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宋璟“立性公直，执心贞国”，“动惟直道，行不苟合”。为整肃吏治，即使对皇帝的宠臣他也公事公办。
中宗时期，外戚和诸公主干预朝政，吏治腐败，贪污成风。不少巨商富贾通过他们的关系，求得皇帝的墨敕，不经中书、门下审核批准，便当上了官，时人称为“斜封官”。这些斜封官根本不会理政，只懂得如何盘剥百姓。宋璟为整肃吏治，毅然和姚崇联合上疏，彻底罢免了斜封官。随后，宋王景又从整顿制度人手，革除弊端，拒绝请托，公平取士，恢复了选官的严正。
唐玄宗登极不久，曾特降墨敕提升岐山县令王仁琛为五品官。宋璟感到莫名其妙，一了解，方知王仁琛原是后族，又是玄宗称帝之前的藩邸故吏。他认为不妥，立即上疏阻止，说：“故旧恩私，则有大例，除官资历，非无公道。”还说王仁琛在非常情况下虽然立过功，但已获得了应有的赏赐。如果再受特殊恩赐，就不合适了。他请求由吏部考核，照制度办事。玄宗认为言之有理，也便收回成命。
唐玄宗的宠臣太常卿姜皎，也是玄宗为藩王时的故旧。在诛杀玄宗的政敌太平公主时，又立过大功。玄宗为表示对他的宠遇，不但重用他，还将他的弟弟姜晦封为吏部侍郎。宋璟认为，凭德才两方面的条件，姜皎、姜晦都不胜任。于是，又上疏道：“皎兄弟权宠太盛，非所以安之。”玄宗也听从了他的意见，将姜皎改任为散官，放回田园；将姜晦也改任为没有实权的宗正卿。
三
宋璟在全力选拔任用清官廉吏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良臣的保护。
早在武则天称制时，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二人仗着自己是女皇的内宠，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御吏大夫魏元忠正准备弹劾他们，不料走漏了风声。于是，二张抢先下手，诬构魏元忠，并将他打人牢狱；还贿赂凤阁舍人张说作诬证。宋璟发觉后，立即找到张说，对他说：“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是名誉气节，万不可图个人苟生而谄诬好人。你即使因此而被谪官流放，美德也会受到世人尊敬的。万一遭遇不测，我也会叩请天子赦免，要死和你一起死!”张说很受感动，便在廷辩时如实上奏，从而使魏元忠免遭了一场横祸。
中宗时，京兆直臣韦月将上书揭发武三思潜通韦皇后，秽乱内宫，必有逆乱。武三思恼羞成怒，遂暗中指使有司奏劾韦月将大逆不道。中宗闻报，大怒，下令将韦月将斩首。当敕令下到宋璟手里，他不但没有即时转发，反而奏请中宗调查此案。中宗气急败坏地质问他：“朕已经说了要杀他，你还请示什么呢?”宋璟毫不畏惧，仍坚持调查清楚再定夺。中宗大怒，进而下令将韦月将立刻斩首。宋璟仍不曲从，大声对中宗说：“如果陛下一定要斩韦月将，那么，就请您先把我杀掉!不然，臣还是不会奉诏的!”中宗见此，才渐渐消了气，将韦月将的死刑改为了杖刑，并将他发配到岭南。
唐玄宗时，有一次玄宗巡幸东都，路过崤谷(今河南陕县)，由于山高路窄，难以行走，玄宗十分恼火，便对河南尹李朝隐和负责旅途事务的知顿使王怡大发雷霆，并要罢免他们的官，处以斩刑。宋璟又及时进谏道：“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将来民受其弊。”玄宗听罢，遂免去二人死罪。
宋璟73岁那年基于自己体弱多病，主动请求辞职休养。2年后，与世长辞。死后，皇帝赠其太尉，谥日文贞。
鉴于宋璟的一贯表现，《开元天宝遗事》一书中说：“宋璨爱民恤物，朝野归美，时人咸谓璟为有脚阳春，言所至之处，如阳春煦物也。”而《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对他的评价是：“璟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上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曲从之。”郭子仪
郭子仪(697～781年)，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唐玄宗开元年间武状元，授左卫长史。此后，他很快便显示出超人的智勇，军阶迅速升迁，成为唐军的重要将领。在平定“安史之乱”和败吐蕃、退回纥等许多重大战役中，都立下了赫赫战功，为维护唐朝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并由此升任御史大夫、太尉、中书令，进而成为一代名相。肃宗李亨曾当面盛赞他：“大唐虽然是我李家的天下，实际上是由你再造啊!”代宗李豫则呼其为“大臣”而不名，还说他“以身系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德宗李适对他更为敬重，甚至以“尚父”称之。但郭子仪居功不傲，忠君报国，一直保持着坦白的襟怀和正直的作风。
一、严于律己
郭子仪曾经保荐过一个人当知县，但皇帝却迟迟未降旨恩准。对此，郭子仪的属下纷纷议论道：“就凭郭将军盖世之功和崇高威望，也该诏准才是。”郭子仪得知后，连忙召见有关下属，坦诚地对他们说：“自从天下大乱，不少将领都处世专横，目空一切。只要他们提出要求，上面总是尽量成全，用以维护他们对朝廷的拥戴。我上书，圣上认为不可行而搁置下来，这正表明圣上没把我当成一般将领，是对我放心、亲近的表现，你们应该向我祝贺才是，哪能妄加议论呢!”众人听罢，无不对他更加崇敬。
郭子仪生有8子7女。其六子郭暧的妻子，是代宗皇帝心爱的女儿升平公主。766年，郭子仪过70大寿时，其子孙数十口跪了一地，惟独升平公主未到场。郭暧至孝，强使公主拜寿，双方发生口角。郭暖一怒之下，训斥道：“汝倚乃父为天子吗?我父不屑为之!”说罢，还要伸手去打她。
