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对于一个欲求安定的国家而言，还有什么比闹分裂化更恶的吗？还有什么比讲团结化更善的吗？
格劳孔：我看没有。
苏格拉底：当全体公民对于养生送死尽量做到万家同欢万家同悲时，你说这是不是已系起了一条团结的纽带？
格劳孔：毫无疑问。
苏格拉底：如果同处一国，同一遭遇，各人的感情却哀乐不同，那么，这个国家很可能就会处于无序状态，也就系不起团结的纽带了。
格劳孔：当然。
苏格拉底：你认为这种情况的发生不是由于民众对于“我的”、“非我的”以及“别人的”这些词语说起来不能异口同声不能一致导致的。
格劳孔：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如果一个国家中绝大多数人对相同的事都以“我的”和“非我的”来做价值判断，这个国家就是管理得最好的国家。
格劳孔：十分正确。
苏格拉底：当一个国家最像一个人的时候，它是管理得最好的国家。那么我就要问了：当一个国家的民众团结得像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的整个身体各部分都在其灵魂掌控之下，并以此为中心形成王国。比如象我们中间某一个人的手指受伤了，整个身心作为一个人的有机体，在统一指挥下，对一部分所感受的痛苦，浑身都感觉到了，这就是我们说这个人在手指部分有痛苦了。你说对吗？
格劳孔：我同意你的说法。管理得最好的国家最象各部分痛痒相关的一个有机体。
苏格拉底：那么，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公民遇到任何一种遭遇，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它的国君都会说，受苦的总是国家自己的一个部分。有福应该同享，有难应该同当，你对吗？
格劳孔：对。这就是团结有序的国家应享的福分。
苏格拉底：好，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一起进入我们的理想国看看。看看是否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所一致同意过的那些品质。
格劳孔：那当然好。
苏格拉底：从体制上看，我们的理想国和别人的国家一样，也有治理者和人民。
格劳孔：对呀。
苏格拉底：他们彼此间以“公民”互称？
格劳孔：当然。
苏格拉底：但是，在现实的其他国家里，老百姓对他们的治理者，除了称他们为公民外，还称他们什么呢？
格劳孔：称法不一。有的称主人，有的称君主。
苏格拉底：在我们的理想国，老百姓除了叫公民外，还可以称他什么呢？
格劳孔：保护者或扶助者。
苏格拉底：那么，他们如何称呼他的人民呢？
格劳孔：纳税者与供应者。
苏格拉底：在其他的国家，统治者是如何称呼他的人民呢？
格劳孔：奴隶。
苏格拉底：那统治者之间互相如何称呼呢？
格劳孔： 同治者。
苏格拉底：在我们的国家里呢？
格劳孔： 守卫者。
苏格拉底：你有没有听说过，在别的国家里是不是治理者、同事们之间有的以朋友互称，有的却不是？
格劳孔：听说过，这很普遍。
苏格拉底：他们是不是把同事中的朋友看作自己人，而把同事还看成同事？
格劳孔：确实是这样的。
苏格拉底：你们的守卫者当中有没有发现把同事说成外人的呢？
格劳孔： 当然不会有。他一定会把他所碰到的任何人看作是和他有关系的，是他的兄弟、姐妹，或者父亲、母亲，或他的儿子、女儿，或他的祖父、祖母、孙子、孙女。
苏格拉底：所言极是。那么请你再回答我我一点。这些亲属名称仅仅是个空名呢，还是必定有行动来配合这些名称的呢？比如说，对于所有的父辈长者，是不是要按照伦理习俗对其表示尊重和服从？还有对他们负起赡养等法律规定的义务？那些违反了这些义务规定的人是不是属于神人所共愤？要不要让这些道理成为人们对待父亲和其他各种亲属应有态度的，从全体人民那里一致听到的神谕呢？还是让别的某种教导从小就充塞孩子们的耳朵呢？
