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降卫青：飞将军李广为何一生点背难封侯
天降卫青
马邑之谋虽然落空，汉匈还是撕破了面皮。汉武帝醒悟不该重用韩安国，于是处心积虑培养新人以为大将。他的目光落在小舅子卫青身上。
说起来卫青也是个苦命人，典型的苦出身。他是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生父郑季是个县吏，在平阳公主家做事时，和婢女私通，生下了卫青。那婢女夫家姓卫，所以被称作卫媪。卫媪丈夫已死，独自一人带好几个孩子，压力很大，于是就把卫青送到郑家。作为私生子，卫青在郑家的童年可以想见备受歧视与冷漠，整天放羊。长大后，他不愿再受郑家的奴役，便回到母亲身边，做了平阳公主的骑奴，改作卫姓。
卫青曾经跟随平阳公主到过甘泉宫，那里有个服役的囚徒看看他的相貌后说：“你现在穷困，但将来定为贵人，可以封侯。”这话英布相信，从小受苦的卫青可不信。他笑道：“我身为人奴，每天不受笞骂已是万幸，哪里还敢奢望封侯？”
后来卫青同母异父的姐姐卫子夫被汉武帝看上，选入宫中，卫青也被召到建章宫当差，他的命运随即拐了一个大弯。不过不是一帆风顺，开始还是担惊受怕：卫子夫怀孕后，“金屋藏娇”的主角儿、皇后陈阿娇大为恼怒。因为她自己一直没能生子。怎么办呢，卫子夫不能动，那就动她的弟弟，杀鸡骇猴，敲山震虎。于是她们随便找个借口抓住卫青，准备处死。卫青为人不错，交到了好朋友公孙敖。关键时刻，身为骑郎的公孙敖找来几个帮手抢出卫青，这才保住汉朝和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名将大将。汉武帝得知这个消息，虽然恼怒，但也没什么好办法。毕竟那边是集岳母姑母于一身的馆陶大长公主刘嫖，以及自己的老婆陈阿娇。卫青遭遇这等风险，完全在于职位卑微。这个好办，汉武帝将他升职为建章宫监、侍中，让他整天在自己身边活动，后来又提拔他为太中大夫，在他身体外边挂了厚厚的装甲，常人奈何不得。
公元前129年，匈奴大举入侵上谷，掠牛羊抢人口杀边军。汉武帝立即下令，全面回击。
汉武帝的总体部署是四路出兵，分段截击：车骑将军卫青直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出代郡(郡治代县，今河北蔚县东北)、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郡治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郡治善无，今山西右玉县南)，四位将军互不统属，分别带兵一万出击。这四人中，李广、公孙贺是沙场老将，公孙敖少年从军，也经历过战火洗礼，只有卫青是大姑娘上轿。毫无疑问，汉武帝的安排有任人唯亲之嫌，四位将军有两个半与卫家沾亲带故：卫青不说，太仆公孙贺是汉武帝的连襟，他娶了卫青同母异父的大姐卫君孺；公孙敖冒死搭救卫青，利人利己，等于在跌停板上抢了个涨停板，“由此益贵”。皇帝一开恩，确实浩**，就连小姨子的情人都能照顾到：卫青的二姐卫少儿是陈平的曾孙陈掌的老相好，等汉武帝与卫子夫成就好事，“上召贵掌”：从某种意义上说，两人也算是连襟。当然后面正式连了襟。
不管怎么说，公孙贺和公孙敖过去都有官职，只有卫青从骑奴而平步青云。汉武帝此时却有私心。当然，他心里还是作过一定程度的掂量，看出卫青某种程度的才能，方作出这等重大部署。他那样的帝王，不会平白无故地胡乱委派。最终的结果证明，这个部署基本没错：公孙贺出击云中，没碰到匈奴军队，原样回师；公孙敖吃了败仗，损失将近七千；卫青非常幸运：上谷之敌非匈奴主力，卫青指挥所部将其击溃后，一路追击，直捣匈奴人祭祀天地祖先的圣地龙城，斩首七百多人。当然这次卫青究竟有没有打到龙城，尚有争议。因为一般认为龙城在今蒙古国鄂尔浑河西侧的和硕柴达木湖附近，距离大大超出当时汉军通常的作战半径。
这个且不说，只说李广。他真是个倒霉鬼，一出塞就碰到单于带领的主力。敌军势众，是汉军的数倍，李广陷入团团包围。他虽然拼命抵抗，但毕竟寡不敌众，几乎全军覆没。幸亏单于久仰其威名，下令“得李广必生致之”。要活捉他，所以他才拣条性命，被匈奴俘虏。
李广当时已经受伤，无法骑马，匈奴骑兵便将他搁在绳子结成的网袋上，用两匹马在旁边拽着，像吊床那样。这样走了十多里，李广心里一直琢磨该怎么办。他决定装死，寻机逃脱。时间一长，匈奴人渐渐失去警觉，正好此时过来一个匈奴少年，**有匹好马。李广突然一跃，跳上匈奴少年的战马，一手抢过他的弓箭，一手将他推下去，随即策马扬鞭向南疾驰。煮熟的鸭子要飞，那怎么能行！数百匈奴骑兵紧追不舍。李广一边奔逃一边回头放箭，最终逃脱追击，收集余部撤回长安。
论功行赏，论过处罚。对于卫青的表现，汉武帝甚是满意，但考虑到其斩首数量不足千级，不到封侯条件，只赐爵关内侯。所谓封侯，是指封为彻侯，因为避刘彻的讳，又改为列侯，或者通侯。关内侯比列侯还差一级，没有食邑或者只有象征性的食邑；李广兵败被俘，部队伤亡惨重，应当斩首，汉武帝爱才，下令他用钱赎罪，贬为平民。公孙敖也被褫夺了将军印。
有损英名
前面说过，李广虽然长期为官，且俸禄不低，有两千石，但素来不置家产，所以家无余财，那笔保命的罚金迟迟凑不足数。据说还是卫青暗中资助，这才得以解围。拿钱赎命是当时的通常做法，司马迁也是定了死罪，但家贫，财货不足以自赎，这才受了屈辱的腐刑。
无官一身轻。去职后的李广闲居无事，经常跟灌婴的孙子灌强一块儿，到蓝田南山射猎。他身材高大、臂长如猿，骑射很有天赋。包括其子孙在内的很多人跟他学射，但无一人后来居上。这个人不善言辞，闲居时也以射箭赌酒为乐。可以说，他凭生的乐趣都是骑射。有天晚上，他带着一个随从，外出赴酒场——飞将军名声显赫，想来乐意请酒者甚多——酒这玩意儿，一旦喝上就很难刹车，因此回来时已经更深，结果在霸陵碰到麻烦：霸陵县尉——主管政法的副县长——也多喝了两杯，因此借着酒劲上前呵斥，不让李广通行。随从赶紧上来打圆场：“这是前任的李将军。”言外之意，您不看僧面看佛面，还是高抬贵手吧。但这个县尉丝毫不给面子，一定要秉公执法：“就是现任将军，夜间也不能通行，何况前任将军！”到底扣留住他们，次日早上才放行。
