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漫步至夜
一八一五年十月初，大概日落的前一个钟头，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个居民仍然站在窗前或者门前，一个步行的人进入小小的迪涅城。他们看到这个行人，心里隐约感觉到一种不安。他很清楚，不容易碰到比他衣衫更破的过路人了。行人中等身材，体格壮实，在四十六岁到四十八岁之间。他头上戴着一顶皮檐鸭舌帽，遮住了黝黑的半张脸，头发很短，胡子很长；身上穿着黄色的粗布衫，领口搭着银扣，露出毛乎乎的胸脯；领带如同一条绳子皱；蓝色的棉布裤破旧不堪，一个膝头已经磨成了白色，另外一个膝头磨出了洞；外面穿的灰色外衣也是破旧不堪，两个袖肘上缝着一块绿呢布；背上还背着一只簇新的军用袋，满满的袋口被牢牢地扣住；他手中拿着一根多节的粗木棍，脚上没穿袜子，只穿着一双钉着铁掌的鞋。
流汗、热气、徒步旅行，都为全身破破烂烂的他添加了一种无法言表的狼狈神情。
他的头发都竖着，好像有一些时日没剪了，应该以前是平头，不过后来渐渐地长长了。
没有人认得他，他来自什么地方？南方？也许是来自海边。因为，他所走的那条路，就是拿破仑皇帝从戛纳前去巴黎所走的路。此人看上去异常疲乏，无疑走了整整一天。城南老镇的许多妇女，看到他停留在加桑迪大街的树底下，在林荫路尽头的水泉里喝水。想必他一定是口渴已至极，跟在他后面的那群孩子们，看到他走了大约两百步远，又停在集市广场的水泉旁喝水。
他沿着普瓦什维街转角向左，直接朝市政厅走去，十五分钟后又从里面走了出来。一个宪警坐在门边的石凳上——德鲁奥将军曾经就是站到那个石凳上，对惊骇的迪涅居民高声念瑞安海湾[在戛纳附近，拿破仑在此登陆时曾发出宣言。]宣言。那行人取下他的帽子，朝宪警毕恭毕敬地行了个礼。
那个宪警没有还礼，只是仔细地打量他，目送了他一程后，就进入市政厅去了。
那时，迪涅城里有一个华美的旅馆，名叫“柯耳巴十字架”。旅馆的老板——雅甘·拉巴尔，因为由于是另外一个拉巴尔的亲戚，身份地位特殊，所以在这个城里极受尊重。而另外的那个拉巴尔，在精锐骑兵队伍服过役，退役后就在格勒诺布尔开着“三太子”旅馆。在皇帝登陆的时候，有关那家“三太子”旅馆流传着有很多传说。据说正月间，贝尔特朗将军装扮成的赶车老板，在那个地方给一些士兵发十字勋章，同时大量地向市民分发拿破仑[拿破仑，金币名，值二十法郎。]金币。事实上，皇帝进格勒诺布尔城的时候，曾经婉言谢绝住在市府公馆里，他对那位市长说：“我想到我熟悉的一位朋友那儿去住。”接着他便去了“三太子”旅馆。于是这样，“三太子”旅馆的拉巴尔得到的荣耀迅速传向周围二十五法里以外，一直照射到“柯耳巴十字架”的这个拉巴尔。因而，每当本城人谈论到他的时候就说：“他就是格勒诺布尔那个拉巴尔的堂兄弟。”
那个汉子朝这个旅馆走去，他看到街道旁边的厨房里每个炉灶都生着火，壁炉中的火也在熊熊燃烧。兼任掌勺厨师的老板，正在炉灶与炒锅之间忙着，旁边房间传出那些车老板的大声谈笑。只要是旅行过的人都知道，没有人比车老板吃得更考究。铁叉上插着白竹鸡和雄山雉，中间夹着一只肥土拨鼠，正在火前拨动烧烤，炉子上则烹着两条大鲤鱼和一条鳟鱼。
店主听见一位新客人推门进来的声音，没从炉灶上抬头就习惯性地问：“先生需要点什么？”
“吃饭、睡觉。”那人很干脆地回答说。
“再简单也没有了，好极了。”店主接着说，同时，他转过身来，从头到脚看了看旅客，又加了一句，“……这儿可是要付现钱的。”
那个人从外套衣袋中拿出一只很大的皮钱包，抬着眼睛回答道：“我有钱。”
“那好吧，我马上就来。”
那个人把钱包重新放进衣袋里，取下行李，搁在门边的地上，手中仍然拿着木棍子，来到炉火旁边，坐在了一张矮凳上。迪涅城处在山区，十月的晚上天气非常寒冷。
店主不断来来去去，看着这位旅客。
“吃的东西准备好了吗？”那人大声问道。
“稍等片刻。”店主恭敬地回答说。
这时候，新到的客人回过身去烤火，店主雅甘·拉巴尔则从衣袋中拿出一根铅笔，又将窗台旁边小桌子上的破报纸撕下一块，在白边上写下一两行字，然后折叠好，没封就递给一个看起来是给他既做厨役又做小厮的孩子，还又在他耳边讲了一句话轻声嘀咕了一会。然后，那个孩子就向市政厅那边跑去了。
那旅客丝毫都没看到注意到这些经过过程。他心绪不定，好像有心事儿。又问了一次：
“很快能吃上东西吗？”
“稍等片刻。”店主恭敬地回答。
那个孩子回来时，带回了那张个纸条。店主赶紧打开，好像认真读了一遍，似乎在等待回音。然后他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儿后，跨到前面一步，说：“先生，我不能招待您。”
一听这话，旅客从座位上猛地挺直身子。
“什么？您担心我吃免费餐吗？您不信任我吗？告诉您，我有的是钱。”
“不是。”店主不慌不忙地说。
“那为什么？”那旅客奇怪了。
“您有钱，我不担心你不给钱……”
“那为什么不招待我？”那人回答嚷道说。
“很遗憾……”店主说，“我没房间了。”
那个人态度缓和下来说道：“那就把我安置在马棚中吧。”
“不行。”
“哦，为什么？”
“因为地方都让马匹占据了。”
“那好吧，”那人说，“在阁楼上有一处角落也行，再搁上一堆草。好了就这样吧，这件事吃完饭再说吧。”
“很抱歉，我不能招待您在这吃饭。”
店主尽管说得很有分寸，但是口气十分强硬，那旅客感觉不妙，觉察着遇到麻烦了，于是他马上站起身来。
