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大胆的也是高明的举动，引起巴菲特的兴趣，他亲自打电话给安德森，告诉他波克夏公司购买了430万股通用动力股份，巴菲特说：“我对通用的经营策略留有深刻的印象，我买股票是为了想投资。”两个月以后，巴菲特又宣布，只在安德森保留有公司的总经理职务，通用动力的董事会将拥有波克夏股权所代表的表决权，这个决定对威廉·安德森来说不仅使他终生难忘，而且增强了安德森改革的决心。
对于这样的一个企业，持不同意见的人认为巴菲特的投资决策是否有误，因为这是一家被政府控制，90％以上业务来自政府机构，而且国防工业市场正在日趋萎缩。通用动力公司只有少得可怜的收益，和中下等的股东权益报酬率。除此之外，它未来的现金流量也是不可预知的。对此，巴菲特是如何想的和做的呢?
1993年，巴菲特对此事解释说：“在购买通用动力股票一事上，我们是幸运的。”“我直到去年夏季才稍微注意公司的动向。当它宣布公司将透过标购，买回大约30％的股票时，我就料到。会有套利的机会。我开始为波克夏买进该公司的股票，希望赚得微薄的利润。”因为巴菲特知道这是为套利而购买股票，所以不适用波克夏投资股票的原则，包括财务和营运表现的一些条件。但是，为什么从套利出发后来又变成为对该股的长期持有者呢?巴菲特说：“后来，我开始学习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形，以及威廉·安德森担任通用动力公司总经理以后的短期表现。我看见的事情，令我眼睛为之一亮。他有一条理井然的理性策略：他积极实现其想法，而那成果真是丰硕正基于此，巴菲特不但抛弃了原先套利的“短炒”的想法，反而决定变成长期持股，应该说是一记胜招。
事实证明，巴菲特这项决策是对威廉·安德森是否能够抗拒盲从同业不理性行为的一大考验。其时，一些人已批评指责安德森解体了一个公司。但是，安德森则辩论解说，它只是将公司的未实现价值转换为现金而已。当他1991年就任总经理时，通用动力公司的市价是账面价值的60％，近10年来，相对于其他10家国防工业公司的17.1％的年平均报酬率，和斯坦普工业指数的17.6％的获利率，通用动力为它的股东创造了9.1％的年复利报酬率。巴菲特认为，很少有这样的一家公司，以低于账面的市价交易，并产生出现金流量，且积极展开股权强制过户的方案。此外，最重要的是，这家企业的经营者能不遗余力想方设法地为股东谋利益，这是巴菲特最为看重的管理者的素质。这使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优秀管理人才在巴菲特投资理念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安德森没有停止他的改革步伐，尽管他曾想保留飞机、太空系统作为其核心部门，后来还是决定继续将其出售，如航空器卖给了洛克希德。通用动力公司与洛克希德和波音公司本是新一代战斗机F—22的合伙人，三家各自拥有三分之一股权。后来通用动力通过转让，洛克希德取得了F—16业务，波音又取得F—22三分之二的股权；接着通用动力的太空系统又出售给了太空发射系统的创始人——马丁·玛丽塔。这两项销售给通用动力公司提供17.2亿美元的资金。
现金流量的充沛，公司再度分配股利给股东，仅在1993年间，4月份发给股东每股20美元的特别股利；7月份又发给股东每股18美元的特别股利；到10月又发给股东每股12美元的特别胜利。一年间，三次发给股东每股红利即达50美元，而且每季支付的股利也从每股0.4美元，提高到0.6美元。波，克夏公司在1992年7月到1993年底的一年半时间中，只要投资每股72美元于通用动力股票上，即获得了每股2。6美元的普通股股利和50美元的平均特别股利，而这段期间，股价上扬到每股103美元。由于安德森开始清算通用动力公司的货币价值，并给予它的股东以现金股利，对通用动力的股票投资收益，不但强过它的同行，并远胜过同期斯坦普工业指数的表现。
人们问巴菲特将会持有通用动力公司股票多长时间?对此，巴菲特说：他将会在股东权益报酬率令人满意且公司前景看好，市场不高估通用动力公司的股票价值，以及经营者为诚实有才干者的情况下，才会继续持有。话虽简单，但体现了巴菲特投资的基本原则。
在巴菲特的投资生涯中，以套利为目的而购买股票是并不多见的，特别是其事业如日中天之时，竟还做出这个决定不能不令人惊讶。巴菲特居然也想玩一把“投机”，可见其投资股票时在具体操作上并非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的。也说明股票投资领域方法多样性的重要，虽然这次巴菲特是以“投机入市”，但后来通过研究该股和管理层，从中又发现了新的投资价值，并决定持股和授权安德森以波克夏公司持股的表决权。可见巴菲特投资思想之活跃，投资艺术之高超了。
通用动力有如此出色的表现，与威廉·安德森的诚实、能干经营是分不开的，他在企业经营管理业界开创出了一个先例，即面对处于不利的产业，该如何经营并创造出卓越的成就。
5.逆势而为，置之死地而后生波克夏公司在90年代的大收购中，还有一项收购引起人们对巴菲特的非议，即是收购威尔法斯哥公司。
1990年10月，巴菲特宣布波克夏已经购入威尔法斯哥公司股票的500万股。1990年，威尔法斯哥以每股高价86美元上市，由于投资人担心经济不景气会蔓延到西海岸，导致对商业区和住宅区的不动产市场的大量贷款损失。由于威尔法斯哥是加州地区银行业中拥有最多商业不动产的一家银行，因而人们纷纷抛售，并有人沽空该股，导致股价下跌，威尔法斯哥股票在当年10月的卖空收益高达77％。在这种情势下，巴菲特见时机成熟，开始陆续购进该股。
以后几个月间，波克夏公司已掌握有该银行流通在外10％的股份，成为该银行的第一大股东。巴菲特的介入导致了围绕威尔法斯哥银行股票走势的一场争议。在巴菲特一方，其介入持股是看好该股，投入2.89亿美元，为的是它日后的成长。而看空该股者为另一方，如当时美国最大的卖空者费西哈巴兄弟投机该股，是预料该股将进一步下跌，不仅因为它已下跌了49％，而且费西巴哈兄弟的达拉斯财务主管表示：“威尔法斯哥是死定了”，还说：“我不认为声称它们为破产大王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它们离破产也不远了。”摩根斯坦利公司一位有影响的分析师巴顿认为，威尔法斯哥股价最终会跌到只剩百分之十几的价格。