升平公主自幼娇生惯养，哪能咽下这口气!于是，急匆匆跑回皇宫，哭啼啼求见父皇去告状，甚至连郭暧那句犯上的话也说了出来。代宗并非糊涂皇帝，遂对她说：“他父实是不屑于做天子。否则，天下岂汝吾所有?”随后，又令升平公主的生母崔贵妃相劝。
郭子仪得知升平公主被郭暖气回皇宫后，顿时大怒，立即将郭暧五花大绑，并亲自押送他面君请罪。不料，代宗却笑着对郭子仪说：“不痴不聋，不做阿家翁。小儿女闺闱之言，大臣安用听。”接着，令人为郭暖松绑，并令升平公主同郭暖一齐回府。
此事被唐人载入了《因话录》一书。后来，剧作家借以发挥，创作出了《打金枝》一戏。事实上，郭暧并没有动手打公主，皇帝也没有装怒而要斩郭暖，至于郭暧回府后，郭子仪为了教训他，倒令仆人狠狠地打了他几十棍，以儆其犯上之罪。
二、宽以待人
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智勇双全、能征善战的军事家，又都是朔方节度使安思顺手下的牙门都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他们二人互不服气，关系闹得挺僵。史书上说，他们“二人不相能”，“虽同盘饮食，常睇相视，不交一言”。
“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鉴于安思顺是安禄山的从弟而撤了他的职，同时诏令郭子仪出任朔方节度使。如此一来，李光弼成了郭子仪的下属。他回顾以往，生怕郭子仪报复，便主动请求道：“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意思是：你可以处害我本人，但请你不要株连我的妻儿家小。没想到郭子仪却搂着他走到堂上，流着眼泪说：“今国乱主迁，非公不能东伐，岂怀私念时耶?”并表示定弃前嫌，齐心协力地效忠朝廷。李光弼深为感动，从此对郭子仪尤为敬重。
不久，朝廷决定“选良将一人分兵先出井径，定河北”。郭子仪基于李光弼“能以少覆众”的才干，竭力推荐他担此重任。待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后，他又从朔方军队中划出一半交由李光弼指挥。当他们离别之际，双方“执手泣涕，相勉以忠义”。从此，李光弼成为独当一面的军事统帅，并同郭子仪密切配合，为大唐一统江山而效命。
然而，郭子仪的功德却越来越引起一些权奸们的妒忌。宦官鱼朝恩，甚至“使之发其父墓”，即派人掘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在封建社会，父母之坟遭到任何亵渎都是非报不可的深仇大恨。事发后，恰遇郭子仪从前线回京述职。对此，满朝气氛十分紧张，生怕他震怒之下而发生变故。所以，当郭子仪一入朝，唐代宗马上对他好言劝慰。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不但没有责怪朝廷，反而痛切地自责道：“我带兵多年，没能完全禁止部下的暴虐行为。将士中也有毁坏别人坟墓的，这均系我治军不严所致。如今我自己父亲的坟墓也被他人挖掘，此乃上天的报应，而不能归结于人为的祸害。”文武百官乃至皇上听罢，无不感动万分。
据史载，郭子仪的品德不但令正人君子深深景仰，还使一些奸佞小人、骄横藩镇也由衷的佩服。如田承嗣盘踞魏州时“傲而不轨”，但郭子仪派人到他那儿时，他无不面朝西方望空而拜，还指着自己的膝盖对来使说：“兹膝不屈于人若干岁矣，今为公(郭子仪)拜。”又如李灵曜在汴州独霸一方，不管公私财物，只要途经那儿，无不截留。惟独郭子仪的粮饷钱财通过时网开一面，还“令持兵卫送”。
三、心系百姓
郭子仪一向爱兵如子，对士卒从来不打骂、不训斥。但是，他的军纪甚严，不许官兵无事时在大营中骑马奔驰，不许倚仗“郭家军”的英名而傲慢，更不许部下侵犯老百姓的利益。因此，在他数十年的南征北战、东进西伐中，无论指向哪里，都深受百姓的欢迎和拥护。
天下太平后，郭子仪依旧关心百姓疾苦。当时，皇亲国戚和贵族官僚大都集中在京城长安。长安城北有一条河叫泾水，水量较足。不少豪门贵族为磨胭脂作为女人的化妆品，都在泾水的白渠上修了些名为“石岂碾”的以水为动力的石磨。这种“碹碾”，最多时竟达80余处。其中，也有六子郭暖和升平公主的石岂碾。
大历末年(779年)春，天旱少雨，长安城郊大片农田亟待白渠水灌溉。但是，有限的泾水为石岂碾所阻塞，百姓苦不堪言。京兆尹黎干见这些硙碾都是权贵之家所修，不敢下令拆除，只是天天急得团团转。郭了仪获悉此情，立刻叫来郭暧，并令他向公主晓之以理，率先拆除硙碾，为众人作个榜样。
第二天，郭暖和升平公主便派人拆去了自己家的石岂碾。众豪门一见，竞相仿照，不几日便把泾水上的80多处石岂碾全都拆掉了。京兆尹黎干十分高兴，百姓们更是乐不可支，并将此作为美谈。
郭子仪于建中二年(781年)六月十四日病逝于长安长乐坊家中，享年85岁。唐德宗为示哀悼，特地废朝五日，并许其陪丧肃宗陵，坟比同等官职的人加高一丈。
史臣裴垍称赞郭子仪：“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哀荣终始，人道之盛，此无缺焉。”大诗人杜甫也写诗称赞他：“郭相谋深古来少”，“独任朔方无限功”!刘晏
