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蒂斯蒂娜
附：您的小侄子非常可爱；他马上就满五岁了呢。他昨天见一匹腿上裹了护膝的马走过，便喊着问道：“它膝上是什么东西？”那孩子真惹人喜爱。他的小兄弟在屋子里拖着一把破扫帚当车子，嘴里还喊着：“驾！”
从这封信里我们能够看到二位妇人擅长奉承主教的生活方式。她们了解男人超过男人自己，显出女性特有的天才。迪涅主教一直都是优雅、温和，并且敦厚的，有的时候却能干出勇敢、高尚而辉煌的事情，又丝毫不显得是故意为之。二位妇人替他担忧，不过仍然让他去做。有几回，马格卢瓦尔太太想要事先去劝一劝，而在事情进行时或者事后她从不多话。她们从来不阻拦已经要着手行动的他，连丝毫反对的表情也不表露。有些连他自己也不曾意识到的时候，她们模糊地感觉到他是在尽主教的责任，这不必他说出，可能因为淳朴已达到极限吧。所以她们在家里就像两个影子，亦步亦趋地服侍他。假如后退就是顺从的话，她们便会悄悄地后退。她们生来就有一颗体贴入微的心，能够意识到什么样的关怀倒会令他为难。我并不觉得她们能了解他的想法，而是她们熟悉他的性格。因此，她们将他交给上帝，就算知道他身处危险，也不再过问。
何况，就像上面说过的，巴蒂斯蒂娜深知，她兄长的不幸正是她的末日。马格卢瓦尔太太没有这么说，不过她心里也有自己的看法。
十 主教邂逅隐士高人
前边提过那封信件所记录的日期以后不久，主教先生又做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和他上一次进入盗贼出没的山区之行相比，在整个城里人的心目中，此事更加冒失。
距离迪涅城很近的乡下，有一个隐居的人。确切说来，那个人过去做过公约会代表。我们叫他G。
在迪涅这个小小的世界中，提到那个G代表，人们都禁不住谈虎色变。一个公约会[成立于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是由人民大众选举产生的。会议宣布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判处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东尼特死刑。]的代表，多了不起，您能够想象吗？那是在“你”和“公民”[革命期间，人民语言中称“你”不称“您”。称“某某公民”而不称“某某先生”。]相称的时期中存在过的说法。那人几乎就是一个怪物。尽管他没投票同意判处国王死刑，不过也差不多了。他很像一个非常横暴的弑君者。真正的王室回国[一八一四年，拿破仑帝国被颠覆，王室复辟，路易十六之弟路易十八回国称王。]以后，为什么没有将这个人告到巡回审判庭上去呢？不砍下他的脑袋也行，宽大为怀嘛，不过至少也得叫他尝一下终身流放的滋味，以儆效尤！诸如此类的话。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和那些人一样——这只是鹅群诋毁雄鹰的妄语。
但是，能说G是雄鹰吗？假如从他孤独的生活中所独有的野性而言，可以这么说。他没有投票同意判处国王死刑，也就没有列入流放法令所规定的名单里，能够呆在法国。
他住在距城将近一小时路程的地方，远离一切人家、道路，不确定到底在哪个荒山野谷里。听说他那儿有一块地，有一处山洞，还有一个窝巢。周围没有邻居，甚至连经过的人都没有。自从他在那个野谷里住下以后，通向那儿的小径就消失在荒草中了。人们每次谈到那，就好像说的是刽子手的家一样。
只有主教久久无法忘怀，他不时地望着天边的一丛树木——那位老代表所居住的那处山谷的标志，自言自语地说：“那儿有一个寂寞的灵魂。”
他在心里又加了一句：“我必须去看看他。”
但是，这个想法起初被认为很自然，稍稍思考以后，又好像不妥，接着感到奇怪和不能被容忍了。要知道在心底深处，他是赞成人们的看法的。尽管还不十分明确，不过他对那位公约会代表生出一种似乎是愤恨的感情，用“格格不入”的字眼来形容那种恶感就更加正确了。
羔羊长着疥癣，牧人就应当退却吗？不。这个慈悲的主教犹豫着踌躇着。有的时候，他向那儿走去，随即又转身返回。
终于有一天，在巢穴伺候那个G代表的牧羊少年到城里来请大夫，说是那老家伙病危，熬不过这个晚上了。这一消息在城内传开，有人说：“谢天谢地！”
主教马上前往那里，拿着自己的拐杖，穿上外衣，一方面是因为法衣太破旧，一方面是因为将起晚风。
太阳将要下山了，他来到那个无人之处。他知道巢穴就在不远的地方，心怦怦地跳着。他翻越鸿沟和篱笆，推开栅门，进入荒芜的庭园，大胆地向前走了几步，忽然看到原来巢穴就在荒地另一头的荆棘后边。
那所低矮狭窄的小木房，十分整洁，前面的墙上钉着葡萄架。
门口有一张农村扶手椅式的旧轮椅，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坐在里面对着夕阳微笑。
站在老人身旁的少年正是那个牧童，他正递给老人一瓶奶。
主教正在张望，那个老人提高声音说：
“多谢，我什么都不需要了。”
说罢，他含笑的脸庞由太阳移向了孩子。
主教走过去。老人听到走路的声音，回过头来，脸上露出因为长久住在空谷内，突然听到脚步声所能够引起的极端吃惊的神色。
“自从我到这，”他说，“还是第一回有人来。您是何人，先生？”
“比安弗尼·米里埃尔。”主教回答道。
“比安弗尼·米里埃尔？我听人提过这个名字。当地人称之为比安弗尼大人的，就是您？”
“是我。”
老人微微笑了笑，接着说道：“那么，您正是我的主教了？”
“差不多是吧。”
“请进，先生。”
G代表向主教伸出手去，然而主教没有回应，只是说：“我很愉快看到自己上了别人的当，显然您没生病。”
“先生，”老人说，“我会好的。”
