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几页历史
一有始
一八三一年和一八三二年，紧接着七月革命的这两年，是历史上最特别而且也最令人震惊的时期。这两年就像是两个大山，矗立在前后那几年之间，体现了一种革命的伟大，危崖陡壁到处可见。各种各样的制度、狂热的信仰还有理论的变幻莫测，各种社会的群众，文明的基，种种因上下关联和互相依附的坚强的群体，法兰西古旧社会衰老的面目，在这一时候若隐若现。这样的显形和隐形，曾被称作抵抗和运动。人们可以看见真理放射出光芒，看见人类灵魂的光芒。
这个引人注意的时期特别短暂，已经开始离我们相当远了，如今现在我们再回想一下，还可以抓住它的重要线索。
我们来试一下。
王朝复辟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十分难得出结论，当中有疲乏、愤恨、窃议、熟睡、喧闹，这只可以说明一个了不起的民族走完了一段路。这个阶段十分奇特，往往蒙蔽那些希望从中谋利的政客。最开始的时候，全民族唯有一个要求：休息，人们唯有一个希望：和平，人们唯有一个雄心：蜷缩起来，也能够说，过安静的生活。大事、大机会、大冒险、大人物，谢天谢地，这所有的都看够了，早已接受不了了。人们宁愿放弃凯撒，而要普吕西亚斯[普吕西亚斯（Prusias），指比西尼亚的普吕西亚斯二世，他将汉尼拔出卖给罗马人。]，宁愿放弃拿破仑，而要伊弗它[伊弗它王（roidGYvetoFt），法国贝朗瑞民歌叠句中的人物。]国王。“那个小国王真是好！”从天亮就准备赶路，辛苦地走了整整一天，一直到暮色降临。第一段路跟着米拉波，第二段路跟随着罗伯斯庇尔，第三段路跟随着波拿巴，大家全部都困顿不堪，都希望获得一张床。
忠诚早已疲惫，英雄主义早已衰退，野心早已得到满足，利益早已到手，那么还寻觅、探索、请求、央求什么呢？是一个安乐窝。这一个东西到手了，拥有了安稳、平静以及舒适，也就特别的满意了。但是，就在这时间内，某一些事实又显现出来，也开始来敲门，要求大家承认。这一些事实来自革命和战争，活生生的存在，应该在社会上定居，而且在社会上立足。但是这些事实常常是为种种主义准备住处的军需官和勤务兵。
因此，政治哲学家们面前就有了这样的情景：
在疲乏的人们要求休息的同时，既成事实也需要保证。保证对待事实，就像是休息对于人民，不妨说是一回事。
这正是英国在护国公之后，向斯图亚特王朝提出的各种要求，这一样是法国在帝国之后，向波旁王朝提出的要求。
这样的保证是时代必须的，必须答应。这种保证，看着是由王公们“给予”，但是实际上，却是事实的力量所赐予的。这是一个值得认识的而且十分深奥的真理。斯图亚特王室在一六六对此不曾怀疑，但是波旁王室在一八一四年甚至是不屑一顾的。
拿破仑倒台的时候，返回到法国那预先选好的家族，不幸的是头脑甚至简单到了极点，居然认为是它给予的，并且能够索回它所给予的东西。它还觉得波旁王室享有无上的权利，而法兰西却一点没有。路易十八宪章里给予的政治权利，仅仅只是那神圣权利的一个枝丫，由波旁家族采摘下来，赐予了人民，一直到有一天，国王高兴时，就可以随时收回。按常理说，波旁王室在赏赐的时候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就应当认识到这并不是它的赏赐。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波旁王室就已经满腔怒气了，每当全部民族欢欣鼓舞，它就怒不可遏。我们在这里用一个有些鄙俗的词语，不仅仅俗气而且又真实的词语，它始终是拉着脸。人民早已经明白了。
它自己觉得很了不起，只由于帝国像是戏台上的一幕场景，从它面前给搬走了，却不知道它自己一样是那样被搬来的。它没看出来，它也被掌握在搬走拿破仑的那个掌心里面。
它是以前的一部分，也就自以为有根，其实错了；它是以前的一部分，但是过去的一切都属于法兰西。法国社会的根须肯定不是生在波旁家族当中，而是生在人民当中。这所有的看不到但是却又富有生机的根须，绝不是一个家族的权利，可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这一些根须四处伸展，只是没有伸到王座的下边。