难怪霸陵尉不给面子。因为他们经过的地方，虽然只是霸陵县的霸陵亭，相当于今天的村，但却是文帝的陵寝重地。所以他虽然贵为副县长，却也得经常过来巡视。
回头再说匈奴，上回被卫青捣了龙城圣地，自然不肯善罢甘休。第二年他们就卷土重来，先攻辽西(郡治阳乐，今辽宁义县西)，杀掠两千多人，斩杀辽西郡守，然后继续向西，猛攻渔阳(郡治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驻守渔阳的是老将韩安国。他几乎全军覆没，只好龟缩在城内，等待援兵。匈奴横扫辽西、渔阳之后，进一步侵扰雁门，杀掠千人以上。
边境烽烟四起，长安已经不安。关键时刻，汉武帝想到的还是两个人：李广和卫青。他任用李广为右北平(郡治平刚，今河北平泉县)太守，安定边境；令卫青统兵三万，直出雁门，正面迎击；材官将军李息出代郡，策应卫青行动。卫青一到前线即与匈奴展开激战，最终匈奴惨败，留下数千具尸体。卫青两次出征全部获胜，更兼背景特殊，因此声名鹊起，立即成为与匈奴周旋的当然主帅。
而李广呢，非常不幸：他名气实在太大，匈奴人称为“汉之飞将军”，听说他镇守右北平，因此纷纷绕道，好几年都不来打扰。这对于军民而言当然是幸事，但对李广却未必。因为这意味着他没有立功封侯的机会。
李广为右北平带来了短暂的和平。因为没有战乱，他主要干了两件事，一先一后，一好一坏。先说好事。
这事要从本文开头的那首诗说起。李广这人还真是喜欢射虎。一听到哪里有虎，就赶紧过去围猎。有次出猎，他看到草丛中的一块石头，误以为是老虎，赶紧张弓而射，当然是一射命中，整个箭镞全部射进了石头。可等到那发现不是老虎，再怎么射也无法射进去——可见人体的应激反应之强烈。镇守右北平期间，有次射猎碰上恶虎，猛烈反扑，将李广扑伤。李广带伤与老虎周旋，最终还是将其成功射杀。
拿现在的观点看，这事也算不得好事，李广得承受刑事责任；说这是好事，主要是相对下面这事而言。这件事实在有伤将军名声。尽管汉武帝并未处罚。
事情的缘由还在于霸陵县尉不给面子。李广被重新启用为右北平太守时，请求调霸陵县尉随军。这点小事，皇帝当然要玉成。接到命令的霸陵县尉估计心里就在打哆嗦，但他怎么也想不到，一进大营，人生随即走到终点。李广立即将他开刀问斩，然后上表谢罪。此时汉武帝是何反应呢？他说：“将军是国家的爪牙。《司马法》上说：登车不抚车前横木向人致敬，碰上丧事不穿丧服，统一全军之心，协同将士之力，提兵兴师，征伐不顺，方能一怒而千里惊惧，号令一出万人振奋，声名威势震动蛮夷邻国。报仇除害正是我对将军的期待，您若叩头请罪，岂不令朕失望！请您迅速挥兵东进，到白檀县稍事休整，预备抵御匈奴对右北平的秋季攻势。”
这事发生在李广到达右北平之前。汉武帝确实没当回事。一个小小的县尉，价值怎能抵得过守边御敌的大将。尽管皇帝不怪罪，但李广在这件事上确实大大失分，显得气量确实狭小，胸襟不够豁达。我们不妨看看韩安国的风度。
刚刚在渔阳惨败的前御史大夫韩安国曾经身陷牢狱之灾，受尽狱吏田甲的侮辱。韩安国实在受不过，就威胁道：“你就不怕我死灰复燃？”田甲的回答则是更进一步的侮辱：“你能复燃？那我一泡尿再把你浇灭！”后来韩安国不仅死灰复燃，还燃起熊熊大火，被拜为梁国内史。田甲得到消息，准备溜之乎也。韩安国放出话说：“他不逃走，我就不杀他；如果敢逃，我一定灭他九族！”田甲不敢逃跑，找到韩安国赔礼道歉。韩安国见了过去的仇人，笑道：“你撒泡尿给我看看！”最后不但没有为难，反而有所善待。
韩安国当时到底身为阶下囚，韩信彼时也吃不上饭，相似性不够强烈，而唐朝时吕元膺夜间丢了面子的反应，则与此可有一比，我们不妨看看。这事也出自《国史补》。原文如下：
吕元膺为鄂岳都团练使，夜登城，女墙已鏁。守者曰：“军法，夜不可开。”乃告言中丞自登。守者又曰：“夜中不辨是非，虽中丞亦不可。”元膺乃归。明日，擢为重职。
这个守者语气当然比霸陵县尉客气一些——谁让后者喝过几杯猫尿呢——但却是两次拒绝首长，第二次还是在首长表明身份之后。吕元膺远非名人，名气无法跟李广相比；当然，其胸襟气度，也没法跟李广相比。
河南之战
郎中令石建死后，汉武帝从前线召回李广，让他接替，职责是主管宫殿门户的守卫。这是皇帝身边的高级官职，相当于侍从武官。石建是万石君石奋之长子，其卒年《万石君列传》不载，但《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的资料表明，李广出任郎中令在元朔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23年。可见李广镇守右北平是从元朔元年至元朔六年，即公元前128年至前123年的六年里。
在此期间，汉匈两军的主战场不在东边，而在西部。汉朝以卫青为主帅，相继发起河南之战和奇袭右贤王之战，全部报捷。这就引出一个疑问：《史记》中关于匈奴闻风丧胆、“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的说法，究竟是实情，还是司马迁的溢美之词？
在漫长的边境线上，匈奴左贤王部盘踞于东部。公元前127年，他们再度侵略上谷和渔阳，杀掠甚众。但此时汉武帝的目光，已经转向西部。活动于阴山一带的匈奴右贤王部，以及占据河南地的楼烦王、白羊王，才是汉朝的心腹大患。尤其是河南地，北接阴山，南距长安不过七百余里，西与匈奴休屠王、浑邪王统辖的河西地区相接，东则威胁定襄(郡治成乐，今内蒙和林格尔)、云中。蒙恬曾经收复河南地，但秦末汉初，冒顿单于又乘虚而入，将其作为南下的前进基地。
汉匈以往的作战模式，都是匈奴侵袭，汉军御敌，随处灭火。在长达千里的边境线上如此疲于奔命，自然不是办法。汉武帝决定主动攻击，南下河南地，切断匈奴东西两部的联系。公元前127年，就在匈奴不断袭扰代郡、雁门时，汉武帝置之不理，第三次派卫青出征，目标锁定河南地。卫青随即统帅数万大军，从云中出发，沿黄河北岸迅速北进，一举攻占高阙。高阙在今内蒙的杭锦后旗东北，阴山在这里有个巨大的缺口，故称高阙。这个要塞是河南地通往单于王庭之间的咽喉要地。卫青拿下高阙，基本等于卡住了白羊王、楼烦王的脖子。