刘晏(715～780年)，字子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人。据说，他自幼天资聪颖，刻苦好学，七八岁时就能诗善文，被誉为神童。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李隆基到泰山封禅，行至曹州行宫，看到了刘晏写的歌颂他的《东封书》，很高兴。一问，才知道他年仅11岁，不禁又惊又喜，视为“国瑞?，遂将他带回长安，破格授予他一个小官。数年后，他改任地方官，先后做过夏县(今山西夏县)县令、温县(今河南温县)县令，接着升为彭原太守、陇州刺史、华州刺史、河南尹。肃宗李亨即位后，刘晏先是担任了一段京兆尹，接着改任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盐铁铸钱使等，开始负责财经工作。时至代宗李豫时，他曾一度担任宰相，随后又被任命为御史大夫，领东都、河南江淮转运、租庸、盐铁、常平使，分理天下财赋。此后，还两次出任吏部尚书。由于他对官员们的任免和考绩都比较公道，史书上称他“久掌诠衡，时议公允”。待德宗李适登极之初，刘晏又开始统管全国财赋。
刘晏担任理财官长达20多年。其间，一向“以爱民为先”，勤政廉政，除弊兴利，政绩卓著，被公认为我国历史上少有的理财家。
一
唐朝时代，长安(今陕西西安)是全国的首都，人口多达近百万，致使关中地区生产的粮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不得不从东南各地大批调入。当时，运粮主要靠水路，其路线一直是从淮河进入汴水，再经黄河转渭水而进长安。然而，自安史乱起，传统的漕运路线被切断，只好溯长江，渡汉水，抵洋州，再转陆路运输。如此一来，耗时过多，供不应求，造成了长安米价暴涨，一般平民常常没饭吃。刘晏分理财赋后，下决心解决漕运问题。为此，他顺着黄河，到三门峡、硖石、河阳、洛口等许多地方详细勘察，找当地有关人员多次座谈，认真总结以往的漕运经验，亲自组织并指挥民工，迅速地疏浚了久已荒废的河道。接着，他又多方改善了航远办法，改革了漕运组织，大大缩短了漕运时间，使江南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进了长安，从而保证了长安的粮食需求和物价稳定。为此，老百姓无不欢天喜地，唐代宗也欣喜异常，十分高兴地称赞他：“卿，朕酂侯也!”将他比同汉刘邦时的名相萧何。
自安史之乱后，唐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一改当初开放盐禁的作法，而实行了食盐专卖政策。在山海井灶产盐之地，设置监院，令专业产盐的亭户将所产之盐全部卖给盐官，再由盐官转运各地，由官府卖给老百姓。由于盐官们贪赃枉法，处处敲诈勒索，使百姓深受其害。对此，刘晏首先裁汰了一批鱼肉百姓的盐官和盐政管理机构，并将原来的官产官销制改为官府“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即允许私人产盐，也允许商人销盐，官府只控制货源。这一措施充分调动了盐户和盐商的积极性，也节省了官府任用的产盐、运盐和销盐人员。与此同时，刘晏奏请皇帝同意，严禁各地再对盐商增加税收，以免加重吃盐者的负担。随后，他又在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设立“常平盐”，即将盐运到那儿储存起来，一旦缺盐，就平价抛售，以免商人抬高盐价，坑害百姓。此外，他还在吴、越、扬、楚四地设置许多盐仓，以备食盐歉收时备用。
盐政改革后，国家的盐利收入明显增加，百姓用盐更加方便，史书上称之为“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真可谓“一举两得”。
二
唐朝自初期开始，规定丁男每年向国家交2石粮食，称为租；每年服徭役20天，不然则多交6丈绢或7．5丈布，称为庸；另交2丈绢，2．5丈布、3斤麻，称为调。除租、庸、调之外，农民还须按户交户税，按地交地税，并负担多种杂项徭役。据史载，上元二年(761年)元月，“江淮大饥，人相食”，但官府依旧横征暴敛。尤其是时任租庸使的权臣元载，总以为江淮虽经兵荒，仍比其他地区富足。所以，不仅强征当年租调，还要将安史之乱以来共8年的拖欠租调统统收上来。在他的怂恿下，差吏们竟然包围民宅，强行搜夺，“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十取八九”。百姓们忍无可忍，不得不群起反抗，以至于震惊朝堂。
刘晏上任后，立即下令各州县停止元载时的作法，并将差吏搜夺的百姓财物，如数归还各家各户。接着，“罢无名之敛”，即取消一切“乱摊派”，适当减免了一些税收，还赈济了一批贫困者。他还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新制定了两项灵活的赋税政策。一是“常岁平敛之，荒年蠲救之，大率岁增十之一”。即按年成好坏收赋税，但确保赋税额的持平。二是基于那儿手工业比较发达，其产品在当地又消耗不了，便让盛产铜器、漆器、瓷器和绫、锦及文房四宝的地方，以这些产品代替应交的赋税。这样一来，既调剂了商品的余缺，又方便了百姓纳税，深受百姓的欢迎和拥戴。
三
在唐代，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技手段的限制，旱、涝、蝗等各种自然灾害经常发生。一旦受灾，最倒霉的显然还是老百姓。为应对自然灾害，刘晏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首先，刘晏认为救灾如治病，应以预防为要。他说：“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赈给。”要“应民之急，未尝失时，不待其困弊、流亡、饿殍，然后赈之也”。为此，他要求设在诸道的巡院和院官，每旬每月都将所辖州县的雨、雪、露、霜等有关情况，及时报告给他，以便准确预测灾害的征兆，提前做出相关的安排。
其次，在灾害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刘晏反对坐等国家赈济的消极办法，而是带领百姓开展积极的生产自救。他认为受灾地区“所乏粮耳，他产尚在”。可以因地制宜地进行其他土特产品的加工生产。然后将产品运销到丰收地区，或者去满足官府之需，从而换回粮食之类。