格劳孔：我想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如果亲属名称仅仅是口头上说说而不付诸实际行动，那就更荒谬了。
苏格拉底： 这样，在这个国家里，在这里大家更将异口同声歌颂我们刚才所说的“我的”这个词儿。他们比其他国家的人团结得多。正如我们前面所比喻的那样：当有一个说自己“心情很好”时，大家众口一词地也说自己的“心情很好”；如果有任何一个人的境遇不好，大家就都说“我的境遇不好”。
格劳孔：说得对。
苏格拉底：我们有没有讲过，这种认识这种措词能够引起同甘共苦彼此一体的感觉？
格劳孔：讲过。
苏格拉底：那么这个国家的君主也就更有理由把这个国家的一切事物看作是“我的”，而且因这种共有关系，他们苦乐同感。
格劳孔：当然，这样的国家自然是很团结的。
苏格拉底：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护卫者之间，妇女儿童的公有不也是产生苦乐与共的原因吗？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我们还曾一致说过，这是一个国家的最大的善。我们还曾把一个管理得好的国家比之于个人的身体。你说这个身体的各部件不就是同苦同乐的吗？
格劳孔：我们对此早已有共识了。
苏格拉底：那么，和公民一样，在辅助者之间，妇女儿童公有对国家来说也是最大的善，并且是这种善的原因。
格劳孔：可以这么说。
苏格拉底：这个说法和我们前面的话是一致的，家的保卫者没有必要拥有私人的土地或其他财产，因为他们的报酬来自于国内的人民，他们的食物也是人民给的，他们不该有私人的花销。真正的护卫者就要这个样子。
格劳孔：你的话真是一针见血。
苏格拉底：我们前面还说过，财产和家庭的共有，能确保他们成为更名副其实的保卫者。他们不用把心思放在区分“我的”和“非我的”的利益的归属问题上。如果他们这样做，势必会把国家弄得四分五裂。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如果真能这样，那么，在他们那里彼此涉讼彼此互控的事情，不就不会发生了吗？因为他们一切公有，一身之外别无它物，这使他们之间不会发生纠纷。因为人们之间的纠纷，都是由于财产，儿女与亲属的私有造成的。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而且他们之间也不大可能发生行凶殴打的诉讼事件了。因为国家将告知公民们，在同等的条件下，自卫是善的和正义的。这样可以强迫他们注意锻炼，增进体质。
格劳孔：你说的对。
苏格拉底：国家制定出相关的法律还有一种好处，一个勃然发怒的人经过自卫，怒气发泄，争吵也就不至于走到极端了。
格劳孔：当然。
苏格拉底：这样的话，一些重要的权力就应该赐予年长的人，让他们去管理和督教所有比较年轻的人。
格劳孔：道理是明摆着的。
苏格拉底：毫无疑问，若非有暴政的支使，年轻人是不敢对长辈不尊重、甚至殴打老者的。如果有年轻人对他们的长辈犯下什么暴行，他们自然会受到社会的谴责。有两种心理在约束他们：一是畏惧之心，一是羞耻之心。羞耻之心阻止他去冒犯任何可能是他父辈的人；畏惧之心使他生怕有人来援助受害者，而援助者可能是他的儿辈、兄弟或父辈。
格劳孔：说的对。
苏格拉底：所以，我们的法律将从一切方面促使护卫者们彼此和平相处。对吧？
格劳孔：对，这样才能让人们更和睦相处。
苏格拉底：只要他们内部没有纷争，就不怕城邦的其他人和他们闹纠纷或相互闹纠纷了。
格劳孔：是的。
第四节论希腊的內讧与战争
苏格拉底：那些灵魂腐败者的一些无聊琐碎的事情实在不值得我们去烦心。如有些穷人向富人谄媚。有些男人不择手段地捞钱养家、放高利贷。有些人挣足了钱也只不过给自己的女人去消费……诸如这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根本不值得一提。
格劳孔：不错。
苏格拉底：那么，他们将彻底摆脱这一切，如入极乐世界，生活得比最幸福的奥林匹克胜利者还要幸福。