接到消息，白羊王和楼烦王起初还不敢相信。这毕竟是汉军多年来的首次主动进攻。卫青当然不会给他们琢磨回味的时间。占领高阙后，他分兵构筑阵地部署好防御，随即带领主力迅速南下，沿黄河直接杀到陇西。此时白羊王和楼烦王才明白过来，汉军已经玩够“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游戏，这回要直接包饺子。因为在谋略阶段的失分，匈奴毫无还手之力，白羊王、楼烦王留下数千具尸体、十多万头牲畜，好容易才冲出包围圈。从此以后，河南地，也就是黄河河套以南地区，再度回归中央政府。
对匈奴开战以来，汉军还是首次取得战略决战的胜利。他们完全摆脱了以往的作战模式，长途奔袭、迂回包抄，在战略上完全处于攻势。卫青因为这项军功，而受封为长平侯。
为了巩固河南地，汉朝在那里设置朔方、五原二郡，从内地移民十多万前去定居，派将军苏建指挥军民，在今内蒙乌拉特旗南部筑朔方城，同时修缮长城。这一切完成之后，河南地还是跳板，只不过已经改为汉军进攻匈奴的跳板。
河南地土地肥沃，气候温润，适于农牧业生产。无论从军事还是经济的角度出发，都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匈奴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从那以后，他们多次出兵袭扰：公元前126年冬，数万骑兵进攻代郡，郡守战死；夏天，雁门又遭遇兵火；次年，十万骑兵分头进攻代郡、定襄和上郡；第三年，右贤王南下河南地，进攻朔方，“杀掠吏民甚众”。
不彻底击垮右贤王，就无法巩固河南地。汉武帝决心集中十万人马，分为东西两个作战方向，发起强大的反击。西部作为主要作战方向，由车骑将军卫青直接统帅三万骑兵出高阙，并指挥游击将军苏建、强弩将军李沮、骁骑将军公孙贺以及轻车将军李蔡所部，兵出朔方，主要战术构想是消灭右贤王部；东部为次要方向，由大行李息、将军张次公兵出右北平，攻击左贤王，以为牵制。
没有人能解释，身为右北平太守的李广，姓名为何没能出现在作战计划上。当然，东部方向这次没有明显的战果，或者说战果太小，远远不当卫青的锋芒。汉军发起攻击时，右贤王无力抵挡，遂主动后退，想以空间换取胜利。他后撤到很远、以为汉军一时无法到达时，便拥娇夜饮，酣醉方休。而卫青呢，亲自率领精锐骑兵，星夜疾驰，连夜追到右贤王的营地。此时醉醺醺的右贤王搂着爱妾睡得正香，突然听见人喊马嘶，野火阵阵，这才明白敌军已到鼻子下边，不觉大惊失色，顾不上指挥部队，就带着爱妾跳上战马，在身边数百名侍卫的保护下，冲出包围圈一路狂奔。校尉郭成等率兵追击几百里，也没能追上——逃跑的速度往往赛过兔子。
卫青千里奔袭，依靠速度而大获全胜：俘虏男女一万五千多人，包括右贤王下面的小王等高官十几个，牛羊牲畜数十百万。汉武帝得到捷报，非常高兴，立即派使者捧着印信，来到边境的军营，加封卫青为大将军，规定所有将军全部归他统率，加封其食邑八千七百户，同时将他的三个幼子一并封侯。
三子封侯，卫青坚决辞谢：“臣幸得待罪行间，赖陛下神灵，军大捷，皆诸校力战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劳，上幸裂地封为三侯，非臣待罪行间所以劝士力战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汉武帝随即下令，将公孙敖、韩说、公孙贺、李蔡、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等封侯，李沮、李息、豆如意以及中郎将绾赐爵关内侯。
如此大面积封侯，从侧面印证了汉武帝对此次战果的重视与承认。匈奴遭此打击，越发恼羞成怒。此时匈奴单于是前军臣单于的弟弟伊雉斜，他决心挽回颜面，于是当年秋天，就派出一万多骑兵袭击代郡，杀死汉军都尉，掠走上千吏民。
这是汉匈漠南会战的导火索。
漠南会战，李广是参与者。他以郎中令的身份跟随卫青出征，为后军将军。现在回到本节开头的问题，《史记》中说匈奴绕开右北平，几年不来进犯，是不是司马迁的溢美之词？要找到这个答案，得先看看地形。翻开《中国历史地图集》，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的汉朝边郡，由东到西分别是：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雁门、定襄、云中、五原、朔方。在这期间，匈奴的马蹄只出现于渔阳以西，右北平、辽西、辽东三郡全都平安无事，左贤王部似乎毫无作为。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已经移兵向西，加入右贤王部，与卫青主力作战；而从李息出右北平、策应卫青行动，最终被赐爵关内侯一事来看，左贤王部没走，还在老地方，所以李息才能建功。
由此可见，右北平平安，并非因为西方战事吃紧，左贤王的主力全部西移。所以简单地推断那是司马迁的溢美之词，毫无根据。
明主与昏君：豹房皇帝正德荒唐无耻之谜
明武宗正德帝是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一位皇帝。他天资聪颖，只要是和做皇帝无关的事儿，从斗鸡走狗、骑马射猎到吹拉弹唱，甚至于梵文、阿拉伯文，都一学就会。人们认为他荒**暴戾，怪诞无耻，是少见的无道昏君。然而，近些年来，历史学界的一些学者，对这个结论提出了质疑。
“豹房”里的荒唐帝王
朱厚照是张皇后亲生，而且是嫡长子。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明孝宗病逝，年仅十五岁的朱厚照顺理成章登上皇位，改年号为正德。
朱厚照生来好动，自幼贪玩，尤其喜爱骑射。孝宗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为太祖朱元璋那样文武兼备的圣君，所以对他的骑射游戏颇为纵容，这也养成了他日后尚武的习气。孝宗怕他玩物丧志，在病逝前一天，特意把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召至乾清宫暖阁，委以托孤的重任：“东宫聪明，但年尚幼，好逸乐，先生辈常劝之读书，辅为贤主。”