第三，为提高防灾抗灾的能力，刘晏恢复了废弃多年的“常平仓”，即官府所设储粮备荒的仓库。在丰年粮贱时，由官府高价购粮存入仓内；待荒年歉收时，再以低价卖给百姓。为搞活市场，他还充分调动商人的积极性，鼓励他们下乡收货粜粮，以方便灾民。
史书上还说：刘晏待人宽，对己严，品质高尚。在勤政方面更突出，常常是“质明视事，至夜分止”；“为人强力，事无闲剧，必于一日决之，不使留宿”。但非常遗憾的是，他的忠君爱民之举得罪了一批贪官污吏。他们变着法儿陷害他，甚至诬告他蓄谋作乱，致使他最终蒙冤而死。奸佞们基于他多年掌握朝廷经济大权，都猜测他家内有财无数，竭力主张抄他的家。但抄查的结果是：“惟杂书两乘，米麦数斛”，反而证明他是一位少有的清官。陆挚
陆挚(756～805年)，字敬舆，唐代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他18岁进士及第，登博学宏词科，历任县尉、八御史、翰林学士、谏议大夫、兵部侍郎、宰相和忠州别驾等职。他一生清慎，甚至清慎得被皇帝也说是“太过”；他建树颇丰，致使唐代政治家权德舆将他比同名相房魏征、玄龄、姚崇和宋璟，还说他的时政论述“昭昭然与金石不朽”。宋代名家苏东坡也对他推崇备至，甚至认为他才智可比张良，思辨不下贾谊，文章则“聚古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
一、清正廉洁
陆挚品行端方，为人朴实，一生清正廉洁。
早在他担任华州郑县县尉时，曾东归洛阳省母，顺道拜望了名重一时的寿州刺史张镒。张镒十分赏识他，和他结成了忘年交，临别时又赠他百万钱，说：“请以此作为太夫人一天的费用。”陆挚一再道谢却分文不受，为示领情，只收了新茶一串。张镒更加看重他，认为他是一位贤士。
贞元三年(787年)，陆挚官任中书舍人。这时，他因母亲去世而持丧洛阳，借住于嵩山丰乐寺。消息传出，朝野上下无不给他送礼。但是，他依旧没收分文。史书上还专此记载道：“四方赙遗数百万，公(陆挚)一无所受。”
陆挚升任宰相后，自我要求更加严格。当时，一些跋扈的藩镇倚仗其手中权力，各自称雄一方。不少朝官为了自身的利益，竞相同藩镇交往：而藩镇为了随时掌握朝廷动态，取得内援，也总以厚礼拉拢朝官。陆挚作为执掌朝政的大臣，自然成了众多藩镇竭力拉拢的对象。于是，重到金银财宝，轻至鞭靴细小，纷纷给他送上门来，而他还是一如既往：一概谢绝。
陆挚的清正廉洁虽为正人君子所称道，却也被奸邪小人所攻击。有人说他沽名钓誉，也有人说他不善于沟通上下级关系。昏庸的德宗皇帝李适得知后，对其所为感到不可思议，遂下密旨责备他“清慎太过”，并谕其“如不接受贵重财物，细小物品受亦无妨”。陆挚立即上疏，表示不敢奉诏，并且说：人之行贿，并非所愿，只是行之有利，不行有虑而已。还说：要肃清贿风，首先要从上面做起，因为“上之所为，以导下也；上所不为，以检下也”。所以“绝利去贿者，莫先于君主”。只有君主率先垂范，才能使朝廷大臣乃至各级地方官廉洁守法。
二、宽政爱民
陆挚一向主张宽政爱民，将“养人”、“足食”放在治国安邦的第一位。他说：“人者，邦之本也；财者，人之心也。其心伤则本伤，其本伤则枝干颠瘁而根柢蹶拔矣。”所以，“立国不先养人，固国不立；养人不先足食，人固不养”。基于此，他在担任县尉时就向上司提出过一系列宽政爱民的建议，诸如体察民情，整肃吏治，均节赋税，赈灾救贫以及节俭官府开支等等。可惜，“时皆韪其言”，致使他的好主张大都被束之高阁。
后来，陆挚的官职不断升迁，权力日益增大，其宽政爱民的思想却未变。他为了实现其多年的愿望，遂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
首先，陆挚认为：百姓能否安居乐业，关键在于官吏能否体恤百姓，清平为政。为此，在他主持科举考试时，不分门第高低，不受时俗影响，严格按照德、才标准选拔人才。唐代著名人物韩愈、李绛、崔群、王涯和裴度等人，都是在他的扶持和荐举下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其中，李绛、崔群、王涯和裴度后来还都官至宰相，实行了许多惠民政策。
其次，陆挚认为朝廷的赋税政策，直接关系到百姓的休养生息，一定要做到不偏不倚，适可而止。在他为相之前，朝廷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一向以“增加赋税”和“征办先期”作为两个主要条件。哪些地方所收的赋税多，又及时，哪个地方的官吏就被认为精明强干。官吏为争上考，往往将税额层层加码，并严格规定按时征齐。即使遇到自然灾害，也都按数征敛，致使百姓叫苦连天。陆挚从客观实际出发，取消了这两项硬性规定。同时，他将官吏所治地区户口的增减、田地的赢缩、为预防自然灾害而设置义仓的多少等等，作为衡量官吏是否称职的标准。
第三，陆挚强调多为百姓办实事，诸如兴修水利，垦荒造田，修建学堂等等。多年来，他一直照此目标而努力。即使在他晚年遭迫害而被贬为忠州(四川忠县)别驾时，他也依然关心着百姓疾苦。当时，忠州地区瘴气袭人，疾病流行，百姓深受其害。他在百忙中还排除种种困难，检索药典，搜集单方，汇编了《陆氏集验方》五十篇，为解除百姓疾苦贡献了自己最后的心力。
三、犯颜直谏
唐德宗李适是位贪财好利的人。据史载，他搜刮贮存在内库的财物堆积如山，却只许进，不许出。即使在建中年间田悦、李正己等人率部造反，军需不足，他也不舍得拿出自己的库存钱。当他被叛军赶到奉天(今陕西乾县)，心里想的仍然是金银财宝。所以，当此后河东收复，诸道贡献渐广，他又开始积贡物于廊下，并题名“琼林”、“大盈”，以为私有。
对此，陆挚实在看不下去，便犯颜直谏：“当前战争未熄，百姓困于供役的呻吟之声遍于全国，冒死战斗的将士未见丝毫赏赐，诸道贡珍，遽私别库，万目所视，孰能忍情!”