格劳孔：这怎么可能呢？
苏格拉底：因为他们得到了的远比奧林匹克的胜利者还要多。一般而言，他们的胜利更光荣，他们受到的公众奉养更全面。他们赢得的胜利是全国的资助。他们得到的报酬是他们以及他们的儿女都由公家供养。因为他们贏得了整个国家。因此他们所得到的回报是他们连及他们的子女都由整个国家在供养，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也由整个国家来支配，活着为全国公民所敬重，死后受哀荣备至的葬礼。
格劳孔：这些待遇看来真的很优厚。
苏格拉底：你还记得吗？在前面的讨论时，有人责怪我们没有使护卫者们得到幸福，说他们掌握一切，自己却什么也没有。我表示过，在恰当的机会，我会解释这个问题的。当时我们所关心的是使一个护卫者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护卫者，尽可能使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得到幸福，而不是只为某一个阶级考虑，只使一个阶级得到幸福。
格劳孔：我记得。
苏格拉底：那么，既然我们现在说到守卫者的生活比奥林匹克获胜者还要好，还有什么必要去和鞋匠，其他匠人，以及农民的生活去比较吗？
格劳孔：我看也没这必要。
苏格拉底：再者，我们不妨把我在别的地方说过的一些话在这里重说一遍。如果一个守卫者试图以一种名不副实的方式谋求自己的幸福的话，那他就不再是守卫者了。如果他们对我们设计的这套我们认为是最佳的、最安全的、最和谐的生活还不满足，反而让一种幼稚愚蠢的快乐观念困扰、支配，以至利用权力损公肥私，损人利己，那么他迟早会理解赫西俄德说的“在某种意义上半多于全”这句话确是至理名言。
格劳孔：如果他愿意听我的话，他会仍然去过原来的这种生活，
苏格拉底：那么，你是否同意女人也应该有和男人一样的生活方式？就如我们在前面描述过的：女子和男子有共同的教育、有共同的子女和共同保护其他公民；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外出打仗，女子与男子都应当像猎犬似的，一起守卫、一起追逐；并且，尽可能以一切方式共有一切事物？你同意，只有这样做他们才能把事情做得最好，既不违反女子与男子不同的自然特性，也不违反女子与男子之间天然的伙伴关系？
格劳孔：我同意。
苏格拉底：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尚待讨论。这样的共同关系能否像在别的动物中那样，真正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来呢？如果建得起来，那么，其方式又是什么样的呢？
格劳孔：我也正要向你提这个问题，你倒抢先了。
苏格拉底：我认为要看待这个问题，只要关注一下她们在战争中是怎么做的，就可以了。
格劳孔：怎么做？
苏格拉底：她们将和男子一同整队出发，带了身强力壮的孩子，让他们见识一下将来长大了要做的事情，像在别的行业中带着孩子看看一样。此外，她们要教育子女从小树立起赡养他们的父母的美德。你有没有看到过技工（譬如陶工）的孩子在自己正式动手做之前有过长期的观察和帮做的过程？
格劳孔：有。
苏格拉底：难道陶匠比我们的守卫者更加注重教育和培养他们的子女？
格劳孔：真是可笑。
苏格拉底：在孩子面前，人也像动物一样，越是在后代面前，对敌人作战也越是勇猛。
格劳孔：的确如此。不过，苏格拉底先生，如果他们在战争中失败了，那他们的后代将同他们自己一样遭到巨大损失，以致劫后遗民复兴祖国成为不可能。
苏格拉底：你的话有道理。不过你想永远不让他们冒任何危险吗？
格劳孔：我也不是这个意思。
苏格拉底：如果有非冒险不可的话，那么，那么冒险而取得胜利者不是可以经过锻炼而得到进步吗？
格劳孔：毫无疑问。
苏格拉底：一个从小立志长大要当军人的人，少年时不去实习战争，以为这个险不值得冒，或者冒不冒差别不大。你说对吗？
格劳孔：对，非常重要。