即位之初，厚照就显示出了恶作剧的才能，在奉天殿他常常让猴坐犬背，燃起爆竹，一时间猴跳狗奔，皇宫的庄严**然无存。原来在东宫侍奉他的那帮宦官，特别是太监刘瑾、谷大用、张永等八人，更是得到他的宠幸。小人得志，蛮横得不得了，众人叫他们“八虎”。
这帮人整天陪武宗吃喝玩乐，击球走马，放逐鹰犬。这些玩腻了，朱厚照突然想体会一下经商的乐趣，“八虎”便出主意，在宫中模仿市集开了六家酒馆、店铺、妓院。太监扮做老板、百姓，武宗则扮做富商。朱老板与宦官们相互贸易，讨价还价，争忿喧哗。买完东西就上饭馆，然后逛妓院，醉在哪里便住宿在哪里。像这样的宫廷闹市，夜以继日，一连就是几天。
后来，他又觉得宫里太闷，规矩太多，有如牢笼，遂在皇宫西侧筹建豹房。工程需要投入，厚照于是对金银产生莫大的兴趣。刘瑾乘机进言说：你父亲当皇上的时候，天下官位都由司礼监举用，这活极肥。你要不信，把掌印太监抄了，准有三屋子金银。再把官全换了，让新官一人拿个一两万，直接贿赂朝廷，咱们就赚啦。如此建议，厚照居然“大欢乐之”，并立刻委托刘瑾去办。
豹房位于西华门外，与宫殿相连，有室两百多间，历时五载落成，耗费国库白银二十四万多两。
豹房建好后，厚照迫不及待地搬了进去，从此不再受宫廷内清规戒律的限制，整天与宦官、番僧、异域术士厮混在一起，玩得昏天黑地，只在傍晚的时候会见群臣。朝中大臣照例一再规劝，厚照也照例温言嘉谕，接着迅速置诸脑后。诸多老成之臣失去耐心，纷纷辞去，或因谏诤被升任外调，只剩三阁老李东阳等人与刘瑾周旋。
名曰“豹房”，应该是豢养生猛野兽、禽鸟虫鱼的处所，其中更应以豹为主。实际上，据《万历野获编》及明朱国桢著的《涌幢小品》等书记载，其中仅有文豹一只、土豹三只而已。蓄养得最多的是大群的各族女子，她们被训练成能歌善舞、充满邪气的妖艳私娼，供武宗狎玩。
正德四年(1509)，厚照开始喜欢蒙古人，制作了大批毡帽皮裘，动员一宫的人穿上，互相扮演鞑子自娱。又与众蒙古人策马奔驰，往往终夜不还，投宿民家，行止与凡人不分。当时的朝鲜使臣回国报告说，皇帝所为之事，非如陈后主、隋炀帝，而如小儿之戏。
史载，武宗“每夜行，见高屋大房即驰入，或索饮，或搜其妇女，民间苦之”。其侍臣知悉主子怪癖，竟助纣为虐，搜掠良家妇女以充“幸御”，有时竟达“十车”之多。到后来，武宗就连平民寡妇亦不放过，弄得“民间汹汹，有女家，掠寡男配偶，一夕殆尽”。
正德五年(1510)出了一件大事，宁夏安化王朱寘以诛刘瑾为名反叛。虽然反叛一个月即被平定，但其檄文中陈述的刘瑾罪状引起了朱厚照的警惕。
原来，“八虎”表面上相交甚欢，实际上刘瑾为了独揽大权，常常排斥其他“七虎”。这一次，“八虎”之一的张永参加了平叛，搜集了许多刘瑾的罪证，悄悄地告了他一状，罪名有十七条之多。朱厚照看后倒吸一口冷气，想刘瑾执掌大权以来，执法理财，拣选干才，倒也做了一些于朝政有益的事；而树威结党，凌虐百官，显然并非善类。朱厚照秉性中也有刚断的一面，随即派人捉拿刘瑾，并且亲自主持了抄家。得私刻玉玺一枚，穿宫牌五百，以及盔甲、弓弩等违禁物品，金银财宝则不计其数，特别是发现他平时常用的折扇中，竟然藏有两把锋利的匕首。朱厚照这才大吃一惊，下令将刘瑾凌迟处死。
凌迟，俗称“千刀万剐”，在明朝属于法定刑，按规定要割千刀以上，三日而死。每下一刀吆喝一声，犯人昏厥则泼醒再割。如犯人捱不足三日，传说刽子手是要抵罪的。刘瑾挺过了第一天的三百五十七刀，回牢居然还喝了两大碗稀粥，真不知他哪来的胃口，这个六十岁的老阉奴实在具有极佳的心理素质。第二天，割到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刘瑾再也没有挺过去。
“威武大将军”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厚照烦透了沉闷的皇宫和无聊的政事，微服行游京师也提不起兴致来。佞臣江彬于是鼓动武宗离开京城到西北游幸，这对于一向以雄武自居的武宗颇有吸引力，因为他一直梦想着能在广阔的草原上一展雄姿，开创不世之业。江彬还告诉他那里多美妇，这自然更增加了武宗的兴致。
正德十二年(1517)，武宗一行浩浩****来到宣府。
宣府即宣化，当时称为宣府镇。它雄踞京师西北，扼守在长城线上，距北京约四百里，是蒙古敌军南下的必经之途。武宗决定在这里营建镇国府。
为什么称“镇国府”呢？原来武宗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凡往来公文一律以威武大将军钧帖行之，并为自己更名为朱寿，后来又加封自己为“镇国公”，令兵部存档，户部发饷。亘古以来，还没有哪个皇帝自降身份向朝廷称臣的，真是视国事朝政为儿戏。《明史·武宗本纪》说他“耽乐嬉游，昵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然矣”。
在江彬的鼓动下，武宗除了大肆修缮镇国府外，还下令将豹房内的珍宝、妇女运来，填充镇国府。他把宣府称做“家里”，有久居常驻之意。宣府是北方的重要军镇，是抗击蒙古入侵的第一道防线。武宗在内心里仰慕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盼望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立下赫赫军功。而且，在宣府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再也不用听大臣们喋喋不休的劝谏了。他下令大臣一律不许来宣府，只有豹房的亲随可以随时来去。
在豹房和镇国府两处，武宗为所欲为，乐不思蜀。
正德十二年十月，蒙古王子伯颜叩关来袭。朱厚照大为兴奋，火速回京布置亲征。其时距土木堡之变不到七十年，朝臣听到“亲征”一词无不神经过敏。于是又是一轮的规劝、教训，甚至威胁，但朱厚照决不愿意放过这次实战机会，终以“大将军朱寿”的名义统兵出战。作为惩罚，他不给任何一个文官随驾的荣幸。
据《明武宗实录》载，双方大战几天，朱厚照亲临前线同敌人战斗，据说还亲手斩敌一人，不过也险象丛生，“乘舆几陷”。朱厚照亲自指挥的这场战斗，取得了杀敌十六名，己方伤五百六十三人、亡二十五人的战绩，这当然也算得上一次胜利，因为鞑靼军终于被打退了。