也是这个时候，保德信证券公司的证券分析师乔治·沙劳表示：“巴菲特是出了名的讨价还价者，也是长期投资者”但是当时得州由于能源价格下滑而导致银行倒闭的事给人们心理预期蒙上了阴影，乔治·沙劳认为“加州有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得州。”言外之意对威尔法斯哥的情形不容乐观。在贝伦的一位名叫约翰·利西欧的业内人士也表示：“巴菲特无须担心谁在长期挥霍他的金钱，只要他不要一直试着去买谷底价位的银行股。”几乎所有的舆论都看淡威尔法斯哥，甚至有人开始教巴菲特，如何在他最熟悉的行业之一银行的投资了。
而巴菲特之所以选中威尔法斯哥银行投资，是有他的道理的，让我先来了解一下这家银行的情况。
1983年，深具理性和窖智的卡尔·理查德出任威尔法斯哥公司董事长，他走马上任后，决心不惜血汗，要把死气沉沉的银行来个根本转变，使之变成能赚钱的大企业。在他的努力下，1983年到1990年的七年间，威尔法斯哥的平均获利是1.3％，而且平均股东权益报酬率是15；2％。1990年，威尔法斯哥以560亿美元的资产，排名为美国的第十大银行，充分显示出了卡尔·理查德的管理水平。尽管他尚未着手股票回购或发放特别股利的计划，就已经使股东们获利了。在卡尔，理查德领导下，威尔法斯哥亦专注于控制成本，分析师们从比较公司和非利息支出占公司净利息收入的比例中，可以了解到银行的营运费用占净利息收入的百分比。据测算威尔法斯哥的营业效率是20％-30％，这个数据表明，它的营运成本，比第一洲际银行或美国银行还要好，而卡尔·理查德的一个特别应该指出的管理本领是，一旦成本被控制住以后，他就不让成本再度增加，从而能持续地改善威尔法斯哥的赢利状况。按理查德自己的说法是：“我们试着像是经营一家企业来管理这个公司，2+2=4，而不是7或8。”巴菲特在1990年买进这家银行的股权时，该银行是国内任何主要银行中，对商业不动产放款最高的银行，高达145亿美元，是它股东权益的5倍。由于当时加州的经济不景气状况正在恶化，因此，分析师推算银行的商业放款中，有一大部分将成为呆账。正有此预计，导致了威尔法斯哥股价在1990年和1991年的下跌。
当时由于美国联邦储贷保险公司的倒闭，震动了金融界，金融检查人员认真地分析了威尔法斯哥银行的贷款投资组合情况，迫使银行在1991年拨出13亿美元作为呆账准备，1992年度再提列12亿美元作呆账准备。因为准备金是每月拨出，投资人开始对每次的提列金额感到紧张。按规定银行并非一次足额提到放款损失准备金，而是在二年内慢慢提到。但投资人对于银行是否能撑到它的放款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表示怀疑。
1990年由于波克夏宣布它拥有威尔法斯哥股权后，股价在1991年初明显上扬，达到98美元一股。这为波克夏赚取了2亿美元的利润。但正如巴菲特事后承认的那样：“我低估了加州的不景气，和那些公司的不动产问题。”果真在1991年6月，当银行宣布另外，一笔放款损失准备的提列，造成股份两天之内下跌13美元，成为每股74美元。虽然股价在第四季度略有回升，但由于威尔法斯哥必须为它的放款损失再增拨另一笔准备金，这明显将使盈余减少，因此到年底，该股以58美元一股收盘，这与1990年10月波克夏以平均每股57。88美元买进的价位基本持平。
威尔法斯哥银行1990年赚了7.11亿美元，但1991年由于提列呆账准备，只赚了2100万美元，1992年虽然达到2.83亿美元，但仍小于它前两年的盈利水平。但反过来说，如果加上呆账准备金，那么该银行仍有每年赚进10亿美元的盈利能力。
巴菲特与人们的争议在于，若考虑它所有的放款问题之后，它还有赚取盈余的能力吗?巴菲特认为有，而看空卖空者则认为没有。
巴菲特为波克夏公司建立了一个理性购买模式，他认为：“加州银行所面对的主要风险是地震，除了危及贷款者，也破坏了借款给他们的银行，它所面对的第二个主要风险是系统性的，包括一些企业萎缩的可能性或严重的财务恐慌，以致不论经营者多么精明地管理它，它几乎仍会危及每一个靠高负债运作的组织。”巴菲特的判断使他觉得发生这两种重大风险的可能性不高，但他仍然认为“市场最惧怕的莫过于西岸的不动产值将会下挫，因为房屋兴建过剩，而且会造成提供融资扩张的银行极大的损失。因为威尔法斯哥银行是不动产贷款的领导业者，它被认为尤其容易因此受到伤害。”这将是一大风险。
巴菲特计算出威尔法斯哥银行每年在支付平均3亿美元的贷款损失费用之后，仍赚进10亿美元的税前盈余，如果480亿美元的贷款里，不只包括商业性的不动产放款，也包含了其他所有银行放款，其中10％是1991年的问题放款，并因此产生损失，包括利息损失，平均为放款本金的30％，则威尔法斯哥会达到损益平衡点。但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很低，即使威尔法斯哥一年没有赚钱，这想法也不会令人沮丧。而波克夏收购或投资方案，是立足在该年未赚取分文，但预期未来它的股东权益可能成长20％的企业。
巴菲特收购威尔法斯哥的股权，还有另一条理由是，他打赌理查德不是愚蠢的银行家。巴菲特认为对于银行业来说，“有许多愚蠢的事是银行业者可以避免掉的，但它们却常常干下这些蠢事。”例如高风险放贷，所以，巴菲特又一次把赌注下在了经营者的品质上。查理·门杰也认为：“我们认为他们将会比别人更快、更好地解决定位问题。”
巴菲特的眼光没有错，1992年波克夏继续买进该银行股票，使持股增至630万股，占威尔法斯哥总股本的11.5％，然后又利用自联邦准备局拿到的清算超额准备金，再买进该银行股票，使持股增加到22％，1993年11月，波克夏以每股介于106美元和110美元之间的价格继续买进该股票。至当年年底收盘，威尔法斯哥的股票已涨到每股137美元。
这场争议巴菲特以投资不断赢利的事实为之画上句号，也又一次雄辩地证明了他的投资理念和方法是经得起考验的。即便是大多数人反对和风险降临且几乎动摇人们信心的时候也是如此。
巴菲特赞赏卡尔·理查德，表明他挑选银行投资，是挑选经营者最好的银行。他说：“我不想要开始吹嘘威尔法斯哥的股票或任何事，我只是认为它是真正的好企业，有最好的经营者，价格也合理，通常就是这种情况，投资人可以赚得更多的钱。”
从1994年开始，波克夏公司利用全美股票市场报酬率走低的时候，开始了又一轮大规模的收购行动。巴菲特的观点是，只有当优良的公司被不寻常的信息包围，导致股价被错误地评价的时候，才是真正大好的投资机会。