苏格拉底：那么，作为前提我们一定要让孩子们从小实地见习战争，同时我们也采取必要措施避免危险。这样不就两全了吗？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首先他们的父辈，关于军事总不见得没有一点经验吧？他们应该知道什么样的战事是比较安全的，什么样的战事比较危险的。
格劳孔：以军人应有的敏感，他们应该懂得。
苏格拉底：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把孩子带去参加不危险的战役，否则就得谨慎小心。
格劳孔：对。
苏格拉底：他们甚至应该将孩子嘱托给那些在年龄和经验方面都有资格做孩子们领导者和教师的人。
格劳孔：非常恰当。
苏格拉底：可是，战争中偶然的意外是我们不能预测的。
格劳孔：对。
苏格拉底：因此，为了预防意外，我们应该一开始就给孩子们装上翅膀，必要时让他们可以振翼高飞。
格劳孔：苏格拉底，你又拿我开心了？
苏格拉底：我刚才是俏皮话。真正的意思是：我们一定要让孩子们从小学会骑马，然后带他们骑马到战场上去察看战斗。但不要让他们骑那种好战的劣马，而要让他们骑那种既跑得快而又容易驾驭的驯马。这样，孩子们就能在马上清楚地看到他们未来如何接过大人的武器去参加战斗。在看打仗的时候，一旦有危险，他们也可以跟着长辈迅速撤退。
格劳孔：看来你的话是对的。
苏格拉底：再说到战场上的军事纪律。军人的纪律应该如何规定？士兵应该如何对待自己人，如何对待敌人呢？我倒是有一项建议，说了不知道对还是不对？
格劳孔：请把你的想法告诉我。
苏格拉底：如果任何士兵开小差逃跑，见到敌人就丢下武器，或者因为胆怯而犯了其他错误，他就应该被下放去做工匠或者农夫。你认为呢？
格劳孔：必须这么做。
苏格拉底：任何士兵被敌人活捉做了战俘，我们是不是就把他们送给敌人，让他们成为敌人合法的猎物，随敌人怎么去处理他？
格劳孔：当然。
苏格拉底：一个士兵如果在战场上勇敢超群，英名远扬，他们首先就应该受到战场上战友们的尊重，然后再受到下一代人的敬重。你赞成吗？
格劳孔：我赞成。
苏格拉底：他还应该受到向他们伸出右手的欢迎和敬意？
格劳孔：我也同意这样做。
苏格拉底：但是，我下一个建议你就未必会同意了，
格劳孔：什么建议？
苏格拉底：他应该吻每一个人，然后接受每一个敬重他的人的亲吻。你会赞成吗？
格劳孔：完全赞成而且我还要补充一点。在该战役中，他要爱谁，谁都不能拒绝被爱。这种待遇无论对男的还是对女的都一样。理由是：如果他在爱着什么人（男的或女的），他就会更热切地要赢得光荣。
苏格拉底：很好。我们说过，结婚的机会对于优秀人物，应该多多益善，也使他们可以有尽可能多的孩子。
格劳孔：我同意。
苏格拉底：但是荷马诗篇中还讲起过，用下述方法敬重年轻人中的勇士也是正当的。荷马史诗是这样记载的：阿雅克斯因作战英勇而成名，于是他得到了一长条里脊肉作为奖赏。这样对于年轻勇士既是荣誉，还可以增强他们的体力。
格劳孔：这也对。
苏格拉底：那么，这里我们至少可以把荷马作为我们的榜样。在祭祀或类似的场合上，我们也会根据勇士们的英勇表现奖赏他们，不论是男是女，都为他们高唱赞歌，给他们在上面提到过的爱的荣誉；还要赐予他们上座，羊羔美酒。这样对于这些男女勇士，既增强了他们的体质，还给了他们荣誉。
格劳孔：你说得太好了。
苏格拉底：那么，如果有人战死沙场，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死后留下英名，首先肯定他是名门望族的金种子？
格劳孔：那当然。
苏格拉底：我们要不要相信，赫西俄德诗篇里所说的黄金种子死后成为“置身河岳的精灵，保卫下民的救星”？
格劳孔：对，我们应该相信。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要不要去询问一下阿波罗，对于这些已经死去的名望贵族，我们应该如何布置他们的陵墓，给他们什么样的荣誉？我们是不是按照他所指示的隆重方式安葬这些勇士神人？
格劳孔：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別的方式吗？