对于法兰西而言，波旁家族仅仅只是它历史上的一个血腥和显眼的疤痕，早已不是它命运的主要成分以及它政治的主要基础了。人们完全可以撇开波旁家族，而且确实把它撇开了二十二年，照样有办法继续生存，波旁家族却没看出来这一点。他们在热月九日还觉得路易十七执政，在马伦哥大捷那天还以为路易十八是统治者的人，哪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呢？有史以来，王公们还从没有这样无视事实，无视事实所孕育并且宣布的那些神圣的权威。人们称为王权的这种人间的妄念也从没有把上界的权利否认道如此程度。
天大的谬见导致这个家族再次伸出手去收回一八一四年“赐予”的保证，收回他们所谓的进步。真是可叹！他们所谓的他们的进步，刚好是我们获得的果实；他们所谓的我们的**，刚好是我们的权利。
复辟王朝觉得把波拿巴打败了，在整个国内站稳了脚跟，自以为力大无比，而且根基深厚，觉得机会降临，就突然做出决定，独断专行了。一天早晨，它站在法兰西的面前，否认了集体的权利以及个人的权利，否认了人民的主权以及公民的自由。换言之，它否认了人民之所以为人民，公民之所以为公民的根本。
这便是所谓的七月敕令的那些著名法案的实质。
所以，复辟王朝就垮台了。
它倒下得合乎情理。但是应该指出，它并没有彻底敌视所有形式的进步。但是，很多大事发生的时候，它反而是视若无睹。
王朝复辟的时期，人们早已惯于平心静气地商讨，这就是共和时期所没有的；全国已经惯于在和平中强大，这一样是帝国所没有的。自由而且强大的法兰西，变成了鼓动欧洲各个国家人民的舞台。在罗伯斯庇尔执政的那段时期，革命有了自己的发言权；在波拿巴执政的那段时期，大炮开始发了言；在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执政的那段时期，就应该是智慧发言了。风停止了，火炬再次燃了起来；只见宁静的顶峰上，闪动着思维的纯真的光辉。那美好的景观，不仅仅有益而且动人。在这十五年能够看出，为法律地位平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量才授权的选拔制度而工作，这一切在思想家眼里已经非常古老，可是对政治家来说却是崭新的原则。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一八三零年。波旁家族是文明的一个工具，在上天的手中被粉碎了。
波旁家族垮台的时候还气势磅礴，不过并不是他们，而是人民显现出来的。他们走下宝座的时候大模大样的，但是已经没有威望了。他们走到了黑洞，并不是那种大张旗鼓地退出来，因而可以给后代留下黯然的思念，不仅仅不像查理一世一样保持鬼魂一样的镇定，也不像是拿破仑那样发出雄鹰的那种长啸。他们走了，仅仅只是这样而已。他们把冠冕搁下了，而且也没有留下光轮。他们保住了自己的面子，但是却没有了威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缺少遭遇厄运时候所应当具备的庄重。查理十世在去瑟堡的路上，让人把一张圆形桌子改变成为方形的，看起来，他特别关注崩溃了的礼节，而不关注要颠覆的君权。这样琐碎的作风，足以使爱他们种族和效忠王室的那一些忠心耿耿的人失望。而人民呢，人民是可敬的。全国人民在一个早上遭受王室叛乱的武装进攻，但是国民觉得自己的力量特别的强大，并没有发怒。他们在进行自卫，而且控制自己，让事物恢复本位，把政府纳入了法律的轨道，把波旁家族纳入流放的路上，真可惜！就到此为止了。他们将老王查理十世从遮挡过路易十四的帏盖下拉了出来，轻轻地放到了地上。他们接触王族成员的身体时候怀着凄切和谨慎的心情。那天，不是一个，也并非几个人，而是整个法兰西。整个法兰西，获胜并且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法兰西，它仿佛想起了并在全世界的人眼前实行了纪尧姆·德·维尔在巷战[巷战，指一五八八年五月十二日在巴黎爆发的社会下层群众起义。次年，波旁家族的亨利四世继承了王位。纪尧姆·德·维尔（Guillaume du Vair）是当时的一个政治活动家。]那天以后说的严肃的话：“那一些习惯讨取大人物欢心的人，那一些从一根枝丫上蹦到另一根枝丫上的小鸟儿，从危难跃入昌盛的人，要显现出自己的大胆，不同意处在困境当中的君王，是十分简单的事情；但是在我眼里君王的命运，尤其是患难的君王的命运，应当始终受到尊重。”
波旁家族带去了尊重的心，却没有带走惋惜的心。就像刚刚所说的，他们的倒霉超过了他们自己。他们在地平线上消失了。