武 宗 之 死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十四日，久怀异志、阴谋作乱的江西宁王朱宸濠杀死朝廷命官，率众起兵作乱。朱厚照找到借口，再次御驾亲征。为图个耳根清净，下旨“再言之，极刑”。群臣已经领教了皇帝的执拗，自己也精疲力竭，只好随他去了。
八月二十二日，朱厚照率领大军从北京出发。按惯例出师是不能带内眷的，朱厚照和他宠爱的刘娘娘相约在潞河会面。刘娘娘相赠一簪，以为信物——如此看来，这皇帝老爷确实有点儿浪漫。孰料朱厚照纵马过卢沟桥时把簪子颠掉了，遂按兵不行，大索三日不得。如此领兵，简直是儿戏。
四天后，大军走到涿州，却传来了再坏不过的消息——南赣巡抚王阳明丝毫不懂得体察圣意，居然不等朝廷降旨就率军征讨，三下五去二就把不争气的宁王活捉。厚照闻报跌足不已。叛贼已平，还亲什么征呀？但朱厚照自有他的鬼聪明，他隐匿捷报，继续南行。军至临清，依约派中使去接刘娘娘，但刘美人不见信簪，辞谢说：“不见簪，不信，不敢赴。”武宗见美人心切，没有办法，便独自乘舸昼夜兼行，亲自迎接美人。
十二月初一，武宗抵达扬州府。第二天，武宗率领数人骑马在府城西打猎，从此，天天出去打猎。众臣进谏无效，便请刘美人出面，终于劝住了好玩成性的皇帝。十二月十八日，明武宗亲自前往妓院检阅各位妓女，一时花粉价格暴涨，妓女身价倍增。
这一闹足足八个多月。王阳明早在六个月前就把宁王押到了南京，苦求皇上受俘，朱厚照一概不准。最后王阳明终于福至心灵，重新报捷说所有功劳全是大将军朱寿先生的，靠他老人家的威德和方略，以及他身边的一干功臣，才能迅速平乱，自己亲冒矢石、大战鄱阳的事迹自然一字不提。这一本递进去，旋即准奏。
受俘之后，朱厚照总算勉强同意北返。走了一阵子，又突发奇想：要把宁王放回去再作乱，由自己亲手擒回。臣下闻之如五雷轰顶，劝谏的话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回程路上，武宗皇帝当然也不会闲着，游镇江，登金山，自瓜洲过长江。八月，经清江浦，武宗见水上风景优美，鱼翔浅底，顿起渔夫之兴，便自驾小船捕鱼玩耍。结果，提网时见鱼多，武宗大乐，尽力拖拉，使船体失去平衡，他本人也跌落水中。明武宗在北京长大，不懂游水，入水后手忙脚乱，一阵乱扑腾，亲侍们虽然把他救起，但水呛入肺，加之惶恐惊悸，身体便每况愈下了。
也可能他是受惊之后，加上秋日着凉，引发了肺炎。在今天，肺炎只是一般病症，消炎加上保养就能痊愈。但在明朝，肺炎、肺积水可是要人命的绝症。
正德十六年(1521)春正月，武宗一行才回到北京。十四日，武宗仍旧强撑，在南郊主持大祀礼。行初献礼时，武宗皇帝下拜天地，忽然口吐鲜血，瘫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了。大礼不得不终止。
到阴历三月，武宗皇帝已处于弥留状态，他对司礼监太监说：“朕疾不可为矣。其以朕意达皇太后，天下事重，与阁臣审处之。前事皆由朕误，非汝曹所能预也。”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言毕，这位英俊爱玩的大明天子终于玩完，崩驾于豹房，时年三十一岁。
可叹的是，武宗**乐一生，嫔妃如云，美女无数，却没有留下可以接替皇位的子嗣。
他是昏君吗？
据史书典籍记载，武宗一生所建实无，所毁多有，贪杯、好色、尚兵、无赖，所行之事多荒诞不经，为世人所诟病。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
近些年来，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其一，明武宗朱厚照在后世人眼中之所以是十足的坏人一个，只是因为继位为帝的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以藩王入大统的堂弟明世宗。世宗对武宗既没好感，也没直接的血统关系，在此前提下，后朝贬抑前朝以凸显继位天子之圣明，实是理之当然。因此，明世宗在《明实录》的编撰中令史臣多录其恶，丝毫不“为尊者讳”，甚或添油加醋，无中生有，把“八虎”及江彬等鱼肉乡里之行径，一古脑都写在武宗账上，使得武宗皇帝之荒唐天下人皆知。
其二，即使是史书所录，也常常矛盾百出，互相抵牾，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武宗，尚需后世读者、史家仔细辨别。
如，《武宗实录》正德十四年载，刑部主事汪金上疏谏武宗饮酒过量，疏后附有史臣的一段话：“上嗜饮，常以杯杓自随，左右欲乘其昏醉以市权乱政，又常预备瓶罂，当其既醉而醒，又每以进。或未温，也辄冷饮之，终日酣酗，其颠倒迷乱，实以此故。”——简直是个酒徒、醉汉！
同是《明实录》，讲到不久后武宗巡视西北边，沿途行军时的情景说：“自宣府抵西陲，往返数千里，上乘马，腰弓矢，冲风雪，备历险厄，有司具辇以随，也不御。阉寺从者多病惫弗支，而上不以为劳也。”
既然是终日受到群小摆布、只知沉湎于酒的愚人，怎么又成了一个孔武有力、冲锋陷阵的英雄皇帝？
其三，武宗虽然不入大内，但是仍时常上朝听政，批答奏章，决定国家重大事件。不愿上朝时，就通过司礼监传达自己的圣旨，命内阁执行。即使他远在宣府的时候，虽说大臣不许前来，但还是特别强调，奏章要一件不少地送到宣府。所以说，武宗虽是荒唐，但在大事上一点也不糊涂。
其四，武宗处事刚毅果断，弹指之间诛刘瑾，平安化王、宁王之叛，大败蒙古王子，且多次赈灾免赋，这些都是正德年间大事。而且，他在位时臣下仍有不少贤才，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位帝王治下总体上仍有可称道之处。特别是正德十二年，武宗率五六万人抗击蒙古军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这与英宗率五十万大军而被俘，不可同日而语。此后蒙古军长时间内不敢犯边，便是这次战斗成果的直接证明。而且在这场战斗中，武宗亲自部署，战术正确，指挥得法，体现了较高的军事指挥才能。应州之役，也成为武宗一生中最为光彩的时刻。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武宗，却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武宗。其实，明代自英宗以来，国势渐弱，如果武宗能够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完全有可能做一代明君而成为中兴之主，功垂史册；但他恣意妄为的行径却为后人所訾议。