苏格拉底：我们不但要给他们布置好陵墓，而且还要世世代代崇敬他们，组织后人到陵墓前跪拜。我们还要把同样的荣誉给予那些因年老或别的原因而死亡的，在正常的一生活动中表现得特别优秀的人物。你说对吗？
格劳孔：很对。
苏格拉底：那么，现在该说说我们的战士应该如何对待敌人了。
格劳孔：在哪方面？
苏格拉底：我们就先从奴隶制来说起吧。希腊人征服别的希腊城邦，把同一种族的人降为奴隶，你以为这样做是合乎正义的吗？反过来，如果希腊人能考虑到自己整个民族的兴旺，以免有朝一日可能落人野蛮人的统治，他们因此团结起来，互不伤害，彼此尊重。这样合乎正义吗？
格劳孔：依我看，希腊人还是团结起来的好。
苏格拉底：你的意思是说，希腊人不应当把希腊人当作自己的奴隶，同时劝告别的希腊人也不要希腊人自己的奴隶？
格劳孔：当然，只有这样，大家才能外抗蛮族，内求团结了。
苏格拉底：在战场上作为胜利者，对于被击毙的敌人，除武器外，不去剥取死者其他东西，是不是这样好些？从敌尸身上掠财，仿佛是一些军人甚至是那些真正贪生怕死的人的理由了。他们不去追活着的敌人，却更热衷于和死人过不去，还装作尽职尽责。这种情况已在许多军队里发生过了。
格劳孔：你说的对。
苏格拉底：你不觉得抢劫死尸是卑鄙龌龊的行为吗？当真正的敌人已经逃走，只剩下武器，却要把死尸当作敌人，这是小人的卑劣行为，是过去人所说的妇人之见。这种行为与狗儿向着扔中它们的石头狂叫，却不过去咬扔石头的人，有什么两样呢？
格劳孔：你说得很形象，的确太像无能的狗了，
苏格拉底：所以，我们一定要禁止抢劫死尸，必须将死者埋葬。
格劳孔：是，我们必须这样做。
苏格拉底：再说，我们也不要把缴获的武器送到庙里，作为捐献的祭品。为了关心维护与其他希腊人的友好关系，尤其不要把希腊人的武器送去。我们很担心，他们把从同种族人手里得来的武器当作战利品送去祭神，会不会形成对神的亵渎。除非神指示要这样做。
格劳孔：你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苏格拉底：关于**敌方希腊人的土地和焚烧敌方希腊人的房屋的问题，你说士兵应该怎样去应对呢？
格劳孔：这个问题，我倒是想听一听你的高见。
苏格拉底：据我看，这两种行为都应禁止。他们只能限于运走当年的粮食。要不要我把理由告诉你？
格劳孔：洗耳恭听。
苏格拉底：你可知道一个国家除了要应付对外的战争之外，还要注意国内是否会发生内讧？“战争”和“内讧”两个词说起来是有所不同的：一指内部的，自己人的；一指国外的，敌我的。国内的冲突可称为“内讧”，对外的冲突可称为“战争”。
格劳孔：你的分析很准确。
苏格拉底：如果我跟你说，希腊人与希腊人之间的一切关系是属于内部的，自家人的。既然是内部的，就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外部的蛮族人。这样的话，外部蛮族就不容易侵入了。对吗？
格劳孔：很对。
苏格拉底：因此，当希腊人抗拒野蛮人，或者野蛮人侵略希腊人，他们是天然的敌人，他们之间的冲突必须叫做“战争”。但是。如果希腊人与希腊人之间产生矛盾也出现互相作战时，我们就会联想到这是兄弟不和。这种冲突必须叫做“内讧”。
格劳孔： 我同意你的观点。
苏格拉底：那么，研究一下我们现在所说的“内讧”问题吧。当我们刚才说的内讧的事情发生，一个好好的国家便会因此出现分裂，兄弟之间互相**对方的城邦，焚烧对方的房屋，掠抢对方的财产，这种荒谬绝伦的行动，就会使人感觉到他们谁也够不上爱国者的称号。因为所有的爱国者都不愿亲自把自己的国土撕成碎片。但是我们认为，如果胜利者仅限于把对手所收获的庄稼带走，他们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还是指望将来言归于好，停止没完没了的内战的。那么他们的行为就还是适度的，可理解的。
格劳孔：是的，后一种似乎比前一种还带一些文明的意味，
苏格拉底：那么请问，你要创建的城邦，是一个希腊城邦吗？
格劳孔：应该是。