七月革命在全部的世界的范围内都有了敌人和朋友。有的人特别的兴奋，前来投靠，但是有的人则背对着它，这要由每个人的性格决定。在破晓的这一会儿，欧洲的君主们就像旭日前的猫头鹰闭起眼睛，伤心，失措，直到要进行威胁的时候，才睁开眼睛。恐惧应当理解，愤慨也能够原谅。这一次奇怪的革命仅仅只引起很小的震动，就连看做是敌人而且使他流血的那种荣誉，也没有给予那个失败的王朝。专制政府一直期盼自由发生内讧，在他们眼里，觉得七月革命不应当来势汹汹，但是进行时又流于缓和。而且，也没有出现什么想反对这次革命的阴谋诡计。最不满意的人、最气愤的人、最恐惧的人，到了后来也都对这一次革命致以敬意。我们不论多么自私以及宿怨多重，在这次事变当中也可以感觉到，有一种高出人力之上的力量在进行合作，必须萌生一种神奇的敬意。
七月革命是人权粉碎事实所取得的一种胜利。这确实是最绚丽的东西。
人权把事实粉碎。就是因为如此，一八三零年革命发出光辉，也就是因为如此，革命表现出温和。胜利的人权，完全不需要使用武力。
人权，就是正义和真理。
人权的特征，便是永远美好以及纯洁。其实，如果包含的人权过少或丝毫不包含人权，那么即使表面上特别需要，即使当代人特别赞同，伴随着时光的流逝，也肯定会变成畸形的、丑陋的，甚至是荒谬的。如果想验证事实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丑陋地步，只用上溯几个世纪，瞧一下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曾写过一本《君主论》，主张王侯们在处理政事时不要受通常道德的约束。]就行了。马基雅维利并非凶神恶煞，并不是恶魔，并不是卑鄙下流的作家，他仅仅只是一个事实罢了。并且不只是意大利的事实，也是全部欧洲的事实，十六世纪的事实。他似乎非常恶劣，使用十九世纪的道德观念来看的确是这样的。
人权和事实这样的斗争，从人类社会的开始直至现在依旧进行着。结束决斗，使得纯真的思想跟人类的事实相结合，使用和平的方法让人权和事实互相渗入，这便是贤人的事业。
二
无终
可是，贤人的事业是一码事，聪明人的事业是另外的一码事。
一八三零年革命转眼间就停滞不前了。
只需要革命一搁浅，聪明人就来破坏这一艘沉船。
在这一个世纪，聪明人自己称呼为政治家；最后用过来用过去，政治家这一个词儿就多少沾上了一点点行话的味道。的确不能忘记，凡是有机智的地方，必然有小器。聪明人，也正是粗俗的人。
一样，政治家，有时候也有民贼的称呼。
在聪明人看起来，像是七月革命那种革命，就是破裂的动脉管，必须要赶快缝上。人权，假如要求太高，就可能发生社会动**。因此，人权只需要经过认可，就应当巩固政府。自由只需要有了保证，就应当为政权考虑。
事情发展到这里，贤人还没有和聪明人分离，但是已经有了戒备。政权，那么好吧。但是首先要弄明白，政权有什么意义？接着必须弄明白，政权来自哪里？
聪明人似乎没听到窃窃私语的抗议，仍然干他们的勾当。
这一些政客喜欢伪装自己的意图，他们声称是一场革命之后，如果是在一个君主制国家里，人民最希望获得的，就是找到一个王族。于他们而言，这么一来，人民革命之后的生活就会和平，换言之，有治疗创伤和修补房屋的时间。旧王朝可以遮掩脚手架和伤兵医疗站。
可是，找到一支王族并不是如此容易的。
到了必要的时候，任何一个有才华的人，或者任何一个富有的人，全部都有资格做国王。符合第一种情况的就像是波拿巴，符合后一种情况的像伊土比德[伊土比德（Iturbide），墨西哥将军，一八二一年称帝，一八二四年被处决。]。
但是，并非每一个家族都可以拿来当作一个王族，必须要是古老的世族才能够，而几个世纪的皱纹并非一下子就形成的。
如果站到“政治家”的立场上去看，自然不管它是对是错，那么在革命之后，从革命当中产生的国王应当具有什么样的优越条件呢？他能够是并且最好属于革命派，不管是亲自加入或者还是插过手，不管是败坏革命或者还是为它增光添彩，也不管用过大斧或者还是利剑。
一个王族应当具有什么优越条件呢？它应该是民族主义的，换言之，对革命不即不离，这不是从他具体的行动来看，而是从他接受思想来看。它应当由过去构成，有一种历史的渊源，也可以对未来发挥作用，并且还是富有同情心的。
这所有的一切说明了为什么早期革命能满足于选择一个人的原因，选择克伦威尔或者是拿破仑就可以了，但是后期革命则必须选择一个家族才可以，瑞克家族或奥尔良家族。
这些王族就像是印度的无花果树，那样的树的枝条落在地上就会生根，然后长成小树。每一根树枝都可以变成一支王族，仅有的一个条件就是向人民低头。
这就是聪明人的理念。