在巴菲特的投资事业中，值得一提还有美国运通，他是巴菲特在60年代中期起就进行投资的目标，与波克夏公司保持的关系也是除可口可乐之外最长的一家公司。
60年代中期，美国运通曾爆发过著名的沙拉油丑闻案，事情是这样的，当时运通公司曾出证明说它库存了大批沙拉油，但事实上没有什么沙拉油的存在，它很快就负债数百万美元，股价猛跌了一半多，善于瞄准问题股的巴菲特即乘虚而入，以1300万美元购入该公司5％的股票。至90年代，波克夏已拥有该公司10％的股份，总成本在14亿美元左右。
美国运通的业务共有三大部门：一是旅游及相关服务，从事美国运通卡和美国运通旅行支票，此业务占运通营业额的72％；二是运通财务咨询，包括则‘务规划、保险和投资产品，占销售量的22％，美国运通的财务咨询专家超过3600位，负责的资产达到1060亿美元，这个子公司因此成为美国最大的基金经理人之一；三是“美国运通银行”，它只占该公司营业额的5％，却是分布在全世界37个国家共78个营业场所的服务网的中心枢纽。美国运通旅游相关服务部门持续生产固定的利润，此部门一直都有巨额的股东盈余，用来资助它的不断成长。
巴菲特一贯的观点，也是鉴别公司经营管理层是否负责的表现是，当一个公司所产生的多余现金大于营运所需时将如何处置。为此，巴菲特把经营管理者分为两类，一是对股东权益负责的，他将用资本余额增加股利分配或回购股本；二是盲从法人机构，花掉现金用来扩展其企业领地。巴菲特欣赏前者，而认为后者是很不幸的。美国运通1992年前的前任总经理詹姆斯·罗宾逊就是盲从于法人机构，用多余现金收购同行业，结果在收购希尔逊—李曼公司时遇到了很大挫折。希尔逊—李曼公司不但没给美国运通以回报，还要靠运通不断注入资金才能维持营运，整体算下来，美国运通已投入希尔逊之中达40亿美元。罗宾逊为此求助巴菲特，波克夏购买了3亿美元的特别股，但直到运道公司变得理性时，巴菲特才成为普通股的股东。
1992年，哈维·戈勒继任总经理，戈勒与巴菲特志向一致，强调美国专利权和品牌价值。他上任的当务之急是强化旅游相关服务部门的金牌意识，重整希尔逊—李曼的资金结构，以便抛售。前后差不多用了两年时间，戈勒清算了美国运通的不良资产，恢复了公司的获利能力和股东权益报酬率。1992年戈勒出售美国第一数据企业，使美国运通净赚了10亿美元以上；1993年又将其资金管理部门——波士顿公司以15亿美元出售给美伦银行。不久，希尔逊—李曼公司也分割成两部分，卖掉了希尔逊公司另售业务账户，而李曼兄弟公司，在戈勒投入10亿美元以后，免税分配给了美国运通的股东。
1994年，旅游相关服务部门成为公司最有利润的部门，公司也誓志将美国运通卡建立为“世界上最有威信的服务品牌”，重视“美国运通”的无形资产，连IDS也改名为美国运通财务咨询。戈勒定下了美国运通公司的财务目标，每股盈余要求每年成长12％—15％，股东权益报酬率达到18％—20％。1994年9月美国运通发布一项声明：宣布董事会授权管理阶层买回2000万股普通股。
巴菲特密切关注着美国运通的变化，早在夏天，他先将波克夏持有的特别股转换成普通股，并开始收购更多的普通股。到年底，波克夏已拥有了2700万股美国运通，平均价为每股25美元。1995年春，美国运通又宣布另外回购流通在外的股票4000万股，此举高达总流通在外股数的8％。而巴菲特也采取相应的行动，于1995年2月又另外增持了该股2000万股，使波克夏取得了近10％的美国运通的股权。
按保守的方法估计一下美国运通的成长率，大致可以这样看，1993年通过出售子公司，该公司至1994年底的盈余为14亿美元。戈勒确定的公司成长目标为12％-15％，假设未来10年能持续成长10％，第11年以后只剩5％的成长率，这肯定低于管理阶层自己的预估，再以10％来折现盈余，那么美国运通的实质价值为434亿美元，每股为78美元，按此计算，巴菲特是以美国运通实质价值的70％买入该公司，具有较大安全边际。说明他投资并长期持有美国运通是正确的。
6.巴菲特十二大非常投资理念
1.找出杰出的公司
巴菲特的第一个投资原则是“找出杰出的公司”。
这个原则的基础是这样一个常识：即一个经营有方，管理者可以信赖的公司，它的内在价值一定会显现在股价上。
所以投资者的任务是做好自己的“家庭作业”，在无数的可能中找出那些真正优秀的公司和优秀的管理者。
用这条原则于企业，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像大部分人买股票一样——抓着一切可能的市场机会，而是耐心、细致地寻找出自己“最杰出的市场机会”，然后苦心经营，每一个机会都有代价，就像买了一种股票之后你就没有足够的钱去买其他股票一样。只有一些大机会才是值得你投资的。
2.少就是多
巴菲特的第二个原则是“少就是多”。
以一个普通人来说。他认为只要有三家公司的股票就够了。他的理由同样是基于一个常识：买的股票越多，你越可能购入一些你对之一无所知的企业。
而通常你对企业的了解越多，你对一家企业关注越深，你的风险越低。收益就越好。应用到企业上，就是要集中和专注干少数几个自己最有优势的领域，而不是盲目地多元化以求降低风险。
实际上，我们看到许多企业在依靠专注取得第一桶金之后又把挣到的钱浪费到了多元化的领域，最后又回到了起点。
3.押大赌注于高概率事件上
巴菲特的第三个原则是“押大赌注于高概率事件上”。
也就是说，当你坚信遇到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大好机会时，唯一正确的做法是大举投资。
这也同样基于一个常识：当一个事情成功的可能性很大时，你投入越多，回报越大。
相信好的企业家也具备这样的素质，就是看准了方向之后会集中自己的力量取得突破，而不是照常人的思维分散自己的资源以求保险。做企业家是要有知而后行的胆量的。
4.要有耐心
巴菲特的第四个原则是“要有耐心”。
他有一个说法，就是短于5年的投资是傻子的投资，因为企业的价值通常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充分体现，你能赚到的一点钱也通常被银行和税务局瓜分。
同样，做一个企业，也要有耐性。世界上只有20％的创业企业能坚持到5年以上，但通常坚持下来的企业都有很好的回报。
5.不要担心短期价稻波动
巴菲特的第五个原则是：“不要担心短期价格波动”。