苏格拉底：那么，这个城邦的公民是不是都是既善良又有教养的文明君子呢？那么是不是应该也给我们的守卫者制定这样一项法令：他们不可**希腊的土地，焚毁希腊的房屋？
格劳孔：我看这很有必要。这也可以证明我们前面在讨论这个议题中所达成的共识是正确的。
第五节国家的政体形式
苏格拉底：阿德曼托斯先生，俗话说 “飞得好的雄蜂没有刺”？可是，我们人世间被称为能飞的雄蜂，他们虽然有些没有刺，但是有些却长了一身很毒的刺。那些没有刺的到老了可能成为叫花子，而那有毒刺的，可能就会成为干坏事的恶魔。
阿德曼托斯：对。
苏格拉底：如果把人类比作蜂群，那么无论在哪个国家，你在那里都能够看到叫花子、流氓、小偷、抢劫庙宇的窃贼、各种各样的恶棍。
阿德曼托斯：这是事实。
苏格拉底：那么，在寡头政体国家里你看到叫花子了吗？
阿德曼托斯：除了统治阶级以外，也许其余的人都是叫花子。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这种国家里也有大量的被统治阶级严密控制的罪犯了，是吗？
阿德曼托斯：可以这样认为。
苏格拉底：你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缺少良好的教育和训练吗？是因为没有良好的政治制度吗？
阿德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我们刚才讨论的问题是所有国家的通病。
阿德曼托斯：你对这个问题解释得差不多了。
苏格拉底：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又要讨论一下与此相应的个人的产生和他的性格特征。
阿德曼托斯：好吧。
苏格拉底：我认为一个人从追求荣誉到追求钱财，总要经历一些转变的过程。
阿德曼托斯：具体是指什么？
苏格拉底：比如说，荣誉政体的代表有了个儿子，起初儿子的一切行为都效法父亲的足迹。但是后来突然发现父亲这座靠山不行了，落得人财两空(比如他父亲可能是一个当官的，后来被人告发独生子有死罪。受到法庭审判，所有财产都被没收了)。于是。他就感到迷惑了。
阿德曼托斯：这类的事情很可能发生。
苏格拉底：当这个儿子失去了一切的时候，我想他就什么野心与**也没有了，而且会变得非常的胆小，于是他灵魂里的荣誉期待也会随之发生动摇。于是他就会把他对荣誉的欲望转向以爱财为原则，并用钱财来填充原来的那种荣誉感的空缺？
阿德曼托斯：你分析的是对的。
苏格拉底：当他的理性和精神原则发生从政治到金钱的转变时，他的所有**和智慧都将被迫折节为只安守本分的底线了。因为他的理性和**只能用于计算和研究如何挣更多的钱。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了。
阿德曼托斯：我想贪婪是人的所有改变中最迅猛更无耻的。
苏格拉底：那你说这种人是不是寡头政体的典型代表？
阿德曼托斯：毫无疑问。他们是寡头政体所产生的国家社会景况的一种缩影。
苏格拉底：那么，他们之间还有一些相似的特征。
阿德曼托斯：没错。
苏格拉底：第一个相似的特征就是崇拜金钱。
阿德曼托斯：没错。
苏格拉底：第二个特征是他们同样都是既省俭又勤劳，生活上都只求只要求满足基本的需求而对欲望加以克制。
阿德曼托斯：正是如此。
苏格拉底：他会不断地积攒钱财，逐渐变成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然而，世俗却对他们倍加推崇。但他们的性格恰恰与寡头政体不谋而合。
阿德曼托斯：是的。财富对于寡头政体的国家和唯利是图的人是极为重要的。
苏格拉底：有了财富是不是就意味着有教养了呢？
阿德曼托斯：未必。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是有教养的人。如果他有教养，就不会选一个瞎了眼的“神”充当唱诗班的主角，或把他尊为最崇敬的“神”。
苏格拉底：没错。既然如此，那么他们就和叫花子、恶棍一样。胸中萌发雄蜂式的欲念，他们又有极强自我控制和自我监管能力，他们会把自己的欲望压制下去了。你认为我说的对吗？