“噢，那算了！从太阳刚出来我就走路，已经走了十二法里路了，早已经饿坏了。我不会不交钱的。我现在只想吃饭。”
“真的什么吃的东西都没有了。”店主说。
那个人终于高声笑起来，转身对着壁炉和炉灶。
“没东西？那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那是客人定好的。”
“谁定的？”
“是那些车老板定的。”
“他们共有多少人？”
“十二人。”
“这些东西足够二十人吃的。”
“他们都已经定好了，而且提前交了钱。”
那个人重新坐下来，还用同样的语调说道：“我现在饥肠辘辘，不想不走了。”
这时候，店主弯下腰，冲着他的耳朵，用一种使他吃惊的口气说：“你快走开。”
那个旅客正俯下身，拿起木棍的包铁头在火中拨着几块红炭。听到这句话，他蓦地回过头来，刚想张嘴辩驳，但是店主注视着他，同样轻声地说道：
“哎，别多说了。难道让我讲出您的名字吗？您叫冉阿让。我一看到您走进来，就感到不对劲，已经叫人到市政厅去问了，这就是给我的回信。您认字吗？”
店主说罢，就将完全打开的纸条递到旅客手中。那个人向字纸条上瞟了一眼。
店主静默了着说道：“我向来对每一个人都非常有礼貌。所以您还是快点儿离开吧。”
那个人垂下了头，捡起他搁在地上的行李走了。
他紧靠着大街旁墙根，茫然地向前走去，好像一个受了侮辱并满腔委屈的人。他没有再回头。如果他回头，便就会看到那旅馆老板正站在他的门前，被所有的旅客与路人包围着，正用手指着他说长论短。从大家那惊讶和疑惑的目光中，他就可以猜到他虽然刚出现，但已经搞得满城风雨了。
但是这一切，他完全没看到。心情沮丧的人通常不向背后看，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跟在他们身后的是不幸的命运。
他走了一段时间，始终大步向前，走过了许多条对他来说陌生的街道，他忘掉了疲惫。突然，他觉得饥饿难耐。但是天很快要黑了。他往四周看了看，希望找到一个可以住一夜的地方。
那家华贵的旅馆已经拒绝招待他，没办法了，他打算找一家简陋的酒馆和酒吧。碰巧街的那头亮起了一盏灯，一条曲铁上挂着一根松枝，出现在半明半暗的天空中。于是，他向那儿走去。很幸运，那是一家酒馆，开在沙佛街。那行人逗留了片刻，隔着玻璃窗朝里面看了看，只见里面顶棚又低又矮的餐厅，被桌上的一盏小灯与壁炉中的旺火照亮。有几个人正喝着酒，老板在烤火。一个悬在吊钩上的铁锅在火上正烧得啪啪作响。这家酒馆也是客店，有两扇门进出。其中一扇临街，另外一扇门通向堆满粪土的小院。
那行人跑进院子，而不敢从临街的那扇门走进去，他呆了片刻，才轻轻地把门打开。
“谁在那里？”老板问。
“一个想吃饭和睡觉的人。”
“好啊。进来吧。”
他走了进去。正喝酒的人都转过身来看他。他的一边有灯光，另外一边有火光照着。在他取下行李的时候，人们看了他很长时间。
老板对他说：“伙计，这里有火，锅内正煮着晚餐，来烤一烤火吧。”
他走上前，坐在炉灶一边，把累伤了的两只脚伸到火前，他嗅到从锅中飘出的一阵香味。他将帽子依旧被压得很低，露出他的一部分脸，让人能够若隐若现地辨别出一种舒畅的神情，虽然夹杂着由于长期苦痛而引起的哀愁神色。
像他这种样子的结合很少见：他的侧影看上去强壮有力但又显得忧郁。一眼望去低贱卑微，但最终露出一副严肃的神色。眉下的眼睛就像荆丛中的火堆在闪闪发光。
当时围在餐桌旁喝酒的人中，有一个马贩子。他先把马寄放在拉巴尔的马棚中，接着才走进沙佛街酒馆。也是凑巧，那天早上，从布拉一达斯村到沙佛街的途中，他碰到过这个行人。但是途中碰到的时候，这个人已非常困顿，还恳求过让他搭骑一段路程。马贩子的答复，却是赶马快点儿走。半个钟头前，这个马贩子也是围着雅甘·拉巴尔的人，他还对那些客人，亲自讲述了他早晨那次令人不高兴的遭遇。悄悄地朝店主挤了挤眼。店主走上前去，他们彼此轻声说了几句。
老板返回壁炉旁边，忽然将一只手放到那个人的肩上，对他说：
“你得走。”
那位客人回过头来，柔和地答道：“您都知道了？”
“嗯。”
“那个旅馆把我撵走了。”
“我也一样。”
“您让我去哪？”
“去别的地方。”
那人捡起他的木棍与行李就离开了。
几个从“柯耳巴十字架”跟过来的孩子，似乎专门待在这里等候他，看到他走出酒馆门时，就向他投石子。他愤怒地转身走了几步，拿起木棍要打，吓得孩子如同小鸟般逃散了。
从监狱门口走过时，他看到门上挂着一根铁链，就上前拉响门铃。一个墙上的一个小洞打开了。
“看守先生，”他恭敬地摘下帽子，说，“可以让我在这住一宿吗？”
一个人的声音答道：
“监狱不是客店。您得被逮起来，这门才会为您打开。”
墙上的小洞重新关上了。
他来到一条两旁有很多花园的小街上，其中有几处只是用篱笆围起来，使街道显得更加生动。花园与篱笆间有一间小平房，窗口闪着亮光。他从玻璃窗外看到屋子非常大，墙壁刷过白灰，**铺着印花布床单，屋子的角落有一只摇篮，还有几把木椅子，墙上挂着一杆双响猎枪。屋子中央的桌子上摆着吃的东西，一盏铜碗灯照在白色台布上，上边装满酒的锡壶很灿烂，汤盆冒着热气。餐桌边坐着一个四十多岁满脸微笑的男子，他的膝头上颠着一个孩子。旁边坐着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正在那儿给另一个婴孩喂奶。父亲和孩子都大声笑着，母亲也在微笑。
看到这温馨的家庭场面，那个外乡人愣了片刻。他在想什么呢？只有他自己知道。也许这个快活的家庭愿意待客，也许他在那片土地上，能够找到一点儿恻隐之心。