他沉默一会儿，说：“我可能只能活三个小时了。” 随后他又继续说：“我稍稍懂点儿医道。昨天，我是脚冷；今天，已经凉到膝头了；现在，我觉得凉气向腰部扩散，如果抵达心脏，我的生命便终止了。太阳无限美丽，是吧？我要人将我推到外面，最后看一眼四周的一切景物。您尽可以和我说话，不会耗费我的精力。您前来看我，做得很好。将死之人是需要有人呆在身旁的。每个人都有妄想，我就是希望能拖到清晨。但是我明白，我熬不过三个小时了。那时夜色已经降临了。当然，这没有什么关系！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一定非得等到清晨。我就在星月满天中死去吧。”
老人回头吩咐那个牧童：“你去睡觉吧。昨晚守了整整一夜，你也已经累了。”
孩子回木屋去了。老人用眼睛看着他走进去，喃喃自语：
“在他入睡时，我就离开了。这两种不同的睡眠正好可以相依相伴。”
这话原本能够感动主教，然而他没有。在老人这种对死的看法中，他感觉不到上帝的存在。说到底，宽大胸怀下的微小冲突也应该指出来，平时他愿意自嘲这个“本大人”，但是这次，别人不叫他主教大人，他就觉得不高兴，简直想用“公民”称呼这位老人。无论如何，这个老人，这个公约会代表，这个大家的代表，说到底也一度是个人中怪杰，主教认为要严肃对待，这可能是平生第一次。
那个公约会代表却用谦逊诚挚的眼神看着他。那神情里尽是人将要化成尘土时的卑怯。
主教平常觉得窥测别人就是存心冒犯别人，老是约束自己，然而现在，他却不由得细心研究起这个公约会代表，而且这样的专心还不是从同情心为出发。假如换一个对象，他也许就会遭受良心的谴责。但是，在他看来，一个公约会代表不受法律的保护，更不受到仁慈法律的保护。
G代表则神情镇定。这个八十岁的老翁身材高大，身体几乎保持笔直，讲话的声音很洪亮。大革命时有一些这种和时代相符的人。从这位老人身上能够看出他经过的重重磨难。生命即将完结，他仍然保持着健康的状态。他那有神的目光、坚定的音调、肩膀强健的动作，足以使死神惊慌失措，足以使伊斯兰教的无常鬼[伊斯兰教四大天使之一，专司死亡事宜，人死时由其取命。]望而生畏，以为走错了路。G代表看上去好像快死了，尽管他的意志直到此时仍能自主，只是两条腿不能动，黑暗从那个部分扼制住他。他的两只脚没有了活力，变凉了，但头脑仍然是活的，保持所有的活力和智慧。在这危急时刻，G代表就像是东方故事里的国王：上半身为肉身，下半身是石体。
主教坐在旁边的一块石头上。对话忽然就开始了。
“祝贺您呀，”他用责备的语气说，“您毕竟没有投票同意判处国王死刑。”
公约会代表好像没留意到“毕竟”这个词所包含的刻薄意味。他回答着，微笑逐渐消失了：“没什么好祝贺的，先生；我投票结束暴君的末日。”
这是刚强的口气在回敬严肃的语调。
“您说这话我不明白？”主教接着问。
“我的意思是，人都可以是暴君，只要没有文化。我投票判决这个暴君的末日。从这个暴君那儿产生的王权就是假的权威，知识才是真正的权威。人只应该被科学所统治。”
“也被良心所统治。”主教加了一句。
“良心，就是我们与生俱有的心中知识的总和。”
比安弗尼主教听后极为惊诧于这种新奇的论调。
公约会代表接着说：“对于处决路易十六的事情，我不赞同。我觉得自己无权判处一个人死刑，但我认为有义务消除恶势力。我投票表决暴君的末日，赞同共和制，它代表要消除女人卖身，男人为奴，消除儿童的不幸。我正是为这些投了票。我支持仁爱、协和、曙光！我帮助打破偏见和谬论。谬论和偏见被推翻了，便会拥有光明。我们这些人打倒了旧世界，它像一个磨难瓶，从人类头上掉下来，变成了一个快乐壶。”
“稀奇古怪的快乐。”主教说道。
“应该说多灾多难的快乐，自从一八一四年所谓的倒退以后，快乐就不见了。可惜！我不否认，事业并不完全成功；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把旧制度推翻了，但是在思想中却没能完全把它除掉。消除恶习根本不够，一定要转换风气。风车没有了，但风仍然存在。”’
“你们只知道推翻。推翻也许有好的一面，带着怒气的推翻行为，我不敢恭维。”
“公道中必有怒气，主教先生，而且公道的怒气是发展的一个原因。无论您怎样看待都不要紧，自从基督来到世上以后，法国革命是人类最得力的一步。虽然不彻底成功，不过十分卓绝。这场革命揭开一切未知的社会黑幕。它减少了人类的精神压力，起到抚慰、安定和开化的作用，让文化的洪流洗涤大地。法国革命是仁慈的，它是人类的无上光荣。”
主教不由得嗫嚅道：“真是这样吗？九三年[一七九三年的简称，那是革命进入**、处死国王路易十六的一年。]！”
公约会代表站了起来，神情庄重，他用将死的人的全身气力高声喊道：
“哦！您终于讲出来了！九三年！我一直在等这个字。满天乌云的一千五百年。十五个世纪以后，乌云已经散开了，但您仍然加罪于雷霆。”
但在心中，主教却觉得某个部位被他击中了。不过，他仍然镇定自若地说道：“法官都是以法律的名义说话；教士则都是以仁慈的名义。仁慈是更高一级的法律。雷霆击下来，怎么也不该搞错目标。”
他专注地看着公约会代表，又加了一句：“路易十七[路易十七是路易十六的儿子，十岁上（1795）死在狱中。]？”
公约会代表抓住主教的胳膊：
“就是路易十七！讲一讲吧。您为什么流泪？替那个可怜的孩子？那我会和您一同哭。若是为那个幼小的王子呢？我却得想一想了。作为路易十五的孙子[指路易十七。]，那是一个可怜的孩子。他在神庙钟楼上身亡，仅有的一个罪名便是做了路易十五的孙子。而卡图什的兄弟，同样是个可怜的孩子，他被吊在格雷夫广场，直到死去，唯一的一个的罪名便是做了卡图什[卡图什（Cartouche，1693—1721），人民武装起义领袖，一七二一年被捕，被处死刑。]的兄弟。在我眼中，二人都死得十分悲惨。”
“先生，”主教说道，“把这两个人的姓名联系在一起很让我讨厌。”