幽幽青山绿水间，康陵中静静地安息着武宗。对于他充满浪漫色彩的一生，是非可否，后人依旧会不断地评说下去。
风流才子之谜：真实秋香年长唐伯虎20多岁
提起唐伯虎，人们眼前多会浮现出民间传说和影视作品中演绎的形象：才华横溢，风流倜傥，浪漫非凡。特别是他“三笑点秋香”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成为市井美谈。
历史上的唐伯虎真是这样一个“风流才子”吗？他果真因为美丽的秋香回眸“一笑”，就卖身为僮，“点”了秋香吗？这实在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
跌宕人生
唐伯虎(1470—1523)，生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故名唐寅。寅属虎，故字伯虎，号子畏，是我国绘画史上杰出的画家和文学家。其父唐广德是苏州小商，母丘氏。唐伯虎自幼天资聪敏，过目成诵，熟读四书五经，博览《史记》、《昭明文选》等典籍，闲暇时也学画山水花鸟，曾与文徵明一起拜吴门画派创始人沈周为师。
十六岁时，唐伯虎在秀才考试中获第一名，轰动了整个苏州城。因才华出众，他与祝枝山、文徵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亦称“江南四大才子”。
十九岁时，唐伯虎娶当地女子徐氏为妻，两人感情甚洽。
二十五岁那年，唐伯虎家中遭遇特大变故，父、母、妻、子、妹相继去世。这使他深感祸福无端，死生无常，意志一度消沉。后在好友祝枝山、文徵明等人的鼓励下，重拾古文，发愤苦读。
二十九岁时，他参加应天府乡试，名列榜首，一时之间，“解元公唐伯虎”之名，传遍了南京城。
第二年，踌躇满志的唐伯虎进京会试，与江阴举人徐经同行，正所谓“一朝欣得意，联步上京华”。徐经富甲江南，入京后，以钱财贿赂会试主考官程敏政的家僮，得到了试题，并且在开考前请唐伯虎帮他写好了文章。不久事情败露，程敏政遭到弹劾，徐经、唐伯虎也以“科场舞弊”为由锒铛入狱。
徐经家财万贯，大洒银两，自然得到了牢头狱霸的照应；没钱无势的唐伯虎却是吃了不少苦头。他在给好友文徵明的信中，淋漓尽致地倾诉了他的痛苦与屈辱：
……至于天子震赫，召捕诏狱，自贯三木，吏卒如虎，举头抱地，涕泪横集。而后昆山焚如，玉石皆毁；下流难处，众恶所归。……海内遂以寅为不齿之士，握拳张胆，若赴仇敌。知与不知，毕指而唾，辱亦甚矣！
经过一年多的审讯，因查无实据，案情不了了之。《明史·程敏政传》云：“或言敏政之狱，傅瀚欲夺其位，令昶奏之，事秘，莫能明也。”但程敏政因此而致仕(退休)，唐伯虎则被黜放到浙江偏远之地为吏。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唐伯虎心灰意冷。他耻于为小吏，又没脸面回家，便开始游山玩水，放浪形骸，遍历浙、皖、湘、鄂、闽、赣等省，第二年才返回苏州。因家境清贫，续弦何氏也离他而去。他住在吴趋坊巷口临街的一座小楼中，以丹青自娱，靠卖文鬻画为生。他写道：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
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言志》)
其宁静淡泊之志跃然纸上。
弘治十八年(1505)，三十六岁的唐寅续娶沈九娘为妻，随后在苏州金阊门外桃花坞筑屋，命名为“桃花庵”(遗址在今桃花坞大街)，过着清贫闲适的生活。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 (《桃花庵歌》)
明正德九年(1514)，唐伯虎被明宗室宁王以重金礼聘到南昌，但他发现宁王心怀异志，便急流勇退。其《诗赠宁王》云：
信口吟成四韵诗，自家计较说和谁？
白头也好簪花朵，明月难将照酒厄。
得一日闲无量福，作千年调笑人痴；
是非满日纷纷事，问我如何总不知？
他佯装疯癫，脱身回归故里，后来宁王起兵反叛朝廷被平定，唐伯虎因而逃脱了杀身之祸。从此他思想渐趋消沉，转而信佛，认为人生正如佛经所示：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亦如电，遂自号“六如居士”。
由于仕途无望，名气逐渐低落，画卖不出去，唐伯虎晚年生活拮据，他在《与文徵明书》中写道：“反视室中，瓶瓯破缺，衣履之外，靡有长物。”
嘉靖二年(1523)，唐伯虎贫病交加，在桃花庵溘然长逝，年仅五十四岁。临终前，他取绢一幅，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伯虎绝笔》：
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
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
其旷达若此！
“秋香”之谜
尽管唐伯虎之诗、之书、之画堪称“三绝”，但最为后人所知的还是他“点秋香”的故事。
据现代著名学者赵景深在《三笑姻缘的演变》中考证，该故事起源于元代戏曲和明人笔记，其中王同轨《耳谈》的记述，与“唐伯虎点秋香”情节基本吻合，但主人公却不是唐伯虎。
其大意说，苏州才子陈元超，性格**不羁。一次，他和友人游览虎丘，与秋香不期而遇，秋香对陈公子灿然一笑。陈公子访得秋香踪迹后，便乔装打扮，到那官宦人家做了公子的伴读书童。不久，陈元超觉得时机已到，因为他发现公子已经离不开他了，便谎称要回家觅女娶亲。老爷说，府上有这么多婢女，你随便挑。于是陈公子便如愿以偿地点了秋香。