他轻轻地敲了敲窗子的玻璃。没人听到。他又敲了第二下。
那女人说道：“当家的，好像有人在敲门。”
“没有啊。”丈夫回答说。
他又敲了第三下。
这次，丈夫站起身，端着上油灯去开门。此人高个子，看上去半是农民半是工匠。他围着一条直到左肩的宽大皮围裙，里面装着一个锤子、一条红手帕、一只火药壶，由一根腰带兜着，腹部鼓鼓的。他向后一仰头，衬衫就大大地敞着口，露出公牛一样白皙光滑的脖子。两道浓浓的眉毛、脸上一片黑色的胡须、金鱼眼睛，下巴颏儿突出，整个面貌带着一种怡然自得的神情。
“晚上好，先生，”那行人说道，“打搅了。您可以让我喝点儿菜汤，同意我在园里棚子的角落里过一晚上吗？恳求您了，我出钱，行吗？”
“您是谁？”房子主人问。
那人说：“从皮一穆瓦松村来的，走了整整一天了。您同意招待我吗？我会出钱的。”
“我不会拒绝正派的人付钱留宿的，”农夫说，“但是，您为什么不去住旅馆？”
“旅馆没地方住了。”
“不可能啊，今天不是庙会赶集。拉巴尔那里您去了没有？”
“去过了。”
“怎样？”
那行人为难地回答道：“他没招待我。”
“沙佛街那家呢？”
他感到更为难了，吞吞吐吐地说：“他也没招待我。”
农夫立刻带上怀疑的神色，他又从上到下打量那陌生的客人，忽然提高声音，略带战栗地说：“难道您就是那个人？……”
他看着外乡人，倒退三步，把油灯搁在桌上，从墙上拿下了他的猎枪。
与此同时，那个女人也赶紧站起身来，把两个孩子搂在怀里，藏在丈夫的背后，睁大双眼，顾不上仍然敞着的胸口，惊慌失措地看着那外乡人，口中低声叫：“错马罗德。[错马罗德（tsoCmaraude），法国境内阿尔卑斯山区的方言，即野猫。——作者原注。]”
这一切，不过是一瞬间。房子主人就像看毒蛇一般，观察了那人一番以后，走到门前，说：“滚！”
“您发发慈悲吧，”那个人恳求说，“给我杯水喝吧。”
“再不走就给你一枪！”农夫回答说。
他使劲把门关好，传来插门闩的声音。然后，又响起上窗板和铁门的声音。
天色渐渐地黑了，阿尔卑斯山区的凉风吹了起来，暮色苍茫。那无家可归的人看到街边一个园子中有一个草棚，似乎是用草皮搭成的。他越过一个木栅栏，来到园中的草棚旁边，却发现它的门只是狭窄而又低矮的洞口——正像养路工在路旁替自己盖的窝棚。他肯定地认为这确是一个养路工的歇脚处，而且他也确实难以忍受饥寒交迫，好歹这里是一个避寒之处。这种窝棚在晚上一般没有人居住，他爬进去，躺下来。里边非常温暖，地上还铺着很厚的一层麦秸。他太疲倦了，动也不动地躺了一阵儿。然后，他感到背上压着行李很不舒服，拿下来做了现成的枕头，于是他开始解开皮背带。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一阵可怕的叫声。他抬眼一瞧，暗处的草棚洞口出现了一只大狗的头。
原来这是一个狗窝。
本身身体强壮，胆大有力的他，有木棍当武器。还有行囊作为盾牌。他慢慢地爬出狗窝，不过破烂衣服上的口子更大了。他挥动着木棍，只能运用剑术师们的“玫瑰护身剑法”，逼迫恶狗不敢靠近，才总算走出了园子。
花了很大的力气他才重新越过栅栏，回到大街上，孤零零一个人，无家可归，连个躲避风雨的地方都没有，甚至破烂不堪的狗窝和铺到地上的麦秸上都无从立足。他看到一个石头，一下子落到上面。一个行人好像听见他骂道：“我连一只狗也不如！”很快，他又向前走，走到城外时，希望能发现一棵树或者一个草堆，避一避风寒。他一直垂着头，走了好一阵子。直到已离开了那些人家，他才向四周张望。田地的前边是一片矮丘，盖着麦茬儿，如光秃秃的头。
天彻底黑了下来；那是夜间的黑暗，同时也是极低的乌云：乌云压在山丘上，慢慢地浮起，企图遍布整个天空。但是，月亮要升上来了，空中留着夜色的余晖，朵朵浮云在天空中形成乳白色的圆顶，上边的微光反照得大地比天空更亮。这看上去阴森恐怖。凄凉的矮丘上什么也没有，只是黑暗天际映衬下色如死灰的模糊轮廓。一株不成形的树，在距离这个行人几步远处摇曳不定。所有这一切丑陋而卑琐，惨淡而没有意义。
很明显，此人谈不上什么才思敏捷。他对于事情的神秘表象无动于衷。但是，这样的天空、矮丘、原野，唯一一株树木的枝叶，都带着一种动人心魄的悲凉意味。有些时候，大自然也怀有敌意。他呆呆地站在那儿愣了好久，突然又顺着来时的路返回去了。迪涅城门已关了。他从城墙的缺口处返回城里。在宗教战争当中[指十六世纪中叶法国新旧两派宗教进行的战争。]，迪涅城多次受到围攻，一直到一八一五年，旧城墙周围的很多方形堡垒才被拆掉。
大约是晚上八点左右。他又开始在那些不认识的街道茫然地走着，就这样再次走到市政厅，又来到神学院。路过大教堂广场的时候，他冲着天主教堂狠狠地扬起了拳头。广场有个角落里有一个印刷所。拿破仑在厄尔巴岛的皇帝诏书，和禁卫军告全军书，第一版便是在这个印刷所印制的。他疲惫不堪，再也不抱有什么希望，于是就在印刷所门口的石凳上躺下来。
碰巧一个老妇人从教堂里走出来，看到黑影里躺着一个人，说道：“您怎么在这里，朋友？”
他没好气地答道：“您看到的，老太太，我在这里睡觉。”
老太太，正是R侯爵夫人。
“睡在这个石凳上吗？”她接着问。’
“我这样已睡了十九个年头了，”那个人说，“今天，我又拿石头当褥子。”
“您当过兵，对吗？”
“是的，老太太，我当过兵。”
“您为什么不去住旅店？”
“我没钱。”
“很可惜！”R侯爵夫人说，“我也只剩下四个苏了。”
“那给我吧。”