“卡图什吗？路易十五吗？您是替哪个喊冤叫屈呢？”
一时间，两个人相对无言。主教，隐约地为之动摇。
公约会代表接着说道：“咳！神父先生，您好像不喜欢听真理。但是基督倒很喜欢这些。他总是手拿拐杖，除去神庙的尘土；他的鞭子射出电光，是真理的残酷的代言者；他大声呼喊：让小孩子们[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这是耶稣对那些不许孩子听道的门徒说的话。原文是拉丁文Siniteparvulos（见《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那个时候对待那些孩子没有厚此薄彼。先生，天真正是它本身的王冠，天真不需要殿下的头衔。不管身为王孙公子，或者穿着破衣烂衫，天真都一样是尊贵的。”
“确实如此。”主教低声说道。
“我要坚持这点，”公约会代表G接着说道，“谈到路易十七。你我的看法必须一致。无论上层或下层，我们是不是都应该为一切无辜者、殉难者，为一切孩子大声哭泣呢？我是这么做的。所以，我告诉您，一定要追溯到九三年之前去，我们应该先为路易十七之前的人流泪。如果您同我一起哀悼老百姓的孩子，那我一定也会和您一起为王室的孩子悲痛。”
“我为他们每一个人大声哭泣。”主教说道。
“同等对待！”G大声回应，“要是天平歪了的话，那也应该偏向老百姓这边吧。老百姓受难的年代更长。”
二人再次静默不语。这次仍是公约会代表打破沉寂。他那质问主教的眼神，充斥着临死时的所有气力，让人感到一种强大的力量。他的话好像是一阵爆炸：
“不错，先生，老百姓受难的年代更长。瞧，这些都不算什么。您为什么来找我，对我提到路易十七呢？我根本不认识您呀。自从来到这儿，我就孤零零的一个人住在这围墙内，从不出门，除了帮助我的那个孩子以外，我不见别人。是的，您的名字偶尔也会传进我的耳朵，应该说名声不错，不过这不能证明任何问题，聪明人经常能够欺骗诚实忠厚的老百姓。还有，我根本不认得您。您刚才告诉我说您是主教，不过，我一点儿也不能通过这话了解您的人品。不管怎么说，我得重新问您一遍：‘您到底是谁？您是个主教，意味是一个教门中的王爷，迪涅主教的位子，五千法郎的正式收入、一万法郎的补给，一共两万五千法郎——餐桌上满是美酒佳肴，身旁总有仆役服侍，每天大吃大喝，星期五还吃黑水鸡，出门高视阔步，随从前后簇拥，居住的房子十分豪华，可以乘高车驷马，却还以光脚徒步的耶稣一基督当幌子！您是一位高级神职人员，所以，人生所能享受的快乐如年俸、住宅、骏马、侍从和宴席等应有尽有，您和那些人一样也享受这一切。这既然已经十分明显，也许还不太明显，但这些还无法使我看到您自身的真正价值。您来到此地可能想让我理智点儿。可我到底在对什么人说话？您究竟是谁？”
主教低头答道：“我只是一只虫。[这一句原文为拉丁文“Vermissum”。]”
“一只乘坐华贵马车的虫！”公约会代表咬牙嘟囔道。
到了公约会代表逞强，主教恭敬顺从的时候了。
主教继续说道：
“先生。您对我解释一下，说我大吃大喝，说我拿两万五千法郎年俸，还有住宅、仆役，但是，这些东西怎么就能证实仁慈不是一种美德，宽容不是一种为人应尽之道，如何证明九三年不是惨无人道的呢？”
公约会代表抬手摸了摸额头，似乎想撩开一阵云雾。
“我要请求您的谅解，”他说，“我有所失礼，先生。您到我家里来，我应该以礼相待。我也应该仅限于批评您的观点。您的富有与享乐，虽然给我提供了反击您的论据，不过这样做仍然有伤忠厚，是我不对。我向您保证再也不提那些事情了。”
“多谢您。”主教说道。
G先生继续说：“还是解释的那一方面吧。说到什么地方啦？您方才对我讲什么？九三年是惨无人道的？”
“对，是惨无人道的，”主教说，“马拉[马拉（Marat，1743—1793），法国政论家，雅各宾派领袖之一，罗伯斯庇尔的忠实战友，群众称他为“人民之友”。]向着断头台拍手，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那么，波舒哀[波舒哀（Bossuet，1627—1704），法国天主教的护卫者，是最有声望的主教之一。]在龙骑兵杀死新教徒的时候高唱圣诗，您又是怎样认为的呢？”
这样的回答强劲有力，如同利剑一般直指目标。主教不由得为之一惊。最为高明的人同样有他们自己崇拜的对象。有的时候人会因为人家不尊重这样的逻辑而觉得心里隐隐作痛。
公约会代表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了，这是临死之前的征兆。他讲话时断时续，不过他的目光表明他的头脑仍然非常清醒。他继续说道：
“再随意地胡乱说几句吧。那次革命，总体而言，获得人类一致的赞扬。而非常遗憾，九三年却变成了口实。您觉得九三年惨无人道，那么整个专制政体呢，先生？先生，先生啊，我同情大公主与王后玛丽·安托瓦妮特，我也同情那个信奉新教的穷女人：那是一六八五年，还是路易十四做国王，先生，那个女人上身**地被捆在木桩上，**溢出了奶水，心中充斥着害怕。放在旁边的她的孩子，饿得面无血色，看见**连哭叫的气力也没有了。刽子手却对喂乳的母亲大声说道：改邪归正！让她在舍弃孩子与放弃信念间作出抉择。叫一个母亲受坦塔罗斯那种刑罚，您对此有什么好说的呢？先生，请不要忘了一点：法兰西革命有它自己的理论根据。它的愤怒将获得未来的谅解。到最后，它就是改进的世界——从最强烈的鞭挞中，显露出一种对人们的爱抚。我简单地说了这些，理由已相当充足。不说了吧。何况，我快要死了。”
公约会代表不再看着主教，心平气和地用这么几句话结束自己的观点：“是的，进步的暴力叫做革命。这样的暴力一旦过去，人们就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人类虽然遭受到了野蛮的对待，不过，进步了。”