待德宗重返长安后，其私欲更加膨胀。他甚至暗谕各地方为他进贡，并将进贡多寡作为升迁的重要条件。于是，一些藩镇有的每月进奉，称为“月进”；有的每天进奉，称为“日进”。时为宰相的李泌曾为此而专门上疏奏请德宗停止诸道贡奉。但是，当他一看到德宗那副不高兴的表情，又“惆怅而不敢言”了。陆挚却不然，他面奏道：陛下所要的贡物，“非地生，非天降”，而是朝廷取之于方镇，方镇取之于州，州取之于县，县从哪儿取呢?惟有榨取老百姓。接着，他尖锐地指出：这种“旁延进献，别徇营求”的行为，“减德市私，伤风败俗，因依纵扰，为害最深”。随后，又援引太宗李世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话，苦劝德宗节制个人欲望，应该“以天下之欲为欲，以百姓之心为心”。
四、勇斗权奸
德宗在位期间，宰臣曾多次更换，但换来换去，基本上还是那些奸佞误国、残害百姓之徒。其中，卢杞、窦参、裴延龄最为典型。
卢杞字子良，其祖父卢怀慎是玄宗开元初的宰相，被时人誉为一代清官。其父卢奕也为政清廉，生活节俭，留下了一个好名声。但卢杞却与其先辈完全相反：他贪权贪财，嫉贤妒能，而且心狠手辣。一些忠直又有才干的人，如张镒、颜真卿、杨炎等，都是他一手害死的。他还利用酷吏赵赞等人以强借和加征的手段大肆搜刮民财，不知逼死了多少人。为此，史书上说：“天下无贤不肖，视杞如仇。”陆挚不怕卢杞之流的打击报复，多次向德宗揭发、检举他们的各种罪行，有时还和卢杞展开面对面的争斗。在他和大将军李怀光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把卢杞赶下了台。
窦参字时中，是刑部尚书窦诞之玄孙。他担任宰相后，虽无学术，但多引用亲党，使居要职，以为耳目。他“阴狡而愎，恃权而贪”，常常通过他的族子窦申等人卖官鬻爵，受贿索贿。陆挚发觉后，再次挺身而出，对窦参以权谋私的行为坚决予以揭露。结果，遭到了窦参一伙的极力排挤和诽谤。陆挚仍不屈服，又联合湖南观察使李巽和中使逢士宁等人多次上疏，弹劾窦参，终于使窦参贪赃行迹彻底败露，被贬为郴州别驾。
陆挚担任宰相后，更以清除权奸为己任。当时，掌管户部度支事务的大臣裴延龄为讨得德宗的欢心，妄奏从账簿中查出隐欺钱20万贯，还虚称从粪土中挖出银子13万两，另有许多珠宝绸缎。他声称这些都是余财，可请皇上另贮以供御用。当德宗欣然“笑纳”时，裴延龄为了不露马脚，连忙派人“搜求市万里，豪压入献，追捕工匠，胁迫就功”，搞得整个都城人心惶惶，怨气冲天。裴延龄还乘机将度支库藏的许多财物弄到了自己家中，占为己有。在他的影响下，他所分管的度支府“当给者无贿而不支，应征者受赇可纵免，货路公行，纲纪大坏……鞠其奸赃，无不狼藉”。但是，由于他是皇帝的宠臣，满朝文武也都敢怒不敢言。陆挚在此关键时刻又站了出来。他还特地写了篇《论裴延龄奸蠹书》，准备进呈给德宗。其中，他历数裴延龄七大罪状，斥其奸蠹，“为旷代所未有”。当陆挚的亲友们得知他的这一举措，都劝他不必过于认真。而他却表示：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不恤其他。随后，毅然上疏。结果，昏君不但没准奏，反而听信了裴延龄的谗言，将陆挚贬为太子宾客。接着，又将他连降数级，贬为边远地区的忠州(四川忠县)别驾。
在忠州，陆挚几乎是天天闭门不出，一心在家研究医术，并著有《陆氏集验方》50篇。
德宗死后，顺宗李诵即位。数月后，李诵诏陆挚回京任职。但诏书还未到达忠州，陆挚因病去世了。顺宗无限伤感，遂赠陆挚兵部尚书，谥号宣。从此，后人称之为陆宣公。
对于陆挚的评价，稍后于挚的唐代政治家权德舆认为：“其道也与伊(伊尹)、说(傅说)争衡”，“其文也与典谟接轸”，其功业不在名相房(玄龄)、魏(征)、姚(崇)、宋(碌)之下。宋代苏东坡认为：他“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到了清代，陆挚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被列为从祀孔庙的贤哲之一。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原籍下邦(今陕西渭南附近)。其祖父、父亲都做过县令一类的地方小官，祖母、母亲也都知书达礼。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他自幼受到文化熏陶，五六岁时就开始学写诗，八九岁便能写出很不错的律诗来。到了十六岁，他带着自己的诗稿去首都长安拜访了老诗人顾况。当顾况看到他的诗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禁拍案叫绝。此后，他的诗名迅速传遍了京城内外。
白居易27岁中举，29岁中进士，31岁又参加“拔萃科”考试并被录取，从此登上仕途。他在中央和地方做官共达40多年。起初，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周至县(今陕西周至)县尉、翰林学士、京兆府户曹参军、太子左赞善大夫；44岁后，又相继担任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杭州刺史、苏州刺史；56岁起又陆续升为秘书监、刑部侍郎、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一直到70多岁，还挂着一个刑部尚书的官衔。