他的理论是：既然一个企业有内在价值，它就一定会体现出来，问题仅仅是时间。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预测出什么时间会有什么样的股价(事实上，巴菲特从来不相信所谓的市场/股价预测，他唯一相信的是，也是我们能够把握的，对企业的了解。)同样，做企业也有上下起伏，如果我们不像一般人一样，企业有点问题就急于放弃，稍有一些起色就得意忘形，而是长期地苦心经营，那么，每个人都能取得经营上的成功。
6.稳中求胜
“稳中求胜”，这是巴菲特投资的最为基本的一个准则。
巴菲特这样告诫投资者：
“选择少数几种可以在长期产生高于平均效益的股票，将你大部分资本集中在这些股票上，不管股市短期跌升，坚持持股，稳中求胜”。
这也是巴菲特的集中投资思想。同样，我们看到企业也都是选择了一些有前景的领域，集中资源、长期坚持不懈经营的结果。管理，其实很简单，就像巴菲特对投资的看法一样。
对那些一心想马上做大的人，巴菲特提醒大家：“如果你是投资家，你会考虑你的资产——即你的企业将会怎样。如果你是投机家，你主要预测价格会怎样而不关心企业”同样，一个“企业家”会埋头打造自己的企业，而一个“商人”则更关注企业的价格。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老老实实地做“企业家”，成功的概率要比做一个包装、买卖企业的“商人”更大。
不过，从中国目前的市场状况来看，巴菲特的投资准则也许不一定是最合适的，但却是今后中国的投资者们一定要思考的问题。
7.简单、传统、容易
在别人的眼里，股市是个风险之地，但在巴菲特看来，股市没有风险。“我很重视确定性，如果你这样做了，风险因素对你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股市并不是不可捉摸的，人人都可以做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巴菲特还说：“投资的决定可用六个字来概括，即：简单、传统、容易。”
8.永远不许失败
当然，巴菲特没有心情侃侃而谈投资秘诀了。巴菲特说投资的原则其实很简单，第一条，不许失败；第二条，永远记住第一条。
9.“一鸟在手胜过百鸟在林”
过去一年来，美国股票市场上演高台跳水，股市财富一下减少了将近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虽然投资商们早已欲哭无泪，但华尔街却有一个人气定神闲。他就是美国“股神”沃伦·巴菲特。
“一鸟在于胜过百鸟在林!”巴菲特最近在其旗舰上市公司的年报里，引用古希《伊索寓言》中的这句谚语，再次阐述了他的投资概念。在他看来，黄金白银最实际，把钱押在没有盈利的网络公司上，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发财梦。
早在两年前，巴菲特就预言技术网络泡沫将破裂。去年第二季度开始，反映技术股走势的美国纳斯达丸指数持续下泻，如今已经从5000点高位，跌穿2000点主要心理关口，重新回到1998年12月的水平上。许多华尔街的投资商身价一落千丈，但始终坚持投资在保险、零售等旧经济公司的巴菲特，他控制的上市公司去年则逆势而上，大赚33亿美元!
10.不迷信华尔街，不听信谣言巴菲特在美国人眼小是活财神。他的旗舰上市公司——波克夏投资公司的成就在世界上独一无二。30年来，这家公司的资本年平均盈利率达到24％，其股票是全球股市上最贵的。当然，一年多前技术股如火如荼的时候，这家公司也曾经黯然无光。
当时股市投资者对技术网络股几近疯狂，但巴菲特不愿冒险，他宁愿与这类股票擦肩而过，为此波克夏公司的股价大幅回落。去年初华尔街各类股指连创新高的时候，波克夏公司的股票价格赫然触底，由于1998年公司每股盈利2362美元，1999年跌至只剩1025美元，波克夏公司的股价跌到4万美元，较全盛时期1998年6月底的8.4万美元，下跌了一半以上。当时，人们对巴菲特颇多微词，就连他本人也在向股东交代过去一年投资情况的年报里说：“即使乌龙侦探克鲁索(电影中的法国低能侦探)，也能一眼看出你们的主席有过失……我的资产分配不及格，最多只有丁级。”
不过巴菲特并不想改变自己的投资理念。他认为，美国企业高获利水准难以维持，美国长期利率在5.5％左右，在这种情况下，股东权益报酬率能否维持在18％至20％很值得怀疑。他的投资观点是，不迷信华尔街，不听信谣言，积极跟踪购买那些被称为“烟屁股”的正在跌价的股票，并且不计较短期的得失。他只选择那些在某一长期行业中占据统治地位，技术上很难被人剽窃，同时有过良好盈利纪录的企业。至于那些今天不知道明天会怎样的高技术公司，巴菲特总是向躲避瘟疫一样避开它们。
11.当股市猛涨的时候要保持距离巴菲特是一个长期投资家，他的爱好就是寻找可靠的股票，把它尽可能便宜地买进，尽可能长久地保存，然后坐看它的价值一天天地增长。1969年，美国各方面的情况都很好，经济持续增长，股市上扬。
但巴菲特认为这样下去不会有好结果，他的教条之一就是当股市猛涨的时候要保持距离。他往后缩了，再也找不到想要买的股票。于是他决定清算自己的公司，把属于每个股东的股份都还给他们。他决定休息一段时间，等待股市下跌。
果然，到70年代初，股市开始动**，华尔街大公司的股票一个接一个迅速下跌。这时候，巴菲特开始出击。他新建了波克夏公司，并使它在几年之内，成为可口可乐、吉列、《美国快报》、迪斯尼、《华盛顿邮报》等众多美国知名企业的主要股东。
12.投资看上去容易的时候最危险今天的情况同当年有相似之处。网络破灭带动整个股市走低，或许又给巴菲特带来了再创奇迹的机会。而他本人给股民们的忠告是：“人们总是会像灰姑娘一样，明明知道午夜来临的时候，(香车和侍者)都会变成南瓜和老鼠，但他们不愿须臾错过盛大的舞会。他们在那里待得太久了。人们现在已经——或者是应该——了解一些古老的教训：第一，华尔街贩卖的东西是鱼龙混杂的；第二，投资看上去最容易的时候也最危险。”
“地狱厨房”的一个夜晚
尼克·拉索是一名杜区服务志愿者，而杰罗姆则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男孩，七月里某个星期二的晚上，他们在“地狱厨房”相遇了。那个地区在纽约市曼哈顿区的西边，长久以来一直因犯罪、卖**和一些捞偏门的警察而臭名昭著。
拉索每个星期二的晚上通常都在阿姆斯中心工作，那是一家面向无家可归的青少年的收容所。在其他的大多数晚上，就像周末一样，他都过着他投资银行家的生活。拉索两年前开始当志愿者，在一个朋友的劝说下，用一个周末的时间来粉刷这家收容所的几间屋子。那之后不久，他就开始把钱和时间奉献给这家收容所，尽管每来一次这里都使他变得心情低落，有些麻木。