阿德曼托斯：对。
苏格拉底：既然他们把恶压制下去了，那么我们怎么发现他们身上的恶呢？
阿德曼托斯：说说看。
苏格拉底：我认为你应该从他们为非作歹而不受惩罚中去觉察。如：他们监护孤儿这件事上。
阿德曼托斯：请继续说。
苏格拉底：人们为了挣更多的钱，在与别人签订契约的过程当中不得不把心中邪恶的欲望强压下去，并诚实地说服对方，以取得对方的信任进而敛财。
阿德曼托斯：完全是这样。
苏格拉底：当他们一旦有机会花别人的钱时，贪欲的本性就会显现出来，
阿德曼托斯：是的，这就是他们真实的面目。
苏格拉底：这种人是内心充满矛盾又具有某种双重性格的人。他们也有好的方面，即善的方面总是能战胜恶的方面。
阿德曼托斯：对。
苏格拉底：但是由于他们内心潜在的东西远离善，在他们身上找不到人家的真情。
阿德曼托斯：没错。
苏格拉底：再说节俭。因为他把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所以，在政体竞争中他就不会轻易大耍“豪兴”。也正因如此，他们在竞争中难以获得胜利。他们担心花钱而滋长穷奢极欲，所以在真正的角逐中他们会因为一点点钱而成为政坛的败者。
阿德曼托斯：你说得妙极了。
苏格拉底：那么是不是那些只想賺钱不愿花钱的人和国家的寡头政体相类似呢？
阿德曼托斯：确实是。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民主政体的起源和它的本性了。然后再讨论与之相类似的个人品格。从比较中，然后再作出我们的判定。
阿德曼托斯：这是个好方法。
苏格拉底：你说，寡头政体转向民主政体的转变要经过怎样的过程呢？一个国家是不是变得越富就会越好呢？
阿德曼托斯：这又得你来说明。
苏格拉底：好的。我认为，统治者认为，既然财富是统治的基础，那么法律就会允许一些年轻人中的败家子的出现，他们把钱借给这些年轻人去挥霍。但要让他们用财产来作抵押，或者收购他们的产业，从而使自己变得愈来愈富有、有影响和荣誉。
阿德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追求财富与朴素节制的生活本身是矛盾的，只可取其一。这对一个国家的人民而言道理是一样的。
阿德曼托斯：这是毫无异议的。
苏格拉底：在寡头政体国家中，很多人缺乏自制，金钱至上，奢侈浪费，这就使得很多贵族子弟很快地沦为贫民阶层。
阿德曼托斯：这种事的确是很常见的。
苏格拉底：这些落败的贵族子弟成了草寇，像全副武装的雄蜂，并与击垮了他们产业的以及其他的富贵者势不两立，希望通过革命打倒他们。
阿德曼托斯：是这样。
苏格拉底：但是，那些商人们却不把这些人的心理状态当回事。他们只顾夜以继日地挣钱，把自己的金钱当做诱饵抛给那些不存戒心的人，以获取高利贷暴利。他们的这些做法就像一种生育手段，使得无数雄蜂式的人充满整个国家。
阿德曼托斯：结果就是这样的。
苏格拉底 当邪恶的烈火已经燃起还未曾有灭火时，他们除了颁布严禁财产自由处置和其他有利于他们的法令。
阿德曼托斯：什么法令？
苏格拉底：强迫公民注重道德的法令。所有的人都可以自愿签订并履行其契约，自负损失，那么，贪得无厌的人就会减弱或受到遏制。
阿德曼托斯：至少会减弱许多。
苏格拉底：但是目前的寡头政体，他们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自己却养尊处优。于是他们的后代就会效仿他们，并在权力的庇护下娇惯放纵，四体不勤、骄奢**逸、无所事事，这样的政体经不住什么考验和冲击，必定会垮掉！
阿德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成天只顾着自己挣钱是没有道德与修养的。
阿德曼托斯：确实是。
苏格拉底：这就是现实的状况。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平时的关系就是这么微妙：一旦他们碰上例如一道出行、一起参加集会、一同去庙宇进香、一块儿在部队服役、打仗、与敌人厮杀的时候，穷人就会扬眉吐气了；而那些富人就会气喘吁吁地躲于人后，昔日的那种不可一世的德行全然不见。每当这个时候，穷人在私下里就会议论：穷人就是因为胆小才让这富人拥有稳定的资产，而当二者相遇时，富人简直就是一无是处！