令公约会代表无法了解的是，他刚才接二连三地打破了主教心底深处的壁垒。只留下一个地方，那是比安弗尼主教最后一处防卫力量。忽然，在掩饰的背后，主教又讲出这么一句话，再次流露出起初舌战时的那种强烈态度：“进步应该信仰上帝，不能由不信仰宗教的人来体现善良。无神论者是人们糟糕的领路人。”
年老的公约代表没有应声。他全身哆嗦了一下，抬头看天，眼中慢慢地流出泪水，沿着青灰的脸颊淌下来。他专注地看着深邃的苍穹，轻声地自语：“你啊！理想啊！只有你存在！”
主教感受到难以言表的感动。
沉默了一阵，老人翘着手指天说：“无限的确是有的，它就在那儿。假如无限中没有我了，那我便是它的止境，它也就不再是无限了。也可以说，它就不存在了。但是，它存在，所以，它有一个我。无限中的这个我，正是上帝。”
将死的人声音高亢地说这最后几句话的时候，像是看到了什么人，全身稍稍颤动，进入灵魂离开肉体时那种快乐的状态。随后他闭上眼睛，耗尽了所有的气力。很明显在一时之间，他耗尽了生命中最后的几个钟头。而方才说的几句话，使他和生死的主宰靠得更近了。最关键的时刻来临了。
主教知道，时间紧急。他从极端冷漠渐渐地转变成极端冲动；他看着这合上的眼睛，握着这只冰冷而又干瘦的手，弯腰对他说：“现在是上帝的时刻，难道我们要毫无意义地聚首一场吗？”
公约会代表重新睁开双眼，露出阴郁而严肃的神色。
“主教先生，”他慢慢地说，“我一直都在深思、研究与观察。六十岁的时候，国家号召我，要我管理国事，我听从了。那个时候我就摧毁积弊，消灭暴政，公布和进行宣传人权与法则，保护国土，献出热血帮助法兰西反抗胁迫。我过去没有钱。如今依旧很贫寒。当时我曾当过国家领导人，国库的地窖中堆得到处都是现金。我在死树街吃饭，一顿花了二十二个苏。我帮助了那些遭受压迫的人，安慰了那些悲痛的人们。我扯掉了那祭坛上的布毯，那是真事，可那是为了包裹祖国的创伤。我一直维护人类向着光明前进，有时也反抗那种残酷的进步。博利厄的圣克莱雷修道院，一七九三年幸亏有我它才免受灾难。我竭尽全力地尽职责，也尽量行善事。最后，我遭受驱赶，搜捕，捉拿，迫害，还遭到诬陷，讥笑，羞辱，咒骂，只能远离家乡。那些愚昧的可怜的人们以为我面目可憎。我与世隔绝，避开仇恨，并不怨恨什么人。如今我八十六岁，将要死了。您还前来对我要求什么呢？”
“真诚地为您祝福。”主教说道。
主教跪了下去。
等他抬起眼睛一瞧，公约会代表面如死灰，已经断气了。
返回家里，主教就陷进无可言喻的思绪中，祈祷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有几个勇敢的人，极力要引他谈一下那位G代表，然而他一言不发，只是用手指了一下天。从此，他对小孩和遭受苦难的人更加温和亲热了。
如果有人影射“G老家伙”，主教必然神情异样，似乎满腹心事。没人敢断言，那人的神智对主教的昭示，以及那人高尚的良心在主教的良心上引起何种反应，对他精神趋向的日渐完善有多大影响。
此次“乡下访问”， 无疑为当地的小集团提供了一次说三道四的机会：
“那种将死之人的病榻，难道是一个主教应该涉足的地方？很明显，不要指望他会受到感化。革命党人全是异端。所以，为什么要去那儿呢？主教肯定是十分好奇，想瞧瞧魔鬼怎样接收那人的灵魂。”
有一天，一个有钱的寡妇，自以为很聪明地对主教说了这么一句风趣话：
“主教大人，有人打听，您什么时候能够戴上一顶红帽子[戴红帽子，即参加革命的意思。]。”
“唔！唔！一种高贵的颜色，”主教答道，“多亏那些就算是鄙视帽子上红色的入，还崇拜法冠上的红色。”
十一 条件限制
根据上文所述，我们可能觉得比安弗尼主教是一个“富有哲学头脑的主教”，或者是一个“爱国的神甫”，那也许是不对的。他与那位公约会代表的邂逅，或者可以称作结合，留给了他一种惊叹，让他变得愈加温和善良，但也仅此而已。
比安弗尼主教完全不是一个政治中人，在这儿或许我们应该简略地提一提，面对当时发生的种种国家大事，如果他想采取一定的态度，那么到底是怎样的态度呢。
先让我们来回想一下几年前的一些事情：
米里埃尔先生担任主教没过多久，就同其他几位主教一起被皇帝封为男爵。尽人皆知，教皇是在一八O九年七月五日至六日被拘禁的。因为这个缘故，拿破仑召开了法兰西与意大利主教联席会议，米里埃尔先生也受邀参加。会议于一八一一年六月十五日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第一次会议由费施枢机主教主持，共有九十五个主教参加，包括米里埃尔先生在内。但是，他只参加了一次大会和三四次特别讨论会。身为山区的一个主教，他习惯了僻陋贫困，又非常接近自然环境的生活，但他走到那些显贵当中，也带来了改变会场气氛的看法。匆忙回到迪涅时。有人问他为什么来去匆促，他答道：“碍他们的眼吧。我把外边的空气带到他们那里。成了他们眼中一道打开的门。”
还有一次他说：“该怎么办呢？那些大人都是王孙贵胄，只有我一位贫穷的乡下主教。”
说话办事都很怪的他确实不惹人喜欢。一天晚上，在一个最有身份的同事的家里，他竟然脱口说出这种话：
“多么美丽的挂钟！这样漂亮的地毯！如此华贵的服装！我实在不想让这些累赘的东西成天在我耳旁提醒：很多人在挨饿！很多人在受冻！还有很多穷人！还有很多穷人！”烦死了。
顺便说一句，仇恨华贵的家伙未必都聪明。这种仇恨会隐藏对艺术的敌意。但是，对神职人员来说，除去表示地位和举行仪式的时候，他们不应当使用华贵的东西，那样的习惯将泄露他们解囊济困时的虚情假意。身为教士却安闲自乐，是一种离经叛道。教士应该接近贫困的人。劳动会沾染灰尘，一个人日夜接触各种灾难、苦痛、贫寒，自己身上怎么会不带一点儿圣洁的清寒味呢？能想象某个工人一直在冶炉旁边工作，但是连一根头发都没有烧掉，连一根手指都没被熏黑，脸庞没有滴下一颗汗珠，没有沾上一点儿灰屑吗？教士，尤其是主教，清贫生活就是他的仁慈心肠的最根本的保证。