那个人拿过四个苏。R侯爵夫人接着说道：
“凭这一点儿钱还是不够住旅店的。但您没去试一下？您不能这么过夜啊。您肯定又冷又饿。总会有人做好事，允许您住一宿。”
“每一扇门我都敲遍了。”
“怎么样？”
“没有一个地方肯收留我。”
老太太推了推那个汉子的胳膊，指了指广场对面靠近主教府的低矮的房屋。
“每一扇门您都敲遍了？”她说。
“是的。”
“敲过那扇门没有？”
“没敲过。”
“去敲一敲那扇门吧。”
二聪明也应审慎
这天晚上，迪涅的主教先生关在自己的屋子里呆到很晚。他认真整理了神父与神学博士针对这个严重问题曾发表过的种种言论，正专心进行著述工作，写一本巨著《论义务》——遗憾的是，后来没有完成——著作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大家的义务，另一部分是属于各个阶层的个人义务。大家的义务是重大的义务，按照圣马太的指示，一共分四类：对上帝的义务、对自身的义务和对别人的义务以及对大众的义务。关于其他各种义务，主教在别处也搜集到了指示与规定。《罗马人书》《以弗所书》里《希伯来书》里和《哥林多书》里都能找到这些规定。主教苦心地编纂，想把所有这些条规汇集成一个协调的整体供人们阅读。八点钟的时候，主教仍然在工作，膝头上放着一本大厚书，正在一张小方块纸上写着什么，但是姿势非常不舒服。马格卢瓦尔太太习惯性地走进来，从壁橱中拿出银餐具。又过了一段时间，主教觉得妹妹可能正在等待他，关上书进入餐室。
房间呈长方形的餐室，房门对着街，窗子对着园子，有壁炉，旁边的餐桌上摆着一盏灯。壁炉中的火烧得很旺。
马格卢瓦尔太太真的已经摆放好了餐具。她一面忙着干活，一面还在和巴蒂斯蒂娜小姐说话。
这二位都已经年过六十的妇人：马格卢瓦尔太太身材矮胖，性格活泼；巴蒂斯蒂娜长得瘦削柔和，有点高，身穿棕褐色的绸袍，那是她在巴黎买的，一直留到现在。有的时候花上一页的篇幅都无法说清一种思想，而只用一个俗字就够了。所以：马格卢瓦尔太太的模样简直就是一个“村妇”，而巴蒂斯蒂娜小姐则像一个“贵妇”。马格卢瓦尔太太戴着卷管边白软帽，脖子上挂着金十字架。她身穿的黑色的粗呢袍，领口露着白色的围巾袖子又肥又短，腰上束着红绿方格布围裙。还有胸巾，两个角用别针扣住，脚上则像马赛妇女一样穿着粗笨的鞋子和黄色的袜子。巴蒂斯蒂娜小姐的衣服是按照一八O六年的式样剪裁的，腰围很紧，加上垫肩和镶的暗扣。她戴着 “幼童式”的卷曲假发，扣着斑白的头发。马格卢瓦尔太太看起来挺机灵活泼，心肠很好，她的两个嘴角一边高一边低，上唇比下唇厚，这为她增添了急躁忧郁的神态。如果主教大人一言不发，她便会谈个不休，态度恭顺却又不拘形迹。然而，当主教一张嘴讲话时，她就会非常老实、唯命是从。人们都看到过这情形。巴蒂斯蒂娜小姐通常什么也不讲，只是一味地听从和奉迎。尽管在年轻时，她也算不上漂亮，蓝色的大眼睛突出来，鼻子又长又弯；但是，她的整张脸和整个人，透露着一种无法言表的贤淑气度。她生性善良，信仰、仁慈与愿望，三种温暖的心灵美德，慢慢地令其仁厚升华为圣德了。大自然只不过是将她造就成一只羔羊，但宗教却让她成了天使。这天夜晚主教住所发生的事情，经由巴蒂斯蒂娜小姐后来得耐心讲述，有好几个人还记得非常清楚。
主教先生进来的时候，马格卢瓦尔太太讲得正高兴。她在和小姐说一个已经说了无数次的话题，也就是关于街边房门的门闩的事情。
似乎是马格卢瓦尔太太去给晚餐买食料的时候，听到了什么事情。她听别人说，城里来了一个身份很值得怀疑的流浪汉，那人模样奇怪，四处乱逛，打算在这天深夜回来的人会遭殃。更何况，警察局办事很糟糕，局长先生和市长先生是水火不容，都希望出点儿事故来陷害对方。所以，聪明的人便会自己负起警察的责任，一定要谨慎地关上房门，闩插得紧紧的。
主教从他那冰冷的屋子过来后，就一边坐在壁炉旁边取暖，一边想着别的事情，根本没有留意马格卢瓦尔太太话。她又说了一次。这时，巴蒂斯蒂娜小姐既想让马格卢瓦尔太太感到心满意足，又不愿触犯兄长，于是就冒险地低声说：
“哥，您听到马格卢瓦尔太太讲的话了吗？”
“隐隐约约地听见一些。”主教回答。他挪过椅子，两手搁到膝盖上，抬起诚挚而又笑容可掬的脸，问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要面对什么危险了吗？”
于是，马格卢瓦尔太太又复述了一遍，不经意间稍稍夸大了几分：听说有个流浪汉，一个可恶的乞丐，有人看到他沿着加桑迪大街来到城里，在昏暗的街道上**来**去。这个时候还在城里。他到雅甘·拉巴尔那儿想住店，但是人家不愿意收留他。那人身上背着行李，那领带就像绳子，很凶狠的样子。
“那些是真的吗？”主教问。
他愿意向她打听，以引起马格卢瓦尔太太的兴致。她非常得意地说道：
“是啊，大人，事情就是这样。今天晚上，城里肯定会出乱子，人们都这样说的。再说，警察又不顶用，生活在晚上连路灯都没有的山区，走出门看到的就是黑洞！告诉您，大人，小姐也是这样说……”
“我嘛，”妹妹插话说，“没什么意见。我哥哥喜欢怎样做都是好的。”
马格卢瓦尔太太接着说：
“我们觉得这座房屋根本不安全，如果大人准许，我立刻去找锁匠保兰·穆斯布瓦，让他来将以前的铁门闩再装上。一会儿就装好了。大人，就算只为了今天一晚，也得装上门闩；只有活闩的一道门，任何人都能从闯进来。往常大人都让人随意进出，即使半夜也不例外。哦，上帝呀！……”
这时，有人凶猛地敲门。
“进来。”主教回答道。
三侠义的盲从
房门开了。