比如，有一天晚上他到收容所的时候，发现一个18步的男孩躺在地板上，几乎说不出话了。
他3天前参与了一次跟毒品有关的打斗，有人用碎冰锥刺穿了他的一个肺。有个医生给他草草地做了包扎，当时这个男孩觉得没事了。但是，就在拉索到达之前，他的肺又要不行了，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工作人员让拉索送他去附近的一家医院，拉索在那里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恳求医生，才让那个男孩得到了治疗。拉索遇到过15岁的男孩女孩因为染上毒瘾而出卖肉体，遇到过16岁的少女妈妈流落街头、无处容身，遇到过一些孩子，只在收容所住一两个晚上就逃之夭夭，因为他们的贼头儿打听到了他们的去处。
拉索遇到杰罗姆的时候，刚刚完成了他最不喜欢的任务，陪送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去一家市立少年收容所。在阿姆斯收容所已经满员。或是某个孩子不守规矩的时候，就会发生这样的事。问题是市立收容所里无家可归的青少年已经人满为患，所以把一个孩子留在那里常常是一场残酷的拉锯战。此外，市立机构的官员有时会设法拒收外来的孩子，希望私立的收容所把他们领回去。为了应付这种状况，志愿者接受的指导是把孩子的姓名告诉保安人员，递交一份档案，然后离开办公室。这一策略能够迫使收容所接收下这个孩子，尽管有时他们不得不在头几个晚上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
一个星期二的晚上，大概十点左右，拉索从一家市立收容所出来。他对自己、对整个体制都感到厌烦。他刚刚向一个过路人问了一下路，一个靠墙坐着的男孩就跳了起来，说：“我就往那边走。跟我来。”拉索看到他十分惊讶，说：“你在这儿晃**什么呢?”
“没啥，就是打算玩玩儿游戏。”男孩回答说．他指向港务局公共汽车总站的一间电子游戏室。拉索模模糊糊地想起上次他在深夜穿过总站时的印象：尿的臊气，昏暗的灯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靠墙坐着，由于毒瘾发作时没有吸毒，疯狂地颤抖着，而那些在附近溜达的年轻人都是一副那种冷冷的偏执样子。
“你叫什么名字?”拉索问道。
“杰罗姆。”
“你不觉得你应该回到收容所里去吗?”
杰罗姆回答：“不，我恨那儿的人，但是我去那儿见过几个朋友。”
“哦，我明白了，”拉索停顿了一下，“你多大了?”
“14。人家说，照我这个岁数，好像我的个头儿显得比较矮。”
他们俩都知道14岁是个虚报的岁数。拉索认为杰罗姆绝对不超过1l岁。他马上意识到杰罗姆是跑出来的孩子，遇到了麻烦。在阿姆斯工作的时间里，他了解到街头的孩子几乎会找所有人搭话，想表现出很“酷”的样子。虽然他们心里都很痛苦。看到一个ll岁的孩子在这么晚的时候，独自一人在纽约街头晃**，拉索觉得惊讶和害怕。杰罗姆游逛的街区是一个战争地带，充斥着瘾君子、妓女、流浪汉和精神病人。
拉索知道自己几乎已经打破了一条阿姆斯的基本规则。在他最开始接受培训的时候，他和其他新来的志愿者就签署了一份声明，声称除非作为处于监督下的延伸服务组成员之一，他们不能在街道上开展工作。拉索还知道，有些志愿者因为违反了规则而被开除了。
拉索错过了晚饭，所以他问杰罗姆是否想吃些东西。杰罗姆说他不想，但终于跟他进了一家韩国小食品店。柜台后的男人看着杰罗姆，笑了。像拉索一样，他也看得出来杰罗姆是个不开心的、聪明的而又容易被人操纵的孩子。拉索给自己买了一份三明治，给杰罗姆买了两大块糖和一个苹果。
在他们走向地铁站的时候，他给杰罗姆讲述了他的家庭和他的工作。杰罗姆回答说他也想去华尔街挣些钱。但是当拉索试图打听杰罗姆的住处和谁在照顾他的时候，他一无所获。
他们到地铁的时候已经过了11点了。片刻之后，拉索就发现这“地狱厨房”的得名，绝不仅仅因为是让游客感到新鲜而取个俏皮的旧称。一个男人拖着步子走进了他们几乎空无一人的车厢，挨着他们右边坐下．一言不发，盯着对面玻璃窗上映出的他的影子，然后打开了一柄长长的弹簧刀，把它放在杰罗姆旁边的座位上。尽管拉索的心开始狂跳不已，他还是继续说话，不去看那个男人，并且开始拼命地筹划如何逃跑。差不多一分钟后，那个男人站了起来，对拉索假笑了一下，好像是在说：“这次算你走运。”然后下了车。
这下把拉索吓得呆住了，他突然对把杰罗姆丢在街上的后果感到毛骨悚然。他第一次告诉杰罗姆他来自阿姆斯——显然杰罗姆不愿意听到这个消息。“是，我去过那个地方。”他咕哝着。当拉索提出把他带到那里的时候，杰罗姆拒绝了。“不，我要和我的一个兄弟去玩游戏。
他正等着我呢。”但是拉索不打算放弃，他继续试着劝说杰罗姆跟他走。拉索觉得，对杰罗姆来说，阿姆斯似乎是那个晚上惟一安全的天堂。
在几分钟的时间里，他与杰罗姆做了短暂的交谈，同时试着决定接下去怎么办。几分钟后车停了，而杰罗姆站了起来。“我在这儿下车。”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跟我走。”拉索最后一次恳求他，但杰罗姆只是对他眨了眨眼睛，就踏出了车门。拉索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
反省与遗憾 按照大部分的标准，尼克·拉索的行为都值得作为沉静领导之道来称赞。他除了每周做60 —80个小时的投资银行家之外，还在阿姆斯中心工作。他的志愿者工作没给他的银行带来任何利益，而且意味着他的一些日子会以疲惫不堪和情绪低落开始。有的时候，他觉得他的志愿工作根本是徒劳无功，但他并没有放弃。
与杰罗姆相遇的这个插曲使他尤为诅丧。他认为他任凭杰罗姆离去，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是不知道怎样才能阻止他。出了什么岔子?或许他由于那个带刀的人的缘故受不了了、吓着了，失去了判断力；或许他凭直觉意识到不可能说服杰罗姆跟他走。但是这两个理由都没有使他感觉稍微好一点儿，即使事实上在他决定不跟着杰罗姆走出地铁的时候，正是遵循着阿姆斯中心的规章制度，也不曾让他因此释怀。
拉索用英雄主义的领导标准相当严苛地进行自我审判。他没有竭尽全力去照料杰罗姆。他没有给他找到一个容身之处，即便只是一个晚上。拉索没有冒险跟着杰罗姆走出地铁，而是坐在那里，看着他走开。那个拿弹簧刀的男人几乎攻击了杰罗姆——在那个晚上，还有什么样的猎手在等着他这个猎物?