一、刚正不阿
在白居易生活的时代，唐朝早已度过了它的极盛时期而走向衰败：政治黑暗，矛盾重重，各种问题都很多。尤其是宦官的权势极大，连皇帝也都要让他们三分，有几个皇帝还不明不白地死在他们手里。再就是那些世家大族出身的官僚同宦官狼狈为奸，党同伐异，搞得文武百官人人自危，却又敢怒而不敢言。有些人为了保全自己或图升官发财，竟然巴结逢迎甚至卖身投靠。白居易却从来不向这些恶势力低头，还常常公开同他们做斗争。
有一次，朝廷举行“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考试，在众多考生中择优录取了牛僧孺等三位佼佼者。宦官和世族官僚集团本来就忌讳“直言极谏”，自然对德才兼备的牛僧孺等人恨之入骨。于是，纷纷跑到宪宗皇帝李纯那儿去诬告，说他们在考试中作了弊。昏庸的宪宗帝偏听偏信，遂将牛僧孺等搁置一边，不予任用，还贬了主考官的职。白居易实在看不下去，便挺身而出，毅然上疏，竭力为他们争辩，并当面顶撞了宪宗帝。宪宗很恼火，曾为此而对宰相李绛说：“白居易是我把他提拔起来的，现在竟对我如此无礼，真使我难以忍耐!”
元和十年(815年)6月3日，长安城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国的事件：宰相武元衡到皇宫早朝时，突然路边窜出一伙刺客，将他当场刺死。与此同时，御史中丞裴度也在上朝的路上被人刺伤。事发后，朝野震惊，群情激愤。时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明知自己身份所限，按规定不能参与朝政，却出于正义感，仍于当天中午向宪宗上书，强烈要求迅速捉拿凶手。宦官集团又抓住此事大做文章，说白居易抢先议论朝政大事是藐视朝廷规矩，是越职行为。还鉴于白居易的母亲不久前因患神经病而落井身亡，诬告他不孝等等，对他进行了一系列人身攻击。结果，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并从此长期没有得到升迁。
二、造福百姓
白居易一向关心民间疾苦。早在他被贬之前，宦官们曾发明了一种“宫市”，即皇宫里需要什么东西，由小宦官到市场上去购买，称为“宫使”。这些“宫使”不按市价讨款，只是随便留点东西充当价值，实际上等于公开抢夺。白居易为表达自己对受害者的同情和对宦官的憎恶，先后写了许多诗。其中，人所熟知的《卖炭翁》，写的是一个贫苦老人，为解决衣食问题，到终南山去伐木烧炭。他“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好不容易将一车辛辛苦苦烧好的木炭拉到长安城，却又在冻得发抖的情况下担心销路不好，还希望天气再冷些。忽然，几个“宫使”骑着高头大马横冲直撞地奔过来，一边叫嚷着“有皇帝的命令”，一边不由分说地把那车炭掠向了皇宫，只留下了两块对老人毫无用处的红绸子算是炭钱。
白居易被贬地方后，对下情了解得更多，更清楚。他除了对他们表示同情，还力图多为他们做一些实际的好事。
在江州任上，白居易鼓励当地百姓多种茶，种好茶。据说，著名的庐山云雾茶就是他当年倡导扩种的。他还在庐山香炉峰下辟园种茶，并写诗一首。诗曰：“长松树下小溪头，斑鹿胎中白布裘。药圃茶园为产业，野麋林鹤是交游。”
在忠州任上，白居易为了帮助当地百姓尽可能地早日脱贫，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进行“劝农”，号召群众开荒种地，发展生产；二是改进税收办法，使富豪们多纳税，让贫苦人少负担；三是节省官府开支，能不办的事尽量不办，以免劳民伤财。此外，他看到当地有许多荒山秃岭，便倡导百姓植树造林，绿化荒山。据史料，他当年亲自带领老百姓种了一片又一片的桃、杏，自己还特地作了一首《种桃杏》的诗。其中写道：“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忠州且作三年计，种杏栽桃拟待花。”
在杭州任上，他除了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境内孤儿、寡妇和无人赡养的老人的基本生活，还针对杭州存在的实际问题，兴修塘坝，浚治李泌开凿的六井，并主持兴筑了一条从钱塘门到武林门的长堤——白公堤，将西湖分隔为二。堤内是上湖(即今西湖)，堤外为下湖，与郊外千顷农田相连。湖水拦蓄在上湖，周围30里，北筑石函，南建笕坝，平时可承蓄雨水山泉，天旱时则可放水灌田，从而解决了当地的水旱灾害。
在此期间，白居易也写了不少著名的诗。其中一首是：
我有大裘君未见，
宽广和暖如阳春。
此裘非缯亦非纩，
裁以法度絮以仁。
意思是：他有一个立法度、施仁政的宏伟规划，一旦实现，杭州百姓将会备感温暖。
白居易在杭州三年任满，被迁任为苏州刺史。当他离开杭州时，杭州百姓拦路相送。十分感动，遂又写了《别州民》一诗。诗日：
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
甘棠无一树，哪得泪潸然?