房门突然开了，好像什么人决定用很大力气推它一样。
走进来一个汉子。
他就是方才我们说过的四处求宿的那个行人。
他进入屋子后，往前迈了一步就停了下来，背后的门还开着。他肩背一个行囊，手拿一根棍子，目光有一种野蛮、无礼、困乏而又强暴的神色。在火光里，非常凶恶，仿佛魔鬼的化身。
马格卢瓦尔太太吓得连叫喊一声的力气也没有了，一阵哆嗦，愣住在原地。
巴蒂斯蒂娜小姐吓得直不起身，然后，又望着她的哥哥，又恢复了恬静深沉。
主教很镇静地看着来客。
那人两手靠在棍子上，目光在老人和二位妇人间来回打量，没等主教张嘴问他需要什么，他就大声开口了：
“先生，是这么回事：我是个苦役犯，叫冉阿让。四天前刚出狱，要到蓬塔利埃去。我从土伦出发，已经走了整整四天的路。今天走了十二法里，才在晚上到达这儿。我到市政厅验过了黄纸通行证，这是必须的。后来我去旅店，让人轰了出来。另外一个旅店也对我说：快滚！任何一家都不愿收留我。我只好去监狱，监狱的看守也不愿意为我开门。我只好钻到狗窝中，结果那只狗咬了我，也将我撵走，好像它也是人一样知道我是谁。我又准备在田野露天过一夜，但是没有星星。我想快下雨了，却没有慈悲的上帝阻挡天上下雨。我不得不重新回到城里来，找一个门洞躲一躲。我躺在那边空地的石板上想要睡觉，一个老太太指着您家的房屋告诉我：去敲一敲那道门吧。所以我来了。这儿是不是客店？我有钱。是在监牢中做了十九年的工赚的。我愿意出钱。也许这没什么关系。但是我现在非常困，我已经走了十二法里，实在饥饿难忍。您能让我呆在这儿吗？”
“马格卢瓦尔太太，”主教说，“请您再添副餐具。”
那个人走了几步，到桌子上的那盏灯附近。“听我讲，”他似乎没有听清，接着说，“不是这个意思。您可能没听清楚？我是苦役犯。我刚被从监牢里放出来。”他拿出一大张黄纸，展开了，说道：“这是通行证。有了这玩意儿，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有人撵我。您愿意读一读吗？我也认识一些字，是在监牢里学的。那儿有个学校，只要想读书的人都能进去。瞧，‘冉阿让，苦役犯，刑满予以释放，原籍……’‘坐牢十九年。由于破坏性盗窃判处五年，四次越狱，加判十四年。这个人非常凶险。’所有的人都撵我。您呢，您肯收留我吗？这儿是旅店吗？您愿意给我吃的东西和睡的地方吗？您有没有马棚？”
“马格卢瓦尔太太，”主教说，“您去铺上一条白床单。”马格卢瓦尔太太遵命去照办了。
主教转身对那个汉子说：“先生，您坐下，烤烤火。很快我们就吃饭；同时，我们会为您准备好床铺的。”
到现在，那个人才完全明白过来，面部的神色跟着变了：刚才阴郁严肃，此刻却露出了吃惊、疑惑与欢乐，不同往常。他如同疯了一般，说话吞吞吐吐地：
“这是真的吗？您竟然肯收留我？您竟然不撵我出去！我只是一个苦役犯！您却叫我‘先生’！您竟然不用‘你’字和我说话！我本来想您也肯定会撵我出去。所以，一进来我先就讲明我的身份。噢！是那个好心的婆婆，是她告诉我来这个地方的！我终于可以吃晚饭了、睡觉了！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您知道吗，我都十九年没睡过床铺了！你们太好了。我会付钱的。很抱歉，怎样称呼您？不管您要多少钱我都会给的。您真是一个好人。您是旅店老板，对吗？”
“我是这儿的神甫。”主教说。
“神甫？”那个人说，“噢！多么好心的神甫！那么您不收我的钱了？您是这个大教堂的本堂神甫吗？哦，我太蠢了，我竟然没有看您的这顶圆帽！”
他说着将行囊与木棍放在屋子的角落里，然后揣好通行证坐下来。巴蒂斯蒂娜小姐温和地看着他。他继续说道：
“您懂人道，神甫先生。您没有轻视人。这太好了。您不收我的钱吗？”
“我不收钱，”主教说，“您自己留着用吧。您有多少？您告诉过我有一百零九法郎，是吗？”
“再加上十五苏。”那人加了一句。
“共一百零九法郎十五苏。赚这些钱你花了多长时间？”
“十九年。”
“十九年！”
主教很意味深长地叹息了一声。
那人继续说：“您知道吗，我一点儿都没用这些钱呢。这四天里我只花了二十五苏。您是一个神甫，我想对您说，我们那监牢里也有一个宣教的神甫。有一天，我看到一个主教——马赛的德·拉马若尔主教。他是许多本堂神甫的头。请原谅，我不怎么会讲话，您知道，那对我而言，实在太远了！他曾做过弥撒，站在苦役犯监狱里的祭台上面，戴着金制的很尖的玩意儿，在正午的阳光照射下闪烁发亮。我们都列队围成三面。前面有一排大炮，火绳燃着了。他和我们说话，不过因为站得太远，我们无法看清或听到。主教原来是那副模样。”
在他继续讲话的时候，主教过去将房门关好了。
马格卢瓦尔太太将手中又拿进来的一份餐具放在餐桌上。
“马格卢瓦尔太太，”主教说，“您将餐具放在离火最近的地方。”回过头，对客人说道：“这儿夜风很厉害。您一定很冷吧，先生？”
每逢他说“先生”时，声音显得柔和而威严，就好像好朋友一样。那个人听了总会笑容满面。叫苦役犯“先生”，就等于给“美狄斯号”船[一八一六年七月二日在距非洲西岸四十海里地方遇险。一百四十九个旅客改乘木排，在海上飘了十二天，旅客多因饥渴死去。得救者十五人。]的遭难者一杯水。遭受羞辱的人总是迫切希望获得别人的敬重。
“这盏灯不怎么亮。”主教说。
马格卢瓦尔太太对此心照不宣，走到主教的卧室，拿来两个银烛台，搁在餐桌上。
“神甫先生，”那人又说道，“您太好了，不轻视我，叫我留下来，还给我点蜡烛。但我却不能瞒着您，来自什么地方，我是个倒霉的人。”