卓越的艺术也就是如此：为胜利或多或少地添上一点点灾难的声音，以便让得胜的人同时心惊胆战，只需要走一步就散布一点点恐怖的气氛，延长过渡时期的弯路，直至进步迟缓下来，冲淡了晨曦的色调，揭示并遏制强烈的热情，砍掉尖角以及利爪，用棉花捂住欢呼胜利的嘴，为人权穿起一件肥厚的衣服，为魁梧的人民穿上一件法兰绒衣服，赶紧伺候他们睡觉，迫使精力过盛的人减肥，让大汉不拒绝初愈病人的饮食，挖空心思去做分化瓦解的工作，让那一些有远大抱负的人喝一点掺上药茶的蜜酒，实行各种各样的措施来预防过大的成功，为革命添加上遮光罩。
这种理论，一六八八年[一六八八年奥伦治家族取代斯图亚特家族登上英国王位。]在英国曾经实行过，一八三零年重新使用。
一八三零年那一场革命，在半山腰的时候停止了。半吊子的进步，表面的人权。但是，逻辑可不管什么差不离，就像是太阳否认蜡烛一样。
是什么人使得历次的革命停在半山腰呢？是资产阶级。
是什么因素？
因为资产阶级代表了满足的利益。昨天的时候空腹，今天的时候吃饱，明天的时候是胀。
一八一四年拿破仑倒台以后的情形，又出现在一八三零年查理十世下台以后。
人们错误地把资产阶级看作是一个阶级。所说的资产阶级，仅仅只是人民中间得到满足的那些人。所谓的资产者，就是现在有空坐下来的人。一把椅子并不是一个社会等级。
可是，着急要求坐下，人类的进步或许就会停止。这往往是资产阶级的错误。
不可以因为有过一次错误，就能够变成一个阶级。利己主义不是社会组织的一部分。
而且，就算是对利己主义，也应当公平；人民中间所谓资产阶级的那一部分，经过一八三零年的动**之后，所希望的情形，不仅仅不是掺杂冷淡以及慵懒，并包含一点儿羞愧之心的那种无所作为的局面，而且也不是沉沉入梦而暂时忘记所有的那种睡眠，而是立定。
立定这一个词语有两种含义，既奇怪又彼此冲突：部队前进，既是运动；停滞不前，既是歇息。
立定，就是力量的休整，就是拿着武装的警觉的歇息，就是安排岗哨而且又处在防卫形势下的既成的事实。立定代表着昨天的战争以及明天的战争。
这是一八三零年和一八四八年的中点。
我们这里所谓的战斗，也可以称为进步。
因此，不论是资产阶级或者还是政治活动家，都不得不有一个人站出来宣布这一个命令：立定。一个“应时而生”的人。一个两面人，不仅仅代表着革命，而且还代表着平静，换言之，能显然地调和过去以及未来，借此巩固眼前的这样一个人。
此人是“现成摆着的”，他名叫路易一菲利普·德·奥尔良。
二二一人把路易一菲利普捧到王位上。拉斐德主持了加冕典礼，把他称呼为最美好的共和国。巴黎市政厅替代了兰斯大教堂[法国革命前国王在兰斯的教堂里举行加冕礼。]。
这样以半王位取代整个王位，这就是“一八三零年的功绩”。
等聪明人成功之后，他们的这样的解决方法的大毛病也就显现出来了。这些事情，是在无视于绝对人权的情形之下做成的。绝对的人权大喊一声：“我反对！”然后，一种恐怖的现象，人权再次返回了黑暗中。
三
路易一菲利普
革命有猛烈的胳膊以及灵巧的手，革命打得狠，而且选择得好。即使不彻底，就算变种而不纯正了，像一八三零年革命一样降到雏形革命的地位，革命几乎能够保住足够的天赋的明智，不至于走投无路，革命的挫折从来不会是失败。
诚然，我们也不能够过于夸张。革命也可能犯错误，而且犯过特别严重的错误。
话题还是回到一八三零年吧，虽然一八三零年误入歧途，但是还是幸运的。那一场革命突然停止，然后建立起了所谓的秩序，在那个机构当中，国王优于王权。路易一菲利普是个难得的人。
他父亲在历史上固然只能得到一个低微的地位，但他本人是值得敬重的，正如他父亲值得受谴责。他则有所有的私德以及好几种公德。路易一菲利普关心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前途、自己的安全、自己的使命。他认识到一分钟的价值，有时候反倒不能认识到年的价值；他审慎、平静、温和、胸怀宽广，是个十分出色的先生，也是个十分出色的王爷，和妻子同宿，王府里专门的仆人带着有产者参观他们夫妇的卧榻，在那时候长房夸耀**风之后，这样显示严肃的家规就变得有好处了。他懂得欧洲的每一种语言，更加难得的是，他懂得而且会说代表各种好处的话。他是“中产阶级”眼中可敬的代表，而且超出了这一阶级，至少比这个阶级更伟大。他尊敬自己的血统，但是又特别的聪明，特别注重自己的价值，即使在血统问题上，他也表现了它的特殊性，自己称为奥尔良系，而并不是波旁系，他还仅仅只是个亲王殿下时，就俨然以直系亲王自居，如果当上了国王陛下，他反而像一个忠实的市民，在人们面前讲话那样絮絮叨叨，在朋友中间讲话却简单清楚；他有着吝啬的名声，但是没有依据。其实，他不仅仅节约，又为豪兴或者责任而大肆挥霍；他具有文学的修养，但是对文学不怎么关心；他有着一种贵族的气质，但是却缺少骑士的精神；他朴素而且安详，却又特别的刚毅，得到家人以及族人的敬重；他的话语娓娓动听；他是一个知过能改的政治家，内心十分淡漠，服从当前的利益，简直事必躬亲，不仅不报德而且也不结仇，善于用庸俗的小事冷酷地削弱雄才俊杰。