不用说，迪涅主教先生正是这么想的。
同样，我们也要相信，在有些棘手的问题上，他不会顺应所谓的“时代思潮”。他极少参加那个时候的神学辩论，也很少对涉及教会与国家的纠纷问题发表看法。但是，假如有谁人追根究底，就能够看出他偏向罗马教派，而不怎么推崇法国教派[从一六八二年起，法国天主教以国内教士代表会议为处理宗教事务的最高权力机关，不完全接受罗马教皇的命令，是为法国派（gallican），主张完全依附教皇的称罗马派（ultramontain）。直到一八七○年，法国天主教始完全依附于罗马教皇。]。我们想不加隐讳地形容一个人，就必须添加一句，他对气焰渐衰的拿破仑的态度极端冷漠。一八一三年[一八一三年，拿破仑政权已濒于危殆，英、俄等七国联军节节进逼，国内工商业发生危机，由于缺乏劳动力，又因增加税收，大量征兵，资产阶级开始离贰，人民纷纷逃避兵役，老贵族也乘机阴谋恢复旧王朝。]以来，只要有反抗政府的活动，他要么参与，要么赞同。拿破仑从厄尔巴岛[拿破仑在一八一四年四月六日被迫逊位后，即被送往厄尔巴岛。王朝复辟，执行反动政策，人民普遍不满。拿破仑乘机于一八一五年三月一日在南方港口茹安（在戛纳附近）登陆，重返巴黎]回来，路过本地区的时候，他也拒绝欢迎。在“百日政变”[拿破仑三月一日在茹安登陆，六月二十二日第二次逊位，那一时期叫“百日政变”。]期间，他还拒绝指示本教区替皇帝布置公祭。
除妹妹巴蒂斯蒂娜小姐，他的另外两位亲兄弟：一位是将军，另一位曾担任过省督。他们之间通信相当频繁。有一段日子，他对作将军的兄弟态度冷漠，因为在戛纳登陆的时候，这位镇守普罗旺斯[普罗旺斯（Provence），法国南部一省。]地区的将军，带领一千二百名士卒截击皇帝，似乎故意放他走过。而做过省督的那位兄弟则忠实本分，隐居在巴黎卡塞特街，主教给这位兄弟写信的口气就亲切多了。
可以看出，比安弗尼主教偶尔也会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也会苦闷，也有隐情。一时爱憎的阴影，还会穿过他这片只追求永恒事物的柔和而又宽厚的心。因此，作为这样一个人，他还是没有政见的好。请别曲解我的意思，我绝不想把所说的“政治观点”。混淆于对进步的热烈愿望，混淆于爱国的、民主的以及人道的思想，在现在这个时代，这样的思想应当是任何真诚心灵的内在力量。它与本书内容仅仅间接相关，我在这儿就没必要深入研究了。一句话，假如比安弗尼主教并非保王派，假如他的眼睛一刻都没离开宁静的景仰，就更加美满了。要知道这种宁静的景仰能够超脱于人世的风云变化，帮助人清楚地看到真理、公正和仁慈这三道纯洁光辉的照射。
虽然上帝创造出比安弗尼主教，完全不是因为某种政治因素，但比安弗尼主教以人权与自由的名义表示反抗。他面对妄自尊大的拿破仑所抱的傲慢的对立态度、冒着危险而又公正的抗拒，这些我们既了解又钦佩。然而，反抗一个得势的人，怎么也比反抗一个日渐失势的痛快淋漓多了。我们都爱富于风险的斗争；无论如何，只有参加斗争的人，才有权利歼灭最后的敌人。没有在全盛时期顽强地提出抗议，当政权垮台，他就更应该闭口不语。唯有敢于控诉的胜利者，才有权利审判沦为囚徒的失败者。而我们，只能冲着老天干瞪眼，等待大祸降临了。一八一二年，我们被卸下武装。到了一八一三年，一向保持沉默的立法院，竟然在国家灾难降临之时，勇气倍增，大放厥词，使人愤怒，而为之鼓掌称快就是天大的错误。而在一八一四年，那些元帅接二连三地出卖祖国；参议院由一个污塘陷入另一个污塘，起初被奉为神明的王子遭到横加羞辱；还有那种由疯狂崇拜转向中途变节，辱骂自己的偶像的人。我们应该转过头去，鄙视所有这些为人不齿的对象。到一八一五年时，拿破仑的滑铁卢依稀可辨了，法兰西感觉到灭顶之灾的临近，不由得打冷战。此时军队和人民对气数已尽的人的壮烈欢呼，就一点儿都不可笑了。暂且不说这个专制者怎样，不过一个崇高的民族和一个崇高的人，在千钧一发之际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这里面的庄严意味，如同迪涅主教的心，或许不应该被忽视。
在此外任何事情上，他总是很正直、坦率、公平，既聪明又谦逊，持重；他喜欢行善，关心别人。这本身就是一种品德。他是一个教士，一个智者，同样也是一个人。我们方才批评了他的政治观点，甚至还非常严厉地指责这一点，但是我们也得说明，主教毕竟是非常厚道和亲切的，并且和我们这些在这儿谈话的人相比，可能更加厚道和亲切。市政厅的一个门房，当时还是皇帝安排在那儿的，本是旧朝禁卫军的下级军官，曾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在捷克境内，一八○五年，拿破仑在此战胜奥俄联军。]中获得勋章，他是个鹰一般精悍的波拿巴分子。按照当时的法律，总是无意地说些“叛逆言论”。自从荣誉团勋章上取消了皇帝的侧面像后，他就再也不穿“制服”了，用他的话说，避免佩带他那军功章。他虔诚地从拿破仑授给他的十字章上把皇帝的侧影像摘下来，只剩下一个窟窿，他也不想用其他的饰物来弥补。他经常说：“我就是死，也不会在我的胸前挂那三个癞蛤蟆！”他大胆地挖苦路易十八[路易十八是路易十六的兄弟，拿破仑失败后，他在英普联军护送下回到巴黎，恢复了波旁王室的统治。]，说他是：“扎了英格兰绑腿的老风湿！赶快带着他的辫子滚到普鲁士去吧！”对于能够把自己最痛恨的两件东西：“普鲁士和英格兰”，连缀在一句话中，他非常得意。骂得更是起劲。不过这也让他丢了差使，没有衣食，与妻子儿女流浪街头。直到主教派人召他来，语气亲切地批评了他几句，然后派他去当教堂侍卫。
米里埃尔先生在自己的教区里，是一个真正的牧师，是人们的朋友。