主教在他的身旁坐下来，小心地握住他的手。
“您不用告诉我您是什么人。这儿也不是我的房子，而是耶稣一基督的房子。这道门不问进来的人是否有名字，而是关心他是否有什么伤心的事。您如今又饥饿又寒冷，这儿欢迎您。不要感激我，更别说是我把您留下来。除了那些需要住处的人，这里不会是任何人的家。我得跟您讲，与其说这儿是我家，倒不如说是您家。我为什么要知道您的名字呢？更何况，我早已经知道了你的另一个名字了。”
那个人疑惑地睁圆了双眼。
“真的吗？您早已经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了？”
“是的，”主教道，“您叫‘我的兄弟’。”
“噢，神甫先生！”那个人提高了嗓门说，“我是真饿，但您对我这么好，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不饿了。”
主教看着他，问道：“您吃过不少苦吧？”
“噢！是的，我穿着红色的囚衣，脚上拖着铁球，只能在木板上睡觉，还要忍受酷热、寒冷，要做工，服苦役，挨打！拖上镣铐，下地牢。卧病在床，还要拖锁链。连狗都不如的日子过了十九年呀！如今，又带着黄纸通行证。就是这样。”
“是啊，”主教接着说道，“您从苦地方出来。但请您听着，一个忏悔的罪人那流着眼泪的面孔，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欢乐。您走出那个悲惨之处，如果还对别人怀有憎恨愤怒的思想，那么您才真是令人怜悯的；但假如您是怀有仁慈、善良与和平的想法，那么您就比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高贵。”
马格卢瓦尔太太已经准备好了晚餐。一盆用白水、油、面包和盐做成的汤，另外还有咸肉、羊肉和许多无花果、鲜奶酪以及很大的黑面包。除了主教平时吃的食物以外，她还特地添加了一瓶陈年莫福酒。
主教的神色忽然明亮起来，换上了愉快神色，连忙说：“请入座吧！”他请客人坐到他右边，就像平日留外客吃晚餐一样。巴蒂斯蒂娜小姐在他的左边坐下来，非常宁静而又自然。主教按照自己的习惯先做祷告，再亲自分汤。那个人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主教突然说道：“桌上好像少了点儿东西。”
是的，马格卢瓦尔太太只摆了三副餐具，根据习惯，主教留客人用餐的时候，必须要将六份银餐具都陈设在台布上。在这个温暖而庄严的家庭中，这种假奢华的温雅，看上去有几分天真，不过把贫寒提到一种奢华气派的高度也是一种情趣。
马格卢瓦尔太太默然地走出去了。很快，那三份餐具，就整整齐齐地摆在三个进餐者面前了，在台布上闪烁发光。
四蓬塔利埃乳制品厂的详情
下面，为了大致说一说这顿饭的情形，我们不妨摘录一段巴蒂斯蒂娜小姐写的一封信。在这封写给波瓦舍夫隆夫人的信里，她用坦率而又细致的笔调，描述了苦役犯与主教的谈话：
……那人完全不关心其他人，只顾狼吞虎咽地吃着。但是，喝完汤以后，他却说了一下的话：
“慈悲的上帝啊！本堂神甫先生，对我来说，这一切的东西确实好极了。但是，我不得不说一句，那些赶大车的，比您吃得还好。”
就我的私心而言，我觉得有点儿不中听。我哥哥说：
“他们比我要疲惫啊。”
“不是这样的，”那个人接着说，“他们比您有钱。我看出来，您很穷。也许您连本堂神甫也不是。至少您总该是普通神甫吧？真是岂有此理，如果上帝是公平的，您就应做个本堂神甫。”
“慈悲的上帝很公平。”我哥哥说。
他沉吟了着说道：
“冉阿让先生，您是想到蓬塔利埃吧？”
“必须走的指定路线。”
后来他接着说：
“明早，我就动身。这段路不好走。晚上特别冷，白天很温暖。”
“您去的那个地方很不错。”我哥哥也说，“那儿有造纸厂、制革厂、蒸馏厂、榨油厂、大型钟表厂、炼钢厂、炼铜厂、铁工厂至少有二十家，他们当中有四家分别建在洛德、夏蒂拥、欧丹库尔以及勃尔，规模都挺大的。大革命的时候，我逃到弗朗什一孔泰地区，做过一些时日的工。”
我确定我没搞错，我哥哥所讲的就是这几个地名。然后他中断谈话，对我说：
“亲爱的妹妹，我们有些亲戚不就居住在那里吗？”
我回答：
“以前是有一些，其中就有德·吕司内先生，在革命以前他担任过蓬塔利埃的卫戍司令。”
“对啊，”我哥哥接着我的话，“到了一七九三年，我们就再也没有亲戚在那里，只能凭自己的双手了。冉阿让先生，在我干过活儿的那个地方——您想去的蓬塔利埃，有些实业年代已久，极有趣儿。妹妹，那儿的奶酪厂被叫做果品厂。”
我哥哥一面请那个人多吃，一面详尽地给介绍蓬塔利埃果品厂的情况。果品厂分为两部分，“大仓”属于富人。养着奶牛，每年夏天能产七八千奶酪饼；“合作果品厂”是穷人的。居住在半山里的农民合作养牛，共同分享产品。他们雇佣一个叫“格吕兰的奶酪工匠”。他每隔三天向各位会员收一次牛乳，把分量写到双合木板上。奶酪厂在接近四月底时开始工作，到六月中旬的时候，制奶酪工就会将牛牵到山里去了。那个人吃着饭，精神抖擞起来。哥哥请他喝那种好的莫福酒，但他自己不喝，说什么那种酒很贵。我哥哥说那些琐碎事情的时候，那种愉快的神色您是能够知道的。交谈过程中，他还记着细心地照料我。重复说格吕兰良好的情况，就仿佛迫切希望，即使没有他直接开导，那个人也能够明白那是很好的安身之处。