唐伯虎也有一段仅只“一笑”的故事，见于朱季美的笔记《桐下听然》。其大意说：华学士鸿山泊舟吴门，见邻舟一人自酌自饮，科头，时时拍案叫骂，问之，原来是唐伯虎。华学士肃整衣冠过谒，子畏科头相对，谈谑甚洽，对饮而醉，“当谈笑之际，华家小姬隔帘窥之而笑。子畏作《娇女篇》贻鸿山，鸿山作《中酒歌》答之”。
只有隔帘一笑，也有诗，酒，却没有姻缘。
后来，《蕉窗杂录》、《泾林杂记》等书把它编成有头有尾的故事，唐伯虎开始卖身为奴、追求秋香了。到明朝末年小说家冯梦龙的《唐解元一笑姻缘》，“点秋香”故事基本定型。
那么，在历史上到底有没有秋香这个人呢？有。据现代学者孟森考证：秋香姓林，名奴儿，又名金兰，秋香则是她的艺名。她本来出身于官宦人家，自幼聪明伶俐，熟读诗书，且酷爱书画，由于父母双亡，沦落至金陵为妓。
秋香美貌聪慧，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因此在声色场中艳冠一时。秋香确实被人点过，但肯定不是唐伯虎，因为据孟先生考证，秋香比唐伯虎大二十岁。而且，秋香很早就脱籍从良了，有老相好的想和她再叙旧情，她画柳于扇，题诗婉拒：
昔日章台舞细腰，任君攀折嫩枝条。
如今写入丹青里，不许东风再动摇。
可见，即使唐伯虎有可能同秋香相遇，也不会有相亲相爱的机缘。倒是祝枝山不知在什么场合见到过秋香扇面，为她题过一首七绝：
晃玉摇金小扇图，五云楼阁女仙居。
行间看过秋香字，知是成都薛校书。
把秋香比做薛涛，可见她也是个“女中才子”。她的画在当时就很有名气。明《画史》记载：“秋香学画于史廷直、王元父二人，笔最清润。”
《金陵琐事》中还记载了秋香曾向沈周学画。沈周是明代著名画家，也是唐伯虎的、文徵明的绘画老师。他在《临江仙·题林奴儿(即秋香)山水画》中写道：“舞韵歌声都折起，丹青留下芳名。”可见，秋香走出风月场后，曾以绘画闻名于当时。
至于那位华太师，也是有的。他是无锡人华察。据《明史》记载，他字子潜，号鸿山，生于公元1497年，卒于1574年，嘉靖五年(1526)二甲十三名进士。他比唐伯虎小二十七岁。他中进士时，唐伯虎已经去世三年。等到他拜大学士入阁，后来告老回乡时，唐伯虎的棺木早已朽腐了。
并非“风流才子”说
发生在唐伯虎身上的第二桩公案是，他是否自称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此说出自明阎秀卿的《吴郡二科志》。该书记载：唐寅进京会试蒙不白之冤后开始浪迹江湖，曾意气风发地说：“‘大丈夫虽不成名，要当慷慨，何乃效楚囚？’因图其石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对唐伯虎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说，许多人提出了异议。理由是：
其一，有关唐伯虎的风流浪漫故事，基本上都是虚构的。比如秋香，我们已专题讨论过，秋香大唐伯虎二十岁，华太师小唐伯虎二十七岁，这是一个“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故事，与唐伯虎的真实生活无关。又如，他的第三个妻子名叫沈九娘，古代女子常以“某娘”取名，怒沉百宝箱的有“杜十娘”，赵匡胤千里相送的有“赵京娘”，沈九娘很可能是她爹妈的第九个孩子，但好事之徒却把她附会成唐伯虎的第九个妻子，于是便有了“九美图”之说。一夫“九美”，能不风流吗？
其二，阎秀卿虽为明代人，但史料中没发现他同唐伯虎有任何交往。因此，他对唐伯虎的记述没有太大的可靠性。而且，从现存的“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篆文印章来看，朱底白文，约五点五厘米见方，与唐伯虎所作画幅、印章相比，显得过大。特别是印章边款中既有“桃花庵主属戎青刻”的字样，又有文徵明的“题六如居士诗”四首，还有清代金石家汪启淑，画家巢林、西唐等人赞辞、题识，有故弄玄虚之嫌，显然是民间好事者的伪作。
其三，唐伯虎是性情中人，虽是玩世不恭，恃才傲世，但决不会伤害朋友。如果他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那将置同为“江南四大才子”的祝枝山、文徵明等人于何地？特别是祝枝山，年长唐伯虎十岁，才情不在唐伯虎之下，其风流怪诞甚或过之。更重要的是，唐伯虎几度消沉，祝枝山、文徵明都是他的精神支柱，使他在沉沦中奋起；唐伯虎经济拮据时，祝枝山、文徵明都曾给他无私的援助。站在这样有恩有爱的朋友面前，他能、他敢自称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吗？
其四，考唐伯虎生活最如意的时期，不过是他十六岁高中秀才之后的几年。那时他还小，父母在堂，夫妇恩爱，功名还未成就，既不敢高标傲世，也不能风月无边。二十五岁时，父、母、妻、儿、妹相继去世，他一度消沉；二十九岁“秋闱”中解元是他生活的顶峰，但时日苦短，接连要赶到北京参加明春的会试，实在是无暇风流。而一旦会试之后，即被搜捕入狱。出狱后，仕途断绝，颜面扫地，妻子出堂，门庭冷落，仅以卖画为生，惨淡经营，渐入困境，诗作中再也看不见满纸云霞，看不见达意潇洒，多的倒是“悲老大”、“病酒身”、“囊没钱”之类，有感伤语，有失意语，有警世语，有**语，有旷达语，但绝无自傲语。特别是晚景凄凉，贫病交加，诗曰：
十朝风雨若昏迷，八口妻孥并告饥。
信是老天真戏我，无人来买扇头诗。
……
荒村风雨杂鸣鸡，燎釜朝厨愧老妻。
谋定一枝新竹卖，市中笋价贱如泥。 (《贫士吟》)
“落魄迂疏”，可悲可怜！“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说，能附丽于何时、何地呢？
“风流才子”之确证
但是，也有人认为，唐伯虎少年得志，有青云直上之势，中年突遭贬遏，愤而佯狂自傲，称自己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或亦有之。