他喜好利用议会中的多数，挫败在王座下面一致的窃窃责难；他性格十分坦率，心里话有时候说得不谨慎，但是不谨慎的地方又包含着非凡的灵巧；他擅长出主意，面部的表情十分丰富，喜好装模作样，往往用欧洲来威胁法国，又使用法国来威胁欧洲；不需要说他是爱国的，但是他更加爱家。他把统治看得高于权力之上，把权力看得高于自尊之上，这样的性格有不好的一面：就是事事必求其成，有时候就耍花招，也不全部排斥卑鄙的行为，但是也有好的一面：就是免除了政治上强大的矛盾，国家的分化以及社会的苦难。他还特别的细心、精确、警觉、关心、机敏，而且不辞劳苦，有时候相互冲突，自己违背自己的命令，然后又自己纠正。他在在西班牙坚贞不屈地反抗英国，安科纳勇敢地反抗奥地利，还用大炮轰炸安特卫普，对卜利查[卜利查（George Pritchard，1796—1883），英国传教士，毁坏他在塔希提岛的财产是引起一八四三年英法冲突的导火线。]进行赔偿，满怀信心地歌唱《马赛曲》；他一直不知道颓丧，一直不知道有疲惫，喜爱美好和抱负、大无畏的豪迈，喜欢乌托邦、想象，也喜好恼怒、虚荣和恐怖，具有个人奋战的种种形式。在瓦尔密做将军，在热马普又做士兵，尽管八次险些遭到暗杀，但是从来都是笑容满面，英勇赛过榴弹兵，勇气堪比思想家，仅仅只是害怕欧洲或许会发生动**，肯定不会为了政治而冒险，每时每刻准备好牺牲性命，但是绝不丢下自己的工作。常常用影响来掩盖自己的意图，使人们把他当做一个英才而不是一个国王来服从。
他喜好观察，但是不喜欢揣度；不太重视智慧，但是有知人之明，既是说看见人才下结论；敏感锐利，头脑精明，重视实利，能说会道，记忆力好，时不时地借用这样的记忆，他唯有这一点像凯撒、亚历山大或者是拿破仑；知道实情、细节、日期、人名以及地名，却不知道趋势、热忱、人民的才智、心里的向往、灵魂隐秘的动乱。总之，一起人可以称为良知良能的那一切无形活动。得到上层的认可，但是和下层的法兰西不太融合，擅长随机应变，但是管理过多因此而统治太少，自封为内阁总理，擅长利用现实当中的微小事物阻拦思想的洪流，在文明、整顿以及组织方面的真正创造力当中，夹杂着很难言喻的讲究程序以及挑剔的精神；一个王朝的开创者以及享有者，有些地方像查理大帝，有些地方又像公证人，反正，形象高大而且不凡，是个能在法国群情惶惑的情况下能建立政权并在欧洲的忌妒下可以巩固势力的亲王，所以，路易一菲利普将被纳入本世纪伟大人物之列，并且，如果他略微爱慕荣誉，如果对实用和伟大一样地对待，那可能会跻身于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统治者之列。
路易一菲利普年轻的时候生得非常俊美，老年风采依旧不减当年，虽然不是常常受到全国人民的称赞，但是得到了大部分人的好感。他就能获得人们的喜欢，有这种天赋，魅力。他缺少威严，身为国王却不戴冠冕，虽然成老人头发但是却没有变白。他保留了以前旧时代的态度，可是有新时代的习惯，是贵族以及资产阶级的混合，刚好适宜于一八三零年，代表过渡时期的那种统治地位，他保留着法语的古代发音以及写法，用来为新思想服务，他喜好波兰跟匈牙利，但是他却写为“波利人”，说成是“匈牙兰人”。他就像是查理十世一样，身着一套国民警卫队的制服，还像是拿破仑一样，佩一条荣勋章的绶带。
他不常常到礼拜堂里去，一直不狩猎，也一直不去歌剧院，坚决不受神职人员、养狗官和舞女的腐蚀，因此在资产阶级当中特别有威望。他没有一个侍从。出门的时候胳膊下面夹着一把雨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那一把雨伞就像他的光轮。他略懂一些泥瓦匠的活儿计，也懂一些园艺，还懂一些医道，为一个从马背上跌下来的马夫放血。路易一菲利普身上常常揣着一把手术刀，就像亨利三世总是揣着匕首一那样。保王派常常嘲笑这一个滑稽的国王；但是他却是第一个用放血的方法来治病的人。