还有一件事情很使我感到惊讶。在晚餐期间，甚至在整个晚上，除了那个人刚进来的时候，我哥哥说了那么几句与耶稣有关的话，便再也没有说任何话去引导那人回忆自己是谁，或者让那人看出我哥哥是谁。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应该告诫几句，用主教之威压一下罪犯。换成其他的人，碰上了这个可怜人，也许会在给他粮食的同时，充实他的精神，还要谴责他几句，教育一番，或者说几句同情的话，劝他以后老老实实做人。而我的哥哥丝毫不问他的籍贯与历史。我哥哥说蓬塔利埃的山民“靠近上天，全舒适地工作”，说“他们没有罪过，生活得非常快乐”——的时候，他突然闭嘴，唯恐无意说出的话可能会伤害那个人。我认真想了一下，自认领会了我哥哥内心深处的意思。他肯定感觉到这个人非常痛苦，苦恼太多，应该转移他的注意力，要使他相信他和其他人一样，什么对他而言都十分平常，哪怕仅仅是此刻的相信也好。事实上，这不正是对仁慈的深切理解与诠释吗？慈祥的夫人，这种回避告诫与教训的关心人的态度，是不是高明无比呢？，对一个痛苦的人的最好爱护，不正是丝毫不去碰那苦痛吗？我哥哥心里也是这么想的。无论如何，他就算真的有这些心思，也不曾对我表示一点儿。像平时一样。他和冉阿让一起进餐，神情举止和杰德翁·勒普雷沃先生，或陪着本堂神甫先生进晚餐没有什么不同。
晚餐吃无花果时，有人敲门，是杰搏大妈抱着她的孩子来了。我哥哥吻了孩子的前额，从我这儿借去十五个苏，给了杰搏大妈。那个人没太留心这时候的事情。他不再说话，好像非常困倦。等老杰搏大妈离开后，我哥哥就念起了饭后经，然后回过头对那个人说：“想必您很想上床睡觉了。”马格卢瓦尔太太拾掇好餐桌。我知道我们应该离开，让这过路人好好休息了，于是我们两个人走上楼去。过了会，我又吩咐马格卢瓦尔太太将我房里的黑森林狍子皮，送给那个人。这东西能够抵御晚上的异常寒冷，遗憾的是，由于时间过得太久，毛都落光了。那还是我哥哥从离多瑙河发源地很近的托特林根买来的，同时买的还有我在餐桌上的时候用的象牙柄小餐刀。
马格卢瓦尔太太不久就回来了，我们在晾衣服的房间里祈祷，彼此无话，然后就回自己的房间休息了。
五静谧
比安弗尼主教和妹妹道了晚安，端起桌上的一个银烛台，同时把另外那个递给客人，说：“先生，让我带您去休息室吧。”那个人跟在他后面。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已经了解到这座房屋的结构。要进出有凹室的祈祷室，必须经过主教的卧室。
当他们经过主教屋子的时候，勤劳的马格卢瓦尔太太正在床边壁橱中收拾银器。这是她每天夜晚就寝前必须做的最后一件事。
主教把他安置在凹室中。那个人把烛台放在小桌上。
“好啦，”主教说，“好好睡一夜吧。明天早上出发以前，您再喝一杯热牛奶。”
“非常感谢您，神甫先生。”那人说。
刚说完这句很平和的话，他没停顿，忽然做出个怪异的动作。直到现在我们也仍然搞不明白，那个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驱使他这样做的。难道他想给他一个警告，或是要进行恐吓吗？ 莫非他不过是受到某种连他自己也不能解释的下意识的影响吗？他突然转身面对着老人，环抱着粗壮的胳膊，用一种蛮横的眼光望着房主，闷着声说道：
“啊，是真的吗？您让我睡在离您这样近的地方？”
他忽然狰狞地笑了一声，又说：
“您可要想清楚了？可没有人告诉过您我没有杀过人呢？”
主教看着天花板，平和地回答道：“这是上帝的事情。”
然后，他严肃地蠕动着双唇，似乎在做祈祷，也许是在喃喃自语。他抬起右手，伸出两个指头为那人祝福。可那人那时候连头都没有低。接着他就返回自己房间里去了，没有再回头看一眼。
凹室中有人居住时，神座会被一块很大的哔叽布帘完全遮住。主教每次从布帘前面走过，就跪下短短地祈祷一次。过了片刻，他来到园里散步，潜思凝神，心想全然沉沉溺于了不起的神秘事物中。上帝将它们展示给夜不能寐的人们。
那个客人确实太疲倦了。他连舒适的洁白床单也没享用，而是按照囚犯们的做法，用鼻孔熄灭蜡烛，穿着衣服往**一躺，很快就睡熟了。
主教从园子里回到屋里时，半夜十二点的钟声敲响了。
这座小房屋的一切都入睡了。
六冉阿让
午夜，冉阿让醒了。
他出生于布里贫困的农家，幼年时期他没读过什么书，成年以后，他一直在法夫罗勒做树枝剪修工人。母亲叫让娜·马蒂厄，父亲名字叫冉阿让，或者是吾阿让，也可能是诨名，也可能是“我是阿让”的简音。
冉阿让生来安静，但并不沉郁。总体上，冉阿让这个人浑浑噩噩，无所事事，至少外表看上去给人的感觉是这样的。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母亲因乳腺炎治疗不当而离开了人世；父亲也是一个树枝剪修工人，但从树上跌下来摔死了。冉阿让最后只有一个养着七个孩子的寡居姐姐。就是姐姐将冉阿让抚育成人。丈夫在世的时候，她一直负责弟弟的膳宿。丈夫去世时，她最大的孩子只有八岁，最小的才一岁。冉阿让刚满二十五岁时就担起父亲的职责，尽力帮助维持家庭，以报答姐姐的养育之情。这件事情就像天职一样自然，冉阿让有时候做得有些粗鲁。他的整个青年时期，都消磨在报酬微薄的辛劳工作中。当地人从没有听说他有“女朋友”。当然，他也没有工夫去想爱情问题。