然而，在思考拉索的所作所为上，英雄模式并非一种正确的方法。对于他的问题，它决定的是直截了当的办法——保护杰罗姆，给他找个容身之处——并且认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应该比拉索做的多得多。但是，从沉静领导之道的角发看，拉索的做法是正确的，而且用一种堪为典范的方法处理了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拉索的做法是变通规则——审慎地、明智地，负责地，在他接受培训的时候，拉索被反复告知志愿者不允许超越服务权限。原因之一是成功的越权服务要求有培训和接受监督的经验，而这是志愿者不具备的。其他的原因与阿姆斯中心担当的风险有关。如果志愿者越权服务的行为导致他们受到伤害，中心会担上责任。另外，如果没有目击证人的话，一个想引人注目的少年可能会控告某个志愿者滥用职权，这时无人能反驳他的说法；或者某个志愿者可能会被认为卷入毒品交易。如果发生了这种事情，收容所的名声就会成为媒体手中的玩物，而募捐活动和招聘活动都会受到不良的影响。由于这种种的原因，收容所不需要后来被拉索称做“无拘无束的、自由自在的雅皮士”的人在街道上开展工作。
在杰罗姆最开始接近他的时候，拉索就可以直接走开了。这样做的话，他就遵守了关于越权服务的规章制度。他却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做了一些更困难、更令人钦佩的事情。他用了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伴杰罗姆，同时尽其所能地试图在杰罗姆的明确而紧迫的需要和他自己对阿姆斯中心的清清楚楚的责任之间做出权衡。最后，拉索实践了领导之道——他为了能够试着去帮助杰罗姆而变通了中心的规则，但由于可能给中心带来的危险，他并没有打破它们。较之于盲目地墨守成规，或是为杰罗姆出头，做出一些英雄主义而危险的举动，拉索更乐于接受一个困难的灰色地带的挑战。
拉索面对的两难困境是我们研究过的最富挑战性的一个。例如，弗兰克·泰勒在新服务器上的麻烦关系到的是金钱，是一笔大生意，是办公室里的政治。摆在泰勒面前的最糟的结果，顶多不过是他的年终奖金减少。相反，杰罗姆的问题可能是生死攸关的。
评判伦理行为，最好能像奥运会上裁判跳水比赛那样，对于人们真正做到了什么，参考他们面对的难度系数是非常重要的。拉索的情形就是一套复杂的高台跳水——他是一个经验很少的志愿者，他只能争取到一点点时间。他遇到的是一个惯于在街头生存的男孩，他所处的环境是黑暗而恐怖的，而他必须保护阿姆斯中心的名声。拉索如果最开始忽略了杰罗姆的话，就可能犯下一个策略性错误，而倘若他跟着杰罗姆走出地铁，犯的就是另一个策略性错误了。
不幸的是。尽管经过了审慎的权衡，拉索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还是不能满意。在几年的时间里，他都为没能更多地帮助杰罗姆感到遗憾——完全不考虑这样做的难度系数或其他的借口。
然而，拉索的确表现出了真正的领导风范。
严肃地对待规则
当沉静型领导者遇到复杂的伦理困境的时候，他们遵循两个准则。其一告诉他们要严肃地对待规则，就像拉索所做的那样。另一个则告诉他们要充满创造性和想像力地找出办法．既遵循规则的内在精神，同时又对其加以变通。
拉索是一个严肃的、有思想的、遵纪守法的公民。他参加过阿姆斯中心的培训项目，在两年的志愿者生涯中，严格地遵循其规章制度和各项准则。在他与杰罗姆相处的整个过程中，阿姆斯中心关于不许越权服务的规章制度一直萦绕心头。他理解这项规则的理由——对特殊训练的要求，以及自作主张的越权服务会给中心以及志愿者本人带来的后果。要观察拉索是多么深刻地理解了不许越权服务的规则这一点，或许最明显的迹象是他最终决定不去打破规则。
坚信法律和规则是让人们去理解、去尊重、去遵守的这一信念，就能把有责任心的人和沉静型领导者，与未成年酗酒者和白领骗子清楚地区分开来。在藐视法律者看来，法律和规则不过是需要扫到一边去的蜘蛛网罢了。而沉静型领导者遵纪守法却是因为他们强烈的伦理意识。
在一个民主国度中，法律反应的是人民的愿望和社会的传统。而当人们加入组织的时候，他们默认或明确地表示同意遵守它的规章和政策。
我们讨论过的所有沉静型领导者都非常严肃地对待规则。丽贝卡·奥尔森在处理对理查德·米勒的指控时遵守了规则——她咨询了几个律师。来确定医院对他应尽的义务——尽管她心里强烈的念头是直接开除掉米勒。艾略特·柯特兹相信他的公司在出售处方药物时钻联邦法律空子的做法是错误的。吉尔·马修斯上尉之所以感到愤怒则是因为那些检查员们漫不经心地、毫无顾忌地藐视了规则。
沉静型领导者可能会愿意变通规则，但往往在公然违反规则之前罢手，这当中第二个让人信服的理由是：他们对自己的个人利益非常在意。触犯法律会带来罚金之惩、牢狱之灾、身败名裂之虞，会成为当地媒体的口诛笔伐之的。违背组织的政策会给事业带来负面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弗兰克·泰勒对于违反与旧版网络连接的禁令会相当犹豫：他认为其他的销售代理会以此来攻击他。艾略特·柯特兹担心的则是如果他的公司被发现在耍花招的话，他的职业生涯就会因为教指控不当出售药品而毁于一旦。当沉静型领导者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会严肃地对待规则，以维护他们的声誉、人际网络(人缘)和事业的前途。