阿德曼托斯：我赞成你所说的。
苏格拉底：如体质弱的人，只要遇到一点点小麻烦就会生一场大病；没有什么瘟疫，他也照样会病倒。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只要稍有机会，有的当寡头国家引进盟友，而有的敌党从民主国家引进盟友。这样党争出现了，内乱发生了，这个国家也将要灭亡？
阿德曼托斯：是这样的。
苏格拉底：党争结果是，如果穷人们获得了胜利，敌党的骨干分子就会处死，其余的流放国外，而让那些原来被压制得抬不起头来的穷人涉猎政治。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抽签获得同等的公民权及做官的机会，一个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大概就是这样产生的。
阿德曼托斯：是的。这就是国家民主政体的主体框架。这种新政体的最后结果大致都是一样：反对党被迫让位，穷人当家。
苏格拉底：那么在这种制度下的人民将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这种制度的性质将是什么样的？因为，每个性质不同的政府都会有性质不同的公民。
阿德曼托斯：请接着往下说吧。
苏格拉底：首先，他们有了言论、行为和随心所欲的自由了。你说，这样的日子是不是很好？
阿德曼托斯：据说是的。
苏格拉底：既然可以随心所欲，那么，所有的人都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了。
阿德曼托斯：显然是这样的。
苏格拉底：于是这个国家里就会的人的性格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差异。
阿德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于是在表面上公正的国家里就可以看到，人们的生活丰富多彩。而一般公民也会断定：这样的生活是美不胜收的。
阿德曼托斯：的确如此。
苏格拉底：我的朋友啊，那就任何事都不需要政府来管制的了。
阿德曼托斯：为什么？
苏格拉底：因为这个国家包括制度在内都是自由的啦。如果想缔造一个国家就必须到一个民主政体那里去选择自己所喜欢的国家的模式，并确定自己喜欢的制度。
阿德曼托斯：的确如此。
苏格拉底：人可以凭借自己的意愿在一个国家里掌权。别人去打仗，你可以不去；别人要求和平，你可以要求战争。如果有什么有关的法令阻止你得到某种你想要的职位，你也可以随机缘而得到。这样的生活实在是妙不可言啊。
阿德曼托斯：也许是的。
苏格拉底：那些罪犯，也可以因此被原谅和爱护。流放到国外的人也就会觉得自己象旅游一般。
阿德曼托斯：是有这样的事实。
苏格拉底：其次，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民主制度包含着宽容的精神。全然蔑视理想国的庄严。除了极少数天賦极高的人以外，很多人都只有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游戏、学习受教育，才能最终成为一个善人的。但民主制度却以轻薄浮躁的态度忽视崇高的知识学问，似乎只要一个人天天都在喊着“与民为友”的口号，就能得到他想拥有的一切拥戴一样。
阿德曼托斯：看来这种制度真能体现出高贵的精神来了。
苏格拉底：民主政体的表现形式及其及相关的特点就是民主制度的根本特征。这种表面上冠冕堂皇的特征下也充满了变化与混乱。因而它无法区分人的平等与不平等。也不管事实上是不是有平等与不平等的存在。
阿德曼托斯：你这话真的很值得让人好好地去推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