九年来，比安弗尼主教一直都是举止温和，作风圣洁，以至令整个迪涅城都充满了相互礼让的家庭式柔顺气氛。老百姓甚至默默接受了他对拿破仑的态度。他们真像温和而又柔弱的羊群，尊崇他们的皇帝，同时也爱戴他们的主教。
十二 比安弗尼主教大人的孤寂
就像将军身旁总是围着成群的年轻军官，主教身旁差不多也常常围着成批的小教士，可爱的圣弗朗西斯·德·萨勒[圣弗朗西斯·德·萨勒（FrancoisdeSales，1567—1622），日内瓦主教，能文，重振天主教势力。]称他们为“白嘴教士”。任何事业都有它的追求者和成功者。世上什么势力没有喽啰？世上什么荣华没有臣仆？追求远大前程的人，大多逃不过眼下的显贵。所有的宗主国都有它的参谋部。所以，所有略有势力的主教，身旁也总会有一些小修士。他们在主教府巡视，守卫，谨慎服侍，来博取主教大人的欢心。能够讨得主教的赏识，就能吉星高照，才有希望做副助祭。人总应该时刻进取，而教会也绝不会亏了神职人员的。
世界上有人戴高大的帽子，教堂一样也有高高的法冠。受朝廷宠爱的主教们坐收利息，很有钱；他们精通世故，得宠于上流社会；他们善于祈祷，也不择手段地祈求，指使整个教会的人都前来拜访，充当教会与社交界之间的桥梁；他们身为教士的更像神甫，身为主教的更像教会大员。接触他们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他们利用其优越的地位，向身边的人大施恩泽，把富裕教区的肥缺、有高俸禄的教职、主教代理的职位、随军教士的职位和大教堂中的差事，都赏赐给那些殷勤献媚的人、亲信，以及善于博得他们欢心的一群年轻人，为以后他们获得主教的尊贵奠定基础。主教们自己晋升，就如同整个太阳星系在带着卫星行进上升。随从们在他们的光辉映照中红得发紫。主教一人发财，随从都能够获得好处。主教统治的教区愈广，宠信分得的地盘也便愈大。何况，还有罗马呢。一个主教有机会提拔为大主教，一个大主教有机会升为枢机主教，也许可以更进一步充当教皇选举团的秘书，从而进入教会最高法庭，佩带表示身份的绣黑十字架的白呢飘带，做起陪审官，再进一步当上教皇侍从，然后当上教廷官员，只要再走一步，就能够由大主教提拔为枢机主教，而从枢机主教升为教皇，只需将枢机主教的选票集在一起烧掉的时间就足够了。头戴圆帽的教士，谁不梦想戴上教皇的三重冠？如今，神甫是唯一能够按部就班做到国王的人，并且是那么高贵的国王！所以，神学院，是多么有效的培育野心的温床！多少腼腆的唱诗班的孩子，多少年轻的神甫，头上都顶了佩莱特[拉封丹（LaFontaine）的寓言谈到一个送奶的姑娘，叫佩莱特，她头上顶一罐奶进城，一路梦想把奶卖了，可以买一百个鸡蛋，孵出小鸡养大，卖了买猪，猪卖了又买牛，牛生了小牛，她看见小牛在草地上跳，乐到自己也跳起来，把奶罐翻在地上，结果是一场空。]的奶罐！野心那么轻易地化成使命，也许是真心实意，谁知道呢？自己不觉沉迷其中，莫名其妙。
和人们不同的比安弗尼主教不在高贵的主教之列，他谦卑又清寒。这一点一眼就能看出来——他身旁完全没有年轻的教士；在巴黎“他没有任何成就”，人们都已经知道。没有一位年轻人希望将自己的前途托付给这位孤零零的老人；没有一株野心的嫩苗的会傻到想在他的庇护下生长。他的那班议事司铎和副主教，个个都是安分守己的老头儿，和他一样土里土气地呆在这个教区中，不寻找道路通向枢机主教的位置。他们极像自己的主教，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他们是完了事的人，主教是成了事的人。刚刚分到比安弗尼主教手下担任职务的神学院毕业生，心知肚明在这里不会发迹，纷纷找关系尽可能快地离开，转向艾克斯或者欧什的大主教。因为，我们再说一遍，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提拔。跟着一个过分克己的圣徒是非常危险的；他也许会使你陷入不可挽救的绝路，害得你腿关节僵直，无法向前行走。但不管怎么说，你所控制的只能是自己。有鉴于此，人们纷纷躲避这种像癞疥一样的德行。这正是比安弗尼主教身旁冷清的原因。我们生活在黑暗的社会中。想升官发财，这就是由上而下的慢性腐化教育。
顺便说一下，升官发财是一件非常丑陋的事。它看起来需要真才实学，其实都是以假乱真。一般人都认为成功和优越性差不多是一回事。成功，这个真才实学的假象，有一个受骗者：历史。只有尤维纳利斯[尤维纳利斯（Juvénal），一世纪罗马诗人。]和塔西佗[塔西佗（Tacite），一世纪罗马历史学家。]对这点有过愤慨。在现代，有一种看似真正的哲学，甘愿到成功的门下做仆役，披着成功的外衣，不惜一切为其效力。升官发财啊，它便是真理。富贵就相当于真才实学。如同当你中了头彩，就会被看成一个出色的人。谁有势力谁就受人崇敬。只要生来命好，一切都没问题。运气好时，其他的也就完全掌握了。如果事事顺利，就能够做个伟人。镀金就是真金。谁碰到大运完全没有关系，关键只是升官发财。不管什么人，不管在什么方面，只要达到目的，就马上获得大家的喝彩，被赞扬为奇才异能，被称为摩西、埃斯库勒斯[埃斯库勒斯（Eschyle），古希腊悲剧家。]、但丁、米盖朗琪罗，甚至拿破仑。一个公证人一时之间变成议员；一个假的高乃依[高乃依（Corneille），法国十七世纪古典悲剧作家。]写出一部假《提里达特》[提里达特（Tiridate），一世纪亚美尼亚国王。]；一个太监竟然控制整个后宫；一个披着军服的小市民碰巧打了一场划时代的胜仗；一个药剂师以纸板鞋底，冒充皮底鞋卖给桑布尔一默兹军队，赚到四十万里弗尔年金；一个货郎盘剥厚利，积聚了七八百万；一个传教士由于讲话有浓重鼻音而做了主教；一个富贵人家的总管辞职时成了大富翁，被用为作财政大臣。世人都称为天才，就像是说穆斯克东[穆司克东（Mousqueton），大仲马小说《二十年后》中人物，是个贪吃懒动，红光满面的仆人。]的嘴脸十分漂亮，克洛狄乌斯[克洛狄乌斯（Claude），罗马政治活动家，恺撒的拥护者，前五八年为人民护民官。]的外表非常庄重。他们把污泥塘鸭子的迹印和天幕的星光混在一起。