天黑回来，他劳累得一句话都不想说，只知道喝菜汤。在他吃饭时，姐姐让“妈妈”总是从他的汤盘中拿出最美味的食物：瘦肉、肥肉和一块白菜心，给自己一个小孩吃。冉阿让则经常俯在桌子上，头险些浸在汤中，长到盖着双眼的头发垂到盘边。他任凭姐姐怎样做，就好像根本没有看到。在法夫罗勒，有个叫玛丽一克洛德的农家妇女，住在离冉阿让茅屋很近的地方，正好是那条小街的斜对面。冉阿让家的孩子们经常饥肠辘辘，有的时候他们假打着母亲的名义，去玛丽一克洛德家里借一品脱牛奶，藏在篱笆后边或者在小路的角落里喝。但是大家抢来抢去，奶总是泼在身上，流进脖子里。当母亲得知了这样的欺诈行为，她必然会严厉处罚这群小骗子。而易怒又爱唠叨的冉阿让却会瞒着孩子的母亲，将牛奶钱付给玛丽一克洛德，让孩子们不受挨揍的惩罚。修剪树枝的时节，他一天能够赚二十五个苏。后来他专门给人家做零工，替人割小麦，干重活给人做苦工。他姐姐也做工，但是有七个孩子当累赘，又能做些什么呢？这是一群烦恼的人，陷于贫穷的围困。
在非常困难的一年冬天，不出所料，冉阿让不再能够找到工作，家里没面包吃，连点儿面包屑也没有。只有七个小孩！法夫罗勒的教堂广场旁边有一家面包店。一个礼拜天的夜晚，老板莫贝尔·伊扎博正打算去睡觉，突然听到店前装着铁条的玻璃橱窗子被狠狠地砸了一下。他赶紧出来看个究竟，猛然看到一只胳膊伸到铁条里面，从被拳头打碎的玻璃橱窗中拿出一块面包。伊扎博连忙追出来时，那个小偷拼命地逃跑。他把他捉住了，小偷把面包扔下，但胳膊淌着血。他就是冉阿让。事情发生在一七九五年。结果，冉阿让被控告为“夜闯民宅行窃”罪，送到了法庭。他有一把枪，并且枪法很准。但是，他喜爱私猎，这个爱好对他非常不利。人们早就形成了一种共识，反对偷猎的人。偷猎者就像走私的人一样，都跟盗匪差不多。但是，我们要附带说一句，这种人跟那些卑鄙的刽子手相比，还是有着天壤之别。偷猎者在森林里住，但走私的人住在山中或是海上。城市让人堕落，甚至变得凶狠。而森林与海洋只会令人变得野蛮，发展野性却通常不毁灭人性。
冉阿让被判了罪。根据法律上的条文规定。我们的文明，有时确实让人心惊胆战。多么悲惨的日子：社会排斥甚至不可挽救地抛弃一个具有思想的生物！冉阿让被宣判五年苦役。
一七九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巴黎正为蒙特诺特的胜利[当时欧洲联盟国的军队从意大利和莱茵河两方面进攻革命的法国，拿破仑从意大利出击，在意大利境内击溃奥地利军队以后，直趋维也纳，以一年时间，迫使奥地利求和。芒泰诺泰（Montenotte），意大利北部距法国国境不远的一个村镇。]而欢呼雀跃。共和四年花月二日，督政府在咨文里，把那个总指挥称为布奥拿巴[拿破仑出生于科西嘉岛，该岛原属意大利，一七六八年卖给法国。他的姓，Bonaparte（波拿巴），按原来意大利文写法是Buonaparte。此处所言咨文，将一字写成两字，盖当时其名未显，以致发生这一错误。]。也就在同一天，在比塞特监狱里，押解的犯人被扣上了长长的铁链，冉阿让正是其中的一个。当时的一个监狱看守，已经快九十了，他对那时的事仍然记得很清楚：那天，那个人呆在院子北面的角落里，被锁到第四条铁链的末尾。他在地上坐着，仿佛感到莫名其妙，只知道自己的境地非常不幸。这个无知的可怜人恍惚中可能认识到了过分的地方。当别人拿大锤向他的铁链上钉铆钉时，他痛哭起来，泣不成声，时断时续地说：“我只是法夫罗勒的一个树枝剪修工人。”他哭着举起右手，慢慢地向下按了七次，就像顺次抚摩着七个高矮不同的头，这动作令人不由地猜想。他不管做过什么事情，都是为了七个孩子的衣食。
他被押解到了土伦去。在那儿，他穿着红色的囚衣。过去的一切，全化为乌有了；他不再是冉阿让，而是二四六O一号。他的姐姐情形又如何呢？七个孩子的情况又如何呢？一株年轻的树被人从根部锯掉，上边的嫩叶会是怎样的情形？
经过总是千篇一律。那些活着的不幸者，上帝的创造物，此后没有了依靠和指导，也没有栖身的地方，四处飘**，可是有谁知道呢？人各一方，最后被凄凉的迷雾所陷没。多少苦命的人，成为凄惨人类的一分子，在那幽冥当中不见了。他们离开家乡。村庄中的钟塔、地里的界石都将他们遗忘了。冉阿让在监牢里呆了几年，也一样把钟塔与界石都淡忘了。只是心灵上伤口，留下永远的伤痕。仅此而已。呆在土伦的那些日子，他只有一次听到过有关他姐姐的事情。大概是在他坐牢将满四年时，我已忘了他是从哪儿获得的消息，有一个同乡人，在巴黎碰到过他的姐姐。他的姐姐在巴黎的揉面工街住。她身旁只带着最小的男孩一个孩子。其他六个小孩在什么地方已经不清楚了。她做装订工，每天早晨得去木鞋街三号一个印刷厂工作。早上六点钟就必须赶到厂里，冬天也是如此。印刷厂中有一个学校，她将那七岁的孩子送去读书。因为她六点钟必须赶到厂里，而学校七点才会开门，孩子只好在院子中等着学校开门，如果在冬天，就得在露天的黑暗里呆一个钟头。印刷厂不同意让那孩子进去，说他碍事。工人一大早路过院子的时候，总能看到那令人可怜同情的孩子在石子路上昏昏欲睡，或者蹲在黑糊糊的角落里，趴在他的篮子上睡着了。下雨天时，看门的好心老婆婆便要他进屋。那间破旧的屋子中只有一张破床、一架纺线车和两把木椅；孩子便蜷在角落里睡上一觉，怀中搂着一只猫，来得到一点儿温暖。等七点钟学校一开门，他就会跑到里面去。一天，当别人将这些事讲给他听时，如同一道闪电，如同一个窗子忽然打开，出现他爱过的所有亲人的命运，随即又隔绝了一切。但他再也没得到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同时再也没遇到过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