在绝大多数时候，有责任心的人只要能够严肃地对待规则就够了。但是在复杂的情况下．教条地遵守规则可能反倒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甚至会导致不幸的结果。因此，沉静而有德的领导者——像尼克·拉索一样——在严肃对待规则的同时，努力地寻找转圜的空间。
寻找转圜空间
沉静型领导者认为，规则制定出来不是为了让人打破的。他们对“打破规则”的概念看得很清楚：这是一个不合伦理的、目光短浅的处理严肃问题的方法。但是，他们同样知道循规蹈矩有时会导致痛苦的两难局面和有害的结果。于是．沉静型领导者努力去寻找或创造一些转圜的空间，但他们的行为还是控制在规则约束的范围之中。换句话说，他们严肃地对待规则．但他们同样寻找转圜空间。
沉静型领导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深知生活中很少会出现鲜明极端的、是非分明的挑战和问题。尼克·拉索既不打算放弃杰罗姆，也不想违反阿姆斯中心的制度。他知道这二者都是严肃的义务。他不想因为很好地履行其中的一个而放弃另一个。因此，他只是与杰罗姆谈话，请他吃了些东西，并且和他一起乘坐地铁而已。
什么是越权服务?在他遇到杰罗姆的时候，拉索正在返回中心的路上。而不是有意寻找那些需要庇护所的孩子。而且不是拉索主动接近杰罗姆，是杰罗姆主动接近他。的确。拉索可以让杰罗姆走开。但他在和杰罗姆谈话、给他一顿饭吃的时候．只是想弄清楚怎么回事。在这样一个深夜．遇到一个上来搭讪的男孩，拉索的反应与很多人是一样的。他没有戴着他的“志愿者帽”，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计划要把杰罗姆带回阿姆斯中心。
此外，阿姆斯中心本来就是家帮助13—19岁青少年的机构．而它禁止越权服务的政策也是针对这个范围说的。在杰罗姆声称自己14岁的时候，他看上去更像是1l岁。因此，对杰罗姆来讲，严格地说．禁止越权服务的政策，以及它背后的推理恐怕并不适用。例如，这一政策旨在保护志愿者不受暴力威胁，而杰罗姆年纪还小。他看起来对拉索不构成任何威胁。
这些看起来好像是诡辩或者钻空子的说法，但它们却指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禁止越权服务的规则只不过是阿姆斯中心在3年前提出的一个要求，用来避免一些特定的麻烦。它可不是“十诫”中的一条，也不是美国宪法的一章；它不是一条州立或市政的法律；而且它表述的也不是一个像讲真话或者尊重他人权利那样的基本道德原则。它是一个笼统的禁令，一个对于复杂世界的粗糙的契约。这条规则很有可能在将来被修改或精炼，原因恰恰是为了适用于拉索遇到的这种情况。
此外，如果拉索忽视了杰罗姆主动接近的举动的话，他恐怕就违反了阿姆斯中心的另一条重要政策。该中心只有在把青少年送到市立的福利机构时才会“放弃”他们——这正是拉索刚刚执行的一项任务。尽管这种做法把青少年交托给公共机构监管，该中心将这一策略视为最后的选择或者失败的标志。换句话说，一旦该中心与某个青少年有了关系，它会竭尽所能去帮助他。难道拉索对杰罗姆不是这样做的吗?与杰罗姆谈话，跟他一起乘坐地铁，他遵循的难道不正是阿姆斯中心的根本使命，而不是一个制定了没多长时间的、未经考验的、内部的规章制度吗?
在这种情形中，哪个是更重要的呢?
但是，如果他和杰罗姆一起下了地铁又会怎么样呢?在这一点上，拉索对于如何帮助杰罗姆离开街头考虑得很清楚。跟他一起去纽约港务局公共汽车总站，并且试图劝说他去阿姆斯中心本来就是过于自作主张的越权服务。此外，那个带刀旅客的插曲向拉索证明，禁止越权服务的政策是有道理的。当志愿者违反规则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陷入真正的危险，同时危及阿姆斯中心的声誉和前途。
所以拉索适可而止。他认为与杰罗姆交谈，给他买顿晚饭，和他一起乘坐地铁只是对规则的变通，但是如果跟他一起走出地铁就是违反规则了。那么他是不是应该做的更少一些呢?他能不能做的更多一些呢?即便我们反省整件事情，这些问题也得不到确切的回答。像我们看到的一样，拉索一直认为他应该做更多的事，但是如果他这样做了，其结果不得而知。在扑朔迷离、变幻莫测的环境中，追根究底想得出最后结论的做法会徒劳无功。真正的关键在于审慎地对相互冲突的责任进行权衡。在极其棘手的情况下，尼克·拉索为此付出了努力。在这样一次要求严格的领导考验中，他表现得非常出色。
像拉索一样，沉静型领导者并不打算在两难的选择中钻牛角尖。他们长时间地努力寻找履行他们所有义务和使命的途径，而不是在他们之间做出艰难的取台。与其直接面对两难的境地。他们更喜欢用创造力和想像力来迂回前进。弗兰克·泰勒避免在满足他的客户的要求和遵循“双赢”的政策之间做出选择，正是采取了这种策略。同样，加略特·威廉姆斯在寻找既能公平地对待他的员工，又能满足他上司对于迅速打一个翻身仗的要求的时候，也是用的这种方法。
人们在感到压力的时候，自然的倾向是抓住他们能找到的任何安全的保障，而完全彻底地遵守规则往往给人以安全感。像拉索这样的做法需要真正的勇敢和果决。他把自己对于中心应尽的所有责任都看得很重，但他并没有回避作为一个关心他人的人的义务。
创业者式的伦理学
绝大多数时间里，遵循本章中提出的两条准则的第一条是不会出错的。严肃地对待规则往往是安全、明智和负责任的做法。如果大多数人不是常常这样做的话，火车就会经常晚点，社会就会四分五裂。然而在困境中，这两条原则都很重要。只遵循其中的某一条都可能导致严重的问题。