历史对路易一菲利普的指责，要削减一点。控诉王国、控诉政府、控诉国王，这三笔账各自有一个不同的总数。民主权利遭遇到了废除，发展进步退位到了第二位。上街抗议遭遇到了暴力的弹压，起义遭受到武装的镇压，暴乱也在武力之下停止，特兰斯诺南街[一八三四年四月十四日，政府军曾在巴黎特兰斯诺南街大肆屠杀起义人民。]事件，军事委员会问题，真正的国家为合法国家所合并，政府以及三十万特权人物平摊账目，所有的一切都算作王国的业绩。比利时遭受拒绝，阿尔及利亚被强迫征服，像英国人征服印度一样，手段恶劣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文明的程度，对阿布德一艾尔一喀德[阿布德－艾尔－喀德（Abd el kader，1808—1883），一八三二年至一八四七年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袖。]背信，收买德茨，卜利查得到赔偿，这当做是政府的业绩；重视家庭式而并不是国家式的政策，这要当做是国王的业绩。
可见这样一清理账目，国王的负担于是就减轻了。
他最大的缺点就是，代表法国的时候过分的谦逊。
这一个缺点是如何来的呢？
可以来说一下。
路易一菲利普作为国王，依旧挣脱不掉做父亲的职责。一个家族通过繁衍因此而变成一个王朝，总是到处害怕，不敢做什么事情，因此对什么都过于畏惧，这就激怒了不仅仅有七月十四日的民权传统，又有奥斯特里茨军事传统的民族。
可是，假如放下应当履行的任务不说，路易一菲利普对家庭深切关怀和他的那个家庭是相称的。他那家人特别优秀，而且有勇有谋。他的一个女儿，玛丽·德·奥尔良，把族名送到艺术家的轨道上，就像查理·德·奥尔良把族名送到诗坛上一样。她感情充沛的雕刻一尊大理石像，由她起名叫做《贞德》，路易一菲利普的儿子，有两个得到了梅特涅这样一句富有蛊惑性的奉承话：“这是两个十分难得的青年，一样是两个难得的王子。”
这便是路易一菲利普的真实情形，一点儿没减少也一点儿没夸张。
如果要做平等君王，那么自身就必须具有复辟王朝以及革命之间的冲突，有在政权上安定人心的那种令人担心的革命趋向，这就是路易一菲利普在一八三零年的幸运。人跟时势从来都没有像这样圆满配合，互相融合，而且结为一体，这是一八三零路易一菲利普的运气。还有另外一个条件，王座一定是他的，那就是流亡。那时候他刚好被放逐，穷苦不堪，处处奔波，要靠自己的劳动来生活。法国这一个有着最丰饶的采地的王公，在瑞士不得不卖了自己的老马来吃饱饭。曾经在赖兴诺为人补数学课，而他的妹妹阿黛拉伊德则干刺绣以及缝纫的活。一位国王的这些往事，是资产阶级所津津乐道的。他自己毁掉了圣米歇尔山上最后的那个铁笼子；那正是路易十一命令做的，路易十五以前用过。他是杜木里埃[杜木里埃（Dumouriez，1739—1823），法国将军和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吉伦特党人，一七九二至一七九三年为北部革命军队指挥官，一七九三年三月背叛法兰西共和国。]的朋友，是拉斐德的伙伴；他曾经加入过雅各宾俱乐部；米拉波曾经拍过他的肩膀，丹东这样叫他：年轻人！一七九三年的那时候他二十四岁，名叫德·沙特尔先生[路易－菲力浦原是德·沙特尔公爵。]，之前在公约会的一个十分昏暗的小隔厢当中坐着，亲眼看见过审判那一个被人恰如其分地称呼为“可怜的暴君”的路易十六。革命愚昧的远见，不得不在国王身上粉碎君主制，同时也把国王和君主制一块儿毁灭，几乎无人留意处在思想猛烈压迫之下的那个人，风暴甚至席卷审判大会上的全场，人们全部严厉地质问，卡佩[卡佩（Capet），找路易十六。因波旁王朝是瓦罗亚王朝（1328—1589）的支系，而瓦罗亚王朝又是卡佩王朝（987—1328）的旁系。国民公会称路易十六为“路易·卡佩”，意在强调封建君主制的政体是世代相传的，并着重指出互有血统关系的诸王朝是反人民的共犯。]没话可说，这一个国王的头猛烈摇动，眼看着要被这股阴风吹掉，但是在这个悲剧当中，不论判决者还是被判决者，相比来说所有的人都比较清白，这样的情形，路易一菲利普看见了，他观看了这一些惊险场面，见到若干世纪押到公约会的公案前面接受审判，看到从路易十六的背后，从这一个替罪羊背后的阴影当中，站起了恐怖的被告：君主政体，所以，他的心中一直怀着一种敬畏之情，敬畏几乎和天谴那样的大刀阔斧的民意裁决。
革命在他的心中留下的印迹是没法想象的，他的回忆就好像是那伟大的岁月当中的每一分钟的生动的画面。有一天，他曾面对一个不容怀疑见证人，仅仅只凭回忆改正了制宪议会以字母A开头的名单。
路易一菲利普是一个朗如晴天的国王。他在统治的期间，有新闻自由、集会自由、信仰以及言论自由。九月的法律是不怎么严格的。虽然他知道日光对特权的腐蚀的作用，但是还是把王座摆在日光之下。他这一种赤诚的态度，历史自有公论。