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
惟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在苏州刺史任上，他每天一早就去衙门处理成堆的公文案牍，直到黄昏才回家。按照当时的规定，官员们每10天休息1天，而他却几乎从来没有休息过。在那儿，他采取的惠民政策主要是简化政事、提高工效、平均赋税和工役。当然，由于他历来重视种树，也大力提倡植树造林。至于他本人，亲手栽种最多的则是梅树。
在苏州，由于白居易经年累月、废寝忘食地造福一方，终于累出病来。当他离职回长安时，苏州官员和百姓站满了大运河两岸，痛哭流涕地追着船为他送行10多里。大诗人刘禹锡曾写诗形容当时的情景，说：“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
三、平易近人
白居易曾写有一首著名的《观刈麦诗》，诗中写道：在五月大忙季节，农民光着背，赤着脚，顶着炎炎烈日割麦子；而妇女则抱着孩子，弯着腰，紧跟在后面拾麦穗。他们如此辛苦，其结果却是将收获的麦子全部交了赋税，自己只能靠拾到的麦穗来充饥。写到这儿，白居易情不自禁地开始了反躬自问：我一不种田，二不织布，有何功德可言?却每年拿到俸禄300石，哪能不惭愧?
也正基于这种感情，白居易从来不摆官架子，总是自觉地将自己融人百姓之中。
在忠州，自居易曾亲自主持过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聚会。会上，按照当地风俗，把席子铺在地上，大家围坐成一圈，兴高采烈地用空心的藤枝吸着酒，年轻人则在鼓乐之中翩翩起舞。这时，有些官员悄悄劝白居易赶快离开，理由是“贵”“贱”杂处，不成体统。白居易淡然一笑，反劝他们不必在末节上苛求，还表示随和一点好。
作为一位杰出的诗人，自居易在创作时也分外随和。据说，他每写一诗，常常念给老婆婆们听。如果她们听不懂，他就改，一直改到她们能够听懂为止。因此，他的诗里很少晦涩难读的字眼，倒吸收了许多当时流行的口语。
白居易的诗浅显易通，寓意深刻，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喜爱。此外，由于日本、朝鲜及中亚各国常有使节、商人、留学生来唐朝，所以他的诗又受到外国人的青睐。据说，有个契丹国王得到了一本白居易的诗，马上派专人将它译成本民族文字，令臣下在朝堂上大声朗诵。而日本天皇则把自居易的诗视为宝物珍藏起来，一有空便取出来暗自吟咏。
白居易活了75岁。死后，谥号“文”。忠州、苏州、杭州等地都为他立了祠。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解县(今山西运城)人。他21岁中进士，授校书郎、蓝田尉；唐德宗李适贞元十九年(803年)，升为监察御史。唐顺宗李诵永贞元年(805年)，又擢升为礼部外员郎。他不但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和诗人，也是一位少有的清官。
一、改革弊政
李诵早在当太子的时候，便同柳宗元及其好友王叔文等关系密切。所以登基后马上将他们提拔起来加以重用。而王叔文、柳宗元等人也雄心勃勃，立即针对时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史称“永贞革新”。
此前，唐德宗错误地认为宦官是自己的家奴，忠实可靠，凡事都信任和依靠他们，甚至让他们统率禁军，从而开了宦官掌握兵权的恶劣先例。这些宦官为迎合德宗的欢心，变着法儿让地方官盘剥百姓，按月甚至按日给德宗“进奉”，并将按月进奉称“月进”，按日进奉称“日进”。致使德宗每年收到的进奉钱，多时竟达50万贯(1贯等于1千钱)。宦官们还发明了一种“宫市”，在光天化日之下对百姓进行公开掠夺。此外，还广置宫女，设立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等等。
王叔文、柳宗元等人执政后，首先取缔了“宫市”，蠲免了民间对官府的各种积欠，废除了“月进”、“日进”，放出了大批宫女，并将宦官手中的军权夺过来，任命众望所归的老将军去统帅军队。
如此一来，自然给百姓带来了实惠，也给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了好处。但是，却大大伤害了宦官、世族官僚以及割据一方的藩镇军阀的利益。他们纷纷向朝廷施加压力，反对王叔文、柳宗元等人。而王、柳所依赖的顺宗皇帝，却偏偏因为重病而将皇位传给了太子李纯，是为唐宪宗。起初，王、柳等人曾坚决反对顺宗让位于宪宗。所以，宪宗即位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王叔文贬到渝州(今四川重庆)去当“司户”(专管户籍等事的小官)。与王叔文一道被贬的，还有柳宗元等8名朝廷要员。他们全都被调离京城长安，分别到南方各边远地方去当有职无权的州司马(刺史的助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
二、舍己为人
在“八司马”事件中，柳宗元被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县一带)司马；而著名诗人刘禹锡，则被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一带)司马。播州离长安的直线距离虽说比柳州近，但从当时的经济状况和交通条件来说，是比柳州更为偏远的地区。
柳宗元和刘禹锡是多年的好朋友，他知道刘禹锡家有老母，体弱多病，生怕他们经不起长途跋陟，更受不了那儿自然环境的折磨，便决心请朝廷将他们二人对调一下。他对其朋友们说：“禹锡有母年高。今为郡蛮方，西南绝域，往复万里，如何与母偕行?如母子异方，便为永诀。吾与禹锡为执友，胡忍见其若是?”于是，“即草章奏，请以柳州授禹锡，自往播州”。