可能导致的问题之一，是由于过分重视规则而逃避责任。只说一句“这些都是规矩，而我必须遵守它们”可以成为逃避责任的手段。只有那些戴着绿色眼罩的道学家们才会把道德看成是一张写满了“做什么，不做什么”的清单。这看上去可能很负责任，但有的时候恰恰相反。
在有些情况下，正如法国道德学家德·拉·罗希夫格公爵所说：“我们只是由于懒惰和怯懦而坚守我们的责任，我们的道德却因此得到了称颂。”
对沉静型领导者来说，严肃地对待规则并不意味着对它们逐字逐句教条地遵循。在复杂的情况下，沉静型领导者发挥主动性，相信自己的创造力，努力创建转圜变通的空间。他们处理伦理问题的时候，扮演的是创业者而不是办事员的角色。
这种创业者式的做法往往会带来相当大的回报。这一部分是因为人类的想像力丰富得让人惊讶。人类能通道多种不同途径观察问题的天赋是人类的一种珍贵的才能。玛沙·纳斯波姆对亚里斯多德的理论研究颇具天赋，她写道：“道德知识·…一并不仅仅是理性地掌握一个命题，甚至不仅仅是理性地掌握特定的事实，而是一种洞察力。它是用一种高度清醒和非常负责的方式来看待复杂的、具体的现实，它是用想像力和感觉来领会理解事实的真相。”沉静型领导者处理问题的时候，抱持的信念是从现实出发的创造力，往往可以为负责任的行为创造出新的可能性。
当然，想像力不可能创造出奇迹来。在伍迪·艾伦的一部电影中，他描写“坐在一家咖啡馆里，试图说服一位沮丧的朋友对于一篇说他是个‘无论如何都完全没有前途的剧作家’的评论”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的解读。有时候事情的确是黑白分明，不得不做出抉择的。有时我们只能遵循一种信念或是担当一种责任，把其他的放在一边。但是，沉静型领导者在陷入绝境以前，都会一直强有力地、创造性地寻找尽到所有义务的途径。
想像力往往会带来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事情都会比最开始看上去更加多层化、更加错综复杂。例如，当弗兰克·泰勒深入钻研他的问题时，他意识到判定将一个电脑“连接”到一个网络上有许多不同的方式。这并不是因为他处事轻率、反复无常，而是事实上对于被计算机专家称为“连接”的概念，本来就没有标准的、板上钉钉的判定。泰勒的分析和探索揭示了问题的复杂性，而这给了他更多的机会去创造变通的方法。事实上，泰勒最后解决问题的途径——给那家法律事务所安装归为“试验”的新型服务器——本身就是一个有创意的、在他公司规章制度范围内有所变通的方法。如果没有这个极富想象力的转折，泰勒恐怕要么就是打破公司禁止与旧版网络连接的制度，要么就会使公司失去一笔重要得生意了。换句话说，转圜腾挪的空间并不是什么噱头而已，它反应的正是现实。如果仔细认真地研究地研究世界的复杂性，就往往能够找出转圜得余地。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棘手的问题，有创造性地、技巧的解决方法常常颇有成效的原因所在。
但是单纯地遵循第二条准则，寻求转圜腾挪的空间，本身就带有危险性。这就是为什么第一条准则——非常严肃地对待规则——不可或缺。想象力是需要一定限制的，而法律和规章提供了这种限制。想想看，一个银行劫匪走向一名收银员，拿出一个装满食用油的小瓶，声称它是真正的硝化甘油炸药，能够炸毁银行，然后索要现金抽屉里装的钱。这样做可能非常聪明，但是它告诉我们如果想像力和聪明毫无规则约束的话会出现什么局面。
正如机械地遵守规则一样，打破规则是很容易的脱身之道。反之，变通规则却是艰难的工作。它需要在法律、规章和普遍的道德习俗约束的范围内发挥出创造性。它需要的不仅仅是纪律和控制，还有灵活性和想像力。最后，它还需要一种信念——相信艰难地、审慎地判断相互冲突的责任具有非常长远的意义。
拉索一直不知道杰罗姆发生了什么事。或许他那天晚上就遇到了麻烦，或许他安然无恙，或许拉索对杰罗姆表现出来的关心和同情使他更情愿去收容所，或者寻求其他的帮助。细微事情的最终结果往往是模糊不清的。这样看来，它们就像书信一样，爱米莉·狄金森曾经这样形容过——人们深思熟虑地写信，小心仔细地填上地址，投送到信箱里去，但是就再没有人知道它们有没有被收到，有没有被读到了。
领导之道与聪明机巧
这种处理伦理问题的方式与我们心目中关于领导的标准形象全然不同。我们更喜欢那些明确而强悍地维护自己的价值观的领导者。我们把机巧、复杂、利用漏洞和转圜腾挪与可疑暖昧的人物性格联系起来，而不是真正的楷模。像其他许多政客一样，罗新·佩罗在他的总统竞选中就利用了这种情绪。他最喜欢说的有一句话是“瞧，这很简单”，接着他会把一些长期的、复杂的国计民生问题，比做他的轿车或一条老狗。
更好的一句格言来自艾尔伯特·爱因斯坦。他说：“所有的事情都应该超简化越好，但不要过于简化了”。沉静型领导者并不是随随便便地变通规则，他们也不会把聪明机巧和转圜手段当成处理问题的理想方法。但是，有些时候，情况的复杂性让他们别无选择。深入地钻研得不出结果，而他们也无法争取到更多的时间。他们遇到的情况，正如拉索在“地狱厨房”看到杰罗姆向他走来时一样。
因此他们想方设法变通规则而不是打破它们。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尽力地解决复杂的情况，而不是走捷径绕道而行。他们的目的不是逃避责任，而是寻求一种务实可行的方法来尽到他们所有的责任。对于伦理上的两难境地，一种有想像力的、创业者式的方法往往能够帮助人们避免心痛如割的抉择，使他们能够实现所有他们珍而重之的信念。