就好像每一个垮台的历史人物一样，路易一菲利普今天也正在接受人类良心的谴责。他的案子还仅仅只是初审。
历史使用令人钦佩的自由的音调讲话的时候，对他来说还没有到来；还不到时候，还没法对这位国王宣布最终的审判结果。严正而且优秀的历史学家路易·勃朗，最近一段时间就减缓了他开始时的判词；路易一菲利普是由被称之为二二一和一八三零的这两个半吊子推选的，或者说由半吊子议会及半吊子革命推选的；不管怎样，从哲学所应该有的高度来观察，我们现在对他的评价，不得不依照绝对民主的原则有所保留，就像是读者在上边所看见的一样；从绝对原则的角度来看，最开始是人权，接着是民权，除此之外，任何的权利都是篡夺；可是，做了这些保留之后，我们现在要说的，总而言之，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不管从他自己还是从人类美好的一面来说，使用旧历史的老话说，路易一菲利普都将会认为是历史上最出色的君王之一。
有什么要指责他的呢？仅仅只是那个王位罢了。除了国王这一种身份，路易一菲利普就只剩下一个人，但是他这个人却是善良的，有时候善良得使人钦佩。就算是在最严峻的忧患当中，和大陆的全部的外交使团斗争了整整一天之后，晚上返回房里面，已经精疲力竭，又特别的困乏，他做些什么呢？他往往拿着一沓卷宗，整夜披阅一个刑事案件，认为和欧洲较量当然十分重要，但是从刽子手那里争回一条性命更为重要。他常常和司法大臣强力辩论，和检察长抢夺断头台前面的每一寸土地，而且称他们为“这些啰嗦的法学家”。有时候桌子上积了成堆的卷宗，他一直是逐一研究，如果放弃那一些被判决的凄惨的犯人，他会认为特别的痛心。
有一天，他对前边刚刚提及的那一位见证人说：“昨天夜里，我获得了七个脑袋。”在他当政的开始几年的时间内，死刑几乎被废除了，而重新修的断头台，是对于国王的一种暴力。格雷沃刑场消逝了，资产阶级的格雷沃法场重新建立起来，叫做圣雅克便门法场；“追求实际利益的人”认为应当有一个大体上合法的断头台，这是在资产阶级的阵营当中，代表狭隘派的卡齐米尔·佩里埃[卡齐米尔·佩里埃（CasimirPérier），路易－菲力浦的内政大臣，大银行家。]，对代表自由派的路易一菲利普的胜利之一。路易一菲利普亲自为贝卡里亚的著作做注释。在把菲埃斯基[菲埃斯基（Fieschi），科西嘉人，一八三五年企图暗杀路易－菲力浦，未成被处死。]的炸弹装置破获以后，路易一菲利普大声慨叹： “这次没有使我受伤真的是不幸，否则，我便可以赦免那个人了。”另外的一次，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最高尚的人被判为政治犯，路易一菲利普对内阁方面的阻碍曾经这样批示：“同意赦免，只等我去争取了。”路易一菲利普像路易九世那样和蔼，像亨利四世一样的善良。
在历史之中，善良是十分罕见的珍珠，因此对我们而言，善良的人几乎总是被排在伟人的前面。
路易一菲利普得到的评论，有的特别的严峻，有的可能特别粗鲁，而一个熟悉这一位国王，现今已经变成游魂的人[指作者自己。作者写本书时正流亡国外，其时路易－菲力浦在英国死去已十年。]，在历史面前替他作证，也是合乎情理的事情。很显然，这一种证词不论怎么样，第一应该是不含私意的；已亡人刻的墓志铭当然应当是真诚的；一个亡魂可以劝勉另一个亡魂，同在冥府的人有赞扬的权利，不需要担心有人指着流亡的两堆黄土说：这一堆土吹捧了那堆土。
四
基础下面的裂缝
路易一菲利普当政初期，惨淡的乌云层层笼罩，而此书记述的故事即将进入那样一片乌云里的时候，就不要模棱两可，绝对要阐述对这一位国王的意见。
路易一菲利普登上王位，不仅没有动用暴力，而且又没有直接行动，反而是革命的一个转折所致使的，很显然和革命的真实目的背道而驰，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作为奥尔良的一位公爵，的确没有做过什么主动的努力。他天生就是王公，并自信是被选为国王。他肯定没封自己这个称号，肯定没有争取，而是他人送给他的，他只是接受而已，而且相信，明显是错误地相信，授予基础与权利，接受是基于义务。因此，他的享国出于善意，我们一样真心实意地说，路易一菲利普真诚地享国，民主派也就是真诚地进攻，社会斗争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恐怖，不仅不能怨国王，而且也不能怨民主派。主义间的矛盾就像物质间的矛盾。