姚崇见他忠君爱民又精明能干，一步步将他提拔起来，并引荐他进人了内阁。开元二年(714年)，玄宗令魏知古赴东京洛阳考察选拔官员。这时，姚崇的两个儿子正在那儿任职。他们基于其父和魏知古之间的关系，便求魏知古予以“关照”，从而得到晋升。不料，魏知古却原原本本将此事报告给了玄宗皇帝。玄宗帝为考验姚崇，便找了个机会，装作聊天的样子问他的儿子德才如何、任何官职?姚崇遂坦诚地介绍了两个儿子的情况，说他们“为人多欲而不谨”，一定会找魏知古“走后门”。玄宗见他如此诚恳，很高兴。同时，又“薄知古负崇，欲斥之”。也就是：对魏知古对不起姚崇的做法，很不满意，并打算把他赶出吏部。对此，姚崇坚决不同意，再三请求道：“臣子无状，挠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私于臣，累圣政矣。”意思是：臣的儿子没有规矩，扰乱陛下的法律，陛下能原谅他们，已是臣之大幸。但为了臣而驱逐魏知古，天下人就会认为陛下对臣有私心，就无益于帝王的教化了。玄宗见他情真意切，思忖再三，才取消了自己赶走魏知古的打算。
二年后，姚崇的那两个儿子由于劣性未改，又“广通宾客，颇受馈遗，以至于为时所讥”。也就是：到处拉关系，走后门，接受别人的馈赠，结果遭到时人的嘲讽。此外，姚崇所信任的中书省主簿赵海，也“受胡人赂”。姚崇认为，在此情况下自己若继续担任宰相，将于国于民都不利。于是，恳请玄宗让他辞职，同时举荐了广州都督宋璟来接替他。
此后，姚崇在尽力报国济民的同时，分外加紧了对子女的教育。他还仿照前贤陆贾、石苞的做法，将其田园家产分给诸子，让他们人各一份，独自经营管理，自食其力。经过他多方训导，他的儿子们才改邪归正，并成了国家的良材。其中，长子姚彝担任了光禄少卿，次子姚异担任了坊州刺史，少子姚奕先后担任了礼部侍郎、尚书右丞。
四、清正廉洁
姚崇曾作过五篇短文，分别为《执称诫》、《弹琴诫》、《执镜诫》、《辞金诫》和《冰壶诫》。他在其《执称诫》中，提出“为政以公，毫厘不差”；为官应“存信去诈，以公灭私”；在《弹琴诫》中，主张“移风易俗”，“治国之首，大急小缓”；在《执镜诫》中，告诫官吏要“如镜之明，断可以平；如镜之洁，断可以决”；在《辞金诫》中，要求官吏“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凡所从政，当须正己”；而在《冰壶诫》中，又表示“与其浊富，宁比清贫”。他如此言，也如此行，而且率先垂范，为人师表。
在开元前期，姚崇虽然官居相位，却在朝堂附近一直没有自己的宅第，全家人都住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他每天上朝理政之后，常常不能回家，而只身借宿在一个名叫岡极寺的寺院里。有一次，他患了疟疾，又怕耽误了公务，就让家人到岡极寺侍候他。一旦感到病情好转，仍然坚持上朝议政，或者批阅属下送来的公文。上常令源乾曜于心不忍，特地奏请皇帝让姚崇搬进中书省所属的四方馆居住，皇帝当即予以批准。但姚崇却认为四方馆太豪华，又存有公文，不便居住。于是，坚决予以谢绝。皇帝感慨万千，当着许多人的面对他说：“设四方馆，为官吏也。使卿居之，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辞!”
姚崇去世时，社会上盛行厚葬之风。他对此极为反感，特留下遗嘱：他死后，不准崇佛敬道，不准为他厚葬。还说：“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所造经像，何所施为?”“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备一副而已。”之后，又再三叮嘱他的子孙，一定要按照他的嘱咐去做。还告诫子孙：“汝等身没之后，亦教子孙依吾此法。”
唐玄宗得知姚崇去世的消息十分悲痛，下令为他撰写碑文，并赞誉道：“位为帝之四辅，才为国之六翮；言为代之轨物，行为人之师表。”宋璟
宋碌(663～737年)，邢州南和(今河北南和)人，进士出身。曾在武则天称制时担任监察御史、凤阁舍人，在唐睿宗李旦景云二年(711年)和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四年(716年)两次为相。由于他为政清廉、刚正不阿又精于吏治，后人将他和房玄房玄龄、杜如晦、姚崇相提并论，一起被称为“唐代四大名相”。
一
宋璟长期分管吏部。他任用官吏一向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对涉及他本人的人和事，往往要求更严。有一天，吏部主事给他转呈来一篇名为《良宰论》的文章，并介绍说：该文作者范知璿学富五车，精明强干，是位难得的人才。宋璟十分高兴，当即拿起《良宰论》，认认真真读起来。
由于该文立论新颖，议论风生，条通理畅，宋璟还没读到一半，就开始赞不绝口。那位吏部主事非常得意，美滋滋地等着他做出决定。不料，他读着读着渐渐皱起了眉。原来，范知璿在文章中吹捧起宋璨来，说他不亚于古代的晏婴、张良，胜过唐初的魏征、房玄龄，还把天下描写得莺歌燕舞、百花争妍，一片升平景象。宋璟越看越不对劲，不禁自言自语：“这……太过分了!”
读罢全文，宋璟看了看恭立一侧的吏部主事，颇为感慨地说：“这位范知璿，的确算得上少有的人才，但其品德不正。他写了这么多阿谀奉承的话，无非是为了迎合邀宠!这种人，哪能重用呢!请你转告他，让他就国计民生切切实实地提些建议，不要再搞那些奉承之类的事!”
当时，候选官员众多，其中不少人都托请朝官为自己疏通说项。有一位名叫宋元超的候官也找到吏部，说他是宋璟的叔父，希望吏部给予关照。宋璟得知此情，立即给吏部写了一封信，说：“元超确是我的三叔。但一直生活在洛阳，我们很少见面。我不能不承认，更不能因私害公。如果他不声明我们之间的关系，你们还可以按规定依序铨选。而现在他已经公开了我们的亲情，打着我的旗号招摇，再安排他的升迁就不合适了。矫枉必须过正，对他暂不安排为宜。”吏部反复研读他的信，最后只好照其指示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