也巧，时为朝廷重臣的裴度这时也上书宪宗，说刘禹锡家有老母不宜迁往播州。宪宗思忖再三，遂下诏把刘禹锡改迁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
柳宗元代友播迁的事受到正直之人的高度评价。“国子博士”韩愈就专此写道：“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三、施惠百姓
柳宗元到达永州后，在那儿生活了近10年。随后，被派到更远的柳州当刺史。
柳宗元在永州、柳州期间，南方许多读书人仰慕他的名声和学问，纷纷跑来向他拜师求学。他对着那些好学上进的青年人，感到分外亲切，总是热情教诲，悉心指导，期盼他们早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更好地为百姓谋福利。
当然，在众多求见者之中也有华而不实的人。对他们，柳宗元总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其自身的问题，促使他们改过自新。
有一次，有个名叫杜温夫的青年人从荆州赶到柳州拜见柳宗元，还打算再到连州求见刘禹锡，到潮州去造访韩愈。柳宗元很快便发现他学习并不认真，也没什么本领，甚至写的文章连疑问词和感叹词都分不清。他之所以马不停蹄地四处奔波，是希望这些名人能替他吹乎几句，以便为他考取进士和此后当官找条捷径。杜温夫还给柳宗元写了一封信，将柳宗元比作古代大圣贤周公和孔子。柳宗元对此非常反感，当即复信予以严厉批评。他写道：比人必须恰当。你把我比作周公、孔子，我哪能不感到奇怪?你还要去连州和潮州，不用说你也会将刘、韩二公比作周公、孔子；你将来到了京城，京城名人成千上万，可能你也会将他们比作周公、孔子。天下哪有这么多周公、孔子呀!随后，他奉劝杜温夫要踏踏实实地学习，不要再做那些哗众取宠的事。
在永州和柳州，柳宗元还在自己的权限和能力范围内，帮许多穷人赎回了卖身为奴的子女，并且革除了不少恶劣的风俗。如柳州，长期盛行巫师杀牲畜以赎病的习惯：一旦一个人生了病，巫师先杀鸡；病不愈，再杀羊；仍不愈，则宰牛；再不愈，巫师便说：“病人当死。”于是，蒙上病人的面，坐视其死。柳宗元力禁这一迷信，驱除了骗钱的巫师，劝人求医治病。从此，此风乃革，柳宗元也更受当地人民的爱戴。
四、为民请愿
在长期的贬谪生活中，柳宗元广泛地接触到社会的最低层，深深了解到民间疾苦。但鉴于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不可能直接帮百姓改变惨状。于是，他开始通过妙笔去为民请愿。
柳宗元曾写了一篇留传千古的《捕蛇者说》，说永州一带有一种毒蛇，人被它咬后必死无疑；但是，若把它晾干之后制成药，却可以治好许多绝症。皇宫的御医以皇帝的命令宣布：谁若捉到这种蛇上交，可以免除赋税。于是，当地人都竞相捕捉这种蛇。有位蒋姓农民，祖孙三代都得到了捕蛇而不交税的实惠。可是，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先后被蛇咬死了；他自己干了12年，也数次死里逃生。问他为何还干这种危险的事，他说：那些不捕蛇的乡亲们因为交不起税，被逼死的更多。他捕蛇每年只冒两次性命危险，而那些乡亲们却天天受到死亡的威胁。所以，他宁愿一辈子捕捉毒蛇。为此，柳宗元无限感慨地说：古人讲“苛政猛于虎也”，谁知道赋敛的危害比毒蛇还要厉害啊!
柳宗元在其《种树郭橐传》一文中，又从工匠郭橐的植树原理，一直写到治理社会所应遵循的法则。他强调干什么事都应当尊重客观规律，尖锐地批评了当时一些官吏滋扰百姓，搅得民不聊生的行径。
为了教化百姓，柳宗元还撰写了《天对》、《天说》、《非国语》等文，对当时蒙蔽人民的灾祥、福佑、命数、禄相、卜筮、谣应、神怪和妖异之说，进行了一一批驳。
柳宗元在柳州生活了4个年头。在他47岁时，病死在柳州任上。死后，柳州人民为了纪念他，主动集资为他盖了庙宇。这座庙，至今仍矗立在柳州市的柳侯公园里。寇准
寇准，字平仲，华州下邽人也。父相，晋开运中，应辟为魏王府记室参军。准少英迈，通《春秋》三传。年十九，举进士。太宗取人，多临轩顾问，年少者往往罢去。或教准增年，答曰：“准方进取，可欺君邪？”后中第，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大名府成安县。每期会赋役，未尝辄出符移，唯具乡里姓名揭县门，百姓莫敢后期。累迁殿中丞、通判郓州。召试学士院，授右正言、直史馆，为三司度支推官，转盐铁判官。会诏百官言事，而准极陈利害，帝益器重之。擢尚书虞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判吏部东铨。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
淳化二年春，大旱，太宗延近臣问时政得失，众以天数对。准对曰：“《洪范》天人之际，应若影响，大旱之证，盖刑有所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中。顷之，召准问所以不平状，准曰：“愿召二府至，臣即言之。”有诏召二府入，准乃言曰：“顷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赇，吉赃少乃伏诛；淮以参政沔之弟，盗主守财至千万，止杖，仍复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以问沔，沔顿首谢，于是切责沔，而知淮为可用矣。即拜准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同知院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