其一，《吴郡二科志》有较强的史料价值。据有关专家考证，阎起山，字秀卿，长洲人。生于成化十九年(1483)，卒于正德二年(1507)，享年仅二十四岁。他少年时代就开始结交吴中名流，与文徵明等人有比较密切的交往。《吴郡二科志》撰于弘治十六年(1503)，正值唐伯虎盛年，故其记述可信度应与祝枝山相当。这条史料，曾为清初史家尤侗的《明史拟稿》和王鸿绪《明史稿》袭用。书中还记有杨循吉、祝允明(即枝山)、文璧(即征明)、徐祯卿、桑悦、张灵等人之事，大多亲切、平允可读。阎起山以当时人写当时事，以圈内人写圈内事，应为确证，不可因为唐伯虎护短而抹杀其史料价值。
其二，古代文人画士常有刻章明志的雅趣，唐伯虎也不例外。二十五岁那年，相继失去了五位亲人，他想，难道自己的名号“伯虎”和那象征灾难的“白虎星”有什么关联吗？他不相信命运，索性就自称“白虎”，还刻了一枚以“白虎”命名的印章，堂而皇之地盖在许多传世画作上。这既是一种无奈的自嘲，更是他反叛性格的充分体现。此外，他的名号除“子畏”外，还有“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史”等，大都是一时一事的触动，兴之所至而为。当他锒铛入狱之后，浪迹江湖之时，他的才华，他的傲气，他的自嘲与玩世不恭，促使他刻一枚“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印章，以宣泄心中的块垒，是完全可能的。
其三，“科场舞弊案”发生后，唐伯虎的功名仕途遭到了灭顶之灾。真个是心比天高，命如纸薄！沮丧、失望、屈辱、悲愤……本来就恃才狂放的唐伯虎，自然就采取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以寻求自我解脱。他开始浪迹江湖，佯狂不羁，出入于茶肆酒楼，流连于烟花柳巷，既然做“正统文人”无望，他的叛逆性足够支持他以“风流才子”自居。这既是一种宣泄，也是一种抗争，既嘲弄了当局，也在嘲弄自己。其《绮疏遗恨》之诗云：
月沈花谢事堪伤，春树红颜梦短长。
只有绣床针线在，残绒留得口脂香。 (《绣床》)
三尺银擎隔帐燃，欢愉未了散姻缘。
愿教化作光明藏，照彻黄泉不晓天。 (《灯擎》)
其“风流”之情跃然纸上。在古代，妓院承担着社交的职能，文人名士在妓院中厮混，是一种时尚。从明代的复社诸公，熟知的如侯公子，到民初的党国新贵，熟知的如蔡锷，都曾以妓院为背景，纵横捭阖。
《明史》载：祝枝山成名之后，“求文及书者踵至，多贿妓掩得之”。意思是，祝枝山常常留宿妓院，向他求文、求字的人成群结队，大多是通过贿赂妓女，采取突然袭击手段，才能得到。唐伯虎在《言怀》中缅怀往事时也说：“笑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又说：“十载铅华梦一场，都将心事付沧浪。”有人读到唐伯虎晚年言贫叹病的诗，就以为他冬烘、迂腐，并不风流，实在是天大的笑话！
至于是否会自署“第一”的问题，首先是，在“江南四大才子”的民间排名中，唐伯虎本来就是第一；其次是，唐伯虎也是一时激愤之作，不会考虑得那么仔细；第三，在“四大才子”中，长于唐伯虎十岁的祝枝山，是温厚长者，略小于唐伯虎的文徵明是谦谦君子，更重要的是，他们本来就是患难与共的朋友，理解他的痛苦，理解“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宣泄力度，都希望他在佯狂自谑中解脱，而不会同他计较。
其四，唐伯虎不拘礼法，常有惊世骇俗之举，所以，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也很自然。《明史》载：“(子畏)性颖利，与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诸生业。”他们的另一个好友就是祝枝山。这三个人都以放浪不羁、恃才傲物闻名于世。《尧山堂外纪》记载：在一个下雪的日子，他们三人穿着破衣，装扮成乞丐，敲渔鼓，唱《莲花落》，挨家挨户讨钱，得钱后沽酒买肉，跑到荒郊野外的破庙中痛饮。口里还说，“这种快乐，可惜没让李白知道！”正是这种幽默、开朗、怪诞、荒唐、玩世不恭的行为，才给他留下了“风流才子”的美名。
其五，“风流才子”必备条件有三：一要有口笔双佳之才，二要有体态风流之貌，三要有流连风月之行。以“才”而论，在“江南四大才子”中，祝枝山以“书”名，文徵明以“画”名，徐祯卿以“诗”名；兼掩三家之长，号称诗、书、画“三绝”的，只有唐伯虎。以“貌”而论，祝枝山右手六指，故自号“枝指生”以自嘲，且在四人中年龄最长，比唐、文大十岁，比徐大十九岁，到徐祯卿比肩之日，他已老大不小了；而徐祯卿虽是年轻，但容貌丑恶，《明史》载，祯卿举进士后，曾备馆选，“以貌寝不与”。寝者，丑陋也。他自然也戴不上“风流才子”的桂冠。
至于那位文徵明，书、画均佳，不能说无才；但在科举道路上却很坎坷，从弘治乙卯(1495)二十六岁到嘉靖壬午(1522)五十三岁，十次应举均落第，直至五十四岁才受荐以贡生进京，待诏。也扛不起“风流才子”的大旗。
只有摆脱了名利羁绊的唐伯虎，青春年少，才华横溢，特立独行，**不羁，才能担当起“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重任，成为明代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大江南的形象代言人。
称唐伯虎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他是当之无愧的。
至于他到底刻过“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印章没有，并不重要；他到底“点”过秋香没有，也不重要；他老了，哭穷叫苦了，也不重要。人们需要一个高标傲世、风流儒雅、蔑视礼法、可爱可亲的形象，便把许多风流韵事异口同声地附会在他的身上。
编《明史》的张廷玉先生早就看出了这个秘密。他在《唐伯虎传》后写道：“吴中自枝山辈以放诞不羁为世所指目，而文才轻艳，倾动流辈，传说者增益而附丽之，往往出名教外。”
“增益而附丽”，使得民间传说中的唐伯虎，比现实中的唐伯虎更为生动，更加丰满，也更加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