十三 他的信仰
我们不必窥测迪涅主教先生的宗教倾向。在他这样的一颗心面前，我们不得不由衷地生出敬佩之情。从话语中我们应该完全信服正直的人的良心。何况我们也相信，具备了一些品质的人会在各种信仰中发扬不同的美德。
他究竟怎么理解宗教教义的那种神秘呢？那些藏在心底的秘密，只有迎接**灵魂的坟墓才清清楚楚。不过有一方面我们可以断定，信仰方面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从来不会抱着心口不一的虚伪态度。钻石绝不会腐烂，他非常相信这一点。他常常说：“相信天父”[原文为拉丁文CredoinPatrem。]。并且，他做好事而获得各种满足，也能问心无愧地对自己说：你与上帝同在。
我们觉得应该指出的是，他还有过分的仁爱。与其说这在他的信心以外，不如说是在他信心之上，正因为这，“由于深深地爱过”[原文为拉丁文quiamultumamavit。]，他才被那些“端庄的人”、“严厉的人”和“通达的人”看成是有缺点的。在这个凄惨的世界里，自私的人无不举着博学高雅的幌子，最爱夸耀“端庄”、“严厉”、“通达”这些字眼。什么是过分的仁爱呢？这是一种冷静的善心。就像我们在上面提到过的，他不但关心众人，有的时候还关心别的生物。他待人接物没有丝毫轻视的神色，对于上帝的创造物从不苛求。每一个人，即使是心地最好的人，身上也经常无意识地保留着些许对动物的粗暴。这是很多教士的共性。然而，迪涅主教却没有一点儿这样的心地。尽管他尚未达到婆罗门教的那种境界，不过好像深深地思索过《传道书》里的那句话：“谁知道动物灵魂的归宿在哪？”外貌丑恶、天性怪异，都不可能引起他的惊惶和怒气，相反他会发出慨叹，由衷地生出爱怜之心。他那聚精会神的神情，好像要超出表象，深一层地追究生命的根源。他总是用语言学家考证一本古书的目光，平心静气地察看自然界仍然保留着的多种多样的混杂现象。一天早上，他在园子中散步，原想只有自己一个人，没有看到跟在他后面的妹妹；忽然，他驻足望着地上的某个东西：一只黑色的大蜘蛛，毛茸茸的，模样很可怕。他的妹妹听到他说：“不幸的昆虫！这并非它的过错。”
这种神圣的孩子话简直是出自菩萨心肠，有什么不能说的呢？即使是一种稚气，这也是种伟大的稚气，是圣弗朗西斯·达西斯的马克一欧雷勒[马克一欧雷勒（MarcAurèle，121—180），罗马皇帝，斯多葛派哲学家。]曾经有过的行为。甚至有一天，他竟然由于担心踩死一只蚂蚁而扭伤了脚踝。
这就是这位正直的人的生活。不止一次，他居然在园子中睡去，情形实在使人向往。
在青年甚至壮年时代，比安弗尼主教是一个充满热情、或许有点儿粗鲁的人。他这种普施一切的慈爱，是出于本性，是一种博大的信念、一个想法，在生活过程中，逐渐在他心里积淀而成。所谓滴水穿石，人心也一样。滴穿的空隙不可能弥合，心里的成绩也不能消失。
我们似乎已经提到过，一八一五年，他已经七十五岁时，看起来似乎还不过六十岁。他身材矮胖，后背稍微弯曲——他总是做长距离步行以减肥，步伐矫捷。就像格列高利十六世[格列高利十六（GrégoireXVI，1765—1846），一八三一年至一八四六年为罗马教皇。]到了八十岁时，身躯仍然笔直，满面微笑，不过他依旧是一个坏主教。比安弗尼主教有一种 “俊美的外貌”，不过他非常温和亲切的性格，往往使人忘了他的俊美的外貌。
他说话的时候，有着孩子一般快乐。我们前面提到过，这是他的一种风采；人家在他身旁，无拘无束，感受到他全身都洋溢着愉快。他的皮肤红润，一口洁白的牙齿没有任何损坏。他的亲切微笑，流露一种坦率而又温和的神情。人们看到一个青年身上的这种神情，通常会说：这是一个好孩子；假如在一位老年人身上，人们看后就会说：这是一个温和的老人。我们仍然记得，当年他也给拿破仑留下这样的印象。第一印象，确实像一个温和的老人。但是，假如和他一块儿呆上几个钟头，稍许注意他那运用心思的神情，温和的老人便会慢慢地变样，露出一种无法描述的庄严神态。他那宽大而庄重的前额，本来就因满头白发而显得庄重，更不用说他潜心思考的时候了。这种庄严，根本不妨碍温和之气的散布。我们亲眼看见一个不住地流露微笑的天使慢慢展开翅膀，油然生出冲动的心情。敬意。一种无可言喻的敬意，渐渐侵入你的胸膛，进入你的心里，你会觉得在一个饱经世故的、仁厚而又坚定的灵魂面前，他的思想极其宏大，也是柔和的了。
就像我们所见过的，祈祷、祭祀、布施、劝慰痛苦的人、栽种一块小园地、广施仁爱、节约度日、钻研劳作、充满信心、热诚招待、克己为人，此类种种事情充满了他生命中的每一天。“充满”这个词非常合适，不用说，主教的这种日子十分完善，充满了善良的想法、话语以及举动。不过，晚上，当两位妇人回去休息了，他临睡以前因为天气严寒或是下雨，没能在园子中呆一两个钟头，那么这天就不能算是完善的。抬头看着夜空的壮丽景色，默念，准备睡觉，这仿佛成了他的一种仪式。有的时候，要是二位老妇人深夜还没有睡着，就会听到他走在小道上缓缓的脚步声。他一个人在园子中，全神贯注，平心静气，只有爱慕。对比心里的宁静与太空的宁静，他在黑夜中慨叹星斗有形的美丽和上帝无形的美丽，敞开心扉接受从“未知”落下的思想。此时此刻，夜晚绽放的花朵献出香气，他同样献出自己的心。这颗心在闪闪繁星中，忘我地散射光辉，融入无边无际的光辉里，如同一盏明灯。他也许都说不清思想中出现了什么，只觉得有某种东西从他体内飞散，又有某种东西降落在他身上。心灵和宇宙的深奥，神秘的交往。
他想到上帝的崇高与存在，和未来深不可测的神秘，想到无尽过去的渺茫，甚至向外延伸的无限。不过这不等于了解，他也不愿意了解，仅仅是凝神注视这种无法了解的现象。他根本不研究上帝，只感到上帝光辉眩目。他想到原子的神奇结合使物质具有形貌，存在并且发生力量，在整体内创造个体，在空间中造出比例，在无限当中创造无极数，还通过光创造美。不停地结合又不停地分解，这就是生和死。