海洋保护水，狂风保护空气，国王保护王国，民主保护人民；相对的君主制，要抗拒绝对的共和制；社会在这种矛盾当中流血，可是，今天社会遭受到的痛苦，此后将转变成幸福；不管怎样，在这里绝对不能责备那一些进行斗争的人；两派当中的一派无疑会是错误的；人权并不像罗得岛上的巨人[公元前二八○年在希腊罗得岛上建成的一座太阳神青铜塑像，高三十二米，耸立在该岛港口，**能容巨舶通过。公元前二二四年在一次大地震中被毁。]那样的脚踏两岸，其中的一只脚踏在共和方面，另外的一只脚则踏在君主制方面；其实，人权是不可以分开的，应该整个儿站到一边；可是，那一些错了的人，就算错了也光明磊落；失明的人看不见东西不是错误，就像旺代人那样的举动不是土匪一样。因此，这样猛烈的冲突，只能够算作事物的必然性。不管这些风暴是什么性质，人卷到当中都负不了责任。
让我们来完成这段讲述吧。
一八三零年的政府即将面对困难的日子。它昨天刚刚诞生，今天就要战斗。
七月的国家机器刚刚制造好，还不怎么坚固，就已经感觉到处处暗藏着扯后腿的力量了。
阻力第二天就出现了，也许昨天已经存在。
对抗势力一个月一个月的壮大，暗斗朝着明争转变。
上文已经说到，七月革命，外国的每一个君王不欢迎，法国内部也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上帝的意图是很显然的，通过各种各样的事件向人们宣示，晦涩难解的语言写成的天书。人们拿来当即解释，未免草率而不正确。错误、漏洞、反义连篇。很少有人能懂得神的语言。最最有智慧的人、最平静的人、最深刻的人，可以慢慢地分析；可是，等到他们翻出译文来，事情早就已经变成了定局，广场上早已有二十多种译本了。一种译本就会诞生一个党，一个反义就会诞生一个派，而且，所有的党都以为拥有唯一正确的译文，所有的派也都认为光明只属于自己。
当权者本身，也往往成为一派。
在革命的激流当中，有些人逆流游泳，那就是旧党派的人。
旧党自己觉得蒙受上天的宠幸，紧紧握着继承权不松手，觉得革命既然是出自反对的权利，那么人们就有了权反对革命。不对。应该知道在革命当中，反抗的并不是人民，而是国王。革命就是反抗的背面。全部的革命只需要正常完成，自身就具有合法性；革命，有时候会被假革命者所辱没，尽管被辱没，依旧要坚持下去；尽管沾满鲜血，但是还是要继续生存。革命并不是产生于偶然，而是产生于需要之中。一场革命正是去假留真。有了革命，由于革命是必须发生的。
正统的旧党是由谬误的理解而产生邪恶力量，尽全力以赴地大肆攻击革命。谬见是特别好的炸弹，可以巧妙地击中革命的弱点，击中它的铠甲的薄弱点，击中它那缺少逻辑的地方；正统派正好抓住王权问题来进攻那次革命。他们朝着革命怒吼：“革命，要这样一个国王做什么？”派别是盲人，却可以瞄准。
共和派也往往发出这样的吼叫。但是从他们嘴里出来就是合乎逻辑的了。在正统派的口中就是瞎说，在民主派的口中却是灼见了。一八三零年使民众倾家**产。民主派很愤怒，要责问它这一点。
七月政权，在过去跟未来的双重打击之下挣扎。它仅仅只是代表若干世纪的君主制和永恒的人权这一刹那。
此外，一八三零年不是革命，而是君主制，那么在对外的方面，就只得和欧洲一起前进。局面更加复杂的是，还需要保持和平。逆反潮流寻找融洽，往往比进行一次战争更加棘手。这种暗斗一直是默默无闻，又一直是义愤填膺，因此产生的整个武装的和平，要不就是饮鸩止渴，或者就是甚至文明都信不过自身了。七月王朝无可奈何的像一匹烈马在欧洲各国内阁所驾驭的辕轭中，没有一点意义地乱蹦乱跳，而梅特涅一心希望勒紧缰绳。七月的王朝，在法国遭受到进步力量的推动，在欧洲又反过来推动君主国，那些慢慢行走的动物：一面被拉着，一面又拉着后边的。
这时候，工资、教育、刑罚、卖**、妇女的命运，财富、苦难、生产、消费、分配、交换、货币、信贷、资本的权利、国内贫困、无产阶级、劳工的权利，这所有的问题，在社会上不停地出现，形势十分危急。
除去真正的政党之外，又显现了一种动态：就是哲学的酝酿，跟民主的酝酿遥遥呼应。伟大的人物跟群众一样，都感觉困惑，虽然情况各不相同，但是一样处于困惑当中。
有的思想家在思考，但是群众这块土地，遭受到革命激流的冲击，在他们下边被奇怪地震**着。有的思想家单独行动，有的思想家汇集成派，差不多是结成团体，把各种社会问题平静、深入地揭示出来，而地层下面的人却无动于衷，沉默地挖着坑道，挖向一个火山的深处，不在乎蠢蠢欲动的震动以及隐约可辨的巨大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