他坐在一张木凳上，倚着枯朽了的葡萄架，透过果树瘦弱弯曲的黑影，抬头仰望闪闪群星。这一块园地，尽是残棚和破屋，草木非常少，不过对他而言，这已是弥足珍贵的了。
这个老人还有什么希望得到的？他的生活当中很少有空闲时间，那一点儿空闲，也是白天用来侍候园子，晚间冥思苦想。尽管园地很小，但上面有天空，不是足以用来景仰上帝，反复观看他那最美好和最出色的作品吗？是的，这不是十全十美，但其他的还希望得到什么呢？园地狭小而足以供他散步，可以供他培植和收获；无尽的天空足以供他神游，可以供他探索和思考。地上有那么几朵花，天上有那么多万点星辰。
十四 他的想法
最后再讲几句。
在我们这个时代，用一个当时正流行的词来说，会将迪涅的这位主教描述成“泛神论者”，还会使人认为，他的身上显现出我们这个世纪所独特的一种个人哲学——不管对他是指责或者赞扬。这种个人哲学的思想，经常在孤寂者的脑子中发芽滋长，在那儿代替宗教思想的地位。我们必须特别指出，每一个了解比安弗尼主教的人，绝不会无缘无故地生出这样的想法。指引此人的是心灵。他的才智由内心发出的光芒构成。
他不墨守成规，勇于开拓，极力去探寻世界末日的情形。虽然探赜索隐，总是使人困惑；没有一丝迹象可寻。使徒可以大刀阔斧地行事，但主教则不得不谨慎小心。也可能他有先见之明，不去太深地推究应该留给大智大慧的人探讨的问题。玄学的大门，虽然能够引起神圣的惊骇；那些黑暗的洞口敞开着，但是对你这生命中的匆匆过客说：别进去，闯进去就会遭遇不幸！但那些处于教义之上的有才能的人，在抽象观念与真正思想方面又陷入无尽的深渊。他们对上帝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的祈祷大胆进行辩论，他们的崇敬也带着质疑。这边却是坦诚的宗教，对于想要向上攀缘的人而言，每一步都有烦恼与责任。
人没有止境的遐想，不畏艰险，分析并且进一步研究自己所赞叹的神奇境界。这样的遐想也能使大自然惊奇，简直可以说是反光一样的作用：我们身旁的世界能吐其所纳，瞻望者也有可能会被别人瞻望。无论如何，世界上真的有一些人——难道仅仅是人？——他们在幻想的视野深处，清晰地看到绝对真理的高度，在触目惊心的景象里看到无极山峰。比安弗尼主教完全不是这样的人，他并非天才。他甚至很害怕那些极其聪明，才气磅礴的人，比如其中的斯威登堡[斯威登堡（Swedenborg，1688—1772），瑞典通灵论者。]和帕斯加尔[帕斯加尔（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聪明反被聪明误，精神堕入失常状态。那种伟大的想象，无疑有它身心完善上的长处，能够通过艰难的道路，靠近理想的完善境界。但是，比安弗尼主教走的却是一条捷径：《福音书》。
他不想把法衣弄出以利亚[以利亚（Elie），犹太先知（《圣经·列王记》）。]皱褶；他对未来不怀希望，却照射幽暗世界里人事的兴衰起伏；也不愿意将事物的微光集成烈火；他没有任何先知或占星术士的臭味。他那颗淳朴的心里只有爱，仅此而已。
人们说他的祈祷中富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憧憬。但是，只有异乎寻常的爱，才会做出不同凡响的祈祷。如果说越出经文规范的祈祷就是异端，那么，圣女泰蕾丝和圣徒哲罗姆都是异端了。
他常常照顾悲痛呻吟和奄奄一息的人。对他来说，整个世界是漫无边际的病痛；他觉得处处都在发烧，处处都需要他诊察疾苦。然而他根本不愿意猜破这个谜底，只是试图包扎伤口。人间的种种悲惨境遇，给了他一颗怜悯之心。他所有的心思都用来寻找给予同情和劝慰的最妥善的办法对这个世上不可多得的慈悲的神父来说，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是他抚慰痛苦的永恒缘由。
那么多人极力发掘黄金，而他却极力发掘慈悲心肠。整个世界的愁苦就是他的矿藏。随处可见的悲苦，都为他提供了做好事的机会。“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正是他的一切学说。那个自命为“哲学家”，前面提起过他名字的元老院元老，有一天对主教说：“看看这世界的情形：所有的人都在战争；最后谁战胜了，谁就最有理。 ‘你们要彼此相爱’，一派胡说。”——“好吧，”比安弗尼主教根本不和他辩论，“假如这是胡说，那也应该有灵魂隐含在其中，就像珍珠隐含在牡蛎里一样。”他自己就隐含在那句话中，他觉得非常满足，不需要理睬那些既吸引人而却又可怕的重要的问题，如抽象理论的那种没有边际的远景、形而上学的那种陡崖峭壁。反正，所有的命运、善恶和生物之间的斗争、包括人的意识、动物半睡眠状态、无法理解的恩情、那些连续不断的爱、虚无和存在、灵魂和本性、自由和必然等等，都留给了上帝的信徒与虚无论者，由代表着人类才智的大天使们去探究；对无底深渊，卢克莱修[卢克莱修（Lucrèce，前98—55），罗马诗人，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摩奴[摩奴（Manou），印度神话中之人类始祖。]、圣保罗与但丁的眼光就像炬火，聚精会神地仰望，好像想使星辰跃出无限。
比安弗尼主教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他停留于神秘问题的表面，根本不想深入研究，也不愿搅乱自己的精神，只是在心灵中，对虚幻的东